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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复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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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7 22: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帖者曰:总算看到一个想研究文革的年青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算做是异类了吧?


我的笔试成绩是中国史第7(我是边上班边复习的,已经尽力了),中国史总共有8个名额,看起来,似乎还有一点微弱优势。但查到成绩后不久,我便得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是分开复试和招生的,8个名额中5个分给古代史,3个分给近代史。所以我的成绩在中国史近现代史方向中,只能排到第4了,原本微弱的优势,也荡然无存。对此,我当然很不满,而且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还得知近现代史考生中,有北大自己的本科生。我觉得这种复试方法不太合理:报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人,考的是一样的试卷,为什么后者要去争3个可怜的名额,前者却有5个呢?这很不公平,而且招生简章中根本没说名额分配的事,报近代史的只能自认倒霉。

北大历史系硕士,每年的名额固定是42个。去年是保27个,考15个。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多保了2个,考的名额只剩13个了,结果就是近现代史的名额少得可怜。

但我还是买了机票,向单位(浙江省某市财政局)请了假,去北京参加了复试。复试总共有5个老师,我全部不认识,后来查了一下,感觉有2个确定是欧阳哲生和王元周,其他3个,都不是很确定。

复试的问题,是问你读过什么书,今后想研究什么方向,再就你的学术代表作提一些问题。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文革史,尤其是红卫兵运动。想选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其划分红卫兵派系的原因,以及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为什么是这三个城市呢?因为有代表性,北京是政治中心,有大量的高干子弟,所以高干子弟红卫兵和寒门子弟红卫兵的权力斗争是运动的主线。高干子弟主要是老兵派,寒门子弟主要是四三和四四派。先是老兵派掌权,接着四三、四四派推翻老兵派,然后四三、四四派内部发生分裂(因为人数太多,而权力有限),接着老兵派以西纠、联动的方式试图复辟,最后上山下乡,全部红卫兵下乡当知青,运动戛然而止。至于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我虽没有研究过,但根据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主线应该是49年进入工厂的老工人红卫兵和49年后进入工厂的新工人红卫兵的权力斗争。重庆则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来源于抗战陪都时期和三线建设),和本地人口的冲突,在红卫兵运动中可能是个特别的现象(这个观点只是猜测)。总之,我想对这三地,做一个比较性研究,写一个文革三城记。

到这里,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不是说得太敏感了?所以我接着说,这只是我的长久计划,硕士阶段,我打算研究学衡派。

我刚说出“学衡派”这个词,欧阳哲声就大喊一声:“研究这个的已经很多了啊!”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知道近年研究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研究很多,但我一直以为学衡派研究比较小众,什么时候已经很多了?看来我真是不了解现今的学术潮流。

但我还是阐述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学衡派这个保守主义团体,作为最主要的“五四反对派”,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以及其对于之后中国历史的影响。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要点,我认为在于:

(1)对“德先生”的批判

学衡派担心的是民主(Democracy)引进到中国后会被片面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孙中山语),将导致A. Tocqueville所说的“大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比如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讲稿和《一多总表》里,就对崇尚“多”的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会导致“尚力用术、徇民情、专制纵横、宣传主义、强人从我”等后果。

(2)对“赛先生”的批判

如梅光迪认为,国人忽视了西方科学(Science)形成背后深厚的宗教和历史背景,误以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可用于美术、文艺、道德,即“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这种古必不如今的线性进化论观点,会发展成激烈的反传统论(Iconoclasm)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3)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西方自由主义(Liberalism)原本非常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相辅相成。但汉语语境中的“自由”却是一种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自在”(willful)状态。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很可能堕落为自我主义(Egoism)。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中表达了此担忧。


最后一个问题,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师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就业也不好?除了出国和读博的,去高校任教的人,月薪一般只有两三千,能考上公务员,已经是算找到不错的工作了,那么,你既然已经是公务员了,为什么还要考研?

旁边的欧阳哲声插话道:是啊,这年头考公务员才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最难的,考研都只是第二难。你何苦要考,你毕业了想去干嘛啊,再考公务员?

我其实已经料到面试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的背景太奇怪了:武大水利系的本科,当过半年水利工程师,现在在财政局工作,却要辞职来读历史系的研。但是,我没有料到面试会说得那么直白和现实。我只能说,我确实是真心想做学问,不喜欢当公务员,人各有志,考公务员只是我当初走投无路后的无奈之举,以后想去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

但说实话,今天做文科研究的处境那么差,确实对我有触动,尤其是当它由北大老师亲口说出来的时候。

面试结束后,并没有当场公布结果,直到两星期后,我在历史系主页上查到。我觉得,复试打分是不太公平的,其他不说,明明有5个考官,面试分按理是5人相加取平均分才是(公务员复试便是如此),可是近代史7个考生中的所有分,都是整数(45、43、40、36),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先选人后打分的。相邻的古代史的打分便不是如此,是有小数的。

结果是很残酷,但是,我确实尽力而为了。对于那些鼓励过我、帮过我的人,我只有惭愧。

PS:我是89年的,考上公务员也就半年左右,大家不要把我想得太大,甚至“一把年纪”了,实在是受之不起。

http://www.douban.com/note/27025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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