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琮：文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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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少读《孟子》，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颇为存疑，窃以为又是孟老夫子的夸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尚不能阻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区区几篇被王荆公后来讥为“断烂朝报”的鲁国史稿，岂能吓退“乱臣贼子”？及至文革，得以见识春秋历史，如何充当权谋政治的利器，将政敌杀得落花流水。自此叹服《孟子》所言不诬。

　　文革发难，点来祭旗的乃明史专家吴晗。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檄文，定了吴晗以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替彭德怀翻案的滔天大罪。可怜吴晗对党和领袖一片忠心，早已和清华大师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道扬镳，笃行史学为政治服务之宗旨，却率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晗的“三家村”同党邓拓、廖沫沙，亦难逃借古讽今恶毒攻击之罪名，被揪出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其时凡涉笔历史题材的文人，无不冠以同一罪名，被斗得不亦乐乎。替本为文革主攻对象的“走资派”们，颇挡了一阵子枪林弹雨。

　　借古喻今虽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罪名，但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却可以成为文化革命的重型武器。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矛头暗指党内高层。此文与戚氏另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皆深得领袖首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革进攻的号角。紧接着６月３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又扯出史学旗帜为政治斗争摇旗呐喊。及至１９６７年，对刘少奇见报的首次变相点名批判，还是借道戚本禹批判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本为武器批判高手的林副统帅，也祭出批判的武器，在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上，罗列了一连串烛影斧声、政变夺权的历史案例，杀气腾腾地渲染政变敌情。伟大领袖闻之虽称不安，但其后就有了关于“二月兵变”的流言。一直到文革后期，褒王安石以挺文革；贬宋江剑指“投降派”；孔夫子陪绑副统帅再遭批判；秦始皇和法家被捧到天上。文革大戏的每场演出，几乎都不乏历史的幽灵登场。

　　以文艺和学术为政治工具，文革先锋的几个秀才并非始作俑者。样板戏的前驱及指导思想，可溯源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延安时期。史学从学术的“道”沦为政治的“器”，同样有其革命历史。延安时的陈伯达，写过指桑骂槐讨伐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跟形势的郭沫若，也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及时敲响警钟而得领袖推介。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并未因一片苦心的借古喻今而改变。郭氏为抨击秦始皇的现代版蒋介石，还写了本貌似历史著作的《十批判书》。然而长于戏说历史的郭老却被历史戏弄，二十多年后该书因不合文革需要，反被钦定为“《十批》不是好文章”。１９４８年吴晗所作《朱元璋传》，亦可窥见对蒋氏黑暗统治的影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本乃风闻领袖赞扬海瑞，为迎合圣意服务政治所为。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曹禺的话剧《胆剑篇》、若干画家的颂圣之作，皆异曲同工。岂料却被选为进攻突破口，作了文革炮火下的冤魂。学术为专制政治服务之险恶，亦由此可见一斑。

　　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倘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运用，自难拘泥于史实。在所谓“以论带史”的招牌下，歪曲史实践踏历史，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证明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光荣正确由来已久，而“走资派”早就是机会主义或叛徒内奸工贼，从安源罢工到井冈山会师，从遵义会议到西安事变，重大历史事件本已模糊不清的面目，被肆无忌惮地进一步歪曲篡改。为了文革旗手江青的历史伪装清白，甚至不惮毁灭史料、置见证人于死地。历史造假运动中，被诬者有口难辩，知情人噤若寒蝉，历史遭到最无耻的践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本乃专制文化的传统历有师承。孔子标榜“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恶迹以扮厚道，却霸道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门徒子贡也明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对此心中有数，提醒人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近乎文学想象、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自隋文帝禁私史，秉成王败寇之宗旨，替当今主子文过饰非的官修史书，更不在话下。民国以降，国民党对辛亥之役贪天功为己有，对党魁独裁、通款东瀛、帷薄不修等皆讳莫如深。延安时期，既以满纸谎言、令人作呕的联共党史为权威教材，同样亦步其后尘，将重构党史作为整风的重点，并以此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党史自此开始注水，直至发展到文革的大规模历史欺骗。

　　与造假并列，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手段，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在言必称三代的古代中国，改革祖宗法度，自属大逆不道。要争取改革合法性，除了假天象伪称天意，只有托古人以扮神圣。王莽搞土改，蓝本是莫须有的古“井田制”。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其实也如政敌所云“好学而泥古”。变法中推行的“均输法”，学的还是西汉桑弘羊。康南海闹变法，也要下功夫攒二本《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为变法思想寻找历史资源。甚至到了大跃进年代，自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的领袖，为证明人民公社乃古已有之的良策，还搬出东汉时的“五斗米道”，推荐给高级干部以资借鉴。文革标榜继承古代变法精神，颂扬商鞅王安石的闹剧，皆与之一脉相承。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今中外的人们，都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也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借“古为今用”之名，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影射史学”盛行，历史赤裸裸地沦为权谋政治的工具，在中外历史上却十分罕见。文革发动者曾构陷他人，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借春秋史事，作为政治斗争重要武器，倒是文革的一大发明。与副统帅的“四个第一”等，皆可归入其“有所发明”之序列。所可疑者，是文革发动者虽满脑子帝王将相，但历来自诩厚今薄古，鄙视先人。文革初期的社论文章，无不狂呼踏倒三坟五典，誓与传统决裂。何以每至文革重要关头，却都偏好借春秋史事，来发动现实的政治斗争？

