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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6 07: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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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真的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吗?
作者:大海之声 2013-08-17 18:18
近期,王年一 、何 蜀、 陈 昭三位先生在其合写的文章标题中,为林彪进行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定位:“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这个定位不仅推翻了中共官方对“林彪集团”的审判结论,而且颠覆了林彪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的“奸臣、谄臣”的形象。据我所知,此文的三位作者中,至少已故的王年一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文革史、林彪的研究权威,此文如此立论,显然应有充分的史料和论据支撑。然而,纵观全文,笔者难免有些失望。倒不是文中所引史料并无新意,而是作者在史料和结论之间主观臆断太强,缺少必要的逻辑联系。笔者无意评价全文,只想对林彪在文革中的讲话这一小小的“口子”挖掘一下,看看林彪在文革中究竟是不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文章开宗明义,就把立论推向读者:“‘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制造个人迷信上花了大气力;‘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又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事实(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讲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经毛泽东审定的)。 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恕直言,这个开场白就有破绽数处。首先,何为“观潮派”?何为“逍遥派”?“观者无语”,这是旁观者置身事外的底线;而“逍遥者”,则游离于物事人事之外,尤其对其诸多“是非”一律不予“置喙”,以免卷入其中,两相对照,在文革前文革中为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花了大力气”,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的林彪,即便前面加上“特殊”这个形容词,也难和“观潮派、逍遥派”扯上关系吧?其次,就因为林彪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不是全部事实,只是部分事实,就能推翻在这些“部分事实”基础上成立的“部分”结论、判断和评价?第三,不错,林彪在文革中相当一部分公开讲话,不是他本人的作品,是按别人的稿子照本宣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公开讲话是他本人的创意,也就是说,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的林彪,即便在部分公开讲话中表达出自己的“创意”,也会为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澜”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这一点,我想文章的作者不会否认吧?既如此,以林彪的部分讲话不是他本人所作就得出林彪是一个观潮派逍遥派的结论,是否显得太轻率了呢?
好吧,我们就从林彪在文革中的“讲话”说起。
文章认定林彪是“观潮派、逍遥派”最有力的证据,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强加给他的:“经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复宣传,一般人都相信林彪当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钻营、篡党夺权的结果。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林彪却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是毛泽东强令他参加的。‘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然而,林彪却并不想干‘取代刘少奇作毛泽东的接班人’这种角色。‘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辞职的)书面报告’ 。在‘接班人’已成为全会一致拥护的决定之后,林彪仍在几个重要场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在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作了类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表示:‘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接班’是他按组织原则被迫接受的,而‘随时准备交班’则是他主动公开提出的。”
不错,这是一段经多方论证可算确凿无疑的史实。然而,运用这一段史实来证明林彪是文革的观潮派、逍遥派,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这段史实同时包含一个逻辑反证: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急切、如此执着、如此不容置疑地选定林彪作为支持他文革的一号“种子”?难道周恩来还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如果是借助于林彪在军队中的统帅地位,那么当时老帅们还没有死,其中就没有一个能代替林彪者?毛泽东何等精明,何等深谋远虑,他会选择一个只愿意做甩手掌柜的“观潮派、逍遥派”来当自己的“二把手”?显然,只有当林彪在文革中能够起到任何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只有当林彪能给毛泽东以旁人无法做到的鼎力支持,毛泽东才坚定不移地选定他。当然,毛泽东对林彪的疾病缠身,对林彪的“不问事”、“不做事”,是心知肚明的。可见,毛泽东起用林彪,并非指望他在文革去做什么诸如起草“五一六通知”之类的具体事务,而是让林彪为他去做文革旗手,让林彪以党内军内“二把手”的身份,为他在文革中进行政治上的“担纲”。那么,如何当“旗手”?怎样“担纲”?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需林彪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发表几篇“精彩绝伦”讲话,就能基本达到目的。至于文革中其他具体事务,林彪做或不做,都无所谓。当然,由林彪管着的军队,也令毛泽东放心,因为军队毕竟是文革的中流砥柱。
那么,林彪对毛泽东意图,是否领会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实,林彪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文革之初,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规模巨大非同凡响的政治风暴,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三天,他就迎合毛泽东,抛出了那篇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说老实话,笔者看完这篇半个世纪前杀气腾腾的“文献”,仍然感到惊心动魄。不妨摘引几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林彪这篇讲话,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呢?笔者略为总结,归纳如下:其一,在理解、领会、探究、揣摩甚至发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思想、思路、立场、目标等等方面,费了大力气,花了大功夫,且理解“深刻”,运思独特,发挥超然,其“政治战略眼光”确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深度、广度和气魄,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正是林彪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旗手”高度;其二,林彪极为聪明,对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要整的那些视为心腹大患的“政敌、宿敌乃至假想之敌”,表达出极端的“革命义愤”,不仅剥其“画皮”,而且挖其“老根”,大有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的“煞气”和决心,不过,也顺手对他和叶群的私敌陆定一夫妇放出一箭,其“诛心之论”中闪烁的刀光剑影和切齿大恨,哪有“观潮派、逍遥派”那一份与已无关的“冷眼”和淡定?