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华：大跃进孕育出“鞍钢宪法”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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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孕育出“鞍钢宪法”的胚胎——参加李立三同志率领调研组工作的回忆

李丽华

五十年前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笔批示“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高度地赞扬了鞍钢广大职工群众的首创精神，歌颂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与“马钢宪法” 相对立的“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它不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着纲领性的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义。
毛主席把鞍钢的经验命名为“宪法”，是有其深刻的内涵。什么是“宪法”？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任何国家的宪法都是该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实现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其它制定的各种具体的“法”，都必须遵循根本法的基本原则，与“宪法”想悖的规定，是严重的违法或犯法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将“鞍钢宪法”理解为是我国建立和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根本法。它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工人阶级通过自己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领导干部、技术工程人员和工人们是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干革命、搞建设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等都是上述一些原理、原则、方针实践的成果。总之，都是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意志的体现，因此，是否认同和实施“鞍钢宪法”是鉴别真假社会主义企业性质的试金石，也是防止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保障。正如昆明机床厂原党委副书记李积德（现74岁）在文中表述的：“鞍钢宪法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命根子”。因此，毛主席批语的最后一段指示立即把“鞍钢宪法”转发给各级党委及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把它当做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O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于是，全国迅速地掀起一股波澜壮阔的学习鞍钢宪法，实施鞍钢宪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热潮，确是一浪高过一浪。如昆明机床厂，昆明三五六厂等一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才停下步子。他们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坚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创造出一些高精尖产品，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鞍钢宪法”（详细情况见昆明机床厂原党委副书记李积德著文《外国人眼中的昆明奇迹》）。
“鞍钢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已泯灭了三十年。有的老人早已淡忘了它；有的人甚至不屑于再提起它；年轻人从来没听说过工厂里曾有个什么“宪法”；还有人竟说它是美国的后福特主义；有人说：现在很少再提起它，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众说纷纭，其说不一。不过，还有相当多的人痛惜那激情燃烧的年代竟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深切地怀念为“鞍钢宪法”命名的毛主席，自发地组织了“纪念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的研讨会和报告会”。大家渴望着“鞍钢宪法”赶快回到企业来，再次为工人挣脱雇佣劳动的困境，确立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重新激发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
如何恢复“鞍钢宪法”的本来面貌？如何激活它固有的革命灵魂？毛主席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这是我可以采用的唯一的方法，因为在这方面我还有一点发言权。我今年已82岁，我学和教企业管理也将近半个世纪，而且还有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有近一年时间在企业中搞调查研究、推广经验的经历。2007年当我听到某些专家、教授开讲座、作报告，大肆宣扬鞍钢宪法是美国的后福特主义的时候，很着急，“土特产”怎么变成了“舶来品”？我国这一段企业管理发展史也要改写了，当我在网上看到召开纪念会的通告后，我迫不急待地向发起人毛遂自荐，要在会上讲一讲。
