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悅“世界主義”景觀與雙重帝國邊界上的都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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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義”景觀與雙重帝國邊界上的都市社會

孟悅

　　十九世紀下半葉，將外在景觀內在化的都市建築，諸如帶拱廊的街道(arcade)、內部包含各類商店走廊展窗的貿易中心、世界博覽會展廳(world expositions)、博物館等等，開始風靡歐美各大城市如倫敦、巴黎、芝加哥和聖路易斯等。這些都市建築尋求以內部空間來包容原本外在的景觀，從而突出內部空間的可展示性、多元性以及跨地域性。它們的出現改變了在自然和歷史基礎上形成的城市空間：自然聚集的城市和歷史地形成的空間景觀開始被這類建築所營造的“城中之城”乃至“夢幻之城”重新書寫、重新分割。這類也許可以被稱為“內景”式的建築的出現，在研究中一直被當作現代城市形成，同時也是現代 “主體”形成的重要構成因素。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瓦•本雅明就對這些人為構造的“夢中之城”產生過特殊的興趣。在他看來，這類都市空間的形成是物質文明和商品文化發展到工業時代、“機器生產的時代”的獨有產物。對於本雅明而言，“機器生產的時代”同時也是“資本主義上昇期”和“現代”的同義詞。當代另外一些文化批評者也指出，這些大內景的出現以物質空間的形式展現著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和“邊緣”之互動基礎上形成的帝國主義的世界觀念。因倫敦第一次世界貿易博覽會而知名的水晶殿(Crystal Palace)以及無數類似的花園、紀念碑和世界博覽會場等，是帝國主義時期全球貿易、貨物、人員、資金、人種和勞動力的流通之物質化了的表征。十九世紀的歐美都市由於這些空間的存在而穫得了帝國的地位和種族的特權身份。不僅如此，作為現代城市的大內景，這些空間還同時滋養了它們的現代主體意識，表現為自由的個人、都市有閒漫游者(flaneur)以及種族主義的主體意識。在前兩種意識中，十九世紀的巴黎是了不起的帝國中心，而世界乃是其“內在於中心的風景”；後一種意識則是針對於“他者”而言的，是世界化的、人種混雜的十九世紀都市中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支援者或反對者。從這個角度來看，構造什麼樣的內景空間對於歐美都市所體現的帝國性、世界性、超級技術性，以及對現代主體性的形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對城市"內景"式建築和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之間關係的分析一直是一個富於活力的研究領域。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分析的合法性和相關性無疑會更加清晰。然而對於非西方研究者或非資本主義史的研究者而言，這種在歐美都市形成的歷史上建立起來理論概括不僅提供了對都市空間的解釋框架，同時也提出了更多的理論挑戰。筆者注意到，如果從非西方歷史包括中國歷史的角度去看，與此相似的城市內景並不僅僅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獨創。類似的注重內部空間景觀的都市建築在非“現代”的城市中曾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且並非盡是殖民化的結果，甚至也不是“現代”工業影響之下的產物。清帝國的鼎盛時期的城市景觀就有爭議地展現了與倫敦或聖路易斯的世界博覽會相似的一種帝國文化觀念。十八世紀，不僅乾隆皇帝的“歐洲花園”(圓明園)以其異國情調和帝國氣象而聞名世界，中國心臟地帶的重要城市揚州也堪稱是一座“跨文化”或“帝國式”的都城。這裡則既擁有華麗的“中國”風格的景致、亭台，又擁有跨地域的、混和著歐亞特徵的建築以及阿拉伯風格的建築。這裡，都市的上層階級從清帝國的邊緣穫取珍稀木石和其他建築材料，並運用不同風格包括歐洲的技術來建造城市內景式建築，他們在其中展示的是與清帝國的輝煌掩映相交的上層階級的“多元文化”，儘管這和當今全球化語境中的“多元文化”有著深刻區別。換句話說，跨文化的大內景式都市建築在揚州的出現早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擴張。它暗示了一個早於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以亞洲為基點的“世界都市”(world cities)文化的存在，其興盛比出現於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中心地域的“世界城市”的興起早了一個或數個世紀。而如果承認這樣一種非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都市”在清代盛期的存在，在今天更為人熟知的上海就並不是中國第一座具有國際特色的文化都城。上海的興起距揚州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衰落僅僅幾十年，而距蘇州杭州等江南名城在太平天國時代的陷落僅僅數年。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多數的海內游客在上海不僅透過洋行和南京路上的外國銀行，而且透過中國海內外商人的建築，見識了更多更正宗的歐洲風格的景致。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揚州的衰落，以及稍後江南名城蘇州杭州在太平天國時代的陷落，可能與上海在十九世紀末的興起有潛在的聯系。只是在後來，在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強勢擴張和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次的政權變革之後，已經具備跨文化特色的揚州、蘇杭與上海之間的歷史聯系才淪為一種“本土”話語。

　　這一“揚州早於上海”的事實帶出的是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重要的歷史軌跡：揚州的衰落、蘇杭的陷落和上海的興起所反映的不僅是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的擴張，也是清帝國在財富和權力結構上的危機及其調整所帶來的帝國都市的地理版圖的改變。如果僅僅從本雅明提供的理論框架出發來論證，那麼歐洲資產階級的物質文化特徵在上海的主要建築上留下的印記就是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單方面擴展的結果。然而，若從揚州盛衰以及清帝國都市版圖的變遷角度看，清帝國盛期跨文化的園林傳統以及它們多元文化的混雜風格也以某種方式在西方帝國主義之擴張陰影下的上海進行著某種擴大延續。這就提出了一個如何在雙重視野中審視中國現代都市發展的問題：一方面是一個非西方非殖民地的多元都市文化空間在清中晚期的消長轉化的歷史軌跡；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的擴張以及它對都市形態的直接影響。我們應該如何來構想揚州－上海這一非西方、非殖民地的跨地域的城市文化的變化，及其與在十九世紀達到巔峰的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之間的關係?清帝國內部早於西方“世界都市”而存在的都市文化是否在鴉片戰爭之後被全球帝國主義消滅殆盡?如果這種揚州式的“世界都市文化”在鴉片戰爭之後仍有任何形式的殘存，那麼我們應如何來評價這一變化－－它到底是被殖民了、西化了、混雜化了還是被邊緣化了?這些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而且包含深刻的理論性難點。西方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而包括揚州在內的更早的“世界都市”史則少有人知。如果借用查克拉巴迪(Depish Chakrabarty)的話，後者已經變成"亞歷史"或“潛歷史”(subaltern history)的一部分，即對當代主體已經失去在場性和延續性，因而只能以引號的形式被談及。這些已知的和未知的歷史的共存至少證明了一點：了解從揚州到上海的城市歷史遷移軌跡以及中國上層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的轉變，有可能會引領我們進入後殖民主義和現代性的歷史模式至今還未關注的那些思考領域。

　　從揚州到上海的歷史遷移過程還提出了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即能否構想、如何構想存在於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語境之外的、上層階級的城市物質文化和社會主體。有學者已經指出，迄今為止，關於十九世紀城市的物質外貌之最有效的批評都是建構在歐洲歷史的框架中的，其中商品化與工業資本主義被認為是全新的、劃時代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動力，從歐洲發源然後傳播於世界各地。在框架相似的世界體系理論中，西方處於世界資源資本輸送喂養的國際中心 (cosmopolitan center)，而其它的地域如果尚未給趕出這個世界，則被引入世界體系的“邊緣”(periphery)，成為“中心”索取資源勞力資本財富並傾銷產品的對象。基於這一理論框架，對資本主義及現代性迄今已經出現了不少批評，這些已有的批評無疑是有效而必要的。但遺憾的是，這些批評對於處於世界體系“邊緣”的上層階級的城市物質文化，幾乎沒有留下關於其歷史、內部構造及其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複雜性的闡釋空間。城市文化歷史一直糾纏在這樣兩種概念框架中：即由財富、異國情調、科學和技術構成的超級大城市要麼被看作是西方“文明”所獨有的，是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要麼則是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在其他地域文化經驗中的派生，是殖民乃至後殖民時代的大都會國際文化，並不可避免地沿著主人與奴隸、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重身份展開。當我們把批評視野聚焦於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聚焦於其城市中心從帝國腹地的揚州轉移到帝國邊緣的上海這樣一個過程時，就會發現，一些在同時期的歐洲史上很可能並不明顯而在中國非常明顯的現象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論表述。比如，本文發現揚州－－上海的都市遷移過程折射出了相應於“資產階級”的中國社會文化中堅所經歷的雙重邊緣化的過程：他們一方面從清帝國的中堅邊緣化為清王朝的叛逆，另一方面又從世界“資產階級”的中國成員身份上落下，邊緣化為跨國資本的挑戰者。正是在這個社會中堅的雙重失落和雙重反叛中，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上海變成了一個新的政治文化前沿，其矛頭所向既是衰敗中的清王朝，又是上昇時期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