倒像阎罗殿中那个只知催命的崔判官。我想,以林彪当时的身份,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的场合讲出这样一番惊心动魄、咬牙切齿的话来,其“杀伤力”有多大“当量”?文章作者大抵不会和“观潮派、逍遥派”们的闲言碎语等量齐观吧?其三,非常可惜,林彪这惊天动地的一炮,却没有打中靶心,打偏了。不仅如此,犹如“擦枪走火”,弄不好会引来“自伤”天来横祸。正是这篇讲话,不仅没有“正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下怀”,反而引起毛泽东的猜忌。原因很简单,其时文革的序幕还没有完全拉开,文革“主攻方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林彪将文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认作防止“政变”,尤其是宫廷政变,显然是自作聪明,把毛泽东的“圣意”全然弄错了。事实上,文革之初打倒的那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政变”意图,而文革最后的主攻目标刘少奇那个所谓的“司令部”,也根本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毛泽东要“修理”的,是党内由上而下的那一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不过,总算有惊无险,毛泽东将自己对这篇讲话的不安和猜忌,及时向林彪进行了“坦诚”的暗示。请看这一段史料。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想必大部分网友已经看过,现将其中对林彪五一八讲话感到不安的主要段落摘引如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中国的“君臣关系”,其凶险程度难以估量,深得其中三味的林彪,如果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会作何感想?其内心的震撼、惊悚和恐惧,还用得着去“推测”吗?我在上篇博文《破解林彪事件须有相应的逻辑框架》一文中写道:在“权位”面前,林彪委实是一个“两面人”、矛盾体。林彪多年来饱经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静厌动,对官场博弈权力迷径早已心灰意冷,“敬而远之”,这的确是林彪真实的一面;但林彪决不因此彻底甘于寂寞,只要机遇到来,他仍然经不住权位的诱惑。否则,他就不会悉心揣摩、迎合毛泽东,就不会苦思权谋之术、“为臣之道”。也就是说,林彪时常处于“两个魂儿”轮流值班的矛盾之中:当“病痛难忍、伴君如虎而红尘皆看破”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实的;当“有权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诿,就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了。
因此,有理由相信,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接班人”、“二把手”重任的反复推诿,和周恩来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关,林彪的心思极重极深,惊魂未定之际,“第一个魂儿”跳出来值班,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林彪性格中有两样“硬货”,一样是强硬,一样是决断。这两样“硬货”,完全可以帮助林彪彻底了断对权位的“非份之念”,可惜,在高位重权的强烈诱惑之下,这两样“硬货”往往被其击得粉碎。这正是林彪的悲剧所在,这不,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接受了“中央决定”不久,他的另一个魂儿就在值班了。其重大表现,就是他在当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的讲话。可以说,这个讲话凝聚了林彪“全身解数”的思考和大量的心血。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林彪酝酿这一类至关重要的讲话的习惯和过程。
关于这篇讲话的起草过程,林办秘书张云生有着完整的回忆,摘引如下:“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急匆匆地召集秘书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老赵和老张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我问老赵:‘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因为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习惯说拉条子。’‘你过去拉过条子吗?’‘我也没真正干过。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没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找人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材料,倒还用上了。’‘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肯定白费劲。’‘那为什么还要搞这种无效劳动呢?’‘都是主任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准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咱们干吧!干什么样算什么样。’……‘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他的会客厅的沙发上,看来情绪还好。……我和赵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我开始念那已经拉好的‘条子’。‘都是些废话!’我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拦住。他显然对这个‘条子’很不满意:‘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样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我们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我们不便去问。但听内勤透露,林彪在那个早晨是够忙乎的,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后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记录稿,我在不久后就看到了。正如原来所料,我们准备的东西他根本没用。只有一句像是我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他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都说林彪是一介武夫,不懂理论,其实非也。林彪读书,涉猎甚广,政治的,军事的,哲学的,历史的,尤其对马列经典著作,精研细读的也有不少。拉几张“条子”就能作出一篇洋洋洒洒、条理清晰、通俗生动、别开生面的讲话,说明林彪的功底不凡,这个本领,连林彪身边的秀才们都望尘莫及。而最重要的,则是林彪对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的思想、理论、动机、思路的独特领会和深刻阐释,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深得毛泽东赏识。这篇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显然避开了“五一八讲话”的偏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深入浅出的“开掘”,的确达到了“别有洞天”、“炉火纯清”的境界。因此,用“制造个人迷信、无原则的吹捧”来概括林彪的这类讲话,实在流于肤浅。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这里从林彪的这篇讲话中少许摘几段“精彩”的。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请看,林彪如此“创意”、如此精彩、如此“虔诚”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泽东能不欢心,能不赏识,能不“重用”吗?而通过林彪这样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人物之口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进行概括力、号召力、感召力极强的诠释,对毛泽东而言,这就是“政治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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