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凡：平民记忆之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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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我12岁。到了春节就是农历猴年，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本命年。
新年伊始，我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是去买一套邮票。
去年(1967年)的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文中首次提到“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说法。据此，今年一月三十日，邮政部门发行了一套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的纪念邮票（即“文5”）。全套共九枚，票面的图案分别是：1.革命的文艺队伍；2.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3.革命现代京剧《海港》；4.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5.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6.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7.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8.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9.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面值均为8分。
我手里正好有些零钱，就很积极地到邮局去买这套邮票。买这套邮票比较麻烦，因为这套邮票先发行了前六枚，后三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所以我与几个同学隔三岔五就往邮局跑，有时还到两站路之外长阳路、宁国路上的杨浦区邮政支局去打探后三枚出了没有，把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买卖变成了一桩牵肠挂肚的事（后三枚直到五月一日才发行）。
一月三十日是春节。去年春节没有放假，今年放了，但报纸上一再强调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因此我们过了一个没有任何仪式感的春节，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年过了，寒假以后，二月十二日新学期开学，我们就读小学五年级(下)。从一九六六年秋季开始，新学年和新学期不断地接踵而至，但对于我们来说已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发行，书的封面上注有“内部发行”字样，书中的内容是毛主席从1927年至1967年关于教育的论述。
我们学生人手一册（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文化革命印刷厂印刷，1967年12月第一版，1968年1月上海第二次印刷。32开本，书很薄，仅30页，售价每册0.06元），在新学期开学后，着重学习的就是这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反复学，深入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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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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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来说，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的形势就从高潮向下回落。一月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在全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社会层面的斗争态势由此向各单位的内部收缩。
控江文化馆前矗立着的、高大的宣传栏已没有人在上面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于是有关部门就将其洗刷干净，派人在正面的整块版面上绘制了一巨幅宣传画（油画）：《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注：此画由倪震、葛维墨、秦龙于1966年创作，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之后在画报、书刊上及以单张画页形式大量印制过。1967年10月1日邮政部门发行的一套邮票（即“文6”，一套两枚，面值均为8分），其中第一枚的图案就是这幅画。该画的原作于1996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成交价人民币33万元。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场景就此落幕，每到吃了晚饭以后，宣传栏前的空地上重新开始聚集人群，他们不再是来看大字报，也不是来议论“文化大革命”，而是来求诸于换房的，上海话叫做“调房子”。
当文革的浪潮稍有消退，民生的矛盾就开始尖锐凸现，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得不迅速地转换。一九六六年底发生的“抢房子”的闹剧虽然没有人得逞，却反映出老百姓住房困难的问题日益严重。
在“调房子”的人群中，一些人拿着纸条或纸牌子向别人展示，上面写着己方房子的情况以及要求调换的条件。电线木头（电线杆）的四周高高低低、歪歪斜斜地也贴了许多巴掌大的纸条，上面也都写着“调房启事”。
在这种群众自发性的换房活动中，最主要的价值体现在：某一方想要用条件较好但面积较小的住房来换取另一方条件较差但面积较大的住房，以此舒缓某一方的居住矛盾。这是民间住房分配的自我调剂，政府对于这种缓解矛盾的行为予以默认，也乐见其成。
我家住的这个单元里共有三间房，目前的状况是：朝北的一间（409室）已于一九六六年末分配给一对哈尔滨在沪工作的小夫妻居住；朝南的一间（407室）约18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我们一家七口（父母及其我等五个子女），我们五个子女的年龄分布在3—12岁，而且继续在日长夜大，由此可见居住的问题很大；隔壁也是朝南的一间（408室）约15平方米（阳台不算），住着我奶奶及我大伯一家，计三个大人、三个小孩共六个人（三个小孩的年龄分布在6—15岁）。
因为我大伯家现在居住的这间房子（408室）是我父亲的单位分配在我父亲的名下，也就是说其使用权是属于我家的（其原因前文已有叙述，此处不再复述），所以我母亲对此心里非常不满，一直耿耿于怀，有时简直是恨之入骨，并由此经常对我大伯一家飞扬跋扈、寻衅滋事。我奶奶则出于她两个儿子的各自家庭手心手背都是肉，夹在中间很难说话，据此我母亲又经常迁怒于我奶奶，弄得婆媳关系也很紧张。
因住房矛盾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解决办法。我父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与人家谈定了调房的方案：即以我们这边的两间房（即407室、408室）换得别人家的三间房。换来的三间房子的具体情况和安排如下：
1.其中一间房分给我大伯一家住，地址在平凉路1×××弄。这个由围墙圈起来的居住小区就在平凉路的马路边上，是三十年代由日商大纯纱厂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屋前有花园、路边有绿树，水电卫煤俱全，原本是给纱厂的一般职员居住的。
从这个小区的大门进入，左边不远处有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门口左右两边各树着一根一人高的石柱，圆柱的顶端各放置着一个石球，这些东西明显是当年日本人建房时所附设的装饰物。看着这个石球，很容易就联想到日本国旗上的那个圆圈。
区内有十数排两层楼房，砖木结构，日式风格。底层有前后两个房间，我大伯家就住进了××号朝南的前房间（后房间归楼上人家所有），面积十二个平方米，木地板。朝北有一间厨房，两家合用（有自来水和煤气）。房屋的中间有一块一平方米的天井，还有一间一平方米的卫生间，内有抽水马桶，也是两家合用。
2.另外两间房由我家居住，地址离我家原住处不远，就在控江路、宁国北路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区域里。这个居住区起了个很好听的名称，叫“凤凰邨”。区内有十数排五层楼房，属于我家的两间房一间在某门牌号的303室，朝南，面积约17平方米，煤卫两家合用；另一间房在隔开一排楼房的某门牌号五楼朝北的一个房间，面积约8个平方米，这里只是用来给我父母晚上去睡睡觉，我单独也去睡过几回。
3月5日，星期二（我母亲厂休日），上午就开始搬家（上海话叫“搬场”）。舅舅、阿姨、姨夫等，还有我父亲单位的同事都来相帮搬家。搬东西时最难弄的是家里的大橱，体积较大，且怕碰坏前面的穿衣镜，还要从四楼搬下来，再搬到新居的三楼上去。
我大伯家重新搬回到平凉路去了，我家则搬出了控江大街，我在这里实际住了整整五年，我的启蒙教育都在这五年里，居住的条件和环境也最好，所以我对这个曾经的住所怀有特殊的情感。虽然新搬的住处仍在控江路繁华地段的范围之内，我还是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因为我家搬得不远，所以对我们小孩的上学没有影响。其时我在凤二小学（凤城二村小学）读五年级（下）；我二弟在控一小学（控江路第一小学）读四年级（下）；我三弟去年八月刚入学，现在凤城小学读一年级（下）。
大伯家的长女即我的堂姐，比我大三岁（六九届），正在凤城中学就读，因为明年就要毕业，所以她没有转校，每天要从平凉路新搬的家赶到我们这里来上学。
在课余时间我曾与她见过几次面，有一回她还借给我看一本书——《战斗的青春》。文革的高潮刚过，这些被文革打入冷宫的书籍就迫不及待地重新现身，开始在坊间传阅。
（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作者雪克，1958年9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初次出版。根据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战斗的青春》于2009年上映，剧中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许凤由韩雯雯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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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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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至4月7日，上海召开了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不久，我父亲带回来一本材料（16开本，73页，定价0.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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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事迹大字报选编
——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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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材料里刊登了四十篇大会的发言稿，其中第13篇是“一支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14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记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
第31篇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赤胆忠心干革命——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战士陈敢峰同志”。
第38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记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生化研究所彭加木同志”，此文开头的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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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共产党员彭加木同志，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亲自树立的一面革命化的旗帜。……在这次无产阶级大革命中，他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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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最后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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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月十四日，彭加木就和生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联合起来，成立了生化所“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一举夺了生化所的党、政、财、文大权，从而结束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生化所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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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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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楼的楼梯，一边是拦杆和扶手，我们男学生有时下楼时喜欢骑跨在楼梯的木扶手上，像滑滑梯一样滑下来，觉得既省力又好玩。