195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主任徐伟立同志派我参加李立三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领导的工作组调研黑龙江省北安庆华工具厂和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制造厂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工作组的成员只有6人，立三同志任组长，带了部里的一位秘书和一位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位计划司长，一位处长，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教研室一位教员就是我。我们在庆华工具厂三个星期，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制造厂一个星期，调查的材料除了我们每人写了一些调查报告外，最后，由立三同志主持研究汇总，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刊登在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题目是《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这个总结写得很全面，统计数据和典型的语言都登出来了。我现在只是介绍一些背后不宜登出来的花絮，供大家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时参考。
“打预防针”！我和一机部计划司长和处长比立三同志早到庆华工具厂一天。第二天他到厂了，我们各自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寒喧了几句后，他指着我问，“小李！你昨天在厂里都干了些什么？”我漫不经心地告诉他：“到厂长办公室借了几份材料看看”。“还干什么啦？”我带着疑惑的眼神，瞧着他，不知他还希望我干什么，实际上我整天在招待所里看材料，抄材料，别的事一点也没干，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低下了头，不吱声。立三同志又紧追着问：“到职工宿舍去看了吗？”我恍然大悟，我错了。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小声地回答：“没有”。“不对啊！到基层调查第一步就要到职工宿舍去看一看，问一问，聊聊天，多注意观察工人居住条件好不好，环境怎么样，安不安静？他们有什么要求？到基层调查最忌讳把调查对象叫到房间里，你问他答，然后把记录稿整理一下，头和尾各加一段八股腔，就写完了一篇“调查报告”。写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是不是符合，心中没底。这不是调查研究问题的方法，这是在制造一篇“审干记录”。他这么说，把我们都逗笑了。紧接着他说：“你们还没有开始工作，我说这些话不是批评你们，是先打预防针”。
“你们知道李立三这个人吗？”工作组的6位同志住在一个有四方围墙的小院里的一栋两层楼房的楼上，楼下住着一位管理小楼的老大爷，还有四位保卫人员，每天三餐我们6人同桌吃，便于及时交流情况。我们住进去三天后的一个清晨，我正在小院里来回走动着读俄语，立三同志大声地叫我：“小李！现在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帮我办点事”？我高兴地说：“可以啊！干什么，您尽管吩咐”。他跑到我身边来，嘴靠近我的耳朵说悄悄话：“快把书送回屋里去，我俩到职工食堂去同工人在一块儿吃顿早餐，好不好”？我兴奋地大叫“太好啦！太好啦！”他又赶紧扯我的袖子，轻轻地说：“小声点！小声点！”“怎么去吃顿早餐要偷偷摸摸的？”我正在心里嘀咕着，忽然转身一看，四位保卫人员跟在我们后面，立三同志也发现了，他对他们挥着手说：“回去！回去！”可是，那四位还是继续跟在我们后面，到了小院的门口时，他忽然站住不走了，板着脸对着他们大发雷霆：“你们听不听我的指挥？我是什么人？！我是你们监管的囚犯？！快回去！！”这四位同志真是尽职尽责，仍然站在我们后面不动，这下子他真是怒火冲天，大吼大叫：“你们给我点自由好不好！今天你们如果耽误了我的工作，我要找你们领导算账！”我看这个局面再僵持下去，矛盾激化了，会出事了。我把一位保卫员拉到一边，低声细语地说：“执行命令应灵活一点，我和首长在厂区内，你们只需两个人远远地看着我们就行了”，保卫员接受了我的意见，化解了矛盾。立三同志和我快步地走向食堂，他叫我给他垫付买早餐的钱和粮票，等回到北京后，他在家里请我吃顿饭以“抵还这笔债”，我开玩笑地说：“可以！您可不能赖账啊！”跨进食堂阵阵温暖的气氛迎面扑来，大家有说有笑，没有大声叫嚷，有的在吃大面包喝牛奶，有的吃窝窝头喝小米粥，有的啃大饼，白面馒头，花卷，我问立三同志吃什么，他说“随便”。我自作主张地给我俩各自买了一个窝窝头，一碗小米粥，一小碟酱黄瓜。他问我“喜欢吃杂粮，是吧？”我说：“不是我喜欢吃，而是考虑到您在苏联，在家里天天喝牛奶，吃面包，今天换个口味”。我端着两碗粥，他拿着两个窝窝头，找了一个坐了六个人，还空了两个位子的饭桌坐下。我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是我向大家介绍，还是他自我介绍？立三同志说：“自我介绍”。我们还没开口，一位青年工人就很礼貌地问我们：“请问两位师傅是从哪来的？”立三同志马上抢着问：“你们知道李立三这个人吗？”他们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忽然一位坐在我俩对面的中年工人，大约在四十岁左右，他说：“我知道！你问的是不是那个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李立三？他犯的错误可真不小，咱们革命遭受的损失可严重啦！这人现在哪儿？还活着吗？”这位师傅的这席话让我的心跳得快起来了，心想这几句话令人多难堪啊！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立三同志却很和蔼地表扬他：“你这位师傅说得很对，你平常很爱看书，是吗？李立三还活着，他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啊？”两个青工把筷子搁下来，他们的眼睛不去看立三同志，而是紧紧地盯着我，看我是摇头还是点头，以证实立三同志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的真话。立三同志赶紧接着说：“我就是那个犯了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犯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读马列的书不会结合中国的实际。那个时候革命明明处于低潮，我偏偏认为是高潮，组织城市工人暴动，猛冲猛打，结果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损失惨重，很内疚。实践证明毛主席最正确、英明、伟大，我从内心真诚地崇拜他，敬爱他，你们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要联系实际的读，教条式的读书就要犯我这样的错……”因为上班的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时，一位青工说了两句话结束了这场边吃边谈的“交心会”。