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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陈云、李先念等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吕相友/中新社)
去年夏天，由各路专家学者及媒体人参加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传递出来强烈的批判“文革”、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在知识阶层被广泛热议。无独有偶，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回答关于政改和王立军事件两个问题时分别提到《决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今天，我们回想起30年前这份《决议》出台的前前后后，或许要在其中寻找的，正是我们所缺失的果敢与勇气。十年浩劫，这个国家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跑了很久，蒙蔽着本能看清世界的双眼，却自以为找到了方向，最终头破血流。
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受到公开挑战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接班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张“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对毛泽东感情很深，没有可能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5月的八个月时间里, 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 四人帮” 的“ 极右路线”, 一方面在“批邓”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是毛说过话的, 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继续担任领导，许多冤案错案也 得不到平反。
这种不黑不白、不清不楚的状态是当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能满意的。
1977年3月10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会上，华国锋重申“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3月13日，陈云来到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陈云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并力顶邓小平复出。陈云的这篇发言共285个字，但会议简报组却删去了其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陈云看后问：为什么搞“摘要”？ 对方解释说：其中有些话与华主席的讲话口径不一致。
后来华国锋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适当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回答，而这时的邓小平已经73岁，华国锋比邓小平小17岁。“两个凡是”成了阻止邓小平出山的力量，但对抗“两个凡是”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主要是一些党政军元老，实力不可小觑，华国锋在这些人面前实际上处于守势。
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奉华国锋之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被邓小平拒绝。4月10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用词巧妙的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但在私下场合，却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很快，在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之前还是全民共讨之的罪人，现在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元老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思想上还是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那一套。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大量“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 仍有许多案件得不到解决。比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许多当时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 四人帮” 的人还在囚禁之中。党内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 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不乏其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天之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篇文章的观点与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如出一辙。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这场讨论迅速扩散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 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 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讨论, 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 才能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华国锋也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最小成本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的规格大概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者很多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元老，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 但已经不占优势。
开幕是华国锋的讲话，他不再提“两个凡是”，但限定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一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二商定1980和1981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副主席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11月12日，陈云提出，中央应该迅速解决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彭德怀骨灰安放八宝山、对康生给予批评以及“天安门事件”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发言结束后，陈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负责主持小组讨论会的同志面前说，“看你们这次敢不敢全文照登？！”第二天，陈云的发言在大会简报上全文登载，这犹如重磅炸弹在整个会议上引起轰动。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各分组的讨论者对此强烈不满，说这个提法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关于“文革”的许多问题，终于被邓小平和陈云摆在桌面上谈开了，“两个凡是”也终遭批判。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0忙去作。”人们开始嗅到了这个国家马上要有重大变化的气息。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举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此，邓小平和陈云都成为中国政治核心中的重要成员。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 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 是必要的, 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环境出现了令人兴奋的松动迹象，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文化大革命”搞得人们思想混乱，是非不清，许多理论问题，来不及深入谈。在叶剑英的建议下，理论工作务虚会在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召开。此前， “五一六通知”，或者更早的八届十中全会所坚持的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左”的基本理论，三中全会并没有涉及到。真正涉及，就是这次理论务虚会。后来起草《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
《决议》的先声：叶剑英建国30周年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 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
讲话稿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起草。既要向前走，步子又不能迈得太大，起草困难可想而知。大家意见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涉及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有一种意见认为，写一篇宣传鼓动的讲话就行了, 可以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问题。后来还是回顾了整个三十年，对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基本估计，但没有直接对“文化大革命”作明确否定的判断。第二个问题是列哪些重要历史人物以示怀念？当时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但没有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最后只列三个共产党人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第三个问题，是讲不讲毛泽东的错误？最终起草小组想了个办法：讲话从头到尾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全部没有主语。讲话稿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
这篇讲话花了大量的篇幅批判“四人帮”，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叶剑英说：“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讲话后，人们议论纷纷，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
十年“文革”给这个国家压上了巨大历史包袱，不把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不把沉重的历史担子甩掉，就无法安下心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那些成千上万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非常急迫的要求改变现状，但前提是要先“回头看清楚”，接着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因此，在讲话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成为全党迫切的要求。人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革”？而这必然会涉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这两个问题该如何回答也就成为此后决议起草过程的核心。
胡乔木先后两次起草“决议”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会。
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胡乔木就参与了毛泽东领导和主持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全过程，那是一份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文件；这次又负责起草第二个《决议》，先后两次为解决历史问题、统一全党思想而起草决议，党史上再无第二人。
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中央档案部门调人。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就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胡乔木讲了四段的划分和负责各段的人员，还列了一个大名单，向这些人咨询、座谈、征求意见，各阶段还需要找谁请教，各自商量决定。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邓力群负责。后来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也加入进来，属于领导层面的。写作的地方, 最初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 中间一段时间搬到玉泉山, 以后又搬回新六所。
参与起草工作的有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和廖盖隆、中央组织部调研室负责人袁木、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滕文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组长郑惠、《解放军报》邵华泽、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卢之超、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石仲泉、席宣、杨增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副组长郑必坚等人。
邓小平推翻初稿