三月底的一天，我在上楼时看到左面的墙壁上新刷出来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的是“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前一阵子打倒的王、关、戚被称之为“小爬虫”；现在打倒的杨、余、傅则被称之为“变色龙”。
四月十二日的下午，我正在外面玩。到了三、四点钟的光景，就看到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过来，从车上跳下五、六个人，在我们居住区沿宁国北路的楼房外墙上贴出了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把杨、余、傅的黑后台张春桥揪出来！”署名是“二军大”的“红旗”。
前些天我看到打倒杨、余、傅的大标语就觉得很新鲜，现在看到又要打倒张春桥，就觉得更新鲜了。从文革开始后，一路下来到现在，接二连三地不断有头面人物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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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刘、邓、陶、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
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
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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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已经见多识广，不足为奇了。再说我们小孩子根本搞不清楚这种政治游戏怎么个玩法，也不可能去把它想个明白，只知道听从上面说打倒谁就打倒谁。
话说这一拨人张贴了大标语后就开车走了，没过多久，又一拨人也拍马赶到，从他们臂膀上戴的红袖章看出他们是“二军大”的“红纵”。这些人到了之后，马上就把前者刚刷出来的大标语全部撕扯掉。我看到这个场面，当时觉得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二军大”指的是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地处五角场地区的翔殷路上。文革开始后不久，校内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叫“红旗造反兵团”（简称“红旗”）；一派叫“革命造反红色纵队”（简称“红纵”）。
自从“八四打联司”后，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进展顺利，局势不断趋向稳定。但由于“二军大”不隶属于地方管辖，所以他们的“红旗”、“红纵”两大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在上海这块地盘上针锋相对，斗争不止，且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
从他们贴上街头的小字报和传单来看，很热闹，两派相互攻讦，这一派指责那一派蓄意挑起武斗，说有的医生正在给上了麻药的病人开膛剖肚做手术，突然遭遇到一派打上门来，顿时枪声大作，停电断水；而那一派也不甘示弱，谴责这一派打伤己方人员，还刊登出若干张受伤人员的影印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人的屁股上中了一枪。
“红纵”在文革初期曾经迫害过邱会作，而“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邱会作得势后自然就被认定是为“红旗”撑腰的，邱会作时任解放军三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部长。
打倒杨、余、傅后，“红旗”从北京察觉到某种“迹象”，据此判断张春桥也将被打倒，于是急忙在上海发起了炮打张春桥，想要抢得头功。而“红旗”的对头“红纵”出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原则，理所当然地要跳出来保张春桥。（因为“红旗”的后台被认为是邱会作，而邱会作是林彪势力的人，所以这次“炮打”也使张春桥与林彪一伙结下了梁子，为以后的林、江两派势力开打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上海《文汇报》报社的造反派根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得到的某种“消息”，也判断张春桥将被打倒，于是也积极地发动了炮打张春桥。
还有复旦大学不甘失败的原“红革会”的残余势力，也闻风而动，参与炮打张春桥。
还有社会上原“联司”、“支联站”等的残余势力，心怀不满，也有人参与炮打张春桥。
还有人从旧报纸上查到三十年代曾与鲁迅打过一次笔仗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于是也参与炮打张春桥。（从旧报纸上查别人的历史问题，是文革惯用的手段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案例，一是查出了“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是查出了“伍豪启事”，要向周恩来发难。）
综上所述，这天发生的事，史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第一次是去年的“红革会”炮打），又叫“四一二炮打”。
历史地来看，这次“炮打”事件也是一出闹剧，是文革背景下的造反派行为，他们要打倒刘少奇也好，要打倒张春桥也好，或者要打倒别的什么人，其实都是一码事。因此没有必要给这件事套上美丽的光环，把它当成什么荣耀的事迹来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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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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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搬的家离控江文化馆更近了，就在马路的斜对面，在空余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到那里去闲逛。
一日，我与弟妹们在控江文化馆前的宣传栏处玩，宣传栏的侧面裸露着一根根木条子，我们就手抓木条；脚踩在木条的间隙往上攀爬。
这个宣传栏从建造到此时已有一年半，一直露天矗立，饱受日晒雨淋，上面的铁钉可能锈蚀；木条可能腐败。且整个宣传栏有两层楼那么高，当我们爬上去的时候，万一有那根木条受力后脱落，人就会从高空坠落。少年儿童考虑问题特别不周到，尤其是意识不到生活中存在着的安全隐患。
恰巧我们攀爬这一幕被我父亲看见并为之大怒，把我们领回家后还准备要打我们，幸亏隔壁邻居前来劝解，方才平息此事。
一日，我经过宣传栏时看到有两个男青年，其中一人拿着照相机对着宣传栏正面的宣传画在拍照。当时对我们来说照相机绝对是稀罕之物，拍照后还要拿去冲印，印出来的照片也都是黑白的。没想到眼下的此人拍完照后，过了几分钟，竟然直接从照相机里把照片给抽了出来，而且还是彩色的。这真是太神奇了，此举令我非常惊讶。
（下一个类似的惊讶发生在一九九○年，我在马路边看见有人从包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家什，当即就用它拨打起了电话，后来知道这个东西人称“大哥大”。）
因为新搬的住所房间分隔两处，总有诸多不便，我父亲很快就再次找到了换房的对象，并谈妥了交换条件。这下我们的房间虽然合并到了一起，但我们在地段、房型以及楼层上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再次要搬到的住处在控江路、隆昌路至控江路、内江路的中间——××一村，村子的周边环境是这样的：
村子的东面是一片农田，有墙篱笆与村子隔离，从墙篱笆的缝隙朝里看，田里都支着豆棚、瓜棚和番茄架等。
村子的南面横着一条小河，河对岸也是农田，其幅员一直南去到周家嘴路为止。
村子的西面仍然是一片农田，种着水稻。
村子的北面是一排沿控江路而新建的五层楼房，里面尚未完全住满居民。一楼有若干间空房子里临时住着一些外地人，这时大串连早已取消，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上述村子三面的农田均隶属于宝山县五角场公社长白大队。
1956年4月，杨浦区的区境第二次扩大，其北界扩至走马塘一线。但扩界以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隶属于宝山县的农田留在了扩界后的杨浦区里。除了在分界线杨浦区一侧留有几片农田外，在控江路的南侧也留有数块农田区域，可以说这些都是宝山县在杨浦区的“飞地”，类似于苏联（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
控江路南侧的数块农田区域，最早被征用的就是我们在控江大街家对面的那片，一九六四年；其次被开发的是内江路至图们江路之间的一片，约在七十年代初；唐家滩的农田约消失于八十年代初；最大片的长白大队的农田最后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平整掉，而这时杨浦区与宝山县的分界线已往北扩展到了政立路/闸殷路一线。
5月26日，星期日，再次搬家。搬家的运输工具是一辆黄鱼车，来回跑了好几趟。家里的主要家当有如下一些：
1.大橱。（里面挂有一件我父亲的军用棉大衣，双排扣，很正宗的，里子上盖有部队番号的印章，衣面的颜色不是草绿色，而是烟叶黄色。大橱里还有一件马皮大衣，表里的夹层是一张马皮，用手抚摸上去，可以感觉到马毛非常丰厚滑润。马皮上有一块地方毛皮脱落，我奶奶说是因为我幼时曾在上面撒过一泡尿而造成的。）
2.五斗橱。
3.箱子。一只樟木箱；一只油漆木箱及一只皮箱。
4.床。一张我父母睡的五尺棕绷及其床架子；一张木头做的床，从安徽乡下带到上海来的，我奶奶称它为“牙床”；一张帆布床，睡觉时支起张开，白天折叠收起；一张木板床，晚上睡觉时把四块木板像排门板一样搁在两只条凳上，就成了一张床，白天则拆除不占地方，这是当时住房困难家庭所惯用的伎俩。那几块床木板很有些年头了，上面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灭杀臭虫时留下的点点血痕，血色已经发黑。我家人多，所以床也多。
5.写字台。
6.碗橱。我大伯做木匠活给我家打的。
7.方桌和四个配套的凳子。
8.收音机。这是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我就是用它来听广播故事的。
9.三五牌台钟。晚上睡觉时，听它“嘀嗒、嘀嗒”的走秒声格外的清晰；所敲响的钟声也很悠扬。我记得在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单位里还要抽签分配三五牌台钟的凭票供应券。老产品的质量就是好，我家的这部台钟是我父母结婚时买的，比我年纪还大，历经五十几年，到现在还在我父母家里正常运作，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我是听着它的“嘀嗒”声和钟声长大的，现在再注意到这种声音，我觉得它真的是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沧桑感。
从控江路、双阳路起，这时正在继续向东整修控江路的路面，同时还要扩展路面的宽度和构筑起上街沿。
铺柏油马路时压路机要在上面来来回回辗压好几趟，铺路用的柏油从桶里倒在一辆专用的车子里烧烊了后进行喷洒，一只只用过或没用过的装柏油的铁皮桶就放在路边。八十年代初时兴跳交谊舞，如果女舞伴的腰有些粗壮，就会被人开玩笑地说她的腰像“柏油桶”一样。
上述的整修路面工程只推进到控江路、隆昌路为止，遂暂告结束，以此往东直至军工路的一段控江路仍然维持路面狭窄、坑坑洼洼的现状。而且这段马路的两边没有上街沿，马路车行道与铺着黑色细沙的人行道一抹平，因为路面窄，所以当机动车两车交汇时，车辆外侧的车轮往往要辗压到人行道上来。
过了隆昌路口，沿控江路继续东行，不远处路的右边就是上海印刷三厂。一九六六年九月，《毛主席语录》最先由上海自行印制的，就是这家厂。一九八○年初，我父亲通过该厂的朋友买了一部该厂印刷的《辞海》（1979年版的缩印本），因为“印装质量不符规格”，只要9.50元。
过了印刷厂，再东行一段路，就到了我家的新住地——××一村。初来乍到，看着路边绿油油的庄稼，一派田园风光，我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从城里搬到了农村。
村前的马路上过往车辆稀少，至于人迹虽不能说是“罕至”，也是少得可怜。村子北面的马路对过，住在这里的人都把它叫做“大饼摊”，据说以前曾经有过卖大饼的摊头，后来摊头没了，“大饼摊”就成了这块地方的代名词。
“大饼摊”的左边是许多本地人的住宅院落，树影婆娑，鸟语花香；“大饼摊”的右边有一条纵向的小道（即现今拓展后的水丰路），从这条小道穿过去，里面有一处买菜的小菜场，还有我三弟转过来就读的水丰路小学也在那里。小道的右边是某单位的职工宿舍，有墙篱笆围着。再右边去，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东西走向是控江路；南北走向，南面的一段是内江路；北面的一段叫敦化路。敦化路附近的长白路、延吉路、安图路、营口路、松花江路、图们江路等路名，均取之于东北的地名，惟独与敦化路对接的内江路，内江出自四川（画家张大千的故乡），不知怎么把两个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地名搭配到了一起。
这个十字路口看上去很冷落，在东北角上有一座四个门面的平房，孤零零地开着一家综合商店，即小百货店；
东南角分布着几家本地人的住宅；
西南角就是前面所说的长白大队的农田；（1984年12月25日，市电影局投资在这块地皮上建造的长白电影院开幕。没过几年，到这座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就越来越少，后来就关门歇业了，再后来它的主体建筑租给了商家，开了一家“家得利”超市。）
西北角是一条断头河，死水一潭。（在整个上海市区的地面上，曾经河流像蛛网一样密布，水系丰沛。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是最初没有建设污水排放系统，居民的生活污水都往河道里倾泻，垃圾也往里面倒，导致河道壅塞，蚊蝇滋生，细菌流传，瘟疫频发；一方面是建厂、筑路、造房子、市政发展等的需要，所以市区里绝大部分的河流都被填没了，只留下了一些与河流相关的老地名供人凭吊。）
说了周边的环境，接下来就要说到我家新入住的××一村。这个村子是由中华造船厂援建的公房，它的房型既不同于五十年代建造的“两万户”；也不同于六十年代兴建的五层楼房。它是三层楼房，青砖水泥砌成，“全”字型屋顶，上铺蓝灰色瓦片。一楼是水门汀地面；二、三楼是木地板。
