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振旅：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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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的前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全国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我先后参加了三个县的农村社教，在办公室做动态收集、情况综合和总结调研工作，有机会了解所在地区运动的全貌。那时，从上到下，大家对社教运动都慎重其事，严肃认真；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戏台表演滑稽可笑之感。

　　（一）

　　最先是参加自已工作所在的湖南资兴县社教试点。试点选在地处县城四周的城厢公社。县委抽调206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挂帅，农村部长和一批科局长参加，进驻全公社12个大队、96个生产队和社属各单位。地委由秘书长和一名部办领导率工作队37人前来参与办点。从1964年1月28日进队，到6月5日结束，历时四个多月。

　　按照中央指示，社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央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称前十条），断言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不搞农村社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共产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重点是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解决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所以“社教”也叫“四清”。

　　运动有严格的步骤。先是集训工作队员，学习社教文件，明确运动作法。所有工作队员都必须住进农村和基层单位去，实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队部设在公社领导机关，距我所在的县委机关不到两百米。我虽不用住队，但也不得回家吃、睡，把被盖搬到公社，在公社用餐和办公。大队有工作组，组长是科局长。每个生产队都驻有工作队员，有的生产队驻有几个队员。

　　一个大队的具体作法分五步。第一步，宣讲中央社教文件，发动干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用土改办法扎根串连诉苦，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同时清查账目、仓库、财物、工分。第二步，落实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组织社员开会面对面批评干部（问题大的干部要挨斗争），干部在社员会上放包袱（讲自己的问题）、作检讨，而后落实退赔计划和兑现。第三步，开展对敌斗争。评审和批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补划土改漏网的地主富农，加强专政措施。第四步，整顿组织。处理犯错的党员，发展新党员，调整党支部和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第五步，处理“公私关系”（主要教育社员爱护集体，制止诸如不积极出集体工、少交家肥、私自扩大自留地、副业收入少交或不交队等“资本主义倾向”），健全管理制度，订立集体生产规划。

　　在第二步解决“四不清”问题时，也曾采取过给干部“评功摆好”的办法，促使干部“自觉革命”。就是组织贫下中农和社员讲每个干部的功劳、苦劳和好处（优点），干部本人也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成绩与进步。这样做了以后，据说干部就会深受感动，自觉地把自己“四不清”问题作出彻底的交待。这种滑稽的做法收效甚微，只是短暂地时兴了一阵，很快就停止了。还是坚持背后揭、账面查、当面批的办法。当时统计，全社709名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494人，占69.7%。

　　有件事想起来就有捧腹之感。在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和揭发“四不清”过程中，县委书记蹲点的仙桥大队举办了现场参观展览，组织全大队工作队员、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到曹家生产队看一户贫农的贫困生活。这位贫农30多岁，加上老婆孩子一家五口，家徒四壁，缺粮超支，穿着破烂，屋漏墙裂。工作组把这个家作典型，向全大队群众宣传干部“四不清”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用以启动大家搞“四清”的积极性。前来参观的社教队员和群众受感动者不少，有的大骂“四不清”干部，有的给这位贫农捐赠了衣物和钱粮。当时，我却听到曹家队社员反映，这位贫农好吃懒做，出工太少。当时，社员普遍都穷，连饭也吃不饱，新国家已成立十几年了，全大队却无一户建有新房。这户贫农人口多、孩子小，又好吃懒做，自然比别家更困难了。农村穷，队干部的责任有多大？把穷的根源和主要责任推在队干部身上是冤枉。当时我不明白农村为何长期这样穷，恐怕县委书记也不知道。后来比较清楚了：那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经合一的公社体制和行政命令指挥生产的作法，还有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主要农产品长期低价统购调拨，才是穷的主因。

　　对敌斗争，评审四类分子是人人过关，重点挨斗，也有不少搞笑的作法。水圳头生产队有个曾任国民党师长的曹承绪，六十来岁。因为年老，天天出集体工不外出，又少言寡语不同他人交谈，在搜集“敌情”时对他竟“毫无所知”。办法很快想出来了。找到与曹同住一栋屋、又同其儿子结拜兄弟的贫农青年谢云，要他“站稳立场”揭发曹的破坏活动，否则就是“敌我不分”不准参加贫协，还要追查他曾搞过的小偷小摸。谢云果真恢复了贫农本性，揭了曹的三个盖子：有次谢的母亲病了，曹趁机送来了面条，想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有次收工回屋，曹唉声叹气，连声说“累死了”，对集体生产发泄不满、想恢复他寄生虫的天堂；还有更重要的，曹保存有穿军装的照片，是想变天。在全大队的社员斗争大会上，一批事先经过培训的积极分子上台揭发后穷追猛打，追问曹为什么要拉拢腐蚀贫下中农？为什么留恋过去的压迫剥削生活？为什要保存反动派照片？还逼曹回答：抓过多少人当民夫、当炮灰？抢过多少老百姓？杀过多少共产党、解放军？曹结结巴巴、大汗淋漓，最后承认自已“梦想蒋介石反攻大陆，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工作组总结对敌斗争说：社员们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更加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二）

