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 回望“新思潮”

tuffy05

回望“新思潮”

杨大庆

（一）
文革的初衷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官方说法，中国1949年前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从未站稳脚，其“辟”不知从何复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历史是常走错房间的，《炮打司令部》一声炮响，由撤工作组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使各级党委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基层政权全面瘫痪。塌陷的权力地层居然造就了“民主”起飞的跳板，几乎一夜之间，宪法中徒具虚文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全面或部分实现了：无须任何部门批准，只要是“革命群众”就可以成立政治组织，而历次运动中受到整肃的人士和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只要自诩“受迫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被颠倒历史再颠倒过来”，肆无忌惮地发泄对“组织”或某领导的愤怒和不满。更出人意料的，则是在这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里，一种类似于摆脱教规、教义和红衣主教的束缚而凭心灵与上帝沟通的“早期基督教新教”式的精神景观静悄悄地浮出水面：由于从中宣部的大小阎王到基层支部识字不多的教师爷都失去了人民信仰指导者的资格和对中央精神、最高指示的解释权，至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平台上，自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几成为“思想反动”同义语的“独立思考”居然有了自己的空间。
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陈子明《1976四五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二》）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贴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同上）
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年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航空学院出现了一张题为《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的大字报。这张标题触目惊心的大字报把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要不了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和毛泽东指责刘、邓在文革初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认为刘邓的路线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及工作组实施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岂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法西斯党？（华新民《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十分明显，词锋犀利的“新思潮”虽然充溢着1960年代学毛著高潮中最时髦的话语，但耀眼的思想火花却在其与虚假空洞大话假话连篇的讲用报告、学习心得之间划出了十分明显的界限。“新思潮”是造反派的伴生物，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思想者力图突破“路线斗争”的官方模式解释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为“造反有理”提供更坚实的道义基础和更有力的思想支持的顽强努力。
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鲜有主流造反派（从五大领袖到王洪文）对“新思潮”表现出热情与兴趣。原因很简单：当“造反有理”被“红八月”中风头出尽的小贵族们阐释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时，这些造反者还在低声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盼望着平反出苦海；当《红旗》十三期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后，他们又顺理成章地将自身遭受的苦难全归于作为党内斗争失败一方代名词的“刘邓司令部”。然而，这貌似强大的“司令部”如此不堪一击显然出乎他们（也包括所有人）的意料，“一月革命”如同天外来客出现在他们面前。乾坤倒转、山河再造，大多数保皇派和其“司令部”一样一败涂地溃不成军，造反派则由赴京上访祈求中央文革主持公道的可怜虫而成了权力盛宴上的重量级食客。简单易懂直白动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打江山坐江山”、“改朝换代”、“替天行道”足以作为“造反有理”的注脚并展现宏伟远景了，何必理会同行的几个白痴关于体制制度的梦呓？何况1957年右派放言高论类似话题的后果教训犹在眼前，殷鉴未远，能不慎哉。
可是，“一月革命”却未能澄清乱局，即实现伟大领袖希望的“见眉目”，更未能使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无论是东北曙光、西南春雷、上海公社；也无论“三支两军”、“二月镇反”，绛灌无文、武人行政，都是旧矛盾刚了（甚至未了），新冲突又生。局部地区造反、保皇两派仍在对峙，全国范围内造反派内部的争端又在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但是，面对金灿灿的印把子眼红心热之余，造反派也“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此时斗争的双方（或三方，如辽宁、四川、河南、江苏、甘肃；或四方如宁夏）无论案底如何（造反或保皇），都把“造反有理”当做旗帜，都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论证自己独占或切下最大一块蛋糕的合理性，利益交错是非混沌逻辑荒谬的文斗武斗在全国展开，而其中的最激进者，则把眼光投向了“新思潮”。
