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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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2001年第2期《当代中国研究》
一、左派阵营的三个分支
在最近围绕“长江读书奖”（或“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中，被称为或自视为或倾向于左派的人士中，出现了一种微妙但大有内涵的分歧。汪晖在《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指出：“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崔之元撰文完全同意汪晖的看法。他们的支持者中有人表示，划分左中右，拉帮结派，完全是一种“文革”式的作法。但同样对汪晖表示支持的常仁，“作为一名在《强国论坛》靠爱好挑刺而出名的常客”，在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中却提出了异议：“以本人懒读西方理论大作的毛病，和在地球两面都曾‘苦力干活’的背景，想当据说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也不够格。但拜读了你和崔之元有关《读书》与‘新左派’问题的文字声明，心里却憋闷得慌。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担心以‘右’为荣的当朝大官们，一听‘左’字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好了，要保持中国读书人在民众眼里的那点传统的‘崇高’和骨气，哪能只顾达官贵人们的心理感受，而不能合着底层百姓的利益，理直气壮地宣告一声：在目前右派横行的世界上，当个左派很光荣呢？”“我想，我要是能象你和崔之元先生那样，被人口口声声称之为‘新左派’，一定会欢腾雀跃，高兴自豪都来不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担心：点明各类喋喋不休争论所包含的不同利益归属和左右界线，就会有损建设性的讨论、阻碍人类思想的进步发展呢？”[1]
同属汪晖的支持者，有人以“文革”式的作法为大逆不道；有人却认为“文革”不是一种原罪，左和右的划线也并不违背“政治正确性”。汪晖和崔之元在“长江奖”的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文革”的看法很可能不尽相同。常仁以左派为荣，对汪晖和崔之元式的“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则不无嘲讽之意。由此看来，“新左派”并非当今中国左派的唯一代表，左派阵营内部还是派中有派。
反对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划分左中右，是基于“不争论”的主张。“不争论”的主张看似公允，实际上却是在拉偏架，有着强烈的倾向性。毛泽东讲过许多错话，但他说世界上只要有人群，便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一句话。十个手指还不一般齐，有的人激进，有的人保守，有的人喜好冒险，有的人偏爱稳定，这种分野是永远存在的。有分歧就会有争论，不争论只是一个假象，是统治权力对于思想自由的压制。不争论只能限制住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于控制事态进程者、操纵舆论工具者和既得利益者，则丝毫没有影响。常仁站在传统左派的立场上，坚持基于利益归属的左右分界，对于汪晖刻意抹煞左右界线表示不理解，是十分自然的。尽管都信奉左派理论，但只能在互联网络上发言的常仁与身为《读书》主编的汪晖，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却很可能大相径庭。
笔者以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毛泽东关于左中右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对右派“引蛇出洞”、“置之死地而后快”作法是错误的。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今日中国的左派阵营包括三个主要的分支：老左，即斯大林主义；中左，即毛主义；新左，即新马克思主义。前者的根深深地扎在各级官僚机构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者的根广泛存在于底层百姓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者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学术理论界扎下新根，“小荷才露尖尖角”，但风云际会，很快便独领风骚，“一枝红杏出墙来”。
二、老左：斯大林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斯大林主义算不上是资格最老的左派，在它前面有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考茨基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巴枯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鲁东主义、圣西门主义等；但在中国来说，斯大林主义差不多就是最老的左派意识形态了。许多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在中国一直不被视为左派，例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在1957年戴上政治帽子的有思想的“右派”中，信奉自由民主主义者实属凤毛麟角，多数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铁托主义者，这些人在其他国家都属于“响当当”的左派。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便几乎没有受到列宁主义的哺育，一直是喝着斯大林主义的乳汁长大的。
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社会、一党专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生死斗争。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主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邓小平理论的冲击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已经崩溃，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也只剩下一个躯壳，内瓤差不多已被掏空。
斯大林巨幅画像虽然还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早已在政治上失势。80年代人所共知的“左王”、“左将”，前者已归道山，对其不恭之词仍不时见于报端；后者尚在人间，但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几个边缘性刊物和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无力左右政局的演变。曾经有人预言斯大林主义必将后继无人，现在事实证明，这个一厢情愿的预言破产了。新一代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崭露头角，其典型代表是房宁。何新在80年代并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但进入90年代以后，他文章中的斯大林主义气味变得越来越浓。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异数。房宁出道以来，便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阐释者，虽属罕见却不难理解；而何新从非斯大林主义向斯大林主义转变的独特经历，令人不可思议，只能期待从他正在出版的多卷本自传中得到解答。
