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革命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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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动物》的新书。之前，他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过书中的主要观点。三月十一日的专栏文章就提到，他最近写作的重心是要提倡一种“新人文主义”。他从分析当今美国政治经济决策的失误入手，指出其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人性过分简单的认识”，并由此对美国父母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建议。布鲁克斯认为，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把理性和其他心理认知活动割裂开来会使我们忽略了无意识对个人和整体决策的主导性，忽略了在下一代身上培养人际协调、自我鞭策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因此，必须注重借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我们对人与社会埋藏在理性之下的“潜规则”的认识。这里的“新人文主义”看似深刻，实际上只是对文化研究和心理治疗中经常运用到的无意识观念的一种粗暴简化，以便美国 “主流”读者理解接受。

　　对启蒙主义的理性崇拜提出质疑在西方学界很早就开始了，可以说这种反思正是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文化研究的源起。从最初的解构主义到时下仍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领域，如环境文学和新媒体研究，要批判的都是建立在对理性信仰基础上的人的“主体性”。这些领域的共同点就是要揭示人与所谓“非理性”的生物和环境（包括语言环境）之间相互依附的关系，颠覆纯粹理性对世界的掌控。在学界，这些批判在九十年代开始正式被称作“后人文主义”，但类似概念由来已久。比如福柯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疯癫与文明》中就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认为人性包含兽性，“疯癫”并不是恶鬼猛兽俯身，而只是人性回到其兽性原点的呈现。此后，他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词与物》中又宣称虽然尼采所说的“上帝的死亡”暂时给人以主体地位，但上帝的统治地位不久就被逐渐强化的各种话语体系所替代，人再次被一种内在统一的力量所驱使，其自主性将会很快走向消亡——不过是一个画在沙滩上的脸。据此，他经常被看成是当代西方学界“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

　　“新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虽一字之差，却有深刻的区别。与“后”相比，“新”的涵义要简单得多。所谓“新人文主义”对人的理性没有根本质疑，认为无意识可以通过理性被纳入到人对自我的认识中来，人最终可以自我认识和纠错。“后人文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是不可能依靠理性自身的力量来完善的，虽不至于螺旋下降，但也不会有什么提升，就像是一辆丢了GPS系统、在黑暗中踽踽前行的老爷车。在“后人文主义”中，无意识并不是特定的一些本能和记忆，而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发出挑战的未知力量的代名词。

　　对于无意识的重视和主体性的批判在文化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最近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一门叫做“美国文学中的劳工”的课程，其中包括史沫特莱的著作《大地的女儿》。讲授这本书的经历给我很多启迪，让我得以深入思考政治身份与无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大地的女儿》很充分地诠释了“后人文主义”的批评立场，书中主人公像作者一样出身贫寒而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但这条道路并非理性无私的选择。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在美国的影响。当然，有些美国学生或多或少会从年轻时参加过激进运动的父辈那里听说过一点。有个学生就对我说，他父母以前都参与过工会组织活动，偶然看到他的书架上摆了本《大地的女儿》，便说这是一本“经典”。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这本书一九二九年出版后在美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妇女运动的圈子里，美国大学里教授跟女权主义有关的课程一般会选读这本著作。但是，在中文世界，《大地的女儿》已被多次翻译。最早的是一九三二年林宜生的译本，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第二个是一九五六年陶春杰的译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后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新华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五年单独翻译出版，又被收入一九八五年展望出版社的史沫特莱中文全集中。二○○八年，史沫特莱的故事还被整理为一本儿童励志书籍，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是自传，而是自传色彩浓厚的虚构作品，许多情节跟作者本人经历并不符合。这点对比一下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简·麦金农和斯·麦金农合著的《史沫特莱传》和二○○五年出版的露丝·普莱斯撰写的《史沫特莱生平》便一目了然。史沫特莱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四十年代被美国政府视为异端。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下属对她进行过调查，并指控她参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反日间谍工作。史沫特莱本人一直否认这个指控，而美国左派人士的一贯立场是将美国的工人激进运动视为本土产物，拒绝将其定位为共产国际的衍生物，所以坚决站在史沫特莱一边。但普莱斯在撰写传记、搜集材料过程中发现，美国政府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同时，她还发现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隐藏了个人经历中许多比较重要的细节，将主人公塑造成受政府冤枉的无辜者，而不是与作者更相符的风格大胆的激进人士，所以称她为“制造假象的大师”。

