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与“后政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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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 来源：《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首先是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三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的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毋宁是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含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关于“代表性断裂”--即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讨论过。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失》中，我集中探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问题;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我解释了平等危机的不同形式及其与代表性危机的关系。在我看来，代表性断裂或上述脱节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则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 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也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并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危机，也包括非执政党的危机。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与上述过程相互呼应的，是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机制（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是两会）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在议会民主制下，议会的议席常常是以政党为中心的。议会到底是国家的一部分还是包含了某种公共领域的体制化，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伴随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议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日渐疏离。我在印度访问时，发现草根性的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活力，但由于议会权力为政党垄断，即便是富于活力的运动仍然难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从理论上看，距离政党中心的议会体制更远一点，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的支撑，一旦这一政治衰落或转型，不但人民代表的产生过程，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会产生名实不符的局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提出许多批评，例如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太低；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声音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代表性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构性正是代表性政治发生危机的症候。
　　典型的公共领域如媒体同样产生了公共性危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伴随着公共空间的萎缩，其表现是媒体产业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言论自由，媒体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仅空前紧密，而且试图取代原先由政党等政治组织承担的角色。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媒体集团所传播的价值观甚至可以使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票选政治中一再当选。媒体--尤其是大规模的媒体性集团（不论是私有还是国有）--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公民言论和公共意见的自由载体，毋宁是以公共形式出现的利益网络。媒体势力渗透政治领域和其他公共领域的过程不能被理解为民主化，而只能被理解为对于这些领域的殖民。在表象上，我们可以说媒体为政治控制，而实际上政治领域也日益被媒体殖民，政治人物哗众取宠，其语言日益地遵循东西媒体的逻辑已经不是偶发的现象。九十年代以降，中国媒体的产业化和集团化是政党为适应市场化而制定的新的政治经济战略的结果，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与媒体政党化的多重发展，媒体与政党的关系正在发展为两种相互纠缠的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不是诉诸民主、自由，就是诉诸稳定、法治或大局等名目，但其内核与其说是公共意见与国家的对抗，毋宁说是两种假借公共需求而产生的纠缠与对抗。换句话中，这是当代权力重组中的对抗，对抗的双方存在利益的区分，但其政治话语近于一致。在当代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带来的问题由来已久，公共言论领域亟待真正的变革，但按照现在的格局，这一变革只是假借新闻自由的名目而产生的权力斗争。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呼之欲出的是政党化的媒体与滋生这一媒体权力的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如果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点，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左支右绌的权力机器，但两者实际上是连体的，它们用相互间的博弈取代和遮盖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政治辩论的问题。
　　第三是法律的危机，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法律程序常常被利益关系所操控。这一操控不仅体现在一般程序上，而且渗透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从而重新讨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而不仅是一般地宣称程序主义的观点，成为如今法律变革不可能绕过的问题。这三个领域的问题构成了今天的政治变革的实质内容。
　　由此，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伴随政党政治蜕变为国党政治，有没有可能出现“后政党的政治”？在现代政党大规模存在的状况下，我们讨论的“后政党政治”并不是政党已经消失状态下的政治，而是说政党的存在状态已经具有“后政党”的特点。19世纪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运动的基础上的。“后政党”是指:政党在今天尽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员，但事实上已经丧失了19世纪政党的代表性，丧失了政党本来的逻辑。而与这一新的发展相伴随的，却是政治形式上的稳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断裂成为政治危机的主要症候。
　　“后政党政治”直接面对的是如何或在何种意义上重建代表性的问题。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与政党政治中，“后政党政治”的要素已经是活跃的存在，但当时主要是以“超级政党”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党政治”虽然是从“超级政党”的实践演变而来，却同时是“超级政党”蜕变为国党体制条件下的产物。寻找克服“代表性断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义上重构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党政治”的新路径。在今天，“重构代表性”不可能通过重复过去的口号和实践就可以轻松达成。我们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体制是如何脱节的。在这个视野下，探讨“后政党政治”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讨“后政党的政治”的条件和可能性。

　　重构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政党、阶级等范畴及其在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现，构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体内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民主问题。中国的代表性政治与西方以议会多党制、普选制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这个前提在今天是最容易被漠视和不理解的。在此，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西方的普选制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政治动力一旦不复存在，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无法进行下去。
