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文革写作组兴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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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写作组

丁东

第一节、写作组的架构与功能

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几乎每期都有这些写作组的文章。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及《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常在最突出的位置发表这些写作组的文章。当时的中国，普遍实行政治学习的制度，一般每周学习两个半天，至少一个半天，而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写作组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已经年迈多病，深居简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对这些运动态度并不一致。力主推动运动的一方更多地通过写作组发号施令。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笔名出现，但又在党报党刊最重要的位置发表，有的还由新华社发通稿。虽然除常用的笔名，还有许多一次性出现的笔名，读者无从判断他们是哪个写作组，但他们的文章又分明口含天宪，各报转载。在法治社会下，一篇署名文章，绝无法律效力。而在当时，写作组的化名文章，却是不容质疑，必须贯彻执行的。比如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就使数以千百计的官员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也因此改组。

在当时，写作组的政治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但他们的存在方式却十分神秘，不为人知。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陆续在内地和香港出版，才公开披露出某些写作组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于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该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启动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该组也就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机构。据当事人范达人回忆：

这一组织最初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此之前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份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 “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逐渐淡忘。[1]

关于梁效的组织形式，周一良回忆：梁效设立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2]

范达人回忆：“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为中央警卫师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副科长，当时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伯年（原为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外国留华学生汉语教师）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王世敏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为党支部委员。[3]

梁效写作组设以下小组：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叶朗小组侧重哲学，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梁效写作组存在的三四年间，共发表文章181篇。

范达人回忆：“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范围内讨论。[4]

周一良也回忆：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5]

关于梁效受誰领导，范达人说：

　　尽管江青与“梁效”来往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口头传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事隔二十多年后，谢静宜于1998年元月8日告诉笔者：“早在1973年秋，毛主席对我说，听说林彪家有尊孔的条幅，你们去看看。然后，我便找了清华大学几个人去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去找，发现了几名零星的林彪尊孔言论。毛主席看后说，你们应当找北大文科教师一起查找整理，光找清华的教师不够。于是，我们组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小组的同志几次去毛家湾，发现了更多的林彪尊孔言论。毛主席看了很高兴并我们把林彪的言论与孔孟言论两相对照编出一份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编好之后我送给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审阅并指示我通过北京市委组织系统报到中央。”谢还说：“1975年5月，我就‘梁效’今后的任务请示毛主席，主席说：一、继续写文章；二、选一些好文章给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人做点古诗词注释；四、江青如果找你们选文章和做注释，可以帮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义写信，送材料，你们就不要替他做了。毛主席说最后一句话时还拍着我的肩膀。江青在一次会上把‘梁效’称作她的班子。我当时反驳说，这个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工作的。江青听后马上改口说，那就更好了。”

至于“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与“梁效”则无直接关系。姚文元与“梁效”也谈不上有什么领导关系，他只不过通过《红旗》和《人民日报》向梁效约稿或提些建议罢了。[6]

可以说，梁效是一个毛泽东直接掌握的写作班子。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叫“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立于1968年9月，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徐景贤领头，实际上由朱永嘉负责。直到1971年五六月间，由上海市委写了正式报告，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过渡为上海市委写作组。 1974年6月1日，朱永嘉发信请示张春桥、姚文元，要求把写作组改名为社会科学院，便于工作于封官，也便于操纵舆论。张春桥6月3日批复“不忙建立”。姚文元批复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7]

