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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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第一部分）

黄廉自述：1976年11月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非法关押了接近五年半，在专案人员的巨大压力之下，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经年愈古稀，越来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经历对历史、对人民写出我自己的交代。

黄廉本是一介平民，只因为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担任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从此人生波澜起伏。黄廉在文革期间最为特殊的经历是：毛泽东曾经为他进入省革委会说情，江青要亲自介绍他入党，曾经作为毛江关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长的一个范例。在文革运动初期，黄廉被本厂当权派以“一贯反党”的名义关押，在被南下串联学生抢出来之后，于1966年参与组织重庆工人造反军，担任勤务组长；后策划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成立联合指挥部，周家喻是总指挥，黄廉担任政委；在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砸了之后，继续主持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指挥部，李木森是班长，黄廉担任政委；在一月夺权之后主持“反到底”与54扶持的“革联会”相对立（革联会的主体组成就是815）；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运动（或称二月逆流）中间，被抓入狱；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五十四军从监狱里直接提出，送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1968年成立省市革委会之后，担任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此后算是十年不倒。1970年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1971年5月在木材公司办“四不准学习班”，据说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关押了半年多；1975年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在是年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期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被赵紫阳大人指为四川的“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1976年4月入党；是年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省委下文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1976年11月以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罪名，经过华国锋批准，在被隔离审查了五年半之后，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四大罪名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4年受刑期满释放；现在是“无房子无家庭无医保无工作”的四无人员。

一、 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我1933年出生于铜梁土桥乡，父亲自幼在重庆谋生，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工，以后在东陵煤矿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7岁到重庆，读点小学，初二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进入群峰商行当见习生，相当于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曲靖中学报名，我考入军政大学三分校三中队，驻地在万县。我作为预科学员，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8月份学校就提前结业，随军部去青岛建设海军基地。后来我又在南京海军联合学校一天门二分校参谋系学习两年，再转到北京总参雷达学校学习。1952年4月，因为战场上需要，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一师二团作战股当联络员，相当于见习参谋。53年调到一师十七支队当文书，在机关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3年4月加入共青团。

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在政治部办公室当宣教干事，直到66年参加文革。

在反右期间，先是被党委选定为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右派作斗争。许多人头天还是朋友，因为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也是可以的，不赞成划右派。有一个同事名叫江永平，是行政秘书，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他说话就说是错误，说他有反革命嫌疑。

因为对反右有这些想法，就在会上讲，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民主，要让群众讲话去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还有就讲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自己选择工作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说自己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

这样就不得了，先要我离开战斗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厂里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开批判会，还把结论拿来要我签字，我坚决拒绝了。在文革期间，当权派还说我是内部右派，不是好人，这在群众组织中间引起过几次辩论。我被他们划为中间偏右，等到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那些当权派又不认帐了。

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一个报告，那完全是领导人可以随意决定人家的生死。李井泉还举例说，南充的一个生产队长划成右派之后，上吊自杀了，他还说为什么要自杀呢？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上吊干什么？他和彭真都是一路货，把别人的生死轻飘飘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自己还感觉蛮好。

二、 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运动的时候，23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很赞同。文革开初的时候，重庆大学的学生写了很多大字报，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义，尖锐批评他们把矛头对准下面，我就认为大学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条，觉得他们是对的。

重庆市委抛出张立群还没有批完，重大校长郑思群在工作组的整治下就自杀了。当时觉得市委抛出张立群他们是转移转运方向，因为张立群当时已经不在重庆了，调去西南局工作了。回想起来，四清运动在他们领导下也是走过场，把矛头对准农民的投机倒把什么的，而不是清查公社书记以上的当权派。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游行，遭到赤卫军的围攻，工厂里面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里面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些都是市委组织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市委为什么要派学生去抄老百姓的家呢？还有学生在街上剪裤管，剪头发，都是根据市委的安排，由中学生组织出面搞的。还有北京的消息传过来，说西纠可以随便打死人。

另外一方面，根据市委和工作组的布置，在大学生里面抓所谓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厂里抓危险分子。运动按照市委的部署，矛头下指，在群众中间横扫，而且纠缠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本来按照政策都是过去解决了的。我在一次学习会上提出：地主还有接班的吗？黑五类为什么要继续搞？按照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书记局长才对。这么一说，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会上讲清楚，他们还翻出我在57年的旧帐，说我当时就是为反革命说话，观点一向是很右的。

我说不仅自己的出身很好，而且历史上也是有几个“红巴巴”的，自己是解放军转业，还是团员。我接着就举例说，局里面做了一栋新房子，都是科长以上的干部分了，工作上书记也是一天到晚养尊处优，不读书不看报，公司经理以上就是有一个特权阶层。

会后我跑到市委去看大字报，晚上在家里刚刚把女儿哄睡了。这个时候门打开了，进来八个人，要我回厂里去开会，结果就这样把我绑架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党委组织的保守派。回厂之后连夜开批斗会，说我一贯反党，还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报的事情，说市委已经发布“四不准”，在非常时期，不准抄大字报，不准看大字报，不准跟学生往来，不准去外面发表演讲。我说大字报上说，你们搞特权，毛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第二天开始就不让我上街，关押在地下室里。我索性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容是：你们读过九评吗？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最后是三个口号。

我被厂里保守派关押的事情，有工人去跟学生讲了，南下串联的学生就跑到木材公司门口，保守派不让他们进来，结果他们和本地的学生一起，来的人很多，把整个中心路都扎断了，最后冲进来，找到我拥着就出了木材公司。出来之后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北京传单，上面是江青讲话什么的，还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惊奇不已。我最开始接触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金根等外地串联学生。

后来才听说，我的那张大字报传播得很广，成都的826也转抄过去了。他们学生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首先是题目很好，引导工人冲破黑暗，预言了运动的展开，帮助人们冲破思想禁锢，迎接了运动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很多人，给我送毛主席语录，要我签字，许多工厂的个人邀请我去做报告，我就到处讲要勇敢参加造反，不要怕，工人们觉得我讲的特别好，与他们的感受和心灵相通。

我看到一些学生搞抄家破四旧，完全没有章法，也不主张去砸什么陵墓，更不要跟着搞什么戴高帽游街，走资派就是希望你们造反派破坏政策，失去运动方向。我感到中国的大问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无法贯彻，中间受到走资派的歪曲，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对准走资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变修国变色。文革的对象不是搞死老虎，而且过去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经在接受教育，也不可能让他们的子女来接班，所以我坚决反对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孟宪成却认为谭力夫是干部，有水平，讲话是对的。

三、 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这个时候市委已经是人仰马翻，政府也停止工作了，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也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人去管和组织，大家乱贴大字报。革命高潮确实到来了，走资派被冲击，这个时候更需要严密的组织，引导把握运动的方向，以实现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孟宪成提议设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来支持八一五学生的运动，也支持各地来的造反派学生。第一次选举我承头，还有印字二厂的工人王文华，长安厂的干部邱伯灵，总共七个人，那几个人都不敢当，后头跑得不知去向了，第二天晚上又选举，这一次有重庆锅炉厂的老陈，建筑工人朱正昆，也是七个人。

工人造反军成立勤务组，选举我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一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各个单位自己成立组织进行选举，选完了到六中来与我们总部挂钩，各界的人士都来支持。当时的情景，就象红军占领冬宫一样，人潮涌动，招呼都来不及，什么事情一个招呼都有人积极地去办。

那个时候，文联的罗广斌约我去谈谈，他当时是作协主席和重庆市团委书记。我从六中走过去，许多工人说你现在需要人保护，自发地跟着我走，从上清寺走到文联，路上看到工纠在街上游行，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说产业大军上街了，喊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黄廉。传单也很多，有的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还有的说我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个新华社穿着军装的记者刘集贤，问我看到大字报没有，我说市委花这么多钱印传单，诋毁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真是浪费，要是把钱节约下来给我多好哇。他想跟着我到文联去，保镖把他推开了。

