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迈 文革亲历杂记

tuffy05

张迈
　　
　　◇　文革开始，我也是造反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不参加？何况大串连不要钱坐火车，而且很久没有看老岳父，到首都公私兼顾何乐不为。于是，我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去了北京。
　　
　　　　火车挤的是不得了，汗臭味很重，走走仃仃，上下车大都是从窗口爬。火车开了三天才到北京，动不动就在野地停三四个小时，我们就到农民家买点吃的。好在那时年青，不怕累。
　　
　　　　到了北京，先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只见整个校园铺天盖地都是大字报。地上刷满了大标语，树与树中间是席子墙，墙上是大字报，看了之后热血沸腾。
　　
　　　　取经之后就斗副院长于笑虹，院长刘华清没找到。斗一阵子内容不多，对方官不大，斗起来没劲，于是我们揪到我们可以揪的最大的官，六机部正部长方强。
　　
　　　　方强原来在部队是中将，是罗瑞卿的人。我们外地来准备也不充份，只是追他和罗的关系，呼呼口号。他则是“老奸巨滑”，但看到这么一个平时难得一见的大官，胖呼呼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大多数人也感到很满足。折腾了十来天也就打道回府。
　　
　　　　回到上海斗争就越来越深入，斗所长副所长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再斗就是科长和“反动学术权威”工程师了。有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是不管骑马的骑驴的骑自行车的，统统往下拉。
　　
　　　　我们是军工研究所，属海军，原来我们都穿海军军装。我毕业后经一年实习期授衔中尉，俗称“一杠两星”，那时上舰很神气，士兵见了就敬礼称“首长”。后来归国防科委七院，改穿陆军服装，上舰时士兵把我们当“友邻部队”。后来虽仍称“南字８１３部队”，但脱了军服，成老百姓了，再上舰，海军战士悄悄说：老师傅来了，注意保密。弄得我们不大自在。
　　
　　　　所长是文职出身，没参军没受过衔，政委（后来叫党委书记）是大校，政治部主任是上校，室主任也是少中校。所长平时有点受这些部队干部排挤，说过“寄人篱下”，于是这句话就斗他一下午。分析批判还叫他自已交待，问他“寄谁篱下”？是共产党篱下还是解放军篱下？你对共产党解放军仇恨怎么那么大？你想干什么？
　　
　　　　他态度不大老实，为自已辩解时有个老兄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又清脆又响亮。他满脸通红，未想到被打，但从此就老实了。
　　
　　　　政委原是大校、老红军，被斗时经验很丰富，态度老实，检讨认罪表示出沉痛的样子，但也能不失时机以说明的语气为自己委婉的辩解。事后他对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红军时代和延安整风那才叫你腿肚子抽筋。
　　
　　　　政治部主任是个瘦子，外号叫“马蜂王”，意思是革命造反派就要捅你这个马蜂窝，抓你这个马蜂王。
　　
　　　　副所长是个胖子，平时不大干工作，常和大家一起打扑克，讲起话来笑话连篇。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他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起呼噜。我一停下来，他就醒了，连说你讲你讲。我一讲他又睡着了，我气得要命，可老同志告诉我，他经常这样。
　　
　　　　虽然他不大干事，但人缘极好，他自己检讨自我戴帽是“修正主义”，他“不干工作革命意志衰退是最大错误”。但是那时是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他不干事你能抓他什么错？加上他“密切联系群众”，单独斗他不多，主要是陪斗。脖子上挂牌子也选个轻点的小黑板，挂时把这领拉一下垫在绳子下边，比起别人直接挂在肉上舒服多了。
　　
　　　　统斗一般在小礼堂，坐不下时在食堂，一大排“走资派”弯腰低头站在那里。才开始每人身后一个造反派威风的站在那里，揭发谁时就给他“喷气式”一下，后来造反战士反映站的长了太累，就不站了。
　　
　　　　有一次在小礼堂开批斗会，台上揭发批判者慷慨激昂，台下口号连天，又是语录歌声不断。谁也没料到这位胖副所长把挂在脖子上的黑板向地下一竖，脑袋一低，下巴往黑板上一靠就睡着了，而且打起呼噜，而且呼声如雷。一下子全场静了下来，这一静他醒了，抬起了身子。突然全场轰堂大笑，尽管主持人一再制止，声嘶力竭的告诫大家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但笑声此起彼伏再也严肃不起来，只好草草收场。
　　
　　　　室以上的中层干部由各室自行批斗，现在回忆一下，没被斗的想不起一个。斗完了干部就斗总工程师、工程师，他们的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我一个好朋友是上尉科长，５８年毕业，正在北京出差，急电召回。他是南京人，很老实，下了火车就先到所里。最近又忆及此事，他说：一到科研大楼我吓死掉了，从一楼到五楼全是我的大字报，办公桌上也是，我想这下坏了。后来他被抄了家。
　　
　　　　那时，我们所有一千三百人左右，跳楼的、钻汽车的，自杀总数十一个人。
　　
　　　　我们室的一个工程师是右派。他很有“自知之明”，运动一开始，他就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每天工间操（上午十点开始，下午三点开始，休息十五分钟）也不休息，他看毛选抄语录，抄了一本又一本。结果还是被斗。
　　
　　　　讲起工间操就多说几句，休息十五分钟原来真的是做操，大革命开始后，就下棋、打乒乓。一般讲总要拖长点，大概半小时，可棋没下完乒乒胜负未定呀，再后来就是一小时。在“无政府主义”盛行两派互斗消遥派得意之际，基本上是“早请示”之后就开战了。午饭后接着干，一直到下午五点下班前要晚汇报了，才恋恋不舍的休战。我的围棋就是那时学会的，开始被人让九子，后来一直进步到角逐全所冠军，这也算文革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果”吧。
　　
　　　　上面讲到“早请示”，还有“晚汇报”。这得说一下，可能年轻网友有人不明白。

　　　　每个办公室墙上有老人家的像，全体立正面对画像右手握拳上举作宣誓状，一人领读众人跟：“我们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这个无限忘记了）……”接下来就是逝死捍卫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类。然后就是念语录，敬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就是唱歌：敬爱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千万张笑脸向着北京，千万颗红心向着红太阳，衷心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完了！解散，下棋，打扑克，打乒乓，吹牛。
　　
　　　　五点下班前老程序再来一遍，叫“晚汇报”。
　　
　　　　每天这么干，我有点烦。有一天，我说：咱向毛主席汇报什么呀，下几盘棋？打扑克抓了几口猪？咱还没当成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我建议把“颂词”改一下，改成“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诚战士”。
　　
　　　　不料，这成了我以后的反革命罪状之一。这是后话，歇歇在跟贴中接着说。
　　
　　　　那么要斗前面说的那个右派工程师，斗他什么呢？人家可是夹着尾巴做人呀？但只要想斗他就不怕找不到他的错，于是把他抄的几本语录拿查，果然有问题：他抄重复的语录划掉。最高指示多抄几遍，抄一万遍也不多，能划掉吗？划掉就是否认，就罪该万死。而有的还打个×，打×就是打倒，打倒谁才在谁的名字上打×，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有位造反派仔细研究，发现打这个×力透纸背印下一页，可见他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有多深。
　　
　　　　于是就斗，就批，批深批透，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检讨说：他和革命群众本质上不同，革命群众学毛选是出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而他出身剥削阶级，学毛选是装门面。
　　
　　　　有次斗他，一位造反派批判，说他在一篇学习心得中竟然写道“我们就要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为他过去的右派言论翻案。这时，我递上去一个条子，提醒他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批不得。他立刻喝令把右派份子×××押出去，然后沉痛检讨学习毛著不够，感谢我指出他的严重错误表示今后要加强学习；然后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认罪，转过身向革命群众认错。
　　
　　　　我这个人老来在网上混，讨论争论时网友说我很平和，可年轻时却是争强好斗得理不饶人的角，特爱打抱不平。一次批斗政治部主任，说我单位南字８１３部队番号是他弄出来的，是日本鬼子侵略上海的日子；而宣布选在十月十号又是旧中国的国庆节。上纲上线批个不亦乐乎，而他检讨认罪上纲上线又提高一个台阶。
　　
　　　　我心想，这关你什么事啊？散会后我喝停他问他怎么改正错误，他说深入学毛选改造世界观。我问他不叫８１３叫什么，他后悔的说：叫８１２也行啊，叫８１４也行啊，唉！我偏弄个８１３。我说８１２是东条英机结婚，８１４是希特勒的生日你知不知道？８１３却是毛主席重庆谈判光辉著作发表记念日你为什么反而不用？说的他手足无措。
　　
　　　　直到他“解放”后“三结合”进红色政权“革命委会”了，还记得此事，夸我博学，知道８１２、８１４是什么日子。我告诉他：蒙你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那一天，都发生过好事也发生过坏事，不要乱检讨。
　　
　　　　我似乎很能，很善辩，会讲理，认为走资派怎么嘴那么笨。其实，把我押上被斗台审判席我也不行了，这一点以后得到了证明。
　　
　　◇　我竟然成了“走资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是“走资派”，而我不当权，怎么成了走资派呢？
　　
　　　　造反派告诉我：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权派”，简称也是“走资派”。你鬼点子多，给当权派出主意，你就是实权派。
　　
　　　　没办法，一声断喝，我就被揪出来了。没价还。
　　