上海市委写作组最初由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担任领导核心。1973年5月，肖木调北京任王洪文的政治秘书，王绍玺补入核心。1976年6月，又增补顾澄海、陈冀德、章树琨3人为核心。写作组的正式成员有45人，分为历史、哲学、文艺、经济、自然辩证法和秘书六个组，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第二层次为写作组下属单位，包括电影组、鲁迅研究组、文艺《摘译》编辑部、历史组、市委五七干校六连历史组（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党史组、哲学小辞典编写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自然科学《摘译》编辑部等11个单位，合共237人。。第三层次称为写作组业务联系单位，包括《朝霞》编辑部，苏修文学组、近代史组、战后世界史长编组、历史学习组、党史学习班、《教育实践》编辑部、《科学社会主义》编写组、理科大批判组、自然辩证法组等10个单位，合共202人。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近500人。……本部正式成员持市委机关工作证，第二层次外围组织持《学习与批判》记者证，第三层次外围组织持原单位证件。外围成员不得随意出入写作组本部，只有本部成员才了解内幕，领导核心才真正参与决策。[8]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除丁学雷、罗思鼎，还有康立、方泽生、方岩、石一歌、伍丁、戚成楼、史锋等。据司马东去记载，上海市委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到1976年10月停止活动，共发表文章八百篇左右，其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76篇，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774篇。[9]据魏承思统计，从1971年到1973年10月，写作组撰写的文章1171篇，其中在《红旗》上发表的有118篇，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有440篇，编写出版书籍51种。[10]

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是张春桥、姚文元掌握的写作班子。但指导思想，和梁效并无不同。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主旨，既不是针对已经死去的林彪，更不是针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而是针对中央内部的周恩来等人，针对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这一主旨的继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服务于这一主旨的。

1975年，邓小平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也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抗衡，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据当事人于光远回忆：

这年（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找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当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钓鱼台的班子”是指“文革”前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由邓小平领导，常住钓鱼台，“九评”就是这个班子写的。邓小平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胡乔木说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他做不合适，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做了结论嘛。邓又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胡乔木说，情况很不了解，听说写作班子比较有成绩的，大概数北大清华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市委写作组，是否从他们中间选调一些人？邓小平听了，先是沉默不语，接着转换了话题。[11]

由此可见，邓小平组织这个写作班子时，想到的模本是九评的写作班子，成立的公开理由是毛泽东认可的反修反帝。但胡乔木最初并不理解邓小平的真实意图。

另一位当事人冯兰瑞回忆：

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由于当时党中央还在“四人帮”的控制之下，邓小平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机构只能设在国务院，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政治研究室的领导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信研究资料，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写一系列文章，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远负责。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论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体不错。《论总纲》是胡、于、邓几位室领导组织写作的，我没有参加。据我所知，《论总纲》曾数易其稿，胡绩伟、苏沛、滕文生、龚育之、吴冷西先后参加过写作。第一二稿由胡绩伟主持写出，最后一稿由邓力群来主持写。从写作过程看，《论总纲》一文是集体的作品。[12]

邓小平将自己控制的秀才班子命名为政治研究室，表明他倾向于机构的正规化，和张春桥、姚文元不赞成机构正规化的态度正好相反。

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停止工作，成了运动的重点。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可能形成两种舆论唱对台戏的局面。

第二节、写作组的起源

写作组的出现并非始于文革。政治领导人任用文人为其起草文件，是古今中外的通例。蒋介石有陈布雷，白宫也有总统讲话的专职起草人员。本文讨论的写作组，与一般的秘书班子，秀才班子有所不同，其职能不是起草通常的文件和讲话稿，而是履行特殊的政治斗争功能，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批修”。在这方面，正式成立最早，国际影响最大的写作班子，是正式成立于1963年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钓鱼台的班子”。据当事人吴冷西回忆：

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我是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许立群、姚溱、乔冠华（他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副组长）、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不久胡绳、熊复因病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陈伯达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到1963年2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前夕，这个班子就解散了。[13]

而这个班子的雏形，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吴冷西回忆：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就慢慢形成了。

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年轻，都是四十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给出他们讲一讲，由他们先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这个班子就是后来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础。[14]

没有人说过这个在文革前就结束了的起草小组与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作一点探讨。

据王力回忆，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领导学术批判的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推说干不了，提议彭真当组长。当时确定由彭真当组长，和周扬、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当组长后，开了了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胡绳当办公室主任，成员包括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二月提纲”就是学术批判办公室成员姚溱、许立群在1966年2月起草的。毛泽东批评了“二月提纲”以后，1966年4月决定成立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起草小组，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1966年6月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原起草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陈亚丁换成谢镗忠，加了姚文元。[15]

