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毛泽东眼中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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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在二战后刚刚建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引起了激烈的震荡。这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第一次总危机。不仅东欧出现了意欲推翻现政权的波匈事件，而且在中国也出现了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上街请愿、游行示威等群体事件。如 燕祥先生所说的，中共面临着国际国内，党内党外，上边下边的挑战。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的历史教训，中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宽松政策，直至决定共产党进行“整风”，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自由鸣放，帮助党整风。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中共执政以来最清明的政治局面。
在整风鸣放中，各民主党派、党内外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民生和民权问题提出了极为肯切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不久后就被说成是“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言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看来，仍是有现实和前瞻意义的。
但当年，面对“多事之秋”的发展（其实是现代社会民主、自由的必然），毛泽东们却坚守了“无产阶级专政”专制体制的底线。于是经过一段酝酿——提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等“阳谋”——当新老知识分子们欢呼百花齐放的春天的时候，最严酷的冬天正等着他们。苏联人受过的罪，中国人还得一茬茬地受，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图穷匕首现，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不仅一百万的党内外知识精英被打成“专政对象”，而且 “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外衣完全剥去，真正的一元化领导和全面专政开始了。
这是大转折的一年，从批判斯大林又回到了斯大林。
当苏联开始反思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时候，中国大规模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正在兴头上；当苏联开始清理冤假错案的时候，中国正在制造冤假错案；当苏联开始“解冻”的时候，中国正在进入严寒期；当苏联的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斯大林时代方兴未艾。
这种双向的错位导致了认知的混乱。
按照历史阶段论，当中共的领袖们认为他们与苏联处于同一时段，因而可以吸取苏联的教训的时候，其实他们所处的时段更类似于“新经济政策”向“计划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不同的是，“新经济政策”因列宁的去世而人亡政息；而中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越来越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看来历史阶段论自有其执拗性，仿佛唐僧取经之九九八十一难，不亲身经历一遍就过不去。历史或许正如燕祥先生引证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往事》（第89期）编者的话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又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
其实，在一九五六年之初，他是可以大大欣慰的。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肃反都已大获全胜。不料这年夏天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产生了争议，这就是他说的“中国的天空一度乌云滚滚”，但他力排有关合作化“搞快了”、“超过群众觉悟程度”之类的众议，雷霆万钧地坚持己见，终于经过短期突击，掀起了一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继而带动了、或说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全国手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四分之一）的改造。于是有了一月十五日上天安门城楼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胜利之举。不但农民这样的基本群众望风景从，连资产阶级也敲锣打鼓，“带着你的家财……赶着那马车来”了，岂不是亘古未有之盛事，国际共运中的新创造吗？
但是转眼之间，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的秘密报告，彷佛平地一声雷，搅得国际共运波澜迭起。不能不腾出手来对付，就这件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事做出回应，同时，因应新形势在国内政策上进行某些调整。虽然在此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一直还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是“头”，但他对赫鲁晓夫并不看在眼里；众望所归，他该是接替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的首选。尽管他对斯大林有过诸多不满，但对斯大林被无情揭露，不能不生兔死狐悲之感。毛泽东一方面抱怨赫鲁晓夫们不道德——“从前拥护斯大林很积极，现在反得也很积极，你从前那么拥护斯大林，忽然转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是不拥护斯大林的，这不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吗？”另一方面，像赫鲁晓夫这样积极拥护过斯大林的人，人死三年，就出来做秘密报告，这样的“接班人”不叫人寒心吗？这份担心当时没有说，几年后提出“接班人”问题，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更不用说这种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了，那是多么可怕的图景呀！
这是后话。而在苏共二十大一闭幕，各国共产党就都牵涉到了。《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份秘密报告后，全球舆论沸腾，再不可能把此事封锁在各国党内。在这一背景下，南斯拉夫铁托的“普拉演说”把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的根源都归于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意共的陶里亚蒂、法共的多列士等党的领导人，也都讲了不少“出格”的话，他们还把原先和至今苏联坚持斯大林一套的人叫做“斯大林分子”。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分子”顶多不过是有些教条主义（“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赫鲁晓夫们则是修正主义（“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无疑只有中国共产党不“左”不右，允执厥中，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问题是，不仅限于理论和主义的论争，在波兰，在匈牙利，意识形态的辩论与群众性的现实诉求结合起来，再加上民族自尊心（指向摆脱苏联控制）的引爆，发展为突发的街头政治了。
当然，毛泽东在关注国际共运的动态时，不会忘记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插手，波匈事件不会闹得那么大，尽管他也不会为例如匈牙利的拉科西、格罗作辩护，而按照他的逻辑，拉科西们再不得人心，也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不但属于人民内部，且还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怎么能也跟着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这不是敌对分子借此对共产党的反攻倒算吗？这不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勾结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吗？依了布达佩斯街头的趋势，那么，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都可以说成“斯大林分子”——“小斯大林”加以打倒吗，那还了得！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来自国际的挑战。但如果光有国际上的挑战，还算不上多事之秋。
还有国内问题的挑战，党内党外，上边下边都有。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最受欢迎的说法是确认知识分子己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还有就是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前者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后者让全国知识界都看到现代化的奔头。知识界是个含糊的范畴，按照毛泽东的划分，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基本上把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囊括了。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周恩来报告后，政治气氛有所松动，党的干部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表现出某种尊重，对部份有影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做了一些安排。几十年后大家记得清的，还有那一年高校大“扩招”（这是今天“教育产业化”后的新词儿），一方面大量在职青年干部涌入大学，叫“调干生”，一方面放宽了招生入学的“政（治）审（查）”标准，使不少成绩优异，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家长有某些政治历史问题以及有海外亲友社会关系的青年得以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周恩来报告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
