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体记忆的空白处中挖掘真相——评南翔文革小说《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
《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时代文学》2011年第5期)首先是一篇凄冷的爱情故事,讲述在文革时期一场轰轰烈烈的“一学三批五大讲”的运动中,因给洋婆子写过情书的慕传虎被隔离审查,他的女儿珍珍主动放弃与宣江站宣讲骨干立志之间纯洁爱情,选择品行不端但具有干部家庭背景的大卫,为的是让大卫爹为慕传虎疏通关系,以便让宣江站尽快解除对慕传虎的隔离审查。当然,珍珍也不用再去水利工地参加沉重的劳动,不再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作为立志的恋人、大卫的朋友,珍珍清楚立志的真心和大卫的“案底”,但她无奈地认为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立志与珍珍的爱情之花最终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中倏然枯萎了,以致于给立志留下一个接近荒唐的巨大问号:慕传虎被解除隔离审查,不知是大卫父亲那边起了作用?还是马书记他们杯弓蛇影,虚惊一场?工作组原本是为清除铁路派性而非揪坏人来的?——显然,这是对文革包括所有非正常历史事件的诘问。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年青人,面对突出其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前路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谁的心中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对未来模糊不堪,又没有既定的路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缺乏理性约束与价值伦理判断。珍珍对立志说,“忘记我们的过去吧。”这是在浩浩荡荡的文革浪潮中,失去自我的人最为无奈的表达,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辩别这阵浪潮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或者逃避这阵浪潮的巨大力量。今天我们谈责任与使命,并非要把批判与反省置于救赎的思维铁笼子里,它应该是一种有道德的担当,南翔的写作初衷恐怕也缘于此。30多年过去了,当人们怀着深沉的情感回顾这段历史,对文革不再近视时,我们除了拥有对花样年华的苦涩记忆,政治权力的清醒思考与认识,是否对历史怀抱一种宽恕原谅的心态,犹如“一枚品相端正、黄里透红、风干压平、叶柄中埋设一根金色丝线的枫叶”?
在某些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国家的意志可能会主导个人的记忆,可以让集体记忆什么或者忘记什么,甚至可以改变个人记忆。绝大多数伟人和名人,他们的历史“被记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被记录,我们只能在空白处阅读,阅读出字句空白之间的东西。南翔在这篇小说中还原了文革时期,作者的个人记忆(Individual Memoery)和集体记忆(Collection Memoery)及之间的空白。由于时代本身的特殊与复杂,文革有很多事情都被遮蔽了,我们需要通过文学来重述记忆,保存民族记忆。《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显然包括了作者的个人记忆,1975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间,南翔刚好20出头,在江西宜春火车站当装卸工人,跟水泥、煤炭、矿石、大米等打了两年交道之后,因为笔头子好,抽调到车站搞记录与宣传,成为一名宣传干部。南翔把这一段历史移植在中篇小说《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中,成为带有自传性质的文革小说。他说在火车站工作的时候,确实有“慕传虎”因给“洋婆子”递过一封情书而被检举揭发,遭到“特殊处理”;也有运转车间的扳道员“李跃升”将厅房出租给一群卖甘蔗的当作仓库而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还有人在扳道房冲着过路妇女撒尿而内定为坏分子,成为“批林批孔”下的牺牲品,导致他的工资要逐月扣除两年的租房所得,一家人穷得叫苦连天——南翔把这些刻入骨髓的文革记忆写进小说,让我们再度看到了“政治黑洞”——搞运动就必须有坏分子——漩涡中,令人寒噤的集体意志及这种意志下命悬一线的个体生存,在文革运动中集体意志的强大力量驱使下,人常常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如被大卫抛弃的玉梅、寡妇洋婆子李淑珍、马书记、立志等等。南翔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个体记忆的独特性,他通过这种独特性,寻找与历史进行有效对话、重构集体记忆的审美通道。
我们知道,记忆的本质是为了反抗遗忘,重新发现一些被历史埋没的东西。“文革”的浩劫被遮蔽了许多,以致于留给后代的记忆越来越趋向于“文革”——这个带有些许贬义的生硬词汇,即仅仅是一个刻有“文革”名字的灰色空盒子。文学之所以要面向历史,面向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不断地重述过去,追问存在,不仅因为人都是历史和文化存在的一部分,还因为文学本身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产物,同样承担了人类文化的建构功能,承担了对人类精神史和心灵史的重铸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解除人们内心深处的现实焦虑,寻找生存苦难的拯救勇气,踏上充满希望的未来之途(《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洪治纲,2010)。南翔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自觉地承担抒写“文革”的重任。这是由作家本身的责任感推动的,如果一段本来就被严重遮蔽重要的历史,正被人逐渐淡忘,那人类文明谈何丰富?重蹈覆辙的危险又如何防范?社会又如何称得上前进?“柏林文学之家”奠基人艾格特在评论米勒时认为,文学承载着文化记忆,她(米勒)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如果不被写进小说里,可能就会被修正过的历史书忘记了。南翔通过《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及其它一系列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重新发掘了被遗忘的文革记忆,使我们对历史、对个体获得一个完整的趋近真相的表达,重建了文革时期人们的精神王国中缺失的那部分东西,以积极的姿态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重塑民旋文化。
与许多作家凭史料、转述、臆造等进行历史叙述,南翔挖掘的文革历史真实可靠,因为他还原的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历史。谢有顺认为好的小说一定是物质世界丰富的小说,小说中合理地存在物质,小说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和世俗世界,它能一一还原,从而使小说具备留存的价值。南翔的“生活信息量”也是指这个意思,他认为,文学中作品中应该包括“生活信息量”即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包括情感、细节、人物等等。《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里至少还原了两个世界:物质的世界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是由丰富的带有文革标记的物质构成,如马列语录、《参考消息》、《红旗》、高粱饴、阿尔巴尼亚画报、铁路工具袋、煤油炉、印有“先进”字样的红油漆字迹搪瓷茶杯、两条保险杠的红旗28的凤凰单车、海鸥牌洗发香波、专栏标语等。意识形态世界是由一些文革时期典型的口号或行为构成,如以工代干、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一学三批五大讲”、大批判、33条、洋婆子、阶级斗争、搞派性、隔离审查等。历史不能复原,它只能是概念、制度、规律的历史,因此,并没有绝对真实的历史,对于作家而言,挖掘历史的真相成为永恒的追求。南翔运用自己的创作与审美原则,固执地企图呈现一段历史的真实,他说:“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那段历史”指的是“文革”,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生活的现场感让南翔的叙事文本更加厚重,远距离的观察与理性思考又让小说更加真实可靠,而对人性的宽恕与原谅凸显了作家成熟的叙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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