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政：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先生访谈录

tuffy05

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先生访谈录

樊建政

主访人按：徐振保，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历史系历史地理学专业；1966年文革伊始即悉心收集复旦，乃至上海、全国的文革资料。1966年12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着手整理、编撰复旦文革资料，1968年7月告竣；1997年6月将其捐赠复旦大学档案馆。
主访人：樊建政
受访人：徐振保
受访时间：2011年12月30日
受访地点：上海市嘉定區徐振保家
我，安徽歙县人，1943年出生于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父亲是小商人，生活艰辛但还算过得去）。这个家庭成分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压力。
因为喜欢文史，196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庆幸可以吃“皇粮”，谈不上什么远大抱负。复旦的人文熏陶使我有了点历史眼光，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生价值，立志要做一个与家与国与民都用的人，这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
一、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缘起
文革之初，我就意识到文革可能将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运动。鉴于解放以后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留给研究者可供研究的历史资料中反映社会基层鲜活、生动场景的实录资料比较少，然它们又非常有价值，我就萌发了要记录作为基层社会参与政治运动的微观图景的想法，并认定保存地方档案、资料肯定是有意义的，否则这些资料必将随着岁月流逝而无痕于人世。
后来的事实证明，因为复旦是上海文革风暴的中心，是上海文革运动的风向标，反映着上海文革运动的总趋势，复旦文革在上海具备典型意义，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意义更显非凡。
以上所述可以说即是我当年耐住寂寞用心搜集、编撰复旦文革资料的因由。
二、“不许造反”，我只好忠实做个复旦文革的记录人
1966年5月底，我随从本班同学结束上海市横沙岛“四清”运动回到学校。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复旦贴出大字报，运动开始如火似荼。
1966年8月18日晚8点，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消息一广播，我们班级约10多位同学就拉上我一起造反，并通宵达旦写出了我们造反后的第一批大字报。事后，与我要好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就来找我，抓住我出身不好的软肋，要我认清方向，还举了1959年“反右”斗争的例子，告诫我不要滑向“右派”。我动摇了。他要我写退出造反派的声明。我骨子里是个造反派，班上的造反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做既违心又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就取折中态度，不再参加造反派，也不写退出造反派声明。从此，我成了既非保皇派，也非造反派，更非逍遥派，而是“既关心又不直接参与的”的隐性造反派——不鲜明表示对运动的态度，不直接参与造反派的活动，但很关注文革的动态。由于游离于派性斗争之外，不参加红卫兵组织活动，我只能通过每天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以观察、判断运动的趋势。应该说我在运动中的这种角色成就了我全身心投入文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我若继续陷于造反漩涡，恐怕很难成就后来的复旦文革资料整理工作。
由于“职业”的需要，我必须关注复旦每一天的动态，抄录每天的大字报。大串联开始了，同学邀我外出，我婉拒，坚守“岗位”。只有两次例外，1966年9月上旬，学校组织学生到北京串联，我向往北京，更向往能得到毛主席的检阅，我去了，在文革运动的中心清华、北大、团中央等处看大字报。我班在京串联同学很少游山玩水，无人去逛长城，仅仅顺道去过住所附近的北京动物园。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完毕，我们立即返回复旦。第二次离开复旦是10月底，当时校党委借口支持“三秋”，把学生赶往农村，给学校运动降温。对此，造反派拒绝，而我选择了服从，只好委托留校同学代为记录复旦动态。期间复旦发生了“11.8抢黑材料”事件，我未亲历现场，对于资料记录是个遗憾。此后直到1968年大学毕业，我未离开复旦，未离开上海。我这个复旦文革记录人是绝对忠于“职守”的。
三、正式全力编写复旦文革资料
收集复旦文革资料是我个人行为，一开始就有些影响。关心复旦文革的人知道，历史系有个史红战斗组在做这件事。尽管我清楚复旦旧党委是不可能支持私家修史的，但我仍希望我的工作能得到学校的支持；尽管我清楚保皇派不可能与我共事，与保皇派殊死较量的造反派也无暇兼顾此事，但我仍期盼志同道合者。
1966年12月上旬，“打杨战役”（复旦文革中所谓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又称“打杨战役”）胜利，党委倒台，造反派掌权。我认为我为复旦文革存史也是为造反派存史，造反派肯定会支持。于是，我就在复旦“南京路”大字报栏贴出筹建复旦文革文物资料征集小组的大字报，果然召来造反派的响应与大力支持，他们提供给我复旦10号楼的一大间房子作为文物征集小组的活动场所，用于存放收集到的报刊、传单等资料。造反派还将旧党委大字报组积累的一批资料转交过来。这批文革初期的资料非常珍贵。编写复旦文革资料所需钢板、蜡纸、油墨、油印机、纸张，要多少供应多少。造反派还关照学校出版科提供相关服务。鉴于资料多达上百万字，刻印成为一大难题。应我的要求，在刻写蜡纸的过程中，造反派还抽调了当时在复旦已经靠边站、冲扫厕所的反动学术权威来刻写印刷。这些人很乐意，刻写认真，字迹漂亮工整。吴杰刻写的《大字报选编》和《大事记》如同铅字印刷，在当时来说堪称精美之至。