　　本文的寫作在某種意義上是應對上述提到的理論挑戰和歷史發現而作的一種嘗試。文章第一部分探討十八世紀中晚期揚州都市空間的文化意味。由於十八世紀揚州園林的修建在空間觀念和文化風格上在清帝國內十分有代表性，我將把十八世紀的揚州園林作為清帝國鼎盛期的新文化觀念在空間上的表現來進行研究。這些新觀念體現在由身居高位的文人和官商們建造的奢華的大內景式建築對於園林的設計和建構之中。本文的第二部分把話題轉移到上海。上海一方面替代了清帝國的都市旗艦－－揚州的文化角色，另一方面在與英帝國的東方交易中穫得了新的身份。這一部分主要分析哈同花園和張園在空間運用上的雙重意義。我將這一現象解釋為十八世紀的超級大城市文化在十九世紀的邊緣城市的復活。本文的最後一部分詳細研究了上海這一承擔繁重符碼的城市內部的“邊緣化轉向”，以及它如何被再造為蘊釀批評性和政治性民間活動的公共空間－－反對清政府的帝國政策和外國帝國主義壓迫的討論和行動都在此舉行。無論是在象征還是在事實意義上，上海的園林都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一度由帝國的“內景”轉變成同時反對清帝國和帝國主義這兩種帝國力量的批評前沿。

　　　　　　　　　　　　　　一、都市內景的“世界化”

　　通常認為只有在西歐和美國這樣的現代國家的繁華腹地才會出現的那種多文化、多社群且具有世界性的城市，在十八世紀的清朝也曾經留下過痕跡。歐美的世界性城市通常被稱為“帝國之都”(imperial cities)，也就是世界的物質資源以及知識資源的中心。而作為一個跨地域的帝國，清王朝控制著強大的出口經濟，並從“邊緣”地區蒐羅和集中知識、珍玩、技術科學以及物質資源。清朝腹地的都市物質文化，就集中化、商業化、超級複合化而論，比起歐美都市毫無愧色，恐怕還有過之無不及。這些都市的社會中堅是強大的、佔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團體，他們憑其財富與權力成為都市主體，並成為都市空間的主要構造者。他們將其對於帝國和世界的想象投射為都市的空間風景，並在都市空間中融匯了一向被認為是歐洲現代性所獨有的價值，如對生產力和技術的重視。本文這一部分旨在以揚州為例，展示十八世紀清朝物質文化的發展和對城市空間的構造。

　實際上，在清朝星羅棋佈的都市版圖中，堪稱“帝國榮耀”的不是人們近年來發現的上海，而是揚州和蘇杭。而揚州那些富於帝國氣象的園林、奢華而有異國情調的物質生活形態據說勝過了富庶的江南都城。十七世紀的揚州曾是滿軍入關時瘋狂廝殺的邊防重鎮。到了十八世紀，這座城市已經由《揚州十日記》上記載的那個血腥屠場，搖身變為清朝的交通、經貿和文化交流的繁華中心。和歷來繁華的蘇杭不同，處於長江和大運河交界點上的揚州是坐鎮北方的清王朝通向南半個中國的重要門戶，也是連接帝國東西地帶的樞紐。清朝帝王們的屢次南巡都以揚州作為跨越長江之前的最後一個重要逗留之地。而清朝重要的工業和國防原料如鹽等也沿長江而下，經由揚州由西而東地中轉。在這個過程中，由清朝新任命的鹽官們成批地進駐揚州。他們購地置屋、建邸造園、迎來送往，不僅將揚州城的面積擴大了一倍，而且把揚州變成了一個全新的城市。基於這些原因，在清朝穩固自身統治的過程中，揚州是經歷了一次深刻的重造才成為帝國巔峰時期的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這個重造過程必然伴隨著制度化地壓抑關於滿清入侵之血腥歷史的記憶，甚至也伴隨著揚州本地文化的邊緣化。因此，較之蘇杭等江南都城，這個重造過的揚州可以說與清帝國的興盛有更為密切的聯系。揚州的城市空間不僅反映了地方城市文化，而且更多地展現了由於帝國大規模的地域擴張而帶來的繁榮和不同社會勢力的消長。揚州在清代新造的盛大園林是、卻又不全是江南園林傳統的延續。它還是新的都市主體、新的社會網路的孕育之所，是連接江南文人階層、藝術家、官員、學者、滿清王朝乃至皇帝本人的樞紐性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揚州的城市內景式空間代表了一種清帝國特有的文化想象。

　十八世紀揚州有地位的市民，特別是鹽官鹽商，既有官職、又有外快、且有良好教育，當屬清代經濟和文化的精英階層。作為一個依靠征服而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帝國，滿清政府為了把不同的群體轉化為自己的臣民，設立了多種靈活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以及文化制度。由於鹽是工業與軍事需求的至關重要的資源，清政府對鹽務和鹽業生產的壟斷是透過收買和控制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鹽官鹽商而達成的。鹽商們不僅具有掌控鹽業的生產和運輸的絕對權力，而且都封官立爵；在政府的法令之內，他們既享有相當特權又受到一定約束。就社會地位和權力而言，他們不需要像其他漢人那樣透過嚴格的科考，就有特權穫得官銜及世襲的職位。就經濟財富而言，他們是清朝僅有的幾項壟斷經濟中最為重要的操作者，透過對鹽業生產和運輸的壟斷，積累了大量的個人財富。他們與清皇室的關係也相當密切：他們不少人的私人園林曾是康熙(1662－1722年)及其孫子乾隆(1736－1795年)在數度南巡中頻頻造訪游玩、題詞娛樂的場所。16清代鹽商們在文化領域中也上昇得很快：僅僅幾代人之後，他們就在經濟社會財富的基礎上穫取了文化財富，具備了學位、品位、古典造詣與科學知識，具備了對歷律及戲劇方面的修養，成為藝術收藏家和藏書家，並表現出了對歐洲科學與技術工具的濃厚興趣。清代鹽商鹽官在揚州都市化的過程表現了他們作為上層階級的崛起過程。如果說這個都市化過程的經濟特徵與西方上昇期的資產階級不盡相同，那麼其文化特徵許多方面與西方資產階級都有相似性。這一新的階級群體在清帝國經濟與文化領域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重要事件使他們有機會在王權準允的權力範圍之內，把揚州轉變成展示他們文化理想的物質場所。

　揚州的都市空間展示了其精英階層從漢族臣民的角度建構清王朝的物質化風景的特殊方式。為了迎接帝王們的南巡，揚州的精英們把城市的自然環境(包括他們自己的地產在內)改造成各種各樣的園林風景，其中既有阿拉伯式的異國風光也有歐洲的大陸景致。這些新建的園林展現了一系列主題，包括那些被認為是歐洲資產階級文化所特有的主題：統一主權、崇高、異國情調、生產力和技術崇拜。對統一主權的表現反映出揚州上層階級對滿清王權以及在王權之下的自我地位的認可。園林中對異國情調的追求則展示了對邊緣地區的珍貴奢侈品的消費欲。崇高的風格折射出精英階層的自我意識，以及他們所認同的帝國視野。對生產能力和技術的崇拜顯示了他們對於持續發展的文化理想。

　揚州精英階層對滿清王權合法性的認可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向世界展示的建築之中。首先，對城市北端邊界的修整標志了某種清王朝臣服者的象征性姿態。揚州由南到北貫穿著一條河道，可以說是由北面進入揚州的通道，也是清代帝王們南巡時的必經之路。在揚州北端，橫跨河道建有一座橋梁，從橋洞下進入揚州的空間設計加重了這裡的“入口”含義。如果把這個“入口”放在當時清帝國的歷史版圖中考察，整個揚州城就象征著由北方進入江南地區的通道。這裡曾經既是明朝的中心地帶，又是滿族政權以前力圖攻克佔領的前沿。從這種意義來講，揚州北大門的這座橋實際上象征著南方與北方的分界、舊有領土與新征服領地的分界。鹽商和皇帝都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地理分界的象征含義。然而，鹽官鹽商們在重建揚州的同時，把這一象征性的地理分界點作了新的定義。揚州城北入口處的橋梁被名為“迎恩橋”。 “迎”字所代表的明確方向感顯然把可能的都市主體目光調向北方，即滿清皇帝將要順河而來的方向。“恩”字在是臣民承認天授王權、讚美帝王仁愛之心時所用的陳詞濫調。這個命名把揚州北面的這座橋規定為專迎帝王的一座門戶，因而表示了都市主體對自己作為清王朝的忠實臣民的自我認同(圖1)。同樣，由北至南的那條河也改稱為“迎恩河”。該橋該河就這樣從原本自然中性的存在變成了一個王朝權力的空間象征，這個地域從此打上了王朝財產的戳記，保證著這塊土地和其上的人眾對清帝國王權的臣服。

