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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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制止武斗的再次努力

我极力主张不要主动出击，只能自卫，自卫的时候眼看能打得赢就打，不能自卫的就放弃单位，出去投亲靠友，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赶火车去内江，去成都，反到底几十万人分布到四川各地去了。也有少数去了武汉，但是不多，有四个文艺团体在武汉为钢工总和空军演出，就留在那边几个月不回来。反到底内部就有人反对，说我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十多二十万人去成都，各个对口系统都住满了，个人去的没有人接待，饿得不行就在街上拿凉粉吃不给钱，梁兴初说你们的人到成都抢凉粉吃，给我弄回去；我说梁司令员，你连接待工作都作不了，这是你的耻辱，就给他顶回去。我说回来过不了内江，到了荣昌也进不了重庆，回不了单位，他问有你说的怎么严重，我说你不信试一下。他们果然派人送了一批回来，结果在重庆站遭到八一五殴打，一下车就没有人负责他们的安全了，八一五不打解放军。

省里面派了武斗调查小组，制止武斗的工作组，周恩来也派来温白桦和谢文欣他们两个来，调查制止武斗，贵州的李再含也来了重庆。好多次把我们叫到五十四军去，做劝说工作。中央军委也派了一个名叫陈斌的中将，到重庆来制止武斗，组织了制止武斗的工作小组，我和周家喻都参加了，专门制作了一个制止武斗的旗帜，红边黄旗黑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制止武斗小组”，几个车子无论开到什么地方都要放行，都说是“黄龙旗车子”来了。解决杨家岭武斗、空压厂打清水池、沙坪坝、工总司都去过，有些地方我也跟着去看看，不是每个场合都去。那个时候重庆的武斗点比今天的伊拉克多几十倍，一打起来，双方都打电话说遭对方打了，是非难分。

一次江南铜元局发生了武斗，工总司派出的制止武斗工作人员名叫谭学逸，是二轻墨水厂的一个干部，是工总司的一个联络员，他为人很正直，也参加了武斗制止小组工作。这一次随着车子去江南准备制止武斗，戴有五十四军和革筹组的制止武斗袖章，一半红一半黄，吉普车也插了黄龙旗，在过汽渡的时候，八一五不放行，这一次五十四军耍流氓，要他下车去招呼，本来是应该815本派的人下去招呼，结果他被八一五用钢钎捅死了。他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和任务的，五十四军连公道话都不说，派性太严重，尸体回到军部之后就要我们去领走。他夫人是个医生，受到这个打击之后神经失常了，他留下一个小女儿，到底是怎么长大的我都不清楚。

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温白桦找我谈话，说总理希望你起个好的作用，能不能说服造反军带个头。他还说我也跟总理说过你的处境，也很为难。白冰插话说，军工对黄廉是有意见，有人甚至说他是叛徒。温白桦说，不管怎样，要相信中央，相信总理。刘结挺说，恐怕全国最后都要如此了，这个形势恐怕不能继续下去了。我说，只要一放下武器，就是任人宰割了，反到底不把我撕成几片才怪。张国华说再拖延下去性质就变了，你自己表明态度，不要管军工听不听你的话，少数人的问题你就不要管了。鲁大东说你要注意安全，谨防别人在背后捅你一刀，要回家去叫市委给你派车子，一听鲁的腔调就知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我回来之后，下去跟各个组织商量，走一个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团说这是把我们的命拿去，军工根本就不让我去，真有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味道。也有一部分人找我研究形势，我说温白桦不会撒谎，是周总理的意见。最后我回到工总司，我是一把手，就履行一下职权，把造反军全部13个勤务员，都集中到文联开会，我说一定要交枪，时间也只有两三天了，省革筹和总理的联络员都是这个意见，十号十一号再不交枪，就要宣布为非法武装组织，当作国民党和土匪来整了。很多人流着眼泪讲，老总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说如果离开了十六条，离开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了宗旨还拿着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乱打，那是不行的。我说我首先缴枪，全体勤务员都流了眼泪，说就听你的吧，看交枪之后是个什么后果。

我至今对老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交枪的。我叫朱正昆拿笔来登记，大家把自己的冲锋枪、手枪都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就给张政委、温白桦和五十四军打电话，说工人造反军决定首先交枪，明天一早送过去。结果五十四军反而有些紧张，更多的是被动，军长和政委都说料定黄廉办不成这个事情。第二天我们出动六辆卡车，敲锣打鼓地送枪到五十四军去。我们一交枪，军工就很被动，内部恨我的情绪就更加上升了。

有人带头就好办了，我去江北郊区的几个武斗连队，跟他们开会说要交枪，有人哭起来，觉得此后命运难测。最后还是说服他们在期限之内，把武器如数上交了。最后有人说，他拿到枪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要求打几发，这样我们就到稻田里安排打靶，每人三发子弹，满足一下小孩子心态。第二天下起滂沱大雨，各个分部都来交枪，交枪持续了一天半。第二天军工也去交枪，五十四军只是派一个人来登记，连避雨的地方都不提供，开水也没有一口。枪支在大操场堆积如山，机关枪一堆，步枪一堆，老三八式一堆。他们五十四军的心态就是那个样子，看到我们交枪反而像是不高兴了，白冰副军长表扬我说：黄廉，你这次又放卫星了，又出风头了，张政委和周总理都要表扬你，你知道吧。

下来温白桦跟我说，黄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郑重宣布总理说应该给你表扬，你这个头带得好。昨天我跟五十四军碰头，他们估计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我说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温白桦说你这么说就对了。那个时候真是“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个混乱阵仗你没有见过，那个时候好在有毛主席在，还招呼得住他们。

在省革筹的监督下8月20日曾经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保证伤员的正常治疗。我们是九月九日交枪的，在八号的警备区会议做了表态。反到底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保证立即把武器上交。交枪之后，我的主要事务就是做内部的思想稳定工作，有的说交对了，有的说交错了，局部地区还在发生问题，这里告急，那里告急，我本单位木材公司也告急，这就越发埋怨上交错了，那些时整天就是忙于做这个工作。至今有人说我们当时是“抢先上交”，说的多么轻巧，好像交枪这样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取巧似的，这个人很清楚当时的情况，今天也已经年过花甲了，还这么说，恐怕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了。

