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演讲：重访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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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重访六十年代

【本文内容系戴锦华教授应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邀请，于2012年12月19日在上海大学做的一场讲座。观察者网根据录音和现场记录整理文稿。林品校对。】

观察者网原帖链接：http://www.guancha.cn/DaiJinHua/2013_01_06_118495_6.shtml

这个题目是我今年在北大开设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些年来我、王晓明老师，还有国内文化研究学者的共识是，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比较多的是重访伯明翰学派、重访英国文化研究，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起源和阶级分析当中去。但是，今年我决定做个调整，把对全球60年代的重新叩访和反思，作为思考21世纪后冷战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和思路。所以，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北大尝试把“叩访60年代”作为一个题目，在此之前我在北大专门开设过“60年代的电影”、“60年代的文化”这样的课程。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又喜剧性地度过2012年12月21号的世界末日，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时刻来讨论文化研究、思考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来认识20世纪的历史债务和遗产，对每一个人文学者、每一个当代人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而当我们反思20世纪时，不要做一个陡然之间被扁平化的、被取消和压缩了历史空间的一个永恒封闭的现代史的囚徒。

如果大家不甘心成为一个囚徒，想要重获历史纵深、重访20世纪，那么我认为60年代是一个关节点。因为60年代在视野描述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动荡、全球劫难的年代。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也是一个全球火红的年代，是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当中去的一个年代。60年代是一个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和平斗士、伟大的个人英雄用他们的身躯和生命去实践理想的年代。
在今天演讲一开始，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放了一张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接见红卫兵的照片，这是全球60年代的一个中心和核心景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大家再从上往下看，最上端是第三世界最著名的思想领袖、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庶民研究的奠基人法侬，他的《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黑皮肤，白面具》等著作成为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每一个非西方的有色人种都引以为傲的伟大的思想成就。同时，它也标示着60年代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全球前殖民地的解殖抗争。

再往下，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丁·路德·金，对历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句“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已经在全球变得如此通俗、如此流行，据说每隔五秒种全球内就会听到一次这个著名演讲的录音，但是他们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商业广告当中。另外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就是《欢乐颂》，这显然是因为它们是伟大的人类共同梦想的象征，所以才被商业广告不厌其烦地使用。

最下面一排，从左到右，先是美国总统肯尼迪——60年代一连串刺杀案中的一个被害者。之前伟大的和平斗士马丁·路德·金也是被刺杀的。他以“和平进军华盛顿”带领民众徒步走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一路上，他们的秩序、他们的自我节制、他们所呈现的集体的精神力量、他们对于黑人在美国分享基本人权的诉求，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折服和震惊。当这支队伍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发表了“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然后肯尼迪发表了一个演讲说“每一个美国人和每一个世界公民都要为这个时刻感到骄傲，为这个队伍感到骄傲”。然而这个伟大的和平斗士最后死于刺客的枪口，紧接着被刺杀的就是肯尼迪，后面我会讲为什么我把他放在充满反叛者和反抗者的图像上。


接下来的一位，大家也许不认识，他是著名的智利民选总统、智利共产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他旁边的是以暴力抗争而著称的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平斗士仍然被讲述和记忆，暴力斗士被遗忘和唾弃。马尔科姆·艾克斯，他原来是有姓氏的，但一个黑人奴隶的姓氏都是美国奴隶主的姓氏，“我们自己的姓氏被淹没在暴力当中了”，所以他用艾克斯作为自己的姓氏。正是他创立了美国著名的黑豹党，而这位以暴力著称的斗士最后也死于暴力。


下一位大家肯定都认识，是著名的“圣雄”甘地，他是整个20世纪和60年代亚洲的光荣和骄傲，是亚洲伟大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他以印度人民血肉之躯的抗争赢得了印度的和平独立，而他的哲学思想、社会实践和多卷本著作至今都是伟大的人类财富。

再往下是非常大的一张照片，因为是我的偶像切格瓦拉。如果你对切格瓦拉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你们依然是历史扁平化之后的现代史的囚徒。切格瓦拉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形象，曾是《纽约时报》评选的“20世纪全球英雄与偶像”的高票得主。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20世纪60年代所有伟大的个人和英雄当中，最多的、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最彻底的被商业化和扁平化的形象。

我挑选这些人物，是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纪，一个英才辈出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闪过天空的极度辉煌的彗星。整个60年代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它自我焚毁、自我引爆，能否浴火重生仍然在未知之中。

不久之前，我接受了一次访谈，记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戴老师，在我的记忆当中，60年代在您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1968’和‘五月风暴’。到了世纪之交，我发现在你的讲述中‘1968’和‘五月风暴’出现的频率降低了。”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你的观察非常准确、非常细致，但这并不意味着60年代从我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而是在我的整个视野当中延展开了”。
曾经，当我们讲到60年代，首先浮现在脑海当中的，呼唤着我们对这个时代思考、反思、忧虑和痛苦的，是以欧美为主要舞台的学生运动。大家已经看到了1968年5月在巴黎迸发了一场巨大的学生运动，而这场运动最后酿成了欧洲史学家所称的“欧洲最后一场革命”，它达到了欧洲革命的程度，而且它也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被记述为“举世无双的革命”或者简称为“无双的革命”。