　十八到十九世紀揚州的樓臺廳堂，在建築風格上展現著這座都市在清代的重要地位，以及都市主人公有意識追求的文化優越性。眾所周知，傳統建築文化中，風格和高度是社會文化等級乃至天授皇權的象征。普通官員的府邸與皇室的級別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揚州的建築卻可能參照了《宮殿營造錄》、宇譚環《城垣識略》和焦循《群經宮室考》裏所載錄的宮殿樣式。18揚州的宅邸建築雖然風格各異，但其結構上的複合性以及院落中的進階都是為了顯示高度和空間的崇高感而設計的。寬大的廳堂有時一連五間，有三個前隔間兩個側隔間，而且還帶有層次繁複的屋檐。一連七間的廳堂也很多見，這種設計包含一連五間的正屋，帶兩個側間，也有更加層次繁複的屋檐。諸如“五卷廳”、“七卷廳”之類以數字標識的建築名稱，說明了這類廳堂建築的繁複宏大。無疑，繁多的隔間與屋檐賦予這些宅邸以宮廷式的恢宏感和豪華感。一位出身無錫的十八世紀著名學者、書法家和收藏家錢泳(1759-1844年)，在游覽揚州時曾經對其建築風格的壯美恢宏大為驚歎。據他看來，揚州園林之所以甲於天下，乃是因為揚州建築中的“廳”建造得具有“殿”的氣勢。與常見於蘇州、杭州一類典型的江南園林建築相比，這些類似於“殿”的廳堂不僅更寬敞更高大，而且更具變化性和雕飾性。以“五”、“七”為級的建築語言固然沒有超越“九”的皇室般的崇高，但已經是對建築結構級別體系的一種逾越。這種發揮到極致的恢宏，與迷宮似的細節和奢華的工藝品一起，充分表明了這座城市的精英作為帝國第一臣民的自我定位。

　揚州的物質文化早在十八世紀就展現出對異國情調的特殊追求，它顯示了這個城市的主人們罕見的消費能力和對遠方奇貨異品的大量需求。作為清王朝的心腹之都，揚州從帝國遼闊邊疆運入奢侈品，乃至使異國情調本身成為消費的品牌。這一文化消費社會的存在絲毫不晚於十九世紀歐洲城市中產階級消費社會的出現。有權有勢的鹽商們為了建造揚州的景致和花園，把從緬甸、阿拉伯和歐洲運來的材料和建築風格交融在一起。這些造園建邸的工程動用了從帝國的遠疆和國外運送來的稀有建築材料。僅僅木材就有楠木、紅木、紅檀香木、梨木、銀杏木、小葉黃楊木、以及較為普通的柏木。造園用的石料則采自其他省份，如運自安徽省的宣石，靈壁山所產的靈壁石，杭州的太湖石，高姿所產的高姿石，途經四川和青海運來的西南邊境的大理石，從雲南和緬甸交界處運來的玉及玉石等等。其他建築和裝飾材料還包括從廣東及海外進口鐘錶、大塊的玻璃，及其它歐洲貨品。這些建築材料的消費相當驚人。楠木及其它稀有木材不是用作建築的主梁，而是用來建構整個廳堂。燒瓷制成的假山配成了四種不同的色調，屋頂的裝飾則有九種不同的彩釉。異國情調、昂貴稀有的材料和精制繁複的設計互相揉合，構成了清王朝上層階級的盛大表演：揚州都市主體對於遠方稀有貨品既有追求又有消費能力，這使得這個城市躍居為清朝首屈一指的繁華都城。

　歐洲技藝在十八世紀清朝上層階級文化中佔有一席特殊地位，甚至發展成一套風靡了好幾個領域－－如繪畫、手工藝和建築－－的文化母題。西法繪畫在清皇室的流行波及到上層階級的藝術趣味。對於歐式建築和住宅的描繪，如對廣州十三夷場的描繪，不僅在十九世紀早期出現的不少游記中都有提及，而且不少署名或未署名的中國藝術家的油畫也都對之進行摹畫。如果說在歐洲十六世紀以來的“中國熱”中，出現在從中國進口的瓷器、茶具、刺繡及其它手工藝品上的建築形象曾經成為歐洲人倣造中式園林的依據，那麼十八世紀揚州興建的不少歐亞混合式花園，很可能也是根據流傳在宮中及精英階層中的西式油畫、傳教士翻譯的如《泰西水法》一類的技術手冊以及文人的游記中所得的形象來複制的。揚州造園者們有意玩味歐洲風格和“西法”建築技術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據《揚州畫舫錄》載，揚州園林中至少有四座主要的花園包含了有意以西式風格修建的建築，其中包括汪玉樞、江春等人的園林。這些園林中的建築採用了不同的“西法”變體，如採用歐式設計來加強廳堂內部的縱深感，又如在樓房正面加建露台和走廊立柱，要麼就用鐘錶、機械設定和鏡子裝飾建築的內部。此外，以玻璃為建築材料不僅是歐洲，也是十八世紀揚州人的偏愛。南園(又稱硯池染翰)的主人、來自安徽的汪玉樞修建有“玻璃房”以及“玻璃廳”，前者裝有五色玻璃窗，後者為一座裝飾著三尺寬的透明玻璃窗的亭閣。“玻璃廳”顯然很得乾隆帝的歡心，他將其命名為“澄空宇”。物質文化方面的異國情調對於揚州上層階級身份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這一點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資產階級自我意識的形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後，在揚州精英們透過都市空間所表達的文化理想中，技術和生產力乃是一個重要的母題。十八世紀的揚州以其天文、曆法、數學方面的世界主義而著稱。揚州是清朝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群體的重要聚集地和交流場所之一。出身揚州或居住揚州的天文學和數學家“疇人”包括著名學者、後來撰寫《疇人傳》的阮元，數學和樂理家凌廷堪，數學和律法家焦循，數學家戴煦和戴熙等。他們在經學、易學方面造詣和對傳教士翻譯作品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們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的私人和學術關係，使揚州成為一個特殊的有影響力的知識生產和交流中心。這種技術和科學氛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揚州的都市景觀。早在康熙年間就有不少鹽官和鹽商有意在他們自己的園林中建構表現生產力、技術和農業的景觀。“邗上農桑”和“杏花村舍”這兩處園林的構思，有意模倣了康熙皇帝簽名與配詩的《御制耕織圖》。這裡有《耕織圖》裏所畫的供絲綢工業用的建築：生絲廠、風幹房、染房。除了絲綢業以外，園林構造還表現了對能源的想像：在染坊的旁邊並排展放著西式的風車和中國的水車，用以贊頌以機械來代替人力的可能性。這一景觀是對康熙皇帝為《耕織圖》“水車”一圖所提詩句的物質化再現。康熙在這首詩中贊頌了從前朝以來的農業技術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園林在用物質再現康熙詩句的過程中添加了外來成份，那就是“風車”的形象。從出版於1775年的《平山堂圖志》提供的具體解釋中可以看到，在這個園林景觀中將中式水車與“西式”風車的並列乃是象征性的，目的是為了強化一個主題，那就是不同的機械設計都是為了少用或不用人力。揚州的園林空間就這樣把機械技術的發展作為一種帝國的、也是社會的文化理想。這裡的都市社群歌頌發展、技術和生產力的熱情不亞於歐美社會對“現代”文明的歌頌。