如果说毛泽东在话里话外表现出对周恩来的不满，那不仅限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严重性至少不低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是周恩来从一九五五年“反对右倾保守”促成的生产建设高潮中清醒过来，从他所掌管的经济工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刘少奇、陈云等的赞同。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定稿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说不能为了“多，快”，忘了“好，省”，这篇社论用词是经过一再推敲，力求委婉的。但据说发表前送审时，毛泽东只批示“不看了”三个大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起，由毛泽东亲自发动，首先在农业合作化随之带动各条路线“反对右倾保守”，在被称为右倾保守的人们“背上击一猛掌”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促成在所有制上“三大改造”的迅猛胜利，因为公认“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两大标志之一（另一标志是按劳分配），对此大家没有二话；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这个突如其来的高潮，却导致了生产和基建中不分轻重缓急、不顾现实可能地盲目乱来。“反对急躁冒进”的确是在纠正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半年多以来造成的偏向。这种偏向如不纠正，“就很危险”，周恩来说。因为一提“多、快、好、省的精神”，总是首先突出“多、快”，据说周恩来审定在“八大”上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草稿中的“多、快、好、省的精神”这句话。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出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当时恰在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初，刘少奇着重讲了波匈事件的教训，说苏联等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人民的生活，以致引起群众不满。又说我们应该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针对“稳妥可靠”这个用语，大讲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说农业合作化时就有泼冷水的“促退委员会”云云，正是指周恩来、刘少奇为“促退”。这个问题在一九五八年初重提，说得就更难听了。
毛泽东对党的“八大”不满，不止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还有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之争。八大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己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虽然一时也说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类的话，但他思想深处坚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不动摇，不久就在反右派时继续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后又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党的基本路线，彻底翻了八大决议的案，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信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断了。
八大的整个过程、决议和所通过的新党章，与七大的决议比较，不见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这可能反映了决策层中大部分人至少是负责起草文件的一部分人的共识，即斯大林个人崇拜与党内民主的丧失互为因果，这个教训应该汲取，并应该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两个月后，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讲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已经可以不再一般地谈论苏共二十大提供的教训，而直截了当地讲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不能丢”。
紧接着，毛泽东讲到“大民主”，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后来我们知道这几个人当中，李慎之是一个，他当时在新华社负责参考消息编辑部，每天两集（上午版、下午版）的《参考资料》，当时是除了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外，毛泽东最主要的国际资讯来源。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他说，“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就借用这个话”。
毛泽东把“大民主”分成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大民主，土改斗地主，“五反”斗资产阶级，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无产阶级运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同义语。他联系实际说：“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通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提到整风。提到随时可以发动群众整要整的人，使我们想到他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名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你要用所谓大民主来对付我，我就搞群众运动对付你，“整风”也就是群众运动的代名词，是以整个的国家机器为后盾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说还是多事之秋

毛泽东极其关注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这种“还要继续暴露出来”的思想，自然不是好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比如“大民主”，毛泽东这时说到“大民主”，总是跟上街游行、请愿示威等量齐观，相应地有一个习惯用语：“闹事”和“乱子”，认为发展到极致就是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毛泽东点出的党内知识分子干部有要求“大民主”的思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这些知识分子中间的思想动向，在毛泽东眼里已经指向行动了。
他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说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那不是想复辟？”
在一九五二年以后进入“过渡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们固然势所必然地跟资产阶级一起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对象，而看来早在一九五一年即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末尾，电影《武训传》引起毛极大反感的时候，所谓“文化人”就被视为意图“复辟”的异己力量了。更何况到了一九五七年！？
毛泽东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如一个时代里人们常说的，毛泽东高瞻远瞩，又洞察一切，他对自己掌握专政力量这一点充满信心：“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他后来采取“把隐患诱发出来”的策略，即放手让各界鸣放，容忍他们在一个时期内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畅所欲言，然后收网，就是要在中国导演一场“匈牙利事件”，不过把它分割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这个预防性作战方案，这时已经初步形成，这应该才是人们常说的“毛主席胸中有百万雄兵”吧。

毛泽东估计敌情严重，要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一开头就谈到“要足够地估计成绩……估计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这里捎带着把“反冒进”的“促退派”点了一下；接着说，“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这是针对有些民主人士说的，在毛看来，批评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是没有肯定肃反的成绩，就是骂共产党。做肃反工作的干部，即使出了错误，也是在干革命；在肃反中被错误打击了的人，有的在高潮退去后提了些意见，认为有些肃反中的错误原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得到的答复是“难免”二字；有位杂文家尉迟葵（后来知道就是舒芜的笔名）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说“难免”》……
