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林生 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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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出笼

•吴林生•

　　现回头看，“文革”歌曲都非常粗制滥造。那首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市宫）创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靠空洞的口号为“文革”自我壮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首先在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专场上演唱，在后来的歌咏大会上，尤其是在“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场和“深入批判邓小平”歌咏大会，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直至唱到全国。
　　它的出笼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元旦，被关闭了6年之久的市宫重新开放，我担任副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我兴趣广泛，参加过美术班、摄影班，也曾经担任过厂工会的文教委员，“文革”中在市工代会政宣组工作，被认为适合市宫的工作。市宫最重要的业务是各种培训班，这是由文艺组负责的，我主要负责抓文艺组。而文艺组主要办培训班。我们办过十几种培训班，如戏剧培训班、诗歌班、美术班、管弦乐班、作曲指挥培训班等等。后来在“文革”中非常出名的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就是市宫诗歌班的学员写的，算是集体创作。旋律是作曲指挥培训班的学员，与市宫请去作为辅导培训班学员的专业音乐家一起写的，被当时的群众歌咏大会唱红的。
　　那是1973年12月10日左右，上海市文化局群众文艺小组负责人来市宫，向我和另几位市宫负责人转达了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的建议：要我们组织群众歌咏大会。朱永嘉说“最近在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中，流传着一些坏歌，我们要有好的东西去占领它”。朱永嘉建议：“你们先搞它两三台，名称可以叫歌唱码头工人，歌唱城市民兵，歌唱上山下乡。演出时台上台下相呼应，搞得好，电台可以教唱。”还建议说，你们可以搭个临时筹备班子，就放在工人文化宫。
　　我们汇总建议和意见后向当时的上海市工代会主任叶昌明作了工作汇报，叶昌明同意。就这样，群众歌咏大会的筹备班子成立了，由市文化局的群众文艺小组和市宫各派人员参加。我是副组长。
　　当时国务院文化部的《战地新歌》征歌小组要上海提供“文革新歌”。我们回来后，一方面组织歌咏大会，一方面结合歌咏大会，创作和发现歌颂文革的新歌，给《战地新歌》。我们决定，就按朱永嘉的要求，首先筹备码头工人、上海民兵、上山下乡三个专场，而且三个专场同时筹备。为了筹备码头工人专场，我们去找了上海港务局的党委书记，港务局党委表示支持，说可以和他们局即将召开的工代会结合进行。
1974年1月12日，上海“文革”中的首场群众歌咏大会“歌唱码头工人专场”在南京路上的原上海杂技场举行。接着，1月14日“歌唱民兵”专场，1月17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都在上海杂技场举行。歌咏大会所唱的歌曲，有一半是专门新创作的。1月17日的“歌唱上山下乡”专场结束后，在杂技场的休息室，朱永嘉对歌咏大会筹备班子人员以及报社、电视台等人员讲话。他对这样的唱歌形式非常赞赏，要报纸刊登特写，还提出可以灌唱片。后来报纸上果然连续刊登了好几篇文章，不过灌唱片之事后来没再提起。
1974年2月上旬，王秀珍在上海工会系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市宫的歌咏大会筹备班子商量，准备配合“批林批孔”搞一场歌咏大会。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专场上，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首次公开演唱。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和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于会咏也来看。当年，国务院文化部编纂的《战地新歌》第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这首歌。
　　群众歌咏大会从1974年1月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由我们总工会出面，市宫具体组织的、包括和市妇联、团市委、市“红代会”等等有关机构，一起举办的歌咏会共有18场。举办日期和专场名称，据记载是这样的：
1974年1月12日“歌唱码头工人”专场，1974年1月14日“歌唱民兵”专场，1974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1974年3月5日“歌唱批林批孔”专场，1974年3月15日“歌唱自力更生”专场，1974年3月30日“歌唱教育革命”专场，1974年5月3日“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场，1974年7月4日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专场，1974年7月25日“歌唱工宣队”专场，1974年11月19日“学习风庆轮革命精神”专场，1975年1月5日“革命儿歌”专场，1975年1月14日“歌唱国营农场”专场，1975年1月23日“热烈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歌咏大会，1975年3月6日“歌唱妇女新面貌”歌咏大会，1975年5月21日“学习革命样板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歌咏大会，1975年7月13日“歌唱教育革命”专场，1975年12月20日“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新民歌演唱会，1976年5月23日“歌唱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邓小平”群众歌咏大会。
　　这些歌咏大会演唱的大多数歌曲，都是配合形势新创作。词和曲主要是群众歌咏大会筹备小组组织专业、业余作者创作，当时的文化局在每场歌咏大会时均组织若干词曲专业作者参加。因为歌咏大会是我们和他们联合举办，所以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专业人员，例如作曲家朱践耳，还有孟波等，辅导和帮助我们作词作曲；为使大会开得热闹，文化局还派来具有号召力的专业指挥家司徒汉，18场歌咏大会的大多数场次均由他指挥。
如今看来，歌咏大会的内容都是配合“文革”政治需要的应景之作，艺术上非常粗糙，思想内容更是荒唐。靠组织群众歌咏赛造声势，这种硬性推广生命力又能维持多久呢？


（李逊整理）


原载《世纪》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