　從十八世紀揚州的都市空間中，我們讀到的是對生產持續性和科技進步性的追求，對帝國邊疆資源和財富的欲求，知識世界化的理想，商品文化和高級消費群的出現。不論這些文化追求和理想是“現代”還是“前現代”、“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它們反映的是正在激化的歷史矛盾，這種矛盾與由“資本擴張”和“發展” 帶來的根本衝突並無二致：一方面是資本和資源的不平衡的集中，另一方面是最終導致清王朝危機的人口增長和社會騷亂。揚州的興起表現了財富向鹽商手中的集中。這種集中化的財富使鹽商們成為可以同政府爭奪資源的潛在力量，而且正如一些官員所發現的，他們阻礙了政府稅收基礎的進一步擴大。在十八世紀末清代人口激增、社會動盪性加大、政府的行政和軍事開支開始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平衡社會的財富分配、縮減政府機構開支，成為清王朝應對社會和政治潛在危機的政策選擇。乾隆末年，在一部分官員學者的倡議下，自上而下地展開了一場清理和節約運動，此乃力圖透過均衡財富來減低社會衝突的對策之一。不過對揚州的都市景觀有直接影響的是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清政府的一系列鹽法改造政策。1792年清政府所實施的鹽法改造政策旨在限制鹽商對鹽業的壟斷，由此打開鹽業中的市場競爭，以廣辟財源，增加稅收。這一新的政策無法完全解決帝國所面臨的更大危機，但它卻極有成效地削減了揚州上層階級的政治與經濟特權。我以為，從那時起，聯系清皇室與揚州上層階級的紐帶出現了斷裂，鹽商們作為清帝國最有權勢的官商集團的角色也從此不再，而這和揚州作為清朝“世界之都”的衰微有著直接的聯系。

　不僅如此，大約在同一時期，揚州面臨著另一個更大的危機，那就是清政府對大運河的放棄。作為南北交通動脈的大運河，從前是揚州穫取權力和資源的主要地理依據。但在十九世紀早期，由於反覆發作的洪水，大運河的河道出現了大面積的堵塞和毀壞。大運河被毀，給已經面臨財政難題和資源短缺的清政府帶來了難以負擔的財政包袱。經過反覆討論，政府曾經放棄對大運河的常規維修，轉而開始透過其它的路線由南而北運輸穀物、鹽等原本經由大運河運送的重要物資。這種運輸途徑包括使用上海的港口和海上航線。這一交通運輸樞紐的改變進一步瓦解了揚州的經濟基礎，削弱了揚州社會作為過去的交通要地而一度取得的文化領袖地位。隨著鹽商團體勢力的衰落、財政來源的減縮，揚州迅速失去了清帝國“夢之城”的地位。十九世紀初年，不少游歷揚州的江南文人發現，那些在1775年出版的《揚州畫舫錄》中還歷歷在目的園林已經寥寥無幾。在1820－1830年間，城裡只有少數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很強有力的人物才修得起新的花園。不少豪華鹽商之家的後代甚至開始不惜損毀祖上留下的氣勢宏大的園林景致，靠出賣園裏的稀有建築材料為生。

　由此看來，揚州"早於"上海的不僅是它的繁華，它的奢侈、它的體現的“進步”性和世界性，也是它的衰敗。這裡，再現揚州的繁華和世界性並不是為了重溫清王朝的輝煌，也不是為了證明“西方有的、中國曾經也有”，倒是為了記取這樣一點：無論哪個國家和地區的上層階級都可能經歷這樣一種因財富、資本和技術的不均勻分布所導致的“夢之城”的衰敗。揚州作為清朝世界化的“夢之都”的急劇衰落隻不過比其他“世界都市”先行了一步而已。十八世紀中國的城市想象崩毀於十九世紀初，這與清帝國日益緊急的內部危機、以及清政府針對這些危機所作的種種調整緊密相連。這些危機(包括財富分布不均衡、人口膨脹帶來的流民現象、腐敗)由於清王朝內部資源的短缺而大大地加劇了。清政府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所作的種種政策，其目的在於解決問題，卻導致了揚州城市上層階級社會和文化勢力的被削弱。相較而言，西方資本主義並不是沒有經歷類似的危機，只是透過剝削外部資源，特別是美洲新大陸以及非洲和其他非歐洲資源，才從這些危機中“倖存”下來。如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對為什麼工業資本主義在西方首先興起這樣一個歷史問題所的精彩分析所揭示的，殖民主義、奴隸制度和舊世界向新世界移民，都有助於緩解歐洲中心地帶及世界其他地方共同面臨的資源緊張的難題。歐洲資產階級的殖民經驗甚至加強了資產階級和正走上殖民主義道路的民族國家之間的聯系。在這種意義上，十九世紀“世界之都”在西方的出現乃是歐洲內部危機透過殖民主義、販賣奴隸和向新大陸的移民、成功地轉嫁給印度、拉丁美洲、非洲和美國印第安人的結果。也許從一定的角度看，恰恰是因為清政府沒有向外轉嫁危機，而是用政府手段進行內部調整，才導致了揚州及其上層社會的衰落，導致了清帝國“世界之都”的歷史的中斷。揚州的衰落所標志的是清帝國在解決社會和經濟危機方面與英帝國等的“帝國主義”政策的不同之處。

　揚州的衰落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前，這是中國的城市中心從清王朝的心臟地帶向海岸邊界進行地理大轉移的開始。太平天國起義(1852－1864年)擴大了這次地理大轉移的範圍，並進一步把清朝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推到了沿海。因此，在十九世紀晚期，“世界化”的都市景觀以及對“發達”和技術進步的夢想，會再生於港口城市上海而非揚州，這毫不奇怪。由此看來，與其說上海的興起是由西方引發的中國現代性的開始，倒不如說是對一系列無法避免的內部危機的一個補救，以及在補救的基礎上對原有的發達夢想的一個延續。

　　　　　　　　　　　　　　　　二、中心都市的邊緣化

　　只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封閉”與西方的“開放”之間的強烈對比才開始成為一種在西方媒體中廣為流傳的敘事。這種敘事開始了一個將中國都市史壓縮成“本土”風格的過程。法國傳教士豪格(Evariste Regis Huc)所著的《中華帝國》一書首次提出“中國精神”隻關注本土的思想和觀感的論述。十九世紀的英美新聞記者則用更具體的語言表述了類似觀點：“歐洲的文明是猶太、希臘、羅馬、埃及和西亞的遙遠國家的截然不同的文明相融合的產物。中國的文明則是本土自生的”。只有刻意抹煞了中國十七、十八世紀的都市歷史以及清帝國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他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換，這些典型的十九世紀話語才可能出現。本文這部分試圖重構在十九世紀西方話語中被抹殺的部分，從而在觀念上重構上海的出現及其與西方現代性的關係。不難發現，直到1880年，上海的城市內部景象可以說是延續了、甚至復興了十八世紀中國城市景觀中常見的世界主義。這與好幾百年以來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世界化景觀中延續出現“中國熱”母題的歷史現象(如各種形式的中式園林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仍是歐洲上層社會品味的主流)是互相關聯、互成映照的。本節提出的問題是：揚州作為一個多文化的都市史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從上海－－“東方的巴黎”－－的城市景觀中被抹除的?

　如果說揚州是上海的“前世”，那麼上海就是揚州的“今生”。上海產生於一個非常獨特的歷史地位：它正好處於清王朝和以英帝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的雙重邊界，或者處於兩大帝國前沿的交叉點。處於兩帝國邊界的交叉點上，意味著它同時承受來自不同方向的帝國勢力的影響。上海的城市景觀因此至少是雙重編碼的，而其都市社群也既效忠於清王朝又忠實於英帝國。從清王朝的角度看，在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運動中，由於太平軍勢力在南中國包括整個江南地區的擴展蔓延，風雨飄搖的精英社會乃至整個清王朝不得不藉助上海沿海口岸作為其文化、軍事和經濟方面的避難、喘息和修復之地。同治時期(1860－1875年)以來，上海這個唯一未曾在太平天國中淪陷的江南城鎮可以說成了清政府“中興”的要地。由政府壟斷支援的企業在上海建起了軍工廠、造船廠、輪船招商局以及紡織廠等等。來自不同地區的、在與太平軍的戰爭及對外貿易中新近形成的政治經濟人物，包括直隸總督兼外交部總理李鴻章(1832－1901年)、總督盛宣懷(1844－ 1916年)和劉坤一(1830－1902年)、著名的前買辦徐潤(1838－1911年)、鄭觀應(1842－1922年)和唐廷樞(1832－ 1892年)等人，都透過上海這座城市建立起了強有力的精英網路。他們投射於上海這個新都市空間和都市社會的文化理想，與當年揚州的精英階層的想象有著相似性和延續性。與此同時，這座城市也部分地從英帝國以戰爭為中心的貿易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從英帝國和英國海外殖民者的角度看，儘管對中國進行對印度那樣的殖民統治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是英國公民和商人們卻在上海享受到了由戰爭和軍事強權所帶來的史無前例的政治特權和經濟機會。舉例而言，當清王朝窮於應付內部威脅時，是英國公民在上海的國際貿易及政府管理方面的兩個最重要機構－－大清海關和上海會堂公審－－中，佔據了重要的席位。是阿禮國和赫德，而不是中國公民，成為了處理和判斷上海中外事務的權威人士，他們不僅在上海而且在英國和國際社會中都受到了廣泛尊敬。