对于斯大林主义者来说，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和知识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入“关”入“世”、产权明晰化和“改制”这些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话语，都是离经叛道的罪证。但是，他们批判社会现实的火力却不像当年的“九评”那样猛烈，毕竟有着太多的投鼠忌器和藕断丝连。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反被虎咬，陈诚在台湾搞土改却大获成功；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批判赫鲁晓夫可以肆无忌惮，批判中国改革“总设计师”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都是基于相同的原因。斯大林主义在今日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老革命、老干部以及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离退休人员。他们与权钱交易的受益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联系，如果“反修反帝”、“灭资兴无”搞得太激烈了，他们在朝里做官和拿着美国绿卡当“外资企业”老板的子弟便会一齐在膝下哀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尽管在越南、古巴和朝鲜先后转向邓小平式经济改革的客观情势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政治诉求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尽管他们对国有资产向社会强势集团流失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缺乏足够的力度，他们对国营企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命运的关注与呼吁，他们对盗窃和抢劫国有企业者的警惕与谴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中左：毛主义
中左，不是指中间派中的左派或者左派中的中间派，而是指中等资历的左派，中年人中的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毛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和变型，从资历上说自然比老左要浅，同时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走资派”不会是毛主义的信奉者，曾经真诚信奉过毛主义，乃至迄今痴心不改者，大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的年龄约在40岁至60岁之间，大体上还可以算是中年人。
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毛泽东逝世后，“还乡团”们最担心的便是王洪文式的毛主义者利用年龄优势20年后卷土重来，于是便在政权机关和舆论阵地中开展了犁庭扫穴式的清理“三种人”运动。自上而下的运动总是比自下而上的运动有效而彻底，到80年代初人们发现，权力机关中的前造反派已经完全被“还乡团”的子弟兵所取代；在90年代人们进而发现，许多著名造反派譬如比王洪文资格更老的上海工总司头头等，已经被扫地出了国门，散居在欧美大洋洲各地。
在整个80年代，掌权者和知识分子大多认为“文革”已经寿终正寝，不可能再从棺材中爬出来。但人们再一次跌破眼镜。90年代，“毛泽东热”持续高涨；“文革”结束20年后，对“文革”的呼唤在互联网上甚至主流媒体上真的卷土重来了。不仅中年人下岗后重新缅怀“文革”岁月，连青年人也对之产生了兴趣和崇拜。清华有位博士生在给《切·格瓦拉》创作者张广天的信中说：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劳动人民我却关心的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切·格瓦拉》则给了这一切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2]他的信在网上发表后，点击率非常高。这说明毛主义、格瓦拉主义等左派思潮，在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中，确实很有市场。
本文之所以采用毛主义而不采用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是因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把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全部剔除，本文权且将这些剔除部分称为毛主义。毛主义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尽管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尽管一些造反派担任过革委会委员、常委甚至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们始终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革委会的实权一直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实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上海人民公社、北京人民公社等，是被毛泽东本人否决了的。其他的一些新制度，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保送上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单位等），则因为与城市化、知识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正因为没有历史包袱要背，不需要去维护什么现存的制度，使得今日的毛主义者批判锋芒更加犀利，更加无所顾忌。
中左不同于老左，他们不仅盯着那些个体户、私人资本家、暴发户，更把揭露和抨击的矛头对准血统高贵、在官场和钱场都玩得转、“以权抢钱、以钱买权”的社会强势群体。用李宪源（他的私人通信和文章有许多刊载在“常仁网站”，或许常仁即是他的网上笔名）的话来说：“正因为存在特定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存在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广泛勾结，才使工人被老板锁在车间内让大火活活烧死的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屡屡发生！”中左不同于新左，他们深知中国腐败横行无忌，贫富急剧分化的主要根子不是抽象的市场，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他们主张发动一场“经济文革”。
中左清楚地知道，为了制约权力、遏制腐败，不能寄希望于“明君”、“清官”，不能仰仗克格勃手段；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民主监督的方法。李宪源说：“本人虽然以揭露‘西方民主’维护财团利益本质为己任，但这并不意味一种能够不断化解其社会尖锐利益冲突的政治操作方式，就毫无借鉴价值。剔除那些贩卖狗皮膏药者天花乱坠的瞎吹嘘，西方制度值得一学的或许有两点：一是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相互制约，决不允许出现可以摆脱和超越批评监督的任何权力中心。二是必须给制度运作的利益受损害者，以合法表达不满和抗议的渠道与空间，以确保由此造成的社会紧张，能够得到正常的释放缓解。统治者并能根据有这类反抗声音所提供的警示信号，及时评估和调整统治方针，以防治社会矛盾在高压状态下以虚假稳定的方式，最终发展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危险境地。”[3]因此，即使他们否定资产阶级“多党制”，也仍然孜孜追求一种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直接选举的权利。