　　要理解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实可以从《宪法》直接入手。研究宪政的学者很少引述中国的宪法来论证宪政的意义。《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两条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这一原理由许多基本政治范畴组成。只是，这些政治范畴不能简单化约为普通常识，既不能以简单的先验原则加以证明，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的实证性事实。它们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弱小，从成员构成上看，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工人阶级又何以成为领导阶级呢--在实证的意义上，连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产生出了阶级革命和阶级政治。在今天，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在中国，但并不存在与这一规模相应的阶级政治。
　　阶级和阶级政治是两个相关但必须区别处理的概念。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当然有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但这个客观基础是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视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论分析，不存在政治动员，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存在创造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政治。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形成，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奋斗的运动，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实证判断，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处境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在这里，“阶级”这一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分析，它主要来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扩张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内部，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领域都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针对自身的不平等状态和统治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均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剥削正是阶级剥削的最终的形式。这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尽管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大规模的、常常是以农民、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政治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政治的发生及其真实性并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否证。换句话说，阶级政治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来的阶级不平等的运动，政治性的阶级概念，或者作为领导的阶级概念，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层或职业分工意义上的阶级；领导的根本含义在于它是一种改变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力量。这种驱动力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工人阶级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阶级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不得不和农民问题发生关联，须将农民包括进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人民”这一政治范畴。第二，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被建构出的政治身份，体现了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未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的工人阶级-亦即实质化的劳动形态-的存在并不等同于阶级政治的存在，阶级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及其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体现为一种从这种生产逻辑下解放出来的普遍驱动力。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有着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阶级政治也代表着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包含了民族的解放。“领导”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社会全面性运动的政治驱动力，尽管在不同时期，它会体现在某种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上，但这一领导概念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官僚体制。现代政治变迁的逻辑不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构造而产生的，而是依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析而产生的，这一理论分析及其政治实践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主体。正由于此，即便社会阶级构造发生了变更，针对这一不平等关系而产生的政治动力仍然可以通过形态不同的政治参与、理论辩论和社会试验而呈现出活力。
　　在今天，二十世纪的政治逻辑已经退潮，知识分子大多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中国社会的分层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二十世纪，相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成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非常有限，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因此，现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革命以及现代中国政治的深层原理。这套实证主义政治观点的流行是以构成二十世纪政治要素的历史理论分析的退潮为背景的，持此观点的所共享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取消了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的“阶级”概念的政治性。
　　“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从而即便还在使用阶级概念，其内涵已经与当代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没有多少差别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它与国家的联系-如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是通过先锋政党及其阶级性联盟来体现的。在结构性的分层概念之上，一种结构性的代表制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比如在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比例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阶级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分层的要素，从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这便是为什么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解释当今代表性的危机，又无法解释二十世纪产生代表性政治的原因。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即便在政党、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与重新政治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表达。所谓重新政治化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从而发掘改变其逻辑的动力。

　　群众路线与“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这一政治的中心角色政党带有超政党或超级政党的特点。所谓“超代表”，如果用中国古典政治“礼乐”和“制度”的概念做个比喻的话，超代表应该就是礼乐的逻辑，而代表则是在“制度”的逻辑下展开的。如同礼乐是有待形成和持续形成的制度，超代表意味着一个让人们能够参与并形成秩序的政治过程。“超代表”的概念强调的就是这样的政治过程，它也凝聚在代表制度的框架中，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
　　事实上，一次大战以降，围绕议会道路问题，在各政治派别包括各国共产党人之间，产生了持久的争论。这个争论的要点之一，便是对政党的重新界定。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十九-二十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但这一政治实践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这些要素体现的是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机的、政治性的联系的努力。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遗产中，中国的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文化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群众路线保持政党的政治活力。
