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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如烟往事！往事如烟……
那场浩劫虽已远去，但必须深刻反思，文革究竟是何等原因出现的？为什么未能避免？而且绝不容许它再次重演！
1966年的6月，真是个该诅咒的疯狂月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异日再发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社论和评论，将动乱的文革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它虽说只是评论员文章，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上述的社论和评论。其原因就在于老人家给这张大字报予以的极高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老人家他还特意为这篇评论写下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则向国人宣示：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这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同时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则鼓动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在北大烧起的这把火到底要烧到哪儿？
不仅善良而又毫不知情的底层老百姓难得其解，难以适从，就连身居高位的众多领导者也是大感意外！
老革命真的遇到了新问题！
国家乱了，人心乱了，“到处莺歌燕舞”的社会一下子就乱了！
神圣的宪法被践踏在地！
历来的青年运动，都是由于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激化而促使青年首先觉醒，激起他们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而在某一导火线诱导下爆发的。
五四运动曾是如此。
但老人家发动的这场文革，既不符合马列主义，更不符合中国当时实际，是对我国阶级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这种发动曾在党内遇到阻力，那就必须找到最易发动者！谁最容易发动？青年学生！
青年人思想敏捷，但政治辨别能力差，他们崇拜领袖的观念又很浓厚。
那时，党和老人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何其高啊！因此，当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以最高指示的形式，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把“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三反份子”作为革命对象、作为黑帮点名公布于世，把这种人为制造的主要矛盾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名义灌给青年人的时候，学生们因对党、对老人家、对社会主义的朴素感情而奋起造反，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信念和行动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8月18日，老人家身穿绿军装，第一次在广场检阅“红卫兵”大军，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忘乎所以。
“红卫兵运动”无疑是一种青年运动，但青年运动未必就天然正确。
它只不过是借助于神化领袖个人迷信的力量而发动起来的青年运动，是与文革动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最高统帅的坚决支持下，起到了一个并不光彩的先锋作用。
尽管有些“老红卫兵”在思考后曾对文革运动提出过质疑和反对，并率先起来与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奋力抗争，且因此而付出了惨痛代价。
“红卫兵”是北京中学里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动乱的“文革”竟会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在全国全面铺开，从而拉开“文革”动乱的序幕，令人始料不及。而被利用了的“老红卫兵”们最终则成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和牺牲品。
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曾作过评价：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革中引发席卷全国的早期“红卫兵”组织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红卫兵”的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自有历史评价！
今天，从那个动乱年代过来的亲历亲为的当事人，应有责任，有义务，有道德良心，敢担当，敢讲真话，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本相。
时光无情流，岁数不饶人，千万不要带着遗憾远行，千万不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参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亲历者们已多有文章面世，阐述了该校“红卫兵”的成立原因和经过，唯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如何成立的，都小半个世纪了，无论官方、民间亦或亲历者，均未有一人一纸告白世人，坊间各种传说不一而足，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至今始终还是个谜。
日前与我同在西北大漠为卫星上天而同甘共苦多年的老校友、老战友、老朋友——王宁，作为该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及亲历亲为者，终于写出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立的回忆”一文，这段回忆或许能还原其成立的真实过程。
马达明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立的回忆
