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天安门事件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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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天安门事件发生经过

“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

“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

“从４月２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４月５日晨一些人“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结果是没有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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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１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３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从３月３０日算起至４月３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４月４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４月３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６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

４月４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２０７３个，共有１４００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４月３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２０万，５０７个单位送花圈８００多个；４月４日到广场的有８万人，４２０个单位送了４５０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６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我还说：从４月２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我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１２点了，现在已是４月５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４月５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有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４月５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同时还传达了一些毛主席的口头指示。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王洪文问：能调多少？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

这个广播讲话稿与４月８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４月８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４月５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４月７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４月８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４月５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５日下午６时广播，晚８时出动民兵。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８点出动民兵，怎么办？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８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８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１０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１１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４月６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４月７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

４月７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一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同志都到达后才开始。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口述史）》：朱元石等访谈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