1967年春天，围绕着对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在释放冲击公安部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中对联动的态度问题，北京的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6月11日，影响颇大的“四三”派的重磅理论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出台，依据前此不久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里公开引用的毛泽东评述《战国策》中《触讋说赵太后》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该文以此立论，称在文革以前的中国，执政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虽然《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并不为绝大多数“四三”派成员认同，但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思潮”不再仅以“纯学术”的形态若即若离于生死搏杀的两派之外，而是在现实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开始自觉地服务于现实的派别斗争；更由于这场斗争发生在首都，万众瞩目，因而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但是，由于毛泽东为了稳定首都的局势而开始收束北京的群众运动，“四三”、“四四”的斗争很快趋于平静，刚刚掀起潮头的“新思潮”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它的下一站是湖南，在那里，十九岁的长沙一中高一学生杨曦光及其战友将以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和由此获得的十年不等的牢狱之灾为“新思潮”的顶峰标出高度。

（二）
1967年1月，围绕着夺权，长沙地区的两大造反组织高司与湘江风雷出现分裂，奉命支左的湖南军区支持了前者。杨曦光则在此时狂飙突进高调亮相，以一纸《论夺权必夺军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随之湖南军区执行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镇压湘江风雷，杨曦光也被捕入狱。但随着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渐入高潮，湖南军区阵脚松动，杨曦光与大批湘江风雷的中小头目陆续被放了出来。出狱后的杨曦光激进色彩更形浓厚，他不但与北京农大、北京外语学院的“五一六”分子建立起联系，而且直接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部分活动。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触角伸向了“新思潮”。他不但成了“新思潮”的集大成者，更堪称“新思潮”的积极践行者。以至他的名字几乎成为湖南造反派中最极端的分裂组织“省无联”的同义语（杨曦光与“省无联”的异同，陈益南先生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同不少“新思潮”的先行者一样，杨曦光也不单从“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而更重从当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看文革的兴起。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体现的呢？杨曦光认为，它体现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新的剥削阶级——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红色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这一矛盾和斗争催生了文化大革命，而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实现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才称得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显然，“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新思潮”的逻辑起点，杨曦光据此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作出了极其严重的估计并欲重新审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
杨曦光在1967年底在与几位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成员的谈话中称：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再加上我们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很多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因此，我们国家并不能称社会主义国家。充其量也只能算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际上就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按：引文有误，应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他还说，现在我国的生产品分配权被特权阶层所控制。所以，生产资料已由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变化为实际上的私人所有制。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有人问他说：既然特权阶层人物这么多，并且还占了统治地位，那么怎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呢？杨曦光回答说：中央里面就只有毛主席那几个人才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靠中央集权来体现。他说：我们国家里是世界上集权制最严重的国家，权力无限地集中在中央，所以，中央领导班子的无产阶级性质才决定了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对走资派的行为进行抵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体现。
为了讲清他的观点，杨曦光特意讲了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全国所有的省委都被冲垮的原因，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政权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就都被冲垮了。
杨曦光更进一步认为，“九评”里有关特权阶层的一段论述值得修正。“九评”说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特权阶层才形成，而实际上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特权阶层就已经形成了。