整个村子的楼房前后共两排，每两个门牌号或四个门牌号联体成一幢，门牌号从8号起至21号止（其中缺1至7号及14、15号，不知何故）。具体分布参见以下图示（因文中不能附图，故以文字大致表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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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江路——————————————方向东——>
（沿路边是一排五层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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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12号为一幢 /—/11号、10号、9号、8号为一幢
—————道路———————————居委会——————
17号、16号为一幢 /—空地—/ 21号、20号、19号、18号为一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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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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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居住形态也没有弄堂，楼房的四周，除了几条用方砖铺成的人行道外，其余地方都是裸露的黄土地，种植着许多长势茂盛的杨柳树。
每个门牌号的居民楼里，三个楼层都分别住七户人家（即01室至07室）。其中01室与02室为一个单元，两家合用煤卫。我家就搬进了××号的102室居住。
这是一个横套间（即大小两个房间均朝南），开门进屋是一个大房间，面积约16平方米，由我奶奶及我们五个小孩住；从大间的左侧进到里面一个小间，面积约8个平方米，由我父母住。
我家隔壁的101室住着邻居“老高”一家，他们家是直套间（即大间朝南；小间朝北）。
我们两家合用一间厨房，各有一台煤气灶，电灯有两盏，也是各用各的。
厨房朝北的外间有一个长方形的阳台，用来堆放杂物，夏天可在这里放木盆洗澡。因为这个所谓的阳台朝北，所以只有盛夏的西晒太阳才能光顾到它。
在厨房和我们两家住房的中间夹着一个卫生间，长条状，面积约两个平方米，内有抽水马桶一座，当然也是两家合用。早上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两家人家的男男女女都急着要上厕所，所以进进出出显得异常繁忙。
从这时开始我们的家就住到了一楼，以后的家搬来搬去也总是住在一楼。对于我来说，直到三十六年后的2004年，才重新搬到了楼上住。
因为是一楼底层，所以要在房间的窗户上安装了铁栏杆，其中中间的一根是活动的，把它朝上一顶就能取下，便于我们小孩从这个栏杆的缺口处钻出去，跳下窗台，就来到屋前；也可从屋前爬上窗台，钻栏杆直接进到室内，都不必从大门进出在屋前、屋后去兜一个大圈子。
这次搬家后，因我三弟年幼，只给他办理了转校，我与二弟仍然留在原校就读。从我的新家到学校的距离，按61路公交车的站头来算，约有四站路，一个来回就是八站路。我当时觉得这段路是比较漫长的，特别是遇到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的天气，上学的路就更为艰难。开始时，我与二弟上学一起从家里出发；放学后则约定在控江文化馆前的宣传栏下会合一起回家，结伴而行。后来我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放学后不再相互等待，各自匆忙踏上归程。
当时上学一般都只上半天，中午放学后就赶回家吃中饭。偶尔有上全天课的，父亲帮我二弟联系了在其学校附近的一家街道办的食堂里吃中饭，而我中午仍然回家吃饭，吃了午饭后下午再去上学。这样，我从家到学校就要跑两个来回，算下来一天共计走了十六站路。
控江路、双阳路的路口可以视作一个坐标，大致上就是我家到学校路程的二分之一处，每当走到这里，我就想到一半的路完成了。这个路口的东南角是杨浦公园的正门，它的马路对面开着一家“清真饮食店”。我当时以为“清真”只是这家店的店名而已，每次中午赶回家吃饭时，路过这家店的店门口，总会闻到一股烹饪食物所散发出的香味，心里就更加觉得饿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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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红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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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967年）的11月17日至19日，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12月30日、31日两天，又有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从文革初期统一的“上海市红卫兵”，到文革当中名目繁多、山头林立、四分五裂的红卫兵组织，再到现在重归统一的上海市“红代会”，等于是历经了一个哲学意义上“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也是在去年的12月22日，上海的“红小兵”组织正式成立。今年过了春节后新学期开学，我们小学生都集体加入了红小兵。
这时的小学里，红小兵作为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正式取代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两个组织之间唯一传承下来的是继续戴红领巾，至于原来少先队的队章，包括队徽、队旗、队礼等都取消了。队歌也不能唱了，更何况队歌的曲作者马思聪已于1967年1月15日逃离大陆，流亡海外。
文革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是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的曲，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总抑制不住对纯真童年的感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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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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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一九六五年六月加入少先队，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少先队无疾而终，刚好是一年；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一九六九年七月小学毕业，我在红小兵里则呆了将近一年半。前者因为时间短，年纪也小；后者因为没有参加过什么有意义的活动，所以我对自己在这两个组织里的活动情况记忆非常模糊。
去年的7月20日，经市革会批准，《红小兵报》创刊。创刊词中强调“《红小兵报》是少年儿童自己的、革命的、批判的政治性报纸。”
今年一月，由《红小兵报》附属出版的《红小兵》创刊。这本刊物为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发行。32开本，横翻页，每本定价五分。
这本叫《红小兵》的刊物一问世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几乎每期都买来看。后来我读中学了，仍然关注着这本刊物，曾经陆陆续续地收集到数十本之多。虽然它的纸张很单薄，装帧也很朴素，但它内容新鲜，图文并茂，我对它产生的兴趣相当于现在的孩子喜欢看漫画书一样。
1971年9月25日发行的当年第十八期《红小兵》，封面设计是一幅油画，名为《最高的荣誉》(海军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画面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接见海军战士的场景。
时空错乱，在现实当中，林彪早在这本刊物发行的十多天前的9月13日就已折戟沉沙，殒命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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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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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刚搬到内江一村没几天，五月底，报纸上就开始大力宣传门合的事迹。
在青海“支左”的军队干部门合（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四团二营副教导员）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因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而牺牲，至今年的四月二十三日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追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又发布向门合学习的命令。
运动的车轮一旦交到群众的手中，就全凭他们来推动。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其运行方向将无法掌控；如再加上误导，其前景更是难以预测。
学习门合的活动很快就被概念化，在宣传部门的鼓动下，全社会掀起了“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热潮。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接着有人又编造出了另一种“四无限”，叫做“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这个“四无限”可与之前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相匹配。后来有一首很优美动听的歌曲《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里面就唱到过这个“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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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伽椰琴在海兰江边激荡；热烈的达甫鼓在天山南北敲响；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深情的马头琴回响在内蒙草原上。唱不完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唱不完对您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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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开展，把个人崇拜推向了又一个高潮，也使全民的狂热情绪进一步得到激发。其中家庭版的“早请示、晚汇报”是当时形势下人们创造出来的样板模式之一。
所谓“早请示”就是一大早全家人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念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分头去上班、上学。
所谓“晚汇报”要隆重些，分两个部分，其一是吃晚饭前，全家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好，由家长领喊祝词：
“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紧跟着全体一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继续由家长领喊祝词：
“敬祝林副主席”
——紧跟着全体一齐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喊祝词前每个人的右手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并且按规定一致放在左胸的心口处。在喊祝词的同时须有节奏地挥动《毛主席语录》，即把《语录》本从左胸挥到右臂的上方略过头顶，要求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划一。
其二是吃好晚饭后，全家人围坐在灯光下，学习《毛主席语录》或读报纸，并且“把家庭变成‘斗私、批修’的阵地”，以追求思想革命化的境界。每个人不但要把一天里做过的好事、坏事都要说出来，即便是偶而一个私心的想法也不能放过，以便发扬成绩或接受批评和帮助。当时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要“很斗‘私’字一闪念”。
以上对“早请示、晚汇报”的印象，我是从别人家那里参观得来的，我们家并没有实行过。否则的话，我家男女老少祖孙三代有八口人，举行这种仪式会是很蔚为壮观的。
现在看来，这种“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披着革命外衣的某种宗教仪式的翻版，与“礼拜”、“祷告”、“忏悔”、“唱赞美诗”等何其相似。
我家从一九五八年起就一直在墙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像。这幅像是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的形象（即现在使用的第六套人民币上的毛主席像），单色调(蓝色)印在绸缎上，下端有一条两指宽的白边，写着繁体字“毛澤東”三个字。这幅像装在镜框里，枣红色的木框，尺幅约为36×54公分。（直到一九八○年初我家又搬迁新居，这幅像才终于不挂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家里的墙壁上又增挂了一幅毛主席像：穿着军装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形象。彩色的图像印在一面金属薄片上，尺幅约有现在的两张A4纸那么大。
后来我父亲还买回来一尊毛主席半身塑像，约十多公分高，橡胶的质地（摔不碎）。塑像浅绿色，到了晚上熄灯后它会在黑暗中发光，这在当时是个新产品，可能是塑像的表面涂有一层荧光粉。
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后，家庭里有上述一些毛主席的像还嫌不够，每家每户都争相增设毛主席像，好象毛主席像挂得越多就越是忠心。还有人行（读音hang）出来在家里布置“效忠图”。