　　原因也许有很多：中国历史悠久、史料资源丰富；领导人鄙视言必称希腊、也不怎么引证马列但谙熟旧史，言及中国赫鲁晓夫时，还不忘赵匡胤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历史故事和戏文为百姓喜闻乐见，便于运动群众；附庸于皇权政治的史学传统，和“王前巫而后史”的史官文化等。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也许还是长期军事斗争的传统，以及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文革借道所谓历史学术批判，迂回攻击的斗争策略。正如工程师出身的官员热衷“工程”，相信人才教育、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皆可借各类工程造就。１９４９年之后，执政者囿于长期军事斗争和地下身份的惯性，未能跳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窠臼。怀疑一切夸张敌情、领导人警戒森严、政务过度保密，皆沿袭了尚处于地下时的心态。沿袭军事斗争发动战役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治理，经济、文化、政治方针，皆以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实施，文革时登峰造极，相沿成习迄今余绪未了。翦除妨碍“继续革命”的同僚，伟大统帅采取自称“剥笋子”的手段。而高饶、而彭黄张周、而彭罗陆杨、而刘邓，取法兵家梯次展开、各个击破之策略。整肃罗瑞卿，被通知与会的元帅和中办主任，会前居然相互打听不知会议何为，亦合兵不示形、突然袭击的战术。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文革后期“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诲，言之谆谆者正是众所周知的谋略大家。其“引蛇出洞”的反右妙计，更是“兵不厌诈”的经典。有何种内政就有何种外交，１９５８年将访华的赫鲁晓夫蒙在鼓中，却造成炮击金门有苏联背书的假象。虽一时将其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然大国外交行诡诈小计，是否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亦恐一言难尽。所以文革之役伊始，并未取正面进攻的态势，而是借道历史批判声东击西、迂回包抄；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诱敌深入；在攻击敌营时梯次展开；以地下方式派江青去沪组织文章，皆为用兵之道。

　　当然，文革之初没有贸然正面进攻，除了对兵者诡道的擅长和爱好，也取决于文革之际的实际政治格局。格局之一是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已经显示，党内多数并不赞成极左路线。文革发动者虽吹嘘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打倒政敌，但文革伊始要一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打倒大批党内军内所谓走资派，全面推行文革路线，以党内民主方式决策并无胜算。诚如李鸿章论及对日之战时所言：“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前有袁项城称帝错估力量对比不远的殷鉴，后有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晚近之教训，战略大家岂会掉以轻心。于是除了采取迂回斗争策略，文革前夕还成立“首都工作组”，充实京畿卫戍，以军事领导任文革副帅，真正做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尽显军事家缜密之谋略。文革之际政治格局的另一特点，是所谓一线二线非制度化的二元权力格局。形式上一线刘邓主持工作，实际上二线通过政治运作和个人崇拜依然大权在握。形式上党内决策有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老大为所欲为乾纲独断。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虽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迷恋于不按规则出牌，但一线的存在和合法的程序，却还不能完全绕过和马上推翻。虽似已君临天下，但离秦皇汉武的予取予夺，虽心向往之却相距尚远。痛斥政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正是上述尴尬心态的反映。于是，古为今用的春秋手法、迂回包抄的秘密策划，便成了文革发难的不二手段。而与之类似的二元权力格局，自遵义会议之后几与党史相伴。流毒至今，又演化为废除领导终身制与退而不休的名实相悖，成为实现政治透明有序、安定团结长治久安之大碍。此种表里不一名实相悖的二元社会现象，不但存在于高层权力结构之中，在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亦随处可见，还蔓延至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潘汉年案胡风案已经钦定结果，却装模作样履行审判程序披上合法外衣。小至以徒具虚名的招投标掩盖内幕交易，大至领导人退休年龄、选票多寡入局划线的权变，皆在显规则牌坊之下，掩潜规则运作之黑幕。且表演者行之若素不以为耻，围观者习以为常不以为忤，由此政治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则毫不足怪。

　　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贾谊说：“攻守之势异也”。从造反者到执政者，观念和行为需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政治透明公开、运作规范有序，方可谋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文革发动者却背道而驰，昧于革命和执政攻守迥异之势，政权于“马上得之”，以为仍可“马上治之”，热衷继续革命，醉心玩弄政治权谋。从整风反右的转守为攻、所谓居二线的以退为进，到文革初期的迂回包抄、坐山观虎斗，雄才大略挥洒自如。后果却是国乱民穷、灾难深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尤其党内民主固然有了长足进步。然毋庸讳言，酿成文革惨剧的体制基因并没有得到根除，言行相悖表里不一、思想浅薄却热衷权谋的文革遗风仍沿袭泛滥。一面高唱权为民所用，一面肆意挥霍纳税人血汗。左手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右手送子女入国外贵族学校。环顾政界商界学界，乃至体育界慈善界，“运作”、“勾兑”成风，厚黑学成功学大行其道。商场官场皆战场，迷恋于孙吴兵法、申韩术数，挂显规则之羊头，卖潜规则之狗肉者，代有传人。经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产生交易成本高昂的柠檬市场。经济前景不确定，导致投资衰退经济活力降低。政治运作的不透明、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既助长官场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更驱使人们用脚投票纷纷逃离。谋划今日之政治体制改革，对权谋政治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可不察；对文革时代政治文明的败坏及遗毒，不容忽视；对文革领袖的权谋乱国，更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清除文革政治毒瘤，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绕行和逾越的的一道坎。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借春秋笔法影射现实。在专制统治的岁月，阴谋家利用历史玩弄政治权谋。虽然这一切也许正在成为历史，但只要所谓政治挂帅、以革命的名义无不可为的核心价值观，得不到反省和清算，利用爱国、利用反腐、利用为民请命、乃至利用唱歌玩弄政治权谋的闹剧，仍将不断上演。文革春秋，其无后乎！

□　原载《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