他还举中国一个北方邻邦为例说，为什么像这样的国家，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呢？因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仅有形式，但实际上产品分配权落入特权阶层人物手中，所以生产资料实际上已经成为私人所有制，所以他们的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杨曦光希望自己的战友能坐下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要不割断历史，不要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内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
杨曦光的这套理论，即令是在长沙地区最激进的造反派“省无联”内，也追随者寥寥，在正统的产业工人队伍里更乏知音。之所以如此，杨曦光认为这是由“新思潮”的缺点所致，即“新思潮”“没有具体分析在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生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资产阶级怎样产生，工人阶级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因为“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分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以上部分引用了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提供的湖南文革原始材料，特表谢意。）
显然，杨曦光眼中的文化大革命既非他十分不屑的“罢官运动”“揪人运动”，也非张春桥的“改朝换代”。他认为当时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全面社会革命，而只有通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中国才可以避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不言而喻，这场革命将引起政体的变化，“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中国向何处去》）；这场革命也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全新组织，因为“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同上），即党政军民不分、工农商学一体，消灭分工、限制交换、抹平差别、分配平均、共同生活的兵营式农业共产主义乌托邦。对这个乌托邦最重要的政治特征，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概括为“武装的群众专政”，其直接表现有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到了武装的人民手中，造反派控制财经大权，小学生指挥交通等等。显然，这种“专政”和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风光的“厨娘治国”一样，属于直接民主，是人类文明的破晓时分的希腊城邦民主通过《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折射过来的余光。
对实现这个地上天国的物质力量，杨曦光却并不认为是当时尚有余勇的造反派，而是现行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特别是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为了进一步了解和动员知识青年，杨曦光不顾中央禁令偕同山东师院附中批判小组刘锦长（渤海战团成员）召集数省知青在长沙一中开座谈会。会后杨根据会上搜集的情况写成《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对知青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描述，对知青中蕴藏的革命潜力寄予莫大希望：“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底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 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人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要完成这场“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光有革命的人力资源还不行，还必须选择正确的道路。根据杨曦光对当时国情的分析，认为和平过渡行不通，革命暴力必不可免，因为“‘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而“一月革命”之所以成果很不理想，是因为“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同上）
但随之而来的“二月逆流”中军队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却教育了人民，使他们——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像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爆发了：人民在八月爆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上）
群众的觉醒已令杨曦光兴奋不已了，而7、8、9三个月全国性的大武斗更使他振臂高呼：“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像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向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同上）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同上）
显然，杨曦光的思想活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了（当年就算是“独立思考”也很危险，与反革命活动只有一步之遥），当局很快便以阴谋“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判刑十年。

（三）
