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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日前发声明表示，傅萍回忆录涉嫌歪曲历史，使国家形象受到损害，校方将保留追究的权利。早在今年2月，方舟子就一度质疑傅萍回忆录《弯而不折》当中内容的真实性，特别是她描述文革历史的部分，像是“一部蒙骗美国读者的拙劣小说”。
真相还是谎言？傅苹回忆录引风波
著名美籍华裔女企业家、新出版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一书的作者傅苹是否为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编造了她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经历？这些经历是否有助于她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而获得美国身份？
她的批评者们如是说，其中很多同样是美籍华人。这样的指责可能会难以消除。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声称政治迫害的人已经带动了一个移民产业，有律师帮助客户制作虚假的避难申请。
有人指责傅苹在她的回忆录中编造了很多情节。她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她创立了杰魔(Geomagic)软件公司（3D系统公司正在对它进行收购），并被美国政府授予“2012年杰出美国人”(2012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奖。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网站公布的信息，傅苹在美国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担任顾问，也是全国科技女性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Women in Technology)的成员。
傅苹否认了这些谴责。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她在大学期间写了一篇关于杀害女婴的论文，她在1984年被“悄悄驱逐出境”后来到美国。但之前，她从来没有公开解释她是怎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
她在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采访时说，她保持沉默是为了保护她的第一任丈夫，后者是一名美国人，她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她说，他们两人是她住在加利福尼亚时结的婚。这显然是她第一次谈论这个问题。
“我从第一次婚姻中获得了我的绿卡，”她在电话里说。她在1986年9月1日结婚，三年后离婚。她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最近，因为网络上掀起了针对她的“抹黑”行动，并发展为现实中的骚扰，这些行动大部分是由谴责她说谎的中国人发起。她说，“他们抹黑我的名字，试图在网上曝光我女儿的名字，他们派人到上海围堵我的家人，还派人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她说，出于她无法真正理解的愤怒之情，这些指责者联系了美国的移民当局，质疑她获得的奖项和公民身份，他们还联系3D系统公司的股东，称她是一个“骗子”，警告股东不要收购杰魔公司。她的第二任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很多“恶意电邮”，她说，“我只是不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两人自此离婚。
她的未公开的第一次婚姻或许可以平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但也还有其他问题。她说，其中一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夸大事实，或是由于她和合著者、洛杉矶的梅梅·福克斯(MeiMei Fox)之间的沟通不善。
在采访中，她主动列举了一个出错的地方：“月经警察”，即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这些掌权者会通过检查女性的经期来确保她没有怀孕，这一描写广受批评。为了阻止女性使用别人的卫生巾来混过检查，他们有时会被要求用自己的手指来展示经血。由于福克斯的误解，这一段被写成使用别人的手指——这是对妇女身体的侵犯。
福克斯“写错了”，她说，“我纠正了这一部分三次，但都没有更正。”她说，妇女是用她们自己的手指来示血，但这个错误最终还是付印了。
傅苹说，总之，福克斯可能“只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些搜索，结果或许并不正确”。
傅苹说，错误主要在于使用“全部、绝无、任何”等词对事情定性，让人难以接受。她说，“她不了解中国的地理情况。”
她在回忆录的开篇写道，她在到达美国新墨西哥州后立即被一名越南裔美国人绑架，被锁在他的公寓里照顾他非常年幼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在一起离奇事故中离开了家。绑架发生地点是阿尔伯克基市，当地警察局记录办公室的女发言人称，她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记录。当被问及此事时，傅苹重复说，她没有要求立案，因为她刚从中国来，所有的警察都让她害怕，“如果没有刑事立案或记录，那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保存记录。”
她说她帮助编辑过一本名为《吴钩》的杂志，这份杂志是由她当时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该学院后来更名为苏州大学）的学生在1979年制作的。她在一封发给我的邮件中承认，她此处的叙述有误。她在邮件中写到，实际上文中所指被带到北京参加全国学生杂志作者会议的并非《吴钩》，而是另一份叫《这一代》的杂志。“这个例子能很好地证明，每个人的记忆都可能会出错，”她写道。
