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

tuffy05

精彩摘要：

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我要做的只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本质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硬着陆造成社会动乱的危险已经开始。因为只要把乡土社会毁掉，就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学者们以为是历史进步，可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北大的学生社团安排的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试图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用制度经济学作为分析方法，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这个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话语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就得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其一，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或者哪个领导人讲到这四个字。如果愿意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和讲话中都没有这四个字。其二，人们都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断创造增量使改革得以成功，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一致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因为它一上来就把农村经济基础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这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改变了存量资产的占有和收益分配关系，而并不是靠渐进地创造增量。这两个说法之所以广泛流传，在于都符合意识形态化的需求，那也可能就不需要把话语逻辑建构在经验起点上。

那么，为什么会有调整或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当然，也有的解释说是“农民退出”。我认为农民其实无权退出，因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关于改革的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这种逻辑分析才具有起码的工具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被主流话语框定的所谓实证分析，这就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却不自知。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我得研究代价转到哪去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我关于危机代价转移的理论创新也有现实意义，主要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经济学家大都期望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但是，城市与农村人口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激进发展主义者们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因为东方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不一样。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屑一顾，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如果认真去做国际比较就会了解，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1949-1950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之一，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

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这也表明我是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1950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这个民国黄金增长时期经济年平均增长8.4%，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导致民国黄金十年中辍，堕入长期危机。

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种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类似，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是金融过剩，而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依托政治强权扩张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币缘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主流趋势。而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死亡和城市工业体系被摧毁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上世纪30年代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发生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当年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地主进城就转变成在外地主，经营收益较高的工商业，就把原来的秋后收实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远高于地租的双重剥夺，小农大量破产，乡土社会衰败，要么土匪、要么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使社会不稳，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同年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在日占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改革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纸币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到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同时作用的延续。

应对危机：土改使农民回归传统，割断与城市现代经济联系

新中国面临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怎么恢复？土地改革。什么是土地改革的实质性内涵？让中国人口88%的农民回归传统。历朝历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个字，均田免赋。新中国同样是均田，但没免赋，这就是土改的历史性差异。其现实意义在于：土改使中国近90%的人口回归了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割断了联系，用萨米尔·阿明（备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提出依附理论）的理论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数人口回归了农村，自给自足，作为政府就不用再管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这是新中国经济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使民国时期遗留的危机在新中国得以软着陆的重要制度基础，恰恰是对乡土中国的回归，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大步走向现代经济。

众所周知，那时城市现代经济一片凋敝，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业，知识分子也大规模失业。现在很多意识形态化的解读都说因为建立了新政权，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然后就斗志昂扬走向新胜利。其实新中国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怎么能够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大危机。第一个因素是农民回归传统的乡土中国；第二个因素，1950年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求使得原来凋敝的工业开足马力生产，于是城市经济火起来，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国参战，苏联把中国作为战略盟友，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境内投入军事工业设备，导致中国工业得到发展机会。

1950年代并非“极左”体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会亲资本

我所提出的逻辑解释之第一个经验起点是资本原始积累。在进入工业化的目标之下，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领导人能力，而是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的条件下怎样完成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确立的讨论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最终达成最优。但它适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呢？根本不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挑战是要素绝对稀缺，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趋零。

以中国1950年要进入工业化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而且连国库黄金都已经被前政府带到台湾去。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追求外部资本进入，每一次成规模的外部资本进入都会转化成国家承担的外债，每一次大规模的外资转换的外债都会带动发生财政赤字危机。

由于中国在9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进入全球化，而那以后所发生的危机，很明显具有全球化代价向中国转嫁的特点，所以我们把90年代末期以后的最近两次危机归类为外生性变量造成的经济危机，而把此前中国自己进入产业资本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六次内生性危机。

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只要在资本绝对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一定是资本导向。任何体制、意识形态、领袖领导之下的政府都会亲资本。今天我们意识形态化地把上世纪50年代定义为“极左”的时候是否扪心自问：世上可有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果不亲资本，就根本没有资本积累的可能。

当人们说1950年代是“左的错误”的时候，恐怕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忘了。一个亲资本的，追求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基础，难道会有“左”的上层建筑？千万不要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左”，其实官僚主义是典型的极右。教条主义也不是“左”，而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主要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1953年后苏联投资形成国家资本，已经有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变成国家工业主导，这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替代原来的私人资本，意识形态称之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到了1956年，中国实际完成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一点在当年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比如1957年国家“一五计划”完成报告就明确指出，“一五计划”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认真看1950年代的实际过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后六年是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