　　即便撇开政治立场不提，从文学角度来说，普莱斯这么讲也是有失偏颇的。《大地的女儿》一书中最令人回味的一点反而正是对“假象”的独到见解。制造假象是史沫特莱掩盖自己政治活动的策略，但也是一种情感模式，以及“自传体小说”这种四不像文体的认知基础。这本书以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玛丽·罗杰斯出生在密苏里北部一个几百人的偏远小镇，父亲有个小农场，但不愿脚踏实地过贫苦日子，在玛丽还没上学的时候便离家外出到富人家里去当马夫，后来又举家迁徙到科罗拉多的矿区，幻想着靠挖矿运煤发财，但忙活了半辈子，不仅家财散尽，把老婆孩子也折腾得痛苦不堪。父亲这种天马行空的性格也被女儿继承了，玛丽小时候也常常在幻想和现实之间游移不定。她经常在住家附近生些小火堆，看着火焰想象光明美好的东西，但又不能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感受，只好掩掩藏藏编造个生火的理由，跟母亲撒谎，便总不免挨母亲一顿揍。但她的谎言从来不是有意的，总是在不经意间掩饰自己，把一件事夸大，或将间接经验改装成直接经验，如同一个人想要向人复述自己的梦境，结果其实是重新做了一个白日梦。也就是说，她回忆无意识心理体验的过程制造出连自己也信以为真的假象。用做白日梦来描绘《大地的女儿》的写作过程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当然，这里的白日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升华，而是史沫特莱和她笔下的玛丽共同拥有的、自己无法彻底改变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正是这种爱做梦的习性为作者和她的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感基础。成年后的玛丽只身一人四处飘零，先后在旧金山和纽约求学，最终成为记者，前后为多家报纸撰稿，参与各种激进政治运动，在纽约期间又积极投身海外印度流亡者反英国殖民的独立运动。不过，她的政治抱负和个人生活都颠踬不顺，便决定只身前往丹麦。玛丽的经历其实是父亲一生漂泊的翻版，当然也就是史沫特莱本人颠沛不宁生活的写照。史沫特莱对自己内心动力的分析在她对玛丽的刻画中可以窥见一斑。玛丽是一个不断追求爱、归属和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不断给自己制造梦想和假象。但是因为对于现实的不适应，她无法铆定某个一以贯之的理想，所以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总是从一种经历逃避到另一种经历。玛丽对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女权运动都积极参与，但始终保持了无党派身份，后来又在纽约与一个印度独立运动人士相知相恋，最终却仍不免劳燕分飞，再次孤身启程。

　　我的学生对玛丽这个形象一般不是很喜欢，认为她不懂得“真爱”和“责任”，不知道全身心的付出，只会不切实际地幻想。同时，他们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全书的后半部分要花费浓墨重彩在印度独立运动上，那看上去像是对前半部刻画美国底层劳动人民和妇女苦难的一种背叛和脱离。可以看出，在当下美国学生的阅读体验中，玛丽在个人生活中的摇摆不定和她在政治立场上的脱离“正轨”是密切相连的。学生的这种批评实际上回响着美国主流批评家的声音。批评家迈尔科姆·考利在给《大地的女儿》一九三五年英文版写序的时候也认为这本书只是半本好书。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可当真。实际上，史沫特莱让玛丽在生活和政治活动中同时被边缘化蕴含着深意。她本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对印度和中国的热爱与支持，即使在美国左派当中也是非主流的行为。通过玛丽这个形象，史沫特莱表明她的这种行为有着很深刻的心理基础，跟她的白日梦和经常对自己和他人“制造假象”的特点来自同一根源。虽然史沫特莱一九三七年到达延安后引起过一些争议，她凭借爱跳舞爱交际的本性掀起了一股革命男女自由交往的风气，让已婚的革命妇女颇有危机感，但在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印象里，她就是一个意志坚定、高瞻远瞩的中国革命友人，而这种看法也很自然会影响到对玛丽的阅读接受。玛丽和史沫特莱本人有政治远见当然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真相。对时局的认识、意志的坚定可能并不是革命行为唯一的心理源泉；而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为，做梦和制造自以为真的假象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情感和认知渊薮。

