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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加强空军建设，并决定从陆军中抽调骨干去建设空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带着中央的决定，从北京直抵哈密十六师，并向团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和动员。他说：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调六军机关人员和十六师一批干部去组建西北空军。十六师立即遵照命令，从排、连、营、团直至师领导中选调政治条件好、身体好、比较年轻的干部和少数战士共一千三百余人，从新疆哈密启程到西安机场。
刚到西安即参加“三反”运动 过了新年，1月8日确定调空军的干部从哈密出发，坐着汽车途经原来入疆的路线，即猩猩峡、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平凉。2月初到西安。师部住进了西郊机场原西北航空处，各团分别住在城内一些地方，由军部和十七师调的干部稍晚些时候，也到了西安。刚解行装，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按照西北局的指示，原建制不动，立即投入运动。全体干部开到西北大厦礼堂听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的动员报告，由此，全军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随即掀起了高潮，各团为一个战斗单位，师部也组成了“三反办公室”。我开始在办公室工作，因有病就又参加了政治部支部的运动。进入运动不久，重点集中在一些掌握经济的单位和个人，并抓出了一些所谓的中小“老虎”，贪污都在百万元或百万以上(当时的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一元)，越打劲头越足，有的一夜之间抓出了几只“老虎”(百万元以上贪污者)。“管钱管物必贪污”、“有钱有物的地方必有贪污者”，成了当时的一个“定律”。运动正在高潮之中，决定十六师来的同志移住户县，并组织人开始在那里修机场，明确成立空军二十五师，并初步确定吴宗先同志任师长，魏志明同志任政委，参谋长为姜玉昆，政治部副主任为齐廷樟，先组建七十三、七十四两个团，机关机构和团的干部亦已相继选定。我仍为宣传科长，王实同志调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到户县后，我们师部住定舟村，各团住附近。继续搞运动。此时由哈密原十六师寄来检举，说秘书科长琚连仕同志贪污了四百斤白面，支委会第一次在西安讨论决定先不动，等等再说。因为琚是个老实的同志，不象是干这种事的人，来到定舟村后又接到哈密来的二次检举，说是政治部司务长与琚共同贪污的，说的还很具体，如何拿到的面，又如何卖出，有鼻有眼，支委会二次讨论，不少同志主张上会批斗，我不同意，我说不能轻易冤枉一个好同志，主张先让他离开支书工作，派人去新疆调查，查清后再动，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推荐我为支书，领导运动。就当时掌握的情况，各科也形成一二个重点，在定舟村就围绕这几个重点开小会揭批，也都小有“战果”，各团也大致相同，形成了一些重点，但到运动后期，发现虚数较大，也有不少假“老虎”，尤其是保卫科李志远同志的贪污问题，水分较大，最后实事求是结了案，对李志远同志的冤情也平了反，全师情况大体相同，后期落实都没有那么多那么大，有的拖了好多年，才为一些同志卸掉这个包袱。这次运动虽然中间整重了一些人，也整错了一些人，但对大家还是教育意义很大的。对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很有深远意义。像全国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那样，给全党敲响了警钟。 运动结束前，师政委关盛志同志即调到东北空军任干部部长去了，王实同志也到军事学院去了。随后吴宗先同志也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去了。 1952年6月以前，经过政策兑现，善后教育和总结，基本结束了运动。部队住进了新修好的户县机场和营房。一方面开始准备接受飞行人员、飞机和机务人员；一方面留一些人员在户县整党和开展文化教育。全军开展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我们宣传科也调集二十几名文化教员，组织了不同层次的文化班开展学习。
二十五师建制编成开始飞行训练
1952年6月，二十五师干部又重新确定，师长是兴中(老红军)，副师长为刘忠惠(也是老红军，到新疆学过飞行技术，被盛世才关过十几年监狱)，政委魏志明同志调西北空军政治部任主任，由高治平同志来接他；吴特同志来任副政委，齐廷樟同志调西北空军后勤部当政治主任，杨晓峰同志当师政治主任。各团也都配了飞行副团长，他们都是老同志。李全春同志来当师参谋长。七十三团团长王维殿、副团长孙守校、政委杨同太、参谋长许会增、政治主任安玉华，七十四团团长王绪；副团长刘存信、政委赵志刚、参谋长王振耀、政治主任陈廷波。