受到工业化内生的“资本增密”机制的影响，正在需要更大规模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节骨眼上，苏联中辍投资了！于是，这9年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在1960年爆发了！这就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陡然跌入发展陷阱……

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才会转向为不亲资本。我们现在是什么层次上出现资本过剩？中央层次出现资本过剩，因此中央转向“民生新政”。地方上特别是中西部仍然面临资本短缺，政府就仍然亲资本、远民生；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资本过剩，开始转向亲环境，也部分转向亲民生，一些东南部媒体就跑到中西部去“吃黑”、“扒粪”……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派系，一定程度上是资本稀缺或资本过剩的背景在发生影响。

让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中国就是小资国家。从1949年土地改革以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都和小资的分散性，以及小资并非“自觉阶级”有直接关系。因为小资高度分散，没有集中表达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对付小资的经验是在农村实行“村社制”，城市实行“单位制”，这使政府过去能够卓有成效地对付小资。

但几十年过去，在中国小资群体中崛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资人群，据说有五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盟国家中产阶级的两倍。但政府却没有“对付”中资的经验和手段，现在所遭遇到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千差万别的利益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单位解体，乡村集体也深受破坏，政府对付高度分散的小资、中资的多样化表达，借用制度学派理论，是交易成本过高造成社会不能形成集中的表达方式。中国现代社会乱象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

中国本来是一个小资社会，根本不是西方的枣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稳态结构，庞大的底座是占总人口60-70%有地的乡村小资。现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剥夺，把他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他们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学者们以为这是历史进步，可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说得清楚点，这恐怕是在城里拍脑袋拍出来的。

你们去问问进城的打工者，有几个是愿意在生产线上长期当产业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资之梦，进城是为了干什么？挣点钱开小店当小老板。

印度为什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只不过少说了半句话，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困国家，这一国的贫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贫困人口总和还多，民主解决贫困吗？印度乡村有百分之三十几的无地农民人口，因此是枣核形社会，或者是倒金字塔，底层社会是无地的农村无产者，大量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的弱势群体，城市贫民窟是城市底座，农村中的无地农民是底座，这种倒金字塔社会能稳吗？

你们也许知道，现在中国是私人住宅拥有率世界最高的国家，高达89%，接近90%，什么人是100%地拥有私人住宅？农民。为什么？因为仍然还是一个小资国。各地政府的政策差别仅在于是让小资变小资，还是让小资变中资，变中资他高兴，变小资他勉强认可，变无产他就不干。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剥夺农民使其无产，这就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

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社会，现在是小资、中资人群仍然占大部分的社会；我们中资的上头，最上边的大资只占人口的不到10%。但是小资不是自觉阶级，谁是中国现在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我得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说法，那就是大资。客观看，大资最懂如何维护稳定并且增加集团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体系以保证自己的集团利益。对国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大资本自觉性的利益集团主导的政策体系，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当人们都在高唱改革的时候，请问改革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动力是谁？谁来改谁的革？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不搞清楚，很难让大家跟着一块喊口号。

另外，我11月底在海南讲课，他们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观形势，我说你们得先搞懂中国经济体制的ABC是什么？有谁想过中国的真实经济体制是什么？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地方政府早就公司化了，它在参与市场竞争，可承担最终风险责任了吗？没有，风险层层上交，最终交到中央政府。我们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国家金融市场化改革，实质是中央政府埋单，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银行坏账一次性转交到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备注：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些不良资产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来的，人都提拔了，因为他完全不承担风险责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没有风险责任的条件下一定是恶性竞争，谁比谁更“恶”谁就上去了。不过，最终风险责任中央能独立承担吗？也不能。只能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于是，客观上只能向社会转嫁，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实际经济体制。



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是资本原始积累代价

在1980年之前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我们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带来了四次大规模的危机。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长、经济支出、财政盈余都纷纷下降到零值线以下，危机爆发造成几千万失业，重大成本转移给社会，这是任何体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都必然发生的代价。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次政府动员上千万城市青年去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

当没有外部资本投入的时候，用成规模的劳动力集中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资本。但是，单家独户的个别劳动力替代不了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与西方通过个体化的作坊手工业逐渐进入团地化"工场手工业"的漫长原始积累不同，中国是把劳动力成规模的集中并且准军事化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资本，因此每个人民公社都是民兵团，大队是民兵营，小队是民兵连，每个单位都是准军事化建制，得以集中劳动力进行国家基本建设。那个年代是人海战术，没有资本，不用劳动力靠什么？

