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涛：我的《红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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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涛：我的《红旗》岁月

朱永嘉按：我与胡锡涛二个人的经历是相通的。64年我们罗斯鼎小组被调到华东局内刊时，便已相识。他在文艺组，我在历史组。文革运动开始以后，他来大批判写作组工作，二人又在一起共处。68年9月成立红旗组稿小组。我又调他离开内刊来写大批判文章。他调《红旗》编辑部工作时，我与他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他那儿我打听红旗的动向。姚文元在红旗的指示，他很快传递给我了，便于我掌握宣传的动态。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便是借此与北京的《红旗》相呼应。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比那时北京的《红旗》搞得更加轻松活泼和更加自由一些，更贴近青年读者的胃口。四人帮被抓以后，我们中断了联系。九十年代我出狱以后，他来上海，我们又有过相聚。现在他在北京，我在上海。相隔二地，大家都老朽了，就很难有相聚的机会，只能偶尔通通电话。这次的稿子他寄给我以后，我加了不少按语，实际上是二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在一起沟通思想和观念。大家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相互之间知心知底，因此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了。由于篇幅较长，故分上、中、下三篇刊载。以下是作者的文。 朱永嘉

四十年前，看过一部美国影片《恶梦醒来是早晨》，此片是讲种族歧视，因为文革过后，第一次上映美国影片，票房很热闹。我只是借此片名，发一点感慨而已。中国没有种族歧视，但有政治上的歧视现象，且很普遍，很严重，而且古已有之，历史悠久。

生活在现代中国，不求发财，只求政治平安无事。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民怕官，没有官怕民。（按：官怕民的情况也是有的，那是在农民革命的时候，水浒里面也有官怕民的故事。）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头的三年，却相反，民不怕官，官怕民比比皆是，因为毛泽东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就是要求“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弄得当官的人人自危，害怕过不了“运动关”。“文革”所以积怨如此之深的根子，便在这儿。现在的四、五十岁以下中青年人，都已拎不清文革来龙去脉，只盼望有一份好工作，让钱包鼓起来。现在的生活的确日益好起来，但社会风气则日渐坏下去。这种现象，正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文革的纲领只有四个字“斗私批修”。民间戏称：“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实际的情况是，人民普遍盼望结束贫穷，过上小康生活，谁都不在意修正不修正。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之后就打内战，打得天昏地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实行军管。但军队人数有限，三支两军工作，面太广，量太多管不过来。于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由省、市革委会派出工宣队进驻文化教育系统。紧接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面对这场“再教育”运动，有人说这是三不愿意：学生不愿意、家长不愿意，农村干部和农民都不愿意，农村粮食不够吃，住房本来就简陋不够住，城里的学生下放农村，等于增加农村的负担。（朱按：其实并非都是如此，这个说法有片面性，以偏概全，问题出在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的后续工作没有做好。凡事总还是应该一分为二，既有方针上的事，也有工作上的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一个时期，与工农群众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接一点地气，在那时可是大方向。早在延安时，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便要他到农村去，向那时的劳模吴满有学习。早在五十年代，便有知青去农村和支援边疆的工作。邢燕子便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知识青年在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出了一个上海去的知青朱克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后来这二个人都成为中共十大的代表。记得是周总理讲的，他们二个人，一南一北，一男一女，他们确实是知青中的先进代表。知青上山下乡也出了一批人才。现在的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经历过这个历史阶段。孟子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也。我并不是否认在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中，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毛泽东才给李庆霖写信，并寄钱给他。