　　继城厢公社之后，我接连两年参加由省、地组织和部署，先后在郴县、永兴开展的社教。

　　按照中央指示，省、地两级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以县为单位分批分期，全国用五六年时间将社教全部搞完。在省委社教总团、郴州地委社教总分团之下，资兴以县委书记、副书记为首组成社教分团，抽调部委办、各科局、各公社一把手以及县、社干部共657人，于1964年8月5日赴郴县五里牌、街洞、太平三个公社。一年后，即1965年8月，资兴社教分团扩至930人进驻永兴县马田、油市、湘阴、福和、文明、和平、悦来、油麻等八个公社。郴州地委总分团和所属其他各县都组有分团开赴该两县其余公社。中南局、省委总团、郴州地委总分团和各县委分团都办有不定期的社教简报，交流情况和经验。

　　郴县的社教有来自最高层的新精神。中央出台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称后十条），强调领导人要亲自蹲点，要求工作队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过硬，说这次社教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和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但要打退资、封势力的猖狂进攻，还要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推广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经验”。通过播放录音报告和中央批转报告全文，把她在刘少奇支持和指导下在一个大队的四清作法，直接传授给各级领导和每一个社教队员。

　　入队前，工作队集中经过半个月严格培训和整顿，除了听录音报告、论形势、学政策、议作法外，还在工作队内部开展自我批判和相互帮助。每个工作队员检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而后大家分析批判，名曰“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过不了这道“关”的，不能当工作队员。我没有四不清，也得检查交待。便亮了自己想当作家、当历史学教授的“活思想”，上纲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痛加自我批判，表示一定要“不图名”、“不图利”、“全心全意”做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这是我又一次“脱胎换骨”，不分黑白地舍弃个人一切追求，心甘情愿平庸一生。集训结束前，制定和宣布了社教工作队纪律，包括社教期间不许请假，在住户家不许吃荤菜等。

　　社教在风声鹤唳中神秘兮兮地进行。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驻队都像王光美那样取了假名字。仿照桃源将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靠边站，一切权力归工作队（组）。接着，队员们访贫问苦，阶级排队，扎根串连。组成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后，大诉“四不清”的苦，揭发干部的问题，而后批斗严重“四不清”干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郴县五里牌公社红五星大队的社教。这个大队是资兴社教分团党委书记、团长即县委书记蹲的点。他将全分团三个公社工作队队长、几十个大队工作组组长即工作队里的县委领导和公社书记、科局长们，全部集中在红五星先行试点。每个生产队有三四名队、组长，形成了强大的“将对兵”阵势，对大队、生产队干部施压逼供。有天夜晚，县委书记所驻生产队的几个干部被叫进公社和大队部单个隔离在不同房间。数名部长、科局长、公社书记对付一名干部，拍案打椅、车轮战术。不交待清楚者不许回家，由家人送吃的。果然“凑效”，几个干部交待私分生产队稻谷数万公斤，工作队获胜大喜。进入落实阶段时才发现，私分的稻谷比该生产队年总产量还多，那几位“四不清”干部放的全是假“包袱”！

　　闹出这个笑话并不奇怪，它是有来由的。当时，那位被毛泽东夸赞为“农村阶级斗争专家”的省委第二书记带社教总团驻郴县华塘公社，短时间内就挖出了社队干部大量“四不清 ”问题，私分粮食、贪污公款数量都超过了实际的总产量、总收入。省委第二书记的警卫员仅仅骂了三声“混蛋”，就搞出一位“四不清”干部几千元的经济问题。过程很简单：警卫员找这位“四不清”干部谈话，拍桌子骂声“混蛋”，那干部就交待“贪污”多少元；他又骂声“混蛋”，那干部立即将贪污加了码；他第三次骂“混蛋”之后，“贪污”款已是几千元了！传达华塘经验和省委警卫员“动人事迹”之后，县委书记无限感慨，连声嘱咐队、组长们“打掉右倾思想”，“彻底清查‘四不清’”。当然，我们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毕竟不是糊涂人，那些被逼供出来的“包袱”后来都被“落实”掉了。只是那令人惊恐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相信许多当事人会一辈子铭刻在心。

　　更有甚者，县委副书记（也是分团副团长）任工作队长的街洞公社，下属牛形坳大队的工作队员作风更是粗暴，竟逼死了一名基层干部。经过上级调查核实，发出了正式文件通报批评，刊中央中南局内刊《中南社教简报》上。

　　（三）

　　1965年1月，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称“二十三条”），把社教原来的“四清”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确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把它定为运动要整的重点。将基层干部分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前两种是多数。是多数。对“党内走资派”这个新概念，分团和各工作组领导都想不通，接受不了，私下议论纷纷。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领袖毛泽东已把注意力放到了整党内当权的走资派身上，基层干部虽然需要整，但已不是重点。