对杨曦光这幅急就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写生画，当时无论赞佩者讥弹者，明里暗里，均以其为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本是国际共运中的一桩陈年旧案。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就与马克思龃龉不断的巴枯宁，对后者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被压迫者解放的条件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少数特权者对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治与奴役。他针对《共产党宣言》称人民国家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发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谁呢？是否另有一个无产阶级将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是否会有“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即“少数特权者管理大多数人民群众”？由于当时无产阶级专政尚未被提上实践日程，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可支持巴枯宁的诘问；也因为随之而起的由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重点搞议会民主、合法斗争，巴枯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与作用及其引起阶级关系变动的观点被打包在无政府主义中轻易打发了。
十月革命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迎来了翘首以望的新世纪。然而，阿芙乐尔舰炮的回声犹震响在耳，捍卫苏维埃政权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宁就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之革命的后果深表失望：因为在他看来，实际上苏俄机关完全承继自沙俄，不过抹上了一层“苏维埃的色彩”而已，往好处想，也不过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工人国家”——与《国家与革命》的设想相比，相隔何止霄壤；而在其“政治遗嘱”中，他更是将其早中期著作中形容沙俄专制的“无限权力”置诸斯大林头上，表示了对官僚主义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担心与厌恶。而其晚年准备采取的严重政治部署之一，就是与托洛茨基联手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此斗争的结局，列宁似乎不乏乐观，因为他是将官僚主义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家机关留用的旧俄人员。然而，天不假年，严重疾病剥夺了列宁的活动能力并提前结束了其生命旅程。失去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只能率领一支有官无兵的小部队进行一次胜算不大的短促突击，结果尽人皆知。自此托洛茨基明白，横亘在其面前的不光是弹性极大、似有似无的官僚主义，更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铁壁铜墙，此集团为工人国家肌体上的“赘疣”，而其成因则可归咎于俄国的落后造成的物资匮乏。既是“赘疣”，当可割去，既然病于物质匮乏，当然可以靠发展生产来解决，托洛茨基由此形成其只反斯大林而不反苏联的矛盾立场，并以此立场在其徒众中引起无尽纠纷，而斯大林则在与托派的斗争中大获全胜。随之而来的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斯大林模式的确立，一个整齐划一、有独特自身利益的官僚阶层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的托派、意大利人布鲁诺-里奇出版了《世界官僚制度》一书，力图拨正托洛茨基的观点。布鲁诺-里奇认为，“官僚集体主义”已经作为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在苏联确立起来了。官僚集团事实上拥有生产资料并在积累利润，不过它是作为集体，而非像昔日的有产阶级那样作为个人实现这一点的。“在苏联社会里，剥削者并非像资本家占有自己企业股息那样直接获得剩余价值。他们是通过国家间接地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先是汇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剩余产品，再在自己的官员群中分配。”对生产资料事实上的拥有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法律拥有。这种拥有是通过国家拥有并拥有国家本身实现的。（多依彻《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版）
二战使本就不在聚光灯下的布鲁诺-里奇远离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却重新提出了布鲁诺-里奇曾经论述过的问题。这次发声的不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或冷眼旁观的边缘知识分子，而是位高权重的南斯拉夫执政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吉拉斯。吉拉斯在人民政权建立不久，就在实行工人自治的新社会上层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上层统治阶级，并将其命名为“新阶级”。作为一个以受压迫阶级的解放为终身使命的革命家，吉拉斯无法如布鲁诺-里奇一样冷漠地将新阶级的出现看做正面现象，他把对老剥削鬼的满腔愤怒又倾向了新暴发户；由此，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很长时期内被南共领袖铁托作为异端革出教门，流亡海外——而铁托则又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展开严厉的批判。
回顾这段历史，并非指杨曦光剿袭成说，而是说这位刚满19岁的高一学生接触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况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杨曦光研读过巴枯宁、托洛茨基、里齐、吉拉斯诸人著作。杨曦光据以形成“新思潮”的思想资源，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60年代的若干观点或论述，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提出，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既得利益集团”；1964年发表的“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归结为“特权阶层”的出现，从而放弃了前此“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的论断；1965年的社教高潮中，毛泽东又在陈正人的蹲点报告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凡此种种，若粗枝大叶看来，确实可与毛泽东将“一月革命”称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相对接；然而仔细检视，其逻辑链条并非十分严密。更要命的是，毛泽东同期另有一些观点与此链条又有不合之处。