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庚：陶铸在一九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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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3年至1937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抗战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认为，陶铸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长期在地方工作，与刘少奇、邓小平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陶铸敢讲话，用他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以贯彻自己的思想。
　　陶铸履新后，毛泽东把许多重要权力交给了他。他分管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出版总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同时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不但分管的范围广，权力大，而且分管的部门，多为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波及的文化、教育、理论、宣传部门。
　　1966年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4日抵京后，便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性格的政治环境，身不由己地被推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陶铸进京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配发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于是，全国各地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就掀起以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状态。
　　在中共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严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还正在全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中央便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协助学校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然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康生以及“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等人却主张不派工作组，认为派工作组只能支持右派。对此，双方僵持不下。在这个问题上，陶铸是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认为派工作组对正确引导运动有利。毛泽东的本意是不赞成派工作组，见陶铸也主张派工作组，便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陶铸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们认为，陶铸一到中央就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是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后来，众所周知，派工作组的问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刘小奇、邓小平的“一大罪状”。
　　1966年6月下旬之后的一段时间，北京一些高校屡屡发生了工作组与造反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江青、陈伯达、康生则趁机在学生中进行挑拨，并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而在如何看待和处理工作组和学生对立的这些事件的问题上，陶铸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观点保持一致。陶铸还指示他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写一篇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认为陶铸这是和刘、邓一起镇压学生。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同时又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的顾问。陶铸这个“顾问”，实际地位和权力都大于其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陈伯达。“中央文革”是负责指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枢，而这场运动的重点恰恰都是陶铸所分管的部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明显下降，尤其是刘少奇从中央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在这种情势下，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上的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一定要设法补上。新华社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即把邓小平的头部移到了陈毅的身段上。不久，这次“换头术事件”即见诸传单、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此攻击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紧接着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的问题上，陶铸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陶铸并不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但他认为此举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陶铸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了两篇这方面的社论。他的这种做法遭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
　　毛泽东是坚决支持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光是学生搞不行。他曾对“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讲，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他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仅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陶铸坚持那样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二
　　1966年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动1000余名成员集体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结果被困于上海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王洪文等便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列车，造成沪宁线堵塞断交长达31个多小时。王洪文等这样做，是企图扩大事态，迫使中央妥协，以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发生在文革初期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处理这件事。周恩来、陶铸的意见，是动员赴京的“工总司”人员回上海，就地闹革命。陈伯达开始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是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已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于11月11日深夜奉命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工总司5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不然火车就不能通，他们就不肯回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和张春桥争执起来，曹打电话给陶铸，请示怎么办。陶铸明确表示：仍然要按照周总理、我、陈伯达3人先前定的意见办。
　　陈伯达却耍了滑头，跟江青一道让张春桥在“工总司”的5条要求上签了字。对此，陶铸与陈伯达、江青一直争执到毛泽东那里。
　　第二天，即11月14日，毛泽东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扩大范围的参加者有“中央文革”成员和军队的几个负责人，但常委中没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宪法念了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明显是针对陶铸的，因为陶铸说过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当然，这也是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陶铸只得作检讨。
　　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毛泽东叫陈伯达、王力搞的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在这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王力等人指责和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只得再次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陶铸还检讨自己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联。他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进而表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由陶铸直接指导的工交座谈会开得很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还搞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样，在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就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中去了。
　　1967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具体和直接针对的就是陶铸。据当时社论起草人回忆，毛泽东说：“我对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
　　三
　　王任重原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很得毛泽东的赏识，成立“中央文革”时被任命为副组长。在陶铸上调中央工作后，中央任命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但仍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之后不久，就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对立。因此，江青等人在“中央文革”内部排挤王任重。王心情不好，加上工作繁重，肝病复发，天天发低烧，便要求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去广州养病。对江青专横跋扈极为不满乃至当面顶撞的陶铸同情王任重，同意王的请求。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江青等人操纵下成立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向陶铸提出了“强烈要求”，要求他必须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如果不接见，就不走。陶铸只好答应接见他们。
　　12月30日接见时，这帮造反派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被陶铸断然拒绝。双方大吵起来，造反派们动手要揪陶铸，陶铸的警卫员就走进会场保护陶铸，于是，造反派们便一口咬定说陶铸动用军队镇压群众。江青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条“罪状”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镇压群众是原则性的错误，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青等人下决心非要打倒陶铸不可。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前几天刚与陶铸吵了架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代表时，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问题端出来，搞突然袭击。于是，陈伯达就对这帮造反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又变本加厉！你们到中南局去，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小组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还背着中央。”陈伯达进一步煽动，“你们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是给我们的支持。”
　　在接见现场，“中央文革”那几个大员，一个劲地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把造反队员的劲儿鼓得足足的。当晚，就传出了陈伯达等人讲话的“爆炸性新闻”。
　　接见之后，造反派们当夜就兵分三路：一路聚集北京的红卫兵，跑到中南海围墙外面，用高音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声音震天动地；一路则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散发“打倒陶铸”的传单，说陶铸“执行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中央内部最大的保皇派”等等；一夜间，全北京都知道要打倒陶铸了；另一路人马则急急往全国各主要城市发送电文，让各地的造反派都起来打倒陶铸。于是不到两日，全国各地就都掀起了打倒陶铸的狂潮。
　　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镇压群众。陶铸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还说：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讲话之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趁机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是，原来喊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其实陶铸并不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讲话后才被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中旬就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此时距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擢升为中央第四把手才只有4个月。
　　陶铸夫人曾志（1911—1998）看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8日的讲话记录稿后说：“我不相信主席说陶铸‘不老实’，是不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见《陶铸传》，郑笑枫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毛泽东这样做是什么意思，非常难解，这也许是反问曾志：“……你说呢？”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老战友，在井冈山曾志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陶铸和曾志唯一的女儿陶斯亮在2012年4月3日给阎长贵（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后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的信中，却认可毛泽东说陶铸“不老实”这件事，她说：“……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
　　现在来看，如果那时被认为“老实”“可靠”，就成了文革的干将和打手了。
　　四
　　毛泽东在1967年1月8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实际是批准了陈伯达、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而到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的这种行为。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又批评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开一个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可是毛泽东又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
　　许多关注文革历史的人，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在“打倒陶铸”这一问题上，两次（1967年1月8日、2月10日）讲话相互矛盾。其实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是个假命题。不论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讲，还是从实际运作讲，一个“五号人物”打倒（而且是突然袭击）一个“四号人物”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文革这种极端不正常、极端扭曲的政治环境中，“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公开宣布打倒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不过是“中央文革”百分之一的错误，或许只是时间地点、方法程度问题。否则，为什么不在批评陈伯达、江青时，顺势为陶铸“正名”，让陶铸出来继续工作呢？
　　“打倒陶铸”是文革中一桩重大冤案，“四人帮”首恶的江青和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以及“党内大奸”康生，是直接的参与者、迫害者。毛泽东则偏信了江青等人对陶铸的诬陷。毫无疑问，在“打倒陶铸”这一过程中，江青等人是不折不扣的干将和急先锋。陶铸这样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不经过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也没有下达中央文件，就被蛮横地打倒了。文革之乱相，可见一斑。
　　从1967年1月8日起，陶铸被停止了一切工作。此后，造反派经常拉他出去批斗，陶铸备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次在批斗时，头上被造反派一拳打了一个肿血泡，回家后他愤慨地对夫人曾志说：“老子要是不相信共产主义，就跟他们拼了！”
　　1968年陶铸患上了胆囊癌，1969年10月被强令疏散到合肥，同年11月30日在合肥孤独地去世，死后遗体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处理。陶铸在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明志：我没有反对毛主席。
　　陶铸正直刚烈，嫉恶如仇，脾气大得很，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散文《松树的风格》长期入选中学课本，教育了几代人。陶铸诗作也好，其1969年所作《赠曾志》二首中的“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已成为名句，广为流传。


