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怒涛：清华文革回忆（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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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九）

                            ·孙怒涛·

〔上接Zk1308c,第七章　４１４的外战和内斗（１９６７．６—１９６８．９
）〕

第四节　４１４究竟有没有后台？疑似康生、周恩来、林彪

    到底４１４有没有后台，这在两派争斗时是个特别吸引眼球的话题。

    团派的一些朋友一直强烈怀疑４１４是有后台的。最合情理的逻辑是：明明知
道中央文革是坚定地支持团派的，蒯大富作为反刘少奇有功的学生领袖是为毛泽东
所欣赏的，４１４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后台做支撑，敢这样顽强地明目张胆地对抗团
派吗？还有一种最没头脑的逻辑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要是没有后台连一天都生存不
了，４１４要是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个后台太厉害了没有被揭露出来而
已。

    对于４１４有没有后台，当年有些老四也心存疑虑。有人曾当面问过我，要我
向大家老实交底４１４究竟有没有后台，不得有任何隐瞒。

    如果说当年团派从上到下都怀疑４１４有后台，我还能理解的话，在四十余年
后的今天，还有那么几位团派朋友一口咬定４１４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的目的就
是指使４１４搞垮蒯大富，进而破坏文革。他们被这个臆想中的后台搞得神魂颠倒
，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真相”，想挖出４１４的后台。就在几年前，
有位团派朋友曾当面向我征询：“老孙，现在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说一句实话，
４１４究竟有没有后台？如果有，现在说出来已经无关大局了，只是让我们知晓了
谜底而已。”

    我除了吃惊和好笑，真的是无言以对。

    什么是后台？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没有一个准绳，就无法讨论，只能各说各的
。我心里有一个自定的标准。我认为，一个大人物要成为一个派别组织的后台，至
少应该同时符合下面三个条件：

    1、这个大人物要有巨大的政治能量足以对这个派别支持、保护、甚至庇护；
    2、这个派别对这个大人物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的；
    3、这个大人物与这个派别之间有着某种比较直接的或紧密的联系以及有相互关
联的政治利益。

    当年，团派没敢公开挑明他们所怀疑的４１４后台是谁。因为要是被４１４抓
住把柄，那是很被动的事情。我从团派的议论中，感觉他们怀疑的４１４后台，主
要集中在康生、周恩来、林彪身上。我要一一谈谈他们与４１４的关系，他们对４
１４的影响，４１４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三位都有巨大的政治能量，符合做后台的
第一个条件。那么他们是不是４１４的后台呢？

    康生——

    之所以怀疑康生是４１４后台的主要依据是因为４１４总部核心陈楚三是康生
的养子。此外，１９６７年初，社会上（如中央党校的“红战团”）有一股反康生
的暗流。兵团总部支持“调查”康生问题，“２８团”反康最为积极，还有好些战
斗组也参与其中７７。团派怀疑康生是不是因为此事记仇因而暗中支持４１４。康
生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地位显赫，确实完全具备做后台的资格。如果
他是后台，当时也是红后台，不是黑后台。正因为“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在清华是
一个路人皆知的“秘密”，所以我对陈楚三的言谈特别注意，也保持着足够的警觉
。无论在总部会议上，在公开集会上，还是在底下的交谈，我从来没有从他嘴里听
他提起过康生哪怕一次。退一步说，即使康生对他有过指示，他没提这是康老指示
，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的，我都把这当做陈楚三个人的意见来决定我是赞同还是保
留的。也就是说，在我眼里，康生是康生，陈楚三是陈楚三。我从来没有因为“陈
楚三是康生养子”这个身份而要额外考虑陈楚三的话是不是康老的指示什么的。

    怀疑康生是４１４后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传说康生是地派的后台，而４
１４被划入地派阵营了。即便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因为４１４与地派的关系非常疏
远，硬要把康生说成是４１４的后台，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我本人对康生并没多大好感。原因很可笑。在我第一次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时候
，我看到康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太阴沉了，太有城府了，深不可测，我的感觉
很不舒服。当然，我对这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完全没必要为这点“
理由”反他或保他。

    2011年４月下旬，在两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宛平聚会上，我与陈楚三都被邀参
加了，并同处一室。那晚，我问了他与康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几十年来
我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询问他。陈楚三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参加两派聚会。在会上会下
，我这个问题同样被其他的老团朋友问了不下四五次。４月２６日下午，他在会上
给大家作了一次详细的解释。他说他上学时住在康生家，与康生一家很熟。曹轶欧
（康生夫人）曾向他提起过想认养他，但是他没回应，此后他与康生一家都不再提
起这件事情了。文革中，他确实通过康生家的门卫提交过几次材料，但康生从来没
有给他回复或回音。这是陈楚三亲口对与会者所做的最权威解释。他后面说的这点
我也从他在４１４期间从来没提起过康生得到印证。我听到身旁有位团派朋友喃喃
自语地说：看来老四真的没有后台。陈楚三的亲口解释终于让他释了疑。

    其实，陈楚三的说法早就在沈如槐的回忆录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
陈楚三明确地跟我说，他不是康生养子，虽然曾经给康生写过几封信，可从来没有
回音。”看来，团派的朋友只有亲耳听到陈楚三的亲口说法才真正相信了。

    周恩来——

    在周恩来亲来清华接见蒯大富，与他长谈几小时并在全校大会上亲自为他公开
平反的时候，我想蒯大富对周恩来肯定是感恩戴德的。后来随着中央文革越来越密
地插手清华文革，周恩来慢慢地淡出了。

    激进的蒯大富亲江青而远周恩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对周恩来不满的第一次
公开暴露是在揪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的问题上。周恩来一是恪守中央决定始终不放
王光美回清华，二是严厉批评蒯大富骗斗王光美“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
治斗争。”蒯大富心里是一百个不服气，以“智擒王光美”的大吹大擂来发泄他对
周恩来批评的严重不满。

    当然，这件事发生在４１４之前，与４１４无关，但是种子已经种在后来成为
老团老四们的心上。

    蒯大富破釜沉舟铁了心要在５．３０成立革委会。他对革委会可能流产的思想
准备一点点都没有。鉴于４１４宣布成立总部，分裂局面已经形成，原本答应来参
加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周恩来不来参加成立大会了，建议革委会延期。这对蒯大
富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如“当头一棒，一盆冷水”。７８打击之大，可谓空前。

    5·３０革委会的流产，在蒯大富的心里结下了两个大大的仇。一个是对内，对
４１４的。另一个对上，对周恩来的。如果说，之前的蒯大富只是对周恩来的思想
太保守，没有像江青那么激进有看法的话，这一次是在重大的切身利益上受到严重
的创伤。

    我原来一直以为，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是革委会无法如期召开的唯一原因。现
在才知道，即使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谢富治参加大会的态度依旧没变。也就是说
，如果蒯大富决心如期成立革委会的话，这个庆祝大会还是开得起来的。谢富治陪
着蒯大富思前想后纠结了一晚上，最终蒯大富选择了推迟。这一推迟，就推到遥遥
无期，清华革委会再也没有在蒯大富的手里成立起来。

    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决定不来参加成立大会是革委会流产的最重要外因。４１
４的感受是“天神相助”，客观上是帮４１４扭转了危局。但是周恩来绝非为了帮
４１４才把革委会搅黄了的。他的决定是从对大局的考虑出发的。至于４１４因此
而挣脱困境，仅仅是他这一决定的副产品。

    蒯大富认定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给４１４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最默契的
配合，这就是４１４后台的“铁证”。团派的其他头头、骨干和群众，从上到下都
深度怀疑是周恩来利用４１４搞垮了蒯大富的革委会。有一位团派朋友勾勒了这样
一张“路线图”：在４１４与周恩来之间的关键人物是张广友。是他代表周恩来的
意图支持４１４分裂。我认为，作为一种想象，无论听起来是多么的“合情合理”
，只能是想象，而不是事实。４１４分裂是团四深层次矛盾发展的结果。内因是根
本。作为４１４分裂的决策者之一，我确实没有感觉有什么外在因素对我产生影响
。

    用不着否认，４１４与周恩来之间是有上下互动关系的。这种互动体现在思想
上，体现在情感上。

    414对周恩来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亲”。我们自认为四一四
思潮与周恩来的思想体系是很合拍的、一致的。他的一言一行，我们十分关切。他
的困难处境，我们十分同情。他在上层与中央文革这帮人艰难周旋，我们在清华园
与团派的极左思潮艰苦抗争。我们自我感觉就是与他上下呼应。

    我们“亲”周恩来的另一个因素是带点派性的。在中央首长中，除了不过问清
华文革、对清华两派都没表过态的那些以外，凡是表过态的，都是站在团派这边打
压４１４的。对４１４公开指责，敲敲打打，那是家常便饭。唯有周恩来，没有公
开指责过４１４，这就足够令我们心存感激了。我猜想，周恩来的内心对蒯大富这
样的极左势力也是不抱好感的。对于４１４，他不参与江青等压制４１４的大合唱
，我们感觉是他对４１４所能做的最大支持了。

    至于周恩来对４１４的态度，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去感觉。对于清华的４１
４与团派，乃至全国的温和造反派与激进造反派，显然，周恩来对前者的好感更多
一些。周恩来尽力保护老帅、副总理这些他在中央的支持者，那么他也会尽力照顾
作为他的社会基础的温和造反派。４１４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后传来消
息，说周恩来说了一句“没想到清华４１４也参加了。”这是一句批评的话，夹杂
着失望和惋惜的情绪，也可以解读成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４１４一直存有的好感
并寄予希望。我们听到以后，因没能为总理争光反而给总理添乱感到非常的内疚和
惭愧，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懊悔无比。

    作为中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有做任何一派后台的实力和资格。但是，
周恩来是个努力紧跟毛泽东、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大人物。他知道蒯大富是毛泽东欣
赏的，中央文革支持的，所以他绝对不敢也不会违背这个大原则公开支持４１４。
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半个月后的４月２８日，当有人问他知道不知道清华有个
４１４时，周恩来说：“不知道，清华我就知道有个井冈山，只认识一个蒯大富。
”是周恩来确实不知道清华冒出了个４１４，还是他佯作不知，这无从考证。从周
恩来的绝妙回答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是绝对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授人
以柄的。

    周恩来对清华两派的态度，表明了他坚持不亲一派打一派的党性立场。他对团
派、４１４都有过批评。而态度明确的支持，他只给了“井冈山”，起码表面上是
这样。

    如果说，我们对毛泽东是敬畏的话，那么对周恩来是敬仰，是敬重，带点亲切
感。我是反对找靠山找后台的。但是，如果周恩来敢于做、愿意做４１４的后台的
话，我是心甘情愿拥戴他这个后台的。４１４上下也会非常乐意的。但这终究不是
现实。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周恩来只是４１４的精神后台。

    林彪——

    说实话，当年，及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想过老团中居然会有人怀疑林彪
是４１４的后台。近年才知道，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团派朋友认为林彪是４１４的后
台。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所有的造反派唱的都是毛主席的语录歌，唯有４１４选
用林彪语录作为４１４战歌，说明４１４对林彪崇拜到何种程度。二、两派为这段
林彪语录的真伪互相激烈争辩。正当因吴法宪、戚本禹否认这是林彪语录，４１４
处于十分被动地位的时候，林彪办公室为这段未正式出版的林彪语录证实，从而替
４１４解围，而让团派颜面扫地。团派朋友说：“这样的做法不是令人深思的吗？
可见４１４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以此证明林彪就是４１４的后台。

    我看了，不禁哑然失笑。林彪在文革中深居简出，几乎没有插手过地方上的事
情。４１４与林彪，简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我只是想说，如果哪个大人物
曾经说过几句并非主观故意对４１４有利的话或做过某件有利的事，他就成了４１
４的后台，或者４１４就认他做自己的后台，那这个“后台”的桂冠也太不值钱了
，以这样来认定后台也太小儿科了。

    因为绝大多数老团都认为怀疑林彪是４１４的后台是可笑的，所以我也简单略
过，不再多议。

    团派曾经强烈怀疑林杰７９是４１４的后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专门有一节“后台风波”记述此事，我不再赘述了。

    尽管团派只能怀疑而不能确证４１４的后台是谁，团派还是坚信４１４是有后
台的。这样的执迷不悟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当毛泽东派出三万首都工人来清
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正常人的思维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谁也不敢蒙着毛泽东调动
工人来清华的。蒯大富在无法从谢富治的北京市、江青的中央文革处求证是谁派出
这庞大的工人队伍的情况下，认准是４１４的黑后台所为，公然武力抗拒工人。某
种意义上说，蒯大富是被自己臆造的“４１４后台论”断送的！

    除了后台外，团派还怀疑过张广友、罗征启等人是伸向４１４的黑手。尤其是
对罗征启，被团派列为“罗文李饶”８０之首，认为只要把这些亮相到４１４的干
部打成“反革命集团”，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着４１４，４１４就会不攻自破了。

    说到底，团派对４１４从根本上还是不了解。可以那么说，即使团派所说的那
些后台真的都倒台了，团派所说的那些黑手真的是反革命的黑手，４１４也不会因
此而垮台、而瓦解的。因为我们心里非常清楚，４１４的重大决策都是我们自己决
定的，外界的影响有，但绝不是主要的。与４１４多少有点关系的黑后台打倒了，
或者黑手揪出来了，这最多会让４１４有点一时的被动，但是想要以此整垮４１４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那个时候重提一件蒯大富的往事，可能对团派是会有所启发的。

    当蒯大富和蒯派们挑战工作组权威的时候，当工作组凭借党的名义倾全校之力
围剿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援手，凭什么这样硬气和无畏？
那是因为他们敢于独立思考，他们坚信自己没有大错，更没有罪，工作组这样整群
众是方向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凭着这样的信念，他们才坚持到了“解放”
。

    多数４１４头头在工作组时期的政治勇气和独立精神显然不如蒯大富和这些蒯
派们。但是过了不到一年，两者互换了位置。已经成了４１４头头的沈如槐等人，
他们明知道蒯大富是毛泽东所欣赏的红卫兵领袖，明知道清华《井冈山》是中央文
革支持的造反派典型，但是他们更知道蒯大富等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断违背着
毛泽东思想。他们不畏江青、谢富治等人的权势和高压，敢于独立思考，表现了极
大的政治勇气。曾经英勇的处于掌权派地位的蒯派们，此时却迷信和依附中央文革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年没有后台敢冒犯工作组的蒯派们，为什么就不相信
没有后台的４１４因为同样的理由敢于与团派抗争到底呢？

