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發院士評張戎《毛澤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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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發院士評張戎《毛傳》

“對這樣一位復雜的歷史人物，張戎夫婦竟以極簡單的角度來處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尤其為了坐實毛澤東是邪惡的化身，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證」的基本原則，因而嚴重減損了全書的說服力與學術價值，不得不令評者深表遺憾。” 。。。 陳永發院士

台灣中共史專家陳永發院士評張戎《毛傳》

書　評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832pp.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的重要性，不論如何加以評價，都不容否認︰事實上，他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也有其一席地位。他以俄為師，領導中國共產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集權黨國體制，並全心全力締造一個迥異于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體制的國家，徹底消滅私人財產為基礎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改變了中國之命運。即便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體系中的一環，也仍然可以看到毛澤東時代政治體制的延續；毛澤東思想雖已由鄧小平重新詮釋，卻依然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泉源。胡錦濤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郊外的西柏坡，重溫當年毛澤東進入北京城前的艱苦奮斗精神，許多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未能獲益的工農群眾，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地位和福利主義，而一些知識分子，也櫫毛澤東時代的平等觀念，嚴厲批評當下中國的貧富不均。然而，同時仍有知識分子憂心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斗爭和控制會卷土重來。

對于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人物，怎麼可能沒一點好奇心呢？過去台灣在「反共抗俄」的時代，由于政治宣傳，我們對毛澤東並無任何具體了解，視毛澤東為集所有獨裁暴君大成的人物，若不是痛斥他為現代的秦始皇，就是丑詆他為中國的斯大林或希特勒。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希特勒也是十惡不赦的大壞人，但秦始皇和斯大林卻是被贊美謳歌的對象，前者為後代中國確定疆域規模和制度基礎，後者使落後的甦聯脫胎換骨，提供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典範。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在具體敘述毛澤東的一生時，更強調毛澤東「作之師、作之君」的經過，指出他是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思想先驅，不僅將之中國化成為更適合革命實踐的科學工具，而且據以正確分析中國社會，制定革命策略，在不同歷史階段，領導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推翻國民黨政權，並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些黨史專家發展出來的大敘述，尤其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放諸四海而皆準，毛澤東繼承馬克思、恩克斯、列寧和斯大林的道統，在資本主義十分落後的中國，別出心裁，既動員又組織、既解放又領導中國廣大農民，以之為實力後盾，把中國改造成進步的社會主義全新國家。這一個大敘述，以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第一要義，雖不強調毛澤東的民族主義信仰，卻讓毛澤東贏得中國民族主義的桂冠。相形之下，西方則有一些中國學專家，為了駁斥毛澤東是斯大林傀儡、中國共產革命是甦聯共產革命延伸的說法，特別強調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性格，不僅凸顯毛澤東中國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也盡情刻劃毛澤東的民族主義認同和心理，認為這是中甦共後來漸行漸遠，成為不共戴天之仇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張戎博士的父母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父親到過延安，是毛澤東中國的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張戎的父母慘遭紅衛兵和造反派批斗，而她自己當時還在中學念書，在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後，被下放到四川西南漢藏民族混居的不毛之地。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她負笈英國，專攻歷史，出版了一本英語世界的暢銷書︰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中文本譯名《鴻》，描寫祖母、母親和自己三代女人的心路歷程。她的夫婿Jon Halliday 研究甦聯和東歐共黨史。為了撰寫這一本毛澤東傳，兩人合作無間，在過去十幾年中，非僅跑遍毛澤東留下行蹤的中國各地，也走訪了甦聯和東歐國家的許多檔案館；非僅訪問了生命歷程曾和毛澤東有過交往的耄老人，也訪問了許多曾經叱　風雲的有關國際政治領袖；非僅訪問了中外許多過氣的高官，也訪問了一些曾經侍候過毛澤東起居的小人物。特別是，他們更尋訪到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留在長沙板倉故居的書信和回憶文字。從這些豐富無比的文獻資料中，他們聲稱發現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毛澤東︰亙古狂人，只知道自己，只知道權力，只知道征服；對父母不孝，對兄弟不仁，對妻子不貞，對朋友不義，對同志不忠，對國家不愛，對工農大眾沒有悲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誠摯信仰，甚至也毫不在乎死後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既無領導才能，也無政治理念，既無共產道德，也無策略思想，完全憑借暴力恐怖、欺騙陰謀和特務滲透，取得中國大陸的政權；為打倒政敵和對手，不擇手段，陰險自私；他們又說毛貪殘狠忍，享受特權，貪生怕死，性好漁色，不知誠信。我們在她描寫的毛澤東身上，既看不到馬列主義信仰對他的影響，也看不到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留下的任何烙印，他只是一個徼天之幸的獨夫。

