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

tuffy05

韩德强

2002年12月25日

七十年代是世界革命潮流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在资本主义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开始回潮，击退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资本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而联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的东方，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社会开始大踏步向资本主义靠拢。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日益沦为官僚专政的国家，为八十年代末的全面崩溃铺平了道路。时至今日，共产主义的旗帜只有在古巴还继续飘扬，但对未来似乎并无充分自信。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特别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起，又为什么失败？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为何失败？

在今日中国，文化大革命几乎是灾难、错误、疯狂的同义词。然而，随着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现实的回归，一大批曾经在文革中遭批斗的老干部开始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显然，毛泽东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但是，晚了。当初，这些老干部不能理解，这批走资派是怎么混进党内的？他们是谁？为什么不能将他们直截了当地抓起来？为什么自己也会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今天，他们基本已经认识到，走资派实际上就是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是革命者身上有待革命的私心。革命的领导者们多数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愿望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大量的积极分子则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尽管参加革命后，受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纪律的教育，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上升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高度上来，而是希望革命胜利后能够分享胜利果实。全国解放后，许多干部讲功劳，争级别，争工资，把所领导的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私人地盘，把党的领导变成支部书记领导，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独断专行的倾向加上文化技术知识欠缺，难免犯很多可笑的错误。正是针对这种官僚主义的滋长，毛泽东才决定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整顿、教育党的干部队伍。这就是一九五七的整风运动的由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批评党的各级干部。一位当时还只有二十多岁的老朋友告诉我，解放以后，他在家乡四川某县的供销社工作，感觉解放区的天并不是那么晴朗，直到整风运动发起时，他才感到太阳从云缝后面透出了明亮灼热的光芒。这是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毫无疑问，各级私心较重的干部受到了群众的猛烈批评，他们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不幸的是，这时候，一些不是批评党的官僚化倾向，而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知识分子跳了出来，以给党提意见的方式要求党下台，轮流执政。毛泽东不得不断然反击，将这些人确定为右派。但是，党的官僚化倾向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将反右运动扩大化，利用打击右派的机会，默认和鼓励各级干部打击那些真诚给党的官僚化倾向提意见的左派，从而巩固和壮大了官僚主义者的力量。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真实情形，毛泽东并未充分了解。直到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才认识到，官僚主义者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们虚报浮夸，瞎指挥，上谀下欺，将一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少、慢、差、费的官僚主义的自我展示。对此，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主义作出让步，也向群众觉悟程度作出让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并对工业建设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官僚主义者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继续往后退，退到“三自一包”的私有化路子上去，利用私心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敏感地察觉到这一动向，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要求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来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于1963年到1966年春发动了一场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
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才真正看清楚党内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存在。在革命年代，这个走资派表现为“山头主义”，即在同一军队或同一地方工作的干部相互信任，相互提携，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小山头；在毛泽东长期执行“五湖四海”的用人方针后，这些小山头虽然还存在，但逐渐汇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山头，即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纽带的官僚集团。很自然，这个集团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骨干，但对于理想并不热衷，对权力从而资源的分配和运用却十分敏感，他们逐渐远离群众，乃至与群众利益对立，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官僚阶级。在利己主义价值观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则官僚是权力的人格化。资本家用资本剥削工人，官僚用权力剥削工人。因此，官僚阶级也可以定义为官僚资产阶级。由这个当权派去执行针对自身的四清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样的四清办法，即派15000名干部去整顿一个县，是将矛头准基层干部和群众，而不是走资派，因此是避实就虚，“形左实右”。
这样，在整风和四清都不能触动官僚集团半根毫毛的情况下，在这个官僚集团背离人民，背离共产主义理想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像发动工人斗资本家一样，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组织进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其实具有普遍意义。苏联、南斯拉夫、越南、朝鲜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古巴恐怕也难免，都存在这个问题。极少数干部忠于人民，坚守理想，多数干部渐渐在物质生活的安乐乡中失去斗志，逐渐权力，以权谋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在取得政权或权力后，同样被权力所腐蚀。首先是屈服于群众的短视，失去国际主义视野，安于福利社会，接着骨干层改善生活，行使权力，脱离群众。甚至可以说，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这个逻辑。当他们为人民利益奔走呼号时，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也得到上流社会的容忍。渐渐地，他们可以凭知识吃饭，成了“知本家”，就养尊处优，脱离了群众。
回顾历史，基督教从下层人民反抗压迫的武器转化为麻醉和剥削人民的统治工具；佛教批判物欲、劝人离俗，逐渐转变到接受香火供奉朝拜，成为芸芸众生祈求财富和名利的殿堂，和僧尼们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失去了批判性；中国的墨子曾经是劳苦大众的领袖，建立了墨社，粗茶淡饭，苦行励身，倡导博爱与和平，扶危济困，与耶稣颇似，但墨子未死，墨社内部亦开始隐现权力和利益之争。
由此可见，这种理想主义和世俗主义、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之争是每一个立志改造社会的组织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而其结果大多是世俗主义占上峰，与时俱进，修正主义，抛弃理想。这就是历史兴衰相替的周期律。每当人人逐利、两极分化、穷奢极侈、穷兵黩武、天下大乱之际，总会有一些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提出凝聚人心的主张纲领，形成新的组织，重建社会秩序，则社会则衰乱而兴盛；当秩序既稳，理想主义的动力失却，世俗主义抬头，物欲上升，社会又由兴盛而衰乱。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千古难题。与古今中外各种理想主义型的组织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向组织内的世俗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屈服，而是决心 “斗私批修”，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振奋精神，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而挑战这种兴衰相替的历史周期律。