　　　　第一步是游街，在研究所大院科研六层大楼溜一圈，亮亮相。纸糊高帽子早准备好，小黑板写上名字冠上头衔，名字上打×，往脖子上一挂。室主任、书记、我，还有一个支部委员，我们一人拿一个锣鼓家伙。主任背鼓书记敲，我拿的是锣，一行人一边敲一边嘴里念自己的头衔。我觉得滑稽的要命，直想笑，几乎忍俊不住。
　　
　　　　我毕竟不是当权派，只是陪斗。但主任“罪责”过多，一次斗他，让他跪到椅子上。斗着斗着忽然有人一脚把椅子踢翻，把他摔的够呛。我看他这样于心不忍就把一些责任承担下来，这样就引火烧身。不过在室里我朋友不少，斗我大多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斗了一通，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我所后我就“解放”了。于是我就站在“保”我的“无革派”一边和斗过我的“解放派”打派仗，互相贴大字报，互相揪对方的人。
　　
　　◇　两派笔战
　　
　　　　两派笔战，我是“领军人物”。对方批斗我方一些人，但我们揭批另一方人更多。我室一共三十来个人，被揪批的有十来个。
　　
　　　　一个原海军上尉家庭出身不太好，但后来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入了党，毕业几年后升了上尉。但他一次回家过春节，在神龛上贴了个对联“神是没有只为敬仰先辈；龛己破旧这也难怪后人”，因此，他受了党内处份。这次又旧事重提，把他拉出来批斗，重点就批八个字：“敬仰先辈”。你敬仰的先辈是什么人？是剥削阶级，所以你就是地主老财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难怪后人”，不怪后人怪谁？你是在怪共产党，你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你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变天。
　　
　　　　还有一位，家庭出身也有点问题，就斗他，斗来斗去也斗不出名堂。可突然有人揭发扔出个重磅炸弹，在一次参观毛主席坐过的船时，大家一脸虔诚。面对老人家坐过的椅子，一位女同志一面用手摸一面讲些无限敬仰诗一般的句子。他和这位女同志平时不大对劲，就脱口一句：“你趴上去闻闻，毛主席放的屁还香着呐。”这一句话，为他定了性：反革命份子。于是把他往死里斗。原来保他的人见他犯此弥天大罪，有的无话可说，有的反戈一击，他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
　　
　　　　两派打笔仗，我却和对方主将交了朋友
　　
　　　　对方的笔杆子是行政人员，姓王，是转业上尉。他十分勤奋好学，力图改行干技术上作，但在我所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大学毕业还要问是不是名牌大学，大中专毕业生还当受气包吃不开，他这个半路出家遭遇可想而知。因为不得志而有怨气，这些怨气在文革中得到舒发，他文笔不错用词尖刻。我一贴大字报，对方就叫他回应；他一贴大字报，我方就叫我反击。整天弄的热闹翻天，两主将交战双方又有人助威，就像现在网上跟贴一样，虽无内容，三言两语也能凑满一张。因为前面抄两段语录，后面加几句口号就行了，不要钱的纸笔墨水，写就是了。今天贴出一会被复盖，三天一过，揭下来就是厚厚的一层。
　　
　　　　后来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就是两个人自由结合互相帮助交心谈心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一天晚上，王同志找我谈心。一谈，各人都说出一肚子苦水，讲了一大堆心里话。原来我们两个都是苦出身，都是共产党毛主席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的人，两人痛说家庭苦难史，谈着谈着两个人都痛哭失声。这一下子我们成了朋友。这一来，双方大字报减少了很多，我们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相对冷清了一些。而主张消除派性的工宣队似乎对此有点不高兴。我们两个提出要结成对子，但是领导我们室的工宣队班长不同意，我们就和他顶了起来。这位王姓朋友竟然在全所大会上跳上台去发言，表示向我“求婚”，声称：如我同意他就“非卿不娶”。我在台下一时冲动，竟喊了一声“非君不嫁”，引起一陈骚动。
　　
　　　　后来，工宣队说我们两人搞“暗流”，我们领不到“结婚证”就“非法同居”，我们成了唯一一对未经批准的“一对红”。
　　
　　◇　游行
　　
　　　　文革中游行是家长便饭，主要内容是庆祝伟大领袖发布最新指示。老人家一讲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新说的就是最新最高指示。一听到广播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全所千把人立即拉出去游行。每人一把小纸旗，前面几十面大红旗，彩旗飞舞锣鼓振天口号不断，从衡山路游到淮海路也不知从那里绕回到所里。
　　
　　　　我所著名的口号员是李姓女同志，外号小喇吧，声音宏亮，连喊三天五天依然如故。解放派的头头就不行了，半个小时下来就哑了，但他坚持喊。我对好几个人说过听他喊口号有助于对某个成语的理解，有人问那个成语，我和我的“对子”异口同声的讲：声嘶力竭。
　　
　　◇　晚学习
　　
　　　　白天没事干晚上却要加班学毛选。
　　
　　　　一般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看、读、背，讨论。家住的远就惨了，一位杨同志家住浦东，但却多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我那时比别人特别点，白天黑夜除了学毛选外就是学马恩列著作，除通读外还精读反杜林论和左派幼稚病。但没想到的是以后我当“反革命”时，这也成了一条罪状。工宣队讲：伊讲阿拉革命左派是幼稚病。而我靠办公桌的墙上贴的老人家的“黄鹤楼”诗，也成了罪状：伊讲阿拉造反派是乌龟毒蛇。
　　
　　　　其实他讲的有理，我看到老将老帅老一辈革命家被斗的越来越多，我对文革的反感就越大。而我最反感最讨厌的就是江青，最欣佩的就是陈毅。此人快人快语，召开知识份子座谈会代表党向大家道歉，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说来吧！我早就等着呢！我头发都等白了，听起来带劲。
　　
　　◇　老婆不小心当了连长
　　
　　　　所里三结合，就是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驾马车组成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室里叫领导小组，成员是推选后工军宣队批准。后来室里两派斗的厉害，文斗又加上武斗，领导小组垮了，就改成“斗批改连”。两派有了仇，互不相让，选你我不同意，选我你反对，于是消遥派得势。
　　
　　　　我老婆所在的室有五六十个人，她是个典型的消遥派，人缘平时就极好，大家都叫她孙大姐。她又有个记人名的本事，全所的人名他基本都背得出，选她几乎全票通过。
　　
　　　　在成立大会上，闹了笑话。
　　
　　　　她是学应用力学的，数理功底好文笔不行。那时开会发言有固定的八股格式，开场白是两句老人家的诗、最高指示；最后是两句祝愿，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可她开始就错了。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可老婆讲稿上写的却是“春凤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朝晖”。那时个个会背语录和主席诗词，此句一出引起一阵笑声，后面表的决心就很少有人听进。而革命群众代表上来祝贺时在大家乱轰轰的笑声中竟把语录“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念成了希望你们“既当官又当老爷”，这引起更大的笑声，会议几乎开不下去。
　　
　　　　好在这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再加上老婆两派都没仇，没人揪也就没事了。否则念错语录是要出大事的。
　　
　　◇　给网友讲讲批斗会“仪式”
　　
　　　　大会开始，主持者上台，说开场白：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建康！永远建康！永远建康！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已跑掉。”
　　
　　　　几段语录或单念，或全场跟读；再呼一阵口号；再就是主持人一声断喝：把什么什么份子某某某押上来！
　　
　　　　这个“份子”被两个造反派扭住双手押了上来，脖子上挂个牌子低着头。这时两个造反派下去了，主持人又断喝一声向毛主席请罪，这个份子就向主席像恭恭敬敬的三鞠躬；再喝一声向革命群众认罪，于是对大家恭恭敬敬来个三鞠躬。一般都不少于９０度。
　　
　　　　然后就是批斗，一条一条罪行的批，一条一条的交待。中间夹着一阵阵口号，不外乎“×××必须老实交持”“打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我所老九多，打人事件比工厂那是少多了。
　　
　　　　结束语就是勒令×××学习毛主席“敦促杜聿铭投降书”之类，接着就是一声断喝：把××份子××押下去。
　　
　　　　我就亲身经历了押上押下、大会小会大斗小斗，鞠躬次数上不了千，几百次总有吧。
　　
　　　　现在谈人的尊严，谈人权，批驳美国时讲我们“历来重视”时，我都想笑，因为人权这俩字改革开放很久以后我才听到。
　　
　　◇　“竹筒倒豆子”倒出的反革命
　　
　　　　文革中有个“一打三反”，“三反”印象不深，“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因为“历史反革命”漏网之鱼不大有了，该抓“现行”了。
　　
　　　　工宣队长作报告，反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竹筒倒豆子，只要和盘托出，保证没事。而抗拒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我一边听报告一边想自己的事，我清楚的知道，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这是我自找的。
　　
　　　　我是“根红苗壮”长期生活在“红色保险箱”中而有持无恐；我对文化大革命由支持到观望再就是强烈不满；更要命的是我性格外向，特别爱说，大学毕业时系总支书记送我一句话是“管好你的嘴”，可是我管不住，也没有管。
　　
　　　　能不能混过去呢？我不少小兄弟都是讲义气的，说不定不会揭发我。这种幻想立刻被我自己否定了。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中，人人需要自保，义气是靠不住的。更不幸的是我大量的“反动言论”都是在开会时、学习时和在办公室大庭广众说的，怎么能和这么多人同时订立攻守同盟呢？我的出路只有一条：坦白，要坦白就要竹筒倒豆子。
　　
　　　　一散会我就到工宣队班长办公室去，告诉班长，我要倒豆子。班长说：“你来的好快。我们排过队，知道你的问题。也知道你是聪明人，会主动找我们，但没料到这么快。好！好！好！早交待比晚交待好。”我问他是不是竹筒倒豆子倒光了就没事？他说：当然是，“阿拉工人阶级说话是算数的”，他站在毛主席像前庄严的作了保证。
