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我的祖父黄文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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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祖父黄文弼（字仲良），一上来便有些迟疑：应该怎么定义他呢？手边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其中有孟凡人先生撰写的“黄文弼”一篇，其结尾是这么说的：
　
黄文弼是解放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他从1928年至1966年，在新疆考古学领域活动了近40年。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国学者相比，黄文弼是在新疆考察延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遗址类型最多的学者。他的一生，以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为己任。在野外考古中，他勤勤恳恳，不畏艰难险阻。在整理编写考古报告和研究中，实事求是，根据材料说话，并走出一条将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关学科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之路。
　
我祖父的确是“著名考古学家”，是“新疆考古学的先驱者”，是“西北史地专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否则，距他去世近４０年，距他出生已足足１１０年的今天，除了子孙还有几个人会记起他说起他？我只是想，除了这些“功名”，他还是什么？
　
一
　
1927年我祖父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驼队从北京出发，经内蒙一路考察至甘新，前后三年。听我父亲说，到他返回，一口牙差不多掉光了，其时不过三四十岁。而他著作中除了“备历艰辛”寥寥数语，再没有更多的话。1989年出版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最初是写在半箱子小本上的，因为多急就于行色匆促之间，字迹往往潦草不易辨识。随便引一段，为“备历艰险”四字做一注脚：
　
壁高百余丈，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有陡坎手足无所拊，乃系绳于腰，以一人拽之徐放。余手挽绳而足拊岩徐下，若此者40余丈，至有洞壁处。
　
再看他对“戈壁”一词的辨析：
　
又本地人称戈壁颇含混。戈壁为蒙古语，维语为确达克，即无草木之义。故本地人凡谓地无居民，荒滩石壁皆谓之戈壁。故戈壁义有四：一为冈峦戈壁，丘陵重叠起伏，面铺小石，色黝黑，如甘肃西北至古城子之大戈壁，即余等去年所行者是也。一为戈壁滩，地平如砥，小石布面，如居延海一带是也，又如新疆天山北之柴俄堡、山南之克孜尔一带皆是。是二者或位于两大山脉之间，或位于山坡之下，地皆石沙，不生草木，古人以“碛”字概之，良是。一为沙漠地，原为水滩或湖泽，流沙漫衍，起伏无常，如甘肃之巴丹格林大沙漠，沙窝纵横，形同波涛，绵延百里，此大沙漠也；沙雅西北、裕勒都司一带，小沙阜重叠，或生草木，间有胡桐柽柳芦苇，此小沙漠也，古人谓之沙碛是也。一为湖滩湖泽，水涸变为原野，遍生红柳柘蒿或树木阻挠风沙，山水侵漫，形成圆丘，棋布若营垒，如沙乌勒克草湖（库车）、可克确尔草湖（轮台）皆是。前者浮沙盈野，不可垦殖，后者设得水利，皆为沃壤；前者古人名为流沙，后者称为原隰。四者各不相同，人概以戈壁名之，是不可不辨也。

考辨名物参以自身经验心得，是学问家常做的事情。只是我祖父考的是大漠荒沙，这跟考“东坡肘子”、召妓“条子”或蝈蝈笼子有别，不是一根两头甜的甘蔗。我祖父曾在七月天登天山之巅，裹着羊皮袄留影一帧，那模样与今天的农民工没多大出入。照片上方有他的北大同事、也就是《叫我如何不想它》的作者刘半农博士题写的一首打油诗，笔轻词丽，说他“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并从“冬烘”一直说到“夏烘”。向达先生四十年代亦往西陲考古数月，留下一组文采焕然的小诗，还记得其中有“古月窥边墙”的佳句。由此可见，我祖父属闷干型劳动者，若按出力的部位细分，便是“脑力”兼“脚力”——反正不是“嘴力”——劳动者。
　
二
　