文物征集小组成立之初有四、五个人。只因工作琐碎繁杂，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方可，加之我们这些年轻人，天性好动，做冷板凳又不如“冲冲杀杀”那般豪迈、“革命”，一个个都相继离去，“史红战斗组”最后也就只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坚持“战斗”到底。
编写复旦文革资料，我觉得最紧要的是编好《大字报选》。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中最伤脑筋的是哪些大字报该入选？当时，我认为“编入什么”的问题不能由我独断，而必须集思广益方能得到各方面认可，并最大可能地反映运动全貌。我思考再三，决定：第一步于1967年2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在复旦大字报栏贴出编写《大字报选》的告示，广泛征求意见；第二步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拟定篇目，张贴公示，再次听取意见。入选的大字报主要是出之造反派的有重大影响的大字报，同时编入保皇派的重要大字报作为造反派大字报的附件随附其后。此后，经过一番公开征询与筛选，大字报篇目最终敲定并立刻刻写油印。1967年4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在校内出版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第一、二辑合订本，收录自1966年6月20日至12月26日间造反派的大字报66篇，保皇派的大字报22篇，合计88篇。《大字报选》的这个初版本发行后，我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于同年5月份作了修订，内容略有增删，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在每一篇前加了“按语”，写明该份大字报的背景和影响，以助后人方便理解与研究。1968年4月，《大字报选》第三辑编撰完毕，其内容从1966年12月“炮司”（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工学运动发刊词”开始，截至1968年1月25日张春桥在复旦校革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共计64篇。
这三辑《大字报选》共收录大字报140余篇，记录了复旦文革舞台上各派人物的精彩表演，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复旦文革运动的历史进程，尽现了复旦人善于文斗论战的特色。
编写《复旦文革大事记》是另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已有不少文革大事记，大都是为论战服务的，其时间局限于某一阶段，而反映文革全程的大事记尚且没有。由于我一直关注复旦运动，天天记录，所以我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编成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大事记》从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一直到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复旦文革高潮时期的大事一一记录在案。我于1968年7月毕业离校的，所以就复旦校革委成立至6月份间的大事，我也简单做了后续与补写。由于我记录的均是面上发生的事情，对各派的幕后活动，即大事件深层次的内幕无从了解，所以我所编写的大事记又须研究者再行续写与补充。但，不管怎样，一个亲历者的记录之于后人研究复旦文革乃至上海文革，应该说在提供准确线索方面是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与贡献的。如今复旦文革研究者看重这本《大事记》，就是看中《大事记》所载的准确时间坐标。
《大字报选》提供资料；《大事记》提供线索，有点有线，但都难以反映具体事件详细的前因后果。古人编史，有种纪事本末体，可供借鉴。我就把复旦文革大事如“八•二五大串连”、“一一•八抢黑材料”等作为名词，对其始末作了简单记述。有些只有复旦文革亲历者才了解的特殊名词，如“红战友”、“南京路”，后人看起来就茫然，也需要特别解释说明。因此，我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编写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除了大事件、特殊名词外，还包括文革中复旦的重要人物、战斗组，乃至文革流行语，共计129条，可以说这本《名词解释》是这套资料的一大特色。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推动、演进等等都与毛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那时，大家的行动指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讲话、著作；另一方面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这两个方面代表着文革的方向，因此文革中机关、团体、群众组织等无不千方百计收集毛主席言论、“两报一刊”社论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为此，我编写复旦文革资料，当然也要千方百计收集毛主席的言论、著述和“两报一刊”社论，最终汇编成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和《“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重要指示》以时间为序，自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编起，截止1968年7月，尽可能地收入了除报刊公开发表以外的在各省市文革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对当地文革的讲话，共计11.3万字。这是文革中一位老百姓所能见到的“重要指示”。虽然我无法核对汇集到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准确性，但经历过文革的人，包括我在内，应该坚信这些东西任何人或组织是不敢伪造的。《“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索引》附录于《重要指示》之末尾（后与2004年再次订正时独立成册）。
1968年7月毕业前夕，我心愿以偿，复旦文革资料的编撰、装订工作全部告竣。当时这套资料油印装订共500套，散发全校。
在编写这套资料的过程中，同班的郭景扬、姜云生、刘乐运等人提供了重要帮助，参与策划、看稿，有的还帮助刻写。资料封面就是刘乐运刻写的。多才的顾晓鸣赠送我两方图章，一方大的为“史红战斗组”正楷字章；一方小的“史红”篆字章，我珍藏至今。