他选择的办法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即大民主，允许成立各种民间组织，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及自上而下的教育，即“斗私批修”。从理论上说，这两项措施前者治标，后者治本，是在人民内部矛盾框架内逼迫和劝导官僚集团重新回归人民的唯一正确途径。但是，官僚集团也有应对办法，他们各自为战，动员官僚集团的受益者和接班人——党员、骨干、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形成各种各样的保皇派组织，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展开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总的来说，造反派虽然有毛泽东的精神支持，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作为骨干，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较低，文化水平低，组织能力差，势单力薄，不但受地方官僚集团排斥，也得不到掌握着军队的官僚集团的支持，因而实际上处处被动挨打。相反，保皇派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较高，技术水平较强，相互联系密切，组织能力强，掌握着各地、各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能够接近各种资源，因而很容易在两派较量中占据上峰。也就是说，大民主的结果，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力量败下阵来。更糟糕的是，两派较量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都运用了各种现实政治手段，其间又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公报私仇，争权夺利，使希望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变成了只触及“皮肉”的利益斗争。这样，文化大革命既失去了政治力量，又失去了道义力量，宣告失败。
这个结果是在毛泽东意料之中的。当四清运动遭到官僚集团“形左实右”方式的抵制时，当毛泽东认真地考虑发动这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时，他深深地意识到，这场运动极有可能遭到强烈抵制。这个官僚集团正是由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党和军队的骨干所组成，他们虽然多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功勋，但都指望着能够“打下江山坐江山”。他们可以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向任何外敌作英勇斗争，但当毛泽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私心作战时，他们退缩了，反抗了。在高层，毛泽东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依仗的人。林彪能干，但不能完全信任；江青可以信任，但不能干；周恩来、朱德能够服从大局，缓和矛盾，但却不理解文革。至于刘少奇、刘小平则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他们是打击对象。陈云则是逍遥派，明哲保身，也不可用。但是，毛泽东决心以自身的崇高威望试探一下官僚集团的反抗意志和能力，于是毅然举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旗帜。
痛定思痛。人们不能不设想，如果当初政治局常委层都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致，如果官僚集团的代表只是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层次，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是否会缓和得多？理想主义教育成功的可能性是否会大得多？随着一代又一代新人的产生，他们对地方官僚的民主抑制力是否会强得多？如果这些设想成立，那么修正主义化趋势是否能够被抑制，并最终消失？如果这样，那么理想主义组织的修正主义化问题岂不是可以解决了吗？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但是，现实却给了人们无情打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迎来了一个军阀割据、列强操纵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半殖民地时代。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迷茫中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这些人后来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有的脱党，有的背叛，有的则抱着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比较好的是有救国救民愿望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较少，其中能够高瞻远瞩，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在古今中外各类理想主义型组织中，亦罕有能够与毛泽东比肩之人。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产生出一批而不是一个毛泽东式的领导者，则革命成功亦可能变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领导，则革命成功后组织必将变质。当然，即使有一批这样的领导者，没有阶级压迫深重，社会危机爆发的客观条件，革命亦无从谈起。我们过去对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十分重视，但对革命的主观条件却长期轻视，以致革命胜利只是成为新的统治方式和集团代替旧的统治方式和集团的工具，而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则保持不变。
为什么会对革命的主观条件长期轻视呢？这就不能不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能证明了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第二节）因此，只要全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的思想就会随之而与私有制下形成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决裂。
但是，纵观各国革命的实践，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不能自动带来价值观的革命，相反，私有观念还会腐蚀革命的各个角落、各个环节，使革命和人民权力成为私有观念的新的表演场所，从而使公共权力私有化，并最终使公有制转化成私有制。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暗示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其实，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要害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价值观之间的斗争。阶级是由相似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所构成的利益集团。只要构成阶级和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以自身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客观上就会出现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个人或者拥有生产资料，或者拥有权力，或者拥有技术、知识，都可能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就都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成为阶级社会的拥护者。反之，如果将知识、权力或者资产用来为社会利益服务，则就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成为反对阶级社会的先锋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蜕化成为官僚集团的话，那么毛泽东本来应该是这个官僚集团的领头人。但是，由于毛泽东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不考虑自身的利益，他背叛了这个官僚集团，发动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一去世，这个官僚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夺取了政权，将他们对毛泽东的仇恨倾泻到报刊、电台、电视台，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一场妖魔化毛泽东的持久运动，并使中国不但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投靠美国，成为新的经济殖民地。