罗广斌见到我之后，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领导造反军，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很多革命前辈都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我也要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是鼓舞教育着我们。我问他，他说力争不当走资派。我说还是要为工农写出好的作品，要当跟工人一条心的作家，杨益言插话说绝对是应该跟工人一条心。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回答说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些官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我们工农大众掌权，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纯洁党的路线。他说你这么说也对，要我多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四、 北上取经到造反军的正式成立

1966年8月份，十六条已经发布了，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压制很厉害，市委镇压造反派，不让工人参加运动，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险分子，各个单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学生造反对不对，全市的争论都很激烈，在市中心解放碑，很多的工人农民都出来自发辩论，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人民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很是不少，在马路上有人写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还有标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刘邓李等等。

市委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去调查过，发现都是市委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这些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在工厂里面就更厉害了，有的人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动不动就说你破坏生产，扣工资，拿这个来扑灭运动的势头，很多单位有人跳楼，有的人被当权派逼疯，游街批斗的更是寻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斗争，几乎都要与当权派组织的保守派发生冲突。我们单位批判我，但是没有游街，因为我的影响大，怕游街的时候被学生抢走。那个时候很多工人都不敢回单位，大家都云集六中，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

北京南下的学生一批批地来，第一批红卫兵来了之后耀武扬威，行为非常过激，搞砸古墓什么的，陈伯达又把他们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学生孟宪成他们的宣传又很不相同，觉得他们还是很讲道理，他说第一批是“保爹保妈派”。

我心里也很苦闷，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什么总是受打击？为什么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贯彻不下来？那个时候刚刚发现李井泉确实是个土皇帝，很霸道，在重庆鲁大东他们就组织起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学生运动。因为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答案，我就想亲自去一趟北京，还有几个文艺界的人跟我一道去，几个南下的学生护送我去北京，其中一个是清华附中的林怀。

到北京之后，我就想着要找周总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的时候，我填表的时候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履历和所写的大字报都写上了，是一个姓田的干部接待我的，他说我是一个最正规的上访者。他首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你们说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显的违背？李大章是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对他是什么看法？重庆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工纠是不是要积极抓生产、压革命，他们又是如何生产、如何革命的？我说工纠几十万人整天着装整齐游行示威，在外面不准革命，没有搞生产。我说我到北京来想要搞清楚，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对不对？为什么总是挨批挨斗？受压的工人在重庆完全无路可走，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对李井泉了解不多，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化，重庆市委派工作组到重大，郑校长自杀，文革目标是要清党内的走资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在困难时期过后，毛主席都有检讨，四川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李井泉的检讨？

田干部回答我说，现在是要把北京打扫干净，这恐怕不是对待上访者的措施，下面各个地方都混乱起来了，不可小看，九十月份可能会有些决策出来。然后他就安排我住在北京物资部接待站，地址是在天坛那里。第二天林怀带我去见蒯大富，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郭沫若、林枫，会上揭发林枫派工作组到学校镇压学生，说他们对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枫坐在台上接受批判，学生们一一上去发言。有人把蒯大富请下来做了介绍，他请我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我最关心的是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革运动对不对？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问我有几个四川的干部说是受迫害，已经在北京，问我知道不知道，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要我想办法找一找。还说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从文革接待站回去之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开了一个华沙车来找我，又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要我暂时住下，说准备给我一张票，不过目前还没有定。后来又通知我到文化宫，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都是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有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的李世英，我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要发动广大群众反修防修，为中国千秋万代高举红旗，我没有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见你们。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起来是帮助他们理解，是帮了文革的忙。

在接见之前，要求铁器交出来，衣服要整齐，每个人填一张表，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天晚上带我们去看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是天安门下东观礼台，我们旁边的就是军事院校的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毛主席出来的时候，一个广西的年轻人在那里哭哇哭，最后昏过去了。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也是不断地有人昏倒，解放军抬着担架把他们送走。毛主席走下天安门跟群众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传出来说毛主席的手遭指甲划破，我们参加的是毛主席831第二次接见。

这个时候，我才大致了解五十多天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对北京学生三个司令部的情况也了解一些，我打电话给林怀，她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出去到处走，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孟宪成也回到北京了，他说自己是二司的，他很客观，说我们造了一司的反，他们是保工作组的，我们搞打砸抢，到处东砸西砸，是受了工作组的指派，西纠犯了错误，我们不当保爹保妈派，要跟毛主席干革命。到三司去一看，全部是各个大学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

文革接待站又来找我，说你来北京半个月了，也见了毛主席，应该早点回去。我正要准备回去，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又找到我，要我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去做造反军的工作，说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二招，我才知道造反军有250多人北上，那时还没有开正式成立的大会，只是处在筹备阶段。我转达了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国务院天天来联络员，想要催我们早点回去。

在那里我又听到一曲他们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他们打着旗子，从重庆步行到永川，在永川还把铁路拦断了一段时间才坐上火车，他们说筹备组的人有右倾思想，说叶祖龙有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他们又在永川召开了“遵义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还承认我，其他几个选出来的负责人是杨国成，402工区的工人；张厚贵，重庆锅炉厂工人；朱正昆，四建公司的工人。他们来了以后，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要他们找黄廉。

他们天天到各个归口部去反映问题，说走资派抗拒文革的种种，控诉走资派怎么迫害批斗他们。在9月10号左右，在北京人民公园召开一次四川联合控诉李井泉的大会，北京各个部委和各大群众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各个报纸都派了记者，了解西南走资派对群众的镇压情况。各个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来人，帮助解决吃穿，还给了大衣什么的。

有一次我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见到总编唐平铸，他是一个军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记者去重庆，他送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像片给我。向我了解了一些四川和重庆的情况，他说我们看了你写的大字报，觉得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这个大字报，建议我尽快回去就地闹革命，把工人带好，说这也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阶级的责任心。他告诉我最近要召开一次会议，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举办，准备请中央文革的人来作报告，专门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希望你们带个头回去，你们200多人不能全部参加，问给你们20张票怎么样？我要了40张入场券，他开玩笑说没有座位不要造反啊。会议是在帅府园召开的，我们基本上保证每个厂有人，进去之后重庆的人坐在第一二排。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出席大会，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走资派各种伎俩都已经破产了，现在我们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给毛主席争气。末了还问重庆工人造反军什么时候回去，有人回答说见了毛主席就回去，后面的人也跟着喊，戚本禹说这也有可能嘛，不过要由毛主席来安排。

这一次我们是要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了，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是广场西侧、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我们说不想站在那里，想要参加游行。因为不让外地人参加游行，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清华大学参加他们，大家凑钱做了一个20多公尺的横幅，比哪个的都大。毛主席接见之后，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去。那个时候革命的政府，办事效率真是不一样，说车厢已经帮助我们包好了，票也已经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大家赶着买了黄布做军装，像章一个不够，要买上一大包回去作为礼品，文件和传单也是一大包，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准备。

戚本禹说你们回去就是宣传队，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车，给李井泉示个威。我们到成都火车站下车之后，喊所有的造反军坐在车站，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我们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我们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响，迅速就来了五台公交车，把我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我们不要上街，还很关心我们好久离开，有什么要求他们说要记下来。这个时候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情，我们就说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没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说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专门听你们的观点。

第二天下午，就把我们的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说我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我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讲完了之后你们回去再去跟鲁大东讲。这个会议826、红成和兵团的人都来了。李大章是副省长，一副学者气派，省委主管工作的还是廖志高。开头我还很担心，准备去念王力的讲话，底下的群众讲，黄老总你不要讲了，下面排队等着讲话的有十几个。我就要朱正昆去念，朱正昆根本不念这个，他上台讲自己怎么见了毛主席，然后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五万份发给大家，李大章说跟他们印，跟他们印，我们在成都做事，比重庆还方便。控诉完之后，一些干部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他们又把杨超押上去交代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就问我们几时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在礼堂后头休息室里，就有人要李大章给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他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装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我找一个人来跟你们谈，省里面还是志高同志负责工作。廖志高过来给我们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遗留问题。写完之后，还问我们满意不满意？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轻工厅还支持我们20辆自行车，兵团列队欢送我们，红成随说是保守的，但是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更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路上就散发传单。