毛泽东敏感地加以反驳说：“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是一种有害的言论。”甚至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云云。那岂不是不容置辩了吗！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由反胡风引起的肃反运动，大部份单位已经进行过，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毛说今年要完成。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发生群众性的请愿活动，毛更敏感地跟反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他说，“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毛泽东出于对自己的信心，认为群众不会跟“反革命”跑，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出于对革命和反革命是殊死斗争、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坚信，又基于共产党是靠发动群众起来实行党的革命纲领的经验，认为群众自发活动不会持久和扩大，因此认定凡是向共产党提出异议的群众性行动，也就必有反革命在幕后宣传组织，挑唆操纵。这是他的思维定势。因此，群众是要争取的，反革命是要打击的，对付每一次席卷广大群众参与的斗争，最后都要落到肃反这个基本点上，具体化为揪出并打击一定数量——比如百分之五——的敌人。这让人想到近一年前，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单列了一章“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其中强调：“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这个实际意义不仅在于指导当前的斗争，更在于从根本上维护肃反（作为一项革命内容）乃至肃反扩大化的合法性。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里，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接着引用列宁的话，申述“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符合毛泽东在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就已抱定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信条。百花齐放，什么是香花，应该大放特放，早已前定，是那些宣扬“无产阶级政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品，其余的或者属于聊备一格的搭配，于革命无害，但也可有可无，或者索性是应该锄掉作肥料的毒草；百家争鸣呢，归根结底，无非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正确与错误也早经前定，但容许某些异己的东西出来，乃是为了锻炼自己的马列主义队伍，以免他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像没种过牛痘的人那样，一旦碰上天花病毒，抵抗力不够。毛泽东讲《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范围时，提出“种牛痘”论，就是说让人在分明的导向下读一点铁幕外边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并且能按党的思想、理论加以消化批判，不中毒，还能排毒（不过后来一段长时间内，《参考消息》更多刊登国外人士讲中国好话的文章，就是打葡萄糖，不是种牛痘了）。在学术领域搞争鸣，也是这个道理，好让自己人“经风雨，见世面”，不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异己思想所蛊惑，使全党全民的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那种众志成城的力量，有什么伟大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困难和敌人不能战胜呢？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大小会上讲话，毛泽东在口头上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表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解开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任知识分子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施展所长，不拘一格地发挥创造精神；为什么让众多并非弱智的知识分子以为这是无条件地解放思想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作祟，因而主观主义地自做多情，一厢情愿吗？为什么这一时期毛的讲话，毛的关于“鸣”“放”的决策，引起党的干部队伍中甚至是相当多数人的抵触呢？为什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竟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呢？在经过反右派斗争，又经过反右倾运动以后，刘少奇在一九五九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中，说“双百”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从那时起，这个首先由苏联命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也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术语，而它的产生，最早其实缘于毛泽东若干口头讲话的“自由”授人以柄。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原始记录稿，让熟读“老五篇”的人们见识了不同版本的差别以至巨大差距。日本有个竹内实，人们说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家，我说他首先是毛泽东著作版本收藏家，把不同的版本如实展露出来，不须多做研究，就可以“无限丘壑，尽收眼底”了。
毛泽东讲国际问题时说：“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很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如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他对国内敌对势力的估计，一是不放心，二是还没闹事；没闹事也不放心，他算定他们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其中，有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许多人”！
毛泽东在这个国际背景上谈国内形势，重点是“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在波兰、匈牙利，把事闹大了。在国内，不是说还没闹事吗？“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毛泽东一向观风的准则。匈牙利事件之后，他密切注意一切人的动向。
按照他一贯的阶级分析方法：
首先是“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他们心怀仇恨”，“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
其次是“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
讲完社会上的对立面——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毛指出：“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又指出，“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这究竟是指前不久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反冒进的争议，还是预言即将发生的有关欲擒姑纵的“鸣放”做法的异议？在这里，“不同意见”似乎是指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而“对立意见”例如有关对斯大林的看法，可就严重得多，矛盾性质介乎敌我之间了。
总之，这时毛泽东以高度的敌情观念注视着党内党外的阶级斗争动向，筹划着防患于未然之策。他提到的典型案例，有“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以及“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这些由各地党委和新华社及党报记者报来的“内部参考”情报汇总到毛那里，毛看到捂是捂不住的：“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毛泽东此时的思想，集中在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对于主要是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民主党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是多么博大的无产阶级胸怀呀！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这个精神跟前面是一致的，后面说到梁漱溟、彭一湖，又加一个章乃器，就先验地认定他们所有意见都是错的，不可能有不错的了：“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最后一句中的“主动采取措施”不知何指，这是针对哪部分人，也不甚了了。当然，这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听到的人范围极小；看了这段话，还能相信不久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那些温和开放的讲话是有诚意的吗？他在这里所说的“后发制人”，不就是邀请民主人士和其它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然后据以反击，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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