这场学生运动的出现在战后的整个欧洲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它的起因非常有趣，是由于校园管理的伪善和严苛；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因是他们撤换了当时的电影资料馆馆长，因为那个馆长的理念是：“电影资料馆的资料是所有爱电影人士的共同财富。”这两件小事引发了学校风潮，学校风潮引发了警察干预逮捕学生，逮捕学生引发了更大的学潮，更大的学潮引发了军队进驻校园，而进驻校园引爆了整个巴黎，引发了自巴黎公社以来法国革命特有的样式：巴黎大学学生起事占领街道、修筑街垒，然后工人声援，市民罢市，知识分子全面介入，引发全面革命。

于是，1968年，在西欧的一片太平盛世之下，突然之间“风起于青萍之末”，以索邦大学为原点迸发学潮，引发了战后这场欧洲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一场学生运动近乎倒阁，最后，它迫使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逃巴黎被迫前往德国，相当于“吴三桂请清兵”，跑到德国请了军队。一个民选国家的民选总统带领邻国的军队杀回自己的首都暴力镇压自己学生的抗争运动，这真的是“无双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被称为“无双的革命”还在于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是一个在革命之前就被理论家所描述的、被理论家所勾勒的、被理论所呼唤的、并且实践了这个理论的革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进而蔓延到了意大利的“热秋”，引发了全欧洲的学生运动。而这个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从西欧影响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呼应了大量的抗争性学生思潮，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延伸到第三世界，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运动；在日本，街头充满了抗议学生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60年代的学潮酿造了后来全面改写人文社会科学面貌的一代理论家。

我只给大家讲几个小的例子。这场运动的萌发和电影有关，进行过程也和电影有关。大家可能记得五月份是什么月份？是戛纳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戛纳电影节在那一天准时开幕了，那一年的主席特吕弗走上台去主持电影节的开幕式，但他突然停止了主席的职责，对着麦克风说：“当我们的同志在街垒上浴血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过节？”于是电影节落幕，全体出席电影节的电影艺术家们走上街头，参与到学生运动当中去。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著名的戈达尔在街道上参与运动、拍摄运动的场景，这是特吕弗的工作场景，我没有找到他在街道的场景。现在大家可以理解，当时所谓世界一流的电影艺术家和电影艺术人，他们和整个社会的抗争、对旧世界的反抗、对新世界的梦想，是以何等方式的同步共振和感同身受。他们不会说：那是一帮学生在胡闹，而相反，他们用了“我们的同志在街头浴血”。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五月风暴”当中的新闻图片，最上面的一位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每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他都走在最前方，而且他在这场运动的高潮喊出了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正是我今天尝试去“叩访六十年代”的主要动因之一。他说：“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手挽手前进了！”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和21世纪所有不满足的人们忧思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而又不是剥夺自由的？如何是自由的而又保持着集体性、公共性和人们对财富共享的？这些人不满足于将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理想世界，不满足于这个将我们迅速带往石油文明终结的世界——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很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而萨特认为，在这场学生运动当中，终于有一次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携手同行的。

下面这位是列侬，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图片展示的是他在学生运动高潮当中演讲的画面。整个波普艺术、流行艺术和亚文化正是在60年代的高潮当中勃兴起来的，表现了当时最强大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而甲壳虫乐队被称为60年代最著名的和平游击队。下面一张照片是戴高乐总统带领德国军队占领首都的耀武扬威的画面，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这张照片。

通常我们说到60年代，脑海中浮现的是“五月风暴”，是“热秋”，是美国的反战运动，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场运动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面向。其中之一是这场运动高扬的旗帜被缩写为3M，分别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而刚才我说的“这是一场被理论家所勾勒、描述、预言、呼唤的运动”就是指马尔库塞的描述，因为早在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之前，马尔库塞对于整个世界，准确地说是对欧洲，再准确地说是对西欧，做出了一个整体的阶级分析和判断，他指出：“今天的世界是蓝领工人白领化，消费上消灭阶级，工人阶级整体被赎买，工会黄色化，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承担世界革命的使命。”那么谁将成为新的历史主体？谁将成为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的结论是大学的师生们，当然还有更为丰富的理论作为学生的思想力量、思想动力和学潮的理论资源。

这是一个极为清晰的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国、中国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1968年的街垒景观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挥舞着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的法国青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想象对象，成了最后一场欧洲革命重要的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

讨论到60年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60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可能会忽略60年代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它不是一般历史断代中的十年，而是一个悠长的60年代，是一个丰富的60年代。我引用詹明信教授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这个长篇论文中的描述，他的描述把我对60年代关注的延展和6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的参数呈现出来了。