毛主义的长处在于阶级分析一针见血的尖锐性与彻底性，其短处则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绝对化与泛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是多向度的，有多方面的需要与追求。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是揭示了吃饭穿衣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但是如果把利益关系当成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便成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而且，阶级关系也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利益关系。网上一位“一向以左派自居”的作者小鹏指出，左派常有一种偷懒以教条代替思考的所谓思维定势。左派最大的思维定势，要算胡乱套用阶级分析了。“许多左派先生，包括本坛名客常仁先生，经常拿美国多年不涨工资来说事，为之感到愤愤不平。如果他们因此要与美国工人一道，阻碍资本流动，美其名曰‘为彼此的权利和福利而斗争’，那么，恕俺直言，这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屁股坐歪了地方。因为，资本流动受阻，损失的是缺乏资本的穷国的就业机会，放慢的是全球工资均等化的过程，伤害的往往是穷国的剩余劳动力。这是经济规律。左派尽可以将空话与高调唱得振天价响，尽可以痛骂资本家制造穷国富国工人的利益矛盾，尽可以‘蔑视资本主义’，尽可以嘲笑经济法则。只不过，在中国农村还有上亿剩余劳动力之时，在中国的工资还没有涨到失去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之前，咱们的打工仔打工妹，可没闲心陪你们玩这奢侈游戏。”“所以，每当我听到富国的左派们，高喊‘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抗拒全球化’，而中国的左派们不加思索地与之呼应时，就忍不住想，你们想要维护谁的利益？是有汽车洋房的美国工人，还是挣钱供弟妹们上学的中国打工仔打工妹？”[4]
尽管毛主义者有不少理论上的弱点，但他们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使他们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感染力。中左目前在网上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出击态势，使老左、新左相形见拙，也是对中派和右派思想家、政治家的严肃挑战。在国内学术界知名人士中，迄今还没有出现毛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正如李宪源所说，在底层民众中间，始终存在和活跃着无数被统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所忽视的毛主义的“草根领袖”。真正配得上民粹主义这顶桂冠的，不是老左和新左，唯有中左。
四、新左：新马克思主义
新左的主体是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左派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便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但在中国来说，新左派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马”或曰“西马”，包括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明的依附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
新左与老左、中左相比，自然是个小字辈，要到90年代中期它才成为中国学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角色。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在45岁以下，是没有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本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已传入中国，笔者在当时就曾广为搜集并认真研读。但是，基于以下原因：“臭老九”、“插队知青”、“可教育好子女”对于“文革”经历的集体记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不断激进化在四五运动后出现拐点，“探索的一代”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直接追溯到启蒙思想、自由民主主义，邓—胡—赵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青年知识分子激起更多的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东亚四小龙崛起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突破，等等；新马克思主义最终没能成为现在45岁到55岁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他们对其只是借鉴而没有服膺。这就为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有待采掘的理论宝藏。新左派虽然常常把“后殖民”、“反西方中心论”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却是学术理论界“全盘西化”的完成者。如果缺少了在西方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那自然谈不上什么“全盘西化”，只能说是“半盘西化”或者“八成西化”。新左在理论上拾缺补遗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但他们藐视前辈、目空一切则是完全不应该有的骄傲，是浮躁和阅世不深的表现。
由于“新马”、“西马”理论上的遗传基因，新左与老左、中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要维护的特定制度、特定阶级与特定利益，因此可以把理论上的批判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受到质疑，只有彻底的解构才痛快。但正因为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拿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实施方案和政治纲领，它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堂而上不了总统大选和议会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中国的新左在批判性上先就打了一个大折扣，因为它不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集团和社会强势群体，而是指向刚刚浮出水面的在政治上极其脆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人们常常说“破旧立新”，能破还要能立，会解构还要会建构。即使承认新左在制度批判上很潇洒很“酷”，一涉及制度创新他们便表现出幼稚可笑的一面。崔之元把“鞍钢宪法”说成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但高华撰文指出，这纯属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党委领导和突出政治。崔之元、汪晖也喜欢谈论乡镇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但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学者秦晖、温铁军、张晓山等指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的关键是不允许农民改变“二等公民”的身份。中国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最近由“新望”发表在“思想的境界”网站的《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一文指出，自1998年以来，江苏的学术理论界和地方当政领导均已认识到：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是“政府汲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苏南模式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集体经济产权“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非排他性使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成本总是以平均数的形式由全体成员均摊，因而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滥用，“名义所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关心公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当然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瞒上欺下，多吃多占，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的“串谋”行为。从而最终导致集体财产的社区干部“灰色私有”。这些道理业已成为共识。目前，苏南各地正在着手准备“二次改制”，“改制”的对象正是崔之元所推崇的股份合作制，因为股份合作制不受《公司法》保护。