　　
　　　　于是我一口气“倒”了一个小时，他作了记录然后叫我回去写书面材料。从工宣队那里回来，我立即写交待材料，那时脑子好，写的很快。写好之后又抄成大字报，内容相当多，现在大多忘记了，记得有：
　　
　　　　１，攻击文化大革命，说文革是极左路线。
　　
　　　　２，说文革中是“小人得志”。
　　
　　　　３，攻击伟大旗手江青。说鲁迅才是旗手，鲁迅旗手是毛主席肯定的，江的旗手是自封的；说江爱出风头，江没水平；学江讲话“同志们哪，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呀”；说江青在天津关于“面首”的讲话影响不好；江青在延安就把毛关在门外不让进屋，毛无奈坐在门口抽烟；宣扬贺子珍，以贺压江，以贺贬江。
　　
　　　　４，说“毛泽东思想也有矛盾”。
　　
　　　　５，为走资派翻案，为叛特务叫屈，为反毛“老将”评功摆好。说陈毅是“儒将”，朱德地位在毛前，邓子恢好，谭震林有水平。总之斗到谁说谁好，说这些人是开国元勋。
　　
　　　　６，借古讽今，借讲故事之名攻击文革，什么杯酒释兵权呀、伴君如伴虎呀。
　　
　　　　７，读列宁“左派幼稚病”，特别是其中一个是关于强盗的例子，为叛徒哲学活命哲学辩护。
　　
　　　　８，读鲁迅，别有用心的念鲁迅的诗“大人要命莫讨命，讨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咱有头，这点义务应该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９，讲刘少奇打不倒，刘水平高；传播小道消息，说毛主席讲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说刘历来忠于毛主席，毛思想是刘树起来的。讲这话之后不一会又讲刘邦韩信故事，含沙射影。
　　
　　　　１０，写了一首反动诗，为刘少奇翻案。
　　
　　　　大概写了三十多条。原件保存了二十多年后找不到了，真遗撼。
　　
　　　　现在写的简单，其实每一条都有具体内容。例如讲毛泽东思想有矛盾，是在学习毛著《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讨论时。我讲了很多话，以大谈学习心得来表示建国以来并未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但说的很婉转听着不对味可抓不大住毛病。有位行政干部抓住我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将我一军”，他问我“照你这么讲，毛泽东思想也有矛盾啦”。
　　
　　　　这个问题是政治敏感问题，问的很毒，而我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明确回答当然有！接着就大肆发挥以毛的话说明：差异就是矛盾，变化就是矛盾，随着情况的变化政策跟着变。我大谈反右知识份子政策中我们政策的前后矛盾；对私人经济政策的改变，我说毛原来讲的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可后来呢？是“限制利用改造”。现在呢？是兴无灭资。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发展，发展就有差异，差异就是矛盾。
　　
　　　　他说不过我，只讲两个字：反动。
　　
　　　　我太爱说了，而文革时整天闹革命、学习、吹牛。我爱说而又有一帮人爱听，于是我讲的格外起劲。而这些整理一下都是罪状。
　　
　　　　我的“豆子”笫二天就见了（大字）报，标题就是“自我揭发”。一下子围了一群人，评论是：这小子真敢讲。
　　
　　　　不久，我的大字报被复盖，理由是有很多是“防扩散材料”。
　　
　　◇　抄家
　　
　　　　“豆子”倒完之后就是室里小型批斗会。批斗前，还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群众帮助提高，态度要好一点，群众运动么难免有点过激。我竟然大大咧咧的回答没事儿！
　　
　　　　斗了几次忽然冷却了，一天、两天、三天。冷清的我越来越感到不对劲，我忽然福至心灵，想到“决战前的沉寂”。于是晚上在家烧材料，把我的日记、信件统统烧光，把“烧鸡”藏到厨顶。忘了说了，“烧鸡”是一把驳壳枪，货真价实还带子弹。
　　
　　　　第二天上午，全所召开大会，学完语录喊过万岁，再来两个敬祝。一声断喝，就把我这个反革命份子押上台。我满脑子乱轰轰，只听到一个个发言批判激动万分，至于具体内容一句没听进。看来对我“升级”了。
　　
　　　　晚上，工宣队和室里造反派到我家抄家，老婆、不到５岁的儿子都在家。
　　
　　　　翻箱倒柜忙了一阵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就不细翻了，来人问我：“知道我们来抄家？”
　　
　　　　“知道。”
　　
　　　　“材料呢？”
　　
　　　　“什么材料？”
　　
　　　　“日记”（老天，他怎么知道我有日记？）
　　
　　　　“烧了！”
　　
　　　　“张爱萍给你的信呢？”
　　
　　　　“也烧了。”
　　
　　　　“什么时候烧的？”
　　
　　　　“昨天晚上十二点。”
　　
　　　　“为什么要烧？”
　　
　　　　“估计你们要来抄家。”
　　
　　　　“这说明你心中有鬼。”
　　
　　　　“不是有鬼，是私人信件不想让别人看。我们一大堆情书也烧了，怕人看，但是没有鬼。”
　　
　　　　我的回答出奇的老实冷静而诚恳，他们再也无话可说，悻悻的走了。
　　
　　　　在一旁冷眼旁观不声不响的儿子在“客人”走后嘟囔着说：“乱翻人家东西，还红卫兵呢！”
　　
　　　　我因工作关系给张爱萍写过信，当时他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主任是聂帅），而张老给我回信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草书是笔走龙蛇。文革前有一天在室里谈起书法，我随口讲起张老书法极棒，给我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谁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次抄家，竟为此而来。
　　
　　　　昨天看电视得知，张爱萍将军不幸逝世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得见慈颜，他给我的信不得已烧了。张老伯，原谅我吧，我实在不愿让这些人弄脏你的信呀！
　　
　　　　在此向将军夫人李又兰女士致意，望节哀顺便，保重身体。
　　
　　　　现在想还有点后怕，要是抄出了那把枪，我就死定了。
　　
　　　　第二天老婆室里工宣队员议论昨天抄我家，这些队员不知她是我妻，竟当着她说：“个赤佬屋里绒线介许多！”
　　
　　　　随即为我成立了“专案组”，真的升级了。
　　
　　　　但是，大多数的批斗会是在室里进行的，小范围，３０来人。
　　
　　　　批斗会上新内容不多，都是围绕我自己倒的豆子进行批判。
　　
　　　　有一天，揭发了一条新东西，专案组如获至宝，这就是我的一首反动诗词。揭发者是我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老王，就是前面提到的“非卿不娶”的那位。因为这首诗我只给他一人看过，以为交心后他和我很“铁”所以倒豆子没倒出这一粒。
　　
　　　　俗话讲“夫妻本是同林乌，棒打鸳鸯各自飞”，那种情况下揭发我，怎能怪他？

　　　　我的诗是这样写的：
　　
　　　　“闻朱谭陈李诸老将五一节登天安门城楼，喜极而泣，遥望北天，欣然命笔。
　　
　　　　　　浴血奋战四十秋，
　　　　　　白区工作手提头，
　　　　　　狱中折磨几番死，
　　　　　　白发根根豪情留；
　　　　　　文化革命点新火，
　　　　　　老将甘为儒子牛，
　　　　　　雨过天晴红旗舞，
　　　　　　天安门楼观全球。”
　　
　　　　我当场背下来，大家就批，大致批判内容如下：
　　
　　　　这首诗是借朱谭陈李为刘少奇翻案，谁的白头发多？刘少奇。谁坐过牢？刘少奇。谁在白区工作？还是刘少奇。
　　
　　　　这首诗是污蔑文化大革命的，他把文化大革命比作雨，雨过才能天晴。
　　
　　　　这首诗是为这黑干将歌功颂德的，他们从没有当过儒子牛，他们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革命造反派。
　　
　　　　这首诗的要害是“观全球”，他们是在向帝修反招手，他们妄图推翻我们红色江山。
　　
　　　　我的罪行很多，先批那个专题，后批那个专题，都是有“战略部署”的。而我却每次都有思想准备，某个问题是在什么场景下发生的，那些人在场，我怎么说的，每个问题我回答都是很清楚明白，而且当天批斗会后第二天就贴出自我批判。这样，工宣队就怀疑有小兄弟对我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不能讲没有，但主要是几乎几十条我每条都有准备，都成竹在胸。
　　
　　　　经我观察，对我的定性，他们有矛盾，工宣队和军宣队有矛盾。工宣队认为是反革命，军宣队认为不是；工宣队队部和班里有矛盾，队部认为是而班里认为不是。群众中是否各半，由于我主动交待事实清楚自我批判到位也争取到不少人的同情。而我又抓住队长讲的竹筒倒豆子倒光没事这句话，一再诉委屈一再要求宽大，弄的他们也头痛。
　　
　　　　认为是的不用说了，事实俱在早就合格；而认为我不是的则认为我出身好，根红苗壮，高中入党，从学校到单位一直是骨干，犯错误是忘本，是一时糊涂，是属于“可以拉过来的人”，不能推过去。
　　
　　　　在所里我是有名的“刺头”，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怕压，得理不饶人；有理，对所长也敢批评，批起来居高临下，好像是院长；但一输了理，对小孩也服服帖帖。
　　
　　　　上文讲到我对工宣队拍台子事件却因祸得福，他们下决心要治服我，啃下这块硬骨头，树一个典型，打一场硬仗，取得了个大胜利。
　　
　　　　当然，这些是后来知道的。
　　
　　　　造反派工作做的很细，甚至细到我不到五岁的儿子身上。
　　
　　　　有人套问吾儿：
　　
　　　　“东东，你爸爸好啊你妈妈好啊？”
　　
　　　　“都好！”
　　
　　　　“你爸疼你啊你妈疼你啊？”
　　
　　　　“都疼！”
　　
　　　　“是毛主席好啊还是你爸妈好啊？”
　　
　　　　“毛主席好！”，儿子毫不犹豫的回答。
　　
　　　　“为什么毛主席比你爸妈好啊？”
　　
　　　　儿子歪着脑袋想一会回答说：“因为爸爸妈妈就疼我一个人，毛主席疼介许多介许多人。”
　　
　　　　问题很恶毒，给小孩下套；回答很漂亮，为爹娘争光。儿子，好样的！
　　
　　　　这事给“不是派”提供了支持，对孩子如此教育，可见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

　　◇　讲讲工宣队吧
　　
　　　　工宣队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但工宣队开到哪个单位都是领导一切的太上皇。
　　
　　　　我对工宣队是比较反感的，主要是人员组成。工厂一般总是留下老实能干的工人“促生产”，派出吊儿郎当的出去“抓革命”。
　　