胡乔木对于《决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心里是清楚的，他认为, 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 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认为：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同时，国家民主进程的中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党的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谈话最后，邓小平特意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等于是为起草小组确立了起草《决议》三项基本原则。后来，邓小平又找这三人谈了一次，加上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此后，邓小平对《决议》发表的意见有十五、六次，大多围绕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
1980年6月，起草小组拿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说：“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之后《决议》稿的几次大改，其实还是起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充分。
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一些人在思想上开始松动——毛泽东发动了错误的文革，给国家造成了灾难，这面旗帜还要不要打？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中共的历史将被否定，中共领导政权的合法性也将不复存在。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上来寒暄了两句就抛出一个颇敏感的话题:“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 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邓小平在这位外媒记者面前“解剖”了自己: “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包括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 我也有份。”“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 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 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
法拉奇又说：“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听了之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做赫鲁晓夫是愚蠢的。”他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达：不会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
胡乔木亲自动手，提出“内乱”的定义
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在紧张工作着。对于起草小组撰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稿, 胡乔木都不满意, 后来索性从头至尾亲自撰写。
除了历史问题，起草小组能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和现实密切相关，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个问题又绕不开对华国锋的评价，此时的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因此，这一段最初只写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个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当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这一稿中关于“文革”的论述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可以说是整个《决议》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在座谈会上，胡乔木讲了历史决议中一个份量很重的新论断，那就是“文革”的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了 “革命”变为“内乱”的思路扭转：“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 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 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 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
说明了毛泽东的错误, 这就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难题。本来，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在小组征求意见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认为，在《决议》里不要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胡乔木提了一个办法——把“毛泽东晚期的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社科院副院长周扬认为“晚期思想”就不容易区分其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而且还会发生“晚期”、“早期”、“中期”等类的问题，不如干脆提“晚年的错误”为好。《决议》后来就采用了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座谈会后，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胡乔木亲自执笔加写了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两千多字，于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审阅批改。
当天，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完新增的这一段后都表示同意，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出国, 没有来得及看,原先已经表示过赞成写。华国锋亲自给胡乔木打电话, 说这段话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 不赞成加印到决议的讨论稿里去。胡乔木即将华国锋的意见报告邓小平、胡耀邦。10月10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表示既然华国锋不赞成，先不加。
四千人讨论：有人提议不提毛泽东的错误
10月中旬，《决议》发到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中谈论，接受更多人的评判。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大约有五千六百多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在体制内最大规模的针对毛泽东和“文革”等议题的公开讨论，史称“四千人讨论”。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 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分头组织讨论。讨论中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激烈争论，有些问题也提得相当尖锐。
比方说：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
胡乔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有人疑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许多人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大家对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分歧不大，但对他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则颇多非议，而这些问题又和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相关。有人就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整人告终。
针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一些人也非常担忧，开国大将黄克诚就不同意错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他说：“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
对于许多人由于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干部对毛泽东有愤慨情绪，黄克诚说可以理解，他自己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是：“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 。”
四千人讨论的一些意见也随时送到邓小平那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还提出, 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云就决议中如何具体写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向起草小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 没有坚决斗争。三、毛主席的错误, 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
陈云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这种分析, 与早前邓小平的对此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 而陈云的意见对起草小组如何评价毛泽东, 以致总结“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胡耀邦方案不予考虑
四千人大讨论的时候，有许多人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比如华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坚持“两个凡是”等，这等于是为华国锋下台做铺垫。从1980年11月1O日起一直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九次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会议开得非常严肃，对华国峰做出评价，提出批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发了言，个个都赞成华不能再当主席了，退下来，保留副主席职务。华国锋自己也同意。会议做出了决定，华不当主席，由胡耀邦接替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到了此时，胡乔木写的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那一段才印到决议上。
到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出炉，送中央常委审阅。胡耀邦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太长太细，很烦琐，会引起争论。提出了自己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决议稿子的想法。思路是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邓小平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胡乔木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按胡耀邦的这个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3月初，按照胡耀邦思路形成的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送呈邓小平。他看过之后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决议》的起草经历了三个年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讨论。至于究竟几易其稿、修改了多少次，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龚育之淡淡地说：“无数次，没法计算，说不清楚。”
3月24日, 邓小平去看望陈云。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陈云的想法是，加一个“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样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就更全面，树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陈云的建议被起草小组所采纳。到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他指出：《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 不能再晚了, 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 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人花点时间, 花点精力, 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改得更好一些, 把它定下来。
胡乔木、邓力群对《决议》的最后修改一直持续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前一天。1981年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整个《决议》3 万余言, 分为8个部分。《历史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 不这样做, 就不能冲破“左”的思想理论的束缚, 就不能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但是，因为在《决议》起草初期就确定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决议》也不可能解决了党史上所有问题。党史上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调查研究，但守住《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评价一分为二的底线，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源: 《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4月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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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 08: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