按照他的描述， 60年代并不开始于1960年1月1号，而是开启于1959年元旦。那么1959年元旦发生了什么？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胜利，1959年1月1日切格瓦拉带领不足300人的游击队战胜了5万以上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在那一天胜利进军首都哈瓦那。那一天，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的描述，是“全世界的左派都为之欢欣鼓舞的节日”。我选用了几张图片，希望大家记住切格瓦拉这张风华绝代的脸。

在另外一边，大家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对古巴革命的报道，上面是古巴革命更为著名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至今他仍是古巴的最高政治领袖。
按照詹明信的说法，60年代也并没有在1969年12月31号结束，而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延展期。那么对于他来说，60年代什么时候终结？60年代在1973年9月11号终结。1973年9月11号发生了什么？当2001年9月11日双子大楼被击毁的时候，很多批判思想家、左翼思想家再一次提醒世界：记住另外一个9·11，就是1973年的9·11。这一天，美国CIA在智利资助训练的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武装进攻、炮轰民选的合法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权。
在这场军事政变发生之后，全体工人、市民支援保卫合法民选总统，但是他们完全不可能战胜军人的装甲、坦克、机枪、大炮，最后当他们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合法的左翼共产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从总统府的楼顶上用直升飞机护送总统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妇女和儿童撤离。在所有的人都撤离之后，萨尔瓦多·阿连德拒绝撤离，他说：“我是民选总统，不是独裁者，我不要成为无数拉丁美洲流亡总统中间的又一个”。萨尔瓦多·阿连德一辈子是和平主义者——很有意思的是，他和一辈子信奉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切·格瓦拉保持着终生友谊——可是，在最后时刻，萨尔瓦多阿连德戴上钢盔，拿起冲锋枪参加总统卫队保卫总统府，最后被武装攻入的政府军击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而在杀害了合法总统之后，他们放火烧掉了总统府，所以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一个尸骨无存的拉丁美洲英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造访拉丁美洲，参加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和平示威，你们会看到整个抗议示威的现场会成为一片旗帜的海洋，在这片旗帜的海洋中，只有两张面孔，那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
我们看到，按照詹明信的划分，60年代的开端和终结都是拉丁美洲，用当时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社会概念来说都是第三世界。而如果真的去追问整个欧洲学生运动起源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第三世界的崛起，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解殖运动，对昔日的宗主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巨大的威胁最后引发的内部爆破。我在这儿不乱用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我只是说“内部爆破”，而不是“内爆”。所以，即使以欧洲学潮为主景观，我们仍然要意识到对于60年代来说，一个极端重要的参数是第三世界，一会儿我再讨论它和整个文化研究，和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全新的内在关联。
大家再看一张照片，这是武装围攻总统府的照片，是由臭名昭著的皮诺切克在总统府拍下的。这个皮诺切克似乎不想假装自己是好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坏人，一群黑手党人。那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参数中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东西，这次9·11发生后我有7年没有访问美国，因为访问美国要摁十个手印，而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罪犯才按十个手印，所以我拒绝访问美国。前年我再次访问美国，还是有一点心理阴暗，我是真的想实地考察一下金融海啸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当然还是得按十个手印。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收获，其中收获之一是，我发现，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界，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修辞的转换，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整体从他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和“专制”，但是这几乎只是同义转换，因为，“民主”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专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所有这种新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的前提是我们假装无视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为——资助各种军人独裁力量，推翻民选民主政府。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判断：“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实力太薄弱，以致他们承担不起来经济起飞及其民主化的过程，不如在独裁的政府之下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来完成最高的经济获益。”

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有关注的话，我推荐一部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纪录片给大家，它叫《Nostalgia for the Light》，网上翻译成《故乡之光》，这很不准确，那么后来我和我的团队商量把它翻译成《光尘之忆》。旁边的照片是它的导演，一个智利政变的逃亡者，这位导演的伟大之处，是他终其一生拍摄了近十部纪录片，而这十部纪录片始终只关于一个主题：智利政变。终其一生他都在实践着一个主题——“活着并且要记住”。他在不断地质询着政治、和平、暴力、虐杀、记忆与遗忘。这部电影获得了全球欢呼，但其实他更著名的一部纪录片是《智利之战》。在《智利之战》中你会看到真的令人痛心的东西，就是经过暴力迫害的人，他们在被摧毁了全部记忆后仍然可以看着那些暴力的图片说：“这个人是我，但是我不记得。”

关于这段历史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死亡与少女》。但很有意思的是，使我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是数年前的一个新闻报道。那份报纸的国际新闻栏里有两则消息，一则消息说，皮诺切克总理，就是那个不想装好人的混蛋，当他的政权终于被推翻时逃亡了。在他逃亡之后，还有一则新闻说，皮诺切克总理返回了故乡，他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他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医，法律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不予起诉了。而他的罪行不仅包括武装政变、武装保卫总统府，还包括他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灭杀。他在智利推展了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肮脏战争，他的牺牲者不是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人，而主要是艺术家、知识分子这样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从人间蒸发。到今天为止，你们去智利、阿根廷、墨西哥，会在特定的日子在广场上仍然看到那些垂垂老矣的人们捧着亲人照片，上面写着“还回我的亲人”，这就是在那个时刻蒸发了的人们。而且如果大家看诸如《智利之战》、《光尘之忆》之类的纪录片就会知道，当时他们使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这些政治犯。所以毫无疑问，皮诺切克犯有戕害人类罪，但是这个时候他被赦免了。