　　　　文革中，由于太无聊，男女之间的风流事多了起来，这事有的也被批斗出来，当然抓出来都是成双成对的。而我们单位的工宣队长姓范的，就亲自找女同志“学毛著”而不找男的，而学着学着他自已就上了；有的夫妇分居两地，他也去关心妇女，关心一会就上床了。搞了好几个，后来东窗事发就调走了。对此，谁也不敢贴大字报。因为人家是工人阶级，而且还是队长。
　　
　　　　我们室有位工宣队员会吹口哨，皮鞋贼亮头发光光。一次和一位手持铁矛的“文工武卫”队员来到我身边，这时是工间操时间，我正在看聊斋。他突然问我看什么，我把书一摊，他看了一眼说：“什么齐啊？”原来“聊”字不认识，“斋”字说成“齐”；我告诉他念“聊斋”。他问我讲什么；我告诉他讲鬼怪狐狸精。他说这个晨光你还看这个书；我说毛主席推荐的，是本好书。他说那他拿去看看，完了再还我。我不敢不给，一位五大三粗的汉子还拿个大铁矛站在旁边呢。事后我对别人讲，我不怕“文攻”，就怕“武卫”。
　　
　　　　这本书一去无回，以后在“阶级斗争成果展览会”上看到，我的书静静的躺在那里，书上赫然写着我的大名。
　　
　　　　工人阶级和我们一起闹革命学毛著屁股总是坐不住，一会起来小便一会又出去一趟。他们说真佩服你们老九的坐功，一屁股坐下来几个小时不动，“阿拉工人吃不消”。
　　
　　　　有一天上班，忽然听到走廊里有人放声大哭，大家都出来看。原来是一位工宣队员不小心把瓷做的毛主席像章摔碎了，坐在地上痛哭失声，责骂自已，要向老人家请罪。
　　
　　　　那时像章成灾，谁都有二、三十个，有大有小有铝有瓷，造反派还派人到外地买。我们所里也设计制造一批和兄弟单住互通有无，后来有位管这事的因帐目不清被斗个七横八竖。这小子真是狗胆包天，手脚做到毛主席像章上来了。后来发现没事，他一分钱也没贪，只是有些事“不好说”。
　　
　　　　我和工宣队最大的冲突，就是我当上反革命后还没有自知之明。那个穿亮皮鞋的翘着二郎腿一边抖一边抽烟一边看报一边和我谈话训斥，我越来越忍不住，后来有点顶牛，再后来成针锋相对。他喝叫我老实点，我喝叫他客气点。他猛一拍台子说要对我无产阶级专政，我也突然猛拍台子喝道你专专看。
　　
　　　　这事惊动了队部，那位范队长找我谈话我依然不买账，最后是军宣队一位姓俞的队长（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找我谈，态度严肃口气平和。他指出：一个反革命帽子还在头上的人和工宣队拍台子，整个上海你是唯一的，你必须检讨和道歉。那个年头对反革命用“检讨”这个词，我恐怕也是唯一的。加上平常我对这位海军军官印象极好，又用这个词让我下台，我再撑下去就太不识相了。
　　
　　　　我“检讨”了，但拒不道歉。这事竟不了了之，当时有人称为“奇迹”。
　　
　　　　但发生在我身上的唯一和奇迹远不止一两件，这些以后再说。
　　
　　　　这时的我上班就是被批斗、看大字报和写自我批判的大字报。
　　
　　　　我当时总的讲是抵触顶牛比较多，检查可以，上纲批判可以，批斗请罪也接受，群众运动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但要我心服口服的承认自已是反革命，办不到。
　　
　　　　对此，我又公开的说了一句惊人之语：我要是反革命，那这个“革命”的确该反了。
　　
　　　　为这句话又被斗了一次，你姓张的算老几，你反革命大家就该和你一块反？真是混蛋逻辑！！！
　　
　　　　为了攻克我这个“堡垒”，工宣队还找我老婆谈话，要她做我的工作，她竟回答：“其实我们思想是一样的，只是他爱说我不爱说而已。”拒绝和我划清界限，那“斗批改连长”当然就当不成了。只不过她爱打毛衣，爱说鸡毛蒜皮，从不谈政治，所以揭不出东西。不然，一家出两个反革命就惨了。
　　
　　　　在千人大会上，工宣队不指名敲打我们：
　　
　　　　“有一家人家每天半夜十二点多，灯还亮着，不晓得在做啥？”
　　
　　　　“有那么两夫妻，在食堂吃饭晨光，你帮我夹菜我帮你夹菜，热络来！”
　　
　　　　“两个人一道打羽毛球”
　　
　　　　结论是“这是向阿拉工人阶级示威”。
　　
　　　　会后我找工宣队，告诉他们：我们是青梅竹马，从小这样，文革前就这样，不信你问问。没什么示威不示威，“我还有啥威”。
　　
　　　　一次批斗会，我又“发嘎”了。
　　
　　　　一位老兄批我，说我不但“现行”，还有“历史”，历史上我就反社会主义。并要我交待，我说不可能，指责他胡说八道，当场顶起来。
　　
　　　　我要他拿出证据，他要我老实交待。下面呼了一阵口号之后，他启发我，在大学我就反过社会主义。
　　
　　　　我一下子明白了，竟然是这件荒唐事，这种事竟记进了我的挡案？！
　　
　　　　我５６年进大学，五年制，６１年毕业。在大学很红，在大办工厂时任工段长，又来了肃反，我还成了系肃反小组成员。这么红还会“反社”？但真的并非空穴来风。
　　
　　　　礼拜天晚上，看苏联电影“光明之路”。第二天我到系总支办公室小坐，我发现一支笔，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笔。这枝笔没有笔尖没有墨水，写起字来是那样滑顺舒服，后来才知道叫“元珠笔”。
　　
　　　　我拿过笔，拿张纸就写，写什么呢？我想起“光明之路”的歌。
　　
　　　　“为什么这人世生活，毒蛇似的咬人痛。整天都是忍饥挨饿，整天都是苦和穷！”写到这里，有人找我，工段里“１Ａ６２”车床不转了。我急忙去工段，歌词的后半段，歌颂新社会的就没来得及写。
　　
　　　　在工段呆了个把小时有人急急忙忙来找我，说总支书记找你，有急事。我一路小跑，到了总支办公室。
　　
　　　　房间气氛严肃，保卫科来了两个同志，还有两个肃反组成员。
　　
　　　　书记指着桌上的纸问我：
　　
　　　　“这是谁写的？”
　　
　　　　“我写的呀？”
　　
　　　　“什么时侯写的？”
　　
　　　　“一个小时前。”
　　
　　　　“什么意思？”
　　
　　　　“昨天电影里的歌呀，前半段控诉旧社会，后半段歌颂新社会。写了前半段，厂里有人找我，后半段没来得及写。”
　　
　　　　书记遣散了众人，于是我受到严励批评和分析教育，还开了会并责成写书面检查。
　　
　　　　我的检查大意是：身为肃反组成员，毫无革命警惕性，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如果这张纸被坏人拿去，就会被人利用来攻击社会主义；如果一阵风吹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检讨一交，我又像个没事人。
　　
　　　　想不到这事进了挡案。
　　
　　　　想不到文革中被用来作为“现行”还有“历史”，真是鸡蛋里挑出个猪排骨。
　　
　　　　我一边讲过程，一边大发其火，最后竟讲了一句：怪不得右派要求公开档案，当时反右发言我还批他们心中没鬼何必如此要求呢。
　　
　　　　好，我罪状里又多一条同情右派。
　　
　　　　但是，“历史”上的事从此再无人提及。
　　
　　◇　小兄妹
　　
　　　　前面讲过，工宣队的“战略部署”似乎我先知道，工宣队怀疑有人向我通风报信。今天可以“解密”了，确有其人。
　　
　　　　别看文革闹的热火朝天，其实真正“革命”的并不多，随大流的不少；但有些少数对文革不满的人，却是真心不满。而我这个“出头乌”，却替这些人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我的大字报面前议论纷纷，不言而面带微笑者有之，明贬而实褒者有之；在骂声中透出窃喜，这些我感觉得到，我是用心感觉的。而我那些和个别人说的更加露骨更加“恶毒”指名道姓的“悄悄话”至今没有一条揭发出来，我看着台下的一张一张面孔、一对一对眼睛，目光一触，灵犀即通。他们中也有人口诛笔伐，写的比别人还狠，骂声比别人还高，但都是老调新弹。
　　
　　　　其中一位同姓兄弟到外滩玩累了，拿出三国演义看了起来。这时来了个女的和他答讪几句忽然大叫，与大叫同时扑上两条大汉，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抓进了工总司，用麻绳把他吊起来吊了半天一夜才通知我所：有个流氓调戏妇女，是你们所的。我所工宣队把人领回来。
　　
　　　　从此他再也抬不起头。私下他告诉我，这是裁赃。
　　
　　　　可是现在机会来了，工宣队要求他在斗我这个反革命时，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争取“火线入团”。在批斗间隙中，他悄悄告诉我这个秘密。我叫他放心斗，大胆批。于是他表现出奇的左格外的狠，以至于他的东北老乡都鄙视他，可是我却了解他的不得已和苦衷。
　　
　　　　后来他火线后真的入团了。
　　
　　　　这些人中表现的“极端”行为就是向我通风报信。这些虽没有被抓到过，但工宣队觉察到了，在会上警告说：这个反革命份子除了有“小兄弟”，还有“小兄妹”。
　　
　　　　而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竟然像“地下党”般地约会“碰头”。
　　
　　　　我送给一个小ＭＭ一首诗是此事的见证：
　　
　　　　　　沉舟侧畔过千帆，
　　　　　　为救战友独仃船，
　　　　　　那怕先行骂“老保”，
　　　　　　治病救人不避嫌。
　　
　　　　我的顽固态度和工宣队对小兄弟的怀疑使他们下了决心：掺沙子，办“抗大学习班”。
　　
　　　　对我的批斗再次升级。
　　
　　◇　“掺沙子”的“抗大学习班”
　　
　　　　所谓“掺沙子”就是从我们所印刷工厂调一些工人来学习班，和老九们“掺和掺和”；所谓“抗大”就是隔离，学习班拉到外边我们所的附属工厂办，不准回家，大家吃住在一起。学习班力量大了火力强了，不在所里避免了干扰，好几个工宣队员和我们同吃同住同批判。
　　
　　　　我这个反革命待遇十分特殊，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批判会后我可以看革命群众下棋，还不识相的“支招”；工间操休息还和工宣队打乒乒球；甚至所里篮球比赛我还参加，我可是大学校队，虽然不是主力。
　　
　　　　这也难怪有网友以我为例证明文革并不那么残酷恐怖了，但我却真的是特例。一是我主动“倒”，“倒的彻底”，至今未揭出有份量的新材料；二是工宣队长在千人大会上承诺“倒光没事”，而我又抓住这句话不断叫屈，三是工军宣队之间、工宣队队班之间、革命群众之间，对我的看法分岐很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我这个根红苗壮生活在“红色保险箱”中，目空一切顽固之极的反革命改造过来，越是硬骨头啃下来影响越大，越能证明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而其他反革命则不是这样，工宣队讲“像你这样老早捉进去了”，此言非虚。
　　
　　　　而我却仍在反复，今天态度好第二天又顶起牛来。只要抓住机会，我还发起反击，但总的讲，比在所里“拍台子”是好了不少。有一个十来平方的推放杂物的小房间，是我的天地，革命群众研究战役计划时，我就在这里写自我批判。
　　
　　　　对文革不满但不反对革命；反感江青却热爱毛，对毛文革期间有意见却肯定文革前的毛。这是我的底线。斗我，也就是要攻被我的底线。
　　
　　　　一次批斗会上，我的“反击”却占了上风。
　　
　　　　工宣队那个“亮皮鞋”常唱高调，讲他如何热爱毛主席，总拿自己和我对比。于是，我为他设计了一个“套”。
　　
　　　　我向他汇报我的小房间报纸乱扔一地，踩来踩去，而报纸上每张都有最高指示，大多还有老人家像，踩来踩去对老人家大不敬。他听了就表扬我，说七斗八斗斗出我的无产阶级感情。第二天又汇报一次，第三天又汇报一次，这个傻Ｂ却毫无觉察，他要是叫我整理一下我就计划泡汤了。
　　
　　　　再次批斗又谈感情，又讲我攻击毛他爱毛，我当场质问他：你爱毛我汇报三次你为何不理，任由主席像让人踩？你为什么不过来整理一下？为什么我这个反革命却整理了？可见你爱毛是假的，是口头革命派！一席话说的他气的说不出话来。
　　