我家外房间的东面、桌子的上方是一片空白的墙壁，我父亲在别处参观后，就在这块地方也整出了一幅宽约一米半、高约一米的“效忠图”。整幅图上剪贴了多幅不同形态的毛主席像，还拼凑了许多剪贴的天安门、太阳的光芒、向日葵、万年青和红旗等图案，把门合的誓言也写在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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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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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这幅“效忠图”狠下了一番功夫，可谓用心良苦、精心制作。在这幅图上，除了剪贴现成的图像外，还有许多图案、花边及底色是用手工剪出来的（我们小孩子也齐齐上阵，帮他一起剪）。
制作这幅“效忠图”光纸张的质地就采用了七、八个品种，因为当年使用过的这些纸张的剩余部分一直被我保存至今，所以在此略微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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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的白纸
2.铅化纸（白色，我们学校上美术课的画图用纸。）
3.蜡光纸（有多种颜色）
4.锡纸（银色，当时高档香烟的内包装里都有。）
5.静电植绒纸（有多种颜色，这种在纸上静电植绒的技术在《新闻简报》的记录片中作过介绍。）
6.复合纸（即两张很薄的纸粘在一起，底层是白纸，上层是闪亮的色纸，有多种颜色。）
7.绉纸（有多种颜色）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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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这幅“效忠图”一经贴出，很快就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关注，觉得我们这家新搬来的人家很有点不同凡响。与我家已有些熟悉的人会直接跑到我家来观摩；与我家尚不熟悉的人则不时在我家的窗户外朝里张望。
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我到大伯家去玩，临走时大伯给了我两角钱车费。我到“杨百”去，在三楼的文宣柜台看到有一幅宣传画（尺幅如A4纸大小），边框是红色的静电植绒，画面是红军装扮的毛主席形象，左上方题有毛主席的诗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喜欢这幅画，就花一角钱把它买了下来。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人们还发明了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等文艺层面的应景之作，我偶而在街头看工厂或学校里的小分队演出过。
至于文革后姜昆等在相声《如此照相》中所取笑的顾客与营业员之间每一句对话前都要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这种样式可能只有北京人想得出来，上海好象没有采用过。总之，在“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各地的人们都想出了许多独特的“创意”和高招予以实行，以此来表忠心。
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发69第3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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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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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后单独的“忠”字不要乱贴滥用，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例如：脸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那些封建式的“忠字化”建筑（如小庙、牌坊、门楼、宝塔等）。
（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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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向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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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还催生了一件新生事物，就是居委会在弄堂或居民楼里举办“向阳院”。
六月中、下旬，居委会开始陆续兴办“向阳院”。所谓办“向阳院”，就是把放学或放假在家的孩子们都组织起来，在校外对他们加强管理，开展政治学习和教育等。
现在想来，这种形式大概是跟北京人学的，因为北京许多的人都住在“四合院”、“部队大院”什么的，所以他们这回弄出来一个“向阳院”。
某晚，我在原来住过的老房子403室的钱同学家参加了这个楼号的“向阳院”开院活动。召集人是钱家退休在家的老爷子，他们宁波人叫伊“阿爷”。整个楼里的小朋友们都欢聚一堂，充满着对“向阳院”这个新事物的好奇。我的心里也非常羡慕，只可惜我家已经搬走，不能参加这里的“向阳院”了。
很快，我家新搬的居民楼里也办起了“向阳院”，场地就设在我家大门前的楼梯口拐角处。
开办的第一天很是热闹，吃好晚饭后，过道里拉出一盏白炽灯，楼里的小朋友们陆续来到，顺着木楼梯一格一格依次从下往上坐去，一些大人们则站在一旁围观。
我们兄弟几个是新搬来的居民，对周围环境还比较陌生，同时也引起楼里老居民更多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热心人纷纷给我们作介绍，指着这个说他是几零几的张三；指着那个说他是几零几的李四，……，我们则不断地冲着人家点头示意、微笑，其实一下子介绍这么多人我们根本记不牢。
只有一个例外，有人指着坐在我身后的人向我介绍说：他是几零几的，叫“长豇豆”。
我表示礼貌地朝后面看了他一眼，不看也罢，一看当场“笑翻”。原来此人的头型脸面长的非常长、真的很长、我从来没见过的长，谁给他起的“长豇豆”绰号真是太贴切、太好笑了。我一直笑下去，回头再看他一眼，继续笑，似乎要“笑到吃了麻药才会停”。
边上的众人受我笑的感染，也跟着一起笑，把“长豇豆”都笑得很不好意思。（后来相互熟悉了，觉得“长缸豆”为人蛮忠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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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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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使我对美术的爱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前文所说，我对美术的兴趣是从文革初期街头大字报中的漫画所引发的，直到这时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我才正式开始动手画画，临摹毛主席像。
但这种临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摹，而是采用街头画大幅宣传画的方法，即先用铅笔在原画上打上方格，再在画纸上也划出方格，接着就用这种坐标式的定位，按一定的比例把原作描绘到画纸上。
我这时临摹的都是最简单的木刻式样的毛主席头像，先用铅笔描出轮廓，然后涂上墨色，就完成了。头像下面画一个革命圣地的标志性建筑，两者之间再摹写上一句毛主席诗词的手迹，如下面画的是遵义会议会址，选用的毛主席诗词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后来，我把当年这些最初的一部分“画作”装订成册，得以保存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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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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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放暑假后，我们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游泳训练（每周两次），我也报名参加，打算在这个热天把游泳学会。
我到离家不远的“长白商店”（在延吉路、安图路的西南角上，是我们这个地区拥有的规模最大的商业街）去买了一条宝蓝色的游泳裤，游泳时再带上一条毛巾就可以去了。
学校选定的游泳池在江湾体育场内，游泳池位于体育场内的东边。从我们学校这里出发，沿宁国北路往北走四站路（以60路公交车的站头计算），到达五角场；然后右转弯沿翔殷路东行约半站路，再左转弯沿国和路北上半站多路，中间越过一座桥，就到了江湾体育场的东门。
这时的国和路还是一条砂石小路，在国和路、翔殷路路口的西北角上有一所由“二军大”礼堂改建的“五角场放映站”（七十年代末我曾在这里看过一场电影，《画皮》）。国和路的东面则是一片农田，田里种的农作物是薄荷。我们经过这里时，总要采一片叶子放在手掌心，揉一下，就有一股清凉味散发开来。
江湾体育场的周边环境看上去完全是一派农村的面貌，后来据说三十年代初曾有个“大上海计划”，说这里原本是要建设成新的上海市中心，可惜这一切早已随风而逝，成为过眼烟云。
在江湾体育场的东门正对面约两百米处，以后建了一个居民区，一九九六年我的家曾搬到这里居住。在我家的北面不远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它就是当年“大上海计划”中遗落在此的“上海市图书馆”。
江湾体育场内的江湾游泳池在我们杨浦区是很有名气的，它代表着游泳池的标准和专业精神。从江湾体育场的东门进入，走不多远就是江湾游泳池所在地。在更衣室换上游泳裤，双脚在消毒水里踩一下，就进入到内场。
场内有两个水池，左边是正式的游泳池；右边还有一个水池，这就是传说中的“月亮池”。
“月亮池”平均水深在腿的膝盖处，它的用处在于让新学游泳的菜鸟们在此练习漂浮、换气等初级技能。因为这块水池的形状酷似月牙，所以被人广泛地称作“月亮池”，我们在来这里之前就对它早有耳闻，并心向神往。
江湾游泳池是我最早学习游泳的地方，也是我最后进游泳池的地方。一九八二年的初夏，厂工会发的票子，我又来到江湾游泳池游泳。那天天气有些凉，在水池里游了一阵，就爬上岸来晒一下太阳。不料飞来一只牛虻，我这才知道原来牛虻不光叮牛也会叮人，而且被它叮了感觉很刺痛，于是只好又逃到水里去。因为我的耳朵进水后会发炎，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再到游泳池去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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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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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班上，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除了与我住在同一门楼里的同学外，还有一个住在外面的吴某某同学，我曾与他同桌过一段时间，双方建立了友谊。吴同学个子比我高，身体较结实，其为人诚恳也很仗义。到江湾游泳池去游泳路途较远，吴同学弄了一辆脚踏车（自行车）骑过去，他每次在路上遇到我，总要把我捎带过去。
这个时候拥有脚踏车的家庭是不多的。当时的脚踏车分为两个类型：平车和轻便车。
平车大都是“永久牌”，轮圈直径28英寸，撑脚框架式。这种车型的脚踏车在市郊农村被改装成“重磅”型，是当地很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车后的书包架上既可载物，又可载人。后来这种车子在车站、码头充当客运工具时，被当地人俗称为“两等车”，它可是现在马路边摩托车拉客的前辈。
轻便车大都是“凤凰牌”，轮圈直径26英寸，撑脚侧面单挑。有男式、女式之分，女式车的三角架没有横档，便于女性上车时不用朝后劈腿。
我家搬到内江一村后，父亲买了一辆旧的脚踏车上下班用。后来我父亲到“五七干校”去了，这辆车就给我母亲骑着上下班。一九六九年一月寒冬的一个深夜，我母亲中班下班骑车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从车上摔了下来，把她从我外婆家带回来的一钢精锅子猪头肉撒了一地。
在隆昌路、周家嘴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座落着杨浦体育场，从我们家的前面（南面），沿着田埂往西南方向走，经过大片的农田，即可到达此处。
杨浦体育场是1953年9月建成的，原来叫沪东体育场，1958年6月改现名。它是沪东地区建国后首先建成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
在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我想要学会踏脚踏车，就把家里的自行车推到杨浦体育场里去学。
这时的杨浦体育场好象没什么人管理，大门洞开，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进出。体育场有两个门，正门在隆昌路上；边门在周家嘴路上。体育场内的跑道是用黑色的细沙铺成，很平整，我，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来这里，在这条跑道上学习踏脚踏车。
学了几次都没有学会，就不学了。之后搁置了四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才最终学会了踏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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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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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热天游泳的季节里，我除了参加到江湾游泳池去训练外，还与同学到学校周边的一些游泳池去游过泳：江浦路上的江浦游泳池；控江路上的控江中学游泳池；四平路上的同济大学游泳池，最特别的是还去过和平公园游泳场。