引起我震动和深思的是旁边的一条新闻：海牙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健康要求，仍然决定以戕害人类罪来对他展开审判。我一直强调我拒绝一种原则叫“两恶相权取其轻”，我也拒绝一种立场就是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某一种罪行。当我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当我说“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尝试真正地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意味着我们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

当我们承诺了一份未来的正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记着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红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没有丝毫意愿，也没有丝毫意味为红色高棉辩护，我只是说，当这两桩案件并存的时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这仍是一个胜利者主宰历史的时代，胜利者仍将赦免他们的罪犯，而毫不容情于他们敌人的罪犯。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加倍地可恶，加倍地应该被审判。这正是司空见惯的胜利者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在整个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这才是我会钦佩今天仍然讲述这些暴行牺牲者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而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使在闭关锁国之中，中国对于世界仍然产生了极端丰富的、复杂的、也许是奇特的影响。上面一张是切·格瓦拉访华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这边一张是文革式的游行，大家看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是“坚决支持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是当时文革中的中国对于1968年“五月风暴”的回应。下面一张是“五月风暴”的街头照片，他们高举列宁和毛泽东。但事实上，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主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因素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因为按照法国史学家的描叙，当时走在大街上的学生高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嘴里喊着“嘿嘿嘿，胡志明”。胡志明是当时越南共产党主席，著名的留法知识分子，也是当时第三世界领袖式人物和整个欧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这说明60年代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元素就是美国的越南战争和越南的抗美战争。

每一条线索都会引出极端丰富的历史线索，引发我们对于历史现状、今天与未来的思考。这里我只是非常简单地提示一下，按照当时越战爆发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批准了越战的要求，原因在于他们说“这是一场边疆之战”。美国的边疆跑到越南来了！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笑？但一点也不可笑，这个边疆是冷战时候两大阵营的边疆，当红色的北越越过了边界线进入南越，这是东方阵营整体地侵犯了西方阵营，就像当年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去打韩国时，整个西方世界动用联合国军是一样的道理。人们没有想到，美国也没有想到，整个世界都没有想到，当美国投入了在二战中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投入了所有最新的军事装备去打击一个东南亚小国时，并没有打服。不仅没打服，还让美军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泥潭，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死亡最多的一场战争就是越南战争。越南变成了一个噩梦，变成了一个泥潭，变成了一个诅咒。

今天我们去美国旅游，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越战纪念碑。它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纪念碑都不一样：它不伸向高处，它伸向低处；它不是无名英雄，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不是一个男性建筑学家，是一个女性建筑学家设计的；不是一个白种建筑师，是一个亚裔女性建筑师设计的。从任何意义上，这个纪念碑都配得上这场怪诞的战争，而从任何意义上这座纪念碑都重新反思和启示着关于战争、和平和死亡。如果把这个纪念碑对照着《集结号》，我们也许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希望你的结论不是主流最希望你得出的那个，说看看美国多民主，看中国只有无名烈士纪念碑，那你们就上了冯小刚一大当。冯小刚的电影让我们去向历史索回死者的名字，是为了再次把它归还给历史，只不过所还姓名的那个历史和再度归还的那个历史不是同一个历史了，前一部历史叫中国革命的历史，后一部历史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区别。
接下来分享一张越南的照片，越战中女战士是非常有名的，我在找图片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网友用“迷人的越南女杀手”为名来展示这些越南的女游击队员，我在其他地方讲过我们今天的逻辑叫“胜利的失败者”，我们在很多场战争中都是胜利者，但是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者的逻辑，接受失败者的位置，以失败者的姿态去采用胜利者的逻辑乃至胜利者的修辞。

越南战争的迸发实际上非常有趣地引发了另外一场内部爆破，那就是美国迸发的全面反战运动。关于60年代有一种描述说它是“B-52效应”的结果，B-52就是当时美国最新式的军事轰炸机，当时美国出动了巨大数量的军事轰炸机飞临越南上空，而且事实上整个越南土地被军事轰炸所投下的炸弹创了吉尼斯纪录。但据说落点最密集的不是在越南，是在老挝的一个地方，到今天为止那个地方都是无人区，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引爆了一颗当时尚未爆炸的炸弹。当一个地方没有爆炸的炸弹达到了使这个地方成为无人区的密度，大家可以想象投下来炸了的炸弹有多少。