从这个前后变化的名单中，还是可以看到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和后者的重合。这些秀才班子的办公地点都是钓鱼台。毛泽东在1965年以前，主要在国际领域反修，重点对象是苏共。1966年发动文革，想把反修的主战场从国际转到国内，重点对象是刘少奇等。但秀才队伍，不可能彻底换班，所以像康生、王力这些原来对苏论战的秀才，还是进了中央文革。

在同样的反修斗争背景下，中国的另一个理论重镇上海，也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据当事人徐景贤回忆：

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决定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成立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领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写作班刚建立时，由市言教书记石西民分管，把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去，担任市委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

市委写作班的地点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传说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所大花园。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里学习雷锋之意，由我负责；历史组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之意，开始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冲及负责，金冲及随石西民调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负责；此外，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写作班的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来的，都是较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用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张春桥是我的老上级，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和市委宣传部，都当过我的领导。1966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自成的“自白书”，影片《清宫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

在电影方面，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

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16]

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还担任了为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收集整理明史资料的工作。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革开始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担任副组长和组员。市委写作班改由杨西光领导，一度受到复旦大学红卫兵冲击。张春桥、姚文元通过徐景贤转告红卫兵，保了“罗思鼎”。在“一月风暴”中，徐景贤、朱永嘉及上海市委写作班一些成员得到来自张、姚的高层消息，以上海市委机关干部的身份参加了夺权斗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徐景贤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永嘉也成为列席常委。原写作班的主要成员组成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吴瑞武任组长，朱永嘉任副组长，负责起草市革委的重要文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论等，原华东局内刊和从基层单位抽调的另一批人组成市革会大批判写作组，由朱永嘉兼管。 1968年，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和市革会大批判写作组一度解散，参加工宣队。不久，在北京主政《红旗》杂志的姚文元，又让徐景贤在上海领头成立“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而实际由朱永嘉负责。1971年再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

文革前的写作组和文革中的写作组，到目前为止得到的评价有很大差别，后者名声很臭，前者无人非议。但实际上存在着后者对前者的借鉴和模仿。他们都是由政权组建的秀才班子，宗旨都是履行特定时期的批判功能。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反对修正主义是这些批判背后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支撑。参加的人员也都是一时之选。上海市委写作组与文革前成立的写作班更有直接的沿革关系。可以说，将文科知识分子编入写作组，服于政治领导人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意图，是毛泽东晚年的一种执政方式。



第三节、最后的结局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 1977年12月29日，如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 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开除党籍；

第二， 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第三， 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

第四， 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

第五， 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据范达人介绍，当时北大党委对这样的处理与上级有争论。他们强调，“梁效”中有许多成员，在“文革”初期是受打击迫害的，他们后来成为“梁效”成员是当时的组织派去的。但上级没有采纳北大党委的意见。[17]

后来，一些曾经是梁效成员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还是获得了重新发展的空间，有的成为著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担任了系主任乃至副校长等领导职务。

据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最近在《访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小记》一文中谈到梁效成员不同命运的原因时说：新君华国锋以御林军翦除四人帮后，要务之一就是将毛描写成与四人帮对立。为此当局需要“梁效”人员指认“梁效”是奉四人帮之命反毛反中共。“钦犯”们愿意按党的需要说谎，替毛背黑锅的有赏，坚持按事实说话的则重罚。历史系范达人教授如实陈述“梁效”不过是执行毛通过四人帮传下的旨意，被“抗拒从严”，系狱逾年。历史系教授何某按中共的需要给自己罗织罪名，因而被“坦白从宽”，后来甚至获赐北大副校长职位。哲学系教授叶某，毛在世时向四人帮上条陈效忠，毛死后则按当局所定调子检查认罪，居然也官至全国政协常委。此文遣词虽不无情緒，但还是触及了某些历史真实。