和平公园在控江路的西头、大连路上的虹口区一侧，在公园正门的左面改造了一个小型湖泊，浅水区的湖底铺设了人行道用的那种水泥方砖，然后把整个湖面圈起来作为游泳的场所，因为它的面积比一般游泳池大好几倍，所以把它叫做“游泳场”。在这里游泳已有亲近大自然的感受，但这个游泳场只存在过两三年就取消了，所以知道有这么回事的人并不多。
我们住的村子的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小河在村子西南角的不远处拐了一个弯掉头南下，通过这个口子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广阔的田野里去。刚搬到这里时，看到田野里的阡陌沟渠，我的兴趣再度高涨，过了个把月就与二弟联袂到那里去拷了一回浜。赤膊、赤脚，带着脸盆、碗盆等工具，拷浜的过程就是享受少年乐趣的过程。拷浜捕捉到的十多条小毛鱼都交给我母亲上班时带给我外公去做下酒菜了。
家搬到内江一村后，离我外婆家就很近了，只有两站多路。从我们家沿控江路东行一站路就是图们江路，6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这里也是控江路的东头，与军工路T形连接。
就在这个丁字路口，有一条与军工路平行的铁路从控江路上穿越，这是连接杨浦站至吴淞的货运铁路线。暑假里的一天下午，我与二弟结伴到外婆家去，途经这个丁字路口时看见铁路边上有一条河流。如前所述，我这时正在学习游泳，为了在二弟面前炫耀自己学到的本领，我们就来到河边，我脱掉汗衫很轻率地就一头扎进了河里。
入水后我两眼一抹黑，在水里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双手乱抓、双脚乱蹬都没有着落，恐慌中一口气就要憋不住了，我的意识开始模糊、涣散，感觉死亡即将来临。就在这最后的垂死挣扎之际，脚上猛然蹬到了硬物，使头部得以浮出水面，急忙喘了一口气，也看到了生的希望，这才游到岸边爬了上来，逃过一劫。
（迄今为止，这是我人生中危及生命的两大意外事故之一，另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底，在深圳的出租屋里洗澡时煤气中毒，也没有死掉，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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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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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公、检、法干部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上海市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行军管，王维国任军管会主任。
市军管会下属的各个区县公、检、法都叫“军管组”，比如我们杨浦区，全称就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杨浦军管组”。
自从去年（1967年）二月份上海的新政府（即市革会，主任为张春桥，副主任为姚文元、王洪文等）成立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当然也是其职能之一。当局曾经把“上体司”拿来当枪使，让其介入管理社会治安，结果吃力不讨好，现在对当时的北京红卫兵“东纠”、“西纠”还有几句好话说，而对于“上体司”则半句好话也没有，全是犯下的罪过。
文革开始以后，在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治安问题也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只不过是它在当时的各种矛盾中居于次要地位，不被重视。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上海的文革形势进一步趋向稳定，于是社会治安问题经过一定量的积聚后逐步向质的方面突破，矛盾的地位也开始突显。七月下旬发生的周永林杀人案成为事态变化的转折点，促使当局把社会治安问题纳入了日常管理的重要位置之上。
没过多少天，八月四日（正是“八四打联司”一周年的日子，选定这个日子是别有用意的），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会同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采取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内抓捕流氓、盗窃、诈骗等犯罪分子。这种架势民间通俗的叫法是“刮台风”（当时称为“刮台风”即今日谓之“严打”也）。
因为周永林案件对时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周永林事件。
在暑假里的七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去江湾游泳池游泳的路上，听同学说起发生在我们学校附近凤城地区的杀人案。大致情况是：若干不良青年（当时亦被称作流氓阿飞）因故结仇，有人请周永林等人帮忙报复。在行动过程中因为认错了人，结果周永林将一无辜的刘姓青年用刀捅死。
周永林是刚进厂的青工，年约十八九岁，他的家就在我们控江大街同一排的楼房里，我家曾经在控江路、凤城路口处；周永林的家则在控江路、黄兴路口的百货商店楼上。
周永林最小的弟弟在控一小学念书，与我二弟是同班同学。据我二弟说周永林的弟弟小偷小摸很拿手，有一次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外出闲逛，亲眼见到他是如何偷东西的：他先把外衣的下摆束进裤子的皮带里，然后在水果店或杂货摊前拿起某个商品详作察看，趁营业员不注意时，把手中的东西迅速放进外衣的袖管里并且把手臂朝上一伸，物品就顺着袖管往下滑落到衣服内被带走。
周永林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在杨浦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判处周永林死刑，立即执行。
这天下午我们得知公判大会后周永林将要被游街示众，两点多钟，当我来到我们村子北面的这条控江路时，马路的两边早已等候着许多的观众，虽说不上是“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的也不少，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里的马路上聚集了这么多的人。
中国的老百姓看这种死刑犯的游街示众是很有历史传承的，如果游街示众的死刑犯里还有个女的，且颇有几分姿色，那就更好看了，有的人会看到两眼放光、浮想联翩。只是死刑犯游街示众在上海比较少见，而在外地的一些城市，直到九十年代末都有得观赏。
等了一会儿，有消息传来，说周永林的车队马上就要开过来了。
公判大会后，行刑车队从杨浦体育场的正门出来就是隆昌路，然后沿隆昌路南下，开到约一百多米处的路右边有家上海矽钢片厂，这也正是周永林的工作单位。
行刑车队经过此地后继续南下，至平凉路；在杨浦分局门口转弯，沿平凉路东行，至军工路；再转弯，沿军工路北上，至控江路；又转弯，沿控江路西行，绕了一个圈子，总算开到了我们这里。
远远望去，车队从控江路的东面缓缓驶来，我赤着膊，穿一条短裤，脚踩木拖板，站在马路的北边一侧观看。
但见最先一辆小吉普车拉着警报声呼啸而至，之后是几辆三轮摩托，车上的警察都挎着****。这个车队组合可称之为“鸣锣开道”。
接着，第一辆卡车开过来，卡车的车斗里站着十多个民兵（这时的文攻武卫正在兼并民兵的过程中，我这里仍把它称作民兵），都肩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驾驶室的车顶上还架着一挺机关枪，看上去如临大敌的样子，这种阵势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为了要显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威力，有关部门把这次押解的任务主要交给了民兵来承担。
等到第二辆卡车开过来，主角这才登场。周永林所处的位置在车斗的前端驾驶室的后面，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后面一个，五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周永林押在中间，呈众星拱月状。周永林五花大绑，好像是跪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上，我从下面望上去，觉得他高高在上的样子，人物形象很突出，符合游街示众的视觉效果。
周永林剃着光头，脸部因为肿胀看上去脸盘很大，面无表情，脸色惨白，跟死人一样，想必已是魂飞魄散。因为无头发可揪，所以左右押解的民兵就用手拽住周的耳朵使他的脸向马路两边的看客展示。
周永林的车子很快就从我们面前开过去，刚才已经经过了他工作的厂门口，眼下再往西开三站路就要经过他的家门口，周永林肯定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告别自己短暂的人生。
押解周永林的卡车后面还跟着若干辆其它的车子，一起追随着开往刑场。
据说对周永林的死刑枪决也交由民兵来执行，这也是上海第一次安排民兵来枪决死刑犯。没想到这首场“演出”很快就演砸了，据说正当那个民兵“郐子手”举枪瞄准准备射击时，周永林突然回过头来朝后面看了他一眼，于是那个民兵顿时慌了神，把子弹射偏了。在一旁待命的专业法警见状赶紧“救场”，出枪将周永林击毙。经过这个事故后，再也不让民兵来搅和这等事了。
又据说当时枪决死刑犯后，其家属都要替其交付0.24元的子弹费，照此说来，周永林的家属岂不是要付两颗子弹的钱。
后来听同学讲他们曾到凤城派出所去看热闹，看周永林的父亲去为周永林的死亡办理注销户口。再后来又听说周永林的父母等一家人都迁出上海，迁到外地“小三线”的某地落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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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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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下旬，中央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率先进驻清华大学以制止那里的武斗，结果遭到清华“井冈山”的激烈抵抗。
7月28日，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召见首都学生代表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院），主要精神是要他们欢迎和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劝说学生制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等。
毛主席说：“今天找你们来是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只是在搞武斗。”“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8月22日，根据中央的部署，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本市各高校。
9月4日，市革会又派出“工宣队”5280人，进驻杨浦区的各所中、小学，领导“斗、批、改”。
八月下旬，又一个新学年的新学期开始了，我升为小学六年级（上）。开学不久，我们学校也派来了“工宣队”，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把“工宣队”迎了进来。
早在8月5日，毛主席将外宾（访华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送给他的一些芒果转赠给首都的“工宣队”，以示支持和慰问。
过后不久，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要把毛主席转赠的芒果分送到全国各地去展示，以此来鼓舞“工宣队”的士气，把“工宣队”进驻学校这一战略部署落实好。我们学校于全国万分之一中荣幸地迎来了“圣物”的光临，这可是一个特大的喜讯。
九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先是坐在教室里听麦克风传播巡展团、学校“工宣队”和学校领导作报告，报告作完后，开始将芒果送到每间教室向广大师生进行展示。
我们都端坐在教室里静静地等待着，终于见到一人捧着芒果在众人的簇拥下庄重地走进我们的教室。
芒果浸泡在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瓶里，使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得清楚。瓶盖上扎着红绸带，瓶子里只有一枚芒果躺在那里，金黄色，像山芋一般大小，形状略扁。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芒果，当然也没见过芒果是个什么东西，我原先凭想象以为芒果有西瓜那么大，所以当我们见到芒果被捧进来展示的时候，只是好奇地想看看芒果到底是怎样的，很少有人去想它“神圣”的意义。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曾看过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名叫《芒果之歌》。该片以当年清华大学的武斗为背景，反映“工宣队”不怕牺牲，在刀枪棍棒的阻击下进驻某大学，及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感人故事。只是这部电影很短命，粉碎“四人帮”后就被查禁了。
（注：彩色故事片《芒果之歌》，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年出品，导演常彦、张普人，主演俞平、徐展、刘文治、周丽娜。片中插曲《毛主席派来工宣队》，片尾曲《工宣队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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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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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学工”、“学农”是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的要求，十月份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第一次学工劳动。学工的单位是在长阳路上的国棉三十一厂（当时的造反派市领导之一的黄金海就出自这个厂），劳动的内容是我被安排在纺纱车间里清扫地面的花絮。