如1961年处理信阳事件时将其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显系将违法乱纪的干部视为封建剥削阶级残余；社教初期又将形势视为牛鬼蛇神纷纷出笼，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用“三斤猪肉、几包纸烟”收买干部；“五一六通知”虽然杀气腾腾、打击面颇宽，但矛头所指仍然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走的都是割除“赘疣”的老路，看不出要搞地动山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的意思。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何在？至今难以理出头绪，估计与毛泽东1957年后即少有成篇著作公开发表却以大量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最高指示”示人有关，也与毛泽东浪漫诗人与思想巨匠一身二任有关。而时人亦无意（说无胆也许更接近事实）拿这大量不同、矛盾、甚至对立的真理版块玩拼图游戏，或对浪漫诗人的随笔挥洒和思想巨匠的深思熟虑作出区分，只是笼而统之地将其打包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事。而文革中的种种怪事——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到各派群众组织打着完全相同的旗帜打内战——与此不无关联。
面对如此一团混沌，杨曦光不愿做不求甚解随波逐流的平庸之徒，他要从这混沌中挖掘出真理的宝藏来。然而，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工程。以杨曦光之天分，不会看不出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抵牾不通之处，但年轻人求新逐异的本能使他将目光专注于被他想当然地视为被刘少奇一类走资派封锁而不得发表的毛泽东晚期“激进”思想上而不及其余。杨曦光这样做是真糊涂还是假聪明不得而知，但他按照自己的逻辑设定的路线快意飙车时既有勇气也有莽撞。如他说中国不能称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关系也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说无产阶级专政仅靠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来体现，其理论含量姑且不论，单说其社会政治效果就肯定得不到毛泽东的首肯。若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文革与十月革命有何区别？列宁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又有何区别？反修、防修有何意义？第三里程碑又从何而来？然而，杨曦光直到进监狱仍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旷世知音，当听说这位知音也骂“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1967年7月27日接见五大领袖），斥“省无联”为“极左”、为错误思潮的代表（1969年6月28日接见黎原、华国锋）时，不知杨曦光心中是何况味？
更令杨曦光始料未及的，则是文化大革命此后的双轨运行：一方面是“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发展为以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为打击对象的“清队”，并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针对造反派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老将归位、小兵回营”，最后是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被推上反面教员的位置；河归旧道十七年，走上了传统政治运动的老路，而除了某些“有历史问题”者外，至少是笔者没听说揪出过有组织部门定性的“走资派”（即算是曾经被中央点名者，后来也无一人有此定性）。另一方面，则有“反潮流”，“五不怕”，“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批林批孔又夹个批走后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新中国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对造反派不要动不动就滚”，“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最后是与里奇、吉拉斯、杨曦光极难划清界限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仍然是以“炮打司令部”为起点的“矛头向上即是大方向”。如此南辕北辙，必然形不成恩格斯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文革要想善终，难乎其难矣！
果然，山陵崩，乾坤倒转——杨曦光在狱中冷眼旁观了这一切，熬过了最后一段刑期。

（四）
杨曦光的遭遇值得嗟叹，而主流造反派对杨曦光的态度则值得深思。
杨曦光蒙难后，从杨在湖南的直接对立面长沙工联、湘江风雷（温和派）到与其无任何利害冲突的蒯大富，均众口一词地跟着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大骂其所在的组织“省无联”为“反革命大杂烩”（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老蒯，他竟信口开河地把杨曦光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此中缘由，前文已略有提及，现更详剖如下。
众所周知，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以党团员、积极分子、工农革干子弟为基本依靠力量，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孤立和打击名目各异、层出不穷的“一小撮”。文革初起，刘、邓也依循故辙，派出的工作组在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中“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掀起“反干扰”、“抓游鱼”的浪头，于教工中的“牛鬼蛇神”之外，又在学生中抓出了不少新生“一小撮”。高干子弟的优越感也因此大为膨胀，在“红八月”中横行街头，以打人为乐杀人为能，用无辜群众的生命与鲜血为“血统高贵”、“自来红”做出了注脚。可是，令老官僚和小贵族们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阴暗面”的受害者自然成了“革命的动力”。于是，在“五十多天”揪出的“假左派真右派”们身后，迅速聚起掺杂着大批落后分子、出身不好者浩浩荡荡的大军，历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造反”则成了戴在其头上的革命标徽。这支史无前例的革命大军的出现无疑是对十七年乃至更早以来的历次以整人为特征的政治运动的惩罚，它不是如先前的大大小小既得利益者们借运动之机扩大自己的领地，而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下自发地代表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对平等的追求和对不公的抗议，并释放着历次运动中受打击者的积怨和表达着对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的朦胧向往。若在一个有健全理性的社会制度下，造反派或许不乏成长为目标明确的合法诉求团体甚至政治团体的生长点，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却吝啬地没给未经启蒙洗礼的造反派长大成人的机会。当其认识尚停留在一切社会不公、一切自身不幸均出自“反动路线迫害”的幼稚水平时；突如其来地实现了改朝换代的“一月革命”便使其在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之前就取得了对“反动路线”的“伟大胜利”。权力的诱惑力立即显现，造反派开始了分化、“造反”与“保守”的界限开始泯灭、“造反派”身上原本就十分暗淡的理想色彩日复一日消退，中国人从小熟知的“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开始在造反派身上显现，受压者追求公平、正义的火种淹没在爆发户渴求权势的利己主义冰水之中。不管口号如何夸张和离奇，翻译出来都只有两个字：夺权。