第五节　我认为的团派后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

    团派有后台吗？

    当然是有的，而且都是强大给力的红后台。至于有的后台后来颜色变了，由红
变黑了，那是在两派都消亡以后的事情。

    团派的后台是谁呢？在我看来有三个：

    一是谢富治——

    作为北京市党政军一把手，更兼公安部长，清华又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具有
足够的政治能量对团派支持和保护。谢富治的屁股坐在蒯大富一边，蒯大富没有理
由不听谢富治的话，他也是很看重谢富治这个后台的。只是，蒯大富自恃是毛泽东
的“宠儿”，并不从心眼里完全服了谢富治。对于谢富治不顺自己心意的话也是不
听的，因为蒯大富有比谢富治更硬的后台，所以只有在合意时才言听计从。谢富治
从支持蒯大富中向伟大领袖邀功表忠心，蒯大富需要由谢富治出面向４１４施压，
他们各有政治利益所图。

    谢富治在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以及抓陈楚三、周泉缨这些事情上把他的后台角色
表演得淋漓尽致。

    二是江青——

    江青不仅是中央文革的实际掌门人，更有“毛泽东夫人”这一无人能及谁都忌
惮的身份。蒯大富对江青是敬畏的，完全做到了言听计从。对蒯大富来说，听江青
同志的，就等同于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是后台，谢富治见到江青，那是小巫见
大巫，他们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

    蒯大富在打倒刘少奇上建立了奇功。蒯大富两次批斗王光美，让王光美出尽了
丑，江青快意无比。所以江青对蒯大富犹如自家孩子一样的呵护和疼爱。

    怪就怪在，我们都明明白白知道团派有江青、谢富治这样权高位重的中央首长
做后台，我们还是公开与团派对抗。为什么有这个胆量？因为我们以自己理解的毛
泽东思想来衡量团派的所作所为。团派有许多错误，我们反对的是团派和蒯大富的
错误，并不是团派和蒯大富的全部。因为我们只是对江青、谢富治庇护蒯大富错误
的言行表示不满，而不是反对江青、谢富治，更不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北京市革
委会。这是我们牢牢掌握的原则。团派以为我们有后台才敢于反对蒯大富，这完全
是错误的判断。我们是因为自认为站在真理一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毛泽东思
想的，我们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对抗蒯大富，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蒯大富的背
后站着江青、谢富治。

    除了谢富治、江青，想做团派后台的，还大有人在。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就
是其中之一。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６日，他带戚本禹来清华找两派做工作，竟然对团
派说“要承认４１４（总部）么，承认了对你们主动。……（团四两派要）以对等
原则召开联席会议，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决定一切问题”。当我们终于从他非
常难懂的福建话中听明白他的意思时，我们欣喜若狂，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
。这“承认４１４”、“对等原则”都让团派老大不高兴，因为这把他们的核心利
益全出卖了。陈伯达来清华的本意是想帮团派忙的，只因为事先不了解情况，结果
帮了倒忙。后来陈伯达忙着为自己的失误补救，团派心里依旧有气，４１４也没领
他什么情，心里骂他搞两面派。陈伯达似乎也是很想当团派后台的，但他这样笨拙
和迂腐，团派岂能看得上？

    至于戚本禹这位曾经红得发紫的人物，也应该算是团派的后台。但是在蒯大富
眼里，真没把他当做一回事。即使是后台，也是小小不言的小角色。

    每当与团派多多少少有点牵连的大大小小人物，譬如像王、关、戚，杨、余、
傅８１倒台的时候，４１４都要鼓噪一阵，说这些人是团派的后台。其实，这些人
与团派即使有一点关系，相比较江青、谢富治这样的真后台，也是比较浅表的。

    三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宠爱和支持，这点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心知肚明的
。但是这种支持，是对造反派支持的体现，属于比较正常范畴。所以，我在两派争
斗期间，一直都没有认为毛泽东是团派的后台。如果那个时候就确定毛泽东已经是
团派的后台，起码我是不会再搞４１４的了。跟以毛泽东为后台的团派争斗，岂不
是自己找死？

    直到看到毛泽东７．２８召见谈话之后，我才猛然明白，原来团派的背后真还
站着一个巨无霸的后台——毛泽东。

    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五大领袖说：“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
们有偏向”。

    对于派工人进清华一事，毛泽东对蒯大富说：我这是来为你解困，“我们搭梯
子让你下来。”

    召见结束，毛泽东离开了又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
整蒯大富。”他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

    而对于４１４，毛泽东的表态和定性是：“我才不高兴那个４１４。那个４１
４是反对我的。”

    作为所有造反派的领袖，毛泽东对某个具体的造反派组织极少公开表态。他表
面上是维持一碗水端平，不给外人留下抬一派压一派的印象。但是这次，毛泽东的
态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犯下严重错误的团派得到他无原则的庇护，欢
迎工宣队制止武斗的４１４则受到他毫无道理的指责。在团派开枪打死了工人、蒯
大富犯了罪行的危难关头，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拉下公允的假面，放下高贵的
身段，把团派后台的身份暴露得一览无遗。

    团派真的好“幸福”！有那么大、那么多的红后台的坚决支持，着实令我有一
丁点儿“羡慕嫉妒恨”，外加巨大的压力。

    在文革之前，我们津津乐道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
（云）林（彪）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是多么的英明团结。文革开始后，铁幕洞
开，神话破产，我们震惊地发现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矛盾那么深的裂痕已经达到你
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

    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林彪已经结为同盟站在一起。刘少奇邓小平并非是同盟
但客观上被划为一起。既敬服又畏惧毛泽东而思想上却与刘少奇有更多共鸣的周恩
来最终站到毛泽东这一边。

    中央高层的分歧必然会“投射”到社会基层。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这三个
代表人物必然会有三种相应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代表人
物都是他们相应的社会基础的“后台”（指利益代表和精神层面而言的后台）。在
全国，刘少奇是保皇派的总“后台”，毛泽东是激进造反派的总“后台”，周恩来
则是温和造反派的总“后台”。在清华，刘少奇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后台”
，毛泽东是团派的“后台”，周恩来则是４１４的“后台”。

    派别以“后台”作为政治利益的代表，因而衷心拥护、积极支持。“后台”以
派别作为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因而悉心呵护、全力支持。这方面，刘少奇、毛
泽东、周恩来与清华的老红卫兵、团派、４１４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但是，因为
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势力和能量上并非是等量级的，所以，他们与派别
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上是有差别的。刘少奇通过王光美、刘涛这样一条线成为“清
华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后台。毛泽东通过江青（中央文革）这样一条线成为团派真
正的后台。周恩来与４１４之间没有这样一条线。周恩来对４１４的支持只能在力
所能及且有充分正当的理由下才做那么一点点（最经典的一次是以清华没有实现大
联合为由拒绝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客观上给４１４以极大支持）。４１４对周恩来
的拥戴也都在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下呼应的。

    团派始终强烈怀疑周恩来是４１４的后台。相比较怀疑康生、林彪等是４１４
的“后台”，团派怀疑他是４１４后台算是最靠谱的。但是，靠谱也只是靠近一点
谱，并不是真的就等于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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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８ｄ，第七章　４１４的外战和内斗（１９６７．６—１９６８
．９）〕

第六节　团四分派根本原因：政治观点分歧和群体利益矛盾

    清华“井冈山兵团”已经分成团四两派，由同一个兵团组织内部的两派彻底分
裂成两个完全独立互相对立的两个总部。不管是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还是当今研
究清华文革史的学者专家都在分析探究清华两派产生的成因和斗争的实质。


    政治观点的分野显然是形成团四两派的重要原因。

    我在给《倒下的英才》一书作者唐金鹤的邮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团四最初的
观点分歧是在干部问题上。清华师生中认为清华中层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
较好的经过文革洗礼应该及早解放的那部分人，慢慢地都集合到４１４的大旗下了
。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是想善待干部尽快转入‘斗批改’尽早结束文革动乱这样简单
而朴素想法。”

    陆小宝曾经评论这是“政治观点决定论”。我承认，几年前我确实认为政治观
点的不同是导致两派形成最主要的原因。从兵团总部整风开始，继而在干部问题上
展开的大辩论，更延伸到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慢慢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凡是
同意“红线主导”论的，结成了４１４派。反之，凡赞成“彻底砸烂”论者，即为
团派。团派与４１４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泾渭分明、清晰对立。这是清华派别斗
争的显著特点之一。


    有意思的是，尽管两派的政治观点分歧巨大而明显，两派却都说自己是最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也就是说，两派的争论，似乎是两个毛泽东在争吵：一个是文革中
的毛泽东，强调的是继续革命理论。一个是文革前的毛泽东，突出的是他的一贯红
线。前者以团派作为代言人，后者以４１４作为辩护者。

    政治观点的不同是造成团四两派的重要原因，对这一点几无异议，所以我在这
里不多赘述。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４１４的这些人会持有“红线主导”论，而团派的
那些人会持有“彻底砸烂”论呢？

    经过这几年的思索，我认为团派与４１４派是两个在组成成分和利益诉求上有
明显差别的群体。

    在这里，我要引入“优质生”以及由优质生组成的“优质群体”、“差质生”
以及由差质生组成的“差质群体”的概念。

    为了说明这两个群体的差别，我以我所在的自６０４班作为示例分析它们的成
分和形成过程。

    我班有３６人。入学的时候，有三四位高中就入党的同学马上被组织看中，担
任班上和年级里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新生的眼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同学。全班
只有一位同学的出身是富农，但因为本人是党员，显然比不是党员的一般工农子弟
显得更优秀些。其他所有的同学，尽管各人情况有点差别，但也各有所长，没有明
显差劲的。

    可以这么说，进校之时，我班的同学几乎全都是优质生。要说差别，也仅是优
秀还是优良的程度差别。没有明显的差质生。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已经形成明
显的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不是团体）。凡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出身好、成绩优
秀的这些优质生，通过高考，送到清华、北大、军工院校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学。
家庭出身不好的这些差质生，落榜了，个别幸运一点的也只能上不入流的大专。高
考，就像是一架甑别“优质生”还是“差质生”的筛选机，把不同的两类人送上不
同的人生轨道。能进清华这样名牌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优质生。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清华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自动控制、无线电、数学力
学。这五个新系都是１９５８年前后新筹建的，其中有不少与国防工业有关的专业
涉及保密，因而在招生的时候对考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严格。总体而言，清华招
生时对考生的出身看得不是很重。在电机、水利、土建、动农、精仪、冶金这六个
老系里，出身有点问题的比例要高得多。王良生是水利系的，１９６２年入学。他
说他这个班里，家庭出身成分高、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有海外关系的，竟然高达
到７４％。这与我班（１９６０年入学）的情况差别巨大。

    大学六年中，各种政治运动和繁多的活动从没间断过。拣其重要一点至今还有
印象的，有红专辩论、学《毛选》、忆苦思甜、“学雷锋”、评功摆好、学“九评
”、农村“四清”、批“三家村”等等。这些运动和活动，基本上以正面教育为主
，多数比较温和，偶尔也有点激烈。逐渐地，班上同学分成了两个界线不很分明但
是大致有点轮廓的群体：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优质、差质的差别主要在政治表现
方面的不同。

    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阶
级感情深等等，都是政治表现好的重要标志。出身于双革（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及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质群体的主体，政治辅导员、党员、
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等学生干部则是其中优秀优质生，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
，优质群体的核心和中坚。

    而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右派学生是最差质的差质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认识
模糊、立场动摇的学生肯定也属于差质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
、小业主、四不清干部家庭的学生，有个性、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不大爱听组
织话的学生，都有成为差质生的可能。在政治上表现不上进、不紧跟，以致给组织
上留下政治落后印象的，个人品行（譬如有点小偷小摸）、思想意识（譬如受西方
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点问题的学生，还有极端散漫、吊儿郎当、不求上
进的学生，也可能属于差质群体，虽然这些与政治思想上犯错误有问题是有程度上
差别的。

    在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之间，有不少既算不上优质生也不算差质生的同学。所
以在两个群体之间有一片模糊的中间地带。这两个群体也是动态存在的。本属于优
质群体的优质生如果犯了政治错误，就会掉入到差质群体中去。差质群体的差质生
，尤其是仅仅因为出身不太好的，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积极靠拢组织，能彻底
背叛剥削阶级，就会上升到优质群体中去，甚至有可能入党。这叫做“重在表现”
。

    组织上对优质生的政策是信任、培养、重用。毛泽东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
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对优质生说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成为革命事
业的接班人，那也是对优质生说的。优质生的前途光明、前景美好。所以，已经处
在优质群体中的学生想的是要不断的为党立新功，以确保在优质群体中的位置不断
上迁，至少不能往下跌。

    组织上对差质生的政策是帮助、团结、教育，使之脱离差质群体，上升成为比
较优良的优质生。对于极少数性质严重的差质生就要进行批判、监督、改造，以防
再往下滑成为敌对分子。因为差质生都明白自己的前途暗淡、命途多舛，所以总是
想方设法地抓住机会（特别是政治运动的机会）表现自己，以求挣脱差质群体的苦
海，改变差质生的悲惨命运，力求进入优质群体。

    这就是当时两个不同群体人的心态。

    很显然，优质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是强势群体，而差质群体必
然是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

    虽然从没有明文公布过优质生差质生的标准，虽然谁也没有给哪个人贴上优质
生或差质生的标签，但是组织上（辅导员们、党团干部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潜标准
的。他们不断地在给学生们摸底排队，进行动态管理。到底是优质生、差质生还是
不优不差的中间生，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其实每个学生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在我临近毕业，也就是在文革之前，我班的情况是这样的：

    １、党员约有１９人，超过全班人数的一半（老系班级的党员就没有这样高的
比例了），其中政治辅导员４名。这说明经过大学六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优质群体
中优秀优质生的数量明显增加，质量也有极大的提高。
    ２、有三四名同学因各种原因成了差质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差质群体（老系
班级的差质生可能要多一些）。

    我在大学前四年一直处于优质群体里的。在“九评”学习后非常不幸地掉到差
质群体中，成为班上第一号差质生。

    文革前学生中的差质群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这个群体比较小。根据我班的情况推算，约占学生总数的１０～１５％左
右（老系里，这个比例可能要高一些）。
    ２、差质生与优质生之间有矛盾，但表现得不是很尖锐。
    ３、由差质生上升变成优质生的通道尽管很小，但是没有完全被堵死。所以差
质生面前并非是漆黑一片，绝望到底。当然，从差质生变成优质生的道路是漫长而
艰辛的，能成功的几率也很小，而变成更差的差质生的可能性倒是蛮大的。
    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时候的差质生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差质生散落在各系、各年级、各班中，互不认识，互不联系。所谓差质群体，只是
一个概念，并没有抱成团形成一个实际的团体。