　　◇　老婆来“探视”
　　
　　　　发工资了，放一天假，让大家把工资送回家。我也要求把工资送回去，不许，但同意老婆来拿，还要老婆做我的工作。她含糊答应，就让她过来了。
　　
　　　　会见时，“亮皮鞋”在坐，我们聊起来。“你好”“我好”之后，当着这个“电灯泡”的面讲什么呢？不一会她就走了，过一会，我忽然叫道：坏了，工资没给她，我给她送去。看了一眼“电灯泡”，不制止就是同意，我追了出去。出了工厂大门一看，老婆在拐角等我呢，配合的真好。
　　
　　　　我们买了点小吃边吃边聊，我详细向她介绍了“抗大”的情况；她告诉我家中一切都好，还告诉我给邻居打了招呼。她告诉邻居，“老张就爱胡说八道”；邻居说“咱们之间能说些什么，不外乎都是讲孩子们的事”。老婆告诉我，这就是交底，“划零字”，他们是不会揭发的，放心。聊了二十来分钟，就分手了。
　　
　　◇　不能要反革命的血
　　
　　　　又过几天，全体回所献血，我也一块回来了。
　　
　　　　我年青时很瘦，而且——不好意思——有点恐血症，见血就有点发晕，从未献过血。但现在不能落后呀，我狠狠心咬咬牙，也排进献血队伍。这时只见有两个革命群众和一位专案组成员和工宣队班长嘀沽了一会把我从队伍中叫了出来，告诉我：你不要献血，去看大字报吧。我看了一会就溜回家，我们家住在所内大院，无政府主义了老婆又从“斗批改连长”这个领导岗位下来了，就经常往回溜。两人见面，十分亲热，聊起来开心的不得了，聊一会竟情不自禁的唱起歌来。
　　
　　　　唱歌，就想起文革不久儿子将我们军，他要我们教他唱“秋秋秋义当响明”。我们莫明其妙，闹了半天也没结果，问托儿所阿姨，她们也不知道。过两天高音喇叭响了，播放语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儿子跟着唱了起来。这时我们才知道，这就是“秋秋秋义当响明”。
　　
　　　　“二重唱”，就是唱的这首歌。
　　
　　　　我告诉老婆说是回来献血的，但没献成，人家不让献。老婆说：反革命的血没人要，如果要了输给革命者，他也会变成反革命的。
　　
　　　　我由衷的感谢这位提意见的革命同志，由于他这次我没能献血。
　　
　　　　这一辈子我没有献过血。
　　
　　◇　你是不是五一六？
　　
　　　　我们虽然是”抗大式”学习班，但所里有什么大的活动我们还是回来参加的。
　　
　　　　一打三反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所揪出几十个“现行”，但他们罪状和我相比，确是小巫见大巫。有个同姓反革命大概只有一条罪，那就是攻击“红色政权”，骂马天水，把登有马天水的照片还是什么的一张报纸放到马桶上，于是被揪斗。这些人罪行比我小，但认罪态度都比我好。
　　
　　　　我其实承认反革命的事早就解决了，只是总有“反复”。我的关键问题该不该反，后来总体上不该反大致我也承认了，但遇到具体问题就否认了。例如反江青，我承认了；但她作为主席夫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作为“旗手”，表现那么轻狂。我有意见就是反？
　　
　　　　具体讲，在天津大会上大谈“面首”干什么，她的讲话至今我还记得。
　　
　　　　“同志们哪，你们知道什么叫‘面首’吗？面首就是男妾呀，汉武帝有个妹妹，叫××公主（名字我到忘了，谁能补上？）。他向汉武帝说：哥呀，你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我就一个丈夫，这太不公平了。于是汉武帝给妹妹送来十几个（？）面首。”〔编者注：这段话，应是南北朝时代的南宋“废帝”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所说：“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
　　
　　　　我说她这样讲影响不好，说错啦？斗这条斗了很长时间，玩猫捉老鼠。大家知道我还有“潜台词”，这些词革命的反革命的都不能说，现在当然可以解密了，那就是“你可以轧姘头，我也可以轧姘头，你能搞小秘我就能养面首”。
　　
　　　　后来工宣队发现圈子转来转去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没安好心，庸俗化，会干扰斗争大方向。于是作了纠正。
　　
　　　　这时又抓“五一六”了，我们回所听动员报告。
　　
　　　　每次听报告，我都听的很仔细，还记录。因为报告里讲政策，而最高指示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不但是党的生命，同样也是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生命，我也“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抓五一六动员报告我记下来的是“不但组织上相联系的是五一六，思想上有联系的也是五一六”，这下抓起来就好办了。
　　
　　　　不几天，所里抓了二三十个，其中大家伙就是“解放派”所一级头头杨某人。和抓走资派一打三反不同，这次造反派倒霉了。我们所“无革派”和北京军队系统有来往，而“解放”和上海工总司挂钩。怎么“军统”又要搞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了？我原是“无革”，“炮打（张春桥）”我是很起劲的。
　　
　　　　这个“杨”就是我“杂忆”中提到的一喊口号就倒嗓子可帮助理解成语“声嘶力竭”的那个主。他为了证明自已交待彻底以便早解放早上岗，竟然把“姘友”给供了出来。本来此事鲜为人知，他这一供出卖女友轰动全所，直致今天提及此事大家还摇头。
　　
　　　　有一天，我应召到工宣队办公室，一群事先准备好的审判者一脸严肃的坐在那里，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知道，这叫威摄！我也一言不发，等他们出招。
　　
　　　　“你说竹筒倒豆子，倒光了？！”
　　
　　　　“倒光了！”
　　
　　　　“好！那么现在给你主动坦白交代，再倒一次的机会，好不好？”
　　
　　　　“好！”
　　
　　　　又冷场，对方盯我一会问道，“你是不是五一六？”
　　
　　　　“是啊！”
　　
　　　　我的回答使他们意外，他们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我打乱了。胜利得来的太容易了，这算什么硬骨头？
　　
　　　　又冷场。
　　
　　　　“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成为五一六的？谁介绍，谁发展你进去的？”
　　
　　　　“这倒没有。队长不是说过吗，不但组织上相联系的是五一六，思想上有联系的也是五一六。五一六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而我正是这样的人。不在名称，要看实质，叫四一二也好五一六也好，现行反革命也好，一样的。”
　　
　　　　又冷场一会，就叫我回去，想起什么再来交待。
　　
　　　　在以后对我的批判中，从来没提到“五一六”三个字。
　　
　　◇　五个鸡蛋
　　
　　　　我回到家，眼前一片光明，回家的感觉真好，人只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宝贵，人只有长期不能回家后回到家中才更能体会到家的温暖。
　　
　　　　前面提到那位“划零字”的邻居送来五个煮鸡蛋，说“老张瘦了，给他补补”，我看着鸡蛋感动的几乎落泪。对我这个刚从抗大回来的反革命这样，是需要了解和勇气的。
　　
　　　　那时大家都很穷，我们家算比较富的，我工资６１元、老婆５９元，共１２０元工资，三口之家人均４０元。我们家好就好在老人不要我们寄钱。有的男方寄五元，女方寄十元，这就惨了。
　　
　　　　我们这位邻居一位是大专，一位是中专，老家还有负担。
　　
　　　　这还不说，那时鸡蛋是凭票供应，一家一个月三斤，大概也就二十多个。他家孩子和我家同年，大人舍不得吃孩子一天吃不到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送来五个，我怎么吃得下去？
　　
　　　　不过我还是吃了。
　　
　　　　既然讲到这些，就把“政治”放一放，和网友，特别是青年网友聊聊经济生活。

　　　　那时什么都凭票计划供应，记得的票有：粮票布票工业卷棉花票线票肉票蛋票豆腐票鱼票面票副食（粉丝）票糖票油票火柴票，春节加发鱼票家禽票。我们用的是煤饼炉子，烧蜂煤，现在不少青年人没见过。
　　
　　　　其他还有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发到单位，当彩票摸。二十多年我夫妻只摸到过一次自行车票。
　　
　　　　我６２年工资到７６年才加工资，加到６６元。８２年儿子考上北大时，我的工资己涨到７８０角了。
　　
　　　　我这个反革命对“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革命形势也是污蔑的。毛主席写了一首“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我步其韵和了一首“久有凡夫志，重上小莱场”。这事知道的人少，我就没有倒出，贪污了。
　　
　　　　到后来有了黑白电视就有了电视机票，那更是摸不着的彩。我们这位邻居是搞弱电的，自己装了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每晚孩子们都挤到他家看电视。看一会温升使图像变形，还专有一个人拿扇子对着机子扇风降温，（那时家中没有电扇）。有时有毛病就叫主人，主人过来给电视机一巴掌就打好了，这引起了孩子们一阵轰笑。
　　
　　　　现在有些网友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失望，但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进步是够大的。俗话讲，“不怕慢，只怕站”，只要咱们不再瞎折腾，不要再来一次“大革命”，中国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我倒真是“反革命”，而且反的比过去更自觉一些。但网友说的不公现象我同样痛恨，但除了慢慢改之外，我想不起别的高招。
　　
　　◇　没人要的“反革命”
　　
　　　　回到所里革命派无所事事，反革命更无聊，而我的自觉性又差，和工宣队打乒乓打的昏天黑地，越来越不像话。小兄弟小姐妹告诉我，又要批判你了。
　　
　　　　我立刻连夜写了一张检讨的大字报，说自已放松了改造，忘记了要“夹着尾巴做人”，又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交给工宣队。工宣队看了一笑，说：你的检查很及时，说明你注意到群众的反映。
　　
　　　　批判会取消了。
　　
　　　　我们所有三个由“牛鬼蛇神”所组成的劳动大队，队长当然是革命造反派，好像还有一两个革命者负责监督大家劳动。当时主要是挖防空洞，要准备打仗么。
　　
　　　　洞工程巨大，挖的很深、很大而且挖两个。又是肩挑手抬没有机械化，所以牛鬼蛇神不怕没活干。
　　
　　　　我想：人家牛鬼蛇神都在劳动改造，怎么不叫我去呢？心想，是不是等我自觉要求呢？还是主动一点好不要让人家勒令了再去，总要给自己留点面子，虽然面子早就没有了。
　　
　　　　于是我提出参加劳动大队的要求，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
　　
