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彭真同志与首都公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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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涌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工作的彭真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容貌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和彭真同志相识在延安，从1948年底进驻北平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一直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深受他的关怀和教诲。往事如烟，但与彭真同志相处的一桩桩难忘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1941年6月，彭真同志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在此期间，彭真同志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报告。我到会聆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彭真同志的报告论述了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取得节节胜利的革命实践，以大量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光辉著作是指导抗日军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他的报告语言生动，感染力强，很有鼓动性，受到与会同志们的交口称赞。许多同志听后对敌后根据地心驰神往，萌发了到抗日前线亲身参加火热斗争的革命热情。大家一致感到：晋察冀地区不愧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我和彭真同志第一次相会，是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闭幕不久，当时我在枣园中央社会部干部科工作。一天，在国际友人处任管理员的邢相生同志找到我说，他的夫人郭云芝随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韩纯德同志已来到延安县城，问怎么办，可否来枣园（因当时枣园既是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又是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对外来人员审查极为严格）。我即向中央社会部领导作了汇报。李克农副部长指示我持介绍信面见彭真同志了解情况。彭真同志当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枣园
离中央党校有四、五里地，我骑上马一溜儿小跑来到学校。经传达室同志引见，我走进了彭真同志办公的窑洞。彭真同志当时正在伏案工作，见我进来，即站起来同我亲切握手，我随即将介绍信递上并说明来意。彭真同志看后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这时他若有所思，遂表情变得很严肃，然后以肯定的语气对我说：“我和韩纯德同志很熟悉，他工作很好，忠诚可靠，是位好同志。他带来的女同志我不认识，但韩纯德同志办事是可以信赖的”。彭真同志还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他待人平易，和蔼可亲，使我来时拘谨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我起身向彭真同志告辞时，他又一次和我紧紧握手，并把我送出了窑洞。

（二）
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党中央任命彭真同志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当时我在河北平山县西黄泥村负责公安情报保卫人员训练班的日常工作，接到接管北平的任务。
12月17日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第一次全会，在宣布市委组织机构后，又布成立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干部名单，我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军事代表、一处处长。会后不久，我和谭政文（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先后向彭真同志汇报接管北平的公安机关的干部情况。彭真同志记忆力非常好，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对我来北平工作很是高兴。我们在汇报中请求增加干部编制，冯基平同志还特意对彭真同志提到平津地区情报人员的情况。彭真同志对这一情况有所了解，当即表示向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很快批准同意，并以中央名义电报通知各解放区在平津地区的情报站组的工作人员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这批干部的
到来，充实了市公安局接管工作的力量，其中一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首都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干部。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分子断言中国共产党管不了像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但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北平市委很快制定了接管工作、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定人民生活等大政方针。彭真、叶剑英等同志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复教育，使大家对新生革命政权的巩固增强了信心。彭真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提出接管北平后的三项基本任务：一是摧毁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二是进行经济建设；三是按照新民主主义方针改造学校，为全国培养政治、文化、军事干部。同时提出当务之急首先做好四项工作，即安定社会秩序；搞好军管；肃清匪特；解决人民生活问题。
当时市公安局军管会肩负的任务非常艰巨和繁重。为此，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公安工作。彭真同志提出首要任务是把敌情搞清，并提出肃清反革命要“先武后文、先上后下”的方针，即先迅速抓捕搞行动破坏的武装特务和阴谋暴动的匪徒；先清理上层反动分子，“擒贼先擒王；。彭真同志对抓捕、审讯以至特情等具体工作都非常关心，了如指掌。查封妓院前，彭真同志亲自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妓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事后，又听取了全市妓院情况的汇报，并在刘仁同志的协助下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周密部署。
　　北平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以崭新的首都面貌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凝结了彭真同志的巨大心血和精力。

（三）
　　彭真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1949年10月他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解放后，为迅速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彭真同志坚决执行中央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精心部署。他还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并亲临一线视察。彭真同志还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通报情况，征求意见。中山公园几次公审大会，彭真同志都亲自主持。
由于北京市镇反成绩显著，毛主席决定以北京为示范，指导全国的镇反运动。1951年5月党中央根据北京等地的镇反经验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彭真同志到会作报告，毛主席亲自为会议写了决议。
　　彭真同志抓政法工作，主要是抓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抓干部的使用和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前夕，彭真同志创议北京市委组建政法部。经他提名，市委决定我由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岗位调任市委政法部部长。彭真同志为此亲自找我谈了话。从此，我和彭真同志工作接触更为密切。在彭真同志直接领导下，一直工作到1966年“文革”开始，整整10年时间。
彭真同志多次讲过，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各项工作一定要走在全国前列。1953年初，彭真同志提出“要研究全国最高标准”。两年后，又郑重地向全市各级干部提出“要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的著名指导思想，并积极倡导，身体力行地贯彻到各项工作之中。
对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彭真同志一贯给予极大的关注，经常直接作出指示。1958年6月，彭真同志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象镜子一样”的重要指示，这是他“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公安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这个工作口号语言形象，比喻生动，耐人寻味，振奋人心。“三象”的要求是公安工作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做好公安工作必须把各方面情况了解透彻，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为此，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广大民警必须深入实际，贯彻群众路线，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文革”前的首都公安工作之所以能够博得中央领导的称赞和全市广大群众的满意，和彭真同志这种高
标准、严要求是紧密分不开的。

　　（四）
　　彭真同志于1966年5月，即“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时首当其冲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是年底，他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前后长达13年之久。
　 “文革”初期，彭真和刘仁同志多次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批斗。我和赵凡等同志也曾被拉去陪斗。彭真同志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造反派在批斗会上多次对彭真同志体罚，他当场表示这种作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彭真同志为保护许多老同志免遭迫害，勇于承担所谓种种“罪责”，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彭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写下的6份所谓“供词”，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北京市公安局所谓“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罪状”再三申明都是工作问题，凡是由他批准的，他都“应负责任”。1979年初，我和冯基平、闵步瀛同志看到后感动得泪淌满面，泣不成声。彭真同志这种忍辱负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质令人敬佩不已。
　　彭真同志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和兄长。无论是他的部下，还是他认识的普通同志，他都满腔热忱，像冬天的火焰温暖人心。1962年我因药物中毒，听力下降，彭真同志十分关心，责成崔月犁同志安排专家为我会诊治疗，并嘱咐我要尽量少用耳朵。1979年初，我去首都机场迎接彭真同志回京，他一见到我，就摸着我的耳朵问我。我虽然耳聋不知他说什么，但从他的表情中已经完全理解了，心里特别感激。1982年，彭真同志听力下降，经成都中医院大夫治疗，稍有好转。不久他即介绍我去成都中医院找李大夫治疗耳疾。1990年3月25日，彭真同志为我亲笔题词：“坚持发扬延安精神、延安作风”。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勉励和希望，也是彭真同志对北京市所有老干部、老同志的关怀和嘱托。
　　我们沉痛悼念彭真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他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认真学习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铮铮铁骨；认真学习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学习他关心别人、爱护干部的高风亮节；认真学习他朴实无华、廉洁奉公的优秀品德。我要以彭真同志为光辉榜样，活到老、学到老，永葆无产阶级革命晚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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