这次学工给我印象深的不是劳动，也不是受教育，而是在该厂的食堂里吃了一顿午餐，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之后又用多余的饭菜票买了两个花卷馒头，下班回家时，一路走，一路吃，开心得不得了。
后来的学工劳动固定在了与我们学校挂钩的上海拉丝厂，这家弄堂小厂开在宁国北路近周家嘴路处，与上钢二厂毗邻。这个所谓的拉丝厂是专门生产铁丝、铅丝和铜丝等产品的，在这里学工所经历的事，我只有一件记得比较清楚，那就是某天傍晚劳动结束后，我们都留在厂里，等到晚上在一个房间里看了电视。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看电视，第一次是三年前的1965年，到班上陆同学的父亲的厂里去看电视（陆父是该厂的厂长）。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像小盒子的电视机放在前方，在黑暗的环境里发出一团光亮。电视机的屏幕尺寸比书本的面积大一些，图象是黑白的，那次播放的是老电影《六号门》。
现在第二次看的节目是一出舞台剧（类似于话剧），剧名叫《农奴戟》。我知道这个剧名是取之于毛主席的诗句“红旗卷起农奴戟”，剧情是反映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暴动。剧中的人物，男的头上都扎着头巾；女的脑后都梳一根独辫，戏演到最后是恶霸地主被打倒在地，还被众人踩上一只脚。
看到电视节目结束已晚上将近九点钟，离开工厂后我独自回家。沿控江路往东走，走过双阳路后，深秋的控江路上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经过一盏盏暗黄的路灯下，我的投影在地面上不断地由短变长、再由长变短。在快到隆昌路的时候，与迎面来接我的父亲相遇，遂一起回家。
除了学工劳动外，学校还组织过一次学农劳动，地点在宁国北路上的少云中学后面的农村里，劳动的内容是帮助农民摘棉花。
就在我们学农劳动场所的附近，到一九六九年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工程。这是一条钢筋水泥砌成的地道，里面很宽敞，据说一直通到五角场。后来据查证，这是当年日本人侵华时建造的，其用途则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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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与“最新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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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语录一度被称之为“最高指示”，文革开始后不久，写文章的某个模式渐渐地固定了下来，这就是在文章的前端必定要放置一段“最高指示”（包括写大字报、写交代材料等等都是这样）。选用的“最高指示”一般要与以下的文章内容有所呼应、有所关切。但时间一长，就疲掉了，于是往往选一条简单的毛主席语录敷衍了事，比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或者“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
我们小学生写作文也染上了模式化的毛病，开头通常都是“东风劲吹，红旗飘扬。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我校也不例外。”千篇一律，万人不变。
如是写信，不管给什么人写，结尾必定有一句“此致/革命的敬礼！”
文化大革命以来，晚上的新闻广播里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发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因为是新发表的，所以又被称之为“最新最高指示”。从这年的六月份开始，在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背景下，人们又弄出了新的花样，就是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和学校等都要组织人马连夜上街游行，庆祝这一“特大喜讯”，正所谓“忠不忠，看行动”、“贯彻精神不过夜”。
“最新最高指示”一般都在晚上八点钟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报《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的社论时予以披露，比如4月27日发表的“最新最高指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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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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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5月31日发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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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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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9月1日发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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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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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1月2日发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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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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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1月25日发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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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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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一天会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则殊难预料、飘忽不定，因而使得很多人每天晚上都痴痴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新闻广播，期盼着、渴望着。一旦听到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消息，马上就激动地赶到各自所在的单位去参加上街游行。
上街游行的队伍举着毛主席像，举着刚刚发表的“最新最高指示”语录牌，举着红旗，还有举着火把的，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马路上人声鼎沸，群情振奋。凡在杨浦区区革会附近的单位都要游行到它的门口去报喜，远离区革会的就算了，在附近地区游行庆祝一下。
因为我的家离学校太远，不便赶到学校去参加此项活动，所以每当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时，听到外面人群的欢呼和喧哗声，看到别人游行的热闹场面，我总是心情很沮丧。
这年邮政部门还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行了两套纪念邮票，一套是7月20日发行的（即文10，一套五枚连印，面值均为8分）；一套是8月18日发行的（即文13，一套一枚，面值8分），足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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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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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新住地后，我与同门楼里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渐渐熟悉，也有隔壁门楼里的小人，放学以后或礼拜天大家经常在一起玩耍。
从这年的放暑假开始，我们主要是在屋前屋后的泥土地上玩打棋子。因为玻璃弹子的来源有限，于是就演变成以打棋子取代打弹子的游戏。我们打的棋子来源是象棋子，这种东西相对于玻璃弹子要容易得到。象棋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扁平圆柱形；一种是外形呈鼓状，我们称之为“马桶子”。棋子的打法手势与打弹子相似，游戏规则也一样，输赢的赌注也是棋子本身。从平面上来说，棋子不能像弹子那样滚动，但立侧面的棋子还是照样能滚动。
除了玩打棋子的游戏外，还玩过“掇（读音duo扔、投掷的意思）砖头”。大多是采用一种红砖头，先在土地上相隔四米左右分别划一条底线和端线，然后游戏的双方一方先将砖头竖立在底线上；另一方则站在端线上用手中的砖头对准底线上的砖头掇过去，击中目标……。详细的玩法已经忘了，写不下去了。
还有一些游戏怎么个玩法也都忘了，比如“造房子”(在水门汀地上用粉笔划若干方格，用单腿跳将石子踢进格子里……)；比如“飞刀”(用手指捏住水果刀的刀尖，扔出去，刀在空中翻一个跟头后仍然是刀尖插在地上……)，等等。
到了十月中下旬，我们这里开始流行玩“跑冰车”。
装在跑冰车上的车轮，我们叫它“弹子盘”，其实就是工厂里机器上使用的轴承。“弹子盘”的直径大小有多种规格。
跑冰车的制作有立式和坐式两种：
立式跑冰车的样式是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下端按装一个弹子盘，上端装一个把手，这是车头；车头后面链接着车身，车身是在左右装有两个弹子盘之间的横档上钉上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与洗衣服的搓板差不多大小)。玩的时候是身体直立，双手握住车把手，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另一只脚不时朝后蹬地（充当自动力），车子就朝前滑行。用力越猛，滑行得越快、越长久，握着的车把手可以控制行进的方向，或向左、向右转弯。
坐式跑冰车的样式是一块长方形木板的后面搁在左右装有两个弹子盘之间的横档上，木板前面开一个槽，再装配一个活动的弹子盘，这个弹子盘上的右边伸出一个木柄，用手抓住它即可操纵行进方向，或向左、向右转弯。玩的时候须有两个人，一个人先坐在搁板上乘车享受；另一个人则推着他的后背使车子滑行，过一段时间两人轮换。
要做一辆跑冰车对我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事，首先是弹子盘不容易弄到，不但需要有三个弹子盘，而且至少有两个（即后轮盘）大小尺寸是一样的。其次是整块头的搁板也较难找，再有就是在整车的制作上要有一定的工艺水平（指的是要会做些许木匠的活）。
如跑冰车做好了，对玩跑冰车的场地也有一定的要求。马路上时有车辆行驶，不合适，好在我们村子北面马路边的五层楼房的中间，有一段水门汀的走道，正适合我们到那里去玩跑冰车，多的时候有近十辆跑冰车在上面交叉穿梭，滑来滑去。
玩跑冰车的风头过了之后，一些跑冰车就被改装成四只轮盘的运输车，从玩具变成了实用工具。
我家附近的粮店在内江路上，去买米时，从店里上方一个漏斗状的容器里把米通过口子放到下面一个搁在磅称上的容器里称重。然后打开闸门，柜台外面买米的人已经把洋米口袋套住下出口，米就“刷——”的一下全部泻入口袋中。
扎紧袋口，然后把这四五十斤的米平放在跑冰车上，车子前面用一根绳子拉着，很轻松地就把米买了回来。除此之外，跑冰车还可以派其它一些家庭载重运输的用处。
早稻产的米叫小米，又叫籼米。因为当时从外国进口的稻米都是籼米，所以老百姓习惯上把国内外的籼米都称之为“洋籼米”。晚稻产的米叫大米，又叫粳米。
洋籼米吃口差，但胀性大；大米吃口好，但不耐饥。这时通常的粮价，洋籼米的价格是十斤1.43元（标准二等白籼米）；大米的价格是十斤1.64元（标准二等白粳米）。每家人家根据经济状况可自由选购是买大米还是买洋籼米。
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定粮”标准，1968年全市的月平均定量是每人27.85斤。我家的人口中小孩比例大，可能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
晚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有几个同学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听老师讲故事，我也跟着去了。
我们围在一个女老师的身边，先听她出了一个智力题，说有一个人在一间空房子里上吊自杀，地上只有一滩水，老师问，他是怎么吊上去的。
我们都猜不出，老师解答说，他先站在冰块上往脖子上套好绳索，待冰块融化成水后，他就悬空吊在了上面。
接着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破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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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农村）……新郎突然从洞房里跑出来，人们还没看清他的脸，就见他径直朝村外的河边奔去，投河自尽。