　　　　过了两天，军宣队长找我。前面讲过，我对由海军组成的军宣队有好感，每次俞队长找我谈话虽然严肃但总透出一种亲切。这次找我不知什么事。
　　
　　　　俞队长劈头一句话就是：“你好利害哟？”
　　
　　　　这句话说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道：“怎么啦？”
　　
　　　　“三个劳队大队没有一个队肯要你，他们说管不了你，不敢要你，你说怎么办吧？”
　　
　　　　我想了一会说：“那我就打扫卫生，三楼我一个人全包了。”
　　
　　　　俞队长想了一下，同意了，于是我这个没人要的反革命份子成立一个“独立大队”。

　　　　“独立大队”成立后，三楼干净了不少。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革命热情也有所减退，大字报也少了许多。我把三楼的墙壁留一块贴大字报，对其他的地方开始清理、粉刷。工作量够大的，而我又精雕细琢慢慢来，干的太快，活干完下岗到哪里去。
　　
　　　　比较讨厌的是马桶。那时大家都穷，还没有用草纸的习掼，一般用信纸。信纸当然比草纸贵，但那是公家的，用完了再领。可也有人用报纸，这就很危险，因为报纸上每天有语录主席像，要一上纲就不得了。我打扫厕所常发现有人用报纸。
　　
　　　　这样马桶就经常堵，通马桶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再一项就是扫地拖地了。
　　
　　　　两个礼拜以后三楼焕然一新。
　　
　　　　最终，我被“挽救过来”“解放”了，结论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党内严重警告。
　　
　　　　我又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干革命了。
　　
　　　　过了一个月，三楼卫生状况又是一塌胡涂，厕所臭不可闻，马桶又堵了。我的专案组长习惯的叫我去打扫，我看他一眼说：“咱现在也是革命派了，干革命的谁肯干这事？是不是咱再揪个反革命，这活让他干。”
　　
　　　　在旁边的工宣队斜眼看着我摇摇头。
　　
　　　　人哪，真是改也难。
　　
　　　　下一步，我要去五七干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　拉练
　　
　　　　拉练这个名词青年人可能不大懂，其实就是学解放军行军，也算是备战。实际上，就是大家吃饱没事瞎折腾吧。
　　
　　　　我们所几百人浩浩荡荡问莘庄方向开拔。老九坐功好，走起来就不怎么样了，一阵急行军，累的大家人仰马翻。休息时吃干粮，就是一人两个馒头、一点咸菜，不过，一般出来时自已还带点私货。
　　
　　　　我妻给我煮了一个猪心，用酱油烧的黑乎乎的，我怕拿出来吃工宣队说我“修正主义”，就躲远远的啃了起来。不一会两个慢头一缸子水下肚，劲头又来了，走过工宣队身旁听到议论我：“这小子也不怕咸，那么大一块大头菜吃完了啊！”
　　
　　　　我所在的班任命了一位班长，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开口必带笑，这笑却是皮笑肉不笑的苦笑。排队操练，他那个下“命令”的口气实在不敢恭唯，哪里是口令，简直就是谈心：“噢，立正”，“哈哈，向右看齐”，“向前看吧”，“向右转”，“走吧走吧”；左右转分不清，“齐步走！”之后就是“一、二、一”，可是他自已总是迈错脚，而且改不过来。我对他“单兵操练”了二十分钟，他仍然学不会。
　　
　　　　我那时还没有资格当班长，唉！真是“怀才不遇”。
　　
　　　　我们的团长则是好样的，他本来在部队就是团长，喊起口令洪亮而果断。我们团有一个学生营，是由中学生组成的队伍，极为难管。只见他放开嗓门喊道：“你们是未来的解放军战士，你们将担负保卫祖国的重任，今天的拉练就是为明天做准备。现在，听我的命令‘立正！’。”
　　
　　　　半个小时一过，学生营被训练的服服帖帖。
　　
　　　　晚上，全班打地铺睡在一起。有时一个排五十来个人睡在一起，当然，没有一个人习惯。
　　
　　　　拉练也就三五天就结束了。
　　
　　◇　整党
　　
　　　　文化大革命把党组织也冲了个稀里花拉，“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连支部一块“踢”，这样就很久没过组织生活了。整党就是把每一个党员再“过一过”，过了关的，就恢复组织生活；通不过的，就“挂起来”。挂多久不知道，具体是党员检讨群众评议，我当然是最后恢复的。
　　
　　　　那时做检讨是家常便饭，文革后所里民品开发之类的向院里呈报的总结报告叫我写，要求很急，我往往一个夜车就写出来了。所长问我怎么这么快，我就回答说写检讨练出来的。
　　
　　　　这样就对整党印象不深了，反正是检讨，检讨也就是那么一套。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吃蛇。
　　
　　　　我们整党不是在所里整，是在青浦农村，一边务虚一边务实，参加农业劳动——挖人家祖坟，这种缺德事本地人不干，就让我们干。
　　
　　　　那是冬天，挖坟挖出的蛇都冻僵了，很大，很肥。一个广东佬抓了几条剥了皮洗干净，用塘瓷脸盆烧，就加点盐。很多人不敢吃而我是任何新鲜事都抢着干，我吃了两大碗，真是肉嫩汤鲜。直到今天，我在饭店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蛇。
　　
　　◇　战高温！
　　
　　　　为了向工人阶级学习，老九们要到工厂当一阵子工人老老实实向工人学习。我们一帮人去了唱片厂。因为是夏天，所以叫战高温。
　　
　　　　干这事研究所的老九没什么问题，我分配给车工师傅当下手。
　　
　　　　有一天，这位工人不大舒服，我就顶上去干。才开始他不放心，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在大学大办工厂我当工段长就是开车床。当时考题是：单用游标卡尺测量，车一个轴再车一个孔；轴孔一插，就能“滑配合”。我是基本合格。有这个功底，车工师傅就对我刮目相看，放手让我干活。车的另件很简单，我干起来毫不费力。
　　
　　　　女同志干的活是两个手指压个塑料片在砂纸上打磨。我认为这是照顾女同志的轻活，有一次我试着干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这是最吃力最难干的活。
　　
　　　　我所的一位“反动学术权威”是我的邻居，他在炼铜厂战高温。他出了点事，衣服烧了几百个洞，还好有惊无险人没受伤。
　　
　　　　在工厂向工人阶级学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的“一对红”的对子有个总结：工人下班快，铃声一响，关机床、打扫、换衣服一气呵成，三分钟之内搞定走人。而留下一大帮臭老九拖拖拉拉二十分钟出不了车间门。他说：真该向工人阶级学习。
　　
　　◇　向贫下中农学习，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我们轮流去五七干校，我是去奉贤，干了八个月农活。这倒不是一定要批斗过的人才有资格去，只不过这些人有优先权，全所上千老九个个要分期分批去。只不过我优先，是第二期学员。
　　
　　　　干农活我又是不在话下，农村出身的根底，挑粪、挖土、锄草、插秧、扬场样样不含糊。更绝的是我不怕赃，光脚站在粪池里挖粪便也不怕臭。一个工宣队员站在旁边“表扬”我，说什么过去对我的批判起作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好云云。我大揪一抡一堆粪便差点扣到他鞋上，然后拉他一块干，他急急忙忙逃走了。
　　
　　　　我还有一点就是不怕热，我对热的态度是索性让它热。那时年轻，明知哪里热偏向热处行。
　　
　　　　我们班是个混合班，是和上海市的好几个研究所混编而成的。十几个人一个班，三个班一个排，三个排一个连，完全是部队军事编制，还集合、出操。连长也和大家同劳动，只不过他事多，一会开会一会找人谈话，一周难得两天干活。指导员更是动嘴多于动手。
　　
　　　　人真是本性难改，我被当作“走资本主义的实权派”斗过，到了干校，还处处当出头鸟。给班排连长出主意，如何组织劳动合理，谁适合干啥活，整天忙东忙西，好像是个人物似的。
　　
　　　　连以上就不是营部团部而是校领导了。我们研究所的政委解放了就到这里当了政委，只是他的威望就今非昔比了。
　　
　　　　干校也不是世外桃园，也有阶级斗争，也贴大字报，劳动只不过是改造思想的一种手段。晚上读报学毛选，而我则是我行我素学马克思、啃资本论之类。这时也没人管我了，只是指导员常来唱唱高调。
　　
　　　　我们不知是两个还是三个星期放一天假，所里有专车接送大家。这时指导员总要讲一通，人放假了思想不能放松，回家后还要坚持学毛选，要干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次从上海回干校，有位老兄抽烟，把烟头扔到车窗外，谁知烟头在车外拐个弯又回来落到一位老兄的裤裆上。这位仁兄正在打迷糊，忽然开始冒烟，开着的车风大，一会工夫烟冒大了。有人叫了一声，大家都醒了。当然烟未变成明火，但这位仁兄棉裤裆中烧了一个洞。有人笑道，就在你“消防水笼头”上冒烟，你水笼一开不就灭了。一阵哄笑之后大家再无睡意。
　　
　　　　这次回来后，指导员好几天没我们见面，更没参加劳动，说是腰伤了。在干校劳动没事怎么回家伤了腰呢？谁也说不清，于是我这个“好事之徒”到医务室了解。原来他回家第二天到肇家滨马路上看人打扑克，看着看着有位打扑克的老兄突发“羊角疯”，突然之间向后便倒。而我们的指导员正在这位仁兄后面成了垫背的，而他身后正堆放着铁管钢筋，于是他腰部摔伤。
　　
　　　　消息传出全连哗然，讨厌他唱高调者十之八九。让我们回家学毛选干正事，你小子倒出去看打牌？！幸灾乐祸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从此，他高调再也难唱了。
　　
　　　　这算是中层领导的丑闻。
　　
　　　　全校在食堂开大会请贫下中农作报告是常事。
　　
　　　　食堂是学员们自已搭建的，是“竹、席结构”，木凳也是自已做的。
　　
　　　　这天又是请贫下中农来做报告，来了两位。校政委来了一段欢迎词开场白之后正主上场，正主刚讲不一会，政委就开始迷糊了。
　　
　　　　“同志们哪！”，贫下中农接着说：“那个时候啊，最坏的是汉奸，顶坏顶坏的是伪保长。东洋先生倒还好，讲话满和气的……”
　　
　　　　主持会议者急忙打断了他的讲话，把他拉到后边，对他导演编词去了。换一位老太太接着对我们进行“再教育”。
　　
　　　　这位老太太很会讲，先开始是东拉西扯讲了一些不着边的学毛著的体会，表示今天如何如何幸福。
　　
　　　　突然之间，老太太脸上晴转多云：“阿拉农民苦啊农民苦，远的阿拉不讲，就从大跃进讲起吧。”她的声音带有哭腔，也拉出了长音：“那个辰光啊，……”
　　
　　　　主持者又急忙把她请到后面，换上原来讲伪保长坏的接着讲。
　　
　　　　一阵掌声，再教育告一段落，政委也被掌声惊醒，他从容不迫的拿起话筒。
　　
　　　　“同志们，今天听了两位贫下中农的报告，我是深受教育，深深感动，深受启发呀。贫下中农用他们亲身的感受、深厚的感情、朴素的语言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呀！……”
　　
　　　　他上面讲，大家在台下笑、议，乱轰轰没人听。不过他上台讲话从来是这样，他也未在意。
　　
　　　　下午吃过饭后，大字报就来了。农活不行写大字报老九拿手，一连几天，可把政委给批惨了。
　　
　　◇　住农民家去
　　
　　　　为了更好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住进了农民家中。我和一位姓颜的学友住在一户人家，好像住了一、两个礼拜。