    文革开始了。那场校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的大辩论，本来是会引起优
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一次大分化大重组的。如果大辩论最后证实校党委是“延安”，
蒋南翔姓“马”，那么，保蒋的优质生将更优质，保蒋的差质生也会因为站对了队
在转变成优质生的天平上增添了砝码。而反蒋的都犯了立场错误，反蒋的优质生将
变成差质生，反蒋的差质生将更差质。当然，如果证实校党委是“西安”，蒋南翔
姓“修”，那情况就完全是翻了一个个儿。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当时无论反蒋的还是保蒋的，都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
共产党政权的目的，只是在认定校党委、蒋南翔是不是变修这点上，观点截然相反
罢了。不管反蒋还是保蒋，几乎每个人都有让原本优质的更优质，原本差质的变优
质的真诚动机。可以想象，要是校党委最后胜利了，那么，其结果就与五七年的反
右一样，又将有一大批优质生跌落到差质群体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反基层党委
的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实际情况是，这场辩论刚开始没几天，谜底就揭晓了。反蒋反对了，保蒋保错
了。于是，这一次立场站对了的反蒋学生扬眉吐气。保蒋的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挨了闷棍，垂头丧气。

    工作组进校，反蒋的还来不及受表扬，保蒋的还来不及挨批评，反蒯运动就开
始了。这不到十天的保蒋还是反蒋，并没有对优质群体或差质群体的变动产生多大
的影响。保蒋的优质生们并没有因为保蒋错了而掉到差质群体中去，反蒋的差质生
们也没有因为反蒋对了而上升到优质群体中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保
蒋还是反蒋发生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之间的迁动和重组。最多，只是心理上的影响
而已。这样的结果，解放以后十七年来还是第一次。

    在这场由工作组指挥组织的全校反蒯运动中，反工作组的蒯派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优质生，而跟随工作组反蒯的主力也是优质生。反蒯运动使得优质群体发生了严
重的分化。最终，那些原本是优质生的因为反工作组而成为蒯派全都跌落到差质群
体里！

    蒯派处境凄惨，一片哀号。蒯大富说：“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
当时想，１９５７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
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
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陈继芳深夜面对奔流的河水，“一刹那，我想到了
死。跳进去么？跳进去就一切都结束了。”蒯大富、陈继芳这些原本是优质群体中
的佼佼者，一下子掉落到差质群体的最底层。如果文革最后以刘少奇的胜利而结束
，那么运动后期，这些蒯派全都会定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命运与五七
年的右派分子一样的惨。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击的对象，没有一次是能平反的。１９５０年的
反革命分子、１９５５年的胡风分子、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１９５９年的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四清”中的走资派，不管是整对的还是整错的，总体而言，整了
就整了，绝不认错，绝不平反。

    十七年来，唯有刘少奇派工作组整学生这一次，不到两个月就平反了！被工作
组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破天荒地由共和国的总理出面平反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毛
泽东这个时候突然心生慈悲，换了一副菩萨心肠。但是对蒯派而言，能不能平反却
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命运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转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反蒯期间及以后的差质群体，有如下特点：

    １、差质群体猛然间膨大了许多，全校一下子新增蒯派７００多人。
    ２、以前的差质生是零零落落产生的，情况各异。而蒯派是一次性产生的，全
是犯了反工作组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蒯派中的大多数都是出身比较好、
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斗争精神的原优质生。现在的差质群体中，既有文革前的老差
质生，也有蒯派这新差质生。新产生的蒯派成了差质群体中最主要也是最有政治能
量的差质生。
    ３、非常重要的是，文革前的差质群体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而反蒯以后，蒯
大富组织了“井冈山红卫兵”，这实际上是一个以蒯派为核心、为骨干、为主力的
全校性的差质群体组织。“井冈山红卫兵”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差质群体的政治诉求
，代表差质群体的切身利益。
    ４、蒯大富平反了，蒯派也平反了。慢慢地，不只是平反，蒯大富和蒯派都成
了革命左派，也就是说，成了新优质生。十七年来，有哪一次政治运动中，差质生
翻身成为优质生的？没有！一次也没有！这一次，完全是奇迹，是反常。蒯大富不
仅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不仅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后来竟然成了实际掌
管清华大权的“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差一点成为清华革委会的一把手。蒯大富
从反蒯前的优质生，在反蒯中变成最差最差的差质生，反蒯以后成了最顶尖的优质
生。这是一个Ｕ字形的人生轨迹。他犹如从人间掉入到十八层地狱以后又腾飞到高
高的天堂！蒯大富及其蒯派，从工作组反蒯时候的差质群体变成“井冈山兵团”掌
权时候的新优质群体。

    这个时候，原来的优质群体在反蒯以后，也有如下特点：

    １、优质群体向来是最听党的话的。只要跟着党走，永远不会犯错误。但是这
一次老黄历不灵了。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反蒯是工作组指挥布置的，优质群体是反
蒯的主力军。这一切似乎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没想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
错误。优质群体紧跟工作组起劲反蒯，最后不仅没立功，反而站错了队，也跟着犯
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随着蒯派成为新优质群体，跟着工作组跑的优质生就不再是优
质生了，他们成为相对比较差的差质生了，他们形成了新差质群体。
    ２、优质群体发生了极大的分化。绝大部分优质生（跟着工作组跑的）整了一
小部分优质生（反工作组的）。最后，这些原本都是优质生的，因为整人和被整，
他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落差和情感鸿沟。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愈合的。
    ３、优质群体向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他们前途似锦，光辉灿烂。反蒯运
动后，那些跟着工作组跑站错了队的优质生，突然发现他们似锦的前程蒙上了阴影
。他们的接班前程被横刀夺爱。因为那些蒯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
坚定的革命左派，成了主流派，成为掌权派，成为新优质群体。
    ４、在优质群体中，本来最牛气的是革干革军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这次文
革的对象就是走资派，所以干部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昨天还是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女
，今日成了黑帮子女。他们的身价一落千丈，成了新差质群体中的最差生，被文革
运动所边缘。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落在工农子弟后面。
    ５、文革前，在校党委、校团委的领导下，优质群体是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的。
他们寄生于这一组织系统得以生存，依靠这一组织系统得以发挥作用。蒋南翔一倒
台，庞大的组织体系顷刻瓦解，工作组撤走后，优质群体如一盘散沙，只能各自为
战。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组织意识仍在，很容易抱团形成新的群体。在批判工作
组中诞生的“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那些跟工作组跟得不紧、对反蒯也
反得不力的这些原优质生挑头的不自觉集合。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人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发出
了重组和变迁。不仅如此，更严重更长远的影响是，对什么是优质、什么是差质的
标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标尺，最基本的方面，如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等
等，还是没变。但在文革前后，甚至在文革的不同时段，这一标尺的具体内容也会
有所变化。

    在文革初期，凡是能深刻理解继续革命理论的，能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
，能向着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造反精神强路线觉悟高的，都
是优质生最主要的标志。他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之，对继续革命理论不理
解的，对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的，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开火不猛烈的，缺乏革命造反
精神路线觉悟低的，就是保守派，甚至是保皇派，就要沦落为差质生。

    文革前的差质群体是隐形的，优质群体是有合法组织的。经过文革初期的激烈
变动，有分化，有扩充，有重组，最终形成了两派。以新的标尺来衡量，蒯派成了
革命左派，团派成为新优质群体。而原来优质群体中的大多数，这个时候成了新差
质生。这一新差质群体的组织形式就是“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们最
后演变成４１４。

    沈如槐在《清华文革纪事》１１５￣１１８页中记录了几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可
以为我的上述分析佐证：

    学生干部党员在４１４中的占６２。６％，在团派中只占２７。４％。这说明
文革前最优秀的优质生大多数都跑到４１４这边去了。

    学生中的反工作组分子团派占６５。６％，４１４占２９。３％。“反工作组
分子”也就是蒯氏人物。可见蒯派主要集中在团派，蒯派是团派的核心。

    反蒋分子团派占６０。３％，４１４占３３％。这说明对旧清华表示不满的绝
大多数在团派。

    “八九”分子团派占２０％，４１４占６８％。可见保工作组的“八九”分子
绝大多数都跑到４１４这边来了。这与多数蒯派跑到团派去了是同一回事。

    这几张统计表都是着眼于团派与４１４派的成分比例，没有反蒋与保蒋、反工
作组与保工作组、“八八”与“八九”的比例及人数统计，这是很遗憾的。以我个
人的观察，保蒋积极的，一般保工作组也比较积极，一般会参加“八九”，后来成
为老四的会比较多。反蒋积极的，一般也是反工作组或者对反蒯保工作组不很积极
的，一般会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或“八八”，后来成为老团的会比较多。

    群体与观点，这是一物两面的关系。同一群体的人，因为以往的经历和目前的
处境基本相同，所以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观点。反过来也一样，因为政治观点相同
或相近，有共同语言，所以彼此接近、吸引，容易共存于同一群体。

    “红线主导”论，既是原优质群体的切身感受，也是为肯定原优质群体的过去
历史所需要的。所以，“红线主导”论最容易为原优质群体所接受。它是４１４最
核心、最基础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４１４赖以生存的生命原动力。

    蒯派切身体验到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因此提出“彻底砸烂旧清
华”的口号也是非常自然的。唯有如此，蒯派才能避免再退回到过去挨整的地位，
保持新优质群体掌权的地位。

    学生是清华文革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学生的观点和群体影响着干部队伍和教
工队伍，干部和教工必然随之分群分派。

    清华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清华牌”的，也就是说，都是
优质生留校的。最具典型的是，谭浩强是历次政治运动表现积极突出的政工干部，
吕应中是蒋南翔号召走“吕应中道路”的红专典型，罗征启是旧党委的宣传喉舌。
没有比“红线主导”这样的理论更得这批“清华牌”干部的欢心了。教职员工中的
党员，亮相到４１４的占４７。４％，亮相到团派的占３０。５％。整个清华干部
队伍，也是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人数要多得多。

    简而言之，以原优质群体为主的４１４派基本上代表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
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都拥戴“红线主导”论。而以蒯派为主的团派则代表了历次
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受歧视者，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彻底砸烂”论。他们之间的根
本分歧，既表现在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上，更表现在对今后政治命运和政
治前途的争取上。

    所以，我认为，团派与４１４派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表。群体利益的矛盾
是造成分派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因为“文革不同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似是
观点与观点的冲突、思潮与思潮的交锋、理论与理论的对峙，而背后无不深藏着广
大群众的利益渊源、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

    对于分派，除了政治观点和群体属性的主要影响外，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因素在人们选择派别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个是政治风险的考量：

    历次政治运动让人们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政治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政
治上栽了跟斗，人生一辈子就完了。

    在保蒋还是反蒋、反蒯还是反工作组这两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队站错了的人
很多。他们心里想着，再也不能站错队了，再也输不起了。团派不仅是多数派，更
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主流派、在朝派。４１４不只是少数派，更是被中央首长批
评、打压的在野派。这两者强弱分明，前景也大不同。明摆着，参加团派的政治风
险几乎没有，参加４１４，面临的凶险要大得多。

    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的干部和教师，对政治风险的考虑显然要
更多一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学生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同学。我班里有一位姓厉的杆儿老团曾这样说过：
“４１４垮掉的可能性极大，最好的前景也只能得到清华的半壁江山。蒯大富是毛
主席支持的，绝对垮不了，最坏的前景起码还能得到清华的一半江山。清华肯定是
以团派为主坐江山的。”他在利弊得失上的透彻分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另一个因素涉及到价值观的认同感：

    自从团派掌权以后，团派一些核心人物的价值观取向颇受争议，蒯大富的政治
品行也屡遭恶评。许多老四对我说过，他们对团派一些核心人物信奉的“政治斗争
无诚实可言”、“为了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等在道德层面有悖于常理的言行
非常反感，无法认同。蒯大富在诚信方面的缺损也使他的个人魅力大打折扣。相比
较４１４这边的头头，看起来似乎要让人放心一些。这也使得受传统教育很深的一
部分师生因此而选择了４１４。

    我认为团四分派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观点分歧、群体利益矛盾、政治风险考量
和道德价值差异。至于具体到某个人参加了某派，究竟是哪个方面看得更重一些，
哪个因素起的作用更多一些，那是因人而异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可笑的因素都
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譬如，看到一个挺讨厌的人参加了这派，心里即使赞同这派
的观点也不再参加。当然，这些都是个别的。

第七节　两派主要头头的群体属性，我是一个特例

    一个人所处的群体与这个人所持有的观点，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致的。

    两派的主要头头，有一些我至今都不清楚他们在文革前和工作组时期的表现。
我只以比较了解的蒯大富、马小庄、陈继芳、陈育延、沈如槐、陈楚三、汲鹏这几
个两派的主要头头来分析它们的群体属性。

    团派中，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完全一致的有蒯大富、马小庄、陈继芳。在文革
前，他们都是优质生。蒯大富是入党积极分子，离跨进党的大门只差一个脚后跟。
马小庄和陈继芳在文革前就入了党，都是学生干部。这三位都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
者。在工作组时期，他们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是全校或全系出名的大蒯派。他们是
团派总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坚定的团派观点。

    ４１４中，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完全一致的有沈如槐和陈楚三。他们也都是党
员。沈如槐是团支部书记、党小组长，陈楚三是烈士子弟，他们两位也全是优质群
体中的佼佼者。我不是很了解他们在工作组时期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不是蒯派，没挨整。他们对工作组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所以很快成了“八八
”派，陈楚三还是“八八”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是４１４总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坚
定的４１４观点（更准确一点说，是４１４中的鹰派，坚定的“东方红战团”观点
）。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１、这几位在文革前，全部都是出身很好、政治表现优秀的优等优质生。他们
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有同样的接班前景。那时他们处以同一群体中，互相之
间当然没有什么群体利益的矛盾。
    ２、工作组时期，他们被分化了。蒯大富等不要说接不了班，而是要当反革命
了。沈如槐等仍在优质群体里，未影响前程。
    ３、“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等成了新优质生，夺取了清华大权。沈如槐
等相对于新优质生而言反倒成了新差质生，接班前景渺茫。如不力争，将只能做蒯
大富等的臣民。
    ４、蒯大富是团派一把手，沈如槐是４１４一把手，其他几位都是派内最有影
响力的头头。由这几位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群体归属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
在两派的总部委员中，还有不少与他们一样，也是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一致的。