晚上回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群众出来接待的很多，我们半夜扭起秧歌。几百人没有地方落脚，有人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总工会。第二天就是满街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许多同志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单位去。我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工作，一天都有上万人来访问串联，交流，总工会的地毯都踩坏了，结果收起来。食堂说完全承受不了，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也不去食堂打饭了，本来是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

那个时候，群众确实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势头，工会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倾向我们，那些老保干部连班也不上了。

我们在内部就开始健全组织机构，总部下设宣传部老陈负责、联络部是朱正昆、保卫部徐传迪、办公室罗哲光、还有一个关系调解部；作战部是杨国成负责，主要收集情报，鲁大东在哪里，李井泉过重庆准备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准备跟走资派斗。大家都很注意与走资派形成区别，办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较好，就有人说不合适，她第二天就换上工作服来上班。总负责人是我、叶祖龙、张厚贵、石兆麟，机构健全之后，我就把事情推给他们，自己独立想些事情，听汇报，每天还要出去作些报告，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市委来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们不想理他们，因为工厂里面打个招呼，印刷什么的，自己就能够解决，不再有求于他们了，基本上是半夺权状态。支持革命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工人有什么事情也已经不去找他们，而是来找我们解决了。到九月底的时候，市委又来找我们，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们帮助解决什么问题了，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给他们。鲁大东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是想借机搞好关系，我们理都不理，也不想见鲁大东了。市委在外面出传单说我原来是干部，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也不屑于去辨白。我们叫公安局出了介绍信，去刻了个公章，制了一个制工作证的钢印，上面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

那个时候就准备开一个成立大会，在国庆节前进行，要各单位回去准备。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出席，重庆到底有多少工人造反军，通知是9月28日在六中集合，会议选定在市委大礼堂进行，里面可以坐五千人，当时估计造反军也不过就是5000人左右。

我写好了发言稿，派人去清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省委书记鲁大东、工会主席，还请各个学校派一名代表，首都三司也选一名代表，还派人去重大八一五请人出席，那个时候还认不到周家喻，后来他们也来了一个人，主席台设有四十个座位。通知还要求各个厂矿自己准备游行的旗帜，准备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

28号下午，许多男男女女就自带了干粮，人实在来得太多，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六中就坐不下了，我们也是措手不及，无法进行安顿，大家都站在操场上讲话。这样我们就考虑不要妨碍六中红卫兵的工作，要大家提前进入大礼堂去，里面坐不下，可以在外面的花园和广场休息。我们的队伍到达大礼堂之后，市委市政府不让进去，什么租金、打扫费用等等诸多推搪，我们派了一个铝制品厂的科长去跟他们交涉，反正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一个机关事务局姓许的出面跟我们交涉，自称是市委常委，我说那就正好，中央要你们支持文革和群众运动，你们要表现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支持法。

晚上9点半钟的时候，各个学校的代表就来齐了，军分区、市委和工会也都派了人来，都是一般干部，不是主要领导。我和孟宪成上主席台去，他首先讲话说支持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支持学生展开运动，帮助维护运动秩序。我在会上宣布，晚上开会，明天举行游行。会议开得很是闹热，大家齐唱国际歌、国歌，还有团结就是力量，会上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讲话，会议开完之后，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我们就上街游行，整整一天都是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里转。

造反军一成立，大家的胆子就大了，农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市委说跨行业的组织他们不欢迎，还说造反军里面牛鬼蛇神多，我说要他们那些当官的说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们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说的进行批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官僚主义。

那个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少，什么两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军总部来离婚，完全是应接不暇。我们因此下了五条规定，对于反对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产要支持，一切破坏社会治安、不利于文革深入进行的要反对，对于制造干扰的行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这个时候，许多学生和干部都提出来，学生领导运动没有经验，工人学生要团结和联合起来，我们要主动去跟八一五搞好联合，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我们当时在六中，一些老师就主动去找周家喻，东打听西打听，知道他是在少年宫办公，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正穿着一件军大衣跟工人讲话。我们上去做自我介绍，他说在解放碑辩论的时候就认识我。我们说了打算，他说要回总团研究，过两天才能答复我。过两天，他回复同意成立联合指挥部，我们就在图书馆占了一栋房子，新成立的联合指挥部就在里面办公，周家喻担任总指挥，我担任政委。

我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大815总团先是同意了，这样很快就左右了重庆的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团结，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他不姓黄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内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书，在本单位是一个流氓，曾经打伤过三个情夫，我对这些鬼蜮伎俩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辩解。我向文联借了一辆吉普车，在大游行的时候逆着队伍，去重庆大学印刷工作证书，车子上仅仅是贴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的标记，游行队伍就自动分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

后来重大内部发生了分歧，市委又说黄廉有问题，真要有问题朗个承担得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最先起来造反，让黄廉去当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联合指挥部。我与罗广斌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告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造反军说重大来了几十个人，走进办公室喊把公章交出来，陈发荣是秘书，说被包围了。熊代富带人来之后，拿到公章之后一劈两半，留一半给我们。我当时不是很在乎，罗广斌试着问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带几十个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前头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说还是要顾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回去问工人，很多人都是立马要去八一五砸回来，我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并且马上提出口号，成立“打李联络站”。

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埋下了后来分裂乃至武斗的种子，后来搞武斗他也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积极。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八一五总团有人说他是市委派进来的，市委也确实一直在保护他，现在也是发了大财。

五、 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造反军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守组织的挣扎，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自己在大字报里面抨击五十多天的错误，反复申说走资派才是运动的对象，保守组织想要再转移运动方向并阻挡革命已经不可能了。工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还不服气，造反军北上回来，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有心里失落感。那些老保出身好，也是些正统的优秀工人，市委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结果却是对方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不服气，想要开大会示威。他们很多人确实是一些有朴素感情、热爱党的人，只是盲目地听从上级的调度，这样的转折对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路线上站错了队，他们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才要写“我的一张大字报”。

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鲁大东还准备亲自主持他们的示威大会，还准备在会上讲话。利用过去的隔阂和他们与造反派的过节，继续挑起他们对造反派的新仇恨。他们先发了传单，准备在12月4日这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改名大会，统一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我们就决定到场造反，工人造反军、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三股力量，联合冲击了他们的会场。

保守派开会和游行，市委要发几块钱的补贴，还给他们发麻饼，所以被人们称为“麻子兵”，后来就成为老保的代名词。造反派去冲击他们的会场，他们事先准备拿了扁担和棒棒，造反派都赤手空拳冲进去，结果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尽管如此造反派还是不惜一切地冲上主席台，保守派作鸟兽散都跑掉了，旗子丢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们脱下来。老保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拼命精神，虽然准备了武器，结果还是赤手空拳的造反派冲得人仰马翻。我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造反派欢呼雀跃，我登上检阅台，看到现场一片人潮滚滚的场景，气魄非常大。

工纠的铁旗杆是用电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旗杆沉重无比，四十多个工人才抬回去，放在总工会，上面就有很多人贴上纸条，有的写着向造反军的战友致敬，有的是给造反军献计献策，还有的是欢呼铁杆保皇派倒了。

