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涛阎：曲啸教授的心理是怎么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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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曲啸是中国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三大演说家之一（当时的排名顺序是：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有一部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曲啸先生。但曲啸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至于早一点来美的留学生不知道曲啸何许人也。当时留学生能否按时回国，是政府担心的大事，便考虑曲啸先生来美国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爱国热情。

　　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出乎他本人所料，在美国第一站就发生了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的场面。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教授立刻心理崩溃。曲啸教授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几年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达十好几年，直到去世。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曲啸到底为何突然间大脑出了毛病。而润涛阎本人亲自经历了这个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虽然有点迟。

　　（一）曲啸求我讲故事

　　“老阎吗，我今天求你一件事，而且很急。你今晚在家吗？”

　　这是我们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在跟我通电话。当知道我没有出门的打算后，他接着说：“今天晚上你包饺子吃行不？”我听着有点纳闷，会长不会关心我吃啥吧，便问他是不是馋我做的水饺了。他说他当然想吃，但今天有客人来，是大使馆教育处刚给他打来的电话，说国务院派来到美国到各大学巡回演讲的二位因为吃不惯西餐，提出要求到同学家里吃饭。他问大使馆教育处的领导这二位想吃哪类中国饭，二位说当然水饺最好了，其它也行。只要是中国饭就可以了。另外，二位提出招待的人最好是性格开朗的、好客的，千万别是书呆子类型的，这样，大家可以边吃边聊。

　　这位会长想了想，还是润涛阎符合这几个条件，尤其是他做的水饺最棒。他就打电话跟我商量这个事。我说，不论是谁，更不管他的观点，党派，只要喜欢吃我做的饭，我就高兴。所以，热烈欢迎。但需要告诉我时间，尤其是吃不吃肉、虾米、白菜、韭菜等具体要求。会长说他再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如果没问题就不打电话给我了，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设计而为了。时间是下午３点半到机场，估计４点多一点就可到我家一起包饺子了。

　　会长没再来电话，我就去采购一些包水饺的猪肉、虾米、韭菜、白菜等原料。４点刚过，面也和好了，馅也准备好了，会长便带领二位看上去非常精明的仪表堂堂的风度翩翩的穿着西装戴着领带蹬着皮鞋拿着文件包的领导模样的年龄属于中年晚期的国务院赴美演讲团团员到了我家。会长说他有急事不能作陪，便离开了。

　　我的任务是包饺子，就立刻忙着包了起来，还问了一下他们二位是否也愿意一起动手，边干活边聊天。至于他们姓甚名谁，什么职位，对我无关痛痒，也就没问及，只要饭后他们喜欢我的水饺就够了。

　　倒是二位觉得应该来个介绍，然后再包饺子。所以，其中一位就说：“会长告诉了我们您的名字是润涛阎，在读博士研究生，因为您这名字比较不常见，我们就记住了。我们也介绍一下吧。我叫刘中海，在国务院工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曲啸教授，是心理学教授也是法学院教授，著名的演说家，还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这次国务院派我来，主要是陪同曲教授来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们做巡回演讲，我只是陪同，做个伴而已。曲教授是中央宣传部调研员。你们出来的早，没听说过他的大名，但在国内，他和李燕杰齐名，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刘中海先生滔滔不绝地介绍了曲啸教授的名气，但我还是满头露水，不明白一个法学院教授怎么会全国出名，刘中海介绍的比我现在能回忆出来的还多很多，印象中他说曲啸是中国政法学院（有没有这么个学院？我不大敢绝对保证一字不差）的副教授，这个副字在前，我敢保证我不会记错。因为我当时想：一个副的，怎么那么出名？还到美国来做巡回演讲？我在国内，别说研究生了，就是上大学时就有两个一级教授非常喜欢我，那时的一级教授全国也不过百人，可他们也没有成为什么全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他一个副教授怎么这么厉害啊？当然，要是看气质，曲啸教授身材魁梧，模样酷似将军胜过学者，一米八几的个头，玉树临风，典型东北汉子形象。而刘中海先生的言谈举止跟周总理还真有那么一点像，是不是近朱者赤，我就不知道了。