10月底的时候，通信兵学院红色造反总团请我们过去做报告，财贸井冈山的宣传队跟着去慰问演出。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十来个头都参加了，我记得有李木森、邓长春、段炳森、胡兵、汪有根、朱正昆这些人，军地造反派联合通报情况，交流经验，讲大联合和制止武斗的问题，算是进行友好访问。军校的对外番号是412，位于歌乐山的林园，解放前是国民党主席林森的地方。去了之后，学院造反派和院长都出来欢迎我们，请我们先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提出来我们跟他们的战士和学员作一个报告，介绍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精神，以及反到底受压的过程，邓长春和李木森先讲，他们讲的都很短。我最后作主报告，我讲了两派的分裂过程，一派夺权和二月逆流，最后中央文件否定了革联会，成立革筹组。会餐完毕之后，他们几个人先要回去，要我留下来看宣传队的演出。

在演出表现武斗的当儿，八一五观点的对立派冲击会场，向演员扔石头扔凳子，学员自发围成一圈保护演员，看戏的人也进行反击。我跟院长说干脆结束演出算了，发生冲突打伤人多了不好，演出也已经无法顺利进行了。他们就送我去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等着，准备调车送我回去，安排我进警卫连连部。我正在那里与指导员摆龙门阵，外面的战士来报告，水对立面的人带枪冲击警卫连，连长和指导员说一定要把他们阻挡住。接着就报告突破了第一道岗哨，到了第二道岗哨，我对指导员说我还是离开比较好，这个指导员非常负责任，他说你一定要等一等，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这个危险的当儿不能离开，出去有危险。接着就听见外面一个排长在那里高声宣布，我们是执行勤务的，没有介入两派，念了三条纪律。结果没有起作用，外面越喊越凶，又听到一个声音发出警告，解放军一定要执行九五命令，你们不能再继续冲击了。然后就是朝天鸣枪警告，两声枪响，这个大概引起了对方开枪还击，接着就听见密集的枪声，不是一支枪，而是群射。我说一定要走了，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派黄大德护送我从后面下山，走出来经过一个坝子，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里，有的人手上还拿着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军装的，起码有二十个人，走楼上几个战士把冲锋枪靠在栏杆上，倒在地上还有人喊口号要与“麻联总血战到底”。

我插身走过坝子，精神还不是太紧张，跟我一起去的警卫员吓坏了，说老总伤的人可不少哇，我们从营地8点多下山，后山根本没有路，就是从灌木丛中间挨下去，最后经过一片农田。我把军大衣交给警卫员，他随手穿在身上，下山之后大衣被汗水湿透了。下山就到了重庆大学的后门，我就听见八一五的广播在叫：反到底的头头到412挑起武斗，现在打死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50余人；反军决无好下场。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了，八一五的广播都全部开了，都是同一腔调。走到小龙坎的时候，学校首长派了一个中吉普赶上来送我们，上车的时候就看到五十四军全副武装往这边开，我们就一路上给他们让路，我数了是九辆卡车，他们数了说是十二辆，总有两三个连的兵力过去了。

我回到体育馆，六大司令部的勤务员全在，也有一些避难的干部坐在那里，他们都吓坏了。我一回去他们就问我是怎么回事，这些人都没有主见了，等到八一五全市的广播过后，我们的广播才打开，也是几条标语口号式的表态：坚决支持412警卫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向解放军开枪有罪，解放军自卫开枪有理；决不容许冲击解放军的营地。我又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告全市人民书》，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张国华政委，他问我，是请你去，还是你自己要去。

当时我们都认为五十四军要派人保护体育馆，防止对立面恨可能要发动的冲击，结果没有。我打电话告诉白冰副军长，他说知道了，你不应该去，我们找警卫连不找你。第二次打电话找白冰，他说不谈了，解放军有自己的规矩。我在重庆呆了一天，怕五十四军搞小动作，家属受到影响，我就与工总司的人通报，问有无必要回避一下，大家都认为非常合理，还做了一些安排，要在回避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说自己为什么要到412去，这是受到他们的邀请去作报告，有讲话录音为证，有412广大官兵学员为证，宣传队演出受到袭击，现场有几千人目击，我们保留向成都军区、党中央汇报的权利；目前没有领导找我们谈，我们也不借机制造任何舆论，不管对方如何挑衅，我们都保持最大的克制，等待上级派人调查，我们相信解放军能够解决问题，相信军队主管部门和党中央的调查处理。我们当时考虑如果去成都，会给省革筹添麻烦，去北京也不是很合适，干脆走中间路线去武汉。

三天之后，找到钢工总的联络员陈兴明，他在东方红36号船上工作，当天晚上上船，给了我们一间一等仓。那个时候造反军管财务的手上也没有钱，大家凑了些钱给我，不足100元钱，我和妻子女儿一起都去了武汉，还派了任世成给我当警卫员。

到武汉之后我找到钢工总的朱鸿霞，他安排我住到青山那边去，离市中心比较远。当时是大雪天，我在那里整理给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我在那里还见过夏邦银，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工人师傅，他加班完之后赶到青山，说要请客，找了一个馆子，弄了鸡汤、脆皮鱼什么的，很丰盛吃了一顿，他告诉我重庆来武汉的军人不少，要我小心谨慎。钢九一三李想玉的手下来找我，叫我写一个收条，给120块钱，说是不用还的，还送了一些重庆方面的材料给我，传单上面都是一般性的辩论，说是要追查真相什么的。材料写好之后找朱鸿霞，他正在空军办的学习班里面，他说战争一发生不得不死人，解放军也不会听你的命令，也不是你下的开枪命令，怪不到你的头上。过了几天朱鸿霞又把我安排在珞跏山下的一个干部家里，住在武汉大学里，住了半个多月，刘丰来见过我，提到反到底宣传队在他们那里演出的事情。

前后住了一个多月，我想回去，老婆还是不放心。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才找到温白桦，他说他已经回到科学院了，不清楚情况，叫我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他。过了三四天我打电话过去，他叫我不要问这个事情，也不要去跟别人辩论，他说这个事情已经通天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了，叫我听候中央调查结果，他说回去没有结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我就选择从西安经过成都的路线，到成都之后李大章见到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尽遇到一些大事？叫我住下等着，也是吩咐我不要出去辩论这个问题。我在锦江宾馆，邓兴国过来问我情况，说最后他说那关你什么事？但是还是担心我的安全，他派人到宾馆里面来守着。这个时候省革筹在开一个建设方面的会议，喊我去会议上吃饭，会场就碰到很多熟人。梁兴初看见我，歪着个颈子过来，拿着筷子指着我说话，他说你到成都来也不跟我们打招呼，你把解放军打死了几十个。我刚刚要说几句辩解的话，他自己接着说，秦文斗我们已经抓起来了，警卫连全部遣散。后头我听说中央派了调查组做出结论，小道消息传说的结论与朱鸿霞的分析差不多，梁兴初没有服气，在“批清运动”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又重新提起，要我交代，我说自己没有权力回答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审查我，又提出来，我干脆说我不知道，后来判决书倒是没有列入。