这一次具体打伤了多数人，不清楚，当时传说有人被老保打死，鲁大东很慌张，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上头交代，因此市委一声令下，保皇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许多传言说当权派把死人放在重钢的高炉里烧了，接着就下来查封火葬场，各个单位注意当权派的动向，防止他们转移尸体，掩盖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医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说这个不行，我挨个医院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伤员。还有女同志拉着我的手哭，说一定要向老保打回来。当时是一片传言四起，北京也打电话来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市人民以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讨论，哈军工的周闯、毛琦坚持要搞抬尸游行，我劝他们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闯说我右倾，是个小官僚。张金根说老黄主张慎重一些，我认为是恰当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说法，还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极力支持，南下的串联学生几乎是一手包办决策，他们在火葬场找了几具尸体，都要通过抬尸游行去控诉走资派的迫害。他们拿了三具尸体看着，也不知道死者得单位和名字，连我都不让去过去看。罗广斌也说要谨慎，同时也劝我说，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去调查，说大方向是不能过分去给学生泼冷水。文艺界的人还编了一首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来调查证明，拿来的那几具尸体都不是造反派，当权派就借着这个造舆论进行反击。造反派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很多人自以为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有着自由主义的本能缺点，不会思前想后，我提出谨慎建议，被一些人取笑为胆小怕事，遭人轰了。火葬场和医院都是走资派控制，学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尸体，则是受控制的，最后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尸体，是什么人决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今天还听到有人唱那首歌，我听后心里难受，觉得教训极为深刻。

以前重大赤卫军和工纠，都是明的，是公开地反对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纠打伤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冲，双方以血相见，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之后，保守派组织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实际上也是鲁大东害怕死人，一纸令下的结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整个重庆谈到工纠就是一种耻辱，舆论氛围变换就是如此彻底，公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继续活动了。

六、 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

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新的保守派又出现了，一些人听说打死人害怕了，叶公好龙的本色就露出来了。市委又采取新的手法，在造反派内部收买新的组织，进行分化瓦解，那个时候两三个人就是一个组织，复杂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八一五又开始走上层路线，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在扩大。保守组织瓦解之后，一些人与造反派的仇恨心结并没有消失，开始大量加入造反派，在造反派组织内部搞派系，走资派由原来的公开对抗，转为隐蔽的手法，私下进行收买，福利引诱，继续用新的手法去支一派压一派，仅仅是中央的态度和文件，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文革始终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生死大搏斗，鲁大东这些人对这个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十年文革中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决心和意志，就是要不择手段地把造反派压制住、整下去，保护他们自己，把运动的矛头转移过来，对准群众或者死老虎。他们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就用新的手法来破坏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抬尸游行带来的混乱，联合指挥部内部的分裂，都是在这个形势下才能更好地理解。

八一五总团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反间计，市委说社会上造反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们不纯洁，只有学生最好，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就是这样顺利地输灌给学生了；再一个就是他们自认为是造反先锋，现在要工人来掌权，心里不平衡。市委干部可是心明眼亮，就拼命挑拨，只要你有一点私心，就最终要被他们利用，打进分裂的楔子。干部说工人有野心，造反的动机不纯，黄廉本来是右派，以帮助破坏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学生和我们当时普遍感觉不到文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我们能够集结的力量而言，就我们与走资派的力量对比而言，我们不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是永远到不了安稳地分享胜利果实的那一天，总是错误地以为胜利就在前面，总是把内部的地位争夺，变成力量分散的依据。

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局中人才回过味来，有一次我跟周家喻讲了一个寓言，说是有两个人被告知楼上有一个稀罕物什，要多好就有多好，完全是十全十美，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争夺一个唯一的楼梯，都要抢先上楼，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时刻不忘记要拿脚揣一下后面的脑壳，最后前头的那个人终于上去了，才发现楼上不过是一场噩梦。他也很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后来他也去跟别人讲。

在抬尸游行之后，罗广斌对我说，他自己是局级干部，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是有人在挑拨，抢尸体的时候你们控制不了局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去抢的，为什么要单单抢劳改犯的尸体出来。罗广斌说斗争很复杂，背后肯定有人。我找唐兴盛征求意见，他是老红军，他说支持造反派没有问题，也认为存在着这个问题。

在一月夺权的时候，干部当时都不敢站出来，站出一个市委就不支持他，说他是牛鬼蛇神，搞得都不愿意当干部了，藏的藏，躲的躲，堡垒始终无法攻破，仅仅靠学生和工人掌握不了局势，大部分单位都是处于混乱状态，走资派在内部破坏，权不夺也已经不行了。元月十一日广播了上海夺权的事情，要在重庆全面夺权我们也没有那个气魄。罗广斌跟我讲，你去跟工人开个会，准备找点有文化的工人，预备在1月25日这一天去夺电台的权。等到我们的人去电台一看，首都红卫兵、八一五、大专院校的人、军事院校和军分区的干部都在那里，十分混乱，第二天早上唐兴盛宣布军管，我才比较放心了，唯恐出了乱子，当时的心态大抵如此。

没有大联合，就不可能夺权，我们向北京请示，回答也是说要实现大联合。八一五想要依靠干部，我们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我个人倒是认为任白戈没有干多少坏事，就是国防文学这个老问题之外。我个人对鲁大东有看法，认为他思想十分保守，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廖（伯康）李（芷洲）”打下去了。而且他是山东人，到重庆来工作之后，就在党政系统形成一个山东帮，排斥一些正直的干部如岳林，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时候，周恩来召他进京，要他跟工人见面做工作，让工人回来，他根本就不跟工人见面，还欺骗中央和周总理，说已经做了工作，这是他死后许多人写回忆文章中间才露出来的，说造反军从北京回来是他做的工作，谎言一直说到如今。

造反派内面很多人说，市委已经说你是任白戈的警卫员了，而且第一把手都是靠边站的，所以不能考虑任白戈。社会上攻击我的也很多，保守组织参加到八一五和政法兵团的人不少。罗广斌说夺权没有中央支持不行，你是不是还是去北京一趟。我给周总理发了个电报，说重庆非夺权不可了，从生产和生活秩序看，从社会思潮看，都是一片混乱，为了不出现瘫痪局面，我把情况汇集了，说想到北京汇报。罗广斌借了400元路费给我，要我尽快去北京。

这个时候许多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都是夺权的问题，分裂的问题。贵州红卫军团的李铁乃，云南炮派的范喜莲，都派人到重庆来找我，约我去北京，想要通过我找中央文革，说我在中央文革心目中间还有点地位。想把我推在前头去找人，大家的想法是大同小异，都是希望得到中央的指示，各地都不知道朗个办。贵州的情况是李再含明里支持李铁乃，李铁乃是少数民族像个野人一样，李再含暗地里支持地化所的许英年，李铁乃觉得不公平，就起来反对李再含，也想去北京找周恩来，把事情向上反映，寻求合理的解决。

李铁乃请我在西四吃火锅，还告诉我那天晚上两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他一定要我参加。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门全部关紧了。我看屋子里非常简陋，不象是总理会客的地方，就问解放军，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十二点多的时候，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一下子把他铐起来。对于在场的人，他们说首长说都要带去。我很纳闷，以为是联动的出来绑架，最后才知道是被卫戍区管制起来了。等到第七天的时候，才有两个公安局的人过来，验证我到底是真黄廉还是假黄廉。又隔了两天才来一个军车，一个叫赵文成的干部告诉我，李铁乃犯了滔天大罪，把造反派开进进不得的地方，他还告诉我重庆的问题严重。我走出卫戍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

第二天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温白桦见我，告诉我重庆的革联会已经夺权，重庆根本不知道我在北京的情况，造反军总部已经被砸了，罗广斌从楼上坠下来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叫做砸派，要砸乱革联会。他还说现在两派还是要大联合夺权，必须三结合，你们要选出你们真正的代表，全国都是如此，干部代表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政权机构还是叫革委会好。他说，黄廉，重庆的形势远比你能够想象的复杂，你要赶快回去，周总理要你早点回去搞大联合，我们跟你买票。我问这十几天我回去怎么交代，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就给我写了证明，说是由于他们办别的事情，耽搁了我十多天时间。

七、 亲历二月逆流

我在北京一恢复自由，就看到重庆上北京告状的人又来了，他们说罗广斌被革联会害死了，总部也被他们砸掉了。革联会主任是重大的一个校工刘，八一五派的学生当中，熊代富进入了革联会。全市乱的一塌糊涂，砸派与革联会的斗争比与工纠的斗争还激烈，他们到处抓人关人，提出口号要火烧油炸黄廉，把造反军赶尽杀绝。他们不让我回去，说回去有危险，要我当逍遥派去上海耍。