　由於處於不同帝國邊界的交點，上海不可能只是一種歷史的產物，相反，上海的都市景觀在清帝國和英帝國主義的影響之外，還見證了不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群體的 “離心化”過程。這裡的“離心化”既指個人和群體從西方的國際中心向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游離，又指特定的群體人眾在太平天國之中和之後從清帝國原有的腹地都市向新前沿的離散。這些離心的、游離化的過程把上海這座城市表面上的西化過程變得崎嶇複雜。在早期的外國社群中充斥了大量的、在東南亞地區已經活躍了好幾代的猶太人。由不同國家聚集到上海的還有不少罪犯和前罪犯，試圖透過上海這個無法無天的地方立功贖罪，至少是謀求生機。此外，從江南來避難的戰爭難民也給上海帶來了傳統的和非傳統的謀生方式，另外還有來自清朝內外的冒險家來此尋求“海外”經歷。這一切離心化的過程帶來了上海特有的都市氛圍，一種經常被人們誤稱為“現代性”的“邊界文化”或“越界文化”的都市氛圍。這座城市以相同的三心二意態度，但又用符合成規的方式，既慶祝英國女皇的也慶祝慈禧太后的生日。上海不僅歡迎不同的知識權威，而且還變成了“西方文化”、“東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交匯爭奪控制權的場所－－即使有時這些不同體系的知識在內容上非常接近。一句話，上海的時間和空間是分裂流動的。不同而並存的都市想象、多重社會認同體系之間的對抗和互動挪用，是上海現代性的複雜起源之不可避免的結果。

　籠罩在雙重帝國的陰影之下的上述種種“離心化”的過程，造就了十九世紀下半上海特有的混合性都市空間，其混合程度及其文化複雜性遠遠超過不少當今學者仍在使用的本土－西方的簡單二分法。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年，上海新近出現了不少造價昂貴、設計精心的江南風格的園林。其中不僅包括由蘇州官員學者所建的豫園、至今還享有盛名的愚園，還有猶太富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1931年)的私人宅邸－－哈同花園(又名愛儷園)。同時，這一時期的上海還以其壯觀的跨文化的園林著稱。十九世紀晚期最為著名歐式園林是味搎園即張園，由關係網極廣的無錫商人造建(圖2)。這些園林的風格並不直接代表上海都市社會的文化認同。它們毋寧是把在歐洲和亞洲分別存在了好幾個世紀的、同一種世界都市理想的兩個版本－－歐洲的中國花園和揚州的歐洲花園－－同時帶到了上海。我希望透過下面對哈同花園和張園的分析來指出：哈同花園和張園代表了十八世紀的“世界主義”的兩個分支在上海的復興，但是，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這種“世界主義”之不同分支在上海的同來的復興，最終卻與英美主導下形成的全球文化秩序發生了背離。

　細讀哈同花園和張園的空間構造，我們可以看到十八世紀的世界主義都市文化在上海的復興究竟在哪些方面冒犯了十九、二十世紀正在形成的全球文化秩序。哈同花園向我們展現的是這樣一個個例，它所體現的“中國熱”式的美學理想同當時處於資本主義擴張中的歐洲大都市所推崇的新文化準則之間開始出現偏離。哈同本人在某種意義上乃是英帝國邊緣的游離分子中的一員。如同其他在亞洲的猶太人一樣，哈同一方面作為精明的鴉片商和地產商，因為英帝國在中國的軍事和政治權威而享有相當的特權，而另一方面，他又僅僅是一位英國普通庶民。他在上海這個英帝國的外緣城市固然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但這成功卻沒有帶給他在英帝國中心－－上層紳士社會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雖然哈同曾經發誓效忠英國女皇，但他作為英國人的政治地位遠遠低於他作為上海猶太人的經濟和社會特權。哈同以一種流動性的政治身分出現在上海這個不同帝國邊界的交點，從而使他對英帝國的主導階級保有足夠遠的心理和文化距離，乃至他可以利用物質財富象征性地貶低英帝國資產階級的物質文化符號。哈同花園的後期總管的友人、作家陳定山記下的一則軼事從一個細節說明著這一點。據陳定山記載，哈同曾出資買下大批特殊的、專門用來製造英國紳士文明棍的珍貴鸛木，用來作為南京路上修建電車道的枕木。陳定山分析道，哈同選取這種珍貴木料作枕木的行為對於將他排斥在外的那個英國上層社會毋寧是一種嘲諷。即使哈同不過是顯示自己的闊綽，但在上海的特定環境中，哈同在海外賺取的財富仍然非但沒有抬高鞏固、反而解構和貶低著“英國紳士”在海外的政治和文化特權。

　至於哈同的私人天堂－－愛儷園－－更是由於其“東方風格”而表達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文化身份。哈同花園佔地170餘畝，按照江南園林的樣式，在園中建有三個主廳、兩座樓閣、十八座亭閣、以及另外十八處園景，其間雜飾以佛塔、石舫、觀雲台、假山、池塘和花圃。所有的這些景致和建築都是對中國園林主題的精心複制。當時，哈同花園被比作頤和園或是《紅樓夢》裏所寫的大觀園，甚至有人說愛儷園是大觀園的倣造。(圖3)在今天看來，倣造中式花園的舉動與其說是殖民主義對本土文化的挪用，不如說它是十六世紀以來歐洲貴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內在組成部分。這種倣造中所體現的對想象的中國美學的模倣，到十九世紀以後，在現代資產階級對自身文化權力的重建過程中被大大抹殺了。十九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突出的是大英帝國的民族優越性或西方的文明優越性，並以此為基礎建構世界文化等級體系。在被奉為英國文化英雄的殖民者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以後，英國以及各個國家的“國民性格”成了歐洲資產階級自我意識的組成部分。與這些發生在英國本土資產階級內部文化的變化相比，哈同花園所體現的是一種在英帝國的中心已經遭到否定和貶低的、醜陋而過時的“跨文化”主義或世界主義。哈同花園是哈同的私家宅邸這樣一個事實使我們不難看到，哈同的審美選擇與英帝國心腹地帶正在出現的新文化標準之間有著相當大的衝突。愛儷園因此而具有某種雙重性質，它同時是英國資產階級的“他者”和哈同本人的“家園”。他者和家園的這種組合為“離心的”或“小調”的世界主義都市空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歐式風格的味搎園或張園從相反的角度講述了同一個故事。這一次，園林空間的文化符號與清王朝在太平天國後新近升起的權力集團“洋務派”相關。張園的主人、無錫商人張鴻祿 (張叔和)曾經做過廣東道台，同買辦出身的洋務派核心人物徐潤、唐廷樞和鄭觀應等人有過密切往來。張園是1882年張鴻祿調入上海輪船招商局後不久，從一個英國人手中買下地產並開始修建的。這座花園的修建跟洋務集團當時正在全國範圍內結成政治經濟網路的歷史有著深刻的關係，因為正是“商人資本家”徐潤和唐廷樞－－洋務運動的兩位買辦出身的核心人物－－向李鴻章舉薦了張鴻祿到輪船招商局任職。事實上，張鴻祿在受到招商局正式聘用之前就已經同洋務集團建立了工作聯系。1879年，張鴻祿曾受李鴻章委派出訪呂宋和新加坡等地，調查那裏的經濟形勢，並為招商局尋找股東。他還受委託訪問了尼泊爾、曼谷和越南等地。這後幾次出訪很有成果，他不僅為招商局找到了一批股東，還幫助在曼谷建起了一個招商局的子公司。張鴻祿作為清帝國的官方代表的幾次海外之行很可能是其渴望修建一座歐式花園的重要動力。如研究中國藝術史的Craig Clunas所指出的，修建一座體面的園林是中國精英們穫取社會政治地位和審美權威的最典型方式，同時也可保證賺取持續利潤所必要的經濟聯系。在這一點上，張鴻祿並不例外。加入了由徐潤、唐廷樞和鄭觀應所坐鎮的招商局後，張鴻祿變成了“商人資本家”群的一員。正如郝延平所指出的，這些“商人資本家”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經濟和國際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如果說哈同園透過中國化建構了自己的身份，張園則透過另一條使城市空間非地域化的方法達到了同樣的目的。張鴻祿重建了他購買的味搎園，將其從20畝擴建成70多畝，並按照典型的歐式風格住宅進行重建。據《上海縣續志》，張鴻祿是在買下張園之後，才開始在裏面修建歐式風格的建築。正如張園的照片所展示的(圖4)，入口處開闊的空間、大面積的草坪、以及從入口到主建築的寬闊筆直的大道，都採用了古典歐式風格。儘管我們沒有關於設計者和建築材料的資訊資料，但尖形的屋頂、拱狀的窗框、立柱和拱形門廊和大廳顯示了、甚至可以說炫耀了張園主人輕而易舉地得到國內國外資源的能力。這一特點在張園的主建築上體現得尤其明顯，其中包括一座較高的建築“海天勝處”，以及另一個可容上千人的大型建築，名為“安愷地”，取arcadia的音譯。我們從當時描述張園的風俗畫中可以看到，“安愷地”是一幢繁複的五層建築，旁邊各連接著兩層的塔樓，裝飾著優雅的拱形屋頂和玻璃窗(圖5)。從整體上看來，張園給上海園林帶來了一種新的空間感。“安愷地”不僅是一個模倣的“西式”建築，而且是一座真實的西方建築。張園不僅是一個包含有西式景致的園林，而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式空間。