　　同时，制造假象的行为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大地的女儿》通过假象所表述的一个更大的主题就是主体的消解。玛丽的无意识行为和她看似有意识的选择自己政治立场的过程原来并不能割裂开来，主动选择并不足以概括她的政治经历。全书的末尾并没有自我主体的树立，而恰恰相反，玛丽和她的印度“丈夫”（实际上是同居情人）阿南德（以史沫特莱真实的情人Chattopadhyaya为原型）矛盾日益加深，使她痛苦万分。一天晚上便做了一个梦，梦见手里捧着一只精致的中国瓷碗，瓷碗上不明所以突然出现一道圆弧状的裂缝，然后轻轻在她的手里碎开。最后，主人公失意已极，知道自己所追求的归属感在印度独立人士中间已经不可能找到，便起身收拾东西，决定离开和情人共处的屋子，离开纽约，离开美国。但是，她的离开并不预示着最终能到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她似乎注定是要一生流离，就像梦中的那只中国瓷碗一样莫名地走向碎裂。

　　《大地的女儿》可以看成是“后人文主义”及其对主体性的批判在美国左派写作中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体现。像玛丽的一生一样，这本书不遵从任何既定的规范，充满一道道裂痕。如果把它当做自传显然不靠谱，不仅全书与史实不符的情节太多，而且叙述者本身就强调过记忆的不可信。虽然这本书经常被看成是妇女运动、工人阶级或美国国际主义小说的代表，但它最缺少的恰恰是“代表性”。玛丽对于印度独立事业的追求和最后离家去国都被描绘为在特殊的心理和环境下所形成的个人行为，对印度“他者”的接受不具备清晰的普适性或“集体寓言”的意味。它的价值正是在于它形式内容上的唯一性和不可概括性。唯一性既是所有审美体验的共同特质，就像康德所说，审美体验就是不可复制的主观情绪；同时又是《大地的女儿》这本著作所独有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特质。当然唯一性与普遍性并不存在简单冲突的关系，就像过去我们所说的文学典型既丰润独特又有一定普泛的价值是一样的道理。

　　政治身份和无意识、革命道路的选择和情感认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从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民族主义论述开始，塑造政治身份的情感条件就得到了空前的理论关注。所谓“心的革命”（李海燕有一本研究中国近现代情感结构的同名著作），即情感认知模式的根本转换，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政治变化的必要前提之一，而文学在对政治行为和心理基础关系的讨论中有着关键的作用。这在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的政治意义的阐述中可见一斑。本雅明认为超现实主义文学形象和视觉影像是促使社会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发展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物质世界的分崩离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促成社会转型，人对自我的认识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变。人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异化、破碎，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塑造人的内心和新的社会秩序。这种转变必须借助在工业技术背景下所创造的全新的文字和影像，以超现实的纷杂怪诞来体现和激发起人们内心对自我完整性、人的主体性的绝望，并将这种绝望转化成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的破坏，从而加速现存腐朽制度的崩溃。

　　史沫特莱一生的实践与写作所体现出来的道理和本雅明的阐释殊途同归。《大地的女儿》凭借难以归类的文学形式塑造了一个并不可爱的女性形象，其真正意义在于展现无意识的强大力量和对单纯自我能动性的解构，来说明主体消解和革命意识产生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革命意识总是涵盖像史沫特莱和玛丽这样“背叛”、偏离“正轨”和牺牲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往往建立在质疑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认识到这种主体性本来就残缺的前提之上。詹明信多年前写作《政治的无意识》一书来说明十九世纪和现代主义小说受到意识形态的规约，经常在无意间通过意象和人物结构等因素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复制一定历史环境下的生产和权力关系。史沫特莱对无意识的理解与詹明信所讲的道理没有冲突，但侧重点完全不同。人的无意识受遗传、家庭环境、教育背景、文化浸淫等各种过程影响，超越特定个体或群体理性控制的范围，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在无意间为无意识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舞台，让读者不仅捕捉到无意识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种种迹象，而且认识到无意识的政治潜能，并因此学会重新审视自我和其他个体。

　　史沫特莱的一生在今天仍然是有激进意义的，值得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我们通常所谓的革命志士形象并不足以概括她生命和思想的精髓，而同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像我的美国学生那样把她看成是一个性格有缺陷、做事无长性，但却在历史中留名的侥幸者。她的个人生活和政治选择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而两者都建筑在不断破坏自我完整性的无意识行为之上。重新认识史沫特莱有助于刷新我们今日对于革命实践的复杂性的宏观认识。

来源: 《读书》 | 来源日期：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