鉴于编撰资料之需要，所搜集资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我于编撰复旦文革资料之余逐渐积累起了大量的传单。离开复旦之前，我也做了整理并装订成册，近百册。其中，复旦的最为突出，还涉及上海各高校的、各单位的，乃至全国各地的（其中北京、青海等地的数量非常大）。当年，时代特殊，纸质资料满天飞，所搜集资料远不止这些，但无奈于我是外地人又得到外地工作，所以只好将其余的约200斤资料全部按6毛一斤卖掉。
四、复旦文革资料的保存与使用
1968年毕业时，我被派往江苏省溧阳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我积存的文革资料连同藏书装了满满十几箱，既无力送回老家安徽存放，又不可能全部随身携带。幸好我有一胡姓同乡在上海，故所编资料与图书得以分两批保存。绝大部分寄放在胡姓同乡家里；其余的如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部分则随身携带到了部队（后被部队无故没收）。
1970年，我由部队农场到上海市嘉定县教书，请亲戚帮忙用自行车将存在同乡家里的资料运到我在嘉定县乡下的家里。他一天一个来回，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方才搬运完毕。我的这批珍宝终于得以艰难“回家”，并幸存至今。
1983年8月，复旦校史组的许存成、史家定来访，说是从历史系相关老师那里知道我编写了复旦文革资料，因编写校史需要，希望借阅。他们来人专门到我家探访，叹数量之大而不已。作为复旦学子，能为母校作点事情，我很高兴，思想很单纯，便欣然应允。两位老师见资料达百册之多，无力带走，于11月12日专门开来小轿车，留下借条，借走资料80册。这批资料在复旦乃上海的文革清查工作中起过作用。为此，1984年复旦来信来人告知可以调我到复旦图书馆工作，甚至妻子也可调入。真是喜从天降。原来复旦党委书记见到这批资料大为吃惊，上海市清查办的领导也很震惊。要调我回复旦的就是这位党委书记，只可惜此人调任山东大学，让我空欢喜一场。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怨言。
后来，复旦领导认为这批资料保存在校档案馆为宜，与我协商，我同意捐赠。1997年6月20日《复旦档案工作》第3期刊出《校友徐振保向档案馆捐赠资料》的消息，并列出一份捐赠资料清单。我特地到档案馆查看了这批资料的归档情况。档案馆还口头承诺我有查阅这批资料的权利。另外，学校为我办理了一张复旦图书馆借书证。
我手头继续保存的全套复旦文革资料，是当年复旦借阅时遗漏下来的，全部为油印本。这套资料，许多地方刻字不清，错讹难免，加之限于油印水平，有些地方连我也看不清，后人利用相当困难。2002年，我着手整理，以“总体保持原貌，原稿内容不作改动，语言文字保留文革原有特色，仅对明显的错字、标点及个别字句作修改”为原则作了重新校订，2004年7月全部完工，输入电脑并打印成册。
因为我编写了这些资料，复旦写回忆文章的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就来找我。2003年，复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来找我看《大事记》，核实了几个重要的时间，对他帮助很大。《复旦往事》后记中专门提到了我。但，截止目前真正以研究复旦文革为目的来找我的只有你一个。
这些事情都在我预料之中。看来，我从小喜欢历史，后来以历史为专业，历史眼光还是有的。到今天为止，我出版著述三本，写过不少文章，不下百万字，但我觉得这一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搜集、整理、编撰了这套复旦文革资料，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虽然现在还难以出版，但我坚信总归有见天日的一天。也许我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感到遗憾。虽然至今这批资料至今仍沉睡在档案馆里，但它们的价值已经显示出来。

附录之一（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总目录）：
1．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指示；
2．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社论及重要文章索引；
3．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三：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4．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四：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
5．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五：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
附录之二（复旦校友徐振保捐赠资料目录）：
1、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目录（史红）；
2、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1-44卷）；
3、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1-13辑）；
4、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1-2合辑）；
5、大事汇集；
6、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
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
8、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
9、情况交流（1-263期，全套）；
10、“一•二八”事件资料（1-2）；
11、新复旦（全套）；
12、红复旦（全套）；
13、文化大革命资料；
14、乘风破浪（全套）；
15、红色通讯（全套）；
16、陈传纲、徐常泰、吴常铭、徐震、张董华综合材料；
17、郑子文、董玉杰、葛林槐综合材料；
18、季玉卿、陆庄壬、殷玉芬、苏步青、余子道、刘振丰综合材料；
19、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
20、批判集；
21、大字报选（第三辑）；
22、大字报选（第四辑）。

（本文记录整理：樊建政）


转自《记忆》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