　張鴻祿創造的歐式空間是對上層階級的新的文化地域意識的物質化，這一新的文化地域大於十八世紀的揚州上層階級的地域意識。在揚州，歐式風格是一種調味品而不是其實質，處於清帝國空間想象的邊緣而不是中心。但張園不同。與記載中的揚州園林相比，張園透過進口的建築材料、外籍建築師、原主的外籍身份、以及整體空間的設計，有意強調了其正宗的歐洲源頭。甚至主要建築物的名稱如“安愷地”，都反映出一種非本土的文化意識：張鴻祿並為把建築的譯名翻譯成中國言辭所習慣的樣式，而是保持了原文三個音節的譯音。無論從物質材料還是從空間修辭來說，這一真正的歐洲莊園與清王朝的一般的中心都市景觀是如此不同，以至於它突顯了張鴻祿作為清王朝官員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與其園林的文化身份之間存在的懸殊差異。儘管張鴻祿身為昔日道台，後又在晚清自強運動的首要企業輪船招商局供有要職，然而他卻寧願造建一所在文化意味上無異於“他者”空間的私人府邸。張鴻祿將私人園林建造成“他者”空間的舉動，揭示了一種跨越兩大帝國之間乃至不同文化的區別和界限的深刻願望。

　那麼張園所代表的上層階級文化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我)殖民文化?張園空間的文化符碼並不是孤立的，它是同由清政府支撐之下的輪船招商局謀求向外發展的經濟政策有相當聯系。招商局的創辦體現了雙重野心：就國內市場而言，招商局謀求同進入中國水域的外國公司進行競爭，以便重新收還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在外國公司掌控下的內河航運利益。就國際情況而言，招商局力圖建立自己的跨洋貿易運輸渠道和中轉系統。創辦以來，招商局據說有效地促成了美國太古輪船公司的倒閉並於1891年收購了它的股份，從而穩固了其在航運市場上的競爭性。同時，招商局還迅速在擴大海外航線和貿易方面作出明顯的努力，比如，公司很快開始同東南亞地區尋求海上貿易合作，同時尋求與歐美新舊大陸建立貿易聯系。正如研究者們已經指出的，在1872－1883年間，招商局的輪船頻繁往返於上海至日本諸港－－廣島、畿輔和橫濱之間，出現於馬尼拉、西貢、新加坡和科倫坡等東南亞港口，甚至還穿越阿拉伯海經地中海航抵達倫敦。1881年，公司最新購進的噸位為28225噸的輪船美富號，裝載著966371磅的茶葉和其他貨物駛向舊大陸的心臟之地－－倫敦。1879年以後，招商局的合眾號輪船經由夏威夷航行到了新大陸的邊緣－－三藩市。1883年，清廷甚至還委派招商局的商業總管唐廷樞前往巴西，用兩個月時間考察拉丁美洲與上海之間進行橫跨太平洋海上貿易的可能性。顯然，這些國際航行的嘗試在清朝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上述越洋航行和實地考察本可能使招商局成為全球越洋貿易的參與者，並在中國內河之外的國際貿易領域尋求新的發展可能性。

　張園的空間語言反映出招商局、或者不如說洋務集團這些向外擴展的渴望：它把想象的航行目的地－－新舊大陸－－作為寓言式的景觀搬到了近旁。儘管張鴻祿本人隻在1879年出國考察了東南亞，他卻很有可能與洋務集團更出名的成員一樣，抱有遠航至歐洲和美洲、包括拉丁美洲的理想。“安愷地”的建築風格表明，這所住宅的主人在象征意義上是以世界公民為自我認同對象的。這片座落在上海的洋式空間在象征意義上既是中國又非中國，而在花園圍牆之內創造的真實“西方”風景中，主體的身份在寓言意義上既是主又是客。張園的空間不僅使人可以自由地觀賞玩味異國景觀，更重要的是使人可以自由地在這個異國景觀上作一番非西方的、本土的“書寫”。張園主人經常在自己西式園林裏開辦民俗地方娛樂活動。比如在園中設定一條蘇州風格的“畫舫”，邀請文人及妓女於船上宴飲歌舞，或是在異國景觀中舉辦諸如“風箏會”之類的民間活動。這些活動被畫入了當時著名的新聞體風俗畫冊《點石齋畫報》(圖6和圖7)。如此將“西方”景觀與本土“書寫”並置於張園，展示張園主人作為一個行動和文化主體而參與非本土世界的夢想。張園主人還把“安愷地”變成了多種娛樂活動的集結地。這裡可以見到上演地方戲的戲院、彈詞劇場、照相館、台球室、舞廳和對公眾開放的電影院。在異國景觀中舉辦地方民俗活動，顯然在誘使公眾以想象的形式對文化、地理和民族國家界限作出一種象征性的逾越。在這一逾越過程中開啟的是中國與其他大陸的更廣泛的聯系可能。

　與西方資產階級的現代文化相似，張園像一個窗口，昭示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張園以及揚州的歐式園林與十九世紀末出現於巴黎的帶拱頂的貿易市街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以空間的形式錶現了新開拓的經濟地理視野，它們作為空間都展現了這樣一種想象力，即要用一個建築空間包容多元共存的整個世界，一個貨品和人力可以通行無阻地自由流動的、沒有內在邊界的世界。不過這種類似的空間想象遭逢的是不同的歷史現實。十八世紀末以來，由於以殖民戰爭和帝國主義征服為開道先鋒，貨品、資本和人力之跨國界跨地域的流透過程對於歐美資產階級變得尤為順利。但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這種流通的順暢僅僅是就歐美資產階級而言。一旦這種流通的走向從中國這樣的國家起始，取相反的方向，且沒有殖民戰爭和帝國主義征服為輔佐，故事就有所不同了。我們在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對於張鴻祿乃至洋務集團而言，他們為實現“走向世界”的雄心所作的努力，儘管得到清政府的支援，卻受到了來自力圖控制世界貿易的全球帝國主義勢力的打擊和阻撓。可以說，這種打擊和阻撓是使如招商局這樣的洋務企業非但不能“起飛”反而被迫“下沉”的主因之一。帝國主義全球秩序和海上霸權的日益形成，以及非帝國主義企業的被迫“下沉”，構成了世界不同地域的“現代性”的必然條件。