我在前门买了十几个饼子，立马就上了火车。在西安下车去看了李世英，有个解放军把我招待得很好。到成都下车一看，整个城市鸦雀无声，街上到处都是漫画，把826划成蠢驴，把江海云的头像接在驴身上，兵团也遭到镇压。大街上都是“产业军就是好”“红成是忠于毛主席的”，回应的口号很少，稀稀落落的有几条，例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镇压学生就是段祺瑞”“坚决支持砸派的革命行动”。在街上碰到李志华，他说你怎么还敢在街上走啊，现在赶快离开，告诉我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万人。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乱廉罗栈”，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工总司也没有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

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什么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个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乱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顺带要求他们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105那个组织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接我。还要我不要直接回家，说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车子直接开到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口，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摩托车过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说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说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来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耿志刚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过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上火车之后，他们全部买了软卧，独把张龙宝放在硬坐车厢，我要他们去换过来，最后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张龙宝告诉我，我这一场惊险，并非个人原因，重庆市借二月逆流的尾声来压一派，造反军坚持反对就遭到他们的镇压，五十四军搞的一派夺权中央根本不承认。在火车上，军队故意安排段大明与我一个车厢，我对他很不客气，想他既然跟军队在一起，必定是参与镇压阴谋的，我问他是谁喊他去结合的，他说是军队喊我去结合的。最后他自己表白说，自己当过红军，待遇已经够了，就想着去搞个柑橘研究所，当个所长就好了。

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交电大楼上815的红旗广播站对垒。各人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新闻，辩论每天发生的事情。市民群众每天六点钟前后就集中在那里听，听两派的观点和对事件的看法，广播员都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之人，双方都是高音喇叭，外地人经过的时候往往也要停下来听一阵子。有时广播上激烈辩论，底下群众也开始就冲突和打斗，觉得没有道理就扔石头、吐口水什么的。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他当时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负责广播。他讲述一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气势上咄咄逼人，一件平凡的事情，他广播的时候下面听众也是鸦雀无声，都愿意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讲完之后，815的广播就开始反驳。

有一次我下去检查工作，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那里振振有辞，我走到广播室一看，原来是豆腐厂的厂长石有中同志，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个文章，他把我们的批判文章抑扬顿挫地表述出来，说到愤怒的时候，就一拍桌子，下面的听众也往往对他的感情和思想感到水乳交融，他把批判文章跟说评书似的讲完了之后，才回头跟我打招呼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完成我的战斗。”周家喻说我们把一个说评书的高人，请来当广播员，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谢掰掰何许人也。这个人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曾经问过我如果毛主席的哀乐之后怎么办，后来他就萎靡不振了。

八、 一步到天涯

到北京之后，一车送到西苑宾馆，给我安排了一个西二楼的大套间，我问耿志刚住这么宽干什么？他说是按照市长的标准安排的三套间。我没有想到，自己从监狱一步跨到这里，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晚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台上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人。江青首先问蔡文斌来了没有、黄廉来了没有？韩怀志站起来回答说来了。江青说这次在二月逆流之间被抓的同志，对不起你们，你们受苦了，经历了这一次反扑也好，不要以为干革命会安然无事。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连李大章、天宝这样的老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成什么话！江青喊我讲话，我说我还没拢屋就被抓了，什么也不知道，江青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个路线问题。

叶群起身跟江青说悄悄话，总理说，好了现在开会。总理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现在该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这次请你们来议一议，商量一下，四川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审查了刘张的问题，看了他们的全部档案，他们确实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参加省革筹的工作。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凡是二三月份被关押的同志，一律平反。这样就否定了二月镇反。

温白桦也参加了会议，他说54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有了阻力就把另一派的人都抓起来。总理插话说，你们要一碗水端平，干部结合是拉郎配，也害了干部。我又站起来说坚决反对结合辛易之，总理批评我说，你听一个就反对一个，那你提一个，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革筹主任是五十四军兰亦农，副主任刘润泉和唐兴盛，黄廉参加一起筹备。临时权力由革筹掌握，军队进入市委市人委主持日常工作，边筹备边工作。

对造反军要完全平反，由市革筹和军管会出公告，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都要平反，在单位内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通知也要平反。谢家祥讲话表示坚决拥护，说回去保证一碗水端平，希望群众能够谅解过去工作上不注意的问题，没有承认错误。周总理说，黄廉你回去要做同志们的工作，矛盾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要注意，骄兵必败，回去把革委会筹组起来。我们的问题全部解决了，第二天那些干部全部都跑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成都军区前政委韦杰找到我，把我拉到食堂的毛主席像前面，流着泪讲话，说在毛主席跟前给你道歉，当作众人三鞠躬，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感动。他是少数民族出身，性情很耿直，转变得比较快。

在西苑饭店的时候，聂元梓过来找我，问我一些情况，北师大还请我去做报告，讲四川的二月逆流，做了几天报告。五一节去天安门广场看焰火，我看到焰火在空中的变幻，非常感慨，生活上的事情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前几天他们还抄我的家，要对造反军斩尽杀绝，现在中国的问题确实太复杂了。我回到重庆之后，五十四军找我传达中央否定二月逆流的指示，回来又是作不完的报告。

九、 分歧升级到武斗

周总理4月28日接见我们的时候，八一五还说砸派反军，不讲道理。周问砸派是什么意思？八一五的人说就是打砸抢，砸乱革联会。我说革联会是五十四军帮助捏起来的。刘西挺你们造反军也不能代表全部重庆，还是要团结。我说准备联合起来成立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造反到底。刘西挺说，那就叫反到底吧，反到底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和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下来之后，八一五里面很多人不服气，工厂里面的贯彻阻力慢慢就体现出来了。原来市委组织的老保在“一二四”之后被打下去了，现在军队支持的一派夺权也被否定了，中央支持我们，我们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有人说八一五是新老保，八一五在重庆最先起来造反，现在落下一个老保的名声。不说他们天生保守，至少是借助二月逆流参加搞一派夺权，参加了镇压的人，至少是犯了错误。

军队不转也得转，他们也不敢跟中央公开叫板，现在看起来就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了。这个时候，八一五内部发生了分裂，还是他的组织，自己打起旗帜，有些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倾向反到底，还有的干脆宣布参加到反到底一边来。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回来周家喻提了个口号：稳住阵脚，准备再战。

大联合要以大批判开路，6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要召开批判李井泉的大会，八一五掌握李井泉不给我们批判，叫我们掌握不到批判的主动权。我们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30万人大会，因为八一五不交出李井泉来，我们只好缺席批判，扎了一个稻草人写上李井泉的名字。会场上造反军在二月镇反之后，展现出来的巨大愤慨，至今历历在目，批判完了之后就把草人烧了。这个事情后来周总理他们都知道了，还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来形容说是“纸船明烛照天烧”，大家对八一五更为恼火，也加深了他们就是老保的印象。八一五是为了稳定军心，中央批评之后，他们更是士气大减。

军工系统的产业工人，他们多数出身不错，也有很强的组织性，有很强的优越感。早先很多人被走资派利用参加了工纠，工纠瓦解之后，许多人就地参加了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或明或暗地挑起一些双方的矛盾，早先的分歧和怨气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的分歧和形势又来了。革联会实际上还是没有垮，八一兵团出来仍然非常整齐，大有工纠的架势。农民的组织叫红农八一五。