所谓“B-52效应”应该叫做媒体效应或者电视效应。大家不要忘记60年代是现代媒体诞生，大众媒体开始构成景观社会的年代。有一种说法是，越南战争是美国人民在世界面前打败的第一场战争，其实这个说法说的对，这句话的意义大概要做另外一种理解，越南战争是第一场通过电视为全人类所目击的战争。所谓“B-52效应”是在当时的电视上全面报道的美国军事轰炸。美国在大规模的军事轰炸中，不仅是投炸弹，最著名的是投凝固汽油弹，还投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当时发明的落叶剂。为什么投落叶剂？因为越南游击队跟他们搞游击战，藏到树林里看不见，美国就投下这些东西让树叶全部落掉。到今天为止，这些化学武器对那块土地的污染仍然不可消退。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美军的视频，是B-52的轰炸，是密集的子弹，是美国钢铁巨人的形象，但非常有意思的是，60年代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公民，包括全体美国青年、美国知识分子，他们认同的不是美国的军事武器，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认同了炸弹之下血肉之躯的越南人。所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全面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我们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各种各样的民间队伍进去到灾区，但是我自己非常惊讶的是比工程救援人员，运食品、运水的人员甚至更早到达的是心理救护队，为什么？因为大家说，经过这样的灾难，一定有巨大的创伤，就是灾难创伤吧，OK，就是PTSD，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东西去救助他们这样的疾患。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都忘记了或者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其实就是在美国越战的时候出现的。PTSD是美国越南战争后期才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有人会说军人经历战争，遭到心理创伤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吗？既然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为什么越南战争才如此严重？大家看《阿甘正传》，很多越战老兵后来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变成流浪汉，变成无法适应生活的人，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他们在前线经历了这场荒诞的、残忍的战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被千夫所指，被祖国的人民集体指认为凶手。这是当时广泛地深入地袭击了整个美国社会，全面地前所未有地动摇了美国的清教传统、清教秩序、清教社会的一项运动。

与这场运动同时发生的，或者说这场运动的主要表象，大家都知道是“嬉皮士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同时，包含了性解放运动和大规模对致幻剂毒品的服用和使用，同时包含了美国文化的一个高度的自我东方化。大家不要简单地去想象性解放和吸毒，而且如果你们是道德主义者的话，我也无言以对。不能解释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和整个东方式的内求、向内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去探索自己生命的极限和极致这样一种特定文化思潮和诉求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嬉皮士运动中有个著名的形象叫“花孩”，对吧？这是典型的花孩服饰和形象，和1968年“五月风暴”一样，他们直接地公然地表明与资产阶级的秩序、价值和道德的直接决裂。同样像刚才看到的，这个运动当中，整个的所谓Pop Music、波普艺术和波普行为成为了最重要的所谓“和平游击队”，一个和平抗争的形式。希望大家认识，这是鲍勃·迪伦。波普艺术和整个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所构成的这样一种亚文化的涌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后来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内容、人物，它打开了这个时候已经渐趋没落的人文社会和艺术的全新领域。

对60年代另外一个描述就是“切·格瓦拉效应”。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带领的无国籍游击队被经CIA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军击溃，切格瓦拉被俘和杀害。这是20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人们认为永远不会有的陈尸事件。玻利维亚军方杀害了切格瓦拉之后，公开陈尸，让全世界的记者拍照，第二天全世界报纸的头条都是这几幅照片。十年前我做文化研究的时候，从国外旧书网站上购买了大量60年代的出版物和回忆录，我当时希望获得更多个人性的资料，帮助我情感性地切入到60年代。其中，我读到的一本回忆录，它说：“1967年10月9号的早上，我起来之后，像往常一样在餐桌前打开报纸，我惊呆了。报纸的头版是这张照片和切·格瓦拉被杀害的消息。我坐下来哭泣。我除了哭泣还能做什么呢？一个小时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大学里有课程，我必须去上课，我就勉强自己走向校园，在教室门口我被一个女孩子拦住，女孩子穿着一件T恤，T恤上写着‘Make Love No War（要做爱，不要战争）’，她说：‘告诉我，他没有死，告诉我他们不可能杀死他！’我逃离了那节课，和所有的同学讨论了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以及未来。”这个段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回忆录里说：“那一天大半个世界都在哭泣。即使你不是左派，即使你不相信任何左派的理想，即使你不梦想改变世界，你仍然会在那个时刻哭泣，因为切·格瓦拉被杀害意味着20世纪前所未有的伟大梦想的陨落，这个梦想就是人类是独特的，人类是伟大的，人类的精神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精神是可能征服军事的和物质的。切·格瓦拉可以象征任何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理想，他是20世纪绝无仅有的伟大骑士。”所以我们说“切·格瓦拉效应”某种意义上是“切·格瓦拉之死效应”。