張戎夫婦呈現的毛澤東，戳破了一些流行于中國大陸和海外關于毛澤東的神話。他們證實了毛澤東在和第一位夫人楊開慧戀愛期間，已不斷染指其它女性，而且上井岡山後不久，盡管痴妻來信問候，卻置之不理，反而另結新歡，並且沒有離婚就再次結婚；他們也證實了毛澤東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曾經收取來自甦聯的優渥「職業革命家津貼」，並十分感嘆其改善物資生活之大用；他在江西崛起之時，曾縱容李韶九諸人，假借肅清內部奸細的名義，以酷刑清除異己，株連成千上萬無辜；他在抗戰前夕，迫于斯大林嚴令，放棄借刀殺害蔣中正的初衷，改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謀略；在抗戰爆發後，數度秘密接受斯大林的巨款援助，並下令種植人神共憤的鴉片，透過境外貿易，籌集巨額政費；他還在抗戰後期利用特務頭子康生，發起搶救運動，制造赤色恐怖，以國民黨特務的不實罪名，逼迫黨員接受搶救，並進行自我救贖；在內戰時期，為贏得長春戰役，制造饑饉，並拒絕前線指揮官林彪的請求，準許平民離開圍城，以致五十萬無辜居民餓死十七萬。張戎夫婦也證實，中共建國以後，毛澤東簽訂《中甦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時候，同時也簽訂了承認東北和新疆是甦聯勢力範圍的秘密協議；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不顧金日成的屢次求和意見，堅拒對美國任何讓步，以致戰禍綿延，北朝鮮生靈涂炭至極，直到甦聯以暴露中共自導自演的美國細菌戰真相為要挾，才逼迫中共讓步，簽訂停火協議。他們也重新證實了毛澤東透過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運動，殃及無辜，並導致幾千萬人死于暴力和饑饉。他們更特別強調周恩來的愚忠，周恩來雖然不一定認同毛澤東的政策，卻任由毛澤東利用他的柔弱和順從，展開對中共黨國體制的大清洗和整肅。所有以上這許多細節，都值得采信，只是其中一大部份，並非完全不為人知，有些甚至已為中國大陸以外的一些專家所耳熟能詳。可能因此之故，張戎夫婦出版中譯本時，書名易為《鮮為人知的毛澤東》。