朱学勤指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後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5]
笔者在《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发表时副标题与部分内容被编辑删去，可见当时批评汪晖是有阻力的）[6]中亦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论断的影响，严灵峰和任曙等“动力派”便提出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在世界范围内，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和运动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如此；但是在中国，托派始终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它的论断远离中国现实，而且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时隔七十年，汪晖的“批判思想”用新的话语重复“动力派”的旧观点，是否就合乎时宜了呢？苏东国家、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也已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尽管中国与上述二者有相当多的同一性，但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性突显了“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不会批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会不会同意扩大国际法庭的管辖权？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融入全球体制的既成事实。不能排除以“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名义重新关闭国门或者缩小开放度的可能。“动力派”和“批判思想”都说了太多的“已经”，恐怕还是应当把完成时态改成未来时态方为稳妥。至于现在时态的陈述，“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恐怕也还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力活动的敌手。“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回答下列建设性的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知识社会的全球信息秩序应当遵循哪些规则……。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盘子中去“重新思考”，恐怕也不会对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有多少帮助。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混合经济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直接选举问题，报刊民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台湾统一问题，等等。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问题甚少建树，主要原因并不是在引进批判学派等西方时髦理论方面努力不够，而是自身调查研究的功力不够，以及学术以外的障碍远未排除。
尽管新左一副“全面批判”、“彻底解构”的架势，但在21世纪中国是否要由“共同体”走向“社会”（腾尼斯意义上的），由城乡分立走向城乡一体，由竹幕（半封闭半开放）走向全球化，由传统信仰幻灭走向新的伦理整合，由集权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关键性时代课题上，却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政治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走到了一起。难怪对现实持不妥协批判立场的中左会对他们感到失望。
五、牵线人与游走者
在老左、中左和新左之间，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理论牵线人与游走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原本不同的思想与政治流派形成了一条连绵的战线。同时也使对手和观战者产生了浑然一体的错觉，忽略了左派之间的差异，至少是忽视了中左的存在及其政治潜力。
“新马”、“西马”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素无好感，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会导致“人的异化”，塑造的全是“单向度的人”。但当汪晖说到：“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7]他便在新左与老左之间牵了一条红线。暧昧态度后面隐藏着真实立场：不评判就是对“以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主体”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许。
崔之元的理论立足点是新马克思主义，但他常常客串中左的角色，对毛主义投以青睐。他说：“‘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李慎之和何家栋已经指出，这是对毛泽东“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他在“文革”中搞“大民主”与在“反右”中搞“大民主”一样，都是针对敌人的——前者是对“右派”，后者是对“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敌我意识、两类矛盾与法治社会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就必须彻底告别毛主义的“大民主”即“群众专政”与“全面专政”。[8]1968年前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曾把毛主义引为同道，直接标榜毛主义的政党组织也在欧美大洋洲和日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年后毛去邓来，“文革”的真实情况不能继续遮掩下去了，西方的“毛主义热”便迅速降温。再过十年，在“六四”与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比下，让新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联姻就更像是天方夜谭。崔之元笔下的毛主义与人们曾经信奉和实践过的毛主义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他不能完成整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也不能如中左要求的那样彻底地“毛化”，相信他最终会回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不再在中左与新左之间游走。
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从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可以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出，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由于老左和中左出于同一位宗师，他们在许多观点上很容易一拍即合；但是，只要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不能合二而一，只要“走资派”与“造反派”不能捐弃前嫌，他们在政治上真正携手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六、非神圣同盟