　　曲啸终于听完了刘中海的介绍，然后他也介绍了刘中海，说刘中海同志可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工作经验丰富。

　　刘中海立刻说：“阎同学啊，我读书读不过你，但包饺子你就不行了。总理和邓大姐就喜欢我做的水饺。总理总是夸我是包饺子快手。”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包饺子程序。我借助这个机会，便想听听刘中海这位周总理的秘书讲讲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这些故事是在银幕上报纸上看不到的，就是属于名人轶事一类。透过这些跟凡人打交道的小事，才能窥测到伟人的另一面。刘中海还没开口，曲啸就不干了，跟我说：“我们来到美国可是不容易的，国家外汇很少，拿出来让我俩到美国，我们就要尽最大可能了解美国才对。所以，还是你讲给我们你们在美国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这样我们才有收获。”

　　看到刘中海也认同般地点头，我说：“您是法学院教授，那我就讲两个最近发生的案件吧。一个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校长被法院判决败诉的案子，另一个是北卡州州长败诉给了一个混子的案子。”

　　曲啸立刻追问：“两个案子的最后结局是怎样呢？”我告诉他：“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赔偿损失后辞职。”曲啸愣了一下，然后说很想知道细节。我就把我们大学校长因为开除了橄榄球教练而吃了官司的案子大概说了几句。本来都认为那次比赛一定能赢的，结果那个教练心理压力太大导致胡乱指挥瞎来，结果输得很惨。因为这个教练的合同期还差两年，所以他就拿着校长的开除信找律师告状了。法院当然判决校长败诉，因为合同上没有必须赢球的前提啊。结果，校方赔偿教练１００万美元。

　　曲啸毕竟是学法律的，也是心理学教授，他立刻发现这个案子不合逻辑，因为校长不会明知故犯啊。我告诉他：“您说得对，但校长有他的算盘。他的名声非常好，深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好评。大家都看了那场球赛，他认为把教练开除，是符合民意的，为大家出气。大不了法院判给那个教练一笔钱，他滚蛋了，那笔钱也就是小事一桩了，因为捐款的人不缺。可万没想到，法院判决赔偿１００万美元后，判决书上标明校方不能开除该教练！这下可就麻烦了，本来校友们决定捐款这笔钱的，可知道赔了钱后还是不能开除那个笨蛋，那不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校长也太无能了，比那个笨蛋教练还笨啊。忍两年，那个教练不就完了吗，这么干还是等两年。这样就没人捐款了，这１００万美元就找不到出处，校理事会开会决定换校长。”

　　曲啸教授立刻给出评论：“从这个事件可看出中美两国的文化心理差异。中国人比较讲究案子是否公平。可美国人更崇拜强者。校长败诉了，反而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典型的成者王侯。”从曲啸教授的评论中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精明之人，喜欢总结规律的人。

　　曲啸说还想听下一个案子。我就把北卡州发生的大案讲了几句。就是有一个河，河边上本来有个牌子上书《禁止游泳》。可那个牌子被人拔走了，一个无赖无所事事没有工作，就到河里游泳，脚被扎破了，他不看医生，直到脚丫子烂了，才告到法庭。因为他每一步都有照片，照片上有日期，算是证据确凿，法院判决州政府败诉，没及时检查牌子，赔偿那个无赖１２０万美元。

　　曲啸一听愣了很久，他说：　“那州长就不上诉？就查不出那个牌子就是那个无赖拔走的？”

　　我告诉他：“州长当然上诉了，但市中级法院维持县法院的判决。他上诉到高级法院，就是州法院，州法院也是维持原判。他就没辙了。另外，即使那个牌子是那个无赖拔走的，也不能免除州政府没有及时发现这一条。”

　　曲啸一言不发，苦苦思索。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阎同学，你今天给我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法律课。虽然法院判决太过分，但这个司法独立对政府的约束力太大了。”