1966年文革风暴骤至，我祖父垂垂老矣，对如此前卫的政治运动一窍不通，不数月惊惧而亡。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他的追悼会开了，遗著也出版了，但他的某些方面似又不为一代新人所理解了。八十年代初，在理想化甚至宗教化了的个人主义天风浩荡之际，青年不但向西方谋发展，还向“西部”的雪域高原找感觉。我祖父半个世纪前横越大漠、踏查古迹的故事，颇令其中一些人神旺。我记得有位沉静的青年来到我家，打量完房屋四壁，缓缓地表达了对我祖父的英雄侠客敬仰。这无疑是一种误读。我祖父1893年出生时，丧权辱国的条约已接二连三签了不少；两岁时甲午战败随即割让台湾；七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一二号领导人难民似地奔窜出京。愁云惨雾中国势岌岌可危；而作为应激反应，爱国主义、民族意识潜入了一根根动脉和静脉，造就了无数很容易被“和平发展”岁月看走样的心性。费孝通先生在回忆增昭伦先生时写到：两代人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思考了很久，结论是曾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尤其爱国。当年我祖父涉险犯难进入西域戈壁，大概不乏“自我实现”以及南窗坐腻了想往野地里走走的动机，但对国家民族与生俱来的承担的确是他们那一代读书人的共同胎记。
　
翻检我祖父的考察日记，一开篇就讲明此行的目的“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瑞典人斯文赫定1927年来华之前，西方列强麾下的探险家、科学家出入中国边疆就像出入自家的库房，看见什么合适，便“捆载以去”。英籍考古家斯坦因给友人的信中沾沾自喜，说没花女王陛下几个子儿，就搞回那么多无价之宝。面对前殖民地国家要求归还劫掠文物的压力，前不久西方一些主要的博物馆馆长开会发表声明说，这些文物已经与他们人民的生活的血肉相连，没法割舍了——这是后话。到了1927年，赫定还想按老办法，跟军阀打声招呼继续搬运，却被人拦住去路，提了种种条件。中瑞合作、采集品归属中方的西北科学考察，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上的意义，恐不亚于它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意义。而发动者、组织者、施行者既不是北洋政府也不是义和拳民，而是被忧患浸泡、经五四洗礼、受北伐鼓舞的第一拨现代民间知识分子。赫定一面称赞我祖父博学多闻，一面又埋怨碍手碍脚。我祖父《日记》1928年3月28日条云：
　
归至徐先生（旭生，考察团中方团长——纪苏注）处，惊悉德人活动进行飞行事甚力，杨将军意颇动摇，意料于中牵线者为包尔汉（解放后曾任政协副主席，我祖父开追悼会曾赶来参加——纪苏注）。为系铃解铃之计，乃同徐先生至包处，籍考人种为名，便谈及飞行事。渠态度亦佳，并云德人贿赂之事。归已夜2时半矣。
　
讲的是斯文赫定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运动新疆地方长官杨增新同意开辟至新疆航线。此事关系中国国家安全，考察团中方成员虽不具官身却义不容辞，挺身为国家当了门卫巡警。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下流特甚”的表演被外籍成员摄了影，我祖父也要阻拦，以为“有辱国格”。无独有偶，斯坦因不久第四次来华，打算续写头几次的佳话，却被史学家洪煨蓮教授派人跟踪掣肘了一路，结果扫兴而归。这位洪教授是位除了心脏哪儿都“西化”了的人物，“煨莲”即“威廉”谐音。物换星移，看如今多少知识精英苦于卖国无门，竟连父老乡亲的基因血样都要骗去换F几签证，真使人不胜沧桑之慨。
　
三
　
前引孟凡人先生文字的最后一句，说我祖父“走出一条将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关学科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之路”。对“综合研究”，一般有三种理解。一是“现代主义”的，以为往昔做学问术业未专, 分工未细，什么都能来，什么都不精；进入现代则各就各位，一个师傅既然擀上了面条，就不要再去烙饼，如果走“综合”之道，这边擀着同时那边烙着，厨师协会和工商局就疑心他水平业余，迟迟不肯颁发证书执照。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既然自然界中的声光电化不像学府的院系体制分得那样清楚，人类生活也不是一层层一间间地码放在建国门内社科院大楼里，那么综合之路如同专业分工一样，也属必由之路。这些年“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翩然而起，便说明了其中的消长之数。三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被社会人生大问题撞了个满怀，于是开始四下里寻找答案，他们对门径路数都不大讲究，墙头也翻，红灯也闯，这和被导师领到科学史的某个句号或问号处，然后一二一走起来，的确不同。