　招商局的命運為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招商局為開闢歐美海上貿易而實行的試航隻經一次就停止了，其原因與其說是經濟上難以競爭，不如說是遭到軍事和政治上的拒絕。儘管招商局的輪船成功地橫跨了太平洋和地中海，而且其貿易潛力也不算小，但招商局至舊世界以及新世界的航線還是無法開闢。原因不是招商局的航海技術，甚至也不是昂貴的成本和盈利可能，而是大洋彼岸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所采取的不友好乃至充滿敵意的非市場手段，包括充滿敵意的政治手段和軍事手段。這些政策和行動的制訂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保衛帝國主義對全球海上秩序的壟斷。上海－三藩市一線的擱淺顯然與美國政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為了減輕過度生產所帶來的內部經濟危機而開始采取的排斥華工政策有相同的歷史背景。據《招商局史》的研究，美國海關不僅向合眾號征收重稅(貨物價值的10％加停泊罰金)，並制定了許多歧視性的政策，包括剝奪乘坐合眾號的中國乘客再次進入美國國境的權利。美國單方作出的這些歧視性規定，有效地阻擋了招商局從上海－檀香山－三藩市航線的啟動。同樣，上海－倫敦航線也因為類似的規定而遭受阻攔。此外，在1884年中法戰爭前夜已經橫行於印度洋和南洋群島、對中國船隻充滿敵意的法國軍艦和英國海軍也“碰巧”非法撞沉了好幾艘招商局的船隻，其中包括越洋大型客輪合眾號。活躍在南亞洋面的英法航運公司對南洋海域霸佔已久，此時也不惜互相結盟、操縱價格，以圖將他們的新對手擠出南亞貿易。在這種種多方的堵截阻攔之下，招商局的遠洋航行計劃受到相當的打擊，以至於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招商局唯一剩下的常規性海外航線僅僅是上海至越南和泰國的航線了。考慮到在世界範圍內同時期發生的其他事件，如1882年美國發佈的排華法令 (Chinese Exlusion Act)和1884年爆發中法戰爭，人們很難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將中國本土化”是全球政治秩序的必要組成部分，用以保證帝國主義對海上霸權和國際貿易的控制。

　招商局遠航計劃的破滅及其對張園這一想象的文化空間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揭示了一個經過“離心化”的中國上層階級在尋求新的“中心”、建造新的經濟文化地域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阻礙。這種未成功的尋求使中國這樣的非西方國家的歷史變得難以敘述或沒有敘述、張園對歐洲景觀的成功改寫、招商局在跨洋航行方面展示的心理和技術上的開放性，都未能使上層階級成功地建立新的經濟地域感。中國的上層階級未能如同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那樣，順利地移出舊有的地域，然後跨入新的、更廣闊的世界貿易的經濟領域；相反，由於十九世紀末的經濟和政治競爭仍然采取的是民族國家形式，他們參與世界、參與現代的過程被帝國主義的武力和政治阻斷了。像清政府支援的其他洋務企業一樣，招商局向海外發展可能性的破滅、連同它內在的腐敗現象和財政錯誤，引來了朝野內外各種人士的激烈批評。清廷在屢次接到上書彈劾招商局的情況下，對招商局進行了反覆核查。結果張鴻祿最終被撤銷了職務，並被勒令回鄉。至於新建不到十年的張園，他先是把它租了出去，在一八九零年代，他又找機會返回上海，到張園當總管。儘管張鴻祿多少算是續上了“張園主人”的殘夢，然而，他卻從未再穫返回輪船航運事業的可能。張鴻祿洋務生涯的終結與一個世紀前揚州鹽商們的命運不無相似之處，不過這一終結不僅是清帝國的決策，更主要更根本的還有大洋彼岸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對洋務企業的鉗制和協迫。張園的結局暗含了一個十九世紀中國上層階級天真的“世界主義”同當時正在出現的全球軍事結構迎頭遭遇的故事。

　不過本文所關注的並非招商局所代表的這一資產階級化或現代化過程的未完成性，倒是接下來的那段歷史。的確，張園的個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當中國的上層階級從成為歐洲資產階級翻版的道路上被擠出之後，中國社會及文化發生了什麼變化。這裡我想強調指出的是“離心化”的都市主體沿另一種歷史線路的發展可能性。沃倫斯坦或邁克爾•哈特也許會把上述過程描述為全球資本主義對地緣性資產階級的勝利。但在此之後發生在張園的歷史現象似乎不止是這種簡單的論述所能概括的。上述地緣性資產階級失敗的過程加深了中國上層階級文化以及整個清王朝的危機，它們最終讓位於中國都市社會的另一種歷史走向。這裡，都市的社會主體從歐美資產階級的翻版變成了歐美資產階級的敵人，從同政府密切合作的官商變成了政府的批評者，從帝國和世界秩序的維護者變成了其破壞者和反叛力量。中國十九世紀上層階級的“下沉”伴隨了另一種聲音的上昇。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張園從一個類似於歐美都市的內景空間變成了“內景”的反面，變成了公眾批評的前沿。

　　　　　　　　　　　　　　　　　三、變內景為前沿

　　從揚州鹽商階層的衰微到上海洋務集團的“下沉”，園林作為一種都市景觀記錄了一個重要的、辯證性的歷史轉折－－一個清王朝的社會中堅向兩大帝國交界處的邊緣文化的轉變。本文這一節旨在說明，這一轉折過程對處在半廢棄狀態的張園連同其“世界主義”夢想的物質殘跡的重新書寫，顛覆了歐洲資產階級式的城市景觀在晚清的再現。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張園的空間被重新規定了－－不是被新的設計或建構，而是由新的活動重新規定為一個同清王朝和外國帝國主義勢力針鋒相對的重要批評場所。張園不再是外部世界的夢幻式再現，而是成為這樣一個處所：在其中大清臣民們開始變成帝國主義勢力的批判者甚至敵人。上海這個清王朝借以中興的政治經濟基地之一事實上變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交鋒的前沿。正是這種轉變決定了上海同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美都會的區別乃至對立。

　實際上從很早開始，朝野內外以及受教育階層對洋務運動的褒貶就既包含對清廷政策的批評又囊括了對“外國政府”政策的分析。83這些批評中不僅有反對變革的聲音，也有催逼清政府進一步改革的意見。到了十九世紀末，清朝結束了官辦企業對現代工業材料和機器生產的壟斷，而由李鴻章倡議制定的、以在同中外對手的競爭中保護官辦企業為目的的“十年專利”政策，也於十九世紀末被廢止。十九世紀下半葉，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每當新的帝國主義勢力企圖把新的世界秩序加之中國，這類對清朝外交政策和世界強權的批評就會得到更多的表述。1884年的中法戰爭毀掉了整個南洋艦隊，朝野中批判不滿之聲也隨之達到了高峰。在某種意義上，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改良計劃乃是長期積累的批評不滿變得明晰化的結果。二十世紀初，對於洋務運動的批評已經轉向了更為政治化的、針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合謀來決定中國人民及國家之命運的批評。中國明清史上對國家政治和問題的異議及內部批評本有其自身的傳統，但在晚期出現的對清政權的這些新批評中，一個前所未有的事實是：批評的對象不再侷限於中國的“內部”事務而是指向了國際事務。這種新的批評視野帶來的新主體，就是清帝國權力的變節者和反叛者。正是後者給上海城市景觀帶來了新的活動、賦予它新的意義。

　如果不是有特定城市空間的保護，這些新的批判聲音是不可能得以實現的。毫無疑問，張園就是這類都市空間之一。對城市空間的使用在清代一直是一個和政治文化密切關聯的問題。清代統治者對都市空間是否秩序化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因為在城裡聚集大量人眾這件事本身，便潛在地威脅了設定在城裡的各級政府。因此清政府著名的法令之一乃是不得在城中以任何形式“聚眾”。然而，上海卻成為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都市中的一個例外，部分是由於上海的外國人社群對於清政府的禁令並不怎麼積極合作。同時，由於租界當局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一直在尋求擴展租界的面積，在中國居民和租界當局之間一直不斷發生著同土地及空間有關的衝突。除了要擴展租界、越地築路外，租界當局還想把公共空間種族化，禁止中國居民進入位於外灘的黃埔公園。此外，由於上海房地產市場的上揚，而大部分房產又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上海跨文化的城市空間便同時受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和東南亞新資本的影響。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園就變成了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一個相對少有的大型內景式、有跨文化特徵的城市空間，一個為數有限的、公眾可公開進入的城市空間。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張園成了上海社會多種活動共同借用的場所，既被用來舉辦公眾娛樂活動，又被用來進行政治和文化活動，既是私人游玩的景觀，又是社會團體集會和公眾集結的場所。

　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張園已經成為新覺醒、新出現的政治批評意識的搖籃。在張園組織的種種活動中，既包含了對跨國資本主導的國際政治的反抗，又包括了對清政府的種種政策的不滿批評。洋務運動失敗後蜂起迭現的各種協會、會黨組織，給張園帶來了新的都市主體和新的都市活動。張園從一個公眾娛樂的處所變成各種會黨、協會、正式及非正式組織的活動地點。這些會議和集會的主題各異，包括建立反清或革命的民族主義組織、舉行公眾演講、舉辦同鄉組織會議、督促清政府抵抗法國軍事力量、以及討論俄國在中國東北部的野心。這些集會規模不等，既有不足一百人的，也有上千人的。表1從《近代上海大事記》中摘取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發生在張園的部分政治性活動，儘管不全面，但可一窺當時張園的公共用途。