张国华曾经告诉我，说毛主席喊我们去看武候祠门上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法无定法然后只非法法也、天下事了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中央几次开会解决四川问题，我很希望总理提这个事情，作个结论，他总也不提。因为我没有与他们学校的对立面打过交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传说被警卫连开枪打死的人里面，有叶剑英的孙女儿，如果没有毛主席开口说话，加上后来他自己也倒了，不然恐怕要整死我。



十四、 从315指示到427的戏剧性转换

1968年三月，在北京政治学院集合，这是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几条指示，每一条都是对八一五极为不利的，把67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了。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还说不让反到底批判李井泉，他们只有扎一个草人批判，这也做得过火；引用毛主席的原话，说《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军队也挨批评。

315指示下来之后，八一五达到要瓦解的程度，熊代富只有一句话“完了”，吴庆举说“没有啥子想头了”，周家喻躺在床上连床都不起，精神上基本上都垮了。周家喻本派的人也骂他，说他不该写那个《大局已定》的文章。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我们连续组织了几篇文章进行批判，一批二批三批。

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尾巴是翘得很高的。小报把毛主席的话用红字排印，一个字有鸡蛋那么大，有人找到我说，你给找一张这样的报纸，我给你五块钱。造反军下面的刘祖贵在八一五派蔺习廉背后喊他：站到，听我传达最高指示“《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蔺习廉气得全身发抖，又想打他又不敢，那个时候八一五就像投降时期的日本人一样。这还是在北京，在重庆就更加不得了。我喊周家喻出去耍，他一肚子怨气对我说，我倒告诉你，黄廉，政治斗争就象战场上的事情一样，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梁兴初、韦统泰打电话给周家喻，给他出点子，说要稳住阵脚，沉着应战，夺取胜利。周家喻每天守着梁兴初，那些八一五的女的守着梁兴初哭，五十四军各个机构都一齐给中央打电报说想不通，重庆的一些学校里面为宣传315指示又发生抓扯。梁兴初就拿着这些把柄去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武斗又重新起来了，他就是拿着这三条理由去扯皮。

4月27日，毛主席批示又出来了，跟他们讲一讲，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接着就是刘张两挺作自我批评，张国华作自我批评，两个军表态。50军曲克济政委讲话，他说315指示下来了，他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抓住了四川文革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是公正的、贴切的，派性是个教育问题，我们军队要帮助和支持左派，让他们深入地学好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教育他们，我们军队要永远支持左派。孙洪道军长讲的很简单，他说中央对四川问题费了很多心，我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对四川的期望，两派都要多做自我批评，历史上骄兵必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否定了主流，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要依靠左派。五十四军讲话就有点恶狠狠，他们说派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私下拨弄，背后有黑手。

反到底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喊最高指示了，很多人都来找我表白，说他们没有出去喊这个，我说个人不能代表全派。我对周家喻说，反到底的人没有懂得骄兵必败的道理。造反派不是没有缺点，毛病是很多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激情相结合的产物，要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更加不行，勇气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政治眼光和长远考虑是很致命的弱点。我眼睁睁地看着因为翘尾巴而断送了一个大好形势。整个八一五对梁兴初真正是感恩戴德，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有三个：第一是梁兴初、第二是韦统泰、第三是何云峰（与54军换防之后的13军政委）。他问我最感谢谁，我说以前我很感谢周恩来，每到我困厄的时候他就把我拔出来，后来我感到每当我要按照毛主席的路线继续革命的时候，就挨了他的巴掌。周家喻说你没有良心，周总理对你不晓得有多好。

十五、 进入革委会

1968年在北京政治学院办学习班，协商成立革委会，省革筹郭一明作我的工作，他是省革筹的秘书长，他说鲁大东也来了，你考虑一下结合干部的问题。我说开个会大家来讨论，他说我们个别征求意见，我说还有那么多干部，要让我们有个选择余地，隔两天再回答你。我去问刘结挺，他问我自己的印象，我说副市长岳林很正直，也是个老红军，原则性强，还有就是觉得王默林可以，他算是多年来受鲁大东压制的，文革中间没有出来过，私下里是同情反到底的。刘结挺问张一挺行不行？我叫反到底把他们接去北京，鲁大东对张恨之入骨，说他陷得很深。王默林说要结合叫军队来找我，不要反到底推荐，看不起群众组织，或者是刻意要与群众组织保持点距离。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干部凡是与鲁大东有不同意见，他就说你去找造反军嘛；岳林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他就说会上不讲可以下去找造反军讲，把工人造反军当成是洪水猛兽，用这个来威胁干部。郭一明问我，鲁大东怎么样，我说中央同意我就同意。晚上中央文革的一个干部杨问云来找我，说大东同志是支持你们的，我感到好笑。结果第三天，郭一明、刘结挺来找我，说总理叫我传达给你，大东同志基本上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参加过七大，抓工业很有经验，重庆是军事工业基地，结合他对以后搞好重庆的生产是很有利的，这样市里面结合的干部就确定下来了，既然是传达，我就不好反对了，何况有言在先，我提岳林他们采纳了。省里面的干部名单，邓兴国拿来给我看，李大章我是同意的，刘张当然就没得说的，张国华梁兴初是中央派的。

群众代表叫大家相互推选，不采取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坐下来一讨论，争论就非常大，军工对我意见很大，说黄廉是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写几篇声明之外，基本上没有贡献，不仅是文人无用，还有黄廉是哪家人马，我们还搞不清楚。吃饭的时候，刘祖贵跑来跟我说，你原来就是干部，现在还想革委会主任，没门。军工底下进行串联，说哪个敢选黄廉，当心下来挨捶。造反军的人就说，黄廉选不上，谁也没有资格上。五十四军趁机在里头挑拨，兰亦农、白冰、耿志刚故意把名单给军工，还特意圈选我的名字，拿去征求军工、西师831、农民造反军的意见，军工的人看了之后眼睛都瞪大了，说庆父不死鲁乱未已，就拿起笔来把我的名字划掉。