同时通过集体化成规模集中农业剩余，才能把农业剩余送到工地，那时是唱着歌上工地。因为，国家通过征购粮食集中了农民剩余，送到基本建设工地上，就跟驴前面吊一棵青草就跟着走是一个道理。我这并不是说什么不好的话，只想调动劳动力上工地，就得用让他吃饱饭来调动。我们知青当时在村里就吃不饱。别以为原始积累那么干净，都是唱着歌，打着红旗去干活吗？都是学雷锋干好事吗？如果不调动积极性，怎么愿意去工地呢？中国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

当时前前后后大概有四五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奉献了青春，最好的年华为国家当劳动力，形成庞大的国有资产，现在改革说没你们份了，国有资产归国资委，然后事实上归少数利益集团占有，他们变成大资，让他们说这就是改革，然后你作为初始投资人还得跟着这种改革走。拿这个骗别人行，我们是亲历者，是过来人。

在这个阶段，原来1960年统计的1亿3000多万的就业迅速下降到1962年的4000多万，有多少失业呢？如果按照这个数值，有8000万失业，请问谁的教科书上写过这个数？

同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00多万，另外还有大量回乡知青不计算在内，农村回乡青年不同于城市知青，虽然是你也上中学我也上中学，可农村青年上的是县中或者农村中学就不算知青，城市青年上城里中学那才叫下乡知青，后来给下乡计算工龄，农村的叫回乡青年就不算工龄。回乡知青少说也得有两千万，当时城市青年人数比重小的多，农村青年上中学的比重高得多。城市青年下乡1000万，农村回乡青年2倍于城市青年，1950年代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农村壮工也全让回去了，这样粗略算下来，从城市向乡村排斥的劳动力总量大约在5000万。这就是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如果有错误，那也都是资本的恶。

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大危机打击下饿死的都是农民，为什么没死几个城里人？现在看来，是因为产业资本当时集中在城市，产业资本向农村转嫁了自身内生性资本增密造成的危机。

到1966、1968年的时候，第二次大危机爆发，各项指标又下到接近零值线。我是1968年那批知青，很多城里人都被送到农村，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人民大学被解散，因为他们不是搞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对于工业无用，所以解散了。我父亲去江西放牛，我母亲在北京种水稻，一家六口人分六个地方，都下乡了。

那一次1700多万知青，同理，那时候是80%多的农村人口比例，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农村回乡青年。所以说1968年大危机也仍然是几千万的失业，城市资本怎么软着陆？再次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

大规模失业如果在西方会怎么样呢？满大街的砖头都会被揭起来打警察，中国怎么着呢？毛主席一挥巨手下乡了。

至于60年代为什么发生第二次危机，是因为从1960年遭遇危机开始，整个西方世界除了封锁之外，还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武器打击，中国曾经有过五次被人家准备实施核打击，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再穷也得搞核武器，是因为多次被人家核威胁。整个60年代美机美舰侵犯中国领海领空有记录的是800多次。

6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分歧，刘少奇同志、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等，这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很清楚原来50年代留下的工业结构"过重"，那就要调"农轻重比例"，要调整得相对合理些，于是他们主持制订了"三五计划"。应该知道，中国其实没有实施"二五计划"，因为苏联虽然帮忙搞了个二五计划但却停止投资了，没投资上什么"二五"啊，也就是说"二五"事实上没办法执行，到1962年开始搞"三五"，1963年还是没出得来，为什么？"三五"原来准备搞农轻重比例协调，结果周边地缘关系越来越紧，战争压力下临时改变决策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设，搞三线，把沿海工业向内地转移。然而，沿海工业向内地转移不创造新的增加值，反而把工业分散了，增加了工业化的代价，于是导致第二次大危机爆发。

把沿海工业搬到内地，塞到山沟去，国家大三线、地方小三线，搞了2000多亿的投资建设，结果大都是相当于负效益的投资，导致财政出现更加严重的赤字危机，就表现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遭遇1967年、1968年的危机爆发，毛泽东不得不紧急刹车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是同期，有了我们这拨人的上山下乡。

70年代：引进外资导致财政赤字危机

1970年开始，中国要调整产业结构，因为以前留下的产业结构偏军事、偏重工业，于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四三"方案，要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改造工业结构，这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历史上叫做"四三方案"。你们的教科书上也没有。

