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上海民间第一案：反张春桥的胡守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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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炎黄春秋》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
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晦，以展“宏图”。这时，张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

　　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30年代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1月4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的《告上海人民书》。8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9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

　　胡守钧1944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38年后，花甲之年的胡守钧冷静地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

　　张春桥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当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终于激怒了“孙悟空”。于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场翦除妖魔的风暴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市图书馆，查阅30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1967年1月22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姚文元当晚9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开向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便针锋相对地贴上“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一纸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使“孙悟空”们抱恨终生

　　一浪高过一浪的倒张运动，犹如利剑直刺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找来了游雪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要他密切注意这两天发生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孙悟空”的行动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红卫兵组织在推波助澜，将倒张运动推向高潮。复旦这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蜂拥而至。1月26日深夜，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揪徐景贤计划。1月28日凌晨1时，大学生们抓住了徐景贤押到复旦去看大字报，并逼他交待张春桥的阴谋。

　　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落到红卫兵手里，马上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企图抢回徐景贤。

　　张春桥的强硬手段，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倒张掀起第一个高潮。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不仅揭了张春桥30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而且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那个岁月讲究历史清白和红色血统论，这两炮轰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与此同时，“孙悟空”在复旦大学召开20000多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作为“孙悟空”首领作了重点发言。他历数了张春桥的丑恶历史，剖析了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在胡守钧带领下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这天外校来了更多的大学生。胡守钧在会上号召全市各群众组织抛弃一切分歧，共同对敌。会上决定，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全市倒张大会。

　　可是，“孙悟空”及其他高校学生的行动，全被混入复旦的游雪涛“扫雷纵队”侦察到手，并连夜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亲自拟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与北京的王力联系，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于30日凌晨5点向上海发电：“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使全市大会毁于一旦。

　　顿时，张春桥、姚文元无比兴奋，王洪文调动大队人马包围复旦，抢回了徐景贤。徐景贤一自由，马上反扑，指挥宣传车开上街头……

　　“文革”初期，由“孙悟空”发端的可歌可泣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就这么悲壮地被镇压了。

　　张春桥公开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背后却指示徐景贤秋后算账。于是，“清队”和“一打三反”，仿佛两条凶猛的毒蛇，死死缠住了胡守钧

　　张春桥扫除了飞黄腾达的障碍，2月5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后因毛泽东反对这个称呼，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等因“功勋显著”，也荣升副主任，其他保张春桥有功之人，全得到了升迁。

　　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态，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中却等待时机，欲把“孙悟空”置于死地。

　　1968年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运动，把中国人民推向更深的灾难之中。张春桥暗示徐景贤：“特别不能让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漏网！”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组成了“03”专案组，开始搜集“孙悟空”去年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他们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

　　风声一天天紧起来，“孙悟空”的许多成员都潜往外地避风头，胡守钧也乘客轮溯长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4月6日，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安然无恙，旋悄悄回到上海，他刚踏进市郊一位“孙悟空”成员家门，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囚的“牛棚”是一间学生宿舍，一张双层铁床，床下躺着一条乌黑的铁链，墙上溅着斑斑血迹。几天前，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清队”期间，复旦有几百名师生遭囚禁，胡守钧耳闻目睹好几位学生被逼自杀：5月的一天深夜，对面楼上一个学生跳楼自杀，可偏偏折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久久地回荡；几天后又一位学生跳楼轻生，整个头颅陷进了胸腔……

　　由于胡守钧是市里的要犯，对他的看管格外严，专案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钧抱定宗旨，炮打张春桥没有错，自己不是反革命小集团头子。于是，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纸上抄毛主席语录，权当“交代”。

　　胡守钧开始设法逃走。7月的一天黄昏，胡守钧上厕所，一位专门守候的同学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帮他逃走的方法。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胡守钧说要去锄草，避开看管人员，溜进楼后的乱草堆里。然后迅速钻过篱笆，把衣服举过头游过臭河浜，爬上岸疾步奔向对面汽车站，等候的同学给了他一笔钱和粮票，胡守钧上车离开上海，躲在江苏阳澄湖畔一个农民家里，又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亡。