　　刘中海先生听着有点不大乐意，觉得这不符合党的原则。他虽然没有立刻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他几次欲言又止。他在猜测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这样的大染缸里泡几年，回国一旦掌握权力，就有和平演变的必然。他在思索着这个道理。当我提议让他讲点周总理的故事时，他似乎脑子没有空间思考往事，继续眯着眼睛思索，没有答复我的问话，可能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我说什么。诚然，刘中海先生包饺子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水饺包完了，我在厨房煮，他们在外面客厅的沙发上悄悄谈论着什么。吃饭的时候，刘中海先生就问我一些有关留学生奖学金的数目和开销，访问学者们的生活情况。我便一一作答。

　　吃完了水饺，在刘中海先生去厕所的空间，曲啸教授悄悄跟我谈：“阎同学，我这次来其实压力很大的。我回去后必须给我的听众们一个交代。但我这么到处演讲，对美国也就是走马观花。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一听立刻明白了，便告诉他绝对没问题。他说：“那太好了，散会后你到我们的旅馆，我们俩谈谈。你把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美国哪些方面不如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一些。我来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但精神生活不如中国。但我没有例子啊。你给我讲点这方面的例子。你看行不？”

　　“绝对没问题。你要听多少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

　　“越多越好啊，要是很多，那就救了我的命了。”

　　“那这样好不，反正今天是周六，明天是周日，闲着也是闲着，咱俩就来个通宵。我保证给你讲一夜，而故事没有重复的。”

　　“真的？那太好了。我还担心找不到同学帮我这个忙呢。不是说不想帮，而是大家找不到例子。咱俩还真是有缘，什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就是了。”

　　“你一夜不睡身体顶得住？”

　　“哈哈，阎同学，论身体我可是不会败给你的。我啥毛病都没有，当真是健壮如牛啊。咱就来个通宵达旦，只要你给我讲我就听。不过，咱俩可是说好了，讲的内容必须是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

　　“一言为定！”

　　看看表还有时间，曲啸教授就让我先讲一点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我就慢慢地谈了起来。比如，美国虽然没有世袭制度，但个别家族还是代代为官的，比如肯尼迪家族。而中国早就在民国时代结束了世袭制，毛岸英即使活下来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他的。我敢肯定，未来的江山决不会交给高干子弟的。这一点，你回国后可以大胆宣传美国腐朽的变相的世袭制。此时刘中海先生从厕所里出来了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

　　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多次讲过，我们的政权永远是工农大众的。”曲啸教授立刻让我接着讲。我说，美国虽然科学发达，可还是有矿工到地下挖煤的，你看，去年就发生了矿难，有两人被埋在里边，政府出动了力所能及的力量，连夜打洞，挖出来的俩矿工还是死了。这在中国不会发生的！过去没有过矿难的报道，现在没有矿难，将来也不会有的。曲啸教授说这个很重要，可以告诉国内。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一直要求安全第一，所以不会有矿难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追逐利润，怎么会管矿工死活？”曲啸教授很高兴说他回国后要讲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永远都不会有像美国这样不顾矿工死活的矿难。然后他让我继续讲。我告诉他俩最近报纸上登载了一个案子，是一个保姆遭到了雇主的性侵犯。这种事，在我党领导下根本不需要法院解决，党组织就彻底解决了。把保姆当成第二个老婆，就是变相多妻制，这在我党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糜烂现象将来也不会发生。曲啸教授点头赞同，对我对未来的预测非常认同。

　　看看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车去听曲啸的演讲了。

　　（二）曲啸心理崩溃的前前后后

　　我开车把二位拉到会议室，令曲啸教授心理崩溃的事件就开始了。

　　联谊会会长通知大家去听国内来的曲啸教授演讲，但几百人的留学生中只有二三十个人去听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曲啸在国内很红，但来到海外的人没几个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厌烦了几十年的政治说教，对爱国教育的说教不怎么感冒。但有两位“爱国华侨”教授参加了。这两位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非常热爱共产党。这样，他们俩不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于他们俩的热情，其中一人便成了联谊会的顾问，仿照当时邓小平给胡耀邦当顾问的头衔办理的。也就是说，不论谁被选为会长，他都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长者和领导。他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荣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虽然大家从刘中海先生的开场白里知道了曲啸教授的名字在国内已经响彻云霄，但一开始也觉得刘中海先生在讲大话空话，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妇孺皆知的人物？估计有点忽悠。