李宪源在跟余世存商榷的文章中说：“对使其威风扫地的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国权力精英，与对文革冲击同样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9]如果“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指的是由政府“包下来”、“养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例如沈雁冰、雷洁琼，或许还有一二分道理，但其实他们或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知识界老左派，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如果指的是朱学勤、徐友渔这些人，就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了。朱学勤、徐友渔、秦晖这一辈插队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曾在社会底层长期生活过，他们确实受到过“文革冲击”，但与因“威风扫地”而对“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权力精英不同，他们受到的冲击主要是思想上的冲击，经历的痛苦主要是理想幻灭的痛苦。中国权力精英与思想精英在经过四五运动前后的一段短暂的蜜月后，到理论务虚会和西单民主墙时期便已分道扬镳。如果二者之间现在确实还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为什么前者屡屡封杀后者的言论，甚至打碎他们的饭碗（如最近对秦晖、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却听任左派言论在各种大陆网站上与民族主义言论相互呼应呢？
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另一种政治同盟关系，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在思想和政治光谱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通常被归入右派，与左派处于对立的位置。例如在20年代的中国，中共与“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的主要理论对手便是以“醒狮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魏玛德国，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要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他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的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斯宾格勒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对照起来，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斯宾格勒那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个体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历史更加值得借鉴。日本军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源头，一是军部，一是民间的草根法西斯主义者。军部的军国主义者又分为统制派与皇道派，后者受北一辉等草根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甚深。北一辉等在其著述中杂糅左右两方面的思想，称“革新阵营”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财阀政权”，实现“维新政权”。他们“反对外来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吹“复古”，“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即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的“国民主义”。王小东素以“持中国的、平民的立场”而自豪，他的思路历程颇有点像北一辉，甚至在细节上都像，譬如到远古文化基因中去挖掘“侠客精神”。王小东曾写道：“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与格瓦拉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我为什么还是为其所动呢？也许我的思想中也有百分之三十的格瓦拉？也许，在当今的中国，要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百分之三十的格瓦拉是必不可少的。”[10]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左派尤其是中左也认为在自己的言论文章中流露出百分之三十的王小东大有好处，先戴上一顶“反美”的桂冠，披挂一身“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铠甲，再把自己想说的话娓娓道来。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因为从本质上说，前者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牛头不对马嘴，硬栓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他们的理想是“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对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如果毛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中左成为左派阵营的掌门人，将会加速非神圣同盟的破裂。
七、左中右全光谱
在本文结束前，顺便对今日中国思想与政治的全光谱作一个简要评述。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左派、中派和右派。
左派的三个主要分支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以梁从诫、杨东平、郑也夫为代表的生态主义也已经“浮出水面”。在反对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方面，生态主义与右派乃至中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坚持自由主义和多样性方面，他们则与其他左派分道扬镳。旨在承认、尊重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的王小东所谓“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出现零散的表达，但还没有形成政治气候。
关于中国的右派，笔者在《今日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载1999年第3期《北京文学》）与《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SPAN>解释中国>》（载1998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中作过评述。右派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新秩序主义的鼓吹者王山明确表示：“我反对民众权力，反对普遍的民主权力，我认为中国社会不具备条件。”“我认为中国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水至清则无鱼，如果干部队伍没有优秀人才，国家被一些庸才或中长之才管理，我想也不是好现象。”“通过改革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民族大义。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11]显然，在今日中国真正如鱼得水的正是某些不得志的中左和老左所谓的“新右派”。左派的批判锋芒本来应当指向王山这样的右派思想家，但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他们偏偏选择了中派作为攻击的目标，这多少有些30年代斯大林把中派视为最危险政敌的遗风。而真正对右派展开批判的几乎都是中派。