　　1、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历史研究也常常从属于这些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分析这些运动中的是非、经验和教训，而只能谈一个观点，即政治活力始终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这种活力的丧失主要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从而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不复存在。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中国的国家体制的特点是党政合体，能量与危机均与这一体制有关。但也因此，简单地褒贬党政合体并不能解释问题所在，而应该分析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这一体制具有政治能量，而在另一些条件下恰恰使得政党的政治能量空前弱化，匍匐在权力与资本的逻辑之下。换句话说，很难一般性地否认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而应该分析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与内涵。中国的党政体制的形成，与中国革命者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密切相关。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而形成的公有制恰好为改革条件下的国家与资本的直接联合提供了历史前提。国家掌握大量的国有资本，其好处是使国家不受单一资本或寡头的控制，国家具备强有力的调控能力，但在去政治化条件下，政治能量主要体现为国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能力。伴随政治能量的弱化，国家能力也日益受制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以此为背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一样，同样面临腐败、垄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问题。因此，不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问题，而是如何让中国的国有资产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能动性的消解，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后果。正由于体制的这些正负因素纠葛在一起，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以形成新的政治能量，政治危机就不可避免。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因为只有从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问题、路线问题，才能产生出新的政治动能，也让人们理解来自于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但即便在那个时期，这一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和理论--实践的往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局限于党内辩论。在经历了大规模改革的今天，这一辩论不可避免地向社会领域扩展。公民的言论自由，政治领域的辩论空间，由当代技术条件支撑的公民参与，以及劳动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后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令政治辩论和公民参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离不开对于公共领域的改革--即摆脱媒体资本集团化和政党化的逻辑，创造真正宽容的和自由的空间。社会辩论与公共政策调整之间的积极互动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在今天，遏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也来自集团化的和政党化的媒体权力本身。扩展公共空间与反对媒体垄断并不是对立的命题。
　　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实际上也是对实践的总结，包括以实践的结果和新的实践来检验先前的理论及其实践。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中国革命没有现成模式，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摸索，革命如此，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二十世纪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政治领域最为活跃、制度创新最为积极的时期。在今天，伴随放权让利的实践，地方实验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理论上的不同声音也应当更多。中国改革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试验及其相互竞争，来自于中央-地方之间的积极的辩证互动关系，即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路线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是深刻的，共产党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也不应由于这些斗争中存在的暴力现象而将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解释为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这一问题不可能绕开政党国家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即政党与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分界，从而导致政党不再拥有相对自主的理论空间；这一问题也不可能绕开媒体政党化过程来给予说明，即媒体势力试图扮演国家或资本的某种政治代理人，从而对公共空间进行殖民。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是政党生活的必要要素，但是自八十年代提出“不争论”之后便实际上被取消了--没有辩论、斗争和检验，又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又如何做到政治创新呢？
　　2、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
　　在今天政党政治与权力结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政党自身的改变形成新政治的可能性很弱。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削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众路线最初是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样，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是中国政治的特殊要素，我们很难在19-20世纪欧洲的政党政治及其在其他地区的蔓延中解释这些要素。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现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体的内涵。群众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塑造，水乳交融。因此，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及新条件下不同群众的构成，就成为政治组织重构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议程。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二十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在中国革命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在今天国党体制下，我们可以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不能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政治方式。政党国家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党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它与群众的关系逐渐地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既不存在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那个组织严明、目标清晰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群众路线而产生的大众政治，政治蜕变为管理的范畴，亦即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提群众路线意味着什么呢？依靠群众，不单是社会监督与社会参与，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说今天不存在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活跃的阶级运动和公民政治。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非政府团体在媒体中较为活跃，工人阶级或农民的运动却很少被报道，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议题。当下很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运动都具有政治潜能，但它们未必都走向更积极的政治方向。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甚至社会运动也为资本体制所渗透。在当代条件下，无论是讨论公民社会还是分析阶级政治，都不可能绕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的分析。