　　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比如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２００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的时候，演讲进入了高潮。高潮一过，他又开始讲一些小事。突然间，又有了更令听者心理震颤的故事，就是因为在劳改农场里一位当地女孩给他送大饼，他后来就娶了那女孩当老婆，也就是他演讲时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２２年。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虽然震颤，但毕竟他没有我们当年亲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坏右那么悲惨，我们听起来也就是赞叹他的演讲能力，对得起他那法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头衔。

　　坐在我旁边的汪荣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几次想打断曲啸教授的演讲而提问题，可是当时不是在教室演讲，是一个小屋子，汪荣祖教授在曲啸教授的右边靠后，他没看到汪荣祖教授举手提问。汪教授也就不再提问了，也许他要问的问题曲啸教授在他后面的演讲里很快就逐一给出答案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

　　本来会议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可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２２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刹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我震惊的不仅仅是他的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如此无知。想来想去是他的偏见造成的。当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这也表明，汪荣祖教授的内心是真诚的，他是个想说实话的历史学家，而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政客。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刹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按照跟曲啸教授谈好了的计划，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旅馆。把二位送到旅馆后，我有心想离开，可觉得还是需要跟曲啸教授谈谈，看他还需要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想听的故事，毕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随着他们进了屋。

　　刘中海先生把门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啸。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阎同学，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是真的痛恨国民党？而非潜伏到我们留学生内部拉拢同学，在关键时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刘中海先生警惕地探问汪荣祖先生的用意。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务，他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刘中海先生点头认同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终止曲啸的巡回演讲他需要跟大使馆教育处商量的。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我知道曲啸教授此时再也没有必要让我给他讲一夜美国哪里不如中国的故事了，便想跟他们告辞，毕竟下一步他们该如何不是我应该参与的。别把自己太不当外人。“你们好好休息，我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便把电话号码写在桌子上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刘中海先生问我：“你知道在美国可以更改机票吗？”我便问他更改机票是退票还是更改日期，他说可能要终止巡回演讲，就得把定好去各地的机票退掉。我不知道详情，便提议这个事最好跟大使馆有关人员联系。我便告诉他如何从旅馆里往外打长途，然后我就离开了。跟曲啸教授握手道别时，他还在苦苦思索。

　　我回家的路上开始担心起曲啸教授来了。按理说他是经历过监牢炼狱的磨练的，应该经得起任何打击的，但文革开始时我们县的县长焦旭臣的例子在我眼前晃动。焦县长可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可文革一挨斗就自杀了。

　　人，包括焦旭臣甚至很多将军，为何在战争中屡屡受伤竟然挺了过来，而经不起文革挨斗而自杀呢？其实，懂得“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在战争年代或监狱里，他们是一步步走的，慢慢就有了面对死亡的思想准备了。人，不论是谁，包括死人堆里出来的和炼狱里出来的，都无法战胜没有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打击。

　　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想必他在来美前已经计划好了回去后大展宏图，继续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后便是中央委员？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升为宣传部部长？这个，可是润涛阎的话，曲啸教授可没这么说。但他在汪荣祖教授没发言前的兴高采烈和对我给他介绍“美国哪里不如中国”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对此次赴美巡回演讲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１９９１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一直靠他“一张大饼换来的婚姻”故事里的妻子（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说，他跟她毫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俺估计那卧床不起的十多年里，他又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是有感情基础的，是有共同语言的。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讲，曲啸教授突然心理崩溃而导致大脑得了病而卧床不起，对她的婚姻来说也许是好事一桩呢。

　　（三）后记

　　希望大家转贴这篇短文，故事里的主人公只有曲啸教授不在世了，而刘中海先生和汪荣祖教授都在世。希望他们能看到此文，尤其是刘中海先生，我离开旅馆后曲啸教授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彻夜未眠？你们二人是立刻回国了？还是在美国旅游了一段时间散散心？曲啸教授在美国是否已经由心理崩溃转成精神崩溃了？还是回国后经历了被冷落的打击才大脑出了毛病？希望刘中海先生能补充一下后面的故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曲啸教授那么健康突然就大脑出了毛病，最后导致半身不遂。毕竟曲啸教授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三个呆婊，而他早期的经历已经由电影《牧马人》详细介绍了，后边的故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剩下的由刘中海先生补充，便是对当年“全国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曲啸教授的崇拜者们的一个交代，也解答了他们对“曲啸热”突然冷却下来了的历史疑问。