引进西方资本就需要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就"小球带大球"，美国1971年解除封锁，中国开始引进"西资"。从50年代引进苏资到70年代引进西资，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外资。苏资要求改变你的上层建筑，美资也要求改变你的上层建筑，这也没什么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谁左谁右之分，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引进苏联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就得按苏联政府模式来构建上层建筑，乃至高校都是苏联派教师手把手帮你编苏式教材，就跟我们现在主张用美国英文原版教材，进步了吗？你们可以说进步了，也可以说没有进步，是你们的判断，我只提问题。

70年代引进40多亿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中期的那场债务危机，爆发为1974年财政赤字。这时毛泽东并不懂什么叫经济危机，因此他说现在需要经济调整，邓小平是个经济管理的能人，让他复出。这时候就有了邓小平的所谓二次出山。邓小平一来就要搞整顿，整顿就是应对危机，其实邓小平也不一定很懂经济规律，引资导致1974年的财政赤字过百亿，从1974年开始第三次上山下乡，大约1200万人插队，对应还有双倍农村回乡青年，这次危机又是3000万以上的潜在失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到1976年以后基本就停了，因为毛泽东去世了，没有谁能再挥挥手就把成千上万的城里人送到乡下去。

可这个时候危机还没有停，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八二"方案，周恩来"四三"方案就已经够危机，"八二"方案比"四三"方案还要更大规模成倍引进外资。

1977年实施"八二"方案，1978年财政赤字突破150亿，1979年连同对越战争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突破200亿，华国锋的第二次引资导致财政赤字过200亿，那时候财政总规模还不到1000亿，没法维持了。

80年代：改革就是甩包袱

这个时候，改革号角吹响了。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其实是大危机爆发了，而这次危机因为没有毛泽东，所以没法再往乡下送人。不仅如此，还得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让那些下乡知青回城，我们都是那个阶段陆陆续续回来的。回来以后就变成大龄男女青年，满大街逛悠，又都荷尔蒙过剩，之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事件，进而出台了两个"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为什么腐败？因为那个年代要求机关办第三产业，今天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人物当年就是西城区区委机关打开大门卖大碗茶的老板，等等，大量的干部把自己本机关控制的原材物料批给自己的子女办的公司，也就是"倒批件"。当时所有东西高度紧张，一个钢材批件倒10道手那是轻的，于是整个经济秩序严重混乱，通货膨胀陡然高起来。

所以，改革乃是危机应对的产物，当政府财政急剧下降，不能应付开支的时候，开始甩包袱。比如农村改革怎么开始的，无外乎就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当时的经济工作负责人找到老同志说，干脆放吧，也就是把它当个包袱甩了。

什么叫做政府退出？我为什么说是政府退出而不是农民退出？因为有数据支持：政府在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管不了三农支出，原来财政还能维持百分之十几的农村投入，尽管农民人口占80%，政府给大约15%的投入已经不错了。农村改革使政府甩掉了百分之十几的财政开支负担，"大包干"以后财政支农支出下降到不足3%。

接着是第二道甩包袱，甩企业。过去是财政拨款给企业，全部收益财政拿走，这叫做全民所有，一道改革指令叫做"拨改贷"，今后企业去银行贷款，财政不拨款了，企业说既然去银行贷款，那还本付息之后产生的收益是不是也得改为企业所有？于是就"利改税"变成企业留利交税，静悄悄地改变了企业属性。

然后接着第三道甩包袱，甩地方政府的包袱，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叫做分级承包，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

这一系列的改革，从1979年遭遇严重赤字直到1982-1984年推进大规模改革，不外乎是大危机条件下财政不堪重负，不断甩包袱的结果。所以，改革说得好听一点叫放权让利，说不好听一点就叫财政甩包袱，是危机应对政策体系。

改革到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那场危机，说是1988年"价格闯关"，物价指数月度攀升接近30%，全年是18.6%。因为防止挤兑提高利率加强调控，又导致了1989年出现连锁负债和生产停滞，于是滞胀形态危机在1988-1989年爆发。1989年的其他政治性问题只是这场危机派生情况。