这时，西北空军司令部正式组成，司令员罗元发、副司令袁学凯、副政委赵光远、参谋长高锐、政治部主任魏志明。
二十五师先接收五架飞机，在西安机场开始了飞行训练，飞行人员和机务人员住西安，后勤人员基本仍在户县机场。因户县机场跑道短，需要扩建，后又决定，二十五师奉命转到郑州机场训练飞行。1953年1月1日，在郑州机场举行了建师仪式，由罗元发司令员向兴中师长授了军旗，郑州市市长朱裕和参加了授旗仪式，我负责主持会议。是一个阴天，比较冷。从此，全师两个团开展了正式训练，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分别由不同航校调来，我们接受的飞机是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淘汰的杜二轰炸机，机种很老。苏联派来两个顾问，一个是管飞行的，一个是管机务的，开始是带飞，逐步转向单飞或编队飞行，最高达到中队编队。郑州机场侧风大，风沙也大，1953年连续发生好几起事故，先是七十四团一大队，后来七十三团也发生了事故，究其原因有技术问题，也有机械问题。1953年夏秋之间，兴中师长带我到西安空司开过一次会议，那时他拿了一台飞机发动机内骨，被吸进去的砂子磨损很严重，许多部位都被打成缺牙状态。我们这支部队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坚强的老部队，两个飞行副团长也是从东北和华东调来的老同志，飞行大队长，甚至许多飞行员或机务干部，都曾是从陆军部队抽来的优秀骨干，都有一股热情把空军建设好，可是牵涉到一些新技术都是门外汉，大家被事故压的有些抬不起头来的样子，政治工作也遇到新的困难，许多政工干部觉得不如陆军工作好做。为避免事故发生，师党委在这一年特别强调了安全飞行，政治干部也深入飞行四个阶段防微杜渐，年终在郑州召开了师的党代会，我帮助高浩平政委边谈边研究，写了全面的总结报告，除了总结工作成绩和经验教训外，没有强调客观，主要从主观上强调了工作中的松粗浮问题，以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正视现实，抓准了问题的要害，据说这个总结受到了空军党委的重视。
第一次党代会后，空军二十五师的工作，无论是飞行训练方面，或是党政后勤机务方面，才可以说是步入全面正常发展时期，这一年还抓了形势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是很紧张的。
3月份，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批判了斯大林的所谓个人祟拜，又打掉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集团”，撤回了在中国的各种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苏联党和国家形势逐渐在变化。
这一年全国进入互助合作初级阶段，农村形势很好，农产品很便宜，一只鸡一元多钱，一元钱可买到三十只鸡蛋，这一年4月11日我得了第一位千金小姐，名为婀娜，她母子营养条件很好，我们团干部的小灶也很便宜，一天六角钱伙食，吃得很好，反映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所以部队也能集中精力搞训练。
在郑州训练整一年，临潼机场修好后，我们遂于1954年12月转场回到西北。
到临潼后不久，兴中师长调海军航空兵工作，由刘忠惠同志任师长，孙守祯同志提为副师长，王绪和和振刚同志也到师任副职，穆博彦同志来当副政委，侯锡禄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仍强调了稳步与安全，大力宣传了先进典型，如个人钻研技术并保证安全的尚德赞和谢孝达，曾在师掀起学习高潮，师政治部确定我带一工作组到七十四团总结了张治平大队长和栾希岑政委领导的二大队安全飞行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三点上：一是思想统一，二是领导一致，三是钻研技术。这个大队的三点经验除在全师推广外，“人民空军”杂志和“解放军”报陆续做了介绍。这也是师政治部和我们宣传科深入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一项成果吧。这时，宣传科的梁挣、刘森炎、成宁生三位同志起了很好的骨干作用，在宣传工作和理论学习上给我以很大帮助。陈泽芳、牛鼎新、汤治陆、吴堡、吴国贤几位文教干事，在宣传文化工作上做出了应有贡献。
这一年，李全春、杨晓峰同志相继被调到军事学院空军系学习，赵殿勋副参谋长也被调出，许会增同志任师的副参谋长。
这一年，我得了第二个女儿，名为中秋。
注：武楚珍同志，1925年6月13日出生，祖籍山西盂县，1940年入伍，参加过百团大战、延安保卫战、解放西安战役、新疆剿匪、新疆大生产运动，参加了二十五师的组建，1958年转业到北京，1983年调中纪委工作，1985年离休。 | 
发表于 2012-9-26 16:4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