　　
　　　　在这个村里听到两件希奇事。
　　
　　　　一是有一个农民被斗后态度不好被抓了，原因是他用针刺老人家的脸（当然是画像）。像挂墙上，她做完针线活就顺便把针插到老人家脸上，把伟大领袖刺的脸无完肤。这种人要不是反革命那天理就没了。
　　
　　　　第二件就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奸”了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据说斗了一下大家就原谅他了。
　　
　　　　大家听了之后对这老头只有佩服的份，一位四十多岁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班务会上说：我才四十多就不行了，他八十多怎么还那么厉害？
　　
　　　　我妻搭便车把儿子送来住几天，他见了房东大娘显得很亲，开口就叫阿婆。大娘大爷高兴的直夸他，接着又向我妻着实把我夸了一顿：会干活，不嫌他们赃，不怕苦不怕累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当着小颜的面就讲：“张同志好唉！颜同志不行唉！”
　　
　　　　小颜瘦弱，一挑担就被压得不成人形。特别困难是再不能喝河水，在农村河水挑回家就喝，而他一喝就拉稀。所以喝水必配药，不知吃的是黄连素还是痢特灵，反正让房东看见了得出的结论就是颜同志“不行”。
　　
　　　　儿子在干校是出尽风头。五岁多的孩子，皮肤雪白，嘴又甜，又会大大方方表演节目，样板戏语录歌会唱不少，又不祛场。可以说从农民到学员人见人爱，从干校到农民家天晴也罢下雨也好来往好几里的田埂小道儿子基本没大走，都是叔叔伯伯背过来的。
　　
　　　　最出风头的是全排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讲的是我们和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小国建交。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个小国，“在哪啊”，“有几个毛人啊”，可三十多个知识人无人知晓。这时一个童声响起：“我知道，在××海边上，这个国家有多少多少人。”大家惊奇无比。排长也和孩子叫了真，到连部借来地图，打开之后，儿子指着一个弹丸之地“在这”，于是又讲了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况。这下把大家镇住了，大家又问他地图上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小子竟然有问必答无所不知。
　　
　　　　最后大家都说：不得了，真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
　　
　　　　ＴＭＤ，林秃子刚摔死，用他讲林立果的话讲我儿子太不吉利了，呸呸呸！
　　
　　　　在干校什么活都累，但最累的是帮食堂洗碗，三个钟头下来，腰像断了似的。
　　
　　　　才开始劳动大家都很卖力，自从指导员伤腰之后大家就开始耍滑头。劳动时我一马当先，耍滑头也不甘落后，回上海就跑医院，说些医生也难以确诊的病，骗了几张病假条逃避劳动。
　　
　　◇　张绪生
　　
　　　　妻的单位有个来自农村的老九叫张绪生，他是无革派的。一天晚上他溜达溜达不小心溜达到解放派队部了，于是因怀疑他“刺探军情”被抓到二楼毒打。木板打断了木棍打断了，还打，于是他飞身而下摔断了腿。
　　
　　　　腿长好了回家探亲，由于农村生活困难向单位申情困难补助，也给我妻来信，要借四十元。四十元对我们也是个大数目，但人家开了口就是对我们信任。我们知道农村盼钱的滋味，所以很快凑齐寄出了。
　　
　　　　他如今回来好久了，别说还钱的事，连个收到了谢谢也没有，我们也不便问。
　　
　　　　又过了很久，他又申请困难补助，这就要大家讨论。他提了个欠款清单，欠张三６元、李四３元……就是没有我们这一大笔。一问，没收到，他说：整天就盼这４０元呢，要收到这钱起码再养两个月再回来。于是通过上海邮局查，你别说，真查到了。原来，他们村有４个张绪生，连他五个。村里邮递员查了三个张绪生，到第四个人家还说上海没人弄钱；但邮局咬定四个问了仨，仨都不是，不是你是谁，就硬给了这个张绪生。而正主是第五个，但由于常年在外反而没问他。
　　
　　　　两个张绪生打了几次笔仗，对方来信说：“绪生兄弟，山不转水转，咱们见面你就知道我了，我不是故意赖你钱。”
　　
　　　　最后问题解决了。又过了些日子，钱还给我们，还送了一份礼：自家织的染的一块土布。这块土布是农村苦难生活的见证，至今我还留着它。
　　
　　◇　武斗期间二三事
　　
　　　　很抱歉，时间顺序可能顾不上了。不管它，说事吧。
　　
　　　　所里闹武斗，声势大动真格的少，也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吧。
　　
　　　　两派打起来后，造反派占上风，占领了所部大院，把革命派赶走了。革命派乘机占领了附属工厂，就是对我这个反革命办抗大学习班的地方。更绝的是革命派把所里的图章包括财务章统统抢走了，这下革命派有钱花，造反派没工资。这就有点乱套，于是请消遥派调解。
　　
　　　　我们所双职工不少。有时两口子是两派，这就好办，革命派这口子就把造反派那口子的工资也领了；两口子都是造反派就惨了。逍遥派这时向革命派那里跑着领工资，有些造反派一般成员托逍遥派代领，革命派也卖个人情放一马，可造反派骨干和大小头头的工资可就扣死了。前面说过，我妻是以消遥派大姐的身份当的斗批改连的连长，现连长不干了消遥大姐身份尚在，也是两派用得着的人。我们宿舍又在四所大院里，我们就在两派武斗夹缝中消遥。
　　
　　　　正好武斗期间，我爹妈来我处。这天上午我们小两口带老两口逛街，买了床鸭绒被在外面吃了面条后就回来了。好家伙，两派交上火了。只听大院口号震天，从大门开始道路两旁分站两派，每人手中高举木棍，但也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而我们一行四人一进入两派夹道也就有进无退。现在回忆起来又好怕又好笑，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知勇往直前。那时我老爹还刚六十开外，走在夹道中两派你指手我划脚碰到了他老人家，他竟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接着一把推开造反派。把我吓的要命，急忙拉上老爹快速通过三十来公尺的夹道，在两派莫明其妙不知怎么回事时，我们四人己过关进宿舍了。
　　
　　　　有一次特例就是和“地铁”斗。我们所有个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场，以此为中心的１７亩地被“借用”，用来挖华东地下指挥部，备战用的。讲好地下工程完工后整好地面归还我所，可是现在他们开始建房修路准备安营扎寨不想还了，于是两派团结起来和他们干上了。可是老九和工人阶级不用交手胜负立判，一边是文弱四眼手拿木棍的一群小白脸；一边是手持铁矛头戴安全帽的黑脸彪形大汉，不费吹灰之力把老九们轰了回来。这就是现在衡山路地铁总公司，文革结束后我所又是跑北京又是找上海市委，我还一马当先找到刚上任还住在东湖宾馆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告状，结果当然没用。这是后话。
　　
　　　　有天晚上快１２点了，我下楼倒垃圾，倒光后我把铁皮筒向水泥地上摔了两下。这可不得了，夜深人静，当当两声惊动了造反派，站岗放哨的来了，指挥部灯也亮了。几把手电筒照着我，把我训了一通，我抱头鼠窜而去。回到家后对妻说：搞什么名堂，像真事似的！
　　
　　　　武斗大概闹了近两个月，没听说伤过人，这可能是“具有老九特色的”武斗吧。

　　◇　造反队员周某某
　　
　　　　周某某平时老实巴交还算文文静静，还受过高等教育，造反之后判若两人。一天到一位女同胞家中抄家，该女之父肺病在家休养，床头痰盂中满装痰血，一言不合拿起痰盂扣到女同胞头上。
　　
　　　　文革后该周姓造反者天良发现羞愧交加一走了之，调回老家去了。
　　
　　◇　电影放映员
　　
　　　　我所由于原是部队编制，所以有两个电影放映员，都是河南人，其中一个姓杨。一天晚上，所里河南帮在一块喝酒，就在我们楼上，又吵又闹还有痛哭声。我过去一看，是杨放映员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知道同志们对我有意见哪，我也想放点好电影给同志们看呀，呜呜……但我也没办法呀，呜呜……放来放去就是他妈的几个样板戏呀呜呜……”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我很感动，几个人基本上都醉了……
　　
　　　　第二天我告诉他昨晚讲话，他拉住我的手求我别往外说，我庄严的向他作了保证。
　　
　　◇　保密失密
　　
　　　　我们单位是国防科研单位，俗称“保密单位”，进来的人都是要“政审”的。但也有些老专家一些迫切需要的人放宽了尺度，而新进的大学生也有漏网之鱼。但我多年的体会是：保密对自已人是自己卡自己，对外人实际上是遮丑。
　　
　　　　文革中造管卡压的反，但却未造到保密头上。文革要突出政治，要讲阶级斗争，这样，保密反而要加强。
　　
　　　　有一天批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斗到后来，公布他一项罪状：窃取国防机密，要他主动坦白交待。他说没有，大家就呼口号。最后揭发者亮出了底牌，抄家抄出的他的笔记本上，赫然记载着我国各类舰艇的各种数据，尺寸、装备、继航力、武备，一应俱全。
　　
　　　　保密规定是保密资料要记入保密本放在办公室，这还是“秘密级”，而绝密级只能存放在保密室。而他是个不能接触密级材料之人，却把机密甚至绝密材料弄回家。这还得了，他又意欲何为？大家兴奋起来：弄不好挖出个美蒋特务？
　　
　　　　他一句话弄的大家如泄气皮球，工宣队也目瞪口呆：我交代，我是从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外杂志上抄来的……
　　
　　　　后来“０９”核潜艇试航时也遇到类似的事。０９是毛主席亲批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但不管功归谁活却要老九干，而老九中却有接触密级之分的。我们都住在大连老虎滩海（军）招（待所），而有个“内控对象”一个人住市内。可偏巧他设计的部件出毛病了，我们就打电话问他怎么修。他遥控指挥，可别人就是修不好。后来没办法一直请示到北京海军大院批准才能让他上０９，那天他上艇时响起广播：“海军官兵注意，今天上船的什么人都有，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保密。”他知道是说他，低着头目不斜视的走到指定岗位，默默的修了起来……
　　
　　◇　七二一大学
　　
　　　　按照毛主席七月二十一日的指示，和大炼钢铁遍地小高炉一样，各地都办起了以七二一命名的大学。我们研究所也办了一个，招收三十多个学员，教师则由各室抽调，我妻被抽去教理论力学。
　　
　　　　三十多个学员中最高学历是中专毕业，最低学历是小学毕业；年令最大的己过四十，比老师年长十岁。
　　
　　　　我们这个大学为期两年，基础课专业课都有，是液压专业。
　　