周家喻下来拍我的肩膀，说你要当主任了，今天我请你去吃烤鸭喝茅台。刘结挺说平时看你群众关系还好呀，怎么回事。干部有人安慰我说，你一定要沉住气，你的历史地位不是几个人能够否定得了的。在名单上面，省革委会结合的副主任人选上，我和周家喻排在最后两名，拿下去讨论之后，把名单划得稀乱。最后周家喻选为省革委会常委，我根本不选。刘结挺对我说，四川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这个名单只是征求意见，我说有没有副主任无所谓。最有意思的是邓长春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们都是幸存者，如果武斗时候一炮打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话倒是有理。

这个时候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参加写四川革委会成立的社论，我推荐了沈世铭和张怀真，他们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刘结挺就社论题目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就叫四川很有希望嘛，他没有说毛主席已经圈定了这个社论题目，只说你的政治敏感性非常好。吃饭的时候，他问我革委会成立之后，我怎么想，我说这几年来颠沛流离，想回物质局去当宣教干事。他说自己的烟杆原来有筷子那么长，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了，他抽了多少烟就是有多少烦恼，他问我：你去川报当个记者行不？我很高兴，说要好好干，争取以后业务好了，再给江青同志写信，请她帮助调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旅行。

吃完饭之后，喊钢笔指甲刀都要交出来，还安排三个人相互监督。王兴国在我左边，邓长春在我的右边，交代我要招呼他们俩守纪律，主席出来后不要往前涌，不要丢人。我说你叫左右看住我嘛，他很尴尬不好回答。六点半上汽车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座位是在第七排，我对王兴国说我们换到第二排去吧，他说不行，邓长春说何必呢，他们都忠实履行上峰要他们帮助我守纪律的指示。

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光头出来讲话，读了几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东方红响了两三遍之后，毛主席出来跟大家握手，招了招手就进去了。后面一下子乱了套，人们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桌子上的小喇叭都被他们踩乱了。主席台有周总理和康生，宣布开会，念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除了张国华梁兴初、刘张之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群众组织有七个副主任，周家喻是常委，我的左右王兴国和邓长春都是常委，常委名单念完了，里面没有我，王兴国马上把耳朵贴到我的胸口，然后竖起大拇指对邓长春说：心脏跳动无异常。过了一下子，郭一明和刘张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我说，黄廉同志，革委会委员的名单没有念，你是省革委会委员，我点了点头他们就走了。

出门之后大家上卡车走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天安门耍，十一点钟才回宾馆。郭一明马上就来了，说你跑到那里去了，有重要事情，两个军的首长都在等我。我问有啥子事嘛，要开我的批判会呀。我进去大会议室，里面坐了一圈，张国华问我去哪里了，我说这点小事还要汇报呀。他接着说：我跟你作检讨，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现在通知你：你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也欢迎你参加省革委会的工作。有些事情难以弥补，省革委会留了两个副主任空缺，是留给重庆市的。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主席操心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惭愧。他还说，你立即开始筹备重庆市革委会的工作，明天早上就回去作群众的工作，周家喻陪你一起去。他非常慎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说。

接下来是梁兴初讲话，他说：黄廉同志，我坚决支持你的工作，你们一派里头还有派，以后省里开常委会的时候，你一样参加，今天这个会是总理喊我们开的。接着是五十四军表态，说我们支持你的工作，明天派一个师长陪你们回去，重钢的纠纷一定要平息下去。李大章说：黄廉，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争气，你还是能够工作的，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成都的50军郑志士、孙洪道也表态，说你的工作除了群众干部知道以外，毛主席周总理也是知道的，将来我们努力做工作，我们也支持周家喻，你们先回重庆去做好安定工作，回去传递中央的精神。鲁大东简单的说了句：我们今后要合作。

传达完了之后，都是吹捧欢迎致辞。过了一下，周家喻上来了，我看出他一点也不高兴，张国华和梁兴初说，你们两个明天就回去，开始筹组革委会的工作。

关于毛主席的话，以后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什么“黄连苦、苦黄连”咯，什么“一棵树苗要培育浇水”什么的，毛主席那个会那么多话。以后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甚至副主任会议，都有我和周家喻参加，有人说你黄廉这个革委会委员也太特殊了点。

在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前，我和周家喻去重钢传达会议精神，整个重钢是人山人海，完全走不动路，范廷贵说干脆你们坐在车子上不要下来，找钢铁工人分道，把车子才开到主席台去。我们就是轮回做报告。

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去参加了，整个成都完全是人山人海，根本走不动路，整个城市搞得水泄不通，只要是大街小巷，都有游行队伍，硬是没有办法走。听说我们到了哪个地方，更是走不脱，我很担心搞得不好被人踩死了。邓兴国带我们避到新华印刷厂里去，给工人介绍说这是黄廉同志，工人掂了两捆毛选来送给我们，我说受之有愧，工人说我们就是印书的，需要的就可以拿去。我开玩笑问有没有红楼梦，他们应声回答说有，立马就去仓库提了一套给我。

参加省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就回到重庆，李大章代表省革委会来宣读文件，那个时候还在发生武斗。在成立革委会的前夜，二轻兵团打电话来说，八一五开枪打死了一个二轻兵团的人，在市中区所有树上都批了白花，像是死了人似的。我们开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时候，他们就组织抬尸游行，要冲上主席台，名义上是找周家喻的麻烦，实际上针对我。好端端一个会场，被他们一冲，气氛就完全变了。李大章说，黄廉，你看一看，这是你们那一派的人，武斗不停止，你制止得了吗？派性和武斗不停止，你副主任咋个当？兰亦农和白冰问我怎么办，我说把尸体接下来，派一个排的解放军把他们赶出去，下去帮助他们调查解决。直到3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个人根本不是八一五打死的，那个时候武斗没有停止，许多人去成都躲避，一个女学生从成都回来之后，与二轻兵团的人认识，喊过去玩，结果枪走火打死了。他们自己不好交代，就栽赃给八一五，同时他们二轻的头，对自己只结合为市革委会委员十分不满，所以就抬尸来闹会场。

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是一个当年帮助抬尸体的中学生，最近才在酒桌上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当年都是反对我的。起先军队扶持的革联会我们反对，在武斗反复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立革委会，也一样顶着巨大的干扰，武斗和派性一样纠缠入骨。我当时认为还是要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干扰，我到革委会工作以后，大量就是做群众工作，消弭派性和武斗，但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现象始终存在。

十六、 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学习班

1969年8月，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我感到派性没有消除，武斗断断续续，革委会工作的干扰很大，军队也有派性，执行日常工作的干部还是原班人马，群众代表起不到任何作用，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军代表里面同样有我们在北京所遭遇的问题，革委会的威信建立不起来，工作无法顺利展开。