《文史精华》 2013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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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陶铸的1966不可或缺李达之死

王炯华

赵庚先生3月30日在共识网发表《陶铸在一九六六》，讲的是1966年6月1日陶铸赴京履新后事，属于1966下半年。这就是5月份，根据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排名第四，还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既表明了那个动乱年代的荒唐，也表明了毛泽东对陶铸之先褒后损、先用终弃。然而，这并不是陶铸完整的1966。他上半年呢？据笔者所知，他至少打了李达“三家村”并致李达于死地。就是说，即使陶铸的1966，情况也很复杂，在档案未解密之前，实难全面观之。
积几十年之经验，笔者有一个成见：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治国的前三十年（实际27年），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先刘（少奇）后林（彪）直到国中的一般群众，大抵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任何人是绝对清白的（当然包括笔者）。就是说，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能挨批挨斗，任何人也可能是相对意义上的打手（当然，只挨批斗、不是打手者陈寅恪、梁漱溟等稀有国宝级人物除外），何况那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1966！这年下半年，陶铸大权在手，大红大紫；接着被打倒批“臭”，最后被迫害致死。然而，他这年的上半年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他们都属于现今永州市，是山水相连的老乡。可是，党内斗争无穷期，同志下手无轻重；还有道是“老乡整老乡，两眼泪汪汪”。“文革”伊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还有王任重）就把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给整的乌呼哀哉！
本来，1966年1月，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1月16日，中南局作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陶铸作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富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月开始，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为宣传《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连续发表三篇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3月，李达指着《羊城晚报》特字号通栏大标题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直言不讳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助手提醒他说：“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我知道，我不同意！”他还补充说：“‘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情况汇报上去，引起陶铸的不快。他本人就宣传过“顶峰”，他更要紧跟毛泽东，在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他还要“再立新功”！他和王任重终于对李达下手了！
4月10日，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他一反三个月前在中南局扩大会议发放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时的态度，不屑一顾地贬损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他转递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是“大洋古”的信息：“毛主席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接下来，他便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中共湖北省委迅速派出以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武大，很快整理、打印《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中共中央。
5月上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又一次讲话说：“北京日报揭露以后，新的开头从这里开始，比57年要大，意义深远得多，要拿一定力量来搞，是百年大计，可以抽力量。”他强调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12日，他在会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期间，陶铸虽然也说“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6月1日，中央人民广东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武大党委书记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
中共湖北省委7月17日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7月27日，该部八处呈送中央书记处，8月1日，常务书记陶铸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他用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心中有数，同日照批照转：“即送任重同志”。但李达仍然被断医停药（自宣布他为“三家村”头目受批斗后，就停止了他的公费医疗，他要求自费治疗用药也未获准），直到他弥留之际的8月22日早上，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由此可见，陶铸的1966至少不可或缺李达被迫害致死这件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9d4abc0101tnn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