　　“一打三反”运动要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1970年初，全国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九大之后，荣升政治局委员，留在北京搞“文革”，他们担心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再次“后院起火”，遂下决心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张春桥明确指示徐景贤：复旦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由徐景贤、王秀珍等亲自抓。徐景贤等立即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月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云：“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35年后，我们再看这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是徐景贤操纵舆论，针对“孙悟空”的。

　　“孙悟空”的“元凶”胡守钧尚未落网，张春桥明确表示“我一天看不到复旦的消息，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是年春节，姗姗迟来。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他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在市区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刚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个关在一间小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文攻武卫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一日三班倒，每班6人，18条大汉看管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一一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徐景贤兴奋得赶紧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战绩，并在他们的指示下，正式将“孙悟空”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徐景贤在胡守钧被关后一个月，召开了专案人员会议，讨论给“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定什么罪名。会上在徐景贤的提示下，胡案的罪名上升到反毛主席。那年月反对毛主席是要砍脑袋的，不久前，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就在人民广场宣布几名反对毛主席的青年被判处死刑。

　　专案人员秉承徐景贤的旨意，直扑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数抄出，选出其中“过硬”的材料。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这分明是一句自勉的话，专案人员却硬说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中间是“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此乃徐景贤亲笔题的按语，在当时名噪天下。

　　专案人员还向“孙悟空”其他成员发动袭击，抄出一本《暗房摄影技术》，就说他们在研究“暗杀技术”；同学之间的私人信件，便被定为“特务单线联系”；有人谈论汽车号码，就是要“暗害中央首长”；有人报名去军垦农场，就是“打入军队刺探情报”……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专门印发了20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均卷入了这场大批判。

　　胡守钧及其同伴，断然逃不脱更大的厄运。

　　1970年10月20日，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声讨大会，胡守钧被逮捕；1975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10年徒刑。张春桥、王洪文原打算杀掉的“元凶”死里逃生

　　胡守钧被隔离后，在8个月中被批斗了二百余次，每天吃饭、睡觉前，看管人员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稍有不服，即拳打脚踢。徐景贤还下令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去复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转眼秋天到了。一天上午，市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审讯胡守钧，要他老实交待罪行。

　　“我没有罪”，胡守钧昂首大声回答，“我就是炮打过张春桥，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上海无人不知，用不着交待。”

　　“你真是个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啊！”

　　“反对张春桥，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着，就要告你们！”

　　“放肆！”“大人物”拍桌站起吼道，“你别做梦，现在杀人权下放到省市一级了，用不着报中央批的。告诉你，不用公判，从隔离室拉出去就可以杀掉！杀了你，看你告什么状？”

　　神秘的“大人物”归去不久，张春桥从北京来电，指示上海方面召开公审胡守钧大会。10月20日下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讨胡大会，全市各大学、中学、电影院、剧场、音乐厅、俱乐部作分会场，上百万人听拉线实况广播。

　　遍体鳞伤、脸色苍白的胡守钧被押往会场。沿途戒备森严，会场内外更是布满了军人、警察、民兵，两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押着胡守钧做着“喷气式”奔上示众台。

　　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张春桥麾下的大将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等等。有上海头面人物压阵，工、农、兵、红卫兵诸界革命群众“代表”一个个跳到台上声讨“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钧逮捕法办。接着，一位公检法“代表”展开一方白纸，厉声宣布逮捕令。两个警察对胡守钧上了手铐、脚镣，拖上囚车。王洪文望着胡守钧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呵斥：“哼，这就是反对春桥同志的下场！”会后，张春桥欣喜若狂地称赞爪牙们，说这次公审大会开得好！