　
我祖父的综合之道，也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打量。他进北大的时候，沙滩红楼的牌子上写的还是“京师大学堂”，五四运动前一年即已毕业留校。那时西方的各种制度包括高等教育体制都拥在国门处等待进入，考古学自然挤在后面。我祖父读的是哲学系，学的是宋明理学和佛学，写了《二程子哲学方法论》、《孟子政治哲学释评》；同时也去国文系问“黄（侃）刘（师培）之学”，校过《文心雕龙》；他对目录学亦有兴趣，写出《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拟编续四库书目录略说明》。《中国婚制研究》，《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我没见过原文，但从题目上可以见出他兴趣的广泛。至于“考古”，他纯属自学。先是跟沈兼士先生在北大国学研究所搞起了个故物陈列室（不知是否中国第一个考古机构），搜求摩挲之间，获得了一定采集和鉴别的能力，以至后来居上，考古倒成了他的主要兴趣。
　
他其生也早，那时即无考古系可入，又没有安阳殷墟可前往受训，只好摸索试探，走无师自通的道路。后来西方考古学在中国建立了流水线，开始了“科班”人材的批量生产，旧的宗派山头主义也拿到了新订单。听一些“50届”或“83班”的同学在那儿计较亲疏，甄别内外非常有趣，就像一贯道红枪会里的场面。在一些人眼里，我祖父不是“正宗”。就知识本身而论，我祖父确属过渡人物，有着先天的不足。不过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考古学热热闹闹的本体论之争拆穿了不过：“什么是考古学？”“谁算考古学家？”“那套大三居分给谁？”XX学家的牌牌看似寻常，实则灵异。挂上它，应有尽有，摘掉它，科研基金、出国护照都长了腿似地往别人名下转移。
　
七八十年前，我祖父从书斋走进田野，往往是匹马单枪地面对一个全须全尾的古代自然社会现实。他不可能像西医大夫看眼睛就不看耳朵，管肛肠就不管食道。他在日记中对岩石土壤，山川气候，宗教民俗等等的记述，均不显外行，看来下过不少苦功。如《日记》1927年12月7日提到“此一带皆片麻岩或红砂岩，皆为最古老岩石矣”，如今文科类及大部分理科类学生，未毕掌握这样的知识。时至后现代，“大美术”“大戏剧”已经朗朗上口，当年在我祖父心目中的考古，似乎也是一种“大考古”。1928年29日日记云：
　
盖人民生活状况，随时变迁，以古证今，求其变迁之迹亦最有兴味之研究也。我国近人多崇于上层之研究，而昧于下层；西人知之，而昧于国故，是欲改进史学、地学，非以考古学做基础不可。提倡鼓吹，此余等之责也。
　
这其实还是通古今之变、一切历史即当代史的读书人关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考察日记中要对“专业”之外的事情那样不惜笔墨。1928年5月3日日记云：
　
当日行路时，维民阿不多哈得告余以吐鲁番情形，称彼等与回回老财不和，回回老财心太狠，以放账屯储为业。放账月利必6分，商家至有一钱者。利上又生利，故时有500银本钱，而利钱至1000者。屯贱卖贵，巧取豪夺，所在有之，如维民坎井典于回回老财500两，照例生息，而坎井亦为彼所用，二年即将坎井水用枯而还。又如放青苗，如棉花价50两，先用钱者只付20两或30两，麦苗亦如是，维民至为吃亏。又如维民坎井有水，彼等复在附近决一道坎井较深，而维民之坎井遂竭，因此维民恨之刺骨。
　
又2月29日中云：
　
吐鲁番钱粮多由毛拉收入缴官，每年分夏秋二季，夏季上麦；秋季上高粱，豆麻不上。每家每季应完纳多少粮，维民不自知，皆由官厅撒下税票，交毛拉，毛拉即到乡间收粮，税票上并不具明亩应征数，只写某人此季应纳多少粮。未免太简单了。田地时有转手、增减，而粮不过户，故官册与维民田亩实数不敷。若遇一刁顽毛拉，上下其手，官民皆无如之何矣。此新疆田赋之弊也，此属暗者。若明者，维民上课至仓，必经风斗，有时维民不自上，交毛拉代送仓，必多交十之四，即一石者，必交一石四斗于毛拉。是一石之中，即明赚四斗矣。故毛拉人争为之，凡毛拉者，未有不富者也。
　
这样宝贵的社会经济及民族关系史料，便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留存了下来。1928年10月4日又云：
　