不過，張戎夫婦同時也確實提出了一些真正不為人知，甚而駭人听聞的見解，只是證據說服力不強，殊難令人苟同。譬如，他們為了說明毛澤東邪惡，指責毛澤東早在1932年獲悉上海《申報》刊出周恩來脫離共產黨的啟事後不久，便據以逼迫周恩來交出指揮軍事的職位，夫婦兩人甚至暗示這一份啟事根本就是毛澤東自導自演；他們指責毛澤東在陝北借口肅反，肆行逮捕，再大喊刀下留人，藉以騙取土共領袖劉志丹的好感，隨後派往前線作戰，乘戰場混亂加以暗殺；指責毛澤東唆使親信醫生在藥方中攙雜毒物，蓄意謀殺抗戰期間和他分庭抗禮的對手王明；指責毛澤東內戰期間向甦聯大量輸出糧食，造成東北嚴重饑饉，也使陝北成為餓鄉；指責毛澤東是戰爭販子，指使北朝鮮的金日成侵略南韓，以便從甦聯訛詐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並貿然發動八二三金門炮戰，以便逼迫甦聯提供原子彈樣本和投射工具；指責毛澤東為取得世界共產主義的霸權，表面主張以甦聯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首，實際則暗示東歐共黨國家的領袖出面擁戴；指責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夕，明明知道糧食已經短缺，卻故意制造糧食生產的曠世紀錄，以便有借口竭澤而漁；指責毛澤東為了個人復仇，發動文化大革命，通過抄家沒收善本書籍以充實其個人書屋，或像1930年代的斯大林一樣，以沒收的珍貴文物換取外匯；指責毛澤東不在乎死後留名，只注意生前享受名位，所以臨終前的兩年，鄧小平、周恩來和葉劍英已經掌握實際權力，卻只提醒他們不要在他生前搞政變，而不管死後文化大革命體制能否繼續維持。以上一連串指責，都缺乏足夠的證據，有一些根本是子虛烏有。值得特別提出來說明的是兩個聳動听聞的新見解。第一個是強調中共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雄事跡完全出于捏造，若非蔣中正為換取斯大林對其兒子蔣經國的照顧，以及收復西南各省軍政大權，故意暗中放行，則毛澤東根本不可能率領紅軍安抵陝北黃土高原；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歷史大發現則是，毛澤東在蔣中正陣營里安置了四個紅色代理人── 邵力子、張治中、衛立煌，以及胡宗南；這四個人皆有扭轉乾坤之功，毛澤東全靠他們的吃里扒外，贏得國共內戰；其中三人在毛澤東佔領中國大陸前後相繼投共，僅胡宗南一人不曾暴露其政治面目，終其一生以反共聞名，並埋骨台灣孤島。可惜這兩個驚人之見，雖發前人所未發，但不是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之上；基本上乃屬揣測之詞，經不起嚴肅的質疑和考證。

因此，張戎夫婦這一本傳記給人一個印象，就是他們好像在師法中共黨內斗爭的一貫作法，尤其是采用毛澤東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批斗策略，把毛澤東本人放在個人道德層次上來斗倒斗臭；義憤填膺之余，也就像毛澤東一樣，矯枉過正，但求痛快淋灕，上綱上線，以至于過度、錯誤甚或扭曲地解釋歷史事實。正因為他們有了先入之見，所以盡管取得了大量甦聯、東歐檔案和口述資料，卻只看到其中不利于毛澤東的各種批評和指斥，除了進一步坐實毛澤東是一個完全沒有倫理和道德信仰的政治野心家以外，並不能增加他們對毛澤東的理解；他們反而因為完全不注意毛澤東所處的時代脈絡，一意窮追猛打，攙雜太多的個人情緒，結果把毛澤東寫成只有邪惡一個面向的簡單歷史人物。

其實，張戎夫婦在全書開卷不久，就已經定下批斗毛澤東的基調。他們引用三段毛澤東24歲時閱讀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注，結論是毛澤東根據其個人的倫理觀展開其後來的一生，而其倫理觀不過是鼓吹絕對自私︰只滿足個人沖動，不要社會良心；只算計對自己有無好處，對任何人都不必負責任，既不關心流芳百世，也不在意遺臭萬年；趨利避凶，只要沒有懲罰後果，便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張戎夫婦完全沒有注意到，從他們書中所引兩段批注的全部文字中，可以發現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毛澤東︰

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體無利之價值。利精神在利情與意，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至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

吾于倫理學上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同于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有此種愛人之心，即須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釋迦、墨翟皆所以達其個人之正鵠也。一曰現實主義。……吾只對于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或謂人在歷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吾不信。吾惟發展吾之一身。2

張戎夫婦從道德虛無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看到毛澤東要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排除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因此感覺不寒而栗。然而，他們如果另從道德的實踐主義來看，則毛澤東強調自我作主，是透過對自己負責來追求實現，強調爭取行動的絕對自由。毛澤東這一套倫理觀的危險之處，不在于缺乏道德感，而在于道德感特別強烈，正因為道德感特別強烈，他才會強調真理如果在握，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能因為損于人，而不盡吾之性，完吾之心」。其結果就難免不把自己定義的真理強加在旁人身上。毛澤東所謂真理是個人主觀上對客觀實際的理解，主觀上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客觀上卻有寬大無比的「解釋」空間，毛澤東為了實踐理想，遂經常流于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甚至不擇手段；為了自己所謂的大仁政，不惜犧牲別人心目中的各種仁政（小仁政是也）；為了自己所謂大恩大德，不顧別人心目中的各種恩德（小恩小德是也）；而為了發揚真理，可以不顧程序正義，可以不避暴力和謀略，甚至可以殺人奪命。