　　胡守钧在牢狱岁月里差点被杀头

　　胡守钧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整整关押了5年。奇怪的是判决迟迟不下来，胡守钧不知道张春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监狱里过着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与胡守钧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的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因忍受不了折磨，神经错乱了，白天，他呆呆地抓着铁杆，悲哀地叫爹喊娘，黑夜，他爬在地上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叫声，更要命的是他天天用一只袋子装自己的大便，然后咬着在地上一圈圈爬，涂得满地都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胡守钧一方面悉心照顾难友一方面锻炼身体，看书、思考学术问题，用牙膏皮做工艺品等，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思维。

　　在这段非凡的日子里，胡守钧差点被杀头。

　　张春桥一直将胡守钧作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曾密令爪牙枪毙他。然而，即使当时没有民主与法制，但形式上的判决程序还是要的；也多亏了有一些正直之士，尽力保护过胡守钧这样的政治犯。当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案上，曾提出过异议，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承办人员甚至反对判刑。消息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那里，他们声色俱厉地训斥承办人员：“胡守钧反对春桥同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当诛，现在判他10年徒刑是少的了。你们顶着不办，是什么立场？这是违背十大政治路线的！”(这时中共十大已开过，张春桥荣升政治局常委)

　　马、徐、王的高压，市高级法院如何抵挡得住？1975年5月，胡守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旋被关进上海市监狱。胡守钧被判后天天喊冤，高呼自己反对张春桥没有错。

　　1976年1月，胡守钧被押送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胡守钧身穿单薄的衣衫，戴着手铐，在风雨交加的隆冬，走向皖南山区。途中，胡守钧满腔悲愤，口吟《西行》词一首：

　　水寒山瘦气萧森，

　　云暗日蔽天低沉。

　　恨难消，愁更深，

　　风声雨声欲断魂。

　　千古奇冤无门诉，

　　国事家事岂堪闻。

　　翘首望断天涯路，

　　天涯路，何处是归程？

　　胡守钧在军天湖劳改农场，边承受重体力劳动“改造”，边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申诉材料，但都石沉大海。一晃9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中午，胡守钧看到管教人员随手扔掉的一张《安徽日报》，发现新闻中中央领导人有了变化，于是又一遍遍写申诉材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一公开，胡守钧就呈送了一大袋申诉信。胡案因影响太大，复旦党委协同公安局和法院，联合调查了两年，直到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才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彻底平反。”被关押8年之久，九死一生的胡守钧又回到洒满阳光的复旦校园。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广，受牵连者之众令人吃惊。直接与“孙悟空”炮打张春桥有关者近千人；上海各行各业揪出的“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小集团”不下万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是突出的一例。1968年，胡守钧因认识蒋孔阳的女儿，去他家借过几本书。当胡守钧“案发”时，蒋孔阳被作为“长胡子”的阶级敌人，他的家被指控为“孙悟空”的黑据点，蒋孔阳被隔离审查。胡守钧平反后，大批受牵连者一一找到胡守钧，要他提供证明材料，供自己平反之用，胡守钧一时应接不遐。其实，胡守钧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近几年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居然还有人告诉他，自己曾因胡案而坐了几年牢。

　　胡守钧在武汉的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属。胡守钧被隔离后，他的老父亲被赶到襄阳农村，唯一的妹妹去孝感插队，因为有个反革命哥哥，她成了集体户中最后的留守者，与之为伴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胡母一个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去，被迫从汉口搬到武昌。可是不久胡守钧的反革命判决书寄到了新居的里委会，胡母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孤独地蜗居在一间破屋里，整天流着泪想儿子，差点哭瞎了眼睛。在胡守钧被关的8年中，他一次也不忍心叫父母去看自己，也不敢直接给家人写信，怕信封上那刺目的寄信人地址，会给家里招灾惹祸。多亏了汉口老家的邻居小魏，胡守钧的每封家信都由他代为转送给胡母。胡守钧一出狱，第一件事就是用他平反的补助费，买了套当时十分紧俏的中学自学丛书寄给小魏，以表达对这位患难之交的由衷感激。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今天，当中国在奔向现代化之际，每一个有良知有民族尊严有人道精神的中国人，都在反思那场民族浩劫，探索民主与法治的艰难道路，从而永远杜绝这类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

　　3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阶下囚今天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著名的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