    事情总会有例外。有少数头头，他们的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是背离的。

    在团派中，陈育延就是一个背离的例子。她出身干部家庭，党员，是优秀的优
质生。在工作组时期，不是蒯派，没有跌落成差质生，但也不是坚决跟着工作组反
蒯的。后来是“八八”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就是说，到１９６６年年底以前，
陈育延与沈如槐、陈楚三、唐伟等人的经历和状况几乎一样。从她的群体属性讲，
陈育延应该归属于４１４派的。但是陈育延却持有团派观点的，是团派总部核心要
员。

    在４１４中，汲鹏也是一个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背离的例子。汲鹏也是党员，
是蒯派，与陈继芳同系，各方面情况与陈继芳非常类似。从群体属性上讲，汲鹏本
应归属于团派，但他持４１４观点，是４１４总部核心委员。

    在两派的主要头头中，我是一个最特殊的例子，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背离的程
度，超过了陈育延和汲鹏。

    两派的主要头头在文革前几乎全都是优质生，唯有我是差质生。一个差质生在
文革中敢于跳得那么高，折腾得那么厉害，是极为少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出身
好，从中学到大学前几年一直是优质生。优质生的影响和思维让我的胆子比那些出
身不好的一直是差质生的同学要大得多。而且，我虽是差质生但不是非常差质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太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渴望从差质群体蹦回到优质群体中去
。

    蒯大富等是在工作组时期才跌入到差质群体中去的。他只跌入过这一次。他成
为差质生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几十天。我是在“九评”学习中成为差质生的，已经
当了二年的差质生，是老牌的差质生。工作组时期又成了蒯派，在差质群体中往下
又跌了一次，成了“双料”的差质生。随着蒯派成为新优质群体，我也跟着沾光成
为新优质群体中的一份子。在蒯大富的提携下，成为“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
那时的我与蒯大富是属于同一群体同一观点的。

    团派是维护从文革前各个时期到文革中反蒯时期的差质生的利益的。从群体利
益出发，我应该是团派，而且应该是铁杆团派，一直的团派。

    但是，最终，我成了老四，而且是４１４总部的核心委员。

    我与汲鹏都是观点与群体背离的，但我背离得更厉害，因为汲鹏文革前是优质
生，而我不是。

    为什么我本该属于团派阵营的，反而成为４１４阵营的一个头头呢？多年来，
我一直这样问自己。

    主要的原因，我在群体利益与政治观点之间，我更看重政治观点。我认真比较
过“彻底砸烂”论与“红线主导”论的不同，我内心还是赞同“红线主导”论的。
一个在“九评”时被“帮助”过的人，怎么不把这当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迫害
、怎么不想着要去彻底砸烂，反而赞同用这样方法对待自己，认为这也是“红线主
导”呢？那可能是因为我与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子女还有所不同，也由于清华的政治
思想工作是那么的强大和有效：整了你，还把你整得心服口服，整得你不怪整人的
组织，只怪自己不好。如我，真心地认为“九评”学习中组织的帮助是为我好，而
不是迫害我。我始终认为是自己的觉悟不高，认识模糊才导致政治上掉队，才需要
帮助。我做梦都想着重返优质群体，变为一个受组织信任的人，并且最终能成为党
员。所以我反而认为这也是“红线主导”的一个具体体现。

    我之所以在４１４这个群体里，更深层次的还有一个原因，我对于不少团派总
部委员接受的“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左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右的错误是立
场问题”、“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等等观点很反感。在价值观和人品方面，我更
认同在４１４阵营里的那些原先的优质生们。

    据我所知，４１４头头中，只有我和汲鹏是蒯派，是本该在团派却跑到４１４
来了。有意思的是，我和汲鹏虽然都在沈如槐为首的４１４阵营里，但是与沈如槐
等人还是有点距离和差别的。沈如槐、陈楚三都是属于“东方红战团”的，而我与
汲鹏都是“三七战团”的。看来，这不是巧合，有一种内在因素在起作用。这里，
群体属性还是有不小的影响。我与汲鹏脱离了团派，都赞同４１４观点，但是没有
完全融入“东方红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观点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是我
们成了“三七战团”的人。“三七战团”对团派比较温和，与我和汲鹏等都是与团
派同一属性是很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我与汲鹏都曾经“失身”掉入过差质群体，与蒯大富在群体属性上是一致
的，这就从群体属性上解释了，为什么沈如槐他们是决不会让我或汲鹏当４１４一
把手的。这不是沈如槐个人的意愿或好恶，而是沈如槐代表着原优质群体切身利益
和集体意志。他们担心我或汲鹏当了４１４的一把手，会很容易与群体属性一致的
蒯派妥协，会损害原优质群体的利益。

    我与汲鹏的群体属性与蒯大富一致，这也从群体属性上解释了，为什么蒯大富
对我和汲鹏在态度上要温和一点，没有像对沈如槐他们那么“恨”和“狠”。当然
，这与我们在观点上也不如沈如槐他们那么强硬也有很大的关系。

    某个人的群体属性与群体归属背离的现象正说明了团四分派并不简单地由群体
属性决定的，政治观点会影响一个人本该是在某一群体，但实际上却处于另一群体
。

第八节　所谓４１４的队伍“纯”，团派的“路线觉悟”高

    ４１４在论战中，除了大力批判团派的极左思潮外，最喜欢拿起“阶级分析”
的武器，拿团派的阶级成分说事（我也是其中颇为积极的一员）。４１４总是说团
派队伍严重不纯，痞子多，有政治问题的多，并为自己这边党员多，学生干部多，
阶级成分纯而骄傲。

    团派在论战中，除了攻击四一四思潮是右倾的否定文革的思潮以外，也最喜欢
说４１４的队伍里保蒋的多，保工作组的多，修正主义苗子多，最自豪于自己的造
反精神强，路线觉悟最高。

    当年的派战夹杂着严重的派性。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学说
，最普遍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是违背中国社会实际的，因而是必须扬弃的。

    今天我们应该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蒯派最早反工作组，受工作组迫害最甚，对刘少奇在文革五十天所推行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和十七年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最力。他们瞧不起以原优质生为
主的４１４在十七年里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最深，在五十天中则成了工作
组压迫蒯派的帮凶，最起码也是不敢吭声。

    ４１４当然是不服气的。４１４认为在十七年里，在毛泽东思想红线主导下的
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这批优质生们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勤勤
恳恳为党工作，一直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至于在五十天里
，蒯派反工作组并不是因为他们路线觉悟高，而是他们自己身上有许多小辫子被工
作组抓住了。他们个个都写检查了，投降了，一点也不勇敢，更不是英雄、左派。
批判工作组的时候是“八八”带头抗击着“八九”的。总之，蒯派的路线觉悟也不
咋的，都是投机投对了的政治暴发户。

    这就是所谓的五十天与十七年之争。团派强调的是五十天的路线觉悟，４１４
强调的是十七年的阶级觉悟。这其实就是“红线主导”论与“彻底砸烂”论激烈争
辩的又一反映。

    因为五十天的路线觉悟相对是现实表现，十七年的阶级觉悟相对是历史表现，
而且当时更看重路线觉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４１４落在下风，辩论起
来有点理亏心虚。

    于是，４１４就专攻团派队伍不纯的软肋。

    ４１４里党员、学生干部所占的比例比团派的要高许多，这已经由数据说明了
。４１４就是以原先的优质生为主体的。这是组织上的纯。

    还有一个原因：４１４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时候，参加４１４的人，
都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后，明确表态自己持有４１４观点，愿意在组织上脱离兵团
总部参加４１４的。所以，六七千人的老四，在政治观点上都是赞同４１４观点的
，对蒯大富都是持ｎｏ而不是ｙｅｓ的。虽然程度有差别，方向基本一致。这是政
治上的纯。

    因此，４１４队伍就显得相当纯，而团派队伍相形之下就显得不那么纯了。

    六七千人的老四坚决“下山”去了，留在“井冈山兵团”的还有八九千人。这
其中，有不少同情或赞同４１４观点但是不赞成４１４组织分裂而留在团派里的。
如王良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有好些既不赞成４１４观点也不同意团派观点的中间群
众，因为无处可去，也留在团派了。还有一些逍遥派，无所谓观点，闲得慌，也偶
尔参加一下团派组织的游行之类的活动。有一部分干部，在“再也输不起了”的心
态下，参加了政治风险小的团派。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对蒯大富的不少做派也看不
惯。只是因为蒯大富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旗帜，从这样的“大局”观出发不愿意公
然与蒯大富分裂。在４１４分裂前，有一个兵团总部委员曾叫我别搞４１４了。他
亲口对我说：“老孙，现在老蒯不能倒。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那时老
蒯早就变修了，我们第一个就打倒他！”

    总之，有好些老团是“被团派”的。也就是说，留在团派的人员，看似庞大，
人数超过４１４，这支队伍，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非４１４派”。真正持团派观
点经常参加团派活动的老团，只是“非４１４派”中的一部分。现在把“非４１４
派”统称为团派，就给人造成了团派队伍里观点参差不齐的印象。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上述观点上的不纯，最多只是团派队伍在人数上的
缩水罢了。譬如说，号称有近万人的团派，“有效团派”实际上也只有八九千人或
七八千人，并非比４１４多得很悬殊。

    更严重的是，团派队伍在成分上确实也是不“纯”的。

    我已经说过，在文革之前，学生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差质生。只是因为差质生
散落在全校各个班级里，没有形成团体，所以差质群体是隐形的。工作组的反蒯斗
争，不仅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的新差质生，而且，这个差质群体以“井冈山红卫兵
”这样的组织凸显在全校师生的面前。“井冈山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以“井冈
山兵团”作为“井冈山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不问出身成分，均可加入。这一政策
可能是蒯大富出于招兵买马的需要，也可能是蒯大富自身受过迫害而对同类的同情
。不管哪种情况，大量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其中好些都是老差质生），在对比
“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执行阶级路线上的差别后都上了“山
”，成为“兵团战士”。到三总部合并时“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全校师生员
工（除五类分子和没有解放的干部）被囊括进“井冈山兵团”里面了。等到４１４
分裂的时候，这些老差质生，情感上与原优质生要疏远一些，在观点上对“红线主
导”论也有一定的抵触，所以他们大多数都留在团派里而没有投奔４１４。譬如，
我的“怒涛”战斗组，他们都是差质生或者接近是差质生，除我之外多数都留在团
派了。

    在教师队伍中，也有差质教师。在反右运动中犯错误的，在大跃进的时候发过
牢骚被组织教育过的，困难时期对党不满的，在中苏论战中因为曾经留过苏对苏联
有好感的，家庭出身很差的，对组织顶牛怪话连篇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算作是教
师队伍中的差质生。

    正因为学生和教师队伍中的差质生比较多地集合在团派里，　４１４用最厉害
最拿手的“阶级分析”方法，给团派扣上了“组织不纯”的帽子，团派也是有口难
辩。因为，这是事实。

    ４１４中，有一些根正苗红自视阶级觉悟高的人，，最喜欢攻击团派里痞子多
，对痞子口诛笔伐，表现得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团派掌权就是痞子掌权。

    我最早知道“痞子”这个名词是在学《毛选》的时候，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中读到的，乡绅蔑称贫农叫“痞子”。

    尽管毛泽东为“痞子”正了名、平了反，说他们是“革命先锋”。但是“痞子
”这一称谓实在太不雅了，没人自称痞子或喜欢别人叫自己是痞子的。

    在两派争斗中，４１４口里说的痞子究竟是哪些人，好像没明确地界定过。我
的感觉，言语举止有点痞气的那些人，大家往往叫他们痞子（有些是不带恶意的调
侃味道）。但是，痞子绝不仅仅是指他们。家庭出身不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
差的，旧社会过来有历史问题的，其他劣迹斑斑的，都属于痞子的范畴。痞子，主
要所指是政治意义上的。

    “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
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写得极其精彩生动。把从未跌入过差
质群体的优质生比作绅士，把老差质生和曾经跌入过差质群体的前优质生比作贫农
，当然是极不合适的。但是，农民运动时绅士们的心态与现在这些老优质生的心态
，倒是惟妙惟肖地相似。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差质生比优质生矮人一等，没有多少
发言权，抬不起头来，更别提什么接革命的班、掌革命的权了。而到了１９６７年
上半年，过去的差质生们摇身一变，混迹于新优质群体里，俨然成了掌握清华大权
、接革命班的新优质生。而原来的优质生身不由己地成了相对保守、右倾的新差质
生，本来名正言顺的革命接班也成了泡影。这种身份的变化、地位的变化、前程的
变化，是向来居高临下的老优质生们所没法接受、口不服心更不服的。

    蒯大富、陈继芳等蒯派，原来就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与沈如槐、陈楚三
等都是同属于优质群体的。这些在工作组时期当了几十天短暂差质生而今成为新的
优质生，成为掌权者，４１４中的老优质生们对他们的掌权是无法指责的。因为他
们本来就属于革命接班人行列的。对于他们的掌权，最多仅仅是对他们的个人品行
有点微词（如对蒯大富）。所以，４１４所说的痞子，并不是指他们这些人。

    ４１４所说的痞子，主要是指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老差质生。痞子，就是对这
类人的蔑称。因为蒯派掌权，老差质生又多跑到团派里来了。所以，团派（蒯派）
掌权，也就是这些痞子得利、痞子翻身、痞子掌权了。

    纵观两派头头，就我所知，老牌的差质生就我一个。我如果一直在团派总部，
很可能，我就是最易被４１４攻击的痞子掌权的典型。

    我参加４１４以后，也曾在大礼堂的讲台上用派性的“阶级分析法”为４１４
卖力地鼓噪过。只是，我在文章中、讲演中，竭力避用“痞子”这一称谓，因为我
心虚。我心里既否认自己是真痞子，又怀疑在别人眼里我就是痞子。我对“痞子”
称谓有一种过敏的回避。

    沈如槐、陈楚三等４１４头头和群众对我一直都是很尊重的。但是每当４１４
批判团派痞子掌权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