他说：“毛主席真伟大，我们经常唱歌，唱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总要在心默默地加上一句“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立三师傅！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您就向我们开诚布公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我们很感动，也很受教育，毛主席说，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错了，改了就好，我们还是很敬重您的”。这次不是有意召集会的“会议”，犹如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如今已过了半个世纪，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每个人说了什么，有什么表情，仍栩栩如生的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位只有20几岁的青年工人在心里默默说的那句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并不十分在意，现在我把它写在纸上时，泪珠不禁夺眶而出。
“参加舞会是‘钻空子’了解真实情况的好机会”。庆华工具厂建立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文娱活动很单调，每周末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职工舞会，每星期日放映一次电影。记得在我们进厂第一周的星期六，吃完晚饭立三同志就动员我们跳舞，我在人民大学时就是跳舞的积极分子，不需别人“动员”我，我会自觉地参加。可是工作组的那位计划司长，他固执地不肯去跳舞，于是，立三同志说了这一席话，他说跳舞是休息，也是工作。我们来厂的任务是调研该厂职工首创的两参一改的经验，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广泛的深入的接触群众，平时上班不可能召集许多会议；一个一个的去找，每晚上最多谈两个人，一周只能谈十几个人，我们能长期在厂住下去吗？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他们的空闲时间了解情况，交流思想，研究问题。这种调查方法有多种形式，我取名为“钻空子法”。参加舞会就是钻空子，了解真实情况的好机会，经过他这么动员，居然我们又推又拉地把司长“请” 到 舞会场上了。这次“钻空子”我的收获最多，因为这是一个重工业企业，男多女少。男的经常没有舞伴。我从舞会开始，一直跳到舞会结束应接不暇，我了解的情况涉及的面很广，从生产到生活，从领导同群众的关系，以致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的关系…等等，还有实行了两参一改的新制度以后，涌现的大批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等，和我跳舞的舞伴，都是毫无拘束的、滔滔不绝的向我倾诉心里话，几乎没有给我一点时间提问题，他们唯恐话没说完，舞曲就终止了。我和职工跳几次舞，又去找立三同志跳一次，及时向他汇报，凡是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我都要向他请教，他总是要先征求我的意见，边跳舞边讨论。令我记忆犹深向他反映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稳定青工队伍问题，使他们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迅速的成长？当时青工普遍反应女青年工人太少，找不着对象。家里父母老是催着他们回家“讨媳妇”、“抱孙子”。立三同志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我说：“能否请厂工会同纺织企业以及女工多的企业联系，在假日期间联合举办郊游、联谊会、舞会、节日文娱晚会等等，天长日久青年男女接触多了，不要媒婆，他们会自由恋爱结合的。”立三同志立即表示：“我去向厂工会主席建议，看看还有什么困难。” 我向立三同志反映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同志告诉我，旧的规章制度“破”了，新的规章制度还来不及“立”起来，有的制定的新规章不一定实用，反而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影响了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这个问题引起了立三同志的高度重视，他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破和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从破到立，是规章制度和它所反映的客观实践的对立的统一的过程。为什么要“破”？就是因为它不能正确反映客观实践，“破”之后，必须及时“立”就是要正确反映客观实践。从“破”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到“立”新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这是一个飞跃。不断地破和立，就是不断地飞跃。所以，破是为了立，破了旧的，必须立新的。“破不是我们的目的，“立”才是我们的目的。只破不立，只有始没有终，这是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停下了舞步，把我拉到窗子旁边强调说：“你们去调研，一定要向干部和职工群众说清楚破和立的辩证关系；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旧的规章制度，该废除的坚决废除，该修改的修改，该保留的保留，该立新的即刻立起来，代替旧的。无论是“破”或“立”，都要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即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在这次舞会以后，立三同志又在一些调研会上着重讲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引起大家重视。后来，我们在总结报告中，报道了当时庆华工具厂破除旧规章制度的统计数字：“几天之内就废除和简化了263种表报，修改了158种制度。”（见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