但很有意思的是，当切格瓦拉被杀害被陈尸，因为玻利维亚军方必须向整个世界陈尸来昭示他真的被杀死了，因为在此之前，每隔五个月，全球传媒会报道一次切格瓦拉被杀死了，而且报道他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被杀死。以至于这已经司空见惯地成了全球媒体的谎言，这使得陈尸成为必须。但陈尸的结果是切格瓦拉获得了“尘世的基督”的称号，然后无数的诗篇歌咏他，无数的人记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在于那幅照片所有的构图都是吻合于美术史上的名画《基督之死》的，这是著名美术史学家约翰·伯格首先指出的。而他的以身殉死，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一己之力试图逆转世界历史命运的理想，也令基督教文明的人民联想起基督。实际上21世纪，教会的第一大争议是英国的一个激进教会采用了切·格瓦拉的画像做了最新的基督像，他们用金冠取代了他的贝雷帽，只此而已。这当然在基督教引起了巨大争议。

我们说“B-52效应”、“切·格瓦拉效应”同时成为了6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我用一个极右翼的人著作当中的演说，他说：“非常奇怪，非常好笑，从切格瓦拉被杀死那天起，他的形象被全世界的人们高高举起。从此，他变成了一个不死的青春偶像，而这个青春偶像传递的都是好消息，叫做：世界终将被改变。”当时的一个非常浪漫的、毫无左翼色彩的拉丁美洲诗人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至今仍然流传，是歌咏切格瓦拉的一首诗，名字叫做《点燃朝霞的人们》。

最后，对我来说，叩访60年代的原因之一是，作为这样一场“无双的革命”，60年代的革命是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人们尝试以知识对决权力，相信对真理的获知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必然，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决心，这是人们第一次不再区隔“象牙塔之高”和“江湖之远”，当时所有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导演、诗人、歌手都走在学生的队列当中。但是，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场“无双的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且我对这场革命有一个更悲观的说法：这场革命是一个积聚了巨大的动力内部引爆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也是一场自我耗竭的革命。

但我现在要先引申出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关于60年代，关于这场革命，我们不说它事实上是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的话，我们至少说它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丰厚的“文化遗腹子”。我们不去一一欣赏了，这几张脸大家应该熟悉：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福柯。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不可避免的被转型，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改变了它的面貌、改变了它基本的思考路径和参数，而几乎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者无一例外都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同亲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的受难者很少有人愿意向人们讲述集中营的苦难一样，经历了60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震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他们的精神渊源，大概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其他人并不直接讲述他们的精神资源。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他们的著作——当然题外话就是，大家不要把法国理论家的确实很难读的著作神圣化，神圣化的结果只能使它更不可理解。——如果你们意识到这些难懂的著作是因两个原因而难懂，一个原因是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为什么说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因为就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吧！”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一个颠覆性的语言秩序同时是一个挑战的姿态，同时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

而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觉得它非常难懂，是因为我们不能分享或者我们被剥夺了可能去分享他们的理论试图去面对的真实的问题。比如说，整个20世纪的灾难，请大家注意20世纪的革命酿造了不少灾难，但20世纪的革命却是20世纪灾难的回应和结果。因为早在革命全面爆发之前，20世纪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帝、佛陀、阿拉都保佑我们不要有后来者的世界大战。20世纪的世界大战刷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全部记录，关于人类自相残杀的记录，关于使用最新的科技发明成果、使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灭绝自己同类的记录。20世纪的革命、20世纪的变革、20世纪后半叶的风云激荡正在于人们试图回应这种巨型的人类灾难，尝试寻找另外的可能性，而我们没找到。革命成了另一种灾难的记录，但所有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都在尝试用他们也许并不坚实的肩膀去背负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去回应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关于60年代我想带给大家几个基本的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参数又引申出另外一个有趣的参数，就是20世纪的革命几乎都是都市革命，都是以都市、现代大学、现代都市空间、人群的聚集，高度组织、高度认同的人群的革命为主要标示。

但正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凸显出来的、所显隐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参数，让我们意识到其实60年代的革命同时提示着一个被整个现代化进程所遗忘、所抹除、所抛弃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乡村，所谓前现代的所在。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60年代的灵感来源和力来源，那么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模式叫做“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场农民革命，那么古巴革命叫做“游击中心论”或者叫“马埃斯特腊山模式”，其实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变奏形式。那么它重新带来一个这样的论述，即马克思主义论述当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及其薄弱环节可能成为变革世界的力量所在。第三世界乡村，被遗忘的乡村世界，这是第二个参数。

而第三个参数是媒介。当我们说“B-52效应”的时候，当我们说“切·格瓦拉效应”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一种媒介效应。当时的年轻人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未必了解切·格瓦拉的理想，甚至未必了解切·格瓦拉的作为，其实感召他们的是那张风华绝代的形象。但我们要思考的是，从60年代电视媒介开始，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甚至有可能是全球文化乃至文明的转折点，就是数码媒介的全面入主。在这儿提一句，2012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消失了，就是柯达公司，这意味着胶片电影的时代终结了，数码电影的时代到来了。也意味着电影独一无二的介质被改变了，也意味着数码一统天下收取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叙述艺术的领域。早在之前ipad已经整体地改变了传播、交流的平台和媒介手段。