　　这样，在永兴八个公社的社教中，步骤和作法虽大同小异于郴县，但对基层干部的逼供显著少了。突出的是加大了普及毛泽东著作的力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动。各队都办起了学习室，几乎人人有《毛泽东选集》和语录本。用学习所谓“老三篇”，向基层干部和社员大力提倡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工作队中有能人，培养了不少典型，帮助一批文盲、瞎子、老人强记硬背。把他们的某些行为如多出集体工、爱护集体财产、帮助别人、克服困难、揭发坏人坏事等，都同“老三篇”中的某句话、某个观点套挂在一起，以体现“活学活用”。而后在学习“讲用”会上现身说法，借以显示出毛主席著作的威力“巨大”和“神奇”。队干部放“四不清”包袱、交待问题和批判自己的错误，都要诱导他们同毛语录挂上勾。这种用“读、背、挂、讲”形式主义的学习运动主要来自上面的部署和报刊的宣传，陷入了庸俗化，也为全国的造神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了精神铺垫。

　　永兴社教期间工作队学毛著，更加提倡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实行“三同”。分团不设在公社和集镇中心，却设在偏远的小村中。办公室五、六个人在大队一栋老旧公房中住宿、办公，分散到附近农民家吃饭。我每月有几次去八个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收集情况，无论几公里或二、三十公里，有公路班车相通，都极少坐车，主要是步行。我把这看作是“革命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走路上，更不怕两腿酸痛口干舌燥。由于规定不许吃住户家的荤菜，不许进馆子或加餐，弄得社教队员挨饿。有次我去文明公社在一个穷队住了三天，每天是一稀两干。所谓“干”，并不是大米，而是红薯，菜是没放油的南瓜。饿得我难受，也只好忍而不露。后来，省委社教总团统一规定，给每个社教队员每月发两市斤饼干，饿了喝着水吃几片，总算解决了一点食不果腹问题。

　　在永兴我痛感“大跃进”和“五风”带来的巨大损害和后遗症。有一次在悦耒公社了解到，“大跃进”兴修悦来水库期间，社员们忍受不了劳苦和饥饿，有20余人在水库周边的山林里上吊自杀身亡。在发动社员群众忆苦思甜时，我亲耳听到中老年农民往往大诉“大跃进”和“五风”之苦。其它公社、大队也有类似情况，使得分团和工作组的领导颇感为难，曾为扭转这种局面作过认真研究和部署。

　　1966年8月，资兴分团工作队员集训打算开赴耒阳县时，“文革”开始进入高潮，党政瘫痪，社教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而销声匿迹。

　　（四）

　　说到社教错整人，还不得不同中央两个十条强调的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和清查、补划土改漏网的地主、富农联系在一起。郴、永两县社教中都有这种补划，可惜我曾了解到的这类资料已不在手中。但记得发生在老家的一桩惨事，简记在此。

　　我的家乡郴县良田公社是省、地两级的农村社教试点。工作队员除省、地干部外，出于扩大社教运动的需要，也从郴州地区所属各县抽集，共389人。三个月试点结束，1147名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的占78%。运动中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分子。我的三叔廖开钰，时任良田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经济上没有问题，但在“组织上”却出了特大问题。他被补划为富农分子，撤职、开除党藉，由“组织”不清带来“思想”、“政治”不清，沦落成为专政对象。

　　三叔曾是土改工作队干部，穿过灰色服装、戴过八角帽。土改结束时，他产生了当时全省流行过的“李四喜思想”，认为革命成功了，想往“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家中老婆年轻貌美，自己人高马大劳力强，便不愿当干部吃“供给”，辞了职回老家继续务农，“大跃进”时当了公社企业厂长。划他富农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养过一名婢女。那婢女12岁，从衡阳农村逃难到良田，被有儿无女的三叔父母收养认作“闺女”，直到1954年20岁嫁出。这本是慈善之举。可是，按阶级斗争理论和土改划阶级标准，三叔土改前三年虽无房屋田土出租，无钱放贷，也不曾雇工，但把“剥削八年婢女”的账算上，就够上了富农！

　　从此，三叔全家陷入没落。做民办教师的大儿子被赶回了家，找不到对象成亲，单身至今；曾以家旺人旺自豪自强的妻子，在划富农后三年气病交加身亡；本人也无法抬头做人，同村不少人幸灾乐祸，甚至训他、骂他，同情的人也不敢去接近他。只有受他“剥削八年”的那位出嫁的婢女常来探望，逢年过节必给他送米送菜，多少年从未间断过。

　　1979年，三叔终于盼得平反，被告知富农划错了，恢复了党籍。可惜此时他已年过花甲，疾病缠身多年，再也不能重新站起来弥补损失，平反的次年便撒手人寰。这位在花岭生产队里劳动力最强、最为勤奋的汉子，1949年后第一个盖起了新的二层楼房，撑起了全队人羡慕的小家庭。社教把他打翻在地，粉碎了他发家旺队的美梦，强迫他过了16年受压、受气、受穷、受苦的日子！

　　社教是中央“左”倾理论思想系统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文化大革命”预演和前哨战。

　　2012.5.20

来源: 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