也就是说，并不是实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而是这个人对待社会的整体态度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在社会经济和自然的食物链上，每一个人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既主导别人，又受别人主导。因此，他既可以认同自己的剥削者身份，从而维护剥削制度，又可以认同自己的被剥削者身份，从而反抗剥削制度，立志于建设新社会。虽然社会等级越高的人越是剥削制度的维护者，但是社会等级最低的人并非就天然是剥削制度的摧毁者。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如果是本着摆脱受奴役的处境，寻求更高地位的目的参加革命，那么在革命成功后，他就可能成为剥削制度的重建者，因为那时他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真正彻底的革命者通常产生在社会等级的中层，他们有条件获取对社会的整体认识，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剥削社会，并进而实践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成为理想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就是现成的例子。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真是千古不变的规律，那么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成立。反之，如果共产主义能够实现，那么必然是思想革命领先，制度革命相继。事实上，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中国革命，无论是革命的发动、推动还是继续革命，都是思想革命领先，形成了一个具有革命理想的组织，利用革命的客观条件，才能取得胜利。相反，当思想革命停滞，旧思想重新抬头时，革命便会遭到挫折，便会被复辟。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表述应该改写为：“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主导经济基础。”
这种表述不仅是符合革命历史的，也是符合反革命历史的。1978年，当中国经济还是公有制经济时，上层建筑发生了反革命，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因此，公有制逐渐被削弱，直至完全瓦解；不过，由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存在，迫使这场反革命不得不打着人民的旗号进行，时不时地还需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苏联解体以前，苏联经济的大部分还是国有经济，但由于苏联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决心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便瓦解了。
事实上，这种表述也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崛起时，虽然经济基础还是私有制，但在上层建筑领域，工人和资本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的变化，因此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就减轻了。理论上来说，不排除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进一步增强时，国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家对私有企业的收益权、支配权、决策权、用人权进一步受到限制，从而使经济基础发生质变。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官僚化，随着工人斗争精神的削弱，资本家找到了反攻的缺口，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出台，工会被削弱，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迎合潮流，推行私有化。
这种表述还符合封建社会的历史。在封建社会，虽然各大小领主拥有封地，对王权构成制约，但王权还是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可以借发动战争等名义削弱或加强领主的权利。在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王权与资产阶级联合，以贸易、通货膨胀等形式逐渐削弱封建领主的权力，并最终剥夺封建领主对农奴的生杀予夺大权，废除各领地间的关税，转向资本主义社会。
在企业层次，工人是企业的经济基础，而资本家则是企业的上层建筑。工人制约着资本家的行为空间，一旦资本家剥削超过一定限度，工人则会以怠工、破坏工具、辞职、罢工等方式迫使资本家减轻剥削强度，改善剥削方式。但是，资本家则掌握着对工人的主导权，并获取由主导权带来的利润。
与此相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也可以表述为：“意识来自物质，物质制约意识，但意识主导物质。”人的思想的确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对自身和世界的观察和认识，但是思想一经确立，则将主导人的全部行为，进而主导人对世界的改造活动。如果没有意识的作用，人类社会至今还将停留在群居动物状态，而不可能产生语言文字、农耕技术、建筑、器具等物质。正是由于思想的不同，所以一个人才会成为英雄或罪犯，才会改造世界或适应世界，才使每一个人能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可能与别的社会差别不大，都需要有房屋、食物、器具、交通工具，也都是由男女老少各种肤色的人所组成，也有出生和死亡、疾病与痛苦，但是主导人的行为的思想不同，人与人的组织和交往方式不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不同，人的生活感受不同，所以才会成为人们向往的社会。
正是由于人的思想来自人的全部经历、认识和思考，因此人的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构成一个人的不易变化的本质。这种由个人历史形成的本质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件中将表现为不同的行为。因此，单个行为只是一个人的现象，好人也可能有坏行为，坏人也可能有好行为。只有在了解了一个人的全部行为，找到各种行为间的逻辑线索，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才能对一个人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断。由此可知，当社会环境发生巨变时，例如，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时，每个人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但却保持自己的本质不变，并在新社会要求不到的地方顽固地表现出来。
私有制社会最大的优势正在于此。它将私有观念和利己主义深深地植入到成年人的思想深处，成为多数成年人行为的本质，进而对新的社会和新的价值观念起到潜移默化的抵制、腐蚀和颠覆作用。与这种力量相比，倡导公有制和利他主义的理想主义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时，其动力并非完全来自理想主义，而是来自于反抗压迫，“打土豪分田地”，因而也是一种具有利己性质的动力。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才能够超越个人的物质利益，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寻求理想社会的到来。这样，革命成功后，先锋集团的蜕化就变得难以避免。
如果阶级社会的形成、维护、摧毁和再生的全部要害在于利己主义价值观的传承和稳定，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新的无阶级社会的诞生、壮大和巩固是利他主义价值观的萌芽、扩散和丰富、充实的过程。当持有这种新价值观的大批新人与实际社会矛盾结合时，他们就能够形成巨大而持久的物质力量，不但可以摧毁旧社会，而且可以带动更多的旧人转变成新人，从而建设并巩固新社会。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不同意上述分析思路。其中有的人会认为，这一轮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是革命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将还处于封建社会解体期的俄国和中国提前带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革命家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相应地，十月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罢，都是历史的早产儿。随着全球化的进展，随着全球两极分化的加速，全球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才会成熟。此类观点在中国和世界都颇有代表性，且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中共八大的生产力论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御用文人们基本上就是以补资本主义课的名义为官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践作辩护的。
然而，这种说法完全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贬低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和力量，将生产力的作用夸大到可笑的地步，是对历史和现实毫无感觉的书生之见。马克思在世，恐怕也会羞于当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难设想，即使1918年的德国发生了革命，或今年的美国发生了革命，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也可能蜕变为官僚集团。这里的问题与生产力是否发达，是否被生产关系所容纳关系甚微，而与人的价值观稳定性密切相关。
尽管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绝不会赞成被动地等待生产力的发展，而会赞成发挥革命政党的主观能动性，但我们不能不同时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给那些修正主义者留下了太多的文字依据。不仅如此，由于对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很容易脱离革命实践，失去指导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所在。

