刘剑梅：毛泽东不高兴

tuffy05

余华在《纽约时报》有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会很生气》，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用幽默调侃的语调讲毛泽东时代非常重视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比如文革时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封建的污泥浊水又统统回流了，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时代深恶痛绝的封建迷信如看风水等，居然成了现在政府官员处理民众拆迁问题的一大“法宝”。

　　中国女性地位比建国初期下降

　　毛泽东时代的破四旧太激烈，把传统中一些有价值的文化也破坏了，这是事实，但同时它也去掉了一些封建糟粕，如迷信、男权的大家长制等，这也是事实。我一直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最大好处，就是女性解放，女性成了“半边天”，女人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把“三从四德”“三妻四妾”等垃圾铲除了，这对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中国女性其实是福音。不过，就像余华所说的，这些传统的封建思想现在正在复活，在我看来，最糟糕的是传统男权主义的回流。在男权横行的当下世界，我们到处看到无数已让人见怪不怪的“二奶”“小三”“四五房”等现象，这些现象美其名曰是追求所谓“真爱”，其实还不是男性向往的所谓“齐人之福”和“三妻四妾”的变相形式而已？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最受到伤害的其实是已经年老色衰的“糟糠之妻”。

　　去年在美国跟朋友们讨论是否要“海归”的问题，美籍华裔的男性朋友个个跃跃欲试，而女性朋友则坚决反对。后来我的先生海归北京后，我也落户香港，得以近距离观察香港和大陆的文化，才逐渐明白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对是否要海归的选择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以我在美国生活23年的经验，我可以说女性在美国是幸福的，个人情感得到充分的尊重，这跟美国的“女性优先”传统早已根深蒂固有关，其结果就是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相对稳定得多。而在中国，女性的地位却比建国初期下降得很多。比如现在中国国内，女性一过30岁还嫁不出去就被讥讽为“剩女”，而且社会上总是把嫁不出去的理由推到“剩女”身上，仿佛是因为她过于挑剔咎由自取的结果。工作面试时，年龄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资格”，年纪大一点就被淘汰；而在美国，女性绝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而烦恼，在工作面试时年龄绝对是一个禁区，一个不可以随便触及的隐私。

　　就说“二奶”和“小三”的问题，在美国的环境里，家庭观念其实还保留了清教徒的传统，比较保守，“通奸罪”是一件“大事”；可是回到中国，发现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到处都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怪不得“海归”男士都非常喜欢回到中国，因为那里有的是年轻貌美的女郎愿意投怀送抱，男士在这种环境中是非常“受宠的”。

　　连老实巴交的喜旺也变质了

　　记得在电影《李双双》中，妇女队长李双双的女性主体性非常强，从政治思想上看，她比丈夫积极，一心为集体为国家，她绝对不怕“夫权”，敢于反抗，敢于争取在家庭中和在社会中的平等权利，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李双双不愧是社会主义时期女性主义的代表。有封建男权意识的丈夫喜旺和她“斗”，故意跑到城里干活，想杀一杀她的锐气。可是，革命时期的婚姻是有党管着的，喜旺绝对没有胆量去触犯“生活作风问题”来报复她，在影片中李双双的腰板还是很硬的，因为有社会撑腰。可是这个时代过去了。如果李双双生活在我们今天，她一定会很生气，因为此时绝对是另一番景象了：她的主体性虽强，但无可奈何。一旦争气，只会再次把她的丈夫气跑，跑到哪里？只能跑去包二奶，养私生子。李双双最后大概也只有两条路：一是选择离婚，二是选择隐忍。选择离婚的女子，在当代中国的路也几乎被堵死了，连剩女都嫁不出去，何况妇人李双双乎？估计她也只能像《蜗居》中的大老婆选择隐忍，即忍气吞声，眼泪往肚子里咽。

　　当代商品社会中的广告也常常以“如何留住老公的心”来招揽生意，搞得女性心思混乱，天天总想着怎样才能把自己“整容”成一个老公眼里的“完美女性”，就跟好莱坞电影“Stepford Wives”中的完美太太一样，外表虽然很美，可是就像机器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也没有真正的有尊严的生活。总之，在这个封建男权主义回流的时代，连老实巴交的喜旺也变质，李双双们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不好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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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王德威：我看刘剑梅的写作

