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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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

杜钧福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据说，这话的意思是历史都是拎不清的，怎样说都行，是“随便怎么打扮的小姑娘”。文革刚过去几十年，很多当事人还在，一些真相就已模糊。

我对此有所体会。有一阵子，说文革中“五一六红卫兵团”的首领张建旗在1970年被杀害了，我还就此写了篇博文，后来才知道没有这回事，是受了师东兵的愚弄。

最近研究北大文革，又发现一些问题，就是1966年7月26日在北大东操场开的群众大会，有许多中央文革要员和其他领导参加并讲话。问题是他们讲了什么话，特别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新市委负责人李雪峰讲话内容。

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详细的是李海文发表在《党史博览》2008年第2期上的《1966年夏北大见闻》一文。李海文是大会参与者之一。

这篇文章说，在7月26日会上，群众性发言辩论之后，陈伯达讲话建议撤销工作组，建立文革委员会。康生则宣布了工作组的两大罪状。然后江青要李雪峰讲话。

“容不得我多想，看见江青走到李雪峰跟前，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大家屏息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李雪峰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此时，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接受中央文革的批评，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报上公布了毛泽东7月18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大家知道毛泽东不在北京。毛泽东到底知道不知道北京派了工作组？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有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批准了没有？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成为多年不解的谜团。

李雪峰所说的‘奉陪到底’被江青记在心里，到1970年华北会议时拿出来，成为李雪峰的一条罪证。”

这里说李雪峰讲话简短，看来就讲那么几句话。读者读到这里只能佩服作者记忆能力，连李雪峰“风度翩翩”的样子和折扇的动作都记得清清楚楚，看来叙述的内容应该很可靠了。当然读者也对李雪峰敢于和四人帮“对着干”的骨气感到由衷钦佩，这正是大家心目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

但是，这是真的吗？

李海文文章的内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看过李雪峰本人的回忆录《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它回忆的在7月26日大会上发言的情况和李海文文章中叙述完全一样，特别是讲话内容一字不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他们的回忆完全一样？尽管李雪峰讲话很短，经过几十年后，两人记忆竟然一字不差，实在惊人。有这种巧合吗？

唯一合理解释是李海文抄袭了李雪峰的文章，再加上“风度翩翩”等想象成分拼凑而成这篇文章。倘如此，就是作者不老实之处。你抄李雪峰的，就应该注明出处。从知识产权角度说，倒没什么了不起，李雪峰及其后人未必计较。问题是读者看了，会真以为李雪峰当时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将可能不甚可靠的回忆变成目击者的证言。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手头也有根据当时大字报转抄的记录稿。这些记录肯定不完整，有错误，但正因为如此，才说明系原始资料，有极高史料价值。请看李雪峰讲话的记录稿：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农民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主义（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红旗》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5月25日的报告（按：5月25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5月25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6月3日，新市委宣布成立，6月4日那几天敲罗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6月4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6月20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6月20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23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6月1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20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7月10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必陶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么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注意其中第二段中“党主义（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中括号中的中央两字是我加的，原来错写成主义了。另一个括号是原来记录稿加的。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一记录稿是伪造的。它首先说明，李雪峰的讲话没有那么短，而是和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长度差不多。其次，讲话的内容和李雪峰本人的回忆，当然也和李海文的抄袭大相径庭。

关键问题是北大工作组是谁派的？江青在前一日的大会上开宗明义，说工作组是北京市委派的。记录稿中的李雪峰也是这样说的，承担了责任。但是李雪峰的回忆却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

李雪峰在回忆中说的“奉陪到底”一词，在记录稿中也未见。

我说这是个罗生门。我虽不很相信李雪峰的回忆，因为很不可信。但我也不认为记录稿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记录稿包含着记录着或转抄者对内容的理解，记录内容和实际话语南辕北辙的事也曾发生，此处不赘述。但是李雪峰是在北大万人大会上讲的话，听众甚伙，原则上不应该有大的歪曲。我希望更多当事者回忆这些重要细节，给历史一个交待，至少不要学李海文，以当事人身份胡乱抄袭拼凑，伪装成第一手材料颠倒是非、掩盖真相。

那么，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到底是谁派出的呢？

李雪峰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说：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事件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他没明确说工作组是谁派的，至少不能证明是中央直接派的。

对此，李志伟《北大百年》（作家出版社，2008）一书说的比较清楚。而这些内容可能来自《北大百年记事》一书。后一本书太贵，我手头没有。

1966年6月1日下午，康生接到毛泽东关于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指令，4时许下达了广播此大字报的命令。他可能也在此时通知了华北局。

华北局通知张承先到北京饭店参加紧急会议，领取新任务。张承先于7时许到达时，见到北京新市委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个个面目表情严肃，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吴德向他说，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5月25日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长，赶到广播前进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他们仍然讨论很长时间，到11点多才结束会议，离8时广播大字报已过去3个多小时。

晚11点，即聂大字报广播后3小时，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奉命到校门口迎接华北局和新市委负责人吴德等和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32人进驻学校。

这就是派工作组的过程，显然，工作组是由华北局指示北京市委派的。当然，也可能通过了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说是中央派的也言之成理，但是如果李雪峰说“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则非常不合情理。所以李雪峰在回忆录中叙述内容很不可信，包括“奉陪到底”。

作为文革资料，李雪峰的文革回忆录非常可贵，保留了一些重要原始资料。他在写这些回忆时的心态也算平和，但在涉及自身时难免有掩饰之处。而以《党史博览》为代表的当下舆论仍然偏爱那些编造出来的童话而罔顾事实，不愿面对的事实。而这些编造出来的东西往往既迎合又引导了一般大众对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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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李雪峰讲话之罗生门