　　　　我妻教的吃力，学生听的吃力，如何能讲的让学生听得懂着实费了一番心血；而批改作业改卷子工作量也不小，考卷更是惨不忍睹。在家中我也投入了，不能讲“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但至少也有一块。有的学生再用功也是听不懂，小学毕业你给他讲力的合成分解他怎么明白呢？但大家都很用功，因为研究所中专生是弱势群体，他们想弄个本科。谁知道这个七二一文凭后来无人认帐。
　　
　　　　这时我儿子上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记不清了。一天从学校拿回来一把二胡要买下来，一元五角一把，从此家中整天响起二胡声。不久就能演奏赛马等曲子，还在全所联欢会上表演一曲，这样儿子也和老爹一样，出了名了。
　　
　　　　接着就出了个“事”。美国之音教英语九百句，儿子又起劲的听了起来，我也不管他。谁知听到美国之音讲谁需要教材可以去信索取，他竟然悄悄给“敌台”去信，过不久真的把印刷精美的一套四本英语九百句寄来了。信在传达室己引起人们关注，后来领导问我怎么回事，我实话实说。这时文革已有点强弩之末后劲不足，只是叫我注意影响。
　　
　　　　儿子学英语更加起劲，四本精美的九百句成了他夸耀的资本。大人孩子都羡慕的很，但却没人胆敢步张旭东的后尘去“里通外国”。
　　
　　　　儿子真是好样的，不愧是“反革命”的后代。
　　
　　　　但这小子后来到美国跟詹明信受毒害竟背叛老子成了“新左”。打电话问他，他说和李宪源平常心态毫不沾边，是学术上的新左。下次见面好好审查一下，如果撤谎看我不揍他！
　　
　　◇　我所的造反派
　　
　　　　我前面提到过，我们所造反派有两大派，一派叫解放派，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
　　
　　　　无革派的成员，大多有点偏右。其成员中党员积极份子干部较多，受到军宣队支持；和北京七院联系密切，对院长刘华清等人持“保”的态度；也造反也批斗干部，但干部的评价是比较温和比较能掌握政策。另一派解放派是和上海工（人阶级造反）总司（令部）联系，属正宗地道的造反派；比较冲，比较左。
　　
　　　　我妻是无革派，我总的是倾向这一派，但在室里我反而在造反派一边。以前提到，我曾被作为“走资本主义的实权派”也简称“走资派”被斗过，但后来看我能回到毛“革命路线”上来就接纳了我，而我很快因为给他们出主意而成了“造反派”的实权派，在后来斗我初期对我还是“保”，后来看我“豆子”太多，就划清界限了，当然，人家在后来也就不要我了。但对我却始终友好。而令人奇怪的是两派在斗我的问题上，似乎都有点“手下留情”。
　　　　我彻底解放重新“掌权”后，几个斗我的骨干有点担心我“秋后算帐”，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小黄扬言有我在他不可能入党，而恰恰是我支持地对他菅财有疑力主不为贪污。而专案组组长李某调离本所时他“没有料到对他如此肯定”的监定出自我的手笔，另一位斗我最狠的主将原是我的棋友，连他的朋友都气愤的讲，张迈要再和他下棋就不是人，但我对他采取了谅解的态度。后来在棋桌上他送我“大海龟”的雅号，固然有棋风上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我宽容心胸的肯定。
　　　　我有一个榜样：708所李所长文革时头骨被打碎，在清理三种人多次向他了解打他的是谁他坚不吐实，多年后再问他是否真不知道，他说，我当然知道，可是至今不说。
　　　　我们所两派头目后来大多被斗。但后来不少都混的挺好。
　　　　例如无革派陈某后来把海水淡化舰艇供水“军转民”搞饮用水成了气侯和美国百事可乐合作在上海轰轰烈烈；解放派朱某把输弹机改造成民用托盘输送机在全国推广，而两派室一级头目及两派骨干很多人都成了技术骨干改革先锋，很多人都评为高级工程师。
　　　　我认为造反派就是过去的右派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右派由于毛的打压而“永世不得翻身”而造反派由于毛的支持而扬眉吐气，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对执政者不满，对现状不满。都是善于思索敢于创新的人，思想敏锐能力很强，关键是导师指错了路而摔了交，可喜的是总体上没有采取像毛对右那种扩大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这样，这群人一旦转变，就又成了改革开放的主力军。
　　
　　◇　问题讨论
　　
　　随意思（网友）：
　　　　老张在文革中的上述“反革命”言论已接近张志新了，却没挨打坐牢，只是有惊无险地在小范围批了几天。可见文革实际的“恐怖”、“残酷”程度，并不象现在宣扬的那样严重。
　　
　　张迈：
　　　　“接近张志新”，我不敢这么讲。张志新对问题的认识比我深刻的多，她的骨头比我硬得多。你把我和她比，实在实在是高抬我了。
　　
　　　　没有挨打坐牢是实，但“有惊无险地在小范围批了几天”不知你是如何得出来的。我提到过千人大会吧？
　　
　　　　我记得是前前后后三个多月，接着就是下工厂到农村改造，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再写就是“抗大”式了，就是“隔离”，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不准回家的一个多月。我一点没有你那种轻松感。今天，人们是这样珍惜自由，一天，那怕剥夺你一天自由，都会受不了。
　　
　　　　当反革命被批斗并不好玩，所以我感觉时间过的特慢。
　　
　　　　你前一句把我捧高，后一句说的轻松，前后对比反差不小么？可你这样做是为后一句话：“可见文革实际的‘恐怖’、‘残酷’程度，并不象现在宣扬的那样严重。”
　　
　　　　对这句话，我实在难以同意。
　　
　　　　就算是我的“罪行”和张志新同样严重而没被抓被杀也证明不了你的结论。因为：
　　
　　　　１，“罪行”大小是客观存在，处理轻重则重在表现。我是主动坦白的，是自已倒出来的，这和志新不同，此其一；再就是斗到后来革命派胜利了，我承认自已是反革命了。这是我和志新根本的不同，把我和她比，我无地自容。
　　
　　　　２，处理轻重要看掌权者的态度，有时从重从严，有时从轻从宽，由需要而定。而我有幸的是他们需要树一个“这样反动严重死硬的反革命我们也能斗服，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典型。工宣队不是讲过“像你这样老早捉进去了”吗？可见我客观上己具备了坐牢的条件。如果我硬顶到底，那就是坐牢；再硬顶，杀头也是可能的。
　　
　　　　再就是我没有被抓被杀并不能减少文革惨酷恐怖的程度，因为我从来看到有人宣扬“反革命抓光光死光光”这种宣扬。你不能找到我这么一个没被抓被杀的反革命来否定文革的恐怖和惨酷。
　　
　　　　就拿我写的东西来说吧，我一个无权之老百姓就因领导听过我出的主意就被斗，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自已敲着锣游大院。算不算恐怖残酷？
　　
　　　　我“解放”后在办公室休息时间看聊斋，就以长矛武卫为后盾把书收走。而性格如此强、吃软不吃硬的我忍气吞声。这是不是残酷恐怖？
　　
　　　　难道我非要被抓被杀才算恐怖残酷吗？
　　
　　　　文革中残酷恐怖之事太多！太多！！太多！！！还不是“宣扬”不“宣扬”的事情，这是事实。
　　
　　　　随意思可以从“宣扬”中找出可以否定的东西，也可以找出不少并不那么恐怖残酷的事例，但却千万别试图否定文革的残酷和恐怖。因为这是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
　　
　　附：背景注释（——青近军）
　　
　　◇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于是１９７０年一月中央三号文件下达后开始的，所以当时各单位主持这个文革运动中的“运动”，而特地成立的机构，一般称为“三号办”。
　　
　　　　从一月始至三月下旬，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也即大开杀戒、连续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不少人的阶段。到三月下旬中央十七号文件下来制止过烈的做法后，这“一打三反”便以各单位内部审查批斗处理的方式进行了，直至当年年底才结束。
　　
　　　　张迈兄所说的情况，无疑就发生在三月以后的时期中。如果是发生在一、二月间，按张迈兄所述那些条“罪行”，你可能就会没有命了。
　　
　　◇　“一位手持铁矛的‘文工武卫’队员来到我身边”
　　
　　　　由张春桥批示，上海市于１９６７年８月，成立了由“工总司”等造反派人员组成的“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１９７２年８月，“文攻武卫”与上海市警备区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成立了上海民兵指挥部。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即予撤消。
　　
　　　　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文攻武卫”属下组织，是由身强体壮的运动员们搞的“上体司”——“上海市体委革命造反司令部”。钢铁长矛，藤条帽，便是“文攻武卫”队员的特征。
　　
　　◇　“竹筒倒豆子”
　　
　　　　所谓“竹筒倒豆子”，就是连哄带骗，让被审查者说出一些甚至仅仅是他本人心中的某些“有问题”的想法。便以此抓住，无限上纲上线（即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线”上），再视情给予其整治。
　　
　　　　“竹筒倒豆子”这俗语的本意，是指只要竹筒倒过来，原来筒里的豆子便全会一粒不剩吐出。在运动中，就以此形容，让人将自己全部思想（包括所做之事情）全部交代出来。
　　
　　◇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毛泽东的文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当时全国通用的“运动”武器，天天读，天天让被整的人学习。而其中最常用来进行心理攻击的，就是文章中某些段落：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在这里，“你们”巳不是“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了，而是指被审查者。
　　
　　　　“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
　　
　　　　——这段的重点，是在“家属”，心理威胁不小。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
　　
　　　　——这是最后通谍。学习这段时，有时便伴有所谓“宽严大会”做榜样，“解放”几个实在找不出问题的人。同时，让公安局抓几个所谓“戴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毛泽东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用语）的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的人，并以此威胁引诱所余多数人“交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