　　曲啸教授的故事毕竟拍了电影，平心而论他的经历和演讲能力比李燕杰毫不逊色，但李燕杰就比他幸运多了。下面看看国内网站的名人介绍，李燕杰走遍世界都没有遭遇到一次曲啸经历过的尴尬局面。文章对曲啸也曾到过美国做演讲的历史只字未提，表明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来到美国。难道曲啸教授就是悲剧的命运？他干嘛要碰上爱国华侨汪荣祖教授？

　　我跟曲啸教授只有几个小时的接触，但无论如何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一个不抱怨只感恩的人，一个性格柔软到没有骨头的人，一个可以利用的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一个吃了我的水饺后说润涛阎做的水饺好吃的人。同样，汪荣祖教授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但作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竟然如此天真，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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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嘯，中共中央宣傳部調研員，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人，195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系，歷任遼寧省營口市教育學院講師、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調研員。
1953年，曲嘯從遼寧考入了東北師範大學。

195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系，在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候，被打成了「右派」。頭頂這個沉重的「冠冕」，他到遼寧新民師範學校當了一名教師，但更大的厄運等待着他，不久他被開除公職並送勞動教養。

1965年，被遣送回遼寧成為一名小學教師時，他已在嫩江草原當了4年的牧馬人，「文革」開始後，他再次被揪出來，成了所謂「現行反革命」。

在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曲嘯被無罪釋放，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解放，他的歷史冤案被徹底平反之後，重新登上高等院校及社會的講壇，以《心底無私天地寬》、《人生的價值》、《信念的力量》等數十個專題，在國內外作過2000多場演講報告，在全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和廣泛的關注，成為中國當代知名度最高的演講家之一。

1982年，他被任命為遼寧省營口市教育學院副院長。這之後走上演講台，結合自身的遭遇講理想、人生和愛國主義。

1985年，他從遼寧調往北京，成了中共中宣部局級調研員。

2003年8月6日17時52分曲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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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啸
百科名片

曲啸，中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著名演讲家曲啸。

目录

个人简介
学术贡献
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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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曲啸，1932年生于辽宁省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1953年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57年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被分配到辽宁新民县师范学校任教。1958年被劳动教养。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后到嫩江草原牧马。1965年到辽宁盘锦县新安农场小学任教。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狱中专心研究犯罪心理。1979年被宣布无罪释放并恢复政治名誉。1981年到营口教育学院任教，1982年被评为教授，任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调往北京，任中宣部局级调研员。1985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此后曲啸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在美国第一站就被爱国华侨，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揭穿其谎言，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回国。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心理崩溃。曲啸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1991年，在江苏省南通市演讲时，病倒在演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失去说话能力。一生共演讲2500余场。2003年7月22日，在中国棋院参加演讲艺术研讨会；没想到半个月后，2003年8月6日17时52分，曲啸老师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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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曲啸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注重对青年进行理想教育。著有《理想·信念·追求》、《理想与情操》、《罪犯心理学》等，合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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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