在上海，徐景贤被判处徒刑十五年，朱永嘉被判处徒刑十四年，王知常被判处徒刑十二年。写作组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的处理，总的来说，受到的处分较梁效严重。

在社会舆论中，这些写作组被视为“四人帮”的追随者，受到鄙视和谴责。北大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位老教授被讽刺为“四皓”。后来冯友兰和周一良留下了回忆录，讲述了他们那一段的心路历程。这些颇费踌躇的笔墨，发表后引起过不少争议。历史学家陈旭麓曾为上海市委市委写作组外围组织“近代史组”负责人。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编辑出版了《陈旭麓文集》，在第四卷《浮想偶存》中，收有他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 “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7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瓜葛，至今争论不休。写作组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到底有什么意义，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种看法认为，他们的教训是跟错了人。如果他们跟的人在政治上不倒台，他们也不会倒霉。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剧，我认为，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怎样才能跟对人？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毛泽东常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分子就是“毛”，必须附着在“皮”上。他说这张“皮”应当是工人阶级，其实就是政权。这就使知识分子进入了失去灵魂家园的可悲境地。今天，知识分子如果仍然把自己定位成“毛”，不管附在哪张“皮”上，悲剧或迟或早总难避免。写作组作为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放弃独立人格，甘心充当御用工具，却不是一页被翻过去的历史。这就是今天重新讨论写作组现象的现实意义。

1949年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在短短的几年中，逐步被纳入不同单位，自由职业者阶层消失了，知识分子无不处在全能国家的掌控之中。这种控制，既体现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还体现在生活上。不在单位，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思想改造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界从整体上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只能以追随毛泽东为惟一选择。现代意义上的以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为基本特征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前台，基本上是看不到了。像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像张闻天、顾准、恽逸群，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这些在某些方面保持着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可谓少而又少，万里挑一。他们身上体现的某种先知的光芒，是在后来才被发现的。而当时，他们无一不处于精神上孤立无援的境地。

那时不断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哲学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当时有一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那个时代，最受政权赏识的文科知识分子，莫过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突击手。建国初期，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一鸣惊人。后来姚文元在反右派运动中一马当先，张春桥在大跃进中率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都成为当时文人的成功样板。六十年代，以“九评”为代表的反修文件，更是中国知识界人人必读的经典。“九评”的思维方式和文风影响了一个时代。九评的总导演就是毛泽东本人，一些段落就是他本人执笔的。能够参加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都是中共党内的大秀才。多少参与其中的一点资料工作，在当时也是文科高级知识分子莫大的光荣。上海市委写作班，集中的也是沪上笔杆子的精华，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

至迟从延安时代开始，做驯服工具已经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自律性准则。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以合法的名义建立的。多数知识分子巴不得被用起来。写作组是由许多学者个体组成的，但个人的学术意志在写作过程中作用甚微。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去表达政权的政治意志，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得到推广。文革的任务被简称为“斗、批、改”，为了适应批的需要，各地各级政权，乃至军队以及企业事业单位，都有成立写作组、批判组、创作组、通讯组的。文科知识分子被吸收到各类写作组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他们和罗思鼎、梁效的区别，只是通天与不通天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不同。

虽然批林批孔已是文革后期，当时民间对江青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蔓延，“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类的讽刺性民谣已经到处流传，但多数人的不满情绪只是在针对奸臣的层次上，而对毛泽东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不敢怀疑的。真正从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上能跳出来的人太少了。