我们都是忙着做平衡工作，反到底推荐的干部八一五必定要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参加革委会的人两边都要对等，一碗水端平，经常为此发生纠纷，甚至一派把一派赶出来。清队开始之后，也是一派清一派。我们自己也成了当官做老爷的一份子了，群众说你自己当了官就行了，下来反对我们干什么，反而在群众面前说不起话了。

26日我作为学习班的领导成员之一，在灌县水校办学习班，全省各专县合计有6000多人参加，军队干部与省革委会和中央的想法并不一致。在学习班中间传达了林彪的一号通令，军区司令员、政委，两个军的领导都在那里，喊大家不要再争论了，战争很快要打起来了。在会上，张国华、谢正云、茹夫一都做了报告。

学习班根本不学习，很多人已经是各个单位的主任副主任了，基层看来都已经是大官了，军代表也不见得管得了。许多人行为仍然是欠检点，一些人甚至消沉到去偷老百姓的瓜，有一天我们寝室晚上没有人了，第二天山上的道士打电话来说，你们的人把我的狗打死了，原来以为是土匪；有人玩得命都不想要了，在都江堰进水口那个地方打赌，下水去比赛谁先游到对岸，水流太急，下去之后个个都喊救命。派性本质上还是无法消除，我确实是忧心如焚，军队也很恼火，准备抓办几个头头。我也无法可想，自己也脱队去成都耍。

我在成都找到田禾，跟他商量调动几个人，去把《四川文艺》恢复起来办好，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个方面的东西，就推荐陆启、王已时和李天鑫。正在跟田禾聊天的时候，省革委会办事组长郭一明来了，多的话也不讲，要我立即上车去双流机场，我看见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省革委会和军区的领导都在飞机上了，到北京之后，一车就拉到京西宾馆。我问李木森时怎么回事，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回答说，中央准备第三次解决你们四川的问题。

晚上就正式开会了，刘张就没有上主席台了。台上有周恩来和康生、陈伯达、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没有江青。周恩来主持会议，还有几个军队的干部。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首先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毛主席说从前是这样，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找来解决四川问题，有些是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再来问一下，王茂聚同志，在攻打泸州的问题上，你调部队过去，有这个事情没有？王茂聚回到说：当时泸州一派受压，我们不去支持，一派就要被消灭。康生跟着说：我看你为人还算老实，是个木匠出身，办的蠢事也不少，身为政委，怎么调动军队去镇压？王茂聚回答说：这个事情我向总理请示过，周不吭气。马上康生就转移话题，问彭家治来了没有？听说你把石油局的车子都开出来了，全部开出来干什么？真是败家子，什么英雄，搞武斗也是英雄，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你英雄好好当嘛，当败家子干什么，我看你干坏事也干不出。康生又问邓兴国，你派性克服了没有？邓兴国写了个东西准备了发言，当时一着急找不到眼镜，双手在桌子上到处摸，康生说：你是工人，还戴了眼镜，不象个工人。邓兴国回答说：我在努力克服，派性是两方面的问题。康生又问，谁叫康自忠，你写了个啥子东西，说革委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结合也是一个形式，我们两个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接着又把郭一明点起来，说你在省革委会办事组，办的是什么事，你恐怕是跟派性办事吧。康生一个个挨着批评，最后抱了一摞材料，是刘结挺、张西挺、黄廉、周家喻反动言论录，康生边发边说，革委会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目前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革委会所用人员还是旧省市委的人，还是按照老原则办事，他把我的言论重复完了之后，马上说黄廉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康生说，你放屁，你说反复旧，我看必复旧。我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说我写文章就是给人看的。他又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是秘书工作，他问不是说是会计吗？这个时候周恩来说，听说你是海军的，周还回头去找李作鹏说这是你的部下，把话题岔开了，周说你还精干，也会写一些东西，不要再搞小报了，毛主席已经不看小报了，还是要克服派性。这样康生就说不起话了，要是让他继续骂下去我肯定要成反革命，在北京学习班不见得走得脱。

周恩来接着说，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看你们怎么搞武斗的电影。大家散开了，我在桌子上埋头记与康生的问答，周总理走到我的桌子边上，问我干什么。叫出去走走，他问我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见过蒯大富，五一六一概不知。周说你们夺权之后，还是要好好支持革委会，他提到刘张的派性问题，我说根子还是在军队。他还说，黄廉，回去之后，还是要把革委会的威信提起来，还是要依靠军队。这个时候周家喻过来了，总理说他，你这个知识分子也是派性十足，你那个八一五要注意一下派性。周家喻回答说，我们谈不上派性，总理说你们看了电影之后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54军已经调防云南了，13军入主重庆了，13军的何云峰政委和苏副政委，问我总理谈了些什么，我心里想你们13军不知道整了我多少黑材料，我没好气，说没有什么。李大章也过来问，我说没有什么内容。郭一明被康生骂了之后，简直是萎靡不振。周总理的谈话和态度，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解脱，13军对我的看法和谈话态度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喊人人过关，我没有理他们。

电影的名字是《突破口上红旗飘》，拍摄的是“武装支泸”的事情，康生一开口就骂什么红旗飘，我看是黑旗飘。影片里面有打死人的尸体，燃烧的钟楼，王茂聚去送花圈的场景，康生就吼，王茂聚，那个人是不是你，你看那个钟楼；影片中间有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康生就说你看派性害死人，你们真打敌人有没有那么勇敢，为了派性就这样；康生完全是一个义务解说员，从头骂到尾，电影放完灯一亮，康生说四川怎么搞得好，你们明天就去讨论这个问题。

陈伯达也讲了话，他说同志们要谦虚些，一个人要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检查自己，你们要克服派性，不要光看到别人的缺点，派性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能不能斗自己的私，你们要克服派性，我有一首诗送给你们：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周总理说伯达同志的话需要翻译，他说最后的几步才是最艰难的，保持自己的晚节，最后的几步路往往是最难以做到的。庐山会议之后，陈伯达出事了，我才知道那几句话其实是他自己的心境。

第二天开会就是要人人过关，我没有起来发言，何云峰跑来跟我说，你恐怕还是要谦虚点啊，他叫我们继续讨论。他出去一会之后回来，我看到他脸青而黑，说告诉你们一件事，王茂聚自杀了。中央军委派人到了现场，一下子就把尸体弄走了。我问内江市革委会主任段守章，他与王住一个房间，他说自己出去耍了一会，回来就看见老王悬在窗户上了。王老头个性很强，康生的几句话太重，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说，老王肯定不会是自杀，何云峰脸都变了，说黄廉你不要乱说，不要看中央领导对你好。