从而推动各级领导重视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后知青返城，为了解决知青就业，允许知青搞个体经济，为市场经济起步创造了条件。其实当年所以要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碍于城市人口的限制，在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国民经济计划限制城市人口五千万，所以有那么多工人下乡。68年到69年在这条线限制下，才发动知青上山下乡，解决眼前城市就业上的困难。现在大学生当村官，还不就是那条道嘛。所以什么事就是不能形而上学地一竿子打到底。人的认识总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知识青年回城也是大势所趋，但不要完全否定前面的工作。那时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带头发表伤痕文学的作品。后来这类作品如火如荼地流传。仔细读读，实在格调不高，哭哭啼啼的，缺少一种昂扬的志气。后来不知什么人带的头，把自己的儿孙往海外送，使之成为一种风气，蔓延开来。所以现在城市中有钱有势的人都把自己的孩子往海外送，到外国去接受洋教育；没多少钱的，变卖了房子，让孩子出国去接受洋教育。去一些人出国留洋并不坏，成群结队，那就是问题了。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过来的。有一些人出去以后，成了挥霍花钱的种子，在海外的影响也不好，在外面也没有学到什么。弄了一个洋学位做招牌而已。思想都变了。将来怎么能让这一批权贵阶层的败家子接班呢？难道真要西方霸权主义来为我们培养接班人吗？杜勒斯地下有知，他会兴奋得发狂呢！其实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最缺的还是劳动这一课。如何培养他们劳动的观念和习惯，他们缺少的是与工农结合的一课，如何接地气，能平等待人，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做起。做一个有志气、有道德、有高尚情操的中华儿女，绝不是那种珠光宝气地去挤进洋贵族和富商的圈子中去斗艳争宠，那骨头不太贱了呀？如果有什么红三代以此为荣的话，那么他们只能是中国垮掉的一代，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他们只能是社会渣渣而已。如若不信，咱们拭目以待。我如此大喝一声，还是为他们好，希望回头是岸，别再往死路上走。现在许多问题在价值取向上都被颠倒了，我们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这可是我们祖宗马克思的主张。现在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高考这个独木桥可害苦了农家子弟。大家都想做人上人，那什么人参加劳动来养活我们那么庞大的人口啊！教育的目标是树人，培养能顶天立地的有中华民族骨气的人，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不是那种奴颜婢膝跪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教育观念上的失败，那可是最坑人的啊！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想到这，真让人痛哭流涕而长叹息！）

经历十年文革，可谓经风浪，见世面，长见识。我不当演员，只当观众，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仅仅是观潮派，内心则倾向保守派。复旦中文系的一些党员教师却把我当作“白专典型”抛出来，开辟了大字报专栏，称我为“周扬的得意门生”，见鬼，我与周扬素不相识，何来“门生”？（朱按：其实我也有与你同样的经历，被当做“白专道路”的典型。我还有对资产阶级教授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不仅大字报贴满全校，还开了好几次斗争会呢？其实，这阵风吹过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能太当回事。）在我65岁时，复旦的名教授章培恒让人传话过来，称我有一篇文章在《新建设》1965年第5期发表，毛泽东见了后，说了一句好话，称此文“难能可贵”，引起市委上层的重视。于是，柯庆施让石西民把我调到华东局内刊当编辑，和姚文元在一个办公室，他是文艺组长，我是唯一的组员。（朱按：由于你不是党员，怎么一下子进了华东局的机关。他们是党员，怎么轮到你这个非党员的教师呢？这是他们出于嫉妒心理才贴大字报，说你白专道路的典型。）石西民后来被陆定一调去文化部当第二副部长，张春桥来接掌写作班，（朱按：张不兼华东局的工作，所以写作班与华东局内刊分家了。胡的编辑在华东局内刊，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都属市委写作班。而胡锡涛在文革开始时仍留在华东局内刊。）张根本不来内刊上班，常常陪着江青看青年演员的样板戏节目。有一天，他突然来内刊视察大字报，在我的大字报专栏前看了好久，让我好紧张。
（朱按：67年夏，写作班成立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朱负责大批判写作组的工作。成员以非党为主。那时华东局内刊没有事干。大批判写作组也在高安路十二号，与内刊同一办公楼。胡锡涛被朱拉到大批判写作组来写文章，所以他成了写作班的成员。六九年他被找来参加写批判斯坦尼拉夫戏剧理论的文章。这个时期他都是遵命写文艺批判的文章。七〇年写作班重建，胡也就调到写作组来了。）1971年冬，我的命运发生了不妙的转折。12月，我与徐缉熙奉命撰写评京剧《龙江颂》的文章，完稿后，徐景贤说要赴北京由于会泳审阅、定稿后，送《红旗》。不料，于会泳住医院养病，不肯见我们俩。无奈之下，在《红旗》截稿那天上午，我们硬闯医院，逼于会泳表态，他说稿子不行，要重写，按“三突出”原则来写。我们回旅社，即《龙江颂》剧组的驻地，吃了午饭睡一觉，决定改写，或重写，但绝对不按“三突出”原则来写。因为在京剧三国戏、清宫戏的传统剧目中都是“三突出”，我们不想重复这个老套子，就按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来梳理戏剧矛盾，拼到半夜12点半，总算交稿。过了两天，《红旗》杂志来了一位高个子编辑荀春荣（后来成为我的搭档），称“我们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找老胡说说。务必去工宣队办公室。”