除了大批判之外，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把反对革联会的拢起来，反到底方面组织了红一方面军，刘结挺和张西挺打电话来说，这么多的组织，是不是还是团结起来搞大批判，初步算了一下，单以称号来说合计有28个组织，张国华也说一定要把大家捏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在重庆市经委设立了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还是反到底，省外很多地方只知道反到底。在反到底内部，底下有六大总部，造反军的头头还是我兼、工总司班长是李木森、军工井冈山头是邓长春，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七工人造反兵团等。起先各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并不统一，望江厂的叫“金猴战斗队”，建设厂的叫“红大刀”，长安厂的叫“六月天兵”，这个时候各个厂联合起来叫做“军工井冈山”。反到底这边的农民组织比较复杂，有农民造反军、农革会，二七等。

这个时候，外地调来的8711部队、50军、独立师支持反到底，五十四军仍然鼎力支持八一五。市革筹组开始运作之后，市委就彻底瘫痪靠边站了。派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了新的内容。在对于干部的态度上，反到底说刘张是好干部，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乱萝卜。最初的群众纠纷是辩论“红十条”“红五条”，反到底说八一五不执行红十条，是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八一五就说反到底反军、砸公检法。砸派说八一五是二月逆流和走资派的帮凶，是资反路线的二次反扑，他们说自己是跟着军队走。而最关键的五十四军的感情始终难以扭转过来，碍着军队的颜面反到底也不好说透。

实权还是掌握在五十四军和革联会那一排人手里，光是中央在政治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大家都感到红十条是一纸空文，虽然政治上平了反，也道了歉，八一五领得到工资，反到底就有人还是领不到工资。指望他们回头认真搞大联合，完全是幻想。形势既明朗，也复杂化了，两派的争论在会上会下都是互不相让，从动嘴巴到动拳头，各个单位都在发生两派对打的情况。到处都说要制止武斗，军队也搞不赢，还在动拳头的时候，双方又都在准备钢钎。

十、 67年重庆制止武斗努力的失败

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施家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师“春雷”，反到底的人去支持西师831，都开了汽车过去，两三千人在那里荒坡上拦住打。熊代富是八一五总团的实力派，亲自带人去搞武斗，明显违背了中央的指示，而且是八一五里面仅次于周家喻的头头，叶祖龙和军医大学的人、还有军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针麻醉药，穿上雨衣，送到北京去告状，当作一个活证据。他们在车上有两大失误，一是没有解开捆绑，长时间血脉不畅，最后一个手肌肉坏死不行了；另外是麻醉药醒了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被乘警发现了，交给北京卫戍区。回来之后就长期住在五十四军医院里，直到成立革委会之后才出来当副主任。

各个单位起先的武斗都是棍棍棒棒，拳头，先头是在二轻和嘉陵江桥头，二轻兵团动用小口径步枪打伤了人。接着大家就开始占据地盘，控制住单位，医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园，继而控制了沙坪坝地区，把反到底统统赶出去了。反到底的总部在上清寺，体育馆也住满了被赶出来的人，这一片就被我们控制住了。重庆市逐步形成割据形势，交通都逐步断绝了。

在坛子口电影公司片库里，反到底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讨论应付重庆的局势。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空洞，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吃紧，从会议地点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来，反到底六大总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徐光明还昏了过去。一种观点是以“左左派”徐光明为代表的“人民战争救山城”的观点，他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到处在挨打，红十条、红五条贯彻不下来，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又不服气，所以武斗不断，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斗来对待武斗，在这样的严重局势前面绝对不能右倾，这种观点比较有市场。我的观点是：目前第二次资反路线是对着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红十条的新反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疯狂抵制，保守组织和跟错路线的造反派转不过弯来，我们还是要进行革命的大批判，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党中央，解放军还是毛主席掌握的，关键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够做军队的工作。

我的观点开头是少数，接着我就讲了很多的现实困难，首先是我们没有全面反击的力量，工厂里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够生产一些武器，但是后续的供应从哪里来？群众组织没有严密的控制，武器流失到社会上，后果完全不能想象；没有任何物质和技术上救助条件，伤病员怎么处理？群众和群众打起来，死者算什么，是歹徒还是烈士，这个本身是要由政府来认定的；至于后勤给养，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武斗升级最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一派消灭另一派，即便是这样，系列后遗症也难以解决；二是两败俱伤。我说实在不行就撤退，别人拿起枪来了，不跑是不行的。

两者意见争持不下，徐光明和邓长春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军工坚决反对，他们可以固守工厂地盘。会上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我的意见比较多。后头没有武器的就只有走，结果几十万人跑去成都。

会后大概是七月中旬了，54军副军长白冰说张国华要他们护送我去成都，由副军长韩怀志陪同我去汇报武斗情况。我们坐铁路巡逻车过去，这个铁甲车是制止武斗的装甲专列。我在锦江宾馆向刘张汇报，说红十条是空文，军队的立场还是没有转变，每个单位都在发生问题，矛盾在逐步激化，群众组织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要害是军队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晚上张国华打电话找我去50军军部，他说电话也打不到我，我说重庆到处都在打架，反到底纷纷被从单位赶出来，打出许多人现在住在体育馆里，他叫等着他们研究，也要我与五十四军商量。第二天他又喊我去军区，在西南局第四会议室，说谢副总理来了要见我。谢副总理问了重庆的情况，我讲了武斗从拳头、砖头到钢钎、枪支的过程，他问到红岩发电机厂的情况，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他说明天去协助我们，他亲自去做五十四军的工作，要我务必出面去制止和劝阻武斗，再升级对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庆，说两派的头头都要出去把武斗劝阻下去。他说自己是代表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也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来了。五十四军有一个师在成都，他说要他们派一个连先送我回去，那个时候武斗到处在封锁，铁路已经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军一个连坐了四辆车，接近重庆的时候，我看到工人都是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钢钎，红岩厂的钢钎多，八一五的人被赶走了，从歇马场到红岩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们不要主动出击，工人还是买点帐，谢富治的秘书说你还是有威信。

我说过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军说由我们来解决，他明告诉815是护送黄廉的，说是我们从成都军区来的，要他们请军代表出来讲话，一路上到处都是检查站。

谢富治和王力到重庆之后，在警备区接见两派各大总部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尽力制止武斗。在这个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还在厕所里发现了匕首。开了会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筹的张国华、梁兴初、刘张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直升机就已经在靶场降落，谢王午饭都没有吃就走了，要去武汉，我跟谢王握手问他们能够呆多久，谢家祥说他们马上就要走。我拦住王力问，你们这一走我们这一摊子怎么办？他回答说有比你这里还紧急的事情。我当时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不久就传说邓长春要成立黄山战区，我感到没有这个必要，毛主席还能够控制这个局面，有什么必要重上井冈山？不过大批的人趁机跑到黄山上去，省得留在下面发生冲突，八一五也没有能力去攻山。

六中又用小口径步枪打伤二轻的一个人，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的地方就开始抢枪。这个时候，省革筹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都到重庆来制止武斗，试图调解两派的矛盾，在五十四军召开两派头头的会议。正好在那个时候，江青肯定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上刊载了，我拿这个报纸去找刘结挺，他不表态；张西挺说刘政委不可能明确解答你的问题，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处境条件去决定了。我曾经问过王力，如果人家打上门来怎么办，王力说只有死人才让人家打不还手。我们主张不搞武斗，要是人家逼着你就没有办法了。

我问梁兴初这么多人被打出来怎么办，梁兴初的口气很硬，要大家回原单位去，我问安全怎么保证？五十四军和军分区也跟着施加压力，结果又不采取安全保证措施，回去一批挨打了，又跑出来。

第二天我回到工总司去，中学生跨着冲锋枪进来，逼着我签字发枪。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他们把刺刀拔出来插在桌子上。我说谁打响第一枪，谁的责任大；而且全面武斗就没有了阵线，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全面武斗赶出来的人还要多，吃饭怎么办？每个人的供给都在单位，吃饭谁给钱？武斗升级死伤必多，军队有编制，我们武斗得伤员怎么救治，孤儿寡母怎么办？他们说怎么能够考虑那么多的问题，人都被他们整成这个样子了，你当什么头头？这个时候邓长春就成了英雄，威信就起来了，也有支持我的，他们也考虑武斗升级之后的死伤，还有中央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徐光明他们写的《人民战争救山城》叫我看，我说你都是抄毛主席的东西多，这样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