那么从60年代的电视时代到今天的全方位数码时代，或者叫“ipad时代”，或者叫“screen时代”、屏幕时代，60年代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去反思、去反身追问60年代“B-52效应”引发了全球的反战、反美、改造这个世界、“点燃朝霞”的热浪，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而今天我们面对着附着在美军轰炸机上的、附着在美军导弹上的针孔镜头所拍摄的整个高度景观化的战争，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可能，去反身指认被炮火所摧毁的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有没有可能反身反转全球媒体的逻辑，去指认不仅是媒体的暴行，而且是被媒体所遮蔽了的或者是由媒体直接执行的暴行？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能光说媒体是暴力的，媒体是加固于强势的，但很多时候，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的，或者媒体直接建构的。比如，对切·格瓦拉的全球陈尸和展示。其实21世纪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全球式的陈尸，但是这3次陈尸似乎没在整个世界引起任何的异动和反应。这3次陈尸，一次是“胡狼”卡洛斯被杀，全球媒体同步报道陈尸；第二次是萨达姆被杀，苹果手机实况转播；第三次是卡扎菲在街道上被群殴致死，全程转播。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不同反应，没有任何人对媒体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暴行，以及这个暴行之后的种种暴行加以批评和指责。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也没有想引导大家去同情和认同这三个死者，我只是说，对我来说，通过全球媒体实况转播对某些政治领袖的、尤其是卡扎菲这一例当中的屠杀暴行，本身是极不道德的，对极端暴力的行为没有任何说“不”的声音。

如果我再多说几句，大家也许不知道，利比亚曾经是全世界公共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曾经是有最多的公共政策服务于各种各样不同部落的原始民族的不同的文化需求、社会需求和生存需求。那么卡扎菲真正的罪行是什么呢？是石油国有化。将石油国有化损害了谁的利益呢？损害了昔日宗主国的利益。大家说：“戴老师，你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吗？”我不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因为“阿拉伯之春”本身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命名，它把发生在不同的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不同的民众的运动一以贯之，完全取消了它们的差异性。那么至少著名的非洲学者、来自非洲的学者、研究非洲的学者告诉我们，比如发生在利比亚的和发生在埃及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民众运动和民众抗争。请问，我们知道吗？我们曾经关心吗？我们曾经质询过吗？这才是我所说的更大的媒体暴力。曾经我们了解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亚洲每一个地方的人们反抗，我们曾经了解每一次世界性的变革，而今天，据我的有限了解，我们几乎可以在主流媒体上找到所有这些消息，当然占据着极端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那么这是媒体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读者，作为接受者，作为使用者，我们还有过这样的意识吗，还有过这样的关注吗？我们还曾经有没有意识到过，我们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所面临的真正的权力或者暴力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来说，第三世界作为我们今天的参数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当年第三世界在全球舞台上被凸显出来是由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选择了叛逆性的认同。他们认同了第三世界，他们高举起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帜。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主客体的转换过程。而我们曾经是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久之前，我和一个德国学者的对话让我自己每次想起来都暗笑不已，就是我完全没有思考地说了一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我这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他说：“中国从来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始终是超级大国，只不过沦落了两百年而已。”好，这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先等一下。

我们说，中国长久地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那么我们作为第三世界的国民，或者叫知识分子，或者干脆叫大学生，我们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一次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理论和西方理论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必然面临着一个自我定位，因为不论你自觉与否，你都必然以某种主体位置介入。如果我们不自我定位的话，恐怕你就难逃那个命运——我自己所做的那个概括叫做“认贼作父、指父为贼”，叫做“胜利的失败者”，叫做“反认他乡为故乡”，你恐怕就很难逃离这个主流的建构过程。

但是，正是因为作为第三世界的年轻人，第三世界的国民，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认识到，很多关于第三世界的表述本身是第一世界的主体们的表述。尽管他们曾不断地反转他们的主体位置，认同于第三世界。那么，当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体的时候，要建立第三世界的表述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记得反转。我们要在一个不断的自我的自觉反省和不断地对这个位置的重新设定当中，才能认知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尝试去建立我们有创意的有创造性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表述。

那么，刚才跟德国学者的那番谈话，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这两年连续的比较长时间的访问美国，很想了解美国的学术和思想状况，所以我去出席了很多很多的会议，其中包含很多的社会科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会议。结果发现，在各种会议上，包括社会科学的和人文科学的会议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我一点不夸张的说，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债主”、”美国的中国债主”，出现频率这么高，以致我在两三次会议都赤膊上阵了，我要替中国说句话，当然不是真的替中国说句话，我只是觉得很荒唐。大概两次插话的内容大致相近，我就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实物经济所创造的真金白银必须转换成美联储债券，而什么时候中国必须贡献给美国股市的这个供奉转换成了“中国债主”，“中国债主”在什么意义上可能行使债主的权利？我说，我给他们举两组数字，一个数字是中国的股市曾经从2000点暴涨到6000点，从6000点跌回到1600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忘记那个数字了，有一个天文数字的人民币蒸发了。同时，中国在美联储的储备相对于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又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实物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蒸发？当时，我刚好和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拷了这两个数字，在美国的几个月，我说，请大家重新定义什么是“财富”，什么是“金钱”，什么是“债主”，什么是“负债人”。至少在这个经济学的会议上效果极佳，使这些美国经济学家们停止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债主”或者“中国崛起”这个字样。