　　資料來源：湯志均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唐振常編《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這些活動所顯露的批判鋒芒和不同政見是張園這些聚會之最引人注目的特徵。組織者和演說者大多是激進的反清活動家、知識分子和激進的記者，他們把這個原來象征異國情調的夢之鄉變成了醞釀反叛的聚會之所。張園的集會提供了使社會各界聚集一堂的機會，其中包括知名作家、各地區的具有革新觀點的教育家、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學生、業餘科學家以及青年女性學生。隨著上層階級用財富造建的娛樂之所轉化成公眾政治集會的場所，清帝國原來安全可靠的都市景觀變成了具有威脅性的需要防範的邊疆地帶。清朝高官對於這一點已經有所認識。張之洞就曾提到，張園是“新黨”們從事反叛活動的溫床。他在拍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的電報中描述道，“新黨”們在張園裏舉行的集會，其演講充斥著如“自主”、“拒俄”以及“自由”之類反清的字眼。他還提到，在演講中所指責的許多國家都以其國旗為代表，其中有一面俄國國旗被憤怒的群眾當場焚毀。在他看來，所有這些活動的真正目的是要組織一場針對朝廷的反叛運動。

　在張園裏首先出現的這類活動很快影響並擴散到了這座城市的其他園林空間。上海的私人園林由於舉行公眾集會和演講而變得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以愚園為例，它本是江南風格的私家花園，但在批評清政府的對俄政策的過程中，它無形中變成了公眾集會、聲討清政府對外政策和分析世界局勢的場所。一個二十世紀初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團體－－“對俄同志會”，就是於1903年在愚園成立的。當發起人在愚園組織集會發表成立演說時，當場有上百人加入了這個同志會。1905年，在上海、廣州等地發起的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又稱抵制美貨運動)中，上海的園林空間再次成為這場公眾運動的首批動員場所。這一運動在上海由福建商人領袖曾鑄率先倡導和發起，並迅速贏得了來自各同鄉會、行會、學生組織、文人作家、報社記者、婦女組織、學校和小店主的支援。公眾集會和演講與抵制美貨運動相結合的方式透過園林集會傳播到這座城市裏的其他地方。由蔡元培、吳沃堯和汪康年這類的知識分子和作家組成的“公忠演說會”在整個城市的不同場所進行一連串的演講。在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中，僅上海一地出現了約四十次公眾演講和集會，其場所除了公共和私家園林外，還包括同鄉會館、學校和學社等等。這些政治集會和講演活動將原來相對孤立的城市空間串聯了起來。儘管清政府下令停止抵制美貨，這場運動仍然持續了近半年之久。表2顯示了這些演講場所的地點分布。

　　表2　上海1905年抵制美貨活動公眾演講和集會的地點

　　資料來源：與表1同。

　　這些非同尋常的政治集會在本應是上層階級活動場所的都市空間舉行，這顯示了清王朝上層階級自身的重大變化。已有的研究習慣於把在這段時期中變化著的上海公眾文化看作新的政治文化的開始，認為它意味著一個更加自由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這些不無洞見的學術研究，或多或少都與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有關。由於公共空間不是本文的主要關注對象，我在此隻希望就這個空間的誕生和開始問題提出一點質疑，那就是哈貝馬斯在公共空間的“出現”與資產階級的“上昇”之間建立的相互關聯乃至因果關聯。公共空間的形成與資產階級理性社會的形成之間的聯系，在哈貝馬斯的著作中是自明的，然而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假定公共空間的“出現”連帶一個資產階級的“上昇”，或者相反，假定資產階級的“上昇”可以連帶出公共空間的“出現”，實際上可能會帶來誤導。正如我透過張園的歷史所試圖展示的那樣，是上層階級的沒落、而不是其“上昇”為清末批評群體的出現讓了路。這一批評群體具備民主和革命的精神訴求，但它卻不是歐美上昇資產階級的翻版，倒是它的另類。從張園“產生”出來的批評群體很可能標示著一點，即上節討論到的清帝國上層階級的“離心化”的過程，它在二十世紀初已經發展到 “持不同政見”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上海的都市內景養育的是一批新的、與清王朝和帝國主義勢力相對立的政治人物。在同清王朝及帝國主義勢力的雙重對立中，這些人物也開始背離他們原有的、依據同政府的關係而定的階級角色。出現在這些城市空間的表演者不再是某個階級和群體的代表；相反，他們代表著一個廣泛聯合的，包括各種人物諸如商人、學生、作家、教育家、小店主、革命者和無名的男男女女的政治陣線。當然，在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中組成的聯合很快被遣散了，也許這種聯合本身就是隨生隨滅的。但其短暫的發展軌跡卻是如此的關鍵，以至於它足以轉變城市的歷史角色：它使得清帝國的都市內景翻轉為其政治前沿，同時使得英帝國設立在亞洲的半殖民地的前哨翻轉成朝向帝國主義霸權本身的鋒刃。上海的都市發展、乃至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都市發展，就這樣呈現了一條特殊的歷史曲線。

　　　　　　　　　　　　　　　　　　　 結　　語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歷史往往被在(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框架之內進行讀解。但本文卻試圖透過研究揚州和上海城市空間一些特徵和含義及其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發生的轉變，為研究這段歷史引入一個新的角度。本文指出，清王朝的都市上層階級在十八世紀曾經呈現了同歐美資產階級發展相類似的歷史軌跡，但這種發展帶給清朝社會的問題，以及它後來與正在形成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之間的遭遇，決定了這一歷史軌跡的斷續性而非延續性。同樣，與關於資產階級的 “上昇”導致公共空間的“出現”這類看重“開始”的歷史理論相反，本文證明，公共空間在中國都市的出現與其說是伴隨新階級的“上昇”而來，不如說同已有階級的“下沉”和“離心化”密切相關。而清帝國社會中堅的自我離心化過程，又最終導致了對清朝政府和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雙重反叛。都市又在這段歷史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從揚州到上海的都市空間遷移，以及空間意義在這個過程中的變化，記載、展示並參與了中國都市主體的這一離心化、邊緣化乃至雙重反叛的過程。

　本文的主要歷史敘述在三個層次上展開。首先，本文論述了十八世紀揚州的繁華如何以跨文化的、世界主義的空間特徵為重要標志，以求打破關於中國歷史封閉性的誤導性的記憶盲區，並在十八和十九世紀迥然不同的都市版圖中尋找可能的歷史聯系。本文對揚州的論述試圖將鴉片戰爭前已經相當發達的都市文化史帶入對“現代” 以及“現代都市”上海的考察。本文還指出，揚州的衰落所說明的不是中國歷史、而是歐美歷史的特殊性－－後者只是依靠戰爭、殖民和向新大陸的移民，才躲開本來也可能降到頭上的揚州式的衰亡命運。

　其二，對哈同花園和張園的分析表明，上海城市景觀的跨文化特徵不僅是西方影響的結果，而且是十八世紀揚州乃至更早時期遍佈歐亞各洲的“世界主義”文化復興的產物。同樣得到復興的是清朝的官商傳統，它集中表現為洋務集團的新的企業化嘗試。張園因此表現的是這個集團利用先進的航海技術和清政府的壟斷性政策而對嶄新的世界性經濟前景和文化可能性的一種重新構築。我的結論是，這一對新世界經濟前景和新文化可能性的重構過程因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戰艦、排斥華人政策、乃至海上貿易壟斷的阻攔而中斷擱淺。這導致了中國上層階級在內部結構上的轉變。

　本文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敘述在於，隨著揚州的衰亡乃至洋務企業的不成功，清王朝的社會中堅開始出現頗有反諷意味的、辨證的轉變。上海的園林見證並參與了這個轉變：在那裏，本可能成為與西方資產階級翻版的中國精英們，變成了質疑清朝政治乃至帝國主義全球政治的反叛者。城市景觀(如花園)變成了公眾演講和政治集會乃至組成都市聯合陣線的中心場所，它使得原來帝國的內景變成了批評群體的政治前沿。就這樣，上海從一開始便暗含了一條與歐美世界都會迥然不同的歷史發展曲線。

　　　　　　　　　　　　　　　　　　　　　　　　　　　　　　　　　(蔣華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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