我随即去了办公室。这两位很客气，倒茶、点烟之后，便开门见山：“我们想请您留下来搞编辑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明白，他们是奉姚文元的命令行事。我毫不犹豫回答：“我不想来，原因是怕北京这个最大的是非之地，出现波折是难免的。特别是宣传口，已经换了四、五批人，肯定还会换人马。我是小拔拉子，行政22级，但我不想有后台，后台一倒，我也跟着倒，上哪儿找工作？两眼一抹黑，谁会认识我？而在上海写作班写文章是很累，但上下关系很和谐，就像一个球队，相互配合很默契，万一散伙，我找工作不难。再有一点，虽说不出口，也非说不可，22级在上海是每月60元，在北京则是56元，两口子都来北京，要降8元，现在没有稿费，完全靠这点工资，我上有老，下有小，怕很难支撑下去。” 他们没有想到我如此回答，就直言：“请你来《红旗》，不是我们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思。”我说：“当然不是你们二位的意思，而是文元同志的意思，请你们如实转告就行了。”
我以为只要如实说真话，姚文元也觉无趣，必然打消这个主意。然而，我估计错了。12月2日，红旗领导班子按惯例去姚的住处开编前会，把我也捎去。地点在钓鱼台18号楼他和张春桥的住处。在西大门入口，门卫检查很严，每人要填表，可谓“侯门深似海”。由军宣队孟兵山领路，一共13个人鱼贯而入，只见姚文元已坐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瞪着一双金鱼眼看着我：“听说你想不通，不想来？”老相识了，不用转弯抹角，由于人多，不能用重复老话，只能直言：“真的不想来。”姚随手甩出一个牛皮袋子，“你的档案已经调来半年了，你还胡说什么？”我一时气急败坏，这胖老朱一点风也不透，害得我在北京出洋相，面对十多个陌生面孔，只好说：“我入党一年多，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思想上保留个人意见。”姚把档案袋拾给孟兵山：“立即去中组部办手续，开会！”回到招待所，我立即与朱永嘉通电话，“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通通气，害得我在北京出大洋相！”朱哈哈大笑，“这是组织上反复讨论过的，春桥也参与了，也同意调你来京。本来想让你和肖木一起来，但肖木已被王洪文调去，我们只好从内刊调郑宗汉。全部过程大约有一年左右，等你回到上海，再跟你讲全部过程。”谁知隔墙有耳，我嗓门过大，让隔一层门的剧组领导陆某听得一清二楚，立即向于会泳报告。次日，上午十时，于会泳在北京市市委会议大厅（当时尚未成立文化部，还是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兼任，临时开会也是借市委礼堂），只见他脸色铁青，阴冷问一句：“这《红旗》杂志办得好好的，难道还缺你一个人？”“当然不缺我，我也不想去，但人事安排由是文元与春桥商定的，我是昨晚与朱永嘉通了电话才知道真相。”“既然这样，你推荐个人吧。”我毫不犹豫脱口而出：“余秋雨！”在旁不发言的徐缉熙也开口：“余秋雨是个人才，年龄只有二十出头。”于会泳叫秘书把名字记下，立马又对我下命令：“你不能马上走，上海音乐学院有三个人后天就来，你必须见了面之后回上海。”我想，我不归你管，夜长梦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谁知，到了上海之后，文艺组长陈冀德奉命把我和徐缉熙接到康平路，徐景贤训了我整整五个小时，称我在北京得罪了于会泳，不守纪律，私自跑回上海，让我痛哭流涕作检讨。次日清晨，朱永嘉与王知常进来，我从迷糊中醒来，觉得很受委屈，还是王知常明白，点破其中奥秘：“老徐怕老于，因为老于背后是江青。”啊，这点道理我怎么就糊涂了呢？朱永嘉笑着说：“这一下，该懂了吧！”春节过后，写作组在康平路141号开了一次给我送行的欢送会议，大家都鼓励我，但我却在会上失声痛哭，几次泣不成声。我这个人好动感情，心里实在不愿离开那儿。写作组那儿没有当官的，也没官好升，就是写文章，各尽其能，所以也没有任何勾心斗角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也没有界限，小青年多，有生气，也不搞人斗人运动，没有稿费，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心情反而舒畅，讲起话来也可以没遮没栏，没有过去华东局那样等级森严的机关作风。去北京，就不一样，那儿官气更重，上下之间等级森严啊!说话也难。

我正式在红旗杂志上班，是在1972年3月20日。那时，全部编辑只有10位，加上我和郑宗汉，是12个。编辑部无高低之分，有三个临时召集人，第一召集人许健生，行政15级，原从安徽宣传部1961年调来，分管政治类稿件；第二召集人林兆木，行政21级，从北京市委写作组调来，分管经济类稿件；第三召集人余征，行政18级，系原红旗的第八组（即反修刊物《内部未定稿》，和华东局《未定文稿》性质相同），分管哲史文教类稿件，我被安排在余征一个组。一年后，算作“召集人会议”（即去钓鱼台开会）的列席者，但是，姚文元不准我记录，只准林兆木、许健生记录，一直到他下台为止，我和普通编辑没有什么差别。