革命理论有待创新和整合

在纪念马克思逝死120周年的大会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呢？我认为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后来的操作者身上；二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总结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共运150年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和整合，创造出更加符合革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新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崛起，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奠定理论基础。
我想，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采取第二种态度。我们后人纪念他，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第二种态度。
为了创造出更加具有解释力和预见力的革命理论，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放得宽一些，对各种理论、学说和宗教以及各自的历史实践进行考察，以在更加广阔而可靠的基础上认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中国，事实上，唯生产力论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人民的鸦片。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当基督教作为下层人民反抗的武器时，基督教是动员人民的精神力量。但随着基督教组织和影响日渐扩大，直至取得了国教的地位时，基督教的骨干就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基督教就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由此可见，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和认识各种理论、学说和宗教，而不能笼统地斥之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印度的佛教，中世纪的基督教，都有各自的社会理想，并对主客观的相互关系有复杂的研究，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代思想家或宗教的思想并不是有待考古的文物，而是活跃在人们的头脑中，是人们现实思想的源头。因此，新的以思想革命为先导的社会革命不能不与这些思想打交道，吸收其有益的养分，排除其私有制烙印。
在方法论上，毛泽东的《矛盾论》最值得重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所区别，毛泽东认为历史并非只有一对矛盾在起作用，无论这对矛盾是绝对精神与现实世界，或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是无数矛盾相互作用的过程，每对矛盾有主要方面、次要方面，不同对矛盾亦形成主次关系，因此，历史是一个有着无数层次矛盾、结构复杂、不断转换中的矛盾综合体。因此，认识历史就得认识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寻找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预见和指导未来，服务于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我想，这一理论创新的工作，是进步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