    看过我的回忆录初稿的许多朋友都说，当年无论老团老四，谁都不认为你老孙
是痞子，这痞子是你自己臆想的，痞子的帽子是你自己戴上去的。确实，我身上并
没有痞气，相反，留给大家的是谦和、讲理等不错印象。但是，“痞子掌权”中的
“痞”，并非只是形象谈吐上的“痞”，而是政治上的“痞”。

    我想起我班的那些党员、辅导员等，他们太了解我了。像我这样政治上一贯认
识模糊，是他们曾经帮助的对象，现在成了总部委员，成了他们的领导，他们嘴上
不说，心里能服气吗？不管我是团派的总部委员，还是４１４的总部委员，就我现
在成了总部委员这级别的“领导”，仅此一点，他们心里也是难以服气的，心态上
的不平是可以想见的。我这样说，并非瞎猜，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毕业的时候，
班上那些过去的优质生们，不管是老团老四，他们共同给我做了一个让我欲哭无泪
的毕业鉴定。我在他们的眼里，依然是政治上的痞子。当然，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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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９ａ，第七章　４１４的外战和内斗（１９６７．６—１９６８
．９）〕

第九节　两派争斗的三个关键词：思潮、权力、利益

    在此我对清华两派产生的成因和争斗的实质做一个比较简洁的表达：

    团四两派的争斗，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新优质群体与原优质群体）
，成立各自的政治组织（兵团总部和４１４总部），为了维护各自群体的利益，提
出各自的政治观点（“红线主导”论和“彻底砸烂”论），形成各自的思潮（团派
思潮和四一四思潮），目标是为争夺清华文革领导权和革委会政权权力的一场斗争
。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思潮、权力、利益。

    思潮是派战的大旗，权力是派战的目标，利益是派战的目的。

    思潮，即思想潮流。每派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观点的集合形成思潮。
４１４思潮的核心观点是“红线主导”论，团派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彻底砸烂”论
。两者阐述充分，表达清晰，泾渭分明，发挥到极致。

    两派为了表白自己的高尚，都一再强调清华两派之争是思潮之争，路线之争，
不是你争我夺的权力之争，更回避背后的利益之争。但是，否定也好，淡化也好，
都改变不了两派争斗的这一实质。

    围绕干部问题的大辩论，主要是一场争夺文革领导权的斗争。纵队派与团派各
自亮出自己的观点，打出自己的旗帜，以求吸引更多的群众，引领清华文革的方向
，并为未来三结合的革委会中争取更多的权力做准备。

    到了要联合，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围绕着实实在在的权力分配和今后的权益
，两派的争斗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远比争夺相对比较虚的运动领导权要激烈得多
。

    团派要建立以蒯派为核心的占压倒优势的革委会。对于保守右倾的、原先一直
视为非法组织的４１４，让到９：４已经是底线了。团派绝对不肯退让到与４１４
平分秋色的对等。

    ４１４对权力的渴望在这个时候同样是毫不掩饰的。对于９：４，４１４并不
是很满足的。４１４力争的是对等。４１４容不得在革委会里团派占有压倒多数的
权力。《四项协议中》中没有加“正确”两个字给了４１４一个撕毁协议的借口。
最根本的是，即使鱼死网破，４１４也要阻止由团派主宰的革委会成立。

    蒯大富必须争权。如果说，蒯大富在工作组刚进校的时候写在大字报上有关权
的那段批语，还没深刻领会权意味着什么的话，被工作组整成反革命以后的蒯大富
，是真正了解了权就是生存的命根子。蒯大富这个人有私权的欲望，但他主要的、
更多的是为新优质群体而争权、而掌权。蒯大富反唐、反“八八”，表面上看起来
是观点之争，本质上是不愿让“八八”分享权力，只想要“井冈山”（蒯派）大权
独揽。蒯大富要权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当仁不让地争权。

    沈如槐也必须争权。纵队派被迫解散，４１４处处受压，这些都教育了沈如槐
没有权是多么的痛苦。对权的渴望，为权而争夺，沈如槐一点也不逊于蒯大富。沈
如槐也并不是为个人而争权，他完全是为原优质群体的翻身而争权。沈如槐要权的
口号是要让更加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４１４掌权。

    连向来对权迷迷糊糊耻于谈权的我，此时似乎也清醒了不少，大谈权的问题。
４月１８日，“孙怒涛贴出《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兼评“权”》”。文中
提出“左派分化论”，指出当前左派内部斗争的实质是“由谁来掌握领导权”的问
题。

    在权力的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什么？那就是利益。谁掌权，或者说，谁在
权力机构中获得多数或绝大多数，谁就争得话语权、决策权，它所代表的群体利益
就能得到保障。

    关于利益，现在有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不少文革的亲历者都否认自己积极参加
文革有私利的考虑。都认为自己一心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只是，文革错了，自己
受骗上当了，但是参加文革的动机是纯洁的、高尚的、无私的。而在不少没有参加
过文革的后人们看来，参加文革的人都是为利而去。文革中的种种因果，都是利益
的驱动所致。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带片面性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参加文革的人，既
非全是动机纯正思想高尚的无权欲无私利的“完美主义者”，也非都是利欲熏心追
名逐权之徒。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确实都有很高昂的革命热情，为革命事业的
献身精神以及相当纯洁的革命动机，同时也有在革命外衣包裹下的强烈的政治利益
诉求。

    文革年代的利益，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利益，而是政治上的利益。那个年代的人
，对金钱，对物质利益，远没有像现在的人们那么看重。在文革年代，甚至可以说
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普通人对政治利益是极其看重的。

    有谁愿意成为右派？有谁不愿意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右派的命运就是没有
尊严、没有地位的贱民，就是贫病交困、难以自保的社会弃儿。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前途就是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受人尊敬、有好的工作和生活。在从优质群体中的
佼佼者到差质群体中的落魄者的多个阶梯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想通过文革，通过积
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通过以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达到改善政治处境
提升政治位能的目的。所谓“要求进步”，不就是优质的想变得更优质，差质的比
以前少一点差质？所谓“害怕掉队”，不就是怕慢慢地或突然地掉到差质群体里，
甚至成了右派学生？当我们经常说到“要求进步”、“害怕掉队”的时候，除了为
党为国的纯正动机外，就没有一些为己的利益考虑？

    我不是说，争取或捍卫个人的（政治）利益是可耻的、见不得人的。我也不是
说，参加文革的人都是以此作为最主要原动力的。不少人说自己参加文革纯粹是响
应毛主席的号召，是因为强烈的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前途的责任感，是纯真朴素的理
想追求和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承认自己有丝毫的利己动机和利益考虑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强烈的权力意识，更不是想当什么山大王。我相信，
绝大多数人没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甚至，我也相信，确实存在一点私利都没有
考虑的很纯粹的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对大多数积极参加文革的甚至包括逍
遥派的人而言，谁能否认与一生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政治利益丝毫都没考虑过？

    就说我自己，临毕业前，文革爆发了。才不过几天，反蒋保蒋的惊心动魄，让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我“九评”学习中落下的政治“
污点”只有在新的政治运动中才能洗刷清或洗刷得白一些。我积极地投入了运动。
那种积极性曾引来根红苗正的优质生的侧目，引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的警告。我参加文革，有没有私心？扪心自问，有！我既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反修防修的纯正动机，内心也有将功补过的愿望。反蒯的时候，没与工作组站在一
起，又被迫做检讨。我非常难过，既为自己没有在打退蒯大富猖狂进攻的战斗中为
党出力而自责，也为又一次犯了错误、前途更加暗淡凶险而恐怖。我写了检讨，总
想检讨得好一些，那样在运动后期就会网开一面，避免做右派学生的可悲下场。但
是我没有灰心失望。《少数赞》中“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
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也“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
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这
些都是我那时内心独白和真实写照。我非常想通过积极参加文革，把自己从差质群
体中捞出来，回到优质群体中去，回到如高中和大学前几年受信任被依靠的政治状
态。说实话，作为一个差质生我感受到无声的蔑视、鄙夷实在太压抑、太难受了。
我害怕今后漫长的人生都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文革给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
翻身机会。

    当总部委员，那完全是偶然，得益于《少数赞》的出名。文革前的差质生当总
部委员的，可能就我一个吧？我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是做“官”的料。
做不做总部委员，当不当革委会副主任，对我来讲真的无所谓。我最在乎的是能不
能重新成为一个党所信任的优质生。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对我来说就是做个党员，
有尊严受信任地做点我喜欢做的技术工作。

    团派骂４１４是“右倾复辟”，本质上没有骂错。这批红旗下长大的优质生，
少则已经乖乖地听党的话苦心修行了几年十几年。那些出身于双革家庭的，把上一
辈老子的政治积累也算上，足有几十年了。这些原来的优质生才经过短短的半年时
间，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掉入到新差质群体。原来铁板钉钉、无人敢抢的接班人位
置也被新优质群体（团派）取而代之。他们不甘心沦落，他们努力要再攀爬到优质
群体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团派一派掌权，４１４中这些过去的优质生今天的差质
生，不是能不能做接班人的问题，很可能处境将会进一步恶化。他们不愿意在团派
的统治下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他们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文革让他们的
利益受损。他们拼了命也要阻止团派一派掌权。他们确实有回复（难听一点的说法
就是“复辟”）到文革前美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４１４骂团派（主要是蒯派）是政治暴发户，本质上也一点没错。这些已经成
为反革命或反动学生的蒯派，要按照以往的政治运动，最后是要打入到十八层地狱
的。可是他们才经过几十天时间就平了反，才不过三四个月就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
冠，接着又掌了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连那些老牌的差质生也混迹在团
派中成了革命左派，不再低眉顺眼了。在４１４眼里，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哪里
有什么真正的路线觉悟可言，纯粹是政治投机投对了而已，更别说十七年的阶级觉
悟了。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拼死也要保卫文革带给他
们的胜利果实。所以，他们不能再被原先的优质生赶下台重新沦为差质生的愿望非
常强烈。如果４１４一派掌权，蒯派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次沦为差质
生。这是团派（蒯派）坚决不能容忍的。

    本来，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优质群体的利益与差质群体的利益
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这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懂得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还
能考虑、照顾到另一方的利益，那么他们在协商、妥协之后，是能够找到一个利益
平衡点，获得如现在所说的双赢结果。

    遗憾的是，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
的斗争，只有一分为二永无止境的斗争哲学。所以，团派的上台必然要让４１４变
成受压的差质群体，４１４的上台必然要让团派重新回到受压的差质群体。代表新
优质群体的团派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会让４１４分享它的既得利益。代表原优质
群体的４１４为了夺回原有的既得利益不能让团派一派掌权。双方不会妥协，也不
愿妥协，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生死恶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宁愿做一场零和游戏
同归于尽，也不愿共赢共存、联合相处。

    对于文革，有一种“新文革、旧政府”的说法。中央开大会时，在庄严的主席
台上，左边坐着清一色的“新文革”，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这批左派，右边
坐着清一色的“旧政府”，即老帅、副总理等。中央也是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绝
不混坐，界线分明，形同水火，生死不容。清华的两派、两个群体，就是中央两派
、两个群体在基层的反映。他们争斗的激烈和不可调和，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４１４这辆三轮战车的前后轮

    ４１４总部成立以后，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很快建立起来，从各系建立的分
部到总部的各职能机构。因为“４１４串联会”在两个月的发展过程中，组织体系
已经初成雏形，４１４独立成总部后，再加以扩充完善，组织体系就比较完整了。

    在我决心拉着“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搞４１４独立的时候，根本没想
过在４１４总部里与“东方红战团”怎么分配权力的问题。那时头等大事是４１４
独立出来以后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革委会的流产标志着４１４总部生存下去已经没有问题。我和汲鹏既没有权力
的欲望，也欠缺组织能力。而“东方红战团”做组织工作的人才济济。尤其是宿长
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总部、分部和职能部门，“东方红战团”的人占优，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两个战团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既然已经是同舟共济了，
我又不擅长搞组织工作，所以没去过问分部和职能机构的组建。而沈如槐、宿长忠
也是择优选用人才的。

    “三七战团”的人数，也就十几个战斗组一百多号人。“东方红战团”有“三
纵队”合并而来，估计人数会超过“三七战团”。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瞎
估计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说，在４１４里，绝大多数群众是既不属于“东方
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的。

    就团派与４１４派相比较，团派是造反派中的鹰派、强硬派，４１４是造反派
中的鸽派、温和派。而在４１４内部，“东方红战团”是４１４里的鹰派，观点比
较激进，态度比较强硬。“三七战团”是４１４里的鸽派，观点比较保守，态度比
较温和。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都认同“红线主导”论，都反对团派的极左思
潮。这是４１４的基本观点，也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为同盟的政治
基础。但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还是有所差别的。

    从组织成分上讲，“东方红战团”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过来的，他
们与“井冈山红卫兵”没什么渊源。“三七战团”是由“天安门纵队”演变而来的
，而“天安门纵队”由隶属于三总部的战斗组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三七
战团”里有属于“井冈山”的战斗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鹏、王允
方等）、有我这样担任过“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所以“三七战团”对“井冈山
”是有相当感情的。

    从政治观点讲，差别主要有两点：

    在干部问题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保守得多。“东方红战团”
的胆量与步伐显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不断提出一些新观点、新举措
。有些观点很有新意，我们很支持的。有一些观点，我们一时也难以接受，于是就
保留。还有解放干部的一些举措，如树立吕应中、谭浩强这样的典型，我很支持。
但是对刘冰这样的校级“走资派”，虽然我经了解后知道他是工农干部出身，历史
上没问题，但我认为在条件不成熟，超越了４１４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解放他
的步骤操之过早、过急，反而会陷４１４于被动之中。总之，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
，“东方红战团”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一直起着冲锋陷阵的带头作用。
４１４在解放干部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应当归功于“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
”努力紧跟、积极参与、适度牵制。在团派极左的强大压力下，“三七战团”对“
东方红战团”在干部问题上的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周泉缨在《必胜》中说：
“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还‘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
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他所说的“你们”
，主要是指团派这样的激进造反派，也多少捎带着是对我们说的。对于“东方红战
团”为了与团派的极左划清界线而拼命向右的倾向，我们是十分担心的，生怕４１
４过于右倾被团派坐实了“右倾复辟”的罪名。

    在对团派的态度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温和得多。“东方红战
团”对蒯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蒯派掌权从心眼里不服气。周泉缨“团派
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这样极端的观点，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层中居然也有一
定的市场。“东方红战团”的大多数头头都是原来的优质生，他们对蒯派这些政治
上的暴发户，对原来的差质生似乎有着一种斜眼瞧人的轻蔑感。团派与４１４的对
抗，实质上是蒯派与“东方红战团”的对抗。他们之间是互不妥协的。“三七战团
”对团派的判断和态度，远没有“东方红战团”那样的严厉和强硬。

