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我亲历的“自由主义一新左派”之争

tuffy05

     《天涯》杂志在年初给我的约稿函中说：“回首十余年思想演变，左与右之间的界线似乎已不再明显。”我写此文时值春季，由一个政治事件在学界、民间、网上引发的争论与对立，左右立场的鲜明与整齐划一，直截了当、不留余地地证伪了这个判断。当然，谈左右有容易混淆的毛病，长期以来，有人把自己认为照理是左派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比如维权)归诸左派，造成“应然”与“实然”的错位；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一些所谓的左派表现出强烈的右派特征，比如国家主义倾向，拘泥于简单左右划分的人对此困惑莫解。
　　我一直用来刻画社会思想立场分野的术语是“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对立”，这个说法的优点是有具体的内涵。但仍然有缺点，两派在中国的分野与其在发源地西方社会的分野大为不同，相同的名称对应不完全一样的事实。很可能，我们只有在对分化和争论历程的叙述中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思想演变中这方面的真相。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争论十分火爆，当我力图澄清自己的总体思想文化倾向时，想到了“自由主义”这个术语，这是与当时流行的几种思潮相比较、相驳诘而产生的。
　　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文学界爆发了所谓“二王二张”之争，上海知识界发起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前一场争论中，持“躲避崇高”和“以笔为旗”说法的人誓不两立，我认为双方各有可取之处和片面性，不倾向于哪一边。而对于后一场讨论，则有明显的倾向性。我注意到，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开始时，论者认为失落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字狱和种种摧残而导致的人格萎缩、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是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教条，与专制政治结合的意识形态排斥人文精神，导致思想僵化，以及传统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的合作者、代言者和工具，所以人文精神被阉割和遗置。但到后来，话题变为人文精神与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的关系，论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失落的，以至于后来在重述那场讨论时，都认为是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对市场经济的控诉和声讨。
　　王蒙对此发出质疑，他问道：“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吗?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吗?”“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吗?引领风骚吗?成为传统或者‘主流’吗?盛极而衰吗?”王蒙说，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我认为王蒙说到了要害。当然我也注意到，王蒙的视野有局限，他只看到斯大林模式、左的路线形成的危险，只警惕反右和“文革”运动的重演，而没有觉察到一种新形式的弊害开始产生，这就是金钱和资本主义性质之恶。在1996年年中《大学生》杂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坐在王蒙的旁边，专门讲了一段话给他听，大意是说问题出在两方面，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两种弊端有主次之分，当前作用和长远作用之分。我凭自己的经验和现实感，更警惕左的危害。我觉得，文化人在敏感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时，容易超前地、夸大地估量其危害，忽略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指出过的问题：对于不发达民族而言，苦头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过分，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足。
　　这使我在两种倾向、两种思潮的争论中，不选择新左派的立场，而倾向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立场或倾向，是已然存在，早已被人指出的，并不是虚构或任意粘贴的标签。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2月号上刊登卞悟反驳崔之元、甘阳，张隆溪批评张颐武的文章，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评中国式的‘新左派’与‘后学’》。
　　虽然汪晖在国内一再表示他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说明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谴责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但他在接受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采访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完全清楚这两个名称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条件变化和知识界立场分化的产物。该刊编辑提问说，19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1990年代措辞和划分变了，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原因何在?汪晖分析了社会状况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认为用“改革”、“保守”难于表达实际内容，政治词汇因此发生变化，这大致始于1993年，在这种语境中开始说“新左派”。该刊编辑认为，1989年后，“自由主义”一词表达了对政府既支持又批评的立场，赞成市场化，不赞成言论控制和违反人权，当被问及情况是否如此时，汪晖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对情况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却在国内躲避推诿，说别人贴标签?我公开表达了这个疑问，并论证说，“自由主义”、“新左派”不是帽子而是事实，但没有得到回应。
　　我在1997年3月号的《文化中国》上发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提出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重提自由主义。汪晖在《天涯》1997年第5期上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从新左派的立场出发，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对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转轨时期社会弊病根源的观点。我在《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提出与之对立的观点，后来，我又发表《评中国九十年代新左派》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崔之元、甘阳、汪晖的主张，再后来，我还发表了《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我的观点针锋相对，言辞尖锐，但我是在进行严肃的论战，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汪晖一贯泛泛指责他的对立面只是进行人身攻击，以代替认真的思考和讨论，但他从来没有在学理上回答过对他的质疑与批评，对于我的挑战未置一词。我本以为会有凌厉的反击，但从头至尾领教到的只是装聋作哑的功夫，后来，我终于看到这种功夫是何等了得。在确立自由主义的自我定位时，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考虑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在各种牌号的理论学说和社会思潮中，比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多的是，怎么会是自由主义?
首先我要说，在充当某种思想学说的支持者与坚持自己理想和价值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曾说过：“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找不到理由使我决心在自由主义这棵树上吊死。”如果自由主义与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冲突，我会没有半点迟疑地抛弃前者而选择后者。我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于我后来自觉选择思想立场起了决定性作用，我深知，打出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旗帜，喊出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口号是非常容易的，古今中外有政治图谋的人都精于此道，这对于获得人心大有助益，但在这旗帜和口号之下干别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我还深知，无节制地提倡社会公正和平等，而不倡导自由、个人权利和法治，其后果将是灾难，人们最后会一无所获，到头来面临最不公正和最不平等。