总的来说，不管北京、上海还是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当年能进入写作组，都感到一种荣幸，他们都想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如果判断进写作组的人都是道德品质不端的投机之徒，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逻辑。在当时，有机会进入写作组而又拒绝参加者，可以说非常之少。据魏承思近年对朱永嘉、王知常、朱维铮、高亦龙、姚汉荣、高志仁、邓伟志、刘修明、李海生、胡申生等10名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员或外围成员的访问，只有朱维铮一人表示，“接到去写作组通知时并不想去，‘因为学校的课程并不减少，家里又照顾不及，但当时不敢说不去。’其余九人都一致表示当时根本没有不去的念头。”对当时的心态，王知常说是“得遂青云志”，高义龙说是“感到很光荣”，高志仁、刘修明说是“求之不得”，胡申生说是“很高兴”，李海生说是“十分荣幸”。[18]应当说，后者的回忆更为真实。

写作组成员从年龄上可以分为老年、中年、青年。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分析。像冯友兰这样解放前已经自成一家的学者，进入写作组就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原来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冯先生在他晚年作过自我解剖。老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触及灵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到批林批孔时，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这时不说是受宠若惊，起码也有知遇之感。中年知识分子，从走上社会之日起，所习惯的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他们的经历之中，50年代跟着批判胡适、胡风，反右派，拔白旗，60年批判修正主义，都是理所当然的。文革中，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批林批孔，或者批判其他的对象，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青年，文革初期从大中学校毕业后，都进了农村、工矿、军营，接受再教育。参加写作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知识文化界的机会，他们当然乐于接受，甚至求之不得。

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失去了独立的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后来一些人回忆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算是对站在前台指挥的江青心理上产生了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的，当时又有几人？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知识分子参加写作组，首先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有人着眼于某些成员个人的责任，并不是历史的态度。他们遵命写作，有时也追求写出一点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但总体上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框架。当时的总体政策是舆论一律，是按照自己规定的模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但对大前提符合己意，而风格上又能显示个性才华的知识分子又颇感兴趣。所以有时某人文章被毛泽东看中，称赞只言片语，即刻身价百倍。在当时，把这当作荣耀并不奇怪。毛泽东晚年爱读古书，谈什么问题通常不是直说，而是从古典文献中的某些片段，引伸出一个意思，显得高深莫测。当时的领导层，包括高级干部，都感到理解起来很吃力，紧跟慢跟也跟不上。这些典籍的原意，对于老学者们来说，很容易解释，但对从哪个角度引伸，却不好琢磨。而如果解释得不符合他的本意，责任又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

　　参加写作组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人的笔杆子都比较好使。当时用人的标准首先是听话，是愿意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同时也要看能力。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就是文人出身，谁学问多、笔头子硬，他们有分辨能力。所以，选入写作组的人，肚子里都是有墨水的，一部分还是某一学科的顶级专家。文革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政治信息不透明，学术思想信息的传播也受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的学术资料和思想信息。与那些住监狱、蹲牛棚、下放劳动、不得不中断知识活动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是占了便宜的。就中老年成员而言，他们先他人一步回到读书写作环境；对于青年成员而言，他们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接受了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学术训练。虽然这是一种有毒的训练，但毕竟不同于没有训练。到了80年代，参加过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比较活跃，其中不少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成为写作组值得探讨的一个原因。

冯友兰、周一良先生写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回首平生的时候，还算敢于正视自己。而年青一些的，则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他们不能够坦言过去，似乎有失君子风度。但从实际情况考虑，主要是因为内心恐惧。而这种恐惧，不无来由。因为写作组的经历毕竟仍然是他们头上一片不散的阴影。[19]

　　


[1] 范达人《梁效往事》第3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2]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7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3] 范达人《梁效往事》第19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4] 范达人《梁效往事》第3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5]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7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范达人《梁效往事》第40-4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7]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第12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8]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196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 参见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第13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10]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19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 于光远《我忆邓小平》第5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12] 冯兰瑞《风光合是鹧鸪天》第1-2页，自印本

[13]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14]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15]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第572、585、598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6]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页，香港：时代国际有限公司，2003年

[17] 参见范达人《梁效往事》第203-204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18] 参见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209-211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 参见陈旭麓《浮想偶存》第549页，58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