    正因为有这样两点主要的差别，我，还有“三七战团”，常被个别“东方红战
团”的朋友调侃成是“团老四”，意思就是观点和情感都偏向老团的老四。

    尽管４１４绝大多数群众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东方红战团”或者“三七战团”
，但是在观点上，不是倾向“东方红战团”就是倾向“三七战团”。一个团体中，
中间群众总是占大多数的。４１４的大多数中间群众的观点都是偏向“三七战团”
的。但是因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和战斗组，他们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
，在４１４总部和机构里又占着大多数，所以４１４的基本走向是由“东方红战团
”决定的。“东方红战团”明白“三七战团”这一同盟军对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
，对我与汲鹏一直比较尊重。对于“三七战团”所代表和反映的４１４大多数群众
的意见也能倾听一部分，并在行动上做适当的调整。

    虽然“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之间有分歧、有争论、有时候甚至偶有争
吵，但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共识。大家都明白的，在团派这个外强的巨大压力下，“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已经同坐到４１４这条船上。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彼此的政治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共性大于差异。所以４１４内部，整体而言是团
结的。

    ４１４总部成立以后，我不知道“东方红战团”是怎么运作的。我对“三七战
团”过问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们在负责。尽管有时候会以
“三七战团”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动已经远不如４１４总部成立
之前了。因为我认为，“三七战团”在观点上与“东方红战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是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三七战团”没有必要过多的独立活动，这样对于维护
４１４内部的团结是有利的。

    一个组织的核心层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公开的不同的两派，只要处理得当，是
利大于弊的。当然，首要的一点是这两派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各自代表的利益。其
次，占优的这派不能以势压人，要尽可能照顾到少数派的利益诉求。少数派也不能
处处发难事事计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应该是起建设作用
的少数派。我当时就想过，要是４１４全按“三七战团”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
后怕狼似的温吞水一碗，永远不会有大的作为。要是全按“东方红战团”的去做，
也可能脱离了大多数４１４群众的接受程度，会陷于孤立冒险的危险境地。

    如果把４１４比作一辆战车的话，“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是这辆战车
的前后轮。“东方红战团”是前轮，冲锋陷阵，基本决定着４１４前进的方向，“
三七战团”是后轮，承载者４１４的大多数群众随着前轮前进。当然，这里说的前
后轮只是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４１４的方向，“三七战团”同样是参与决策
的；４１４的群众，“东方红战团”也同样承载着。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４１４这辆三轮战车的前后轮

    ４１４总部成立以后，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很快建立起来，从各系建立的分
部到总部的各职能机构。因为“４１４串联会”在两个月的发展过程中，组织体系
已经初成雏形，４１４独立成总部后，再加以扩充完善，组织体系就比较完整了。

    在我决心拉着“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搞４１４独立的时候，根本没想
过在４１４总部里与“东方红战团”怎么分配权力的问题。那时头等大事是４１４
独立出来以后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革委会的流产标志着４１４总部生存下去已经没有问题。我和汲鹏既没有权力
的欲望，也欠缺组织能力。而“东方红战团”做组织工作的人才济济。尤其是宿长
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总部、分部和职能部门，“东方红战团”的人占优，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两个战团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既然已经是同舟共济了，
我又不擅长搞组织工作，所以没去过问分部和职能机构的组建。而沈如槐、宿长忠
也是择优选用人才的。

    “三七战团”的人数，也就十几个战斗组一百多号人。“东方红战团”有“三
纵队”合并而来，估计人数会超过“三七战团”。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瞎
估计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说，在４１４里，绝大多数群众是既不属于“东方
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的。

    就团派与４１４派相比较，团派是造反派中的鹰派、强硬派，４１４是造反派
中的鸽派、温和派。而在４１４内部，“东方红战团”是４１４里的鹰派，观点比
较激进，态度比较强硬。“三七战团”是４１４里的鸽派，观点比较保守，态度比
较温和。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都认同“红线主导”论，都反对团派的极左思
潮。这是４１４的基本观点，也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为同盟的政治
基础。但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还是有所差别的。

    从组织成分上讲，“东方红战团”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过来的，他
们与“井冈山红卫兵”没什么渊源。“三七战团”是由“天安门纵队”演变而来的
，而“天安门纵队”由隶属于三总部的战斗组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三七
战团”里有属于“井冈山”的战斗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鹏、王允
方等）、有我这样担任过“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所以“三七战团”对“井冈山
”是有相当感情的。

    从政治观点讲，差别主要有两点：

    在干部问题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保守得多。“东方红战团”
的胆量与步伐显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不断提出一些新观点、新举措
。有些观点很有新意，我们很支持的。有一些观点，我们一时也难以接受，于是就
保留。还有解放干部的一些举措，如树立吕应中、谭浩强这样的典型，我很支持。
但是对刘冰这样的校级“走资派”，虽然我经了解后知道他是工农干部出身，历史
上没问题，但我认为在条件不成熟，超越了４１４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解放他
的步骤操之过早、过急，反而会陷４１４于被动之中。总之，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
，“东方红战团”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一直起着冲锋陷阵的带头作用。
４１４在解放干部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应当归功于“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
”努力紧跟、积极参与、适度牵制。在团派极左的强大压力下，“三七战团”对“
东方红战团”在干部问题上的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周泉缨在《必胜》中说：
“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还‘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
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８６［２－P335]
他所说的“你们”，主要是指团派这样的激进造反派，也多少捎带着是对我们说的
。对于“东方红战团”为了与团派的极左划清界线而拼命向右的倾向，我们是十分
担心的，生怕４１４过于右倾被团派坐实了“右倾复辟”的罪名。

    在对团派的态度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温和得多。“东方红战
团”对蒯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蒯派掌权从心眼里不服气。周泉缨“团派
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这样极端的观点，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层中居然也有一
定的市场。“东方红战团”的大多数头头都是原来的优质生，他们对蒯派这些政治
上的暴发户，对原来的差质生似乎有着一种斜眼瞧人的轻蔑感。团派与４１４的对
抗，实质上是蒯派与“东方红战团”的对抗。他们之间是互不妥协的。“三七战团
”对团派的判断和态度，远没有“东方红战团”那样的严厉和强硬。

    正因为有这样两点主要的差别，我，还有“三七战团”，常被个别“东方红战
团”的朋友调侃成是“团老四”，意思就是观点和情感都偏向老团的老四。

    尽管４１４绝大多数群众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东方红战团”或者“三七战团”
，但是在观点上，不是倾向“东方红战团”就是倾向“三七战团”。一个团体中，
中间群众总是占大多数的。４１４的大多数中间群众的观点都是偏向“三七战团”
的。但是因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和战斗组，他们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
，在４１４总部和机构里又占着大多数，所以４１４的基本走向是由“东方红战团
”决定的。“东方红战团”明白“三七战团”这一同盟军对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
，对我与汲鹏一直比较尊重。对于“三七战团”所代表和反映的４１４大多数群众
的意见也能倾听一部分，并在行动上做适当的调整。

    虽然“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之间有分歧、有争论、有时候甚至偶有争
吵，但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共识。大家都明白的，在团派这个外强的巨大压力下，“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已经同坐到４１４这条船上。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彼此的政治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共性大于差异。所以４１４内部，整体而言是团
结的。

    ４１４总部成立以后，我不知道“东方红战团”是怎么运作的。我对“三七战
团”过问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们在负责。尽管有时候会以
“三七战团”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动已经远不如４１４总部成立
之前了。因为我认为，“三七战团”在观点上与“东方红战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是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三七战团”没有必要过多的独立活动，这样对于维护
４１４内部的团结是有利的。

    一个组织的核心层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公开的不同的两派，只要处理得当，是
利大于弊的。当然，首要的一点是这两派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各自代表的利益。其
次，占优的这派不能以势压人，要尽可能照顾到少数派的利益诉求。少数派也不能
处处发难事事计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应该是起建设作用
的少数派。我当时就想过，要是４１４全按“三七战团”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
后怕狼似的温吞水一碗，永远不会有大的作为。要是全按“东方红战团”的去做，
也可能脱离了大多数４１４群众的接受程度，会陷于孤立冒险的危险境地。

    如果把４１４比作一辆战车的话，“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是这辆战车
的前后轮。“东方红战团”是前轮，冲锋陷阵，基本决定着４１４前进的方向，“
三七战团”是后轮，承载者４１４的大多数群众随着前轮前进。当然，这里说的前
后轮只是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４１４的方向，“三七战团”同样是参与决策
的；４１４的群众，“东方红战团”也同样承载着。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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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９ｃ，第七章　４１４的外战和内斗（１９６７．６—１９６８
．９）〕

第十一节　陶德坚和“红教联”，我倾力批判过

    清华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在文革中的表现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了以教
师为主的战斗组。其中有两个战斗组闻名全校，因为它们曾一时成为学校运动的焦
点。

    一个是由动农系的青年教师倪振伟为首的“二万五千里”。他们在１９６７年
初兵团总部整风的时候，因为批评总部的错误、反对否定“八八”招致总部的打压
。总部的“二办”以“二万五千里”攻击总部为由通令解散该战斗组。更可笑的是
总部以对待“二万五千里”的态度作为干部亮相的试金石。这一通令引起轩然大波
。支持总部决定的与反对总部通令的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大多数战斗组发表声明认
为总部的决定是错误的，而在“总部委员中仅孙怒涛一人不同意（解散）”。一个
战斗组，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仅仅是因为对总部有不满意见，即使尖锐
一点，也不能通令解散的嘛。可见当时总部在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上是多么的横蛮
霸道！为此事，我曾找过住在校内招待所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把总部会议上
各种不同意见向他反映，希望上面了解并阻止蒯大富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张广友
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连同我提交的材料装入一只大信封内，上书“戚本禹同志收”
。“二万五千里”后来成为“４１４串联会”的发起战斗组之一，一直是４１４中
非常活跃的教师战斗组。

    另一个战斗组是由土建系的青年教师陶德坚为首的“红教联”。它是团派观点
的。这次是轮到４１４对“红教联”倾力批判，大力打压了。在这个问题上，“三
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要批“红教联”？我对“红教联”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一是他
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里面找”的口号；另一个是他们搞了为
陈里宁８７翻案的行动，影响很轰动。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红教联”提的这个口号确实是出自他们之口还是４１４的
一些战斗组把“红教联”大字报里的“素材”经过“概括”、“提炼”以后再加给
他们的。在两派论战中，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等手法是常用的，两派
都有。所以，４１４对“红教联”的批判声讨中，肯定也会有许多不实的地方。但
是，“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我们认为“红教联”的这个口号
与团派的“大翻个儿”、“彻底砸烂”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为陈里宁翻案的行动
则为这个口号做了最好的注解。

    ４１４打压“红教联”还有一个原因是“红教联”的成分复杂。为首的陶德坚
虽然是党员，但是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受到过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一政治
“污点”让她一下子从优质群体中除名，成了差质生。她是“红教联”的头头，这
一条辫子，足以把她为陈里宁翻案的动机说成是对党不满、向党反攻。

    “红教联”组织上是属于团派的，“红教联”观点上是属于团派思潮的。所以
，无论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还是出于派性利益，４１４是必然要打压“红教联
”的。批“红教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批团派。“红教联”只不过是一个把柄很
多、极易击败的现成靶子。“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对“红教联”的看法高
度一致，动员４１４力量，对“红教联”口诛笔伐，其声势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
而团派，用不着详说，当然是死保“红教联”的。

    ４１４在主楼前召开过“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
坚的反动言行大会”，这事我是赞同的。但是把陶德坚拉到会场上进行批斗，显然
是错误的，我并不赞成。

    我现在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政治观点，是客观存在的，各种
思潮、各种观点的碰撞、争论是必然的。在法治下的言论自由，就是人人有批评的
权利，人人也有辩护的权利。摆事实讲道理的争鸣、批评甚至批判都是有助于社会
进步，有助于彰显真理的。遗憾的是，文革年代缺乏这样的大环境，于是４１４与
“红教联”之间的争斗，其实也是与４１４与团派的争斗一样，是既有正常的政治
观点争辩，又交织着浓厚的派性色彩。

    ４１４在批斗中揭露“红教联”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５
８％）、神仙和神仙太太（占６３％）、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７％）”［４
－P179]拼凑起来的。这样的组织成分让“红教联”更不堪一击。这使我想起来
了我的“怒涛”战斗组曾被讥笑为“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怒涛”与
“红教联”其实是“一路货色”，可是我这个“怒涛”的头头却在振振有词地严批
“红教联”的头头！我当时觉得“红教联”就是该批，批得有理。在我的脑海里，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罪不可赦的，在反右运动中犯严重错误也是错不可恕的。在这
些比我更老的差质生面前，我似乎产生了虚幻的优质生的良好感觉。其实，我在优
质生的眼里，离右派也不过五十步路，与陶德坚差不了多少。由我这样的差质生坚
决打压陶德坚这样的差质生，看上去既悲哀，又滑稽可笑。

    我粗粗看过陶德坚写的自传《风雨人生》。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
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
地位已一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４１４的极大打
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但她一再表示相信党、忠
于党，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从她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
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
和内疚。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恶
魔，是人民的死敌，因而我对他们无比的痛恨。这当然是党长期灌输教育的结果。
今天重新审视，事实上，这是一群听从党要开门整风的号召，出于热爱党、相信党
，对党提了些意见、建议、批评的人。党把这些用“阳谋”引出的“蛇”统统打成
右派分子，这是执政党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几十年后，为了掩盖错误，留下几个
“右派”不予改正，以证明仅仅只是犯了一点扩大化的过失。一个政治运动，把９
９。９９％的不是右派的人都被“扩大化”成右派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可笑的
狡辩吗？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右派已经摘帽了，但不是平反，好
像右派分子还是有罪的，只不过是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这让我联想起蒯大富尽管
由周恩来亲自平反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东西”，很
是相像。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这批被错整的右派分子，总体而言，比当时的
大多数人更能独立思考，更敢于讲真话，更有批判精神，以及更强的公民意识。他
们是一批正直、真诚、勇敢、有良知的中国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无辜的，无
错，更无罪，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

    右派分子是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痞子”，是一批新社会
的贱民。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状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一场人间悲剧！

