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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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疯狂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
称时因年幼无知，受人蛊惑，伤害了一些人，“虽有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2013-06-18 00:00:00浏览量:6253评论（0）字号：TT摘要：上午10点多，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他的头发开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

刘伯勤所在班级1968年12月拍摄的毕业照。图中最后一排右三为刘伯勤、右六是张念泉；前二排左二为鲍德昌、左四为班主任许俊源；前四排右五为曹广滨，左二为李刚。刘伯勤供图。

这是刘伯勤刊发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

上午10点多，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他的头发开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道歉广告刊登后，他儿子发E -m ail对他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学也打电话、发电邮来询问。有的同学说，“你捣鼓这个干吗？”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
1966年6月7日，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一天，学校还没有放假。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刘伯勤正劳动时，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明天不用劳动，要搞文化革命了。”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也很高兴，还问，“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许俊源顿了一顿，很沉重地说“不上了”。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
上初中后，刘伯勤比较调皮，有点叛逆，经常和老师作对。一次，教代数的许俊源在课堂上提问，刘伯勤一反常规地举手了。许俊源很惊讶。没想到刘伯勤问，“你昨天为什么跑到我家告状去？”同学们听了都有点惊愕。期中考试时，许俊源给了刘伯勤代数科目59分。他就认为班主任和他过不去。“他给我59分，对我触动很大。”刘伯勤回忆。
批斗
“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
“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时，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斗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毕德质，任何“革命师生”让他干嘛就得干嘛。当时学校流传《牛鬼蛇神之歌》是毕德质作词。“他作词，就冲着他来。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刘伯勤说。
对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的批斗则极尽荒诞。胡熹和给他们初一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胡老师画的画大多属于漫画。漫画线条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夸张，大多用横、竖、斜的线条画出来的，一笔一画，这些笔画容易被看成字。”刘伯勤说。
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了。“把她抛出来是领导为了保自己。”刘伯勤说。刘伯勤的同学鲍德昌回忆，批斗朱琳时，让她胸前挂着两只鞋，污蔑为“破鞋”。还让她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琳”，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
1967年春天。有次济南一中组织师生在城南千佛山脚下的果园拔草，朱琳也参加劳动了。在劳动现场，刘伯勤和另一个同学上前找朱琳的茬，说她反动，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朱琳说，“你们是学生，还年轻，懂了再说吧。”刘伯勤回忆，“我们理屈词穷，就说她不老实。现在想来，这不是批斗的场合，而且批斗朱琳副校长已经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无谓找茬，伤害老师。”
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护。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恶作剧
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巨大惊吓
“文革”时刘伯勤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大院内有几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这3人都出现在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谈到当年对3人做的错事，刘伯勤充满忏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后，玻璃破了，窗户上糊了报纸。有几次，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用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夹着小鞭炮。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恶作剧同样发生在宋文田家。刘伯勤与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脸贴到玻璃上，然后敲玻璃。里面的人一开灯，顺着声音一看会吓一跳。
1967年，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里，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油、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让他们没法用。
反思
“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1966年9月，济南大中专和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串连热潮持续了7个月之久。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老家山东省政协大院的时候，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于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3个工种，一待8年。
1972年，开始兴考试了。刘伯勤当时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
后来他发愤读书，于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上世纪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刘伯勤母亲那里，他当时很隐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结
“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在同班同学李刚看来，刘伯勤“有拗劲，爱较真，辩论时非要分出个一二三”。刘伯勤将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称为“属于小恶”。
刘伯勤产生登广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几年前他就想，当年伤害过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广告可以给人家后人有个交代，通过这种办法把该做的做了。但当时他有顾虑，因为和他一块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没有道歉，他怎么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观上不能给别人形成压力”。“现在和我一起干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同学曹广滨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记得这些事情呢？”张念泉当时回答，“不想见面，也不愿伤和气。”
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把他请出来一块吃了个饭，坐了两三个小时。但这次见面，两个人谈“文革”的时间并不多。刘伯勤当面给张念泉道歉。张念泉说：“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刘伯勤说。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
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
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
刘伯勤随后的话让鲍德昌震惊。他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
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他说，“伯勤，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伯勤你别这样，这么多年的事了，谁把它当回事呢？”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
“这个同学有这种思维和意识，他还记得这个事，想给人道歉，我觉得很感动，心里很热火，是一种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鲍德昌告诉南都记者。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其他人则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刘伯勤偶然登录一家媒体网站，看到有“读者留言”栏目，就询问做不做道歉广告业务。后来几经沟通，最后在这家媒体登载了那则道歉广告。在这家媒体网站“读者留言”栏目，刘伯勤留言称，“本人‘文革’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伤害了一些人，这些年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也获得他们谅解。但还有一些先生因年久无法联系(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愿意在贵刊登广告向他们及其家属道歉，以赎前愆，不知贵刊能否成全？”
他用的网名叫“心病”。
参考资料：
《济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山东省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山东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山东省省情资料库
“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 刘伯勤
南都记者 高龙