而几乎与此同时，林彪在工交座谈会上有关刘邓的问题不仅是五十天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一席话，将批“资反路线”延伸到了文革前的十七年，造成多年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不论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都开始以“长期受压”自我标榜，并将造成自身不幸的根源归于“刘邓路线”。于是，一个与“批资反路线”齐头并进的“反迫害”运动勃然兴起，其最先掀起的潮头是合同工、临时工为要求享受与正式工同等待遇（其实就是要求转为正式工）而造反，以及因“三年困难时期”而被清退的职工要求返回企业为主体的维权行动。就大方向而言，这股潮流与造反派批“资反路线”是一致的（据说长沙就有右派分子到三司驻长联络站请求主持公道），但却未得到支持造反的中央文革的前后一贯的认同。于是江青先是声泪俱下地对合同工、临时工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支持其造反组织“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共同发出通告，满足了其相当大一部分要求；继则，收回通告，取缔“全红总”，逮捕其头目，上演了一出翻脸不认人的闹剧。而被清退职工的维权行动则被上海工总司极不光彩地扣上了一顶“经济主义”的大帽子，并由其与上海市委先后共同发出《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文革被彻底否定的1970年代末，原上海市委的几位头头脑脑还曾与工总司争过《告人民书》《紧急通告》的首创权或著作权）加以打击，由此拉开了“一月革命”的序幕。而在随之而来的“二月镇反”中，“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板子则理所当然地打到了同是因受压而反迫害的造反派的屁股上。
天下大乱的1967年7、8、9三个月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扫除殆尽也一度形成权力真空，于是，在2月被镇压的造反派扬眉吐气的同时，“经济主义”再度抬头，规模可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运动也移师城市；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某些异端政治诉求公开的发声（如“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下台干部”、文革初期被横扫的“牛鬼蛇神”、遭弃用甚至打压的原地下党或原游击武装人员要求平反及落实政策），和一些另类的造反组织（包括地痞流氓、劳教人员）开始涌现。这些目标各异的团体“长期受压”而且“受压最深”，自然“造反精神最强”，极希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这个“底”不是主流造反派豪气干云的夺权而是可怜兮兮的“反迫害”“落实政策”——无疑，这是这个燥热的夏天喧闹中游走于“左派造反”和“右派翻天”之间者发出的刺耳杂音。
然而，就在这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里，事情正在起变化。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包围中南海的“揪刘火线”事实上宣布刘少奇彻底垮台，原始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所有派别都造刘少奇的反、造支持对手的军人和当权派的反。中央对各派的取舍标准也不再是“造反”与“保皇”这已过时的意识形态标签而是控制局面、重建秩序和权威的决心和实力。特别是面对“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所提示的可怕前景，主流造反派开始收敛自己的野心并努力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搞起了不问“路线是非”或心口不一或以大压小的大联合、三结合。而那些“反迫害”的目的尚未达到的边缘群体则仍然期望着再来一次天下大乱，使自己有机会“造反到底”（此类言论和诉求在“省无联”身后如“湘江战团”一类组织的文件中所见多多）。新的形势迫使所有派别根据自己的道德水准、思想水平、政治智慧重新选择道路，主流造反派则如同1848年欧洲革命中“为了自己的钱包而反对自己的作家与政治家”（马克思）的资产阶级一样，开始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自己队伍中捧着马列经典的一小批激进分子（如长沙工联对“省无联”，武汉“三钢”、“三新”对“北决扬”）；而边缘群体则驱策着“新思潮”的马队挣脱缰绳冲出造反派的方阵绝尘而去，跑在最前面的则是后来居上的杨曦光。而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把杨曦光及其同道或后继者（山东“渤海战团”、武汉“北决扬”、广州“八五公社”等）送进监狱的举动，使主流造反派乖乖地迅速与“新思潮”和“造反到底”的口号拉开了距离。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得到了全面落实。

（五）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长河东去，浪走沙沉。杨曦光盛年辞世，“新思潮”的喧嚣早已散去。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每一个严肃对待历史的中国人都不应忘记，正是包括杨曦光在内的“新思潮”先行者在文革中步履艰难地蹚出的那条小道，通向了新启蒙的大道通衢。