第十二节　“揪刘火线”，闹哄哄的政治庙会

    １９６７年７月初，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的市中心，在被赭红色高墙围起来
的中南海，在面对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始作俑者是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刘少奇与他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谈过话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谈话理所当然地成了他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证”。北京建
工学院的造反派一直要求刘少奇做检查。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刘少奇不得不在１
９６７年７月８日写了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
检查》。问题是，新八一团”是从老“八一团”分裂出来的。刘少奇的检查只向新
“八一团”做，老“八一团”怎肯罢休？于是，７月９日，老“八一团”发出把刘
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
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刘少奇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他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向“以我为代表
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是，刘少奇无论做多么深刻的检
查，上面的中央文革，下面的造反派都不会饶过他的。他的检查被批判为假认罪、
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新一轮“革命大批判”的“反面教材”。可
能刘少奇根本就搞不清新老“八一团”之间有什么差别，他的检查书只写给新“八
一团”又落下了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名。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团”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陈伯
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
！”

    这消息一传开，很快引起北京各大中学、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仿
效。一些造反派赶去声援，划地为营，竖旗为寨。短短几天功夫，各色人等赶往府
右街“参观”，热闹非凡。

    这就是初成气候的“揪刘火线”。

    几天后，刘少奇的检查传到清华。团派闻风而动，于１４日进城示威游行，反
击刘少奇的新反扑。４１４消息滞后，行动迟缓，群众不满，总部被动。

    沈如槐对我说，既然已经被动了，就不要着急，跟在团派屁股后面跑永远都被
动，还是等一等，看准了时机再行动。

    当我们得知建工老“八一”在中南海西门的静坐示威得到中央首长的肯定时，
１８日晚，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参
加“揪刘火线”，既是抓住大方向，又能改善４１４以往在人们中的右倾形象，同
时也有别于团派的进城游行。于是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召开声讨刘少奇的誓师大会，
下午进城游行，晚上进驻中南海西门。任命刘万章为总指挥，蒋南峰为副手，负责
对外联络工作。

    几乎在同一时刻，团总部也作出了相类似的决议。

    １９日，４１４与团派两支路线相同、规模相仿、目的地一致的游行队伍前后
出发。团派手握全校的资源，先遣部队乘着四个轱辘的汽车飞速前往。４１４没有
这样的条件，只能徒步或骑自行车前往，很有点“土八路”与“国军”赛跑的架势
。巧的很，那天正好有一支机械系的４１４小分队在城里活动。他们自作主张地打
着４１４大旗去了中南海西门，所以比团派的大部队早到了片刻。这着实让４１４
自我陶醉了一阵子。

    清华两派没去之前，驻扎在“揪刘火线”的造反派队伍不过二三十家。团派到
西门以后，联合北航“红旗”，召开了很有声势的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两校发言
。晚上，４１４联合新人大、林院等单位，发起成立了“揪刘火线联络站”，并组
织了有五千余人参加的声势更为浩大的誓师大会。

    清华两派的同时出动产生了极大的带动效应。各路造反派争先恐后，纷纷跟进
。以后短短几天功夫，进驻的造反派达到近一千家。顿时，府右街上人山人海，水
泄不通，旌旗招展，喇叭震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层层叠叠，连营结寨十几
里，棚子搭起七千多。即使是天桥庙会，也没有这样的闹猛。

    刘少奇在围墙里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揪斗，拳脚相加，脸青鼻肿，耳朵里还不
时传来围墙外“打倒刘少奇”的呐喊声。

    在那一段时间里，校内的运动已经不是中心了，两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揪刘
火线”上去了。

    在“揪刘火线”的现场要经常开大批判会。总部交给我的工作是组织大批判稿
件。那时校内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多得是，组织几篇稿子不成问题。说实话，在乱
哄哄熙攘攘的露天开大批判会的场合，并不要求批判稿有多高的水平，因为谁也没
在那里认真听，只要能造出声势来，标语口号式的，套话官话废话的，都一样管用
。

    “揪刘火线”本是批判刘少奇的战场。中央文革本来也希望通过共同对敌，促
进两派的大联合。但是，很快地，对敌阵地变成了两派内斗的战场。不仅清华两派
如此，许多单位也是这样。那时已经有天派地派之分了，整个“揪刘火线”形成天
地派两大阵营，活动有各自的联络站在组织。各个造反派嘴里喊着“打倒刘少奇”
，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对立派的气势压下去。互相冲击批判会场的有之，高音喇叭对
骂的有之。在中南海里能听到这些的刘少奇本来应该有一丝窃喜的心情。可惜，他
过的是度日如年的难熬日子。

    我到“揪刘火线”也去过几次。既是为了感受现场的革命气氛，也是看看４１
４做得怎么样，还需要做点什么。由于４１４进驻的时间比较早，４１４的指挥部
设在府右街旁的丰盛小学里，在府右街上还划了一块十几平米的地盘作为前线阵地
。

    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闹得交通堵塞，鸡犬不宁，并有向北门、南门蔓延
之势。本来想集中矛头对准刘少奇的，没想到，倒是引发了两派更多的内斗。中央
文革为如何收场而煞费苦心。正好，快要到８月５日了，那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
令部》大字报一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纪念大会，然后
要求各个造反派在会后都从“揪刘火线”体面地撤回去。

    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揪刘火线联络站”也分到二张。照理说，４１４是联络
站的发起单位，是应该分到一张票的。但是自北师大加入联络站以后，以谭厚兰的
名头，处处排挤４１４，力图主宰联络站，引起我们极大的不满。这次分票，北师
大暗中搞鬼，４１４一张都没分到。沈如槐要蒋南峰无论如何也要弄一张来。蒋南
峰以联络站召集人名义重新开会表决，终于争得了极其宝贵的一张票。

    当蒋南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先明确表态，应该是沈如槐上天安
门城楼的。沈如槐谦让说，还是你老孙去吧！蒋南峰开玩笑地说：“这票是我抢来
的，你沈如槐不上，那就我上了！”说心里话，我内心是特别想要这张票的。那个
时候上过天安门城楼的清华学生，除了蒯大富，屈指也没几个人了。更何况，还能
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是一份多么无尚的幸福和荣耀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代
表４１４去的。只有一把手才有这个资格，我是不能有这份妄念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在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一
周年的天安门集会上，沈如槐代表４１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瞅准时机把４１４袖
章送给了周恩来，还与他谈了几句话。蒯大富上天安门，对团派而言已经没有多大
的新鲜和刺激。沈如槐上天安门，对４１４来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
份自我陶醉，团派要是见了，准会撇撇嘴的。

    大会以后，各造反派纷纷拔寨回府，历时近一个月的这场闹剧终于收场。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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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上）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

                          ·孙　耘·

    Y  ----  一位关心、熟悉清华的朋友
    S  ----  孙耘

    Y:你读了孙怒涛的新作，为什么也想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心路？
    S:2012年春天收到孙怒涛学长的回忆录文稿：《良知的拷问　——一个清华文
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题目开宗明义，作为文革当事人的反思／回忆录，这样立题
的不多，在我们清华还是头一位。我作为同辈人，深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和
艰难”，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坦诚、勇气和执着。
    当年，孙怒涛是４１４的头头，我是团派的干将。同为青年学生，大家的心路
有相近之处；作为不同的个体，特别是处于对立的群体之中，又必有一定差异。我
愿扼要地说说自己的经历和心路，顺便提及文革反思中一些问题和我的粗浅认识，
作为对孙怒涛同学的一个回应，同时就教于清华学友以及关注、研究文革的朋友们
。

    Y:那么，就像孙怒涛一样，先从你自己小学中学的经历说起吧。
    S:我家祖上是天津南郊的农民。爷爷开过米店，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能
写一笔好字，但没接受多少新文化。他很早就到商铺“学生意”，后来在英美烟草
公司谋到一份的工作，应属于高级职员。父亲言语不多，脾气暴躁，但待人宽厚、
仁义，在外处世很谨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平安无事。他常以此自诩。这样的
为人处世之道对我的潜在影响很大。我１９５０年上小学，属于最早那一批完全在
新中国受教育的学生。那年我５岁，年龄小，懵懵懂懂的，一直是大同学的跟屁虫
，从没有当过什么少先队和班干部。毕业时以第十来名的成绩混了个保送名额，得
以进入天津十六中，就是著名的耀华中学。到耀华上初中，才是自我觉醒的开始。

    Y:我知道耀华是天津的名校。怎么说到耀华才“自我觉醒”呢？
    S:耀华学校始建于３０年代，坐落于天津英租界，按国际名校的标准设计，有
独立的体育馆、图书馆、礼堂和专门的讲演室、实验室等，在国内鲜见。
    耀华的校名取“光耀中华”之意，代表了那一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的理念。解
放后由私立改为公立，更名为　“十六中”，普通市民子弟就多了起来。
    十六中继承了耀华的传统，比如男女生合校不合班，我们１９５６级还试行按
年龄分班，我们班大多是十一二岁的鸡和猴。入学时，我属于年岁小不谙世事平平
常常的一介白丁，在玩玩闹闹中一个学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期末开班会，班主
任颜老师总结说：我们班考试成绩在全年级最好，还有一位同学得了全五分……。
我心里思忖着：谁能考得这么好？轮到我上前领成绩单时，颜老师小声对我说：还
要继续努力啊。我听了心里直打鼓：没觉得考砸了呀？回座位上打开成绩单一看，
呀，整整齐齐从上到下，全都是５分。这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刻，１
１岁的我仿佛一下子觉醒了，逃离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
能行，你会做得更好。
    小时候我除了上学读书以外，不大懂人情世故，更不用说社会政治，属于后知
后觉者。初一下学期反右运动开始，我家没有右派，也不知道亲戚、老师或同学家
长中谁是右派，对反右没什么概念。教历史的徐振树老师讲课很精彩，威信高。同
学们听说他要“下放”劳动，就凑钱给他买点东西表表心意。代数李老师在课堂上
得知后厉声责问班长：是谁的主意？大家见势不好齐声回答：是大伙儿的主意。后
来学校还算开明，并没有为难我们这些小顽童，同意买些草帽、风镜、手巾等给徐
振树和傅义柱（图画）几位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右派。
    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我开始在各方面展现自己。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全
校停课大炼钢铁。不知哪位同学搞到一个小高炉，要用大平板车去拉回来。没有骡
马，谁来驾辕？情急之中我自告奋勇充当辕马，心想无非是利用杠杆原理找准平衡
位置就行。化铁炉子两三米高几百公斤重，十几个同学前拉后推，我紧握车辕保持
平衡，一刻也不敢松手，任凭脸上的汗水流淌，只能靠同学给我擦去。小高炉大出
风头，熔化出全校第一滴铁水，获得广播表扬。这件小事提高了我的威信，让我萌
生一种自豪感，增强了自信心。从此，勇于任事、敢为人先逐渐成为我做人处事的
风格。

    Y:中学时代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呢？
    S: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第一，耀华和清华一样，倡导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
十分重视体育、文艺等业余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兴趣小组。当年国防体育很
兴盛，耀华的航（空）模（型）小组最出名，培养出多名运动健将，一位同学还成
为我国航模运动的带头人。１９５８年兴起无线电报务运动，沈忠如、贾云年等高
年级学生被选去集训，参加全国比赛获得优异成绩。报务组出了名，我一上高中就
报名参加。１９６０年沈忠如报考清华无线电系，但录取时被调整至电机系，因为
他出身资本家。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知家庭出身的影响。上清华以后，我到无线电
运动队继续从事报务、测向等国防体育项目，在队里结识了我的爱人孙铮，后来在
文革中的活动也多与清华体育代表队有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参加报务活动改变
了我的人生。
    其二，我自小求知欲很强，喜爱读书，家里缺乏读书的条件和氛围，上中学后
就常跑图书馆，凭兴趣乱看。有一段时间钟爱翻译作品，特别是苏维埃文学，西方
古典名著也有涉猎，但兴趣不很大。我们自己的大部头革命作品几乎都读遍。这些
作品大多把革命与战争描写得动人心弦，使青春期的我特别崇尚革命英雄，常常被
那些英雄的高尚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常背诵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人生最宝
贵的是生命……，幻想着浪漫的革命历程，甚至惋惜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那火
红的革命年代。这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隐藏在内心深处，尽管是幼稚的、虚幻的
，却不能否认它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看来，它是促使我义无反顾地投身文革大潮
的内在动因之一。

    Y:这么说，你在中学里如鱼得水，成长得很顺利啊。
    S:也不尽然。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我的父亲在１９６０年秋病逝，家庭的顶
梁柱忽然坍塌，生活陷入困境。母亲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庭妇女，哥哥中专刚毕
业在外地工作，下边还有三个小妹妹，十五六岁的我必须有所担当，为母亲分忧。
当时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内外交困的生活让我实实在在体验了挨饿的感觉。城市
里槐树柳树叶子都被扒光，近郊根本挖不到野菜，母亲因劳累与饥饿患了浮肿病。
总之，那是生活对我的第一次磨练。
    有一天，母亲拿出几张印制花哨的纸张给我看，原来是股票，要我到大丰面粉
厂去领股息。这时我才知道家里还有股票，尽管每次才领２０多元，根本解决不了
生活的困难，但领股息就要算资产阶级。这可是件大事，不能对组织隐瞒，我当即
向班主任如实汇报。以前，各类登记表“出身”一栏我都填“职员”，现在得改为
“高级职员”，因为你肯定收入不菲。再后来，为表示对家庭认识的提高，就干脆
写“资产阶级”，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出身的帽子。从此以后，我感受到家庭出
身带来的压力，背上了这个无形的沉重包袱。
    中学时代，我待人谦和，乐于助人，在同学中享有一定威信。我遵章守纪，成
绩优秀，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但我从来没有“红”过，似乎总摆不正“红专关
系”。高三那年，我和几位课代表一起费尽心力帮助大家复习功课，搞讲座、办墙
报，晚间还到同学家个别辅导，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仍然入不了共青团　，因为不
够靠拢组织，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靠拢组织”。唯一的安慰是同学们选我作为群
众代表、参加天津市毕业生代表大会。我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告别母校，有自
豪感也有压抑感，有甜蜜也有些苦涩。