“你入党多久了？懂不懂党的组织纪律？！”这是立三同志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批评，也是我这一生中听到他对我最后的一次批评。有一天晚饭后，立三同志叫我到他房里去，跟我谈“一长制”问题。他说：“调研组的其他同志可以不听，你是教书的，讲不好负面影响很大。”他问我：“前两年企业实行一长制时，你对学生怎么讲的？”我如实回答了我讲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等一些著作中的话讲的：在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中，分工细、协作密切，要求效率高，必须有一个人指挥才能协调。就像一个交响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立三同志又问：“以后改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你又是怎么讲的？”我说：我按报纸上一篇文章讲的，以前翻译错了，把“一个意志”翻译成“一个人的意志”。“一个意志可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立三同志听到这里笑起来了：“你们当老师的真会随机应变。”我也跟着笑了，我说：“您知道学生如何评价我们吗？”学生说：“老师是脚踩西瓜皮，走到哪里，滑到哪里。”他连忙说：“不错！不错！学生水平比老师高。”他接着讲：“你们总是捧着书本，闭门造车，不行啊！我们共产党历来的优良的传统是官兵平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是分工的不同，绝不是封建式的等级制。你知道前些日子，有的企业实行一长制的情况吗？”我摇摇头说：不太了解。立三同志说：“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有的企业贯彻一长制，竟规定处长进厂长办公室，事先必须站在门外口喊“报告”，经厂长答应说“进来！”处长才能进去，否则处长只能立正站在门外等候，你说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变成了国民党的大官僚，等级如此森严，怎么行呢？毛主席一贯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办任何事情都要贯彻群众路线。一长制是孤家寡人的统治，冷冷清清的生产，领导脱离了群众，还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吗？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一个企业或一个单位还有活力吗？”立三同志讲的生动又深刻，我仔细地记录下来后，从他房里出来，立即到计划司长房里汇报，计划司长听后，叫我连夜将记录稿整理打印五份。后来被秘书发现了，打电话给我，我赶紧跑去，立三同志的脸色很不好看，问我：“你哪年入党？”“1948年”，“你在地下入党，懂不懂党的组织纪律？！我对你讲的一长制是我个人的体会，并没有经过党委讨论，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就擅自印发。如果我说的和党中央的决定不一致，或是你记录错了，这样以讹传讹，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你印了多少份，全部收回交给秘书烧掉，不准打埋伏。”后来我还是隐藏了一份，回到学校交给系主任徐伟立同志，她看了以后决定召开一个兄弟院校企业管理专业教师座谈会，向大家汇报调研“两参一改”的情况，并以我个人谈感受的形式讲了为什么要批判一长制。
“调研组员每天参加半天车间劳动”。因为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国防工厂，我们不能进入装配车间和实验场所，所以，我被安排到精加工车间劳动。我从来没有操作过机床，师傅既怕我耽误他的生产效率，又怕我出疵品，只好叫我当清洁工，打扫工作地的清洁卫生。快下班时，帮助师傅擦机床，扫地上的金属切屑，活儿一点不重，我看师傅一丝不苟，我也不敢马虎，虽然学不到技术，但是工人阶级吃苦耐劳，认真负责，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行事等，高尚的品质却深深地教育着我。班后的交接会，实际上是“三结合”的小总结会。每天下班后及时召开。统计员、调度员、安全员…班组长、技术员等等在小组会上都自觉地摆事实讲道理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遇到质量问题，大家都抢着找毛病，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出主意想办法，以避免第二天再出差错。由立三同志率领调研组的工作于1958年5月结束。同年7月立三同志又提出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同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合办地委、县委工业领导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全国的地委工业部长及县委分管工业的副县委书记。学制一年，1958年9月至1959年7月，设置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及工业企业管理学等三门课程。前两门课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及经济系的老师讲授。立三同志亲自主讲工业企业管理学。我作为他的“助教”负责组织课堂讨论，搜集学员的问题，整理归纳不同观点分歧的焦点，并向他提出讲课时需着重讲解的疑点、难点和错误的观点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供他参考。此外，还要我带领培训班一百多位学员去上海参观见习现代化大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的经验及到江苏省常州市参观人民公社兴办的小型企业。为了给培训班学员挑选参观和见习的企业，从1959年6月至7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上海许多现代化大企业（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58年大跃进期间建设的），以及靠近上海市周边农村人民公社办的小企业，来回的奔跑。虽然身体很劳累，但心情却十分轻松、愉悦。我被大跃进热气腾腾的氛围感染了，以前脑子里的一些私心杂念都抛在脑外了，一心只想着加快前进的步伐，时时提醒自己共产党员决不能掉队，我对党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充满了信心。我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动人事迹屡见不鲜，感人至深。现在只能把记忆最深的片段陈述一些。
