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 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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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

刘剑

【内容提要】近二十余年，阶级分析在中国经历了从政策阐释概念到学术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式微到复归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政治化了。为了争取学科自主性，中国社会学放弃了教条化的阶级分析，用阶层分析来解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形成，阶级分析重新显现出其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强大的解释力。

【关键词】阶级分析　阶层分析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工人研究

　　在过去二十余年里，阶级分析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从政策阐释概念到学术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式微到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分层分析，特别是转向了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最终，阶层分析全面取代了阶级分析，成为中国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第二个阶段是自2006年以来，有关工人阶级的研究日渐升温，内地和港澳一些高校的社会学教师和学生深入到工地和工厂，“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越来越高，“把工人阶级带回到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和“将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成为一种鲜明的学术趋势。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为什么阶级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会出现式微，以至于一连十余年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为什么2006年以来学术界又在呼吁把阶级分析带回分析的中心？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探讨阶级分析被冷落的深层原因；第二部分解释为什么阶层研究会取代阶级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第三部分回顾近年来出现的“回到马克思”、“回归阶级分析”的研究成果；最后，简要揭示阶级分析回归的社会背景和提出对未来的展望。

一、阶级分析“式微”的深层原因

　　在中国内地的语境下，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分析模式受到冷落，是和这个概念本身在中文语境中的丰富内涵联系在一起的。在中文语境中，阶级分析不仅仅是解释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它还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政权）、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阶级分析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西方社会学语境中单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或理论思潮的阶级分析概念不同，中国语境下的阶级分析，是和毛泽东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人几乎妇孺皆知的一个观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这句名言意味着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于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这种阶级斗争的信仰推广到整个社会，成为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阶级分析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而且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普通公民的思维定势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观念盛行于整个中国社会，从政治领导人、理论家到普通公民都运用阶级分析来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②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使阶级斗争的理论逐渐淡化，除了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极少数领域外，阶级斗争理论逐步退出了执政党的话语体系。

　　（二）阶级分析与政治权力（政权）的争夺相联系

　　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依靠谁、团结谁、与谁作坚决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问题。不仅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是如此，甚至连党内斗争也是如此，同样是在阶级斗争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革命年代的阶级分析与政权的争夺是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针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农村和城镇出现了贫富差距和干部特权扩大化等现象，毛泽东对此的判断是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毛泽东的看法和政策在中共党内受到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抵制，这促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最巅峰的时期。一场名为阶级斗争实为派系斗争的“内乱”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难以想象、难以控制的混乱。

　　直到80年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变等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及其理论家重提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的话题，但这时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国外政治势力向国内渗透的问题了，几乎不再适用于国内的“人民内部矛盾”。

　　（三）阶级分析可能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正是由于阶级分析特别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阶级分析是一个让人敏感、反感、忌讳的话题，“阶级斗争”让人联想到冲突、暴力、革命、造反、动荡、血腥甚至更激烈的想象。对年纪较长的人来说，阶级分析让人想到土改时期对地主乃至富农的严酷镇压，对“文革”初期“黑五类”的批判、毒打甚至剥夺生命；对出生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年轻人来说，阶级分析是过时的、荒唐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荒谬年代的学说。甚至有人相信：阶级分析是与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采用阶级分析视角就是在提倡极“左”，就是与当前执政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格格不入。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分析被批评者认为带有经济决定论的意味，是基于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而划分的；相反，在中国的语境下，阶级分析是与政治意识、政治立场甚至身份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中，所谓“黑五类”实际上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下的“不可接触者阶层”，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因此，在中国，阶级分析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而是深深地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人们的思维方式、历史记忆乃至个人的生活境遇混杂在一起的。

二、阶层分析为何取代阶级分析？

　　与阶级分析相比，阶层分析则没有这么大的历史负担，也不会引起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反感。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中，经过中国两代社会学研究者的努力，阶层分析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

　　（一）摆脱意识形态教化的禁锢，寻求社会学的学科自主性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雇工等新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这种社会现象要求学术界和理论界给出合理的解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无法有力地解释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些现象，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借鉴了美国社会学正在兴起的社会分层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试图对中国新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进行解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重点在于从理论层面对教条化的阶级理论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反思，试图冲破主流意识形态教化的禁锢，建立一种新的、对社会现象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分层理论，从而寻求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以“阶层”概念取代“阶级”概念，用韦伯提出的多元分层（经济分层、声望分层和政治分层）代替一元分层（用政治标准进行阶级或阶层划分），是当时研究者的主流意见。③