人们经过一番摸索总算把尸体打捞上岸，但发现尸体的脸已被刀砍烂，根本辨认不出其真实的面貌。由此推断这具尸体并不是刚才投河自尽的新郎，那么从洞房里跑出来的人到底是谁？河里的这具尸体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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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详细情节我已记不清了，好象说的是新娘与姘头共同实施的一起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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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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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的时候奶奶给她乡下的女儿家里写信，多是到邮局边上的写字摊上请人写的。后来我识字多了，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来完成，以至于我把姥姥家的地址记得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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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巢县散兵公社向阳大队山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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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向阳大队”的“向阳”二字，我想可能是文革开始后改的名，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沟沟里尚且会有这种新潮的做法，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功率之强大。
七月九日，《人民日报》刊登通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记大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诞生》，画作《毛主席去安源》（署名为集体创作/刘春华执笔）由此问世。
八月一日，邮政部门以这幅油画为设计图案，发行了纪念邮票《毛主席去安源》（即文12，一套一枚，面值8分，发行量5000万枚）。
听人家说，这张邮票在使用过程中不得加盖邮戳，以免对画面造成损坏。照这种说法，这张邮票岂不是可以一直重复地使用下去了吗？
出于好奇，我也去买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把它贴在了寄给姥姥家的信封上，同时在信里的最后特别写明要对方把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寄还给我。
之后，这枚邮票果然随乡下的来信寄了回来，但我看到邮票的右下方的一角还是被盖过了邮戳，并不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因此，我只是多保存下了一张集邮的信销票而已。
文革前拍的一部电影叫《燎原》，反映大革命时期安源煤矿的工人在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开展斗争的事迹。文革开始后不久，这部电影就被批判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在此背景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应运而生、隆重登场，并被大肆宣扬，其印制的数量更是达到亿计，连我们后来读中学时用的课本前面也曾附有《毛主席去安源》的画页。这幅画还有绣成刺绣、烧制在瓷器上、铸成毛主席像章等衍生作品。不过当时也有人批评此画的艺术水准，说它画得像“月份牌”一样。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原作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中国嘉德秋拍上以人民币六百零五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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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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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我等跟奶奶到双阳路上的邮局去寄信。
在邮局前的报纸栏上，我看了一会报纸，并且看到了徐特立同志逝世的消息。我从《毛主席语录》上得知，他是被毛主席称之为老师的革命老前辈。
邮局的左边有一家新华书店，门面不大，我进去看了看，在一个不显眼的柜台里竟然发现还有《小布头奇遇记》一书出售。
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作者孙幼军，由叶圣陶之子叶至善任责任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1年12月北京第一版，32开本，213页）。我前几年看过这本书，不但故事情节生动，而且几乎每页上都配有插图，很好看，曾给我的童年带来过特别的乐趣。文革开始后这本书就从书店里消失了，市面上也看不到这本书。时隔两年多，又能再见到这本书，如同与阔别多年的好友重逢，我感到非常亲切，也充满了喜悦之情，当即就把这本书买了下来。
（下一次在书店里的意外发现是一九八九年七月，我在五角场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书架上还摆放着严家其著的《首脑论》一书。以前没想过要买，现在情况有变，就买了一本。）
在买《小布头奇遇记》之前，我刚好从别人那里借阅过一本外国人写的《木偶奇遇记》，里面的主人公匹诺曹只要一说谎，他的鼻子就会变长。当我重新阅读《小布头奇遇记》，一个木偶，一个布偶，两者故事各异，相映成趣，使我觉得都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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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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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的）全会结束，会上通过了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如果要给这个“永远”加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十一年零四个月，一九八○年二月，刘少奇获得了平反昭雪。
这时我父亲带回来一本关于刘少奇的材料，使我得以把里面的内容详细看过。这本材料的封面上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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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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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印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翻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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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文革初期我抢的传单早已被我当作废纸卖掉了，但我父亲在这期间弄回来的一些铅印的材料，数十年间除有少量的流失外，大部分都被我保存了下来。
到1968年的年底为止，我保存下来的材料（包括上面所说的这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有如下一些（有的标题作了一些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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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1966.10
中央首长讲话(1966.7---1966.11)——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
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5---1967.1)——上海革命京剧文工团等编印
中共中央批发哈尔滨师范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的两个材料——1967.1.1
中央首长讲话(1967.2---1967.4)——杭州印刷厂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印1967.3
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习文件——上海市检察战线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3
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南京工学院井岗山造反军团1967.4
毛主席的回忆(1893---1936)——上海第一医学院东方红军部1967.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论摘编——上海印刷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编印1967.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上海工总司玻璃行业指挥部翻印1967.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规定和通知——中共福建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政治处翻印1967.10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13号——1967.10.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1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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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揭露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嘴脸(第一集)——新北大第四野战军及<红心向党>兵团编1966.12
彻底砸烂刘少奇的黑书《论修养》(第一辑)——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批斗刘、邓、陶联络站编印1967.3
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摘编——中国科学院近代革命史所文革办公室1967.1
炮打一小撮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祖师爷刘少奇——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宣传队1966.11
王光美究竟是什么货色——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1967.1
桃园调查纪实——揭露刘少奇、王光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等编1967.2
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编1967.3
肃清刘毒——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农保处革命造反队编印1967.5
肃清刘毒(续编)——同上
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第一辑)——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挺进军>汇编1967.1
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第二辑)——同上
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第三辑)——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挺进军>汇编1967.3
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第四辑)——同上
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第五辑)——同上
打倒刘少奇专集——上海交通大学<全无敌>1967.4
五洋捉鳖/血战刘少奇叛徒集团——浙江农业大学革命造反总部追打刘、邓、陶兵团1967.8
大批判资料选编——复旦大学经济系<人民战争>战斗队等编1967.5
彻底揭露邓小平……嘴脸——上海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常设委员会编1967.1
……邓小平——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总部编印1967.3
邓小平……言论汇编——北京彻底摧毁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1967.3
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的新代表人物陶铸——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编印1967.3
打倒陶铸——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总部编印1967.3
陶铸……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北京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编印1967.5
打倒谭震林(材料汇编)——上海工总司虹口总指挥部化技直属大队等编印1967.3
……朱德(材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编印1967.3
……陈云——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总部编印1967.3