我最后执笔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文章，题目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几个字的根据是苏振华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后来这文章成了姚文元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无中生有呢？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10月16日，我们大队人马从石家庄郊区的红旗五七干校劳动归来，中央军事学院（即国防大学）派出一支由10位军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红旗，组长是军级干部狄文蔚。在工作组进驻的当天晚上，便立即把军宣队孟兵山和三个召集人加上我，统统叫到会议室开会，宣布：我们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来红旗协助你们工作的，希望诸位能理解，配合我们。”于是，一个个都用外交辞令表示欢迎，最后轮到我发言，不能用这种不冷不热、不着边际的外交辞令，只好直言不讳：“他们几位都与姚文元素不相识，都只是工作关系，而我不同，我和姚文元在十多年前就认识，他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在我俩的办公室完成的。凡是我见到的，知道的，我都会如实交代。”军人喜欢直言不讳，不喜欢外交辞令。虽然我也办了“学习班”，比许健生晚半年，均为“半托”，白天必须去规定的房间写交待，晚上十点之后方可回家。狄文蔚搞了半年多就撤退了，在撤退前，他让他的秘书告诉我：“你是一直被监视的。”我颇为惊讶，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后来调来一位秘书长，兼任党委书记，他是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侄子，叫林肖峡。上任后不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称我为：“锡涛同志”，“我不是来整人的。每次政治运动来了，都说打击面要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但是累积起来，从反胡风、反右派运动到现在大约有七、八次，至少有上千万人次受到打击。大的运动，七八年来一次，无休止搞下去，岂不自己把共产党整垮了吗？”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坦诚的肺腑之言，让我终生不忘。（朱按：文革刚结束，有人讲这一类话似乎是得人心的。但对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地一棍子把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全盘否定。各次运动总有它因果关系，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不赞成有意识地去整人。我知道过去有整错人的地方，也有不少整过头的地方，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添了不少不必要的恩恩怨怨。但是干部队伍思想作风的整顿，过若干年整顿一下，还是非常必要的。许多事办不好，与我们干部队伍的思想不纯、作风不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歪风邪气横行不受抑制有关，那怎么行呢？方针政策即便是对的，在执行的环节过与不及也可以扭曲事态发展之方向的。如果方针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干部队伍的状态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过一个阶段，整顿一下队伍还是必要的，不是去整群众。这许多年没有雷厉风行整顿干部作风的运动，如此下去长期不整顿队伍的思想作风，干部队伍烂了，共产党也会垮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危险在这里。对于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有时反而是害了干部，有的人判刑时，反而怨我们管教不严，才走上不归之路。）
1979年4月，“学习班”停止，我和许健生都可以自由回家。1982年1月，上级宣布我和许健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均无处分。我喜出望外，便打报告要去上海探亲，但编委会、党委会不批，说要认真考虑一下，过了三个月，意见下来了，同意我去上海探亲，但不能乱串门，特别是复旦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你的对头，要抓你的小辫子太容易了，你受得了吗？”言之有理。可我到上海后，除了安慰我父母双亲，第一站恰恰去了复旦第七宿舍，看望我从前在复旦中文系的总支书记李庆云，向他报个平安，可偏偏他不在家。次日，他夫人于翠松买了一盒“祝你平安”四字奶油蛋糕，特地送到我家。我不在，琢磨了半天，感觉有火烛小心之意。明白此意，便不再去复旦。
从1982年起至1986年底，我一直在《红旗内部文稿》当编辑。工作驾轻就熟，并不紧张，白天编稿或写稿，晚上看杂志上新刊登的小说。当时称为“新时期”，提倡“创作自由”，小说创作出现井喷，大量批判文革之前极左思潮的文学作品使我惊醒、振奋，对我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思想启蒙就是从阅读新时期小说开始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如梦初醒，但梦醒来之后，路在何方还不清楚。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朱按：其实对那时期所谓的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恐怕得打一个问号。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其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思想上讲是利益驱动。我不否认利益驱动积极的效果。过去吃大锅饭，大家没有积极性。现在有它，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些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取向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有副作用。