但网上充斥着大量来自一些中国人和美籍华人社区对她的尖刻批评，这些问题更为重要，也依然存在。“20多年了，我对中国确实没有多少了解，我实在不曾想到我写的书会引起这么多人愤怒，”她说。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民族主义观点也越来越强烈”，她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分歧进行“文明对话”显然更难了。
傅苹：澄清《弯而不折》的事实
一篇关于我的书《弯曲，不会折断》，由“福布斯”发布，并且在ForbesChina.com（这个链接是谷歌的英文翻译）上被翻译成中文。这个翻译在措辞上有几处不准确。之后，这些错误在新的发布告示中已经得到纠正。与此同时，中国的博客方舟子发布了一个故事，他质疑我的信誉。约翰•肯尼迪也在南华早报的博客中给予回应。虽然方及肯尼迪的评论正确地引用了“福布斯”文章的原始版本，但这篇原始版本所提供的信息却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他们应该以我的书（指《弯曲，不会折断》）为准。我很愿意回应他们和其他批评者的意见，这些意见来自各个网站，都攻击我的故事的真实性。
问：为什么你说你在“文革”期间被劳教？
我并没有说或写，我是被劳教，我说，我住了10年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在大学宿舍。中国儿童不会在劳教所。我也没有说我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我说毛泽东要我们向工农兵学习。
问：如果你在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大学恢复招生以后，你是如何被录取的？当时的录取率低于5%。你是个天才吗？
1972年以后，学校（应指中学）恢复（第128页）。我的学校位于南京的一个工业区边缘，那儿给我们开设少量的正规课程。我不间断地学习（页229-231）。我的家人，称我是“永远不知道熄灯的女孩。” （第231页）
至到1982年，都没有重新开设苏州大学。你怎么能在1977年上那所学校？
答：这是一个错字（第232页）。我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并于1978年被录取。我进去的时候，这所学校被称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我离开之前，它的名称后来变更为苏州大学，它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所大学。
问：在2010年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你说你看见红卫兵处决一个老师，把她的每个肢体捆绑到一个单独的马上，然后同时驱使每匹马向不同的方向运动，以肢解她的身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卸八块，用四匹马是闻所未闻的，而且实施起来将是相当困难。这是一个几百年前的传说。
答：对这一天，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是我看到了它。这是我的情感记忆。阅读方舟子的文章后，我觉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的分析比我的记忆更加合理和准确。那时我只有８岁，而且刚刚（被迫）离开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在中国，（五马分尸）是个著名的成语，我成天做恶梦。
问：你声称你惨遭轮奸。轮奸不会在中国发生。
答：强奸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这肯定是发生了。我知道这是不是一场幻觉。我有疤痕。我的身体上有伤痕。
问：在“福布斯”，你说你在苏州大学写的本科论文是关于“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溺杀女婴的做法”。你的研究得到全国性的新闻报道，然后你被判处流放的结果。
注：这是“福布斯”的编辑纠错告示已经指明：我发表了我的论文“在中国农村地区溺杀女婴”已得到纠正。
答：我的意思是我是悄然离开（中国？）。我并没有说我的研究被发表，它从来也没有出版。（只是）有人告诉我，我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研究（本书第257页）。
问：在在2005年INC杂志的文章中，您描述您的研究结果“溺杀女婴”由文汇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导致来自世界各地（对中国政府的）谴责，联合国也实行制裁。结果你被扔进了监狱。但检索当时的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关于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溺杀女婴报道。
答：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报纸社论，在1982年，呼吁性别平等。这不是一个新闻文章，也不是我写的，我不知道它和我的研究有什么关系（页253-255）。在写这本书时，我没有写关于这篇论文的事，因为我不能确定。不过，我认为这就是我读的社论（文章），因为它登在最公众和最官方报纸上。没有看过我的书的人假设我向报社提交了研究（论文），或我发表了论文，实际我在书中并没有提及此事。＊译者注，这一段傅平似乎有点前言不答后语，很难翻。
问：为什么没有人在中国知道，联合国将在1981年对中国制裁？你是怎么知道的？
A：我等待护照时，听说联合国制裁的消息。有人告诉我，联合国对这个问题感到不满。一个简单的Web搜索显示：美国的记者史蒂文W.毛思迪在1981年写了关于在中国溺杀女婴的报道。他的书于1984年出版，被称为《破碎的地球》。这一年，我正好在等我的护照。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明白我悄然离开（中国是合情合理的。还有什么比这个问题吸引更多的关注？据洛杉矶时报，，毛思迪成功地游说乔治•W•布什对中国削减联合国经费。我的经历和他的故事和时间表是一致的。
问：你说你走在校园里时，突然一个黑色的头套扔在你的头上，然后你被塞进一辆汽车逮捕了？