打倒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薄一波——北京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的造反队>整理1966.12
陆定一……修正主义教育言论摘编——上海市教育卫生系统斗批改联络站编1967.5
剥开皮来看——胡乔木何许人也?——上海工会系统批修联络站等编印1967.6
薛暮桥……修正主义谬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东方红>兵团等编1967.4
伍修权罪行录——上海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总站1967.6
打倒曾希圣——合肥师范学院东方红兵团编1968.1
……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的滔天罪行——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汇编1967.5
周扬……修正主义言论摘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反修战斗班编1967.5
多余的话(大叛徒瞿秋白的自白)——新北大反修战斗队印1967.3
瞿秋白/李秀成式的大叛徒——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翻印1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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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是刘少奇在上海的头号代理人——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清算陈、曹反革命罪行斗争会1967.4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政罪行录——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办公室革命造反队编印1967.8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上海文化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1967.6
张春桥、姚文元及杜平在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会上的讲话——1967.5
批判《出身论》——上海批判《出身论》小组1967.5
树立毛泽东思想中国式的新工资制度——上海工总司中国纺织机械厂造反总部印19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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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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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发生的有影响的国家大事还有：
五月底，全国性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并为此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此各工业局及其下一级的工业公司开始纷纷举办“七二一”大学（农村也开办培养农民技术人员的“七二一”大学）。
从一九六七年上海的“一月革命”开始，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为止，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从此开始全国性举办“五七干校”。
十月上旬，根据上级的部署，杨浦区在崇明县的东风农场成立了“10.4”干校（后更名为“五七”干校），之后全区的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地到那里去下放劳动。

我父亲是十一月下旬到这所干校去的，干校的位置在崇明岛的中部偏北。
（文革后，臧克家出了一本名叫《忆向阳》的诗集，立即引来一些人的指责；而对于杨绛写的《干校六记》则是一片赞扬声。现在拥有话语权的人都认同“五七一工程”的说法，把上“干校”说成是去“劳改”。）
十月中旬，发表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全国性开展“整党”。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前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有关方面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
（从这个月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止，上海市共有111.3万名知识青年到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地以及上海郊县的农村、农场务农。）
国际上，东欧有“布拉格之春”，以及苏联为首的“华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进行军事干预，即被中国等谴责为入侵。
西欧有“巴黎风暴”，以及多个国家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学潮，这时“全世界的青年有一种共同的兴趣，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公平、人类的命运什么的都很关心”，有史学家将这种现象诠释为“六八情结”，影响深远。
当时毛主席的诗词中有许多句子被经常引用,其中两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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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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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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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已有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长征》等被谱成歌曲传唱，文革开始后，先是唱毛主席语录歌，之后是又有多首毛主席诗词被陆续谱成歌曲传唱。
诗词在古代多是被用来歌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主席诗词歌比毛主席语录歌要合理得多，因此有些毛主席诗词歌曲得以传唱至今。
除了文革前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歌我会唱外，这年我又学会了唱新出来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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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其中有“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句）、《西江月/井冈山》（其中有“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之句）、《忆秦娥/娄山关》（其中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之句）、沁园春《雪》（其中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中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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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首毛主席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被改编成了评弹曲，我也会唱。在街头晨练时，女子的剑舞操会配上这支曲子，刚柔并济，韵味无限。
这年里还有许多广为传唱的歌曲，如湖南民歌《浏阳河》；如《欢呼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新时代》（洪源词、劫夫曲）；如《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石祥、刘薇词、生茂曲）；如《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如《毛主席的书咱们最爱读》（尤熹词、劫夫改词作曲），等等。
十一月份新出来一首歌《毛主席啊，革命战士敬祝您万寿无疆！》（洪源、石祥作词、唐诃、生茂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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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雷激荡，战士胸有朝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您的伟大思想像雨露阳光哺育我们成长；您的革命路线像光辉灯塔指引着胜利航向。用忠于您的红心，筑成伟大长城；用保卫您的意志，结成铁壁铜墙。伟大统帅毛主席，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第二段歌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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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一经唱响即广受欢迎，它以优美的旋律唱出了一种高昂、激扬、豪迈的精神面貌，充满着时代性的情感，并使之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我把这首歌定为一九六八年的标志性歌曲。
1994年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出品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开头配置的背景歌曲唱的就是上面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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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冬天，在严寒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人们都收缩在家里。吃了晚饭后也没什么事可做，磨蹭了一会儿，一家老小都早早上床，钻进被窝里睡觉，把一天就这样打发掉了。
在寒冬腊月里，我家有一个汤焐子就派上了用场。这个烫焐子是老货，黄铜的，外表光滑铮亮，因使用长久，色泽已经变老，大概就是有了所谓的“包浆”。汤焐子的底部边上有一个“瘪塘”，我奶奶说这是我小时侯曾用脚把它从床上踹到地上所致。
我家刷牙一直是用“白玉牙膏”，我们小时侯都比较厌恶刷牙齿，尤其是在冬天的清晨，更加怕冷，所以起床后，为了应付大人，就到水斗前去做一下刷牙的假动作借此蒙混过关。
这年的年底创下了上海气象史上最长的下雪天记录，从年末到一九六九年的年初，共计下了十六天的雪。
七十年代末，四川美术学院的程丛林曾创作过一幅名噪一时的油画，画名叫：《一九六八年×月×日/雪》。画面上表现了文革中武斗后的悲惨场景，其创作风格模仿于俄国的“巡回展览画派”，堪称“伤痕美术”的代表作之一。
一九六八年在纷纷扬扬的飞雪中离我们远去。当时还有两句毛主席的诗常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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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欢喜满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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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曾于2009年7月6日在某网站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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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看帖的网友，并祝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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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锋凡  本文有两则内容补充：
   
    买钉子
    大约是十月份，我们的老家安徽乡下有亲戚托关系找到我奶奶，要她在上海帮忙购买某种钉子（好象是鞋钉，钉子呈三角棱形，长度有1.5厘米、2厘米、2.5厘米等几种规格）。因为需要量较大，但商店一次性不允许多卖，于是奶奶就发动我们小人帮她一起去买。
    我们采取打游击的办法，分散出动，轮番进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零打碎敲，积少成多，终于在附近几家商店的五金柜台里买到了很多这样的钉子。
    我奶奶看着买回来的几大包钉子，很高兴完成了乡下人的托付。但我们小孩却不明白为什么安徽人这个时候要托人在上海买这种钉子，而且要买那么多。
   
    南京长江大桥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火车从这里过江不再轮渡。这项事业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
    邮政部门于1969年5月1日为此发行纪念邮票《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文14），全套四枚，票面图案分别是1、铁路桥，2、公路桥，3、大桥全景，4、庆祝建成，面值分别是4分、8分、8分、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