积以时日是肉欲横流、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是干部子弟领风气之先。如果听之任之，它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85年夏季，中央提出整党，要求三年内转变党风，还要求清查“三种人”（造反起家、有血债、有帮派思想）。我给自己算过命，我不是造反起家，而且对造反派有反感，1968年12月，朱永嘉向我和其他二位同志传达周总理批评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原来是响当当，现在怎么变成静悄悄啦？我立即写了一篇杂文《从响当当到静悄悄》，投给《解放日报》，次日就发表。至于帮派思想是有一点，但不严重。大概由于我一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而且自由主义、口无遮拦，怕我给他惹祸，所以成了姚文元心目中的问题人物。否则，姚文元怎么会派人监视我在红旗的行动？就在我错估形势之际，过了国庆节，《红旗内部文稿》的头头（原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在编辑小组的会上很客气地宣布：“老胡，你想开一点，三种人这帽子你戴上，党籍就保不住了，领导上还是会信任你的……”突然，我觉得天旋地转，要呕吐……立即奔向卫生间大呕大吐，直至黄疸吐完为止。小组会只好暂时收场，让我回家休息。
经过几番挣扎（包括两次由《红旗》协助我上诉胡耀邦），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我想明白了，局势决定命运，政治局势要给我戴上帽子，只能戴上，决不能逆势而行。我是蚁民一个，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踩踏的蚂蚁。（事后，隔了两年，党委特地赶来武汉，是由于上海复旦有人向中央写信告我，才造成这个局面。）戴上三种人帽子，就必须离开北京，沿海十四个大城市不能去，只能在内陆省份选一个；大学也不能去，怕我去向学生放毒，只可选社科院。我便选武汉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就在我选择未定，单位派人外出联络时，红旗出版社负责人给我一个出差上海去退手稿的任务，先让我看书稿，写出意见二千字，经他们审阅表示同意，旅差费全部报销，事后另给三百元“辛苦费”。这等于让我免费去上海探亲，何乐而不为。到了上海，见了三位作者，他们把我当作“钦差大臣”，看了“意见”书，就看出信是我写的，便约定在四川路东亚大酒店为我接风。其中一位是复旦中文系63年毕业的楼宇生，在上海电视大学教务处当副处长，侃侃而谈：“我们电大实在大，在上海有七、八万学员，你猜猜哪个单位学员最多、考试成绩最好？”我摸不着头脑，猜不出。“上海提篮桥监狱，你应该知道底细。”对不住，仍旧猜不出。他只好明确提供答案，“提篮桥监狱有三个政治犯，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你总该认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岂止认识，他们三位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是原上海写作班的核心成员。被捕入狱，完全是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歧视。政治歧视总要抓出政治辫子，有了辫子就可判罪入狱，不入狱，就是运动走过场，无法向上面交待。好人入狱仍然做好事，努力争取为青少年刑事犯上课，普及文化知识，提高青少年犯人的文化素质。教员全心全意教课，学员为全神贯注听课，谁也不歧视谁，政治上不分孰高孰低，一律平等，情同手足。这种教学现象，是中国的奇迹，世界的奇迹！（朱按：那时刘云耕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比较开朗，所以能如此在监狱中办大专班。）
回到北京后，想了又想，党籍是关系名声的事情，关键是要做人，做事。如果我硬着头皮不签字，会让红旗杂志的编委会、党委有压力，而对我个人也无益，为减轻组织的压力，我个人实在并不重要。签字就签吧，我本来就不能做党员。1970年也有一个整党运动，口号叫做“吐故纳新”，我是在内刊的党员鼓励下，去华东局五七干校申请入党，当时的干校宣传系统的支部书记是一位叫郑英年的处长。他对我说，“在你前面有一大串人已经排队多时，你也必须排队，先劳动三个月再说。”好吧，劳动就劳动，但三个月之后仍无动静，朱永嘉则催我快点解决组织问题，回沪去写复旦五七文科的调查报告。见我在干校仍无进展，就派我的同事姚汉荣到干校做工作。姚汉荣冒着酷暑去干校住了三天，分别向有关人士做说服工作，居然一说就服，关键点是什么未向我透露半个字，这是组织原则，我不能打听。还是原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姜丕之问我：“你在《新建设》发表的论文，是自己投去的，还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去的？”我答：“完全是通过邮局寄去的，没有挂号，没有内部关系。” 全部的关键是我这篇论文在1962年5月《新建设》发表之后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复旦，只有校党委和中文系总支知道，姚汉荣在中文系总支当过总支委员，可能也有耳闻。这事，至今也只是猜测、推论，因为在当时干校，吸收新党员不是容易之事，没有特殊原因是过不了关的。
结果，我是在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的晚上，在华东局五七干校的宣传支部大会上，以49票赞成，1票弃权而通过，成为中共党员。1985年11月15日，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与办公室联合的支部会上，以12票赞成，开除党籍。当了15年党员，苦甜酸辣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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