答：是的，是这么回事。我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也没有毕业。当局告诉我的同学：我精神崩溃。在我被释放后，我被告知，在家呆着，不许乱说乱动（书，第255页，第258-259）。我原本打算去南京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在那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
问：你说你被扣押了3天，差点被判处劳教。幸亏（当局）决定把您流放（出国）。
答：（当局）要求我悄然离开，再也不能回来（本书第258页）。
问：你（当时）并不出名，却被驱逐出境而且驱逐到美国读书。一般只有非常突出的持不同政见者才有这种待遇。为什么？
答：正如我在书中（第257-261）描述，我被告知，我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没有具体的目标。我得到了学生签证，这是通过一个家在新墨西哥大学的朋友做担保，在第258-259页，我详细介绍我的申请过程，到国外生活，最后在美国定居。
问：很多中国留学生为了能够留在美国，想了各种办法。其中一个就是编造离奇的故事：在中国面临迫害，并申请政治避难。不管你的经历多奇特，美国人仍然相信它们是真实的。
答：我并没有申请政治庇护，我被明确告知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问：根据INC，你想在苏州大学学习工程或经济，但党分配给你学习英语。
答：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在1978年的秋天（这是一个错误，在那里写做1977年第232页）。通知我被分配到苏州大学中文系。Inc.magazine进行了编辑错误，我在中国的专业是中国文学，而不是英语。（第99页）
问：“福布斯”说：你来到美国知道只知道三个英语单词的，但也有好些不同的组合：公司，请，谢谢，帮助弯折，不易断裂：你好，谢谢你，帮助; NPR：谢谢你，帮，对不起。
答：在大学里，提供了英语学习班，但不是必修课的。我之前没有学过英语。英语水平为零，就像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几个西班牙语或法语单词。当我知道我要去美国后，我开始努力学习英语。但是我到达美国时，只记得几个单词。
问：在快速公司的故事图像里，你和其他的孩子都戴着红卫兵袖章，但你声称你不是一个红卫兵。
如果你放大该图片，仔细看看，就可以发现我的手臂上没有红色条带。这张照片是70年代末，我在学校的红卫兵旗帜前面照的。我在书中写道，1972年以后，环境变得比较宽松，但我也从来没加入红卫兵。
我的一个同学也回应了方舟子的文章。在他的博客中，他所说的与我书中写的是一致的。他肯定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对方的文章提出了意见，假设方的依据是在我的书中。这当然不对。我愿意回应。
问：你没有被劳教？
答：没有。我在本书中，没有说我在劳教所呆过。
问：你没有在1977年上大学。
答：说真的，我是在1978年，这是一个错字书。
问：如何能劳改营10年之久的吗？
他问这个问题的是以方舟子先生的博客为基础。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述。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在劳教所。 “福布斯”纠正了这个错误。
问：您没有公布你的研究，而且从未出版。
答：正确;我没有公布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出版。我离开了学校。我和妈妈去学校，声称我是精神崩溃，以便我不会被发送到遥远的中国（第258页）（这是很有意思的回答，译者特将原文列在这里，以备有误。I left school; my mother and I went to the school and declared I had a mental breakdown so I would not be sent to remote China (page 258)）。你只是不知道我离开的真正原因。
我想说的是：我尊重“福布斯”，方舟子先生，和某同学（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用了一个笔名）。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言论 自由。批评不是诽谤，它是（坦诚）说话或寻求真理的一种形式。我欢迎建设性的批评。
方舟子：傅苹的回忆录是拙劣小说
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傅苹在接受采访以及她在其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关于其在中国的经历的描述中存在的一系列荒唐可笑之处：她在文革10年没有上过学而是被劳动改造、她目睹老师被红卫兵四马分尸、她在10岁时被10～12个红卫兵轮奸、在她在苏州上大学期间全体女生被学校官员每月用手指检查月经、她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杀死、她关于溺婴的毕业论文被《人民日报》报道、联合国因其论文制裁中国、她入狱三天在邓小平过问下被释放、她被驱逐出境去美国学习、她刚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等等。
傅苹写了一篇“澄清”，把这些问题归为美国媒体乱报道、翻译错误或记忆错误。我已写了两篇文章指出她的所谓“澄清”乃是狡辩和继续撒谎。我再举两个新发现的例子：
在被人指出文革期间在工厂上班是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不是惩罚后，傅苹“澄清”说她从小在工厂劳动没领工资，不是正式工作。但是其新书的宣传视频却出示了她的工作证（http://www.amazon.com/gp/mpd/permalink/m30Y16VFDBM89J ），表明她是正式上班，而且工作证的照片上她已成年。据其发小说，她中学毕业时上山下乡政策变了，家中第一个子女可以留城，她父母通过关系帮她当了工人。她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好得多。