　　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及其内含的矛盾的规模前所未有;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分离所达到的规模也前所未有。社会关系持续地为这一畸形积累过程所扭曲。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实体经济的规模较大，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劳动群体规模更大，国家对于经济调节能力也强于许多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摆脱了过去行业、行会乃至国家的约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跨国性。在金融化的条件下，这些发展对于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政治难题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国家、政党、阶级、各社会组织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尚有待探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构成现代国家和权力体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从主权到公民，从阶级到劳动等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直接联系到如何展开政治实践的问题。
　　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克服代表性危机的途径之一是代表性的重建，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代表性?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关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概念吗? 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国家经历了并还在继续经历去工业化过程，许多思想家发现在他们的社会里，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缩小或消失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提出了对阶级和阶级政治的质疑。但在这一进程的另一面，是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形成，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阶级形成的格局并不是稳定的。重新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阶级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张及重组与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几乎发生在同一个进程中，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治远远没有达到先前的深度和规模。我们至少立刻可以辨识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脱节；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代流动的生产体系中，新工人阶级的群体稳定性较弱，这一点不但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种工人斗争的形式:一，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罢工和寻求自我组织（工会）的努力，如广州本田汽车发生的罢工运动，这是经典的工人阶级政治;二，打工短期化，即劳工拒绝长期在一个工厂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个岗位逗留一两年便更换工作。从经典的阶级政治来看，这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但对国家和资本提高劳动待遇而言，却是最为有效的行动之一。三，除了工会等组织形式外，过去被认为包含双重剥削的“领工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某种组织形式之一，即以某种非正规契约形式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还出现了同乡会、少数民族劳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等。四，以个人权益的保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乡村建设事实上也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另一种支持。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很多，但主要是在社会分层的框架下展开，而很少探索这些组织形式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潜能，它们与传统的阶级政治的重叠与区别。
　　如果代表性断裂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那么，什么才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机关联的政治形式呢？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阶级化问题直接相关，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的深化，与其说是重建阶级性政党，毋宁说是形成更为自主的社会政治（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改造生产体系内部关系的活跃的劳动政治，很可能是“后政党政治”可能路径之一。事实上，城乡矛盾及其转化、区域差别及其转化、阶级关系及其分化，以及当代生产和消费形态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集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发展模式的转变、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等等，理应成为当代平等政治的驱动力。
　　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代表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二十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二十世纪的后期，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建政治代表性的过程本身不能单单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它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今天的技术条件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石。

　　要创造的是新的普遍性
　　今天的社会构造正在发生大的变迁，其展开、重组的方向应关乎所有人的利益。新的政治能动性必须建立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这个利益过去是由“人民”这一范畴体现其政治内含和社会意义的。伴随“人民”概念向人口概念逐渐蜕变，其政治性也随之空洞化，以致人们在“公民”概念之外，找不到普遍利益的政治表达。社会的碎片化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反而是对作为“人民”概念的唾弃。在现代历史中，人民是一个不断被不同政治势力挪用的、充满了争议的概念。但并不是在所有时刻，人民概念都是空洞的。在活跃着大众政治和群众路线的时代，人民是一个具有丰富活力的政治范畴，它的空洞化是大众政治和群众路线被国家官僚政治取代的结果，亦即去政治化的结果。我在这里重提人民概念并不是要将人民概念与更为流行的公民概念对立起来，恰恰相反，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人民与公民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政治联系。公民的政治并不等同于以个人为主体的政治，它应该同时也是大众的和社会的政治，从而也是人民的政治。在民族区域，它还应该包含民族平等的政治的内含。在20世纪，进步政党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并不只是基于工人阶级或工人群体的自身利益，而是认为这一阶级的使命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普遍意义，它必然也是人民的政治，亦即每一个公民的政治。人民的政治在国家权利体系中的表达是真正的平等政治。平等的政治不同于扶贫的政治，不同于减少贫穷的国家目标，它包含了关于政治的前提和动力的思考。关于平等的政治的多方面内涵，我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曾做了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分层研究可以很快分析出某些阶层的利益所在，却分析不出普遍利益何在。这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未来的政治是否会向积极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从社会变化内部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潜在力量。这个潜在的力量是普遍的。潜在是未来的当下形式。讨论“重建代表性”也就是挖掘这个被压抑的潜在的普遍性，这一讨论本身也是为了未来的斗争。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我对现在高谈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感兴趣，而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更感兴趣。我们还能否像二十世纪那样，通过文化的范畴，研究今天社会构造正在发生的变迁，分析其可能展开的方向，重新界定政治范畴，并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态势内部发掘出可以代表未来的普遍性呢？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二十世纪是一个预言，一个旋即陷入危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很可能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提二十世纪的文化与政治遗产，不是简单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实践，而是发掘其蕴含着普遍性或未来的潜力。这种被压抑的潜力以一种未来的形式提示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的旧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