这样的会议一直开了半个月，会后就办大学习班，回去之后群众组织就都解散了。在会议上，康生就着冉庄写的小册子，批评“翠屏山上五棵松”的形容，问田禾你是一棵什么松，怎么刘张王国里边没有你的位置了呢？田禾说算了，邱会作说，怎么算了呢？你可以坐在我的肩膀上，会上一路都是批评，刘张两挺从此没有回过四川。我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周恩来，我也走不脱。会后就叫我和周家喻回去传达会议精神。

我们回来之前，周总理单独接见了重庆组一次，在四楼会议室。总理说你们这次回去，两个都要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正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安定团结，要支持革委会发挥作用，把生产搞上去；回去的任务是着重作团结工作，要批判刘张陷入派性的错误，克服派性很重要。我在会上谈了一些具体的困难，革委会虽然成立了，解决问题很困难，一些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但是军队依然有倾向性，清队也是一派清一派，名义上是团结，实际上是暗斗。周说你们两个要首先团结起来，军队要起主要作用，必须一碗水端平。何云峰说过去有对不起反到底的地方，但是不存在支一派压一派。周总理最后说：黄廉，刘张是有偏向性，周家喻你一派自认为有优势，都要作自我批评，你们两个就起带头作用，懂不懂起带头作用的意义。我们就回重庆了，后头各个单位分系统在北京办学习班，钢铁系统、军工系统、重点工业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去了几千人，这一次学习班主要是解决武斗和派性问题，没有成立革委会的要作检查，军队干部群众的学习班。回来之后，基本上是作了一年的报告。

在北京的学习班里，一些人对我有异议，说哪个修了，右了。市革委会给我传达了一个讲话，说李先念讲：在克服派性的问题上，有人说黄廉右了，下一次他到北京来，我看见他要跟他握手。后来有人回来跟我开玩笑，叫我快去北京，李先念等着要跟我握手。也是在北京会议上，邓长春和方文正被逮捕了，一派一个，省革委会讨论免去邓长春和方文正的常委职务，这给我们造反派一个明确的信号。

周总理的工作方法，还是比较讲艺术，头头们集中到北京去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把头头隔离了，我和周家喻回去给群众做工作阻力小些，做些促使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

十七、 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

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在群众面前检讨。70年传达总理的指示，要我们到工厂里去与工人打成一片，周家喻说我们被利用完了。市革委会开会的时候，还征求我们的意见，周家喻说他还是回原来分配的单位红光厂，我也说回原单位，岳林说你回木材公司还是当干部搞宣教，等于没有下放，要真正摸到机器，出产品。陈占楼说你还不到40岁，还可以学手艺。最后革委会为了开会方便，把我们两个都下放到长安厂三车间，他当车工，周家喻很年青学得很快，我年纪大了还是适应很慢，我开始也是车工，因为车床高速运转有点危险，书记就帮助换了一个工种，去请示革委会，上面只要我们在车间劳动怎么都好，至于什么工种他们无所谓，这样我就去开磨床，我过了两个月才慢慢适应了一些。

1971年4月底的时候，我的师傅方师傅对我说，你来了这么久了，师母还没有见过你，喊我晚上去他家里吃饭，我把周家喻也喊上一起去，免得鲁大东他们又说我搞派性分裂。

去了之后方师傅对我说，我在党委开会听说你们要去学习班了，不知道是好的学习班还是不好的。我说学习班还有什么好不好，方师傅说如果又是批判的学习班那就不好。4月30日晚上总工会开文艺晚会，我和周家喻坐在前三排的首长席上，左右的位子是空的，工会的陈占林说今天只有你和周常委是领导，等会你们上去献花。出来之后我的车子开走了，旁边的人说你们两位坐一辆车子回市委。到了之后，鲁大东、陈占楼和丁长河三个人在那里等我们，他们都很严肃的样子，陈占楼先说：黄副主任、周常委，中央有个通知，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进一步克服派性，是不是就请你们从明天开始就进学习班，学习班就办在你们本单位。周家喻还是回长安厂，他还很高兴。

第二天就换了华沙车，不再是伏尔加，送我回木材公司。迎接我的是书记和保卫科长，他们说前两天刚刚听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在礼堂的地下室将就，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安排小何、小梁和小刘三个人陪你一起学习，在你的帮助下，他们也学习一点东西，你们三个吃住都在一起，以后会慢慢增加人的。我问学习怎么没有文件，书记说江青同志不是规定了六本书吗？他们现去书店买了六本新书。

他们很愚昧，那些书哪能帮助反思五一六的问题呢？我读了《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之后，越发认定他们就是走资派，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学了这六本书，提高了觉悟，现在转入下一个阶段，主要是交代在北京怎么与五一六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他们干脆说五一六全部是单线联系，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子女，这样定五一六分子就可以避免取证的麻烦了，节约运动成本。我对陈占楼说：你们这个搞法是非常错误的，我的副主任是毛主席定的，你只是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办事组负责，关了我三个月不让出门，还要搞四不准，不准会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让家属探视，连饭也不让吃饱。

陈占楼说，现在是我们军队管这个事情，五一六有国际背景，还与拉美的游击队和格瓦拉有了关系，实际上但是谁也不知道格瓦拉是怎么回事，反正里通外国就是不好。旁边的人劝我好点说话，我说你们懂什么，他是我的下级。陈占楼还说从今天起明确，生活上丝毫不要克扣他，他自己出钱买饭菜票，但是要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回市革委会。我就反问他，你告诉我五一六有什么破坏性，他说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的，我问他反不反周恩来，他说凡是中央领导都反嘛。我说就是坐牢也要容许家属探视的，现在天气都冷了，我要看看家里的人。

我刚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躲着我，七八月份开始就有人想要找我谈话，我去厕所就发现厨房的炊事员，等在台阶上要跟我说话，他问我那些人到底要搞啥子嘛，我说他们说我是五一六，他告诉我外面在为我鸣不平，是军队与地方有矛盾。时间长了之后，看我的人也疲了，有一天我翻窗户进入储运科，给新华社拨电话找谢文欣，结果他不在，接电话的人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说我是黄廉，我说自己已经被人扣在地下室快半年了，是偷跑出来打的电话。

这下子可不得了，13军的领导，市委的处长，公安局的人，都来了。我说打个电话有什么不得了，他们说问题大了。训斥那些看守我的人，说他们无用，说从此之后要加强看守，吃饭上厕所都要跟着。开始是七个人分成三班昼夜跟随，慢慢地减少了，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就不来了，我就分析这个事情，判断外头绝对是出了大事情。有一天，外头一个挑潲水的人，趁人不注意，丢给我一个字条，上面只有几句话，说中央出了大问题，你要保重身体，他说是外面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叫我摔给你的，我认不到他们。