作者 王宁
1966年2月寒假过后新学期刚开学，北大附中初三四班为出新学期首期墙报，当时作为刚当选为新学期墙报委员的宫小吉，事先就想率先投一篇稿以唤得同学们的支持。
宫小吉的文笔十分精彩，做起作文基本一气呵成，从不打稿，不像我们大多数同学都为作文伤透脑筋。
因他的作文在上学期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给全班留下深刻印像，故推举他任新学期的墙报委员。 墙报布置出版的前一天小吉把我叫到他家，给我看了他刚写就的文章“换得5分的 秘 诀”，问我写得如何？记得好像开场白即是“分分，老师的法宝，学生的命根”，我当时只觉得文笔犀利，直指当时在学校十分盛行的以分论定的现像，感到十分痛快，大呼过瘾，建议略加修改即可发表。
随即第二天他就贴在了墙报上，好像小吉还写了一个编者按，大意是为抛砖引玉，本编辑先投一稿，希望同学们给予支持、踊跃投稿之类的话。
不想同学们看了后都议论纷纷，特别一帮女同学公开反对说文章太激烈了，口气太大，竟对国家的教育制度不满，把老师都牵进去了等等，以至课间操时许多外班同学也纷纷前来观看议论，宫小吉和我见到开始十分得意，暗自高兴这期版报总算是有点轰动效益了！
不料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引得外班一些老师也来观看以至开始影响我班正常上课，不久班主任带着学校教导处领导来看了看，随即就安排人将这期版报揭下拿走了。
我和小吉感到十分不满但也不敢反对，只感到此期墙报寿命太短，十分可惜。
事情过了1、2个月，大约是清明前后，一天小吉突然告我“中学生”杂志社编辑部来人找他约他到编辑部谈谈，他不明白有何重要事情居然会有人约他去要谈谈，他有点忐忑和犹豫，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壮壮胆，动员我去听听可能有什么重要政治上的事情和新闻，因当时我们学校的许多初中同学已经从高中同学和老师圈里听说，以及在全国报刊上看到连篇累牍的“海瑞罢官”等文章，多少知道一些有关文化革命的端倪，隐隐感到国家好像出了什么事。
记得该编辑部在城里一个四合院内，几位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小吉和我，从他们的嘴里我们第一次听到小吉的文章被北大附中反映到北大党委，后作为中学生文革动态被送到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委，但后不知那位记者将此文章写入内参，放到毛泽东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后大为欣赏，提笔批示“此人可畏也！”短短5个字，表明毛泽东对宫小吉文章观点的肯定，也为他的文字犀利、观点鲜明、文采激扬感到非常惊异。
在谈话中我们也第一次听到中央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因工作不得力，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意图，要改组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参加，党内有人在反对毛主席，要夺权，但谁在夺谁的权也并没有讲清楚，还讲到北京市委“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北京市委派驻到各大院校的工作组不执行“中央文革”的意见，特别是进驻北京大学校的工作组和党委因跟不上形势已经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出的人员进行了改组（好像是曹轶欧等）”，等等情况倒说的很详细。
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江青这个名字，才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更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还要夺权，首次被告知“中央文革”要派出工作组将进入其它各大院校取代原市委工作组，中学也早晚要参与进去等等，甚至被告知可能今年6月左右的毕业考试不一定能够如期举行。“你们应该积极投入到这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中去！”’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这样动员我们。
接下来几天，小吉和我商量来商量去，让我们预感到学可能上不成了，但如何参与进去又拿不定主意，我们又找到钟解放，他在我班平时在同学圈内极爱天南海北的侃大山，小小年纪还经常评点国家大事，与小吉和我关系极佳。几经商议，都感我们初中生年少幼稚，政治上不成熟，且人少力薄，无法在全校发动和响应将来可能面临的形势，特别感到需要发动高中的同学参与才有可能成事。
小吉告诉我，他父亲在卫生部工作时认识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孩子彭晓蒙在高中一年级，是一个活跃分子，认识不少高中同学。几天后，我们先在小吉家见到这位高中同学，在我初次印像中她确实非常爱讲话，不停地说着她的想法。
没几天我们又在钟解放在钩鱼台边上的家相聚了一次，他父亲钟民是当时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管所有的工业机械部和交通部铁道部的党务，相当于现在的党组书记，他刚在此分到两套门对门的房子，其中一套家中只有几张桌子和椅子，房子空空荡荡，正好那天加班参加会议不回家，钟解放即叫我们到他家一聚。
这次大家比较严肃、认真，谈到的重点话题是如何看待中学生杂志社编辑部介绍的情况，如何参与到即将到来的文化革命，是否有必要在我们学校发起一个组织，甚至为这个组织起了许多名称，其中有红旗、火炬、湘江等等。
当时我们从中央动态到报上文章，从当年毛泽东湘江评论到对当下文化革命的认识，高谈阔论一番，完全不像16、7岁的初三学生，特别是对有人要夺中央和毛主席的权有着本能的反感和冲动。
宫小吉特别分析了当前北京大学的形势，认为既然北大党委中央可能要派工作组派驻，早晚北大附中也会受到波及，一旦附中学校领导或党委跟不上形势，也有可能被工作组派驻，我们作为青年学生应该带头响应和配合工作组的进入等等。
最终意见集中到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号召和组织同学们行动。
接下来讨论到分工问题，记得当时大家一致意见让小吉牵头，小吉和解放推举晓蒙负责宣传，后又议论让解放负责组织，我负责保卫，但小吉和我都表示当不了。
小吉意见他只当军师不当头领，他和解放及我的意见是要从高中同学中找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来当头，大有当年革命党人起义后却扶别人当领袖之意，总之都自感无能力也无兴趣当什么学生运动领袖。