http://nandu.oeeee.com/nis/201306/18/66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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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刘伯勤最近在媒体上发表道歉启事，为他在文革期间批斗老师、骚扰邻里的行为表示忏悔，引起广泛回响。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刘伯勤的道歉和忏悔不仅是勇敢的举动，也是对当局目前的政治生态表示抗议。

中国大陆在1966年到1976历经十年文革，是许多当年亲历激情疯狂和人性扭曲的一代人至今想来心痛的黑暗岁月。老红卫兵刘伯勤在媒体上对文革期间参与批斗、抄家和骚扰邻里公开道歉和忏悔，看在旅美文革史学者宋永毅眼里，兼具个人反思的勇气和对当局反讽等深刻意义。

宋永毅表示：“红卫兵公开道歉之举说明这一代人还有良知，这一代人包括我在内，是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毛泽东的反对派，当然，现在还有不少人仍是毛派。第二个更大的意义，是这则道歉启事也是对当局的反讽，习近平有很多思想不仅没有超过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反而比当时还倒退。刘伯勤登报道歉，对目前中共执政者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宋永毅在美深耕文革史研究和建立文革数据库，在加州州大洛杉矶分校已晋升为图书馆教授。他认为，老红卫兵出自个人良知公开道歉，但目前在中共体制内和民间仍有积极拥毛护毛的群体，尤其令人摇头感慨。

宋永毅说：“毛泽东要为文革悲剧负起主要罪责，中国大陆现在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为毛泽东唱战歌、为文革唱战歌，如此是非不分，让身为文革历史研究者的我为之心寒，怀疑这民族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以前听闻有些红卫兵私下向当年的校长老师道歉，刘伯勤公开道歉是一次非常勇敢的举动，这一代人还有点希望。”

宋永毅估计，刘伯勤个人对文革期间的恶劣行径公开道歉，眼下还难以凝聚成足以撼动当局主动改变历史思维的力度，但已经把过去一代人隐而不说的自我问答带进公众视线。

他指出：“正因为中国大陆当局和执政党目前非但不见前进，反而还倒退，造成整个民族没有从文革悲剧得到教训。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老先生为自己在文革当时的作为公开道歉，既是对目前政治生态表示抗议，也把问题当成一个公众事务来讨论，有利于在中国大陆建立正常健康的政治生态。”

老红卫兵通过登报忏悔寻求解下心头重担，宋永毅点评唯有政府和政党公开直面历史伤痕，才可能还予中华民族和历史进程应得的公道和正义。

宋永毅说：“红卫兵公开忏悔是否可能成为光辉的起点？或者过了一阵子之后，被我们的民族惰性如同汪洋大海般淹没？我不是很乐观，因为首先必须解决执政者的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 ... 061920131530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