　　最让人真假莫辨，造成历史迷局的情况是，有这样的统治者或政客，他们本来是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的缔造者或最卖力的维护者，但为了争取民心以获取权力或扩大权力，打出“公正、平等、共富”的口号，这一招很灵验，往往奏效，但用人权和法治为标准来衡量，则不难判别真伪。
　　在1990年代中期，当我举目四望在当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寻找思想定位的支援性资源时，我看重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时他的代表作《正义论》刚被介绍到中国，学界正在品味和消化他的思想。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而使我动心的是，罗尔斯的主张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平等主义，但不管有多么激进，这种平等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是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实行的。我的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和约束性条件的正义或平等，只会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无法无天”的内战、迫害、遍地冤狱和普遍的贫困。
　　在1990年代，明确定位为自由主义者或明显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发出了强有力的社会公正、平等，反对特权和化公为私的呼声。比如何清涟的《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卞悟(即秦晖)论《公正至上》的多篇文章，朱学勤为何清涟著《中国的陷阱》所写的导读，以及我本人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当前中国思想争论》等文中表达的观点。
　　新左派全然不顾以上事实，攻击自由派站在富人一边，助长社会不公正，比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甘阳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更早(或者同时)像上面所引那样呼吁过社会公正，抨击利用改革化公为私、搞腐败的现象。对于甘阳而言，谈论公正只不过是用来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
　　转型期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病——比如不公正、腐败等等——是全社会有目共睹，官民一致承认的，分歧出在对于病因的诊断：主要问题是权力还是市场，病源来自外部还是本来就存在于内部?汪晖说：“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今天的腐败经常表现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我认为，这是一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诊断，这与人们所知道的——不论是从媒体还是根据亲身经验——每一件关于贪腐的个案不相符。我反对把当时的中国说成已然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对直接、明了的问题兜圈子，将其原因推到遥远的大洋彼岸。
　　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权力的腐败就没有经济的腐败，单纯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不公和腐败的原因不正确。中国的市场是被权力干预、控制、扭曲的市场，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打破权力垄断和不受制约的局面，让市场经济在法治和民主宪政的框架之内规范地发育，而不是退回到大一统时代，更不能退回到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文革”时代。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认为它是一场惨剧、一场浩劫，还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尝试，这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对于“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以左的形式，以革命的名义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高度警惕；而新左派并不认为左的路线在中国危害甚烈，指责人们对于左的做法的批判和清算是轻易地抛弃了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他们挖空心思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打捞淘洗出一些所谓的“合理因素”。比如，崔之元在《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一文中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我相信，这种话一定会使很多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感到极大的震惊。崔之元是在套用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毛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停产关校，使法制荡然无存，打倒自己的政敌，使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有什么“合理因素”可言?我坚信，崔之元并不知道“文革”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也不明白自己的话真正意味着什么。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爆发以来，不少热心人竭力做“统合工作”。他们认为，两派的理论分歧在所难免，但不应该闹得势不两立，作为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大家应该有共同的社会责任，应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我在一开始短暂的时间内为这种热心感动，也想参与沟通交流、求同存异的工作，但很快我就看明白，这种努力毫无用处、毫无结果，不用在这方面白费劲。我的这种态度需要解释，我不认为这是出于有些人说的“文人相轻”，也不是出于理论上的教条或激进。
　　大概是在世纪之交，那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世纪中国”网站还存在，我注意到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发言极其活跃。他的理论资源明显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他吊洋书袋比那几个号称通西学的新左派代表人物还要厉害)，他的攻击对象一直是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新左派，其言辞之犀利令人诧异。这个青年学者宣称自己是“原教旨的新左派”，自白说自己痛诋那几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新左派，而是因为他们是假的左派，他想彰显真正的新左派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认为，争论不在于立场观点的差异，而在于学术的真诚性。他甚至说，那几个人不仅是伪左派，根本就是伪学者。
　　透过这位年轻学者的激烈言辞，我看到了几分事实真相。我反省到：凭什么说两派认识统合很难，凭什么说文人相处不容易，我的朋友中不是明明包括有货真价实的新左派吗?我们在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腐败时不是立场一致、同仇敌忾吗?在做一些冒险犯难的事情时，我们不是站在一起的吗?我对他们欣赏乔姆斯基，对他们追捧《娱乐至死》一书，对他们动不动就痛骂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仅仅报之以一笑吗?我不是一直视他们为可爱、可敬之人吗?
　　我突然明白，说两派难于统合，只是因为把那几个经常吊西方新左派书袋的人当成了中国新左派的正统，其实，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什么有影响的主义(比如文化保守主义)都要插上一腿，只要能被视为某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成；有的人披着新左派的羊皮，但往往露出国家主义的狼尾巴。分派只是在对知识分子思想立场的理论资源进行深究时才有意义，如果看重的是人们在现实中是批判、坚守还是逢迎、钻营，那么派别的标签真的不那么重要。
　　我无意说，只有新左派中才有名实相异者，我还是能不带派别偏见看事情的，我这里说到有人以新左派为名而以国家主义为实，其实，以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新儒学为名而以国家主义为实者，也大有人在。派别标签与道德、人格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虽然，在今天，判别或结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确实不应该是对方自称的或被称的立场，而只能是其道德与人格。我的考量和体会是，要当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新左派，是要准备吃亏，是要准备为自己的社会立场付代价的，而不是为了得到好处的，不论好处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更不用说力图在体制内外通吃。

yangharrylg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