称曲啸为“当代牧马人”是缘于曲啸的一些经历与1982年公映的电影《牧马人》中的男主人公许灵均相似。曲啸一生曲折的经历又赋予“当代牧马人”以丰富的内涵，成为不向命运屈服的象征。
曲啸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1953年，曲啸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师大教育系，成为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大学生。大学时代是曲啸一生中第一段黄金岁月。他一头扎进书海中，潜心钻研哲学、心理学，在校期间就写出了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显露了一定的才华。
但风华正茂的曲啸还没走向社会，他的政治生命就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57年，曲啸即将大学毕业时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家庭的打击又接踵而来，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
之后，曲啸被分配到辽宁新民县师范学校。不久曲啸又被开除公职，送到教养院劳动教养。由于他劳动积极，表现良好，1961年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
曲啸很想再回到学校教书，但当时没有一个学校肯要 “摘帽右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家乡。可年迈的母亲生活也极其困难，只能以给苹果园糊装苹果的纸口袋为生。于是曲啸心一横，含泪告别老母，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在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农场安下身。从此，曲啸就成了嫩江草原上的一名牧马人。他把学过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运用到驯马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群野马竟成了“会听话”的马。每当放马前，他“啪、啪”甩两声马鞭，马就乖乖地一起走出马圈；收工时，他再甩三声鞭子，这群马就自动聚集在他骑的马身后，一起随他往回走。这些绝活儿把农场的工人们都看傻了，大家对这个新来的“马倌儿”都十分服气。
后来农场领导听说曲啸是个大学生，是难得的秀才，就找到他说：“咱们大草原有十多个孩子，你就教他们念书吧。”从此，曲啸又当上了教师。他教学一丝不苟，从不叫苦叫累。后来在地区统考中，他教的这些学生取得了平均98分的好成绩，曲啸一下子名扬嫩江草原。
1965年，曲啸被安排到盘锦县新安农场小学教书。经人介绍与一个叫冯玉兰的姑娘结合。1968年，曲啸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孩子，曲啸不得不亲手拆散了这个给过他许多温暖与甜蜜的家。而曲啸的母亲也在他入狱后不久去世了。
曲啸是一个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在监狱里，他决定利用自己心理学的专业优势和监狱的特殊环境，开展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想法一定，他就开始着手收集罪犯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出狱后根据这些材料，加上随后的调查，写出了一部专著《犯罪心理学》，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1979年，经过多方努力，曲啸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不久也恢复了政治名誉。那一年，曲啸47岁。在常人眼里，他人不算老，又是知识分子，手里还捏着一大笔补发工资，这样的条件，再找个年轻的对象也不费劲儿。可是任凭说媒的踏破了门坎儿，说破了嘴皮，曲啸就是不动心。他又回到农村，找到了前妻冯玉兰。他们重新建立家庭之后，两人互敬互爱，互谅互让。
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了妻子精心的照顾，曲啸蓄积已久的能量开始尽情地喷发了。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备课、写论文、撰写书稿、外出讲课，很快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1982年他被评为教授，并被任命为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随后，他走上了演讲台。
曲啸的第一场演讲是在1983年。当时演讲的会场突然停电，但他那热情饱满的浑厚嗓音穿透了黑暗，在每位听众的心中回响着。整个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听众的掌声达几十次。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呼，曲啸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此，曲啸一发不可收。《辽宁日报》率先以长篇通讯《牧马人新传》对曲啸的事迹进行连续报道。《吉林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及电台也陆续报导了曲啸的感人事迹。邀请他演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一概来者不拒。他的《任何挫折也动摇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心底无私天地宽》等演讲感动了无数人。当时，曲啸与李燕杰、彭清一、刘吉被并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演讲家。
1985年9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将“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证书授给了曲啸。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曲啸题词。
1985年，曲啸被调进北京，在中宣部任局级调研员。到了北京，曲啸更忙了，四处演讲、作报告、开会、调研。他感到自己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他要将这些宝贵的时间都补回来。
大学时就是学校篮球队中锋的曲啸，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豪。但也正因为他忽视了保健，才使病魔有机可乘，给了他重重的一击。1991年9月，曲啸赴江苏作报告时突发大面积脑梗塞，导致瘫痪。他从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健康人，变成了一个丧失语言功能的瘫痪病人。在此后的近13年里，他与残酷的病魔不断抗争。
在妻子的精心照顾下，被医生认为康复希望很小的曲啸，后来能够坐了，再后来能够离开轮椅，依靠拐杖站立了！在医生惊奇的目光中，冯玉兰开始实施丈夫康复的下一个计划——学说话。她买来婴儿读物像教孩子一样教曲啸。经过妻子长时间的努力，奇迹出现了，曲啸学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发音了。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病中的曲啸难舍自己的书法情结，顽强地练习左手书法。每写一个字，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每写一笔一划，他都累得满头大汗。2003年，“非典”时期，曲啸经常看电视、看报纸，关心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还奋力写下六个大字：
“抗非典，振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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