90年代：加快货币化是吸取前苏联教训

90年代邓小平的南巡无外乎就是在本来还没有复苏的经济上猛击了一掌，出现1992年、1993年的高涨，但其实高涨一定程度是资本市场带动的。因为1992年中国同时取消了所有物资的票证制工具，开始加快货币化，政府大量增发货币来货币化它的实体经济，这一阶段出现的高增长本身是货币化带动的抬升。同期，为了吸纳货币，中国放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三大资本市场最能够吸纳货币，货币的增速从1992年开始陡然往上，中国进入了所谓货币化的时代。

应该说这也可以归因于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教训，她的垮台并不是今天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阶段，苏东体系没有货币化。为什么不货币化？因为就像今天金融资本的引领国家美国一样，当年苏联掌控着整个苏东体系的换货贸易，可以通过不等价交换，占有整个经互会（备注：由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6月28日解散）国家的最大好处，因此她不打算货币化。中国1992年开始加快货币化，放弃所有票证。说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这一条我看就够格。他使中国没有步苏东国家的后尘。

1992年中国承认市场经济，但其实放开的是资本经济，因为已经放开资本市场。文件永远落后于实践，实践出真知，文件写进去算是承认已经做过的事情。

也就在这个阶段，1992年开始大规模增发货币，1993年出现三大资本市场投资过热，1994年出现24.1%的CPI。

所以我把1992年叫做货币元年，就是中国的人民币终于成为货币了，以前人民币不是货币，它是票证制度的一个辅助计量符号，连一般商品交换的中介都不是。

中国什么时候有银行呢？1998年推进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时间，到2001年中国才真正有了商业化、市场化的银行，到2008年，所有国有银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国有了所谓上市公司性质的银行。因此，中国的金融业到1992年才真正使货币成为货币，2002年才使银行真正成为银行，前后10年的时间。

1993-1994年这场危机，我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第一，因为大规模引资，造成外汇赤字，高达GDP的14%。第二是财政赤字，严重到透支了所有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都吃光了。当时财政、金融不分家，就像毛泽东说李先念，什么财政什么金融？不就是李先念俩口袋吗？左手掏右手，右手掏左手的，这个说法非常形象。财政赤字去向银行掏口袋，把银行口袋掏漏了，把银行的存款也吃进来。中央这么干了，没人说，但是广东也这么干，广东就倒霉了，中央派人去治理银行乱象。你们也敢吃存款？就收拾了。中央当时吃了怎么着？吃了就吃了。所以，银行也出现严重的赤字，属于典型的资本金为负值的国家银行体系，幸亏当年没有加入金融全球化。

因此，外汇赤字、财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在1993年，接着是1994年24%的CPI，要我看，这次危机比上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比今天的欧盟危机一点都不差，欧盟这点危机算什么？它有三大赤字同步吗？

中国怎么度过的这次危机？这得看"铁腕总理"朱镕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在加快了货币化和资本化的同时推动国企全面改制，促进市场竞争。

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几个重大政策：

第一个重大改革叫做汇率改革一步并轨，其实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如果不进行汇率调整，出口上不去，外汇赤字就不能解决。外汇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外汇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来，中国人要爬出来只好本币大贬值，但一次性贬值57%，前所未有。你们的教科书有这方面的介绍吗？

第二大改革叫做分税制。分税制改革是什么？1984年搞的是财政分级承包，那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第二次财税改革，中央地方分税，把好收的肥税中央拿走。在此之前，地方税收占比最高可以达到接近90%，在60、70年代，中国最为失序的年代是地方财政占比最高的年代。但1957年之前，中央财政占比80%以上。1957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性投资戛然而止，中央一下掉下来，地方比例一下上去了。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政变成约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从哪儿来？这个阶段是以地生财，抢占农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群体性事件从此开始大规模发生，同时地方政府还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农民身上绑上炸药，跟收税干部同归于尽，就是这个阶段产生的，代价仍然转移给了社会。不要以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没有代价，这个代价转移了。中央开始有了财政调控能力，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减掉4500万国企职工，那时候叫"裸体下岗"，不给社保，不给失业保险，不给医疗保险，什么都不给，被迫"买断工龄"。如果这件事情在西方能干，欧债危机早解决了。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中国人能这么干，所以就度过了这场危机。广大劳动群众承担代价的90年代，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激进改革界人士鼓腹讴歌的年代。

如果我们认真看看那个年代的改革，看看危机代价承受者是谁，就明白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去唱赞歌，因为有很大代价。我也不是只强调代价，也强调当年三大改革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确实取得巨大成效，中国毕竟度过了危机。