九月底的时候木材公司开批判大会，批判我这个五一六分子。我说光是你们说不行，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结果他们同意了。我就说，你们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事实，我来跟你们讲一讲五一六，北京最开始是有个五一六兵团，是从联动演化过来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你们这么多的科级以上干部和党员，毛主席说凡是要问一个为什么？我来了有半年多，走进门来就被关起，这一次清查五一六完全是人身迫害，是慢性谋杀，你们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我料死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这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反扑。从这一次批判会以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老婆穿着军装来接我，她拿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黄廉父亲病危，经鲁大东同志同意，并经市革委会常委讨论，准假三天。木材公司的人说，最好拿一个人跟去。我老婆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坠死在温都尔汗，你们这一次清五一六的事情就是他搞的。我老婆流着眼泪告诉我，因为你参加搞文革，从二月镇反到武斗，直到现在全市到处开你的批判会，你父亲一点都不明白，现在得了脑溢血了，你进去病房看看他。我进去看父亲，他双目紧闭，我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回答，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留下来了。回头找那个跟着我的人，我老婆说，他早就一溜烟走了，哪里还敢留在这里，等会你兄弟伙来了要打死他。晚上兄弟伙来了，我就给北京打电话，以前的号码没有一个有效，我问新华社，有个记者告诉我，反正是有人陷害你们。我要去市委找鲁大东谈一谈，大家都要一起跟去，我给周家喻的老婆打电话，她知道我出来了，也去跟鲁大东要人。我们到了市委，13军的陈占楼根本不敢照面，把李品灿支出来应付。

第二天我父亲就去世了，发丧的时候，大家要游行，我老婆死活不同意，说事情闹大了不好，父亲自己岁数大了，他也是太着急了。汪有根来致悼词，他是鲁大东的最爱，在悼词中间本来是要说“受到林彪死党的迫害把老人家整死了”，后来改成含含糊糊的说法“受到各种打击”，有四百多人到场参加，几十辆车子开起，口号越喊越变，最后说是鲁大东迫害死的。丧事过后我去找鲁大东，他说这个事情不怪我，办你的学习班是经过梁兴初批的，军委也是有人批了字的。各个单位起来揭发，在所谓的这次“批清运动”中间，他们又逼死了十几条人命，马上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了，我们总算又喘过一口气来了。

市委又给我们安排工作，我和周家喻又回到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去工作了，设在市委二号楼，由我们这些人去给那些被冤枉的人去赔礼道歉。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后，支左干部离开了地方，鲁大东这些人也参加揭批查。

十八、 鲁大东们的政治手腕

1973年新的阴谋又开始了，10月他们把我和周家喻找到省委去，分别进行谈话。参加的有李大章、段君毅、许梦侠、赵苍璧、明朗等人，谈话在省委四号楼举行，主要是给我做工作。李大章说你写给我们的信，我们都看了，搞五一六你又被错整，从二月镇反以来，你坐过牢受过打击，父亲也过世了，省委也知道了。事情都过去了，革命者的胸襟要宽广，你读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之后，才能调整过来，真正的辩证法是对军队的看法，他们支左立了些功劳，也有些倾向性，成都邓兴国他们好过点。我们也在不断的做工作，刘张他们站在一派当干部也不对，除了我们谈的这些事，他们也还有事情要找你谈。

段君毅插了个话，引发一个争论，我说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土改、公私合营开始，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都能够得到党的正确对待，唯独文革的积极分子多灾多难；大章同志，你是个老同志，你来帮助我解释一下，你们老同志受了打击，说清楚了就解放，对我们动辄关押、批斗，这就公平吗？比较以往的积极分子，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反革命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施展的吗？毛主席、周总理，甚至李先念都表扬我们所做的工作，你们不承认是什么意思，你们把我当五一六反革命来整。明朗说：搞错了就平反嘛，跟你道歉嘛，不打不相识嘛，经过一次考验更看清了你，你得到锻炼了，道是无情却有情，在省革委会的各个场合，除了你就是周家喻。

段君毅装哈，他说：黄廉，你是左派嘛，我算是个老布尔什维克，要对党和毛主席有信心，军队对你的看法，都是客观存在的。李大章起身离开了，说留下一件事，他们来跟你谈。然后段君毅就开始讲话了，问你一个事情，你是不是曾经想出国，是不是受到国外给你的信，说是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你知道不知道，切－格瓦拉你知道不知道，人家付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我左看右看，我看见赵苍璧、许梦侠也在相互看，我像是听到天方夜谭一样。这个时候，段君毅自己接上去说：你都不知道吗？看我不答腔，段君毅转而问许梦侠：梦侠同志你看呢？眼看要冷场，李大章的秘书周宏元赶紧接了一句，就像是一锤定音：派性真是害死人。

段君毅接着对我说：这是省委集体跟你谈话，是非常慎重的，今天我提的几点，你晚上加个班，把实际情况写清楚，明天我们继续谈。说完之后，很严肃的看着我。许梦侠说明天我有事情就不来了。周宏元说就是摆个龙门阵，跟你了解一下情况，我说不知道，他装着沉思了好久，然后一言不发。我用一张纸写了几条，第二天交给他们，李大章简单看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摆脑壳，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这个派性怎么得了？他又接着说，黄廉，你岁数不小了，还是抓紧时间做点工作，总理是看得起你的，也不要辜负毛主席对你的期望。

组织部长蔡学斌找到我，笑嘻嘻的说：如果不是这些老同志，说周家喻是叛徒固然要杀，你也跑不脱。回去之后，鲁大东对我说，揭露了这个阴谋是个好事，以前别人告你材料就在那里堆砌，你要他查他都不查。岳林说，不要计较了，这绝对是敌人在策反，要么是派性诬告，现在已经结案，要是真的还让你回来？岳林的话我还算听得进去。

有一次我和周家喻在一起，恰好鲁大东过来了，我对他说，鲁大东同志，我跟周家喻团结蛮好的，没有什么派性。鲁大东回答说：你们团结是为了矛头对准走资派，他指着自己说，你们团结我就难过了。就是同一个鲁大东，1975年竭力去推动批派性。