傅苹的“澄清”承认《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过她关于中国溺婴的研究，但是她在1982年读过《人民日报》一篇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暗示这是因为她的研究而发的。中国报纸刊发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并不是奇怪的事，但是我很想看看《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能跟她的研究扯上关系的。于是我查阅了《人民日报》1982年的报纸（电子版全文），却没能找到有任何关于男女平等的社论、评论或报道。傅苹号称当年是因为《人民日报》的报道而被捕的，对如此重大的人生转折点，她总不至于记错吧，那么请问《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在哪里？难道像“四马分尸”一样，她又把做噩梦当现实了？
傅苹指责别人不看她的回忆录就做批评，其实我们批评她胡编的那些故事，在其回忆录中也都能找到。她的所谓回忆录，应该被归为虚构小说，而且是虚构得非常拙劣、蒙骗美国读者的小说。这部小说中与中国历史事实、社会常识相违背的荒唐可笑之处，比比皆是，我下面再举一些例子。
傅苹声称，她在南京出生没多久（1958年），就被父母送给在上海的姨妈抚养，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她被红卫兵赶回南京，过着地狱般的悲惨生活。傅苹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既非穷人，又非不要孩子（傅苹还有个妹妹），为何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子女送人，而且送给已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姨妈，令人不解。据傅苹的发小说，傅苹其实一直生活在南京，并没有在上海生活。从书中某些细节看，她似乎从小在南京长大。例如她在书中称自己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一个废弃的机场玩，梦想着当宇航员。在当时（60年代）上海并没有废弃的机场（何况她说她在上海是住在南京路一带），南航附近倒是有一个，即南京的明故宫机场。又如，她在书中说，她去苏州上大学，这是她去过的离南京最远的地方。她如果从小寄养上海而且像她说的因此经常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跑，就应该知道苏州只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站，不会比上海还远。
为了证明自己小时候在上海过着幸福生活，书中出示了一张她的“上海老家”的照片，是一幢很气派的有大门、有花园的三层洋楼。但是这张照片看上去是从某本老建筑资料书里找来的，而不是来自家庭相册。那个年代照相是很奢侈的事，如果要向人显摆自己住的豪宅，也是在豪宅前合影，而不是单独给豪宅来一张。傅苹却没有出示自己在这幢豪宅生活的生活照。她与其“上海妈妈”、“上海哥哥”的合影，都看不出豪宅的影子，而且衣着打扮并不豪华。
傅苹的书写道：1958～1965年她寄养在上海姨妈家，每天晚上，在纱厂上班的姨父下班回家，到门口高喊“甜心，我回家了！”，姨妈跑出来迎接他，两个人拥抱、亲吻，然后手拉手走进门……估计连美国人看到这儿都要感叹那时候的上海老夫老妻真浪漫真有爱哦。但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夫妇会过着如此肉麻的生活，已生了5个小孩还天天在小孩面前拥抱、亲吻、手拉手。
傅苹说她小时候在上海姨妈家享受着每天晚上顿顿八菜一汤四前菜的生活，其中她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蟹肉白果浇薄荷芒果酱。这些菜都是姨妈亲手做的，傅苹那时候还没去上学，在家里看着姨妈做菜。那么这一幕应该发生在1959～1964年间。那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正是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她家却能过着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是非常奢华的生活，这回做的该是美梦吧？她最喜欢的那道菜怎么看也不像是中国菜，因为用了薄荷芒果酱；也不像西餐，因为用了白果。
傅苹的书中说，1966年文革爆发，在她被赶回南京之前，她的“上海哥哥们”先被红卫兵强迫去上山下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是1968年12月开始的，而且上山下乡并不由红卫兵负责，恰恰相反，红卫兵自己就是上山下乡的对象。
傅苹称，1966年夏天，上海红卫兵把她赶回南京，开着军用面包车送她去上海西站，将她一个人扔上火车，火车到南京后，又有两个南京的红卫兵等在火车站直接奔她所在的车厢接她，开着轿车送她去南航。在她看来，红卫兵好像比公安局还要组织严密、资源丰富，上海、南京的红卫兵密切配合，大费周章就为了把一个8岁小孩赶回家去。其实红卫兵不过是个松散的中学生组织，自己就是一群小孩，他们没有能力、精力和心思去组织这么一次送人回老家的行动。难道上海红卫兵还要打电话、发电报通知南京红卫兵去哪次列车哪个车厢接哪个小孩？发电报肯定来不及，只能打长途电话，美国读者知不知道当时打长途电话多么困难、昂贵？长途电话必须去长途电话局打，而且往往要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接通，而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运行时间据她说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红卫兵的工作效率该有多高？还开着车接送？美国读者知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坐轿车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这是接黑帮小孩，还是接大领导？红卫兵只是一群中学生，有谁会或敢在城市街道上开车？她以为那是美国？