那个时候真实进退为难，处处发生问题，到七月中下旬的时候，整个城市已经处于割据和胶着状态，大家都没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军张处长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军部，说是一二号首长要见我，还不让带随从警卫。我就在体育馆等他们的车，车子来的时候，几个老太太哭着拉住我不让上车，说军队根本不支持我们，怕我被他们害死。到五十四军之后，耿参谋长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要找你谈心，交流一下意见，他还说制止武斗的事情，我们也在制止，还是要靠你们去做群众的工作。

原来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里面游泳。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他学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说虽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说我们还是要团结在红十条下，第一是要保证我们的人回去安全，军队还是听你的话。他说你们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们反到底的人手里。周问我手上有枪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武斗升不得级，升级了大家都收不了场。他问我搞了枪没有，我说没有。我反过来问他，他说我们群众手上现在没有枪，要枪随时会有。我说你这是威胁我。他说你这个人自己不说话，我告诉你实情，你又说我威胁你。他说我看到你们文联的楼上有机枪。

回去之后，我找人询问，才知道文联不是真枪，那些中学生谁也控制不住，他们担心被进攻，把演戏的道具枪摆出来，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厉害，唯恐天下不乱，还说就是要吓唬吓唬那些老保。我马上给五十四军支左办公室挂电话，说明枪支的问题，是中学生担心被八一五进攻。武斗前的那个征兆，真个是草木皆兵了。

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之下的造反派武装过程

7月底的时候，梁兴初和刘张他们到重庆制止武斗，他们走了问题也没有解决。形势越来越紧张，矛盾在持续积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重庆站不住脚，赶车跑去成都、宜宾、泸州等地，梁兴初还动不动就打电话来，要我去把人接回来。好像到处都没有了立锥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号的时候，空压厂已经发了枪，机械学校的八一五也已经有枪了。体育馆已经集中了许许多多人，多数都是拖娃带崽的妇孺，我们的自卫力量只有些钢钎，周围都有了枪支，如果一旦打来，后果完全是不能想象。这个时候确实是由不得我了，必须考虑加强总部的自卫力量了，我在中午的时候集合了170个拿钢钎的人，叫他们不要声张，我们去建设厂要枪，听说他们已经发了枪。我们不敢走正道，说“机麻子”已经有枪了，可以封锁大路，是沿着江边的铁路慢慢趴过去的。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建设厂，结果军工井冈山的人根本不买帐，不肯发枪给总部。陈代富说你搞上层路线，对现状不管，也不批准发枪，大家对你有意见。我说我给中央发了许多电报，中央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来了也不表态，刘结挺不表态，我有什么权力批准发枪。现在总部设在体育馆，只有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方，都是一些被本单位武斗打出来避难的，万一被人家攻下来，拖娃带崽的多，怎么办？要给我们一点警卫的枪支，我们只要求300条枪。他们说是中学生逼着他们发枪的，我说要发枪也只能先武装成熟的工人，工人听话些，学生拿枪隐患多。

周永古、韩庆昌是他们的主要头，陈代富说我们要研究一下，总部是应该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倾。周永古到重医去了，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头都在那里。我们到重医说找周永古，结果看到中学生大学生都在领枪。有两个工人挎着枪，把我押到楼梯底下关起来，说是不要我干扰他们，他们说八一五派八一兵团都已经发了枪。过了一下，重钢和杨家坪地区的造反军过来找周永古，说你们扣下黄老总。你周永古能够当好这个头？正在这个时候，五十四军的李处长来了，邓长春的参谋小名周三的，拔枪顶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对李处长无礼，结果又有两个造反军的人，拿枪顶住周三。枪的隐患当场就看出来了，我对他们说，我们进行“文攻武卫”是被逼无奈，不是想要玩枪，要枪去参加解放军好了，拿着枪一定要加倍慎重。

有几个工人指责我不签字发枪，我对他们说，你们当工人出身，不懂政治，你手上已经有枪了，为什么还非要我老黄来签字？这不明摆着是一个圈套吗？重钢的几个人荷枪实弹，站在我边上，说你们对老总如此无礼也不见得走得脱。周永古说，枪还没有组装出来，这些枪都是已经有主了。到晚饭的时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烦，周永古说枪可以发给你，但是今晚发起总攻消灭“机麻子”，你们的人必须参加战斗，把天鹅宝蛋打下来。有些人是军队转业下来的，有些还当过连长什么的，他们说军工真的是很歹毒，这是喊我们拿命换枪，要有命活下来，枪才能拿走，好吧叫他们发枪，我们去跟他打仗。最后发给我们154支枪，每个人十匣子弹。

预备在那天晚上八点半发起总攻，大家都不愿意我参战，四个人把住门口不让我出去。我说我当过兵，最后他们同意我在后面的位置上督战，还给我换了一支最新的冲锋枪，四匣子弹，警卫脚跟脚傍着我。他们想要选择树林作为突破，我说还是选择红苕地比较好。正准备前进的时候，空压厂的四辆坦克开出来了，撤下来又走不过去，我要他们赶快就地休息，准备应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恶战。后来才听说，空压厂八一兵团用灭火器填装炸药炸怀了一辆，就阻止了他们，看来双方都缺乏作战准备，一出现以外情况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们就的回体育馆了，我们仍然沿着江边的铁路回去，30个人一组，前面的走过去了没事，后面一组才敢跟上来，经菜园坝回到体育馆，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枪。造反军内部也开始兼并，想得到枪支就得上黄山跟邓长春他们套近乎。武斗就这样升级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团跟军工搞交易，木材厂、二轻各自去搞枪。在我们最后缴枪的时候，统计的数字是七八百条枪。

全面武斗起来后，武斗的枪支来源有二：一是抢解放军的枪；二是从军工厂里面流出来的。两派都在抢枪，八一五实际上是明抢暗送，他们拿了枪就走，什么事情也没有，有同情反到底观点的战士，还有因为制止八一五抢枪而受过处分；我们去抢枪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重庆的军工厂中间，江陵厂生产三七炮引信，长安厂生产三七炮，解放前是生产冲锋枪的；空压厂生产坦克，通用机器厂生产装甲车；朝阳厂生产导弹，已经拿出来了，没有敢用。建设厂生产枪支，控制在军工井冈山手里，这是反到底枪支来源的主渠道。生产枪支的技术很简单，江陵厂改装自己的机器生产枪支，八一五在井口农药机械厂，生产命名为“八一五”的冲锋枪。武器就是这样大量地流向社会，大家各显神通。

弹药江陵厂生产一些，主要生产厂是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生产步枪和冲锋枪子弹，这个厂子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们常常打到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运子弹，我们不知死了多少人。

我想抵制武斗升级，也抵制不了，邓长春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他自己签字同意发枪。后来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侦察他当初写的那张字条，作为给他定罪的证据。后来很多人把武斗的责任推给江青，公正地看是一个气候，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武斗升级是逐步的、渐进的，不是哪个能够控制得了的。许多人没有亲自经历过，就想当然地下结论，也有许多人明明经历过了，却喜欢附合着说瞎话。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我曾经竭力想要避免武斗和武斗升级，但是我最后也亲自去寻求枪支来自卫，以增强安全感，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瞎话。

十二、 重庆大武斗

重庆武斗中间，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知道多少说多少，有些是听说的。

武汉720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我说根本就回不来，进得了重庆也回不了单位，不信你派人送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是尽量避免打，也不是我们能够用武力打下来的。我当时写了《写给毛主席的汇报》，说他们把我们压缩在十来平方公里的地域里，粮食和蔬菜断绝；因为他们是军队支持，要粮有粮，要枪有枪。那个时候，自来水公司威胁要停水，电力局威胁要停电，我给五十四军打电话，说一经停水停电，几百万人的城市会发生什么后果，你们自己要考虑。