　　1992年秋天，刘剑梅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开始博士课程。在我第一印象里，剑梅眉清目秀，举止从容；个头虽小，但人如其名，自有一股蓄势待发的锐气。哥大东亚系甄选学生一向严格，剑梅能够脱颖而出，凭的是她在北大以及科罗拉多大学硕士班的专业训练。难得的是，她从不视过去的科班训练为当然，反而有一切从头来起的决心。她对学问的热诚，还有对人文世界的关照，与一般挟西学或中学以自重的年轻学者，颇有不同。直到剑梅入学以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刘再复先生——这果然是家学渊源了。
　　
　　剑梅在哥大五年，埋头苦干，得到博士学位后赴马里兰大学任教，而且在去年一举得到终身俸。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但作为剑梅的指导教授，我看得到她这些年来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一步一脚印，走得辛苦却也踏实。与此同时，她又为人妻，为人母，能有今天的成绩，得来实在不易。
　　
　　剑梅的专长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关系的互动。她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英文专书，写的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上世纪３０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在天安门事件后，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性特征；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然而剑梅的兴趣不能为美国的学院文化所限制。以她的训练，很可能追随时新理论或话题，随风起舞一番。这些年与她背景类似的学者，有多少成了后殖民、新左派，中国美国，一鱼两吃，不亦乐乎。剑梅反而沉潜下来，专心自己的学问。行有余力，她由中国文学放眼世界文学艺术，由学院角度体验日常生活，发为文章——尤其是中文文章，平实亲切，却往往透露她不愿随俗的坚持。
　　这些文章的部分结集成为《狂欢的女神》。这本文集分为六辑，在其中剑梅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电影、艺术的得失；反思女性学者／作者的生活境况；评论国际社会的人文、政治话题；抒写个人阅读的感怀；还有与父亲刘再复就多种议题进行的对话。这些文章常因时因地而作，体例虽有不同，但热切的情怀始终如一。辑一“狂欢的女神”写中西女性艺术家的欲望与想象，挫折与成就，最见剑梅的用心。从英国小说家伍尔芙到墨西哥画家费丽达，从越南、纽西兰导演崔明霞、坎皮恩到华文作家朱天文、李碧华，剑梅探勘这些女性艺术工作者如何运用不同形式，诉说一已的心事，也如何以惊世的才华，开启了女性创作的典范。而她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艰难，也就更令人怵目惊心。剑梅阅读、思索这些艺术家的生平与创作，充满无限敬意。但女神狂欢的代价几何?芽同为女性，她对自己的创作位置，想来也不能无所感吧。
　　
　　由此，辑二剑梅的“自说心事”形成强烈对比。她对学问与家庭的两难，女性生育和书写的模拟，有相当直率的告白。比起那些“狂欢的女神”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剑梅的问题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惟其平白如此，她反而点明了性别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女性议题尽管能用繁复的修辞包装话题。但生命和生活最基本最琐碎的取舍，总有让人无言以对的时刻。
　　
　　《狂欢的女神》洋溢一位女性学者特有的憧憬和感触。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响剑梅创作及问学最重要的源头是位男性，即父亲刘再复先生。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曾启发了一代大陆学界青年，远走海外后也依然著述不辍。但有女承袭衣钵，应该算是平生一大快事。《狂欢的女神》的问世其实得力刘再复的编辑。展读书中的这对父女间的文字来往，有亲情的深深眷恋，也有学问的彼此支持，而我更好奇父亲的影子对我们的“女神”有多大的影响?芽父女有关性别间的辩证未来依然是值得开拓的方向。
　　
　　作为女性书写者，剑梅向往“液态写作”、“水上书写”的可能。张爱玲“流言”式的写作策略，显然启发了她。但我以为剑梅不必以此自限。女性的书写可以形成流言絮语，也可以发为金石之声。女神之所以能够狂欢，因为有更大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信心。
　　
　　剑梅一向谦虚，然而人如其名，她总似在默默磨洗一股剑气。剑梅的学术和文学事业正在开启阶段。未来成绩的精益求精，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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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梅：我在美国的教学生涯

(一)

一九九八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到马里兰大学的东欧及亚洲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在哥大毕业之前，我还到旧金山州立大学外语系担任讲师一年，这样算起来，我已有七年的教学经验了。

走出哥大进入马大的这一年，差不多是我的“ “三十而立”之年。站立在学生面前，我固然感到自豪，但也感到沉重。马大是研究性大学，要求教师在六年之内至少要有一本学术著作出版，才能得到终身教职，但教学又是自己的真正职业，这就意味着一站立起来就得“ “双肩挑””。七年来，就这样，研究性写作，教学，加上后来生了孩子，这三重工作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我常对父母诉苦说：我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啊，快得忧郁症了。我明明知道，美国的职称评定带有机械性，如果英文学术著作不能及时出版，就拿不到“ “铁饭碗””，过不了“ “终身教职””这一关，因此应当把精力放在对付“ “研究””这座大山，可是，脑子虽然明白，心灵却加以拒绝。“首先得把书教好，当个好老师”，这是心灵的绝对命令，这就是“ “职业良心””吧。大约是这个绝对命令，所以多年来我总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把心思首先放在教学上，今天所以愿意和同行朋友们谈论教学，也是因为多年的心思似乎也化作一点心得。