張戎夫婦只看到毛澤東為了達到目的進行的政治權謀，只看到毛澤東的無情和殘酷，也只看到毛澤東對暴力和恐怖的使用，而不了解毛澤東的斗爭講究「有理、有利、有節」三大原則；最在乎義正詞嚴，盡管義正詞嚴可能是強詞奪理，也可能帶來暴力、血腥、苦難和死亡，但是他們完全不理解毛澤東所謂「理」的具體內容，也完全不理解毛澤東如何宣傳這個理的過程，也就無法理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外享受到的擁護和盲目崇拜。他們既不了解毛澤東如何征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視其為科學真理（馬列主義）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也就無法理解毛澤東如何動員和組織社會基層的廣大貧苦群眾，當然更無法理解廣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周恩來為什麼像「奴隸」一樣接受毛澤東驅使，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被張戎夫婦視為中國良心的彭德懷，或人民救星的劉少奇、鄧小平，也曾經像中共前華東局書記兼副總理柯慶施所說那樣，相信毛澤東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澤東服從到盲從的地步。

毛澤東透過對科學真理和愛國主義詮釋權的取得，進而壟斷道德的合法性，並以之驅使全國人民；如果離開這一個觀察角度，我們不僅難以解釋毛澤東本人矛盾而復雜的言行，更難以解釋他為什麼今天仍然有那麼多信徒，或相信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或相信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了。其實，毛澤東固然需要嚴加批判，但不能單靠妖魔化他個人質量來達到目的，我們應該同時批評和解構經過毛澤東解釋過的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提醒讀者，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並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永恆內容，其解釋因人而異，當其與政治權力結合，且走上狂熱的極端時，勢必會變質為教條馬列主義或是民族沙文主義，禍害難以勝計。如果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就不必完全否認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信仰之真誠，也可分辨毛澤東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中所蘊含的正確和錯誤成分，承認它們都是兩面刃，既可能帶來解放，也可能帶來殺戮；既可能帶來團結，也可能帶來分化；既可能帶來希望，也可能帶來迫害。

再者，毛澤東在樹立其思想唯我獨尊地位的過程中，從來就是強調現實政治中的實力原則。他在締造一個高度中央集權權力體制的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敢于挑戰世界兩大強權的軍事機器，所以可以不斷以個人的意志詮釋、代言或操縱他信以為是的科學真理和民族主義，更由于他同時發展出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兩套手法，並對其成效深信無疑，中國人民因而有時成為他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犧牲品。若把毛澤東想象成只知崇信恐怖政治的陰謀家，不僅忽略了毛澤東如何在思想上征服一代知識分子，而且也過分低估了他取得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代言人地位的領導才能。

毛澤東如何成功地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詮釋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國以前黨史的主要問題，而如何解釋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則是中共建國以後黨史的最重要問題。很遺憾的是，張戎夫婦耗費了極大的心力，發掘了所謂我們所不知道的毛澤東，卻無助于這兩大問題的解答。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紅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從小就有救國救民的主觀願望，有用世之心；在擁抱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相信階級斗爭是科學真理，是促成社會進步的不二法門。但是他為了實踐馬列主義所櫫的理想，也主張沖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種網羅和限制，雖千萬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牲部份人命；對暴力、恐怖、強迫、分化、權謀，亦從不避之若浼，沒有狷者有所不為的傳統操守，反而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把實現自己的主觀願望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結果也為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對這樣一位復雜的歷史人物，張戎夫婦竟以極簡單的角度來處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尤其為了坐實毛澤東是邪惡的化身，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證」的基本原則，因而嚴重減損了全書的說服力與學術價值，不得不令評者深表遺憾。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頁146-148。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頁203-204。

文章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52期（2006年6月）

yangharrylg

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