中派主要包括自由民主主义（有时也简称为自由主义，但并非不要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近两年来，在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等人的努力下，自由民主主义开始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上正式露面；公开揭橥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士仅见于海外中文网站，但其信奉者在国内亦大有人在，只是还没有亮出旗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等阶层构成社会的主体，因此中派在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自由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轮流上台执政，左派和右派则人少势弱，处于边缘地位。像原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一个事实上的中派政党，才有机会上台执政。而带有右派民族主义色彩的奥地利自由党入阁联合执政后，便受到欧盟各国的集体抵制和制裁。但是当今中国情况则不同，中派及其社会基础都十分脆弱，在面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压力时，中派内部的左右两翼并不愿意相互攻击，给共同的对手以可乘之机。
秦晖在《我的“第三条道路”》[12]中说：与自由秩序早已建立的西方相比，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情境”实与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更为近似。在那种情境中，自由的缺乏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太多，社会民主的缺乏也不是因为自由太多。因此那时的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而自由主义反对派宁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赞赏马克思，也要反对托利党式的（而非伯克式的）保守主义。类似地，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那么有人会问：你到底持自由主义立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我的回答是：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这两个立场的价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只是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两者的价值重合面才日益缩小而价值对立日益凸显。因此在中国目前的“问题”背景下，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要之，我们要走的决不是反自由也反社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由反社会民主或以社会民主反自由的道路，甚至不是“介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道路，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与社会民主二者之基本价值的道路。在我们这里，在为上述基本价值而奋斗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两种立场，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场，哈耶克与马克思反对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立场。因此在“主义”问题上，我只能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这一立场如在西方可能会显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国它却是一种“激进的中庸”——在经济上，它既不利于大家长保卫或复兴宗法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赞成的），也不利于大家长独占家产而把子弟们踢出家门（如某些“右派”所赞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而愿意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因此它既受到那种专门拥护“只准拥护的政府”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也受到那种专门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的“激进主义者”的攻击；而后两种人关于“激进还是保守”的争论在它看来却显得十分滑稽。秦晖的这些论说很好地表达了今日中国之中派立场。
只要左派和右派继续在中国舞台上唱主角，只要中派在中国政坛上还没有什么份量，就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和世界接轨。而一旦21世纪中国选择了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现在的左派和右派便会边缘化，中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分歧将会突显出来。到了那个时候，自然也会出现布莱尔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眼下，中国最缺少的还是秦晖式的“第三条道路”（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则是“共同的底线”[13]），即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融于一炉的“自由—社会民主”。
2000.8.4
[1]常仁：《请作出面向“多数人”的辩白与回答——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载“新呐喊”网站。
[2]《清华大学教师徐彦辉与张广天的通信（2000年6月6日）》，《黑板报文艺周刊》，总第25期，载“黑板报”网站。
[3]常仁：《防治强国论坛成为糊弄人的地方》，载“新呐喊”网站。
[4]小鹏：《左派的思维定势——从乔姆斯基的一段话谈起》，载“强国论坛”网站。
[5]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载香港：《亚洲周刊》，第4期，2000年1月23日。
[6]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7]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海口：《天涯》，1998年第6期，151页。
[8]参见何家栋：《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9]李宪源：《怨妇、情夫、“皮条客”及阿斗流氓——就对汪晖、王小东的批评跟余世存商榷》，载“新呐喊”网站。
[10]王小东：《关于理想主义的几点断想》，《黑板报文艺周刊》，总第21期，载“黑板报”网站。
[11]引文均见刘智峰主编：《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王思睿、何家栋：《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SPAN>解释中国>》。
[12]载海口：《天涯》，2000年第2期。
[13]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著<</SPAN>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世纪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