只有晓蒙不仅揽下宣传部长而且推荐高中的牛皖平牵头，据她讲牛皖平是高三学生，是学生会主席还是副主席，是预备党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我们从当天的下午一直讨论到凌晨5点左右，天已渐亮，突然晓蒙冲解放说了一句：“我们有男有女在你家还锁着门呆了一夜，你爸要回来知道是不是要怪罪我们？”小吉赶忙说：“快散了！散了！”
5月初，具体日期没有记清，应该是离5月29日清华附中宣布成立红卫兵之前至少半个月左右，宫小吉、我、钟解放、晓蒙和牛皖平，在我和小吉家旁边的一座松柏环绕的清明代古墓边，召开了第一次有组织的会议，主题就是如何成立一个类似当年共产党小组的机构。
记得在分析了“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介绍的文革动态以及当时报纸广播中对文革的报道基础上，决定以当时参加的人员为核心成立一个组织，尽快发动其他同学参与进来，这个组织成立目的是紧跟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响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防止老一辈打下的江山变色，积极参与到文化和教育战线的变革中去（当时并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之说）。
这个组织的名称大家一致认为“红旗”为好，但当时并没有附加战斗小组的称谓。同时再次明确了分工，这次会议确定了牛皖平牵头为主要负责人、宫小吉为副负责人，晓蒙负责宣传，解放负责组织，我负责保卫。
先由皖平、晓蒙负责秘密串联高中同学，小吉、解放和我3人负责串联初中同学，约定一旦工作组进入北大附中后，如果工作组与原北京市委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一样也没有跟上中央的号召，我们就待机公开亮相，议定之后大家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神圣感。
记得皖平最后对他接受这样的负责人位置似有些犹豫，说他可能还要私下征求一下党小组还是介绍人的意见，但小吉和晓蒙都坚决反对，认为没有必要也不会得到支持，总之大家一致鼓动皖平不要动摇。
应该说至此，在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中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有明确活动纲领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成立起来，只不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
后来形势突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这一通知是引发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的导火索。
5月29日清华附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召开大会，在会上宣布成立“清华附中红卫兵”。
清华附中召开大会的形势促使我们第二天（还是当天？）先在高中楼一间教室临时组织了一个会议，参加人员除牛、宫、彭、钟、我外，还有已经发展的其他一些高、初中同学，决定马上组织一个大会并向外界宣布“红旗战斗小组”早已成立。但实际该大会因组织的仓促，是谁宣布、如何宣布，宣布时是否说明“红旗”早已成立我已经记不清。
后来普遍传说的“红旗战斗小组”是在6月2日北大附中的大会上才成立肯定是有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清华附中卜大华、骆小海他们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红卫兵”是事出有因的。
其一是毛泽东对宫小吉文章的批示内容，通过文革小组和中学生杂志社编辑部一些人在清华附中、师院附中同学中扩散，得到清华附中同学们的呼应；二是当时北京市委已经向北京各大学派驻了工作组，清华大学党委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也早已经反映到清华附中，被政治敏感度较高的、特别是老干部的子女们首先查觉；三是中央《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使他们了解到形势所需而随即组织大会并宣布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但可以确定的是北大附中率先秘密成立“红旗战斗小组”在先，清华附中“红卫兵”公开宣布成立在其后，而且比北大附中“红旗“成立至少晚了半个月左右。》
现在回忆起来，后来燃遍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刮遍全社会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和运动，当首先起源于北京学生的“红卫兵运动”；
北京学生的“红卫兵运动”，则发起于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运动”；
而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运动”，实际首先起源于北大附中的“红旗”，特别是起源于宫小吉的一篇“换得5分的秘诀”文章被毛泽东肯定和欣赏，后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利用为发动、策动学生运动的一个契机。
一篇16岁少年文采飞扬的文章，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引发席卷全国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和发起学生运动的原点，今天看来虽然让人难以理解，但这是历史的事实。
当时参与的同学，都是本着跟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满腔热情、凭着防止政权变色的政治敏感与冲动而投身进去，但行动起来又患上左派幼稚病，显得政治上很不成熟，因此最终没有在文革中形成一支政治力量。
可是后来他们却成为最先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最先觉醒并采取公开行动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抗的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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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2 11:20:14
发表于 2013-9-25 12: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