（二）

我在哥大读的是东亚系，博士导师是王德威教授，学习的重心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到马大后教的主要课目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包括中国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电影。走到大洋彼岸，用英文授课，还是离不开故乡故园的方块字。只是在中国的讲台上，要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句，可以脱口而出，而在美国课堂，则必须用诗意的英语表述，这种语言转换非常困难。目前来自大陆又进入美国东亚系讲坛的同行们，大多数在国内是大学外语系出身，而我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英语的感觉和转换能力，自然不如他们。在乌龟与兔子的竞赛中，我总是充当乌龟的角色，在教学上其实也是如此，显得特别笨重，特别费力。

而我觉得真正困难的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美国学生对“ “人文””特别是对中国人文的兴趣问题。到美国之后，尤其是深入美国社会之后，才知道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文化理念﹑文化规范﹑文化心理确有很大的差别。就说文化心理吧，进入学校的中国青年学生，听老师的道德“ “说教””与人文“ “说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吧。中国的教学结构，自古到今就有三维，即德育﹑智育﹑体育，而美国（不论是中学或大学）则只有二维，即只有智育和体育，（教会学校例外）。这种结构再加上杜威实用主义理念在美国的影响，学生的接受心理就更难以承受“ “说教””了。其实，不仅是学生，哪怕是学校的领导人和一些教授，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培养学生的“ “职业技能””或谋生手段作为教育的第一目的，而不是把提高学生的整体生命素质（包括理想追求﹑人文精神﹑历史眼光﹑道德素养﹑良知体系﹑审美能力﹑生活态度﹑人格水平等）作为第一目的。读书就是为了谋取一个饭碗，这已是天经地义。至于孔夫子所说的教育是让学生“ “学为人””﹑培养优秀人性等等，似乎离美国很远。据一些老教授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一段时间也挺重视道德教育﹑人文教育，我没有研究这段教育史，不能确证此事。但我看到的现状却是，美国教育中的实用主义理念越来越普遍。我的教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学生对文学艺术乃至对人文精神缺少基本的认识的兴趣。

马里兰大学设立“ “东欧及亚洲语言文学系””，当然也希望从这里能走出东欧研究和亚洲研究的专家，但更多的是着眼于给现在各系的学生作必修课和选修课之用，以增加他们的异质文化知识。可是，我见到的学生，他们开始时几乎都只是想到这个偏远的文化课拿点学分，即使学了东欧和亚洲的某种语言和某种人文知识，也只是为了以后多一个谋取职业的门道而已。本来有几个学生（包括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学生）还想选择“ “文学道路””，但后来看到美国的文科毕业生不仅难以找到工作，而且即使找到了工作薪水也很低，便赶紧从文学路上“ “逃亡””了。面对这种境况和心态，我意识到，对于我的学生最重要的首先是不仅“ “身””要进入课堂，而且“ “心””也要进入课堂。倘若心不在焉，我讲得再认真也没有用。因此，每次开学，我都要进行一番让学生不知道是说教的说教。这就是要说一些重视人文的真道理。

我警告他们，如果一个年青人，在大学里深造了四年，走出学校大门时，却全然不知人生的根本，或不知一个“ “完整的人””是什么意思，那么，他的四年学习，基本上是失败的，至少失败了一大半。我常常引用我父亲刘再复在香港的一次题为“ “教育﹑美育与人的生命质量””的演讲稿来说服他们。我父亲认为，我们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 “生存技能” (surviving skill)，而是要提高“ “生命质量” ” (life quality)。也就是说要培养学生了解生存的意义与人生的根本，从而确定人的灵魂维度。他引用史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所阐述的观念，说明人的建设的关键是灵魂的建设，即人文维度与灵魂维度的确立。“ “如果只有知识和技能，那么人还是平面的，只有长度和宽度；人类知识愈来愈多，宽度和长度增长了，但是缺少一个东西，即缺少第三维度，这第三维度就是人文维度；只有具备了第三维度，人才有深度，生命才是立体的。生命质量就是要求人要具有内在深度，具有完整的立体的生命。”