傅苹称，红卫兵把她从火车站接来，扔在南航门口，正碰上南航全体教师被送去接受劳动教育，她的父母只在卡车上对她喊了一句“照顾妹妹”就被带走了。文革期间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是1968年10月开始的，比傅苹声称被赶回南京的时间至少晚了两年多，所以她描述的一到南京就与亲身父母生离死别的这一幕，也只是她的噩梦。
傅苹的书中说，1966年夏天，红卫兵穿着长筒靴来抓她。在南京她被红卫兵挂牌子、坐“喷气式”批斗（第一次听说小孩也被这么批），红卫兵长筒靴的腐败味道刺激她得了偏头痛，这一疾病从此持续她一生。上海、南京是南方城市，当时那里的人不可能穿长筒靴，在夏天更不可能穿，即使想穿也很少有人买得起。红卫兵的服装是解放军装，穿的是胶鞋（所谓解放鞋）。傅苹描述的把穿长筒靴当制服的红卫兵更像是纳粹党卫军。她显然是根据纳粹大屠杀的故事来编造其文革悲惨经历的。
傅苹回忆录书名叫《弯而不折》，据称这是她的姨父教她的竹子的品德。这也是骗美国人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做事宁弯不折，如墙头草随风摆动，但那会遭人鄙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品德是“宁折不弯”（这是成语），以竹子为喻，即郑板桥所说：“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君子之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傅苹如此歪曲事实，美国媒体却仍然如此捧她，倒也算得上“弯而不折”。
苏州大学：傅苹在书中所写内容严重失实
据苏州大学网站消息，苏州大学就78级校友傅苹造假事件做出声明。声明如下：
近期，有不少关心我校的海内外校友和朋友给我校来函来电，提及我校中文系78级校友傅苹撰写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有多处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表述。该书已于2012年12月31日正式出版，因此对我们国家及苏州大学的声誉造成极坏影响，也引起了海内外校友和朋友的极大愤慨。
收到来信来电后，我校立即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学院、老师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傅苹在校读书期间的学籍档案等进行了认真核查，向傅苹的老师和同班同学进行了了解和访问，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关于傅苹在我校的学习经历。
傅苹，女，1958年生，南京籍高考生，于1978年9月进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1982年3月16日办理退学手续，未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读期间，多次无故旷课，违反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影响恶劣，学校曾于1981年10月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二。关于傅苹在1978年到1982年四年本科期间修学英语的问题。
傅苹在书中提到，她去美国之前只认识三个英文单词。我们核查后的结果是：1978年10月—1979年7月，其英语成绩为“优”，1979年9月—1980年7月，其英语成绩为“88”分，两次考试成绩在班内均属中上等水平。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
三。关于傅苹毕业论文的问题。
傅苹于1982年3月从江苏师范学院退学，所以在毕业生名单中未见其名字，在档案中也未见其毕业论文，也没有她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此外，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论文都是以文学和语言学为研究对象，而不会涉及“杀害女婴”这一涉及社会学的内容。
在其就读期间，78级同学没有任何人涉及刑事事件，其被投入监狱之事更是子虚乌有！其组织社团被逮捕之事也是一派谎言！
四。关于“手指检验”计划生育的问题。
根据苏州大学多位教师(这些教师包括她的同班同学、班主任、中文系领导)证实，学校从未用这种侮辱性的手段对女生进行相关检验，当然更谈不上得到党委领导的支持。傅苹如此编造谎言，是对78级所有同学的侮辱！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校认为傅苹在书中所写内容严重失实，不仅损害了苏州大学的名誉，也使我们国家形象受到损害，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社会各界关心、维护国家形象和苏州大学名誉的有识之士。苏州大学办学113年以来，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30多万毕业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杰出人才，也有许多毕业生离校后心系母校，感念师恩，以捐资助学、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等多种形式回报母校培育之恩。苏州大学也不乏留学海外的赤子，他们在异国他乡努力奋斗、成绩斐然，不仅赢得良好的社会地位，也为母校增光添彩。他们异域拼搏之时能常念母校深恩，各尽所能，为母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提供帮助，开拓渠道，诚心切切，不求回报，使母校深感欣慰和骄傲。这些事实又岂是个别别有用心之人能妄言抹杀的？
感谢各位校友和朋友对苏州大学的关注和关心!
http://life.caixun.com/qidi/20130613-CX03bsf6-all.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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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6 21: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