十大之后没有几个月，就有了反潮流运动，重庆出现了“十大宣传队”，主要是一些没有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组成的，领头人是王汉东，是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说我们进入革委会之后，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不管他们。他们要按照十大的精神重组革委会，在打倒鲁大东的同时要打倒黄廉周家喻，提出口号：要吃糖，不要走周黄，其中的走是指走资派。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以为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不久，就要推倒重来，这个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主张还要糟糕，在群众代表和干部中间，谁是决策人要搞清楚，有些干部结合进来之后，还没有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这个时候就去打倒他们是早了，聂元梓他们要搞公社，毛主席肯定还是革委会好，本身是个试验，要努力进行探索和完善，不能动辄一举推倒。

他们恨我入骨，刘连署是杨茂林组织的四个杀手之一，说在三中全会之后如果我们继续当官，就要暗杀我。鲁大东先是放任他们，在一边看笑话，说是造反派反对造反派，出我们的洋相；我们在内部提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办学习班提高认识，鲁大东置之不理；在外面鲁大东只宣传说他们搞乱了社会，说是有坏人利用操纵，街上的坏事都说成是他们干的，宣布他们是反动组织；对立加剧之下他们砸了派出所，警察在鲁大东们的安排下起来游行示威以施加压力，鲁大东一面向中央汇报表示手中没有尚方宝剑，无法办事。

鲁大东他们玩一石三鸟之计，拒绝听取十大宣传队的合理要求，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加深我们和造反派群众之间的隔阂；放任他们在社会上胡闹，借机在宣传上丑化造反派整个群体；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给他便宜处置的权力。一般善良的群众哪能看得清楚这么大的阴谋呢？群众有的一点点私心杂念，就被他们利用发挥到极致，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这个时候我给中央写了三次报告，王洪文看到报告之后，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这样就找我、周家喻、鲁大东去省委商量落实，说王洪文指示要解散十大宣传队。赵紫阳说别人的话你不听，王洪文同志的意思你还是要考虑，要我们讨论一个办法，我和周家喻草拟了一个意见，说在群众组织都解散之后，再成立组织是不合适的；他们做了一些过头的事情，被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以批评教育为主；我们建议跟十大宣传队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提高认识，他们的问题在学习班里解决；他们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市委一定要解决。省里就批准了，中央也同意，王洪文也说要得。

我和周家喻还在锦江宾馆睡大觉，鲁大东就连夜赶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去他的房间一看，满屋子是烟，厕所烧了很多文件。我们知道鲁大东肯定是要玩花样，我们打电话要市委立即派车，车子拖拖拉拉始终不到。司机来了之后告诉我们，鲁大东昨天连夜回去了，等到我们连夜赶回去，鲁大东已经把问题“解决完了”。鲁大东回去之后，要陈万明、李木森那一坨人，调动重钢的民兵，准备好棍棍棒棒都住在宾馆里，一早出动几千人把交电大楼包围起来，给他们宣布文件说是黄廉和周家喻起草的，抓的抓，赶的赶走，这样就镇压下去了。

我们车子一到重庆，我要司机把车子开去交电大楼现场看一看，他们也确实不成话，楼上用铁条焊了三个临时牢房，门上贴上字条“黄廉关押在此间”，还为周家喻和鲁大东准备了房间。造反派内部确实有很多事情，是对不起毛主席，很多问题矛盾看不到抓不准，力量误用了，等到真正复辟的时候，反而没有人起来造反了。

我后来几次追问鲁大东，他一推三六五，说他不知道，说都是民兵搞的。我们在组织解散之后进入革委会，群众的组织渠道没有了，小报没有了，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渠道基本上中断了，在革委会内部的工作中间，我们确实难以为群众落实一些起码的要求，隔阂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而加大，本来这一次在处理“十大宣传队”的事情上，如果按照我们的设想，是个跟群众见面、增加联系的机会，至少可以消除一些误会。鲁大东的高招加深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隔阂甚至是仇恨，他一方面宣布说是按照黄廉周家喻的意见处理的，一方面又动用民兵去执行，民兵的名义上负责人李木森、陈万明也是造反派头头。“十大宣传队”的头头王汉东，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确实在文革期间受压最深，我和周家喻不是不想帮助他，但是在革委会里面我们确实什么也没有做成。在鲁大东这样的老政客和玩政治手腕的高手跟前，我们当然只有“栽跟头”的份了。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各种设想和战略部署，无法真正落实，走资派拼命抵制和破坏，仅仅依靠当时造反派群众的认识水平，以及造反派头头象我和周家喻所具有的斗争经验，是远远不够应付的，我们在上面难以冲破当权派严密的组织体系，去监督走资派的各种花样和反攻倒算，下面难以回应群众的合理要求，甚至在“倒旗”之后还逐步失去了与群众的有机联系。十年文革期间，文革的积极分子如我，在走资派刻意安排的一波又一波的构陷和打击之下，我们自己最后也成了要为自己生存而奋力挣扎的孤立个人，而不是一股力量，因此文革的最后失败就有其必然性。

造反派很多人都没有政治斗争和领导经验，在很多问题上不会把握自己，不善于团结和合作，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头脑，我自己也只是勉强做到从做一个稳重的人角度去看问题。派性问题上我也缺乏足够的高度去做工作，至少是没有能够团结立场和利益一致的人。重庆大武斗死了那么多的人，估计有几千人，反到底这一边的人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之地，815派有他们的烈士陵园。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在沙坪坝公园埋了几个烈士墓，815的人利用当时军队支持他们的有利形势，把各个单位死者的骨灰都移到那里安葬。在当时反到底很多人被打死之后，多是就地掩埋，体育馆被打死的彭韧，就是埋在花坛底下，嘉陵江大桥的死者也是埋在桥头花园，长安厂修了一个烈士塔，南岸城建兵团的人埋在南山和汪山，都是自己去找地方埋，市中区不容许我们有造反军的陵园，埋在市区的不合法，强迫取出来迁移走，要不就威胁要取出来扔掉。文革结束了问题更突出，就这个事情，反到底有很多人来找过我，要作为一个问题来解决。我说人都死了，强迫迁移也要顾大局，厂区闹市区可以理解。至于一派有陵园的事情，留给后人去思考，有什么不好呢？从文革的全局出发，不要再去为死者的家属增添新的痛苦。如果干部或者军队干部高明一点，就不应该留下这样的差别和裂痕。今年春节的时候，邓长春去世了，我当时约了周家喻一起去邓长春家里，周家喻没有去，最后是去了815的陵园，邓长春是反到底的武斗总指挥，含意很明显。我们有些人就对他有看法，我说难道还要在死人身上搞派性吗？周家喻今天还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