我于是告诉学生，人与人的差别最根本的就是生命质量的差别。一个完整的人，或者说一个立体的人，光有长度和宽度是不够的，即光有知识﹑有技术是不够的，只有当他同时也拥有深度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学理工﹑学自然科学的人，只有当他同时也拥有人本关怀﹑人文素质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健康的﹑丰富的﹑完整的生命存在。 我还告诉他们，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学生，光到学校进行头脑的训练是不够的，还要有心灵的培育。优秀的心灵使头脑获得方向，使头脑的产品获得真价值。任何技术，都有双面性，原子能可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我甚至还得和他们讲讲“ “幸福观””，因为他们大多抱着“ “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我跟他们说，一个没有音乐耳朵﹑没有审美眼睛﹑没有文学感觉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很可能一辈子只是一个机器的附件或一台计算机的附件。当然我在进行这种说教时，要讲些故事，要举些生动的例子。经过多年来的教书生涯，我确信这番说教，乃是教学的前提，的确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人文兴趣，并非白费口舌。美国人讲究实用主义，我一上课偏偏要挑战一下杜威先生的这个覆盖美国的主义，偏偏要讲文学艺术的“无用之用”的大道理。这一挑战，如果用禅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给入门的学生先来一“ “棒喝””，叫你别太实用，叫你好好听我讲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三）

正因为东西方文化观念﹑文化规范﹑文化心理存在着巨大差距，所以西方的学生学习中国文学也就不那么容易。有的课文，对于中国学生极容易理解，对美国学生却不那么容易理解。选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大学本科生大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有的学生甚至连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区别都茫茫然，有的美籍华裔学生对中国文化虽然稍有一点认识，但讲来讲去，似乎也只知道打入好莱坞的成龙﹑李连杰和拍《藏龙卧虎》的李安。面对这样一群学生，我有时真是感到头痛，不知从何教起，不知如何引导他们在短短的一个学期之内了解二十世纪中国丰富的文学和文化。面对他们，我常常想起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说实在的，他们实在是太“ “轻”了，整天沉浸在大众娱乐文化中，吃麦当劳，看球赛，留恋好莱坞电影，被商品社会层层包围，相比之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 “重””得让他们无法承受，无法理解。我在《亚洲周刊》的专栏中，曾写了一篇论“ “轻””与“ “重””的文章，当时就是从教学中引发出的感慨：

“ “在美国校园里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学时，我发现美国学生并不缺少轻的兴趣，他们其实犯的都是‵失重′的毛病。经过了后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的洗礼，我的学生大多只懂得欣赏‵轻′的﹑幽默的﹑好玩的东西，十分惧怕沉重感。偏偏我所教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承担了大量的历史和民族的苦难，让学生们大大叫苦，而我也常常苦于找不到与他们对话的途径。偶尔在课上放一两部中国影片，他们也嫌太沉重了。学生们的这种失重感揭示了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向，正如詹姆逊在他的《文化转向》一书所论述的，如果说现代性还拥有崇高的美学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则完全抛弃了崇高，抛弃了美的自律状态，转而推崇美所带来的快感和满足。”

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批评学生们沉浸于“ “轻””的可怕，激发他们走出消费文化，走出快餐文化，走出享乐文化，感受一下“ “重””的真实感，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从而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也获得一种反思与观照的能力。

面对美国学生的文化心理和实际水平，我认为教学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场合，即产生文学作品的语境。我以前在大学里选修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时，老师一上来就进行本文批评，似乎从没有一个“ “文学史””的概念。西方文学批评很重视文本的分析，这是好的，但如果太执着﹑太过分，就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形式结构，不知精神内涵。特别是对于美国学生，他们对中国本来就很陌生，讲起中国文学作品，如果不知道语境，就会陷入结构分析的陷阱之中，如坠烟雾。意识到这一点，我这些年便有意识地挑战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时髦的教学法，有意把语境看得比语言还更重要。无论是讲中国文学还是讲中国电影，都充分地讲清时代，讲清中国的具体历史场合。例如我常从晚清的梁启超讲起，从小说革命讲起，让学生明白为什么中国文学被提高到国家话语的高度，成了拯救国家﹑改造国民的工具？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走不出“ “感时忧国””的情怀? 为什么现实主义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表现形式？又比如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就首先要讲中国历史的漫长，传统包袱的沉重（和美国完全不同），保守力量的根深蒂固。由于中国黑暗的特别浓厚和民族劣根性的特别顽固，启蒙者就不得不采取“ “矫枉过正””的策略。如鲁迅所言，本意只想让主人开窗户，可是主人太保守又太刁顽，只好威胁说，如果你不开窗就掀掉你的房子，这主人才肯折中地开了窗子。历史场合讲清了，才能说明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激烈，才能说明鲁迅说中国文化传统的“ “吃人””是什么意思，也让美国学生不会因为读了《狂人日记》之后误以为中国文化乃是血淋淋的血腥文化。我记得在课上曾有过几个美国学生问我，是否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野蛮的“ “吃人””事件。经过我的解释后，他们才明白，鲁迅所说的“ “吃人””是一种文化隐喻，是五四新文化对封建文化的隐喻式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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