文革前的中国，舆论一律的环境使独立思考成了思想反动的同义词，不要说对执政党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持异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自发组成的学毛著学马列（特别是学马列）小组，也时刻面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危险。学校的课堂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则以论证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为目的，一方面神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胜利者；一方面割裂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环境的有机联系，将其抽象成干瘪空洞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教条。1962年秋季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又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观点和方法，其实际运用则十分业余地将前者替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将后者蜕化为用放大镜去寻找“阶级烙印”、以论证“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和“查三代、看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新思潮”恢复了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社会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貌，恢复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这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本义，并勇敢地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解剖中得出了客观上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结论。诚然，由于年轻幼稚，由于所受教育带来的先天思维局限，由于缺乏异质思想资源的支持，“新思潮”始终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框架中挣扎（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比不上在黑暗的隧道中挖掘前行终获光明的顾准；但早就被剥夺了发言权的顾准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不为人知也未对实际政治生活发生影响），其自身的重大缺陷在当时也是一望而知的。
但是，“新思潮”至少在两点上给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明显启示：
（一）即令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十七年”的道路也非中国唯一选择更非理想选择。前文说过，杨曦光认为文革的终极目标是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留恋原始的丰富”（马克思）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政治层面反射着的是历史的余光。然而，对于久处铁屋中的人们来说，余光也是光，只要它能照亮屋角故纸堆中与中国的“十七年”或曰斯大林模式有别的理想残片，它就能鼓舞着人们勇敢地摸索前进；
（二）既然十七年的统治最终形成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用毛泽东的话是“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社会主义的诺言最终落空，执政党“十七年”的统治就失去了合法性。为此，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顺理成章地提出“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要“武装左派”，要“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即“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正是这个“三重建”，使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一学生当年领十年重刑，日后也未获政治上的平反，甚至去世后还要烦劳礼部通知各主流媒体不得发消息、不得举行追思活动、更不得提及其文革期间的言论。但也是这个“三重建”，日益沉重地叩击着一代又一代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的心灵。
正因为如此，杨曦光的入狱不是“新思潮”的谢幕，恰恰相反，对其“反动思想”的大批判使原本为征求意见而印数寥寥少有人知的《中国向何处去》在全国范围内不胫而走，引起不少青年的警醒与深思。而1968年秋冬“老三届”离校，一大批日后被朱学勤称为“六八年人”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上山下乡、奔赴社会底层，“新思潮”分成股股细流潜入地下。虽然先天的贫血症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相对宽松的读书环境却使他们得以有机会通过《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之类的“灰皮书”窥见重重铁幕后那并不遥远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们用青春从泥泞的乡路田塍上和粗砺的黄砂黑土中吸取新的养分。生活的风雨洗尽了理想主义的浓腻油彩，褪去了“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派性外衣。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从大地吸取了真正的力量，“新思潮”不再是浅草丛中若明若暗的烧荒野火，而是奔涌于地层深处的灼热岩浆。1974至1976年间，中国的政治地壳再次断裂，“新思潮”也开始了耀眼的喷发：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真实地反映了全民对文革后果的深深失望和对一个有着高度民主与健全法制的合理社会制度的殷殷向往；而在那个云愁雾惨的春天，一次悲壮的日出——“四五”运动——中，“新思潮”夺目的寒光也在刺向秦皇暴政的出鞘剑锋上闪现。
也许中国是上演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悲喜剧的最好舞台，高潮和落幕几乎在刹那间反复出现：从道义上宣告文革破产的“四五”血腥尚未散尽，历史就在一场静悄悄的宫廷政变中完成交棒，船队在一次以笔为旗的争论中掉头转航，而“新思潮”则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道德动力的西单“民主墙”前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此时，自光荣革命以来、费城制宪以来、《人权宣言》发表以来、（毛泽东认同的）《大西洋宪章》问世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人类进步潮头已在天际涌现，“新思潮”蜿蜒千里的涓涓细流终于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让我们站在“新思潮”在文革瓦砾堆中留下的仅存几块可供向未来攀登的完整基石上，回望历史，远眺未来吧!

《昨天》2012年12月30日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