当然，我也非常繁琐地做了另一个描述。我说，好像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崛起”，对于你们来说也对于我们来说，是更为真切的一个事实。好，我自己本人是怀疑“中国崛起”这种描述的，因为“中国崛起”不外乎是GDP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外汇储量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对顶尖奢华消费品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人参与全球奢华顶尖消费和旅游的数据，那么，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只要有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富人，就足以创造这些全球奇迹。而即使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全球化进程的成功意味着多数人获益，这个国家的多数人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并且获益。所以，尽管我们怀疑这个东西，我要说明的仍然是，今天的世界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改变，那么世界不再是美、苏、第三世界，不再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而变成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和广大的贫穷的南方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南方国家这个巨大的场域当中开始以所谓“金砖四国”的方式成为新兴国家的话，那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种意味对于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于世界文化、关于我们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我非常不喜欢一种新的革命讲述，就是红色历史再一次回到电视剧中，再次回到大众文化当中。为什么红色历史重返了？因为这叫“中国崛起史前史”，因“中国崛起”而重新获得合法性，一个完全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再度获得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也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红色历史。所以，对于我来说，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提请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参数，是在于参照着“中国崛起”，参照着在“中国崛起”之下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当代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中国的文化未来以及价值，建构新的展望，我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口号，我自己个人挺讨厌口号的，但是每次做六十年代回顾的时候，这几个都将再一次打动我。那么一个口号大家不枉听之，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口号？因为大家知道著名的法国学者也是据说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具有人文通才性的学者阿兰·巴迪乌。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红书，这本小红书叫《共产主义构想》，其实，在我浅薄的理解和阅读当中，《共产主义构想》这本小书无外乎以复杂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语言重申了1968年的这个口号，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尽管我们不能构想新的历史图腾，尽管我们还不能有效地勾勒人类的未来及其替代性的方案，但是，被压迫者走投无路的抗争将创造这种可能。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口号，也是我经常用来作为自勉的一句口号，叫做“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而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大家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叩访六十年代文化，只有我们打开的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叩访六十年代遗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那么，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的一组命题，第一个是前面我讲到的社会主义与自由，而另外一组命题叫做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社会，我恳切地想跟大家提出并分享个人与社会这个命题。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大量的社会文化空间被霸占进而被封闭，社会性和公共性被取消，而同时我们每个人似乎开始越来越具有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身份。但是两方面，一边是个人身份的最佳模式、理想模式，也许是在座不少同学们的身体力行的模式，那么就是“宅男”和“宅女”，是一个自我隔绝的、一个自我疏离的、一个自我完满的模式。当然，要做“宅男”和“宅女”，伴随你的必然有一台电脑、一个screen或者一个ipad。那么我首先要提示大家的是，所谓“宅男”和“宅女”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建筑在对社会网络的信赖和依赖之上。大家想像一下，我们这个文明有一个环节断掉了我们还能“宅”下去吗？而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问题就是，不论你是否预期，这样一种文化恐怕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就是行动能力的丧失和交流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不仅使得社会化的空间被暴力截取，而且使我们的主体愿望和主体能力丧失。但是，也许因为我已经落伍了，也许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九斤老太的年龄，也许我就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新生代的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这儿我要回到一个六十年代的人物，提醒大家历史其实非常短暂，历史是在非常短暂的过程当中被建构出来的，他就是刚才我始终没有提到的那位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之所以被列入到了六十年代的名单当中，之所以被称为六十年代的重要标识，不仅因为他的暴行，那个暴行就是他发动了越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一整套的名词以及一整套理念的创造者、发明者，准确的说是推广者，这套名词就叫做“青春”、“青春期”、“青春期反叛”、“代沟”。这些名词都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内被发明出来并经过大众传媒被传播，由此建构了一个肯尼迪总统始料未及的伟大的学生运动年代。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有一件事情它很不学术也很学术，请大家去做，就是Just google it。当你们使用每一个名词的时候，至少请你们google它，当然google永远是不够的。可是，至少请你们google它，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东西是亘古就有的，是万古长存的，是天经地义的，是高度自然的，其实它不过都是二十世纪短暂、急促、残暴、血腥、又是激情澎湃的历史所发明和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相对于五十年、半个世纪的历史，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是在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不断地创造和改造当中把人类文明推演到今天的。如果我们还希望人类拥有未来，如果我们还希望用人类的想象力去创造未来的话，那么希望大家和我分享对六十年代的重新叩访，以及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