当时水运的航锋、军工的部分人、重钢也有人，集中在重医那一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在八一五手里，他们从中江、泸州调来大批农民，准备夜袭重医，想消灭重医那一坨。农民跟我们毫无瓜葛，谁能够动员他们，非常明显是政府和武装部的行为，八一五给农民发了枪，让他们穿上雨衣匍匐通过招待所的花园和草地，去袭击重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重医的反到底又刚刚开完晚会休息了，外面没有人守卫。有一个师专的学生，他的小妹妹不肯睡觉，跑到外面去玩枪，她看到招待所花园里有很多猪，她先是感到很奇怪，等到农民爬过来之后，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用阵地上的高射机枪对准了打，后坐力把她给掀翻了。枪声惊动了已经休息的人，大家跑上来就是一通好打，战后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个不肯睡觉的11岁小学女生，最先处置危险的。农民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地形又不利，不知道躲避，死伤非常惨重，有的说死了两三百，有的说死了四百，过了几天尸体都腐烂了，结果是就地掩埋了，有些农民死在那里很多年了，家里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后来又来报复，因为是白天，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八一五为了打通往市区的道路，阳增太曾经指挥攻打工业学校。建设厂的武斗，有重钢的人在那里支援，是为了拔掉火力压制建设厂的制高点“弯弯大楼”，他们动用了火炮。

那个时候重庆已经呈现割据局面，谁都是动弹不得。八一五已经控制了沙坪坝地区，断绝了西边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桥南岸又占据六中和印刷厂，整个封锁了嘉陵江大桥，断绝了北面的通道；东南面是长江，朝天门码头被他们占据了，改称红港。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上清寺一带在我们手里；江北上新街到长安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嘉陵厂也占了一片，反到底控制南岸和铜锣峡，翻过山去就与望江厂接壤，铜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里。整个城市分割成为一片一片的，每一个地方都走不通了。蔬菜粮食都无法运进来，我们总部就团在体育馆一带，能够撤出来的就集中到体育馆来，容不下的，尽量劝他们出去投亲靠友。

我们三面的交通都被断绝了，码头不能用，西边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坝地域，嘉陵江大桥又被他们封锁，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粮食和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这一道路上815只有几个孤立的据点。我们当时开会研究，粮食蔬菜已经没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断掉水电，那就更危险了，生存都断绝了来源，自卫都没有办法“卫”了。我当时主持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封锁大桥的少数人，只有几百人，被困在体育馆的是多数，被困在市中区的老百姓是多数，反到底总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所以就与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六月天兵”商量，预备打通大桥，从江北获得粮食和蔬菜，打下来之后立即由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把守大桥，维护交通。

我们事先商定，在开炮之前要预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挥部的苏靖康和工总司的李木森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击民宅。同时也准备正告八一五退出，还提前通知五十四军要他们帮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请他们自觉撤退，不要封锁嘉陵江大桥。当时也考虑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进攻消息之后，调集大批力量过来，结果攻下不来。

8月14日下午五点钟，我给五十四军白冰副军长打电话，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冰说一些官话，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诉他说，你赶紧做工作，如果6点钟之前他们不撤除对嘉陵江大桥的封锁，我们就要开打了。电话打完之后，由工总司、体委、长安厂联合发出声明，大开高音喇叭，说八一五围困市中区人民将近半个月了，没有粮食蔬菜，我们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们，请周围的群众支持我们，尽快撤离。第二个广播是对八一五讲话的，说嘉陵江大桥是重庆人民的大桥，是重庆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没有权利封锁，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撤出，为了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希望你们自觉放弃不恰当的作法。

广播之后，我就站在文联的楼顶上看，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拖儿带女开始转移，情景非常感人。6点15分，江北区委和长安厂的炮位开始发炮，攻击八一五盘踞的轻工局大楼、六中和印刷厂，战斗大约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也有的说是一个小时，因为是群众组织参战，没有那么一致。八一五还击定位是江北区委，长安厂，三钢。炮击准备过后，工人们都是赤膊上阵，穿了短裤在桥上匍匐前进，非常勇敢。打下来之后，我去江北区委指挥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苏靖康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斗人员也找不到了。在南岸，二轻局大楼被炮火击中，整个大楼起火燃烧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坏了几间，印刷厂也有损失，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弹，八一五也有炮位设在市委背后。三钢死了几个人，后来就埋在厂区，长安厂也有伤亡。大桥上有两具尸体，还是打着赤膊的。老百姓说还是反到底、工总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们避开，他们自己去牺牲，第二天尸体就腐败了，我们把他们埋葬在桥头的花园里面。

第二天早上就听说农民的粮食和蔬菜已经进城了，大桥上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江北的粮店买菜油的，粮店干脆每个人一瓶，发给大家。

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工总司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奋，打下来之后要表功，教我打电话给中央汇报，长安厂的人说他们打了五六千发炮弹，江北指挥部的人说他们也打了那么多，这样我就如实报告给北京方面，为什么要打，以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小报以《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为题目加以报道，这个文章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当时总共只有十七八门炮，炮击持续了一个来小时，估计打了三五千发炮弹是有的，没有上报的那么多，当初大家都是争着要表功。最后听说周总理骂败家子，大家又都缩回去了。

当时我们大开喇叭，提前告知准备进攻的时候，五十四军不相信我们真能打；机关干部里面有些人说黄廉好哈呀，哪有打仗还提前告知对方的，也有的说是吓唬而已；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也不相信你能打。经过这一件事，我对兵不厌诈有了很深刻的体会，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难以辨别。

我们提前告知对方，最后还打赢了，都认为是个奇迹。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炮多，他们只有几门炮；第二：八一五主要是一些学生，比我们这边工人更算是乌合之众，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队转业的，有作战经验。打过之后，五十四军和旧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谣言来了，说反到底能够打下嘉陵江大桥，背后绝对有黑高参，说黄廉这个人从部队到地方都是耍笔杆子的，哪里会打仗嘛。他们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黄廉曾经跟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一起下过棋，五十四军还说是裴昌会亲自确定了炮位。反到底内部本来就有分歧，接着这个怀疑又增加了，黄廉三四十岁的人有这个能耐？还有的人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北京，这也是一个分歧。后来那些当权派为了整我们，就着这个谣言，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为此还特别确立了“一号专案”。这个专案是为了实现支一派压一派，被走资派所利用，完全是构陷民主人士和群众组织。

根据我了解的实际情况，公安局有个名叫高尚武的处长，曾经参加一号专案的工作。专案的设想来自于五十四军军部保存了一个联络图，这个联络图是事先构思好的，上挂刘少奇邓小平，下联反到底和黄廉，中间把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和民主人士编入专案，是旧市委、革联会和五十四军早有构思，说他们上面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操纵，下面通过黄廉操纵造反军，在清队中间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联络图进行逼供信，取得口供。具体是一个名叫邓翰的人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被他们打断了脚杆，还涉及到夏仲实、鲁崇义等人，还有一些低级别的国民党将领。这个图后来转移到公安局保管，高处长感到他们太不成话，完全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我们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作为一个走资派的政治阴谋，上报周总理和中央，说他们无中生有地对一派群众组织进行陷害，对民主人士进行陷害。在我几次挨整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这个材料，我怕他们杀人灭口就说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处长后来还是遭他们排斥，无缘无故地靠边站了，这个案子决不是群众组织搞的，后来给一号专案平反的时候，鲁大东他们又另外编一套瞎话。

1982年对我进行审判的时候，把打嘉陵江大桥的事情算在我头上，说我参加策划武斗，残害群众，犯有“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决书列举的伤亡和损失数字是：“这次武斗造成打死十一人，打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一轻工业局办公大楼、重庆第六中学一栋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烧毁大楼干部档案、财会帐目、文件资料，后果严重。”他们在1979年已经给“一号专案”平了反，就不再说我们跟国民党残渣余孽勾结搞叛乱了，改而说我们准备在重庆附近上山打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