中国以前是内需为主，从三大改革开始进入外需拉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外需拉动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对GDP占比在40%左右，三年之后外需占比（也就是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这时中国需要加入全球化，因为经济增长已经是外需为主了。

为什么内需上不去？农民负担加重，城市国企下岗，没有可能扩大内需，庞大生产能力就一下转向外需，这就是中国后来积极纳入全球化的内部因素。据此可知，90年代中期的外汇、财税和国企的三大改革，导致9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纳入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纪：解决生产过剩危机需要复兴乡土社会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早期是劳动力过剩，到90年代后期出现了生产过剩。我们从1999年认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就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进入战争，中国生产过剩难道也进入战争吗？不能，那怎么办？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从1998年意识到以后就从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迅即改为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平均每两年出台一个国家大战略。1999年开始西部大开发，总投资量36000亿，其中24000亿是国债，所以从朱镕基1998年就任总理开始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此后200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万亿干进去了， 朱镕基时代大约5万多亿投资。到温家宝政府，2003年刚就任就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投资2万多亿，2005年新农村建设提出至今投资5万多亿，2008年抗震救灾灾后重建2万亿，2009年救市投资4万亿。

因生产过剩，中国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即国债投资，经济学家批评说，这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这就是现在的实际运行状况。

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客观后果，也是很多人批评很厉害的一件事，国债投资给了谁？大量进入国有公司，15万到20万亿的投资，于是国企壮大了。由于这些年国企大规模搞基本建设，架电，修路，高铁等等，客观上使整个地产升值。比如中国原来几十万亿的地产，现在升值到至少100万亿，实体性资产总规模估计达到200万亿以上，而金融资产2011年是128万亿；那再上面的债务就更小了。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总量十几万亿，比例不算大。

那么，200多万亿的实体资产，10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请问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资产是大头，下边的身子小，实体资产少，所以一定爆发金融过剩危机。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战争，只要西方别拿战争手段对付我们，允许我们这么玩下去，中国的实体资产肯定会继续扩张。比如现在提出的城镇化，全国3000个县级单位，一个县如果有3个左右的中心镇，差不多就有1万个中心镇需要基本建设投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投资领域。为什么现在中央强调城镇化，城镇化并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讲了，中小企业与城镇化是在县域经济范畴内的两个主要内容，县域经济是个蓝海，要学会深耕蓝海。

中国的内陆空间广大，可投资领域非常广阔。如果再能够同时启动"西向战略"，走陆权竞争而不走海权竞争的方向，未来可能还有2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林毅夫回国后也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因为投资空间大。其实我们对于长期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麻烦在于我们如何看待21世纪的发展方向，主流认为是金融化、全球化。相对来讲，我的战略思路比较另类。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2009年全球危机之下我们仍然能软着陆？因为中国2005年实行新农村建设投资战略，使超过95%的村实现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网络。这个"五通"，本来是办开发区的要求。当危机爆发，沿海出口经济数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遭遇危机但没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补贴出口的13%退税，改为补贴农民消费的13%折扣，并且告诉农民政策只执行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短期大量购买家电汽车造成国内消费大幅度增长，补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损失。但，如果不是事先已经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农民怎么买汽车？如果没有通电，怎么买彩电？但是，在农村实现通路、通电等基本建设不可能有短期经济效益，私人资本愿意干吗？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私人资本的方式运作，这些事情也就都没可能去做。当遇到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的时候，怎么转内销？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走出V型反弹？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内陆农村，仍然是乡土社会，这次全球大危机转嫁到中国的巨大代价还是由乡土社会承载着，可这是积极意义的承载，正因为国家事先在农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设投资。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启动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时候，几乎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反对，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如果他们是按教科书说话的，那教科书也错了。

今天很多人讨论城镇化，几乎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况，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城镇基本建设构不成投入产出回报率合理的人口规模，一般情况下，至少得20万人以上才有基本建设投入产出相对合理的条件。县以下的城镇好一点的3-5万人，差一点的1-2万人，怎么能搞基本建设投资？但是，大城市已经过度投资、人满为患，环境压力过大；如果不搞城镇化，靠什么来消化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

中国的城乡结构本身有多重性，并不是一个被激进者认为严重不合理的结构，我们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努力推动乡村建设，因为乡土社会长期以来就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如果过快过早地把乡土社会破坏殆尽，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硬着陆砸在城市里，以往高增长掩盖的复杂矛盾就会转化为恶性冲突！

但愿人们能够认清形势，改出激进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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