    Y:家庭出身好像并没有影响你上大学。
    Ｓ：我的出身还不算正牌“黑五类”，至多是深灰色吧。我能上清华确实是命
运的眷顾。１９６２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困难时期刚过，阶级斗争的弦暂时松弛了
一下，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之相应，当年的高考录取政策有了
重大调整，强调考试成绩，要“按分排队，分级录取”，相对弱化了家庭出身和政
治面目。我很想报考哈军工，但政治条件不合格。为了不花钱吃饭，我又想报考师
范大学。学校老师们不甘心，一再动员我报清华北大，并亲临我家与母亲面商解决
困难的办法。没有这些老师的帮助我上不了清华，我十分感谢他们。

    Y:听说你当年是天津的高考状元？
    Ｓ：这是民间的说法。那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十六中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
”的消息是阅卷的校友传出来的。当时虽然注重考分，但主旨仍是“又红又专”，
所以高考分数及成绩排队严格保密，官方校方都不作宣传。到清华后，按照惯例我
和十几名高分新生一起受到“蒋校长接见”。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确切的
高考成绩。“状元”的名号增强了我的自信，也让我感到压力。我知道自己几斤几
两，只能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继续努力，要有所作为。
    我们那届高考成绩很好，高分生多，录取率达９３％，为母校耀华争了光。我
听说，教育部长杨秀峰曾接连一星期到耀华听课，继而多位老教师获得晋升，还传
出要把耀华改为“国立二中”的消息。所以老师们对６２届毕业生记忆犹深。
    １９８７年正月初二，耀华传统的校友返校日，文革后我第一次回母校，见到
阎治身校长。他教过我们物理，一见面就认出我，劈头一句：你们６２届学生３０
０多人，我从头想到尾，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你在文革中栽了大跟头。是啊，人们都
认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怎么会狂热地投身文革铸成大错呢？
这些年我不断回顾自己的心路，一直试图做出真诚的、令自己信服的回答。
    １９６２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回潮”，但没能掀起多大浪花，不久就开始了
四清、五反，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届高中毕业生中，不知
有多少“黑五类”子弟被阻断了进大学的道路。我和孙怒涛出身不同，不在同一年
参加高考，现在却有着同样的感受：考上清华绝非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文革中我们团派认为教育界是“黑线主导”，批判过１９６２年的“资本主义
回潮”。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回潮，团派中许多人很可能进不了清华，甚至上不成大
学。文革中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悖论，我们自己往往深陷其中，应当引起深思。

    Y:到清华以后怎么样呢？
    Ｓ：初到清华，一切都感到新鲜，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典雅庄重的图书馆，
金光闪闪的圆顶大礼堂，大草坪前镌刻着“行胜于言”四字格言的日晷等等，都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至于那些党团干
部更处处显出高人一等的水平。与他们相比我自愧不如，感受到新的压力。
    对我来说，初到清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吃饭。老师帮我申请助学金，很快拿到
１２。５元的全额伙食补助，我没有额外的４元生活补助，只能依靠自己的节俭和
哥哥的补贴。解决了吃饭问题，我能安心读书了。为此我感谢清华，感谢国家，我
要尽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我们无线电系８０３班大多数是团员。一年级班主任顾鋆文老师帮我圆了多年
的团员梦。二年级我转到校无线电队。清华体育代表队有自己的党团组织，独立的
宿舍和食堂，而且伙食标准更高些，对我这穷学生的身体发育大有好处。

    Y: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是清华的特色，培养出不少“双肩挑”干部。
    Ｓ：是的，后来许多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当年体育代表队党团员的比
例要高于普通学生班，学习成绩也略好一些。我所在的航海无线电支部政治气氛很
浓，人人积极要求进步。我很自然地成为团干部“做工作”的对象，他们总要帮助
我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我对那种居高临下充满说教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来
越厌烦，甚至反感。
    压抑和反感都属于青春期的内心悸动，同时也表明我对社会政治的一无所知。
有一个例子，直到大学二年级，我仍然与一名乌克兰女学生保持着通信联系。那时
中苏两党关系已公开破裂，厚厚的花里胡哨的苏联来信十分招眼，我却浑然不觉，
最后还是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找我谈话，不让我回信了。现在想来很幼稚可笑，我那
时对政治就是如此迟钝。

    Y:我想，大学几年里你对政治的认识应该有所提高了。
    Ｓ：那当然，我也在逐年长大嘛。对我们这一代同学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反
右教育和九评学习。清华的反右教育搞得很热闹，有展览，有讲座，有座谈。我对
反右了解很少，看了图文并茂的展览，觉得很新鲜。有一幅“群丑图”印象最深，
教物理的何成钧教授打着阳伞蹲在阴影里，口称：毛主席的阳光没有照到清华园。
细细品读后才明白，原来不能随意给党员、党支部提意见，搞得不好就是反校党委
，反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我还得知，我们系的元老孟昭英、常迵，教物理
的夏学江，教电工的杨福生诸位先生都是右派。他们工作认真，学问人品都无可挑
剔，也不像不可救药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团委副书记谭浩强给我们年级作反右
讲座，介绍他作为学生会主席如何挺身而出与来煽风点火的北大右派学生辩论。原
来，清华这一茬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都是反右时知名的“左派”。我头脑中留下
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印痕：要事事紧跟校党委，争取当左派，千万不要成为右派。
    １９６４年开始的“九评学习”更加有声有色，“新清华”报、大会、广播一
起登场，众多积极分子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孙怒涛对
此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生动的描述，我们都有相似的切身体会。党团干部、辅导员
们苦口婆心地鼓动我们“暴露思想”，你暴露的问题越尖端，就越显得积极，他们
的工作成绩也就越大。我倒是诚惶诚恐地想表现一下，无奈自己的阅历简单，没有
什么可暴露的亮点，只好再拿家庭出身说事。我检查自己对家庭认识批判得不够，
检查自己受家庭出身的影响，遇事甘当老好人，明哲保身，缺乏斗争性等等。我不
属于组织上重点关注的人，稀里糊涂也就过关了。

    Y:影响深远的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很有清华特色。你今天怎么看？
    S:文革前清华的这两场思想教育运动是蒋南翔校长应对时局的一着妙棋。当年
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上层建筑领域首先拿文化界开刀，继而
派工作组进北大，波及到教育界。蒋校长政治嗅觉敏锐，未雨绸缪，一方面紧跟党
中央，拿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尽全力强化“不漏气的发动机
”，巩固清华的阵地。反右教育明确地告诉全校师生员工：谁反对校党委谁就是右
派。九评学习的”清理思想”无疑是引蛇出洞的翻版。白纸黑字装进“袋子”，立
此存照，以备秋后算账。我们班一位湖南籍地主出身的同学就在辅导员的反复动员
下，暴露了所谓反动思想，其实就是听老一辈说到毛泽东年轻时的轶事，四年后毕
业时遭受批判，被工宣队发配到新疆。我党传统的驾驭知识分子招法在清华被发扬
光大，而且运用得更为精妙。与此同时，校党委加紧发展学生党员，培养了从辅导
员到中层干部一大批独具清华特色的双肩挑干部，指望他们确保发动机不漏气。

    Y:蒋南翔是新中国的教育家，在清华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你怎么看文革前蒋
南翔主政清华的十几年？
    Ｓ：确切地说，蒋南翔是共产党的教育家，身上兼具党性和教育家的属性。作
为教育家，他继承了清华的某些优良传统，经过对全盘学苏的扬弃，形成自己的教
育理念。清华有人专门总结“蒋南翔教育思想”，自有详尽的论述。我作为当年的
学生有些亲身体会，比如坚持全面发展，提出“健康地为祖国工作５０年”；既注
重基础理论，又强调动手能力；注意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等等。在贯彻阶级路线
方面，强调“重在表现”，敢于录取一些“有问题”的学生，既使对“反动学生”
还坚持在校内教育、挽救。应该说，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能尽力坚持有教无类
的传统是难能可贵的，我自己也算一个受益者。蒋南翔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
通俗的说法就是“听话、出活”。校党委要求我们：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作驯服工具还要奋发有为；即使你奋发有为，也要当驯服工具，真是一个最具清华
特色的口号。然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早已弃如敝屣，抛到九霄云
外去了。无可否认，就清华的整个历史来看，这是个明显的退步。作为教育家的蒋
南翔没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另一方面，蒋南翔又是我党在教育战线的领头人，党性原则必定置于首位。经
历过延安整风的蒋南翔深谙党内斗争的真谛，从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入主清华，改
“教授治校”为党管学校，借助反右等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培养嫡系，组建自己的
清华牌干部队伍。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地打造了清华的“不漏气的发动机”。在政
治风云中，蒋校长坚守自己的原则，特立独行，文革中拒不认错等，都为人们所称
道。然而他本人锱铢必较、党同伐异的思想作风亦深深影响了清华的党风校风。改
革开放后清华迟迟不给钱伟长右派改正，可作为一个注脚。
    如唐伟同学指出的，蒋南翔进而推行“党化教育”，把清华办成党校。１９５
３年他在清华率先建立辅导员制度，注重发展学生党员，悄悄地也十分有远见地把
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作为目标并付诸行动。到文革前，在校学生党员达千余名，在
高校中无出其右。正是这些辅导员和学生党员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顶梁柱，实
现了蒋校长出将入相的梦想。“满清政府”诠释了蒋南翔党化教育的成功。然而，
党化教育禁锢思想，辅导员制度培养新型官僚，“南翔思想”指导下的清华党委一
脉相承影响至今，半个多世纪出不来大师的清华屡遭社会诟病。凡此种种，不能不
令众多老校友扼腕叹息，为清华的前景忧心。
    改革开放中许多清华学子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有其历史的必然，其积极意义
是肯定无疑的。数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多名常委，直到朱学长、胡学长，曾令我
们无比自豪。几年前一位北大同学抱怨：台上都是你们清华学工的人，这是最糟糕
的事。我当时据理力辩，觉得他们有酸葡萄心理。今天回头再看，人家说的难道全
无道理吗？如今胡学长已突破旧规裸退，习学弟以亲民姿态接班，清华人继续执掌
着中华巨轮。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条巨轮将被引导向何方？总之，关于清华和蒋南翔
，一切的一切，是耶非耶，尚需人们思考，尚待历史验证。

    Y:咱们继续往下谈。１９６５年你去四清了？
    Ｓ：清华四、五、六年级学生从１９６５年暑假开始陆续进驻北京郊区农村。
出发前对我们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刚刚发表的“二十三条”，其中一个新提法特
别令人瞩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第一次
听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鲜名词。我们上故宫午门参观北京市四清
展览，那还是按“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搞的，介绍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闻所未闻，感到新鲜和刺激，心中充满了期待。
    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到京郊延庆县，刘冰、何东昌亲自带队。我在城关镇胜
利街大队，身着清华学生的标志装——空军的黄棉袄蓝棉裤，负责青年、民兵等工
作。第一次长期在农村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切感受到“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刚到农村吃“派饭”时，穷苦人家落满苍蝇的窝头和臭烘
烘的腌咸菜难以下咽，后来居然吃得喷香；遇到富裕中农家庭用蛋肉招待，则一筷
子也不动。我觉得自己在思想改造方面有了不少进步。
    四清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农村的政治运动，头脑中留下几个深刻印象。第一，
农民很穷，即使在延庆县城，许多农民辛劳一年，结算下来勉强能够购买分配的口
粮和一点冬储大白菜，还有不少欠生产队钱的。为准备派饭，老乡们常拿一只鸡蛋
换回一点酱油醋，调调口味。其二，地主富农与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戴帽地主黎
玉才解放时不过二十来岁，温文尔雅，没有什么劣迹。那些十几岁的地富子女聪明
能干，但地位卑微，虽然表现积极，却难掩内心深处的痛楚，令人同情。我不知他
们以后走过什么样的生活道路，相信他们摆脱了出身的枷锁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
中能有所作为。其三，老贫农谈起本村出去的某公社干部，从小好逸恶劳、游手好
闲，土改时却特别积极，带头斗地主挖浮财，然后就入党做官，当上某公社书记。
我从中知道革命不那么高尚纯粹，革命运动中常常靠痞子，即勇敢分子打头阵。随
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至今社会上流行的痞气和流氓作风是
有其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

    Ｙ：１９６６年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继批判“海瑞罢官”以后，又批三家村
，矛头已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你们在北京搞四清，有什么感受？
    Ｓ：我和先知先觉的同学不同，根本不懂政治，对上层斗争毫无概念。四清时
一直窝在乡下，春节都在延庆留守，所以不知道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６月１
日北大聂元梓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即一连串重磅新闻陆
续传到四清工作队：北大闹翻天了，派去了工作组；彭真倒台了；学校有人给蒋校
长贴大字报了……听到这些片断消息我感到惶惑和不可思议，大家都没心思工作了
。没过几天工作组进清华，要求四清工作队马上封存文档材料，返校参加文化大革
命。四清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结束了。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新的运动终结
前一个运动似乎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态。

    Y:档案记载，工作组６月９日进清华。你们哪天返校的？
    S:参照孙维藩日记，应在６月１３日前后，浩浩荡荡一连串斯柯达大轿车从延
庆拉我们返校。一路上带队干部们明显心绪不佳，政治敏锐的同学开始指责他们，
要求他们与校党委划清界限。一进校门，就看见乱哄哄一群学生，拥簇着一位戴纸
糊高帽手敲脸盆的年轻老师游街，宿舍门口墙上满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我从未见
过这种景象，起初感到惶恐、吃惊、不解，当发现自己不属于运动对象以后，又想
看看热闹，继而就去凑这个热闹，要表现自己的积极参与。我当天就写出第一张大
字报　“沈×，你保谁的驾？”，要我们队团支部的沈同学与蒋黑帮划清界限。
    我很想多写几张大字报。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是三字班海军调干学生，为人厚道
，我说不出什么意见。对蒋校长和校党委也不知道该批判些什么。怎么才算积极参
加运动呢？反正墙倒众人推，我抱着一种玩闹心态，回到无线电系班上写了一篇大
字报，点名批判教研室主任扬弃疾先生。三年级时杨先生主讲超高频技术，开场白
谈治学方法引用三句古训：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温故而知新。这都
是金玉之言，我却耍小聪明对杨先生无限上纲：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岂不是反对“立竿见影”学毛主席著作？我那时还不懂得，这顶大帽子能有多重
的份量。文革中我与杨先生再没有接触，不知道这篇大字报对他有过什么影响。多
年后听到杨先生的一些事，知道他是一位很有独立见解的正直的学者。后来我们年
级几次返校聚会，杨先生因年事已高都没有参加。我与先生不熟悉，没有勇气直面
先生道歉，就借这个场合表达我的歉意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