但新疆可作之事，不只一项，以余所知者：一为水利。水少地广，荒芜多，宜开大渠。即以沙雅、托克苏论，在伯勒司、通古斯西南，很多荒地，土质沃瞍，倘合并大小裕都渠，开一运河，直至莫呼尔，与阿克苏河相会，可开地万顷，容民数千户。现小裕都司属托克苏，大裕都司属沙雅，两渠并行，中隔一埂，而各不相通，何不掘去此埂，变为运河，则伯勒司，通古斯，皆可为良地矣。一为航行。开都河、恰阳河、塔里木河，河床甚宽，水流平稳，设行帆船，焉耆、楼兰之货物可直运至叶城、和阗；阿克苏之米、库车之皮，可运至焉耆、罗布，由罗布运至敦煌亦不过20余日程，其利甚便。一为工艺。维民工艺，虽有佳者，如库车之铁器，和阗之毡毯，皆为新疆特产，然所缺欠者多，如木匠中之船司，日用品中之磁器，现新疆之日用品如碗壶之类，皆取给内地与俄国，而俄国来者多，然此地亦不少粘泥，何不自烧，故此类匠师，宜自口内聘来。一为交通。新疆戈壁，行走转运多驴车，宜多修汽车道，便运输。一为实业。维民生活极单简，宜加改良。即菜蔬之类，加以提倡，现维民日常食饭2次，面条一次，若请客之类，食以抓饭，即为无上珍品，又不用菜蔬，勤俭之风固然可贵，然人类生活仅如此，亦何足取?至于振兴教育当然为先务之急耳。因继县长谈及，故附书已意。然不可望于新疆现在诸公也。
　
这篇东西，很像今天奏折派学者的作品。有趣的是，既知说了也白说，他还是一五一十说给自己听。
　
四
　
我跟祖父接触不多，他66年去世我刚十岁，印象中是个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踽踽独行的干瘦老头。我们虽在一院，但我很少进他的房。只记得跟他说过两次话，一次初识东南西北，奔走相告之际也去给他演示了一番，他虽赞不绝口，却无任何实物奖励。第二次文革抄家不久，他找我去交流学毛主席语录体会，指着墙上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侃侃而谈，待我如平辈，那是种奇怪的感觉。而我待他呢？现在也说不清，因为，他神经失常了。他以前的晚辈同事后来说起他：老头挺倔，老见他跟自己的老师兼老友徐（旭生）老先生抬杠，还有滋有味。1928年日记云：
　
上午崔县长请客，订为12时。余届时去，而他客均未至，县长方起床；等一会，县长出为招待，相其面洗漱方毕也。闲谈多时仍不见客至，直至下午4时客方至，望之非人样，中有善 善卸任 县长李某，鸦片烟容，两目浮肿。崔问，你昨天又哭了么？可见哭已非一日。旋入座，按席毕，崔即外出赴其他之应酬矣。
当诸人来时，崔君第一句话即说，我今天尚有别的应酬，一统税局长马某说可不是么，我们应酬忙着呢。崔县长问，某人过喜事为我搭份子没有？一人曰，为大人加入了。听崔君言，乃一七十多岁老头，娶一个十三四岁女孩。余始终未发一言，亦未与诸人谈一句话，食了两碗走了。官场腐败如此，可悲可叹！回店即蒙头而卧。
　
很像讽刺小说里的场面，其中对话部分异乎寻常地采用白话，大概是唯恐狗官的嘴脸刻画得不够照相写实主义。其实对自己的白描也很到位：一言不发，吃了两碗，回去蒙头大睡；而不是周旋自如，说些达坂城的姑娘以及采阴补阳然后留电话Email之类。看来他的个性确有些“杠头”。我曾问父亲他们父子关系如何，父亲默然良久，说我祖父是一个热衷工作、家庭观念并不很强的人。不过这次翻检我祖父半个世纪前、也就是１９５２年“忠诚老实运动”中写的一份检讨，却让人见到柔软的亲情。他当时为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心雕论隐秀篇冤案几乎要抄家坐牢：
　
但现在环境下……内人同媳妇冬天穿一薄棉袄，小儿又患了肺病，现都在这里依我为活，而我又如此，前途如何，不可想象！
　
读我祖父的考察日记，发现他其实是个有情趣的人。《日记》1928年11月4日记述考察队友丁仲良过拜城，每到无聊，就去看店家的鸽子，且有诗为证：“世人不知余心寞，将为偷闲学孩儿”。我祖父对此的理解是：“盖人至秋冬之交，有商山秦陵之感”。可见他对骚人迁客的“悲秋”情怀，是会然于心的。考察团为鼓励团员有所发现而拟实行奖励机制，瑞方团长斯文赫定对中方团长徐旭生先生说：这事千万别告诉黄，不然他会发现一个古城的。我祖父听说了，“笑道：余此次要发现一古国！”他们一路西行，异乡绝域，四时晨昏，山川扑面，景色入怀，《日记》中留下不少动人的描写，如第一次夜行：
　
时月光如银，昏黑之中照耀着荒凉寂静的草滩。凉风漫漫吹来，骆驼一步一步随红灯行进。前面仿佛有人影，近视却是枯木；忽焉大山在旁，忽然变为云烟……至6时，红日已在背后冉冉欲生，霞光万道，乌云接之，如大军出征，旌旗前导，大队后随。
　
如某日宿营沙漠中：
　
不一刻而月出，光照树间，如火焰之燎于地上……及闻余等叫声，同人竟回视，月在丛树林中，方腾腾而起，如婴儿之坠地，赧赧然欲出不出，亦沙漠佳景也。
　
又如返回途中，车经贝加尔湖：
　
新月东升，水光交映，岸上苇穗如白烟，湖中小船灯光闪耀若明星。
　
我祖父是66年底去世的，那是一个灰暗飘雪的早晨。后来翻阅他满是“微雪”“飞雪”“风雪”的西行日记，发现真的很像其中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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