　　（二）及时跟踪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解释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资源的分配带来的不平等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伴随着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大批工人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威胁，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而中、大型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逐步提升，他们通过戴“红帽子”的方式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同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备受歧视，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断报道出私营、外资企业主虐待劳工，损害打工仔、打工妹人身尊严的新闻。在城市，下岗工人的抗议行动开始出现；在农村，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和冲突时常发生。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让人们感同身受，一些作家（梁晓声）、政治学者（朱光磊）和新闻记者（杨继绳）都开始用社会分层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在社会普通公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大胆借鉴欧美社会学的新兴理论和研究方法，追求学术规范化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向美国社会学借鉴了韦伯式的阶层分析理论和研究方法，使中国社会学走出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禁锢，奠定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自主性根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步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开始出现，这些努力提高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水平。社会分层研究，以及有关社会流动、职业声望和精英群体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追求学术规范化的主要成就。

　　经过80年代的引进、模仿阶段和90年代相对规范的研究阶段，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逐渐由描述层面向解释层面深化，并开始涉及社会分层研究的方法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反思，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转换，为阶层分析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用阶层分析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这标志着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实现了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话语转换。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支配下，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进入了高产期，成果剧增，甚至到了社会学研究者言必称“阶层分析”的地步。党校的一些理论工作者甚至公开宣称，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在当代已经不适用了。④更有人认为，如果坚持用列宁的阶级定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社会群体，就是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⑤稍微温和一点的主张阶级分析应该与阶层分析结合起来的论点，也强调当前尤其要突出阶层分析。⑥可以说，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阶层、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扼杀了阶级话语。

　　综合阶级分析的历史包袱和阶层分析的优势来看，阶级分析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甚至学术研究中不断淡化，而阶层分析开始在社会学研究中兴起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承认，在中国社会学寻找独立性和学科自主性的过程中，用阶层研究来淡化阶级研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分化的实际发展状况的。但是，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同时也意味着“把阶级分析带回来”成为形势所需。⑦

三、把阶级分析带回来

　　在阶层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阶级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小，声音也越来越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0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学术杂志公开发表了一系列以阶级分析为视角的劳工研究论文。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反思中国阶层研究的缺陷和不足，重新发出了回到马克思、回归阶级分析的呼吁。可以说，2006年是中国学术界倡导回归阶级分析的一年，劳工研究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热点和知识生长点，这些成果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重新审视阶级理论、反思阶级分析方法的起点。

　　（一）回到马克思，回归阶级分析

　　在阶层分析如日中天的时候，沈原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结果，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沈原认为，相对于主张精英论者的“新古典社会学”，主张研究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条更切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路线。当中国正在变成一个“世界工厂”的时候，其社会学意义在于：中国正在重新形成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转型社会学应当深入研究这个阶级，“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⑨

　　仇立平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分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在关系型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理论对稀缺性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命题作了简要说明，由此划分出了当代中国四大阶级：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他强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⑩

　　简言之，沈原和仇立平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 “巨大”而且“剧烈”的变化，造成了社会形势的进展，因此要“重返阶级分析”、“回到马克思”。佟新、戴建中和王春来总结了2003年～2006年间国内社会学对劳动关系的研究，认为劳动关系社会学正在发生“理论范式的转变”，重新发现了工人的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从劳资关系分析重新理解“社会”的力量，得出“将阶级分析带回到劳工研究的中心”的基本结论。11

　　（二）阶层分析不能取代阶级分析

　　中国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为阶级分析的回归找到了现实合理性。孙立平认为，阶级的模式与分层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差别。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即所谓“断裂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层之间的边界和阶层内部的认同都比较清晰，阶层之间很少流动。面对这样一个定型化的断裂社会，阶级分析要比阶层分析更加可靠。12冯仕政则认为，由于分层研究固有的理论局限，它难以对中国社会不平等演变过程中的新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果不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将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尽管他同意回到阶级分析，但对现有研究者未能系统而清晰地说明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差异而感到不满，甚至认为，“当年放弃阶级分析显得有些草率，而现在重返阶级分析也显得比较突兀”。13