“蚂蚁啃骨头”。6月份上海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有一天我举着遮阳伞走在马路上，远远地看见一个中等宽度的里弄（北京称之“胡同”、昆明叫做“小街”）中间摆着很高很大的“石头”，上面有一些黑点点爬着蠕动着，我诧异地停下脚步，左看右看也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好奇心驱使我改变了自己的行走方向，径直向小里弄走去，靠近一看，原来是一个高2米多，宽1米的大铁块；“小黑点点”是穿着深兰色工作服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的工人一手抱着车床、钻床等，另一只手支撑着机床加工的方向，震动的强度…被加工的设备有斜度或坡度，抱着机床加工的工人无法挺直了身子加工，只好斜躺着或靠着，对准加工物件转动。有的技术人员也爬在大铁块上，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拿着尺子和纸、在大铁块上计算着什么，嘴里不停地说着：“往左一点…，往右一点…，机床头再抬高一点…”有的工人也在不停地回应着：“不行！不行！太高了！角度不对了！…”有时，协调不好加工错了，大家互相勉励，互相安慰。我站在底下，总是听见他们说：“不要紧，再来一次！”“没关系，只要有勇气，困难如山倒。”领导干部一般都和工人一样，顶着烈日冒着满头大汗，围着庞然大物来回走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我站在工地现场观看了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地发现一群小学生放学了，当他们路过这个工地时，有的小朋友亲热地叫着：“工人叔叔！口渴了吧？我给你到杯凉茶来！”有的小朋友喊着：“工人叔叔！你是要钳子，还是要车刀？您别下来了，我给你送上来！”还有一位5年级的小姑娘说的几句话，令我不禁地流下了热泪，她说：“叔叔！你很热吧？你看你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今天早上我妈妈给了我一条新的小毛巾，我送给你擦汗，好吗？”这位工人叔叔说：“好孩子！谢谢你，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说：“不！我一定要送给你！你是为我们小朋友将来过上好日子，整天又苦又累的干活儿，我们不应该感谢你们工人叔叔吗？不懂得感恩的人都是黑心肠自私的人，我们不学这样的人。”一位技术员听见他们对话的时间太长了，怕影响工作效率，制止了他们的谈话，这位小姑娘赶忙把这块小毛巾丢到工人叔叔身旁的地上，然后不声不响地跑了。在这个工地上我站了两个小时所受的教育真是胜读十年书。原来这就是我在北京报刊上看到的“三结合”小组创造的“蚂蚁啃骨头的经验”，我切身的感悟到毛主席豪迈地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深刻含义。我此时此刻联系现实回忆这段经历，今昔对比，一言难尽，流下的热泪早已没有甜味，而是又苦又涩了。
“用边角料制出漂亮的餐桌”。7月下旬，我们都深入到常州的公社办企业中去参观，总结“两参一改”的经验。我跑了五、六个公社办的企业，访问了十户农民的家，同公社的领导同志交谈过几次，总的印象是他们基本上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的方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也很好，吃饭不缺粮，副食品主要是猪肉、鸡和鸡蛋比平时紧缺一些，鱼和虾比较富裕，我在公社住了半个月从没听说过有饿死的农民。我在公社办的制造家具的企业（主要生产桌子和椅子）蹲点，他们的原料来自上海大企业做铸造的模具以及木材加工厂，家具工厂等等下裁的边角料，他们将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碎木片，涂上五颜六色的油漆，然后用胶水拼贴在桌面和椅面上，公社办的企业运回这些边角下料国有企业不要公社的钱，因此，原材料成本就很低，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参加企业生产的工人就是公社的有做木活技能的社员或是中专毕业生及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社员，他们设计和生产一件产品都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研究，大家在一起动手制造，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没有严格的界限，领导和被领导者也没有官兵之分，关于研究决定如何实现“多快好省”的关键问题，他们召开的会不称为“三结合”，而是取名“诸葛亮会”，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为实行技术革新，开创技术革命，出主意想办法。
“大跃进促进我们对外贸易”。常州市的社办企业在大跃进期间，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充分发挥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正确地贯彻党制订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开展社办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一个社办企业只有8个职工，产品是木篦子（即用木材料做的齿很密的梳头用具）这个企业为了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用来改善社员的生活福利待遇，他们对国内国外市场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印尼有一种特殊的民俗，人死了，下葬之前，必须要用木篦子梳一下头髮、梳一下就要扔到垃圾堆里不能再用了，这种民俗决定了印尼对木篾子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这家公社办企业集体做出决策，只生产木篾子一种产品，目标市场就是出口到印尼。结果在1958年、1959年两年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当我向这家企业领导人请教他们长年累月在田间劳动，怎么敢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拿到国外去销售？他简单扼要地用两句话回答了我的问题：大跃进促进了我们对外贸易；我们没有专家，但是我们有许多“诸葛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