杜钧福

我说李雪峰于1966年7月26日在北大东操场的讲话是罗生门，是指他自己的回忆与记录稿对不上。记录稿不一定可靠，但是也未必完全假造，按其长度来看，李雪峰的讲话和参加会的其他领导说的差不多，绝对不是他自己回忆的寥寥几句。而且从讲话内容看，他的回忆很不可信，因为当时似乎不可能那样顶撞中央文革。当时的形势，并非如他自己和现今许多文章所说的，他和中央文革处于敌对的地位。

1966年7月中旬以来北大的形势，今天已难复原。欲知真相，可以看李志伟《北大百年》（作家出版社，2008）这本书。7月12日，北大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发动群众。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先是很恼火，后在北京市委的推动下，利用这件事顺势下台阶。

事实上，在陈必陶大字报发表前，已有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派的两个工作组（北京市的工作组实际上只是几个秘书）到北大调查。这说明，当时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两方面均已采取措施，力图扭转六一八事件后形成的工作组整群众的局面。

15日上午，北京市委吴德、郭影秋来到北大，听取工作组关于陈必陶大字报的辩论情况。汇报后，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和左派的意见不敢提了。”“主要原因是工作组控制比较紧了些，运动就死板了。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这话已经说得非常严重了。

当天晚上9时，吴德再次把张承先叫到北京市委谈话，传达北京市委对北大工作组的批评，要求张承先召开北大积极分子会议做检查。次日，张在有3000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做检查，但仍坚持六一八事件确实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活动，反击是必要的。这话传到北京市委，吴德听后十分气愤。夜1时30分，他打电话给张承先，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估计。7月17日早上8时，张承先又被传到市委，吴德劈头盖脸地训斥他：“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竟然如此地顽固不化，如不改正，你是要栽大跟斗的！”12时30分，张承先赶到北大广播台做了补充检查。此时，他们还公布了工作组领导小组名单，或许为了显示北京市委的支持。

7月18日凌晨，吴德再次给张承先打电话，要他们对照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检查自己的工作，于是北大工作组上午开会学习、检查。同时，市委开会研究北大问题，北大工作组武振声参加。李雪峰在会上讲话，说：“北大6月18日乱打人，被打的都不是好人，有些人问题不打，但打人的有好人，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整个估计这个事情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傍晚武振声回到北大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意见。张承先再次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做补充检查，并决定用三天时间用四大形式批评工作组。

我们注意到，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发生的事。北京市委对北大文革的立场已经比一个月前李雪峰发表“一个游鱼三个浪”讲话时转了180度。他们已从“反干扰”的立场转为高度肯定北大六一八事件、否定工作组。这一立场与中央文革并无不同。

6月23日李雪峰发表“游鱼”讲话，到陈必陶大字报发表之前只不过十几天的时间，立场发生了显著改变。联系到陈伯达和康生也在反映北大六一八事件的第9号北大文化革命简报上画了圈，并因此被毛泽东骂，中央文革在思想上也有个转弯的过程。李雪峰和吴德的转变和中央文革是同步的，而且动力未必来自中央文革的指令，因为当时中央文革还没那么大的权威。虽然这段历史的细节尚待探究，但是他们都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是肯定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到了7月26日北大召开群众大会的场合，李雪峰和北京市委与中央文革的立场并无二致，虽然李雪峰不像江青那样锋芒毕露，而且由于工作组是北京市委直接派的，有承担责任的意思，但是他绝对不会和中央文革“对着干”，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

那么，是李雪峰在伪造历史了？

那也未必。这正是记忆的选择性所致。

最近在《炎黄论坛》看到一篇好文章《不应忘却的记忆》，可惜找不到作者名字。这位作者在1970年支左，在一处农村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根据回忆，他作为驻军代表还是很讲政策的。“因为我带头严格执行政策，所以在公社办的学习班里从未发生过辱骂或体罚学员的事件。在研究对学员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时候，总是按照毛主席‘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教导，尽可能地从政治和生活方面给他们以生存下去的希望和空间。”

可是，当他翻看当时的日记时，他感到震惊了。由此勾引出记忆的片段，“在试图把他们连接起来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比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无法言传的痛楚。”

例如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的内容：“昨晚又有一个小子自杀！是赵庄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算上前几日死的蒋XX，全社死了十余人了……反动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手段之一，就是用自杀来威胁我们。可是这是枉然的。我们一方面要怒斥他们（的）反动行为，一方面却也应注意政策，防止他们自杀，以得到更大的战果。”

他说：“人有一种避恶趋善的本能，在提取储存在大脑里的记忆时，往往本能地跳过那些不愿意提取的不美好的记忆，而侧重提取美好或至少是不丑恶的记忆，因为终日被不美好甚至是丑恶的记忆缠扰的人是无法继续生存或无法继续正常生存的。”

张承先在7月中旬在北京市委压力下步步后退，但是总也跟不上，终于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受尽污辱，还遭到彭小蒙的殴打，沦落到北大党委一样的地位。吴德十几天前的话一语成谶。我看过他写的回忆录，态度还很诚恳，但是对于他在领导北大工作组一段工作的描述，还很难做到客观的态度。例如他在进驻北大以后说的“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未必能记忆。

邓拓是文革首批殉难者，自称“书生”，但是他在1965年北大四清反攻倒算的国际饭店会议上也是凶相毕露，说要“刺刀见红”。

在这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绞肉机里，相互倾轧是自保之道。谁也没有例外。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有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如那位前支左人员的思想经历。鲁迅先生也说：“这是怎样的幸福者与哀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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