　　潘毅和陈敬慈认为，近年来有关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讨论取代了阶级话语，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否定，同时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阶级分析终结论的呼应。从马克思式的阶级分析到韦伯式的阶层分析，反映了对退回贫穷、动荡和极权主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恐慌。阶层研究占据主流，阶级话语受到压制，这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新工人阶级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压制下，中国工人的宿舍劳动体制给工人提供了控制和反抗的微观空间，为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改变“阶级话语消逝”的空间。14

　　简言之，阶层分析和阶级分析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假设不同。阶层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功能论的，阶级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冲突论的。从功能论看，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系统”功能分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冲突论看，社会地位的获得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是一个支配与服从的过程。在中国转型社会的不平等研究中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是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大规模冲突和集体行动的风险，从而做到未雨绸缪。

　　（三）整合阶级分析和公民权分析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工人阶级的形成有两种前景：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为现存体制所容纳，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与现存体制相对立，那么工人阶级难免会形成。决定工人行动导向的是社会政治体制能否对工人的诉求进行合理回应，能否在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以实现工人所期望的社会公平。鉴于目前体制的回应能力和动力不足，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被启动。15

　　然而，中国新一代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大量的农民工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着新鲜、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做着劳动强度大、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作，但城市政府却不给这些农民工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保险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安家立足。换言之，一方面，城市吸引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让外来人口参与城市的经济活动，满足资本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却拒绝（或者说无力）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16

　　因此，在复杂的转型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下，特别是在户籍制度、身份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劳工研究不仅要引入“阶级分析”，同时也要导入“公民权”的视角。首先打破“身份”的限制，将工人、农民工、白领等诸多的个人还原为同一的“社会人”，将阶级分析推到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利”上，工人不再是被剥削的个体，而是一个与任何人一样都享有权利的“人”。劳工研究要在“阶级分析”与“公民权分析”之间寻找更多的契合点，以打破阶级政治、身份政治的实践困境。

四、结论与讨论

　　过去二十余年里，阶级分析视角的边缘化，是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双重挤压的结果。从政治逻辑来讲，阶级分析曾经与极“左”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随着政治气候的转变，这样一种历史瓜葛不仅导致阶级分析在政治上失宠，而且成为学术研究的负累。从学术逻辑来讲，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布劳和邓肯的开创性研究，社会分层理论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观社会学”的研究概念、命题和方法，而阶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思辨的社会哲学层面，在实证研究占主流的社会学中不受欢迎自然是不问可知的了。17

　　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等社会冲突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在政府层面，“弱势群体”、“和谐社会”等概念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政策的提出，本身就已经暴露了社会冲突的严重性。在学术界方面，“断裂社会”的提出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共鸣，农民工研究成为显学，“底层社会”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说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阶级分析的回归正是伴随着这种社会背景而产生的。

　　要发展中国的劳工社会学，形成中国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把工人阶级带回到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将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仅仅完成了第一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理清和深入思考：首先，中国劳工研究需要开阔的全球视野，把中国新一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第二，中国劳工研究需要结构的眼光，从精英阶级和底层阶级的辩证关系来研究工人阶级；第三，中国劳工研究需要重新挖掘本土的学术资源，延续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史国恒等老一辈社会学者的学术传统。18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血汗工厂运动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11BSH05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②李春玲：《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lichunling/grwj_lichunling/P020041222494278758308.pdf，2012年7月27日访问。
③李春玲：《我国社会分层研究30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9月2日，第7版。
④张鑫：《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不适用性探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列宁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不适用性探索——兼析“新中间阶级”、“政治权力寻租”和“暴富阶层”现象》，载《求实》2006年第7期。
⑤张星炜：《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问题探讨》，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⑥刘保国：《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载《天府新论》2004年第6期；李元书：《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层的区别、功能和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刘保国、程晓升：《阶级分析之当代反思》，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⑦刘剑：《把阶级分析带回来》，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⑧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⑨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⑩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载《社会》2006年第4期。
11佟新、戴建中、王春来：《将阶级分析带回到劳工研究的中心——2003—2006年的劳工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2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3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4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15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载《学海》2006年第4期。
16潘毅、任焰：《国家与农民工：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3月号。
17苏阳、冯仕政、韩春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阶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8沈原、闻翔：《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问题、理论与方法》，载郭于华（主编）：《清华社会评论》第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刘剑：深圳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科学系


转自《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