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父亲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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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
   1962年9月
　　 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于62年底至63年初在全国搞社教试点，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城市“五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

　　1962年11月14日
　　 从广州搭船去三水县大旺草塘，这是由于战备疏散，凡“不稳定因素”调离广州市，大旺是血吸虫区，号称广东的西伯利亚，我们是东山区“民工大队”，约800人，我任副大队长，到大旺的任务是修北江大堤，挖土方，担土方上大堤就是了。住的条件很差，草房，四面通风，黄泥地，又湿又冷。吃的更差，有上顿没下顿。我们属“压缩办公室”管，领队的干部和民工，都很清楚自己是被“压缩”出广州市的，怪话自然很多。

　　1963年4月11日
　　 下午五时，担行李离开大旺草塘工程指挥部，据知是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28日（即我在大旺草场期间）
　　 广州青豆角0.1元/斤，青瓜（黄瓜）0.03元/斤，猪肉2.1元/斤，鸡1.7元/斤，鸡蛋1.25元/斤，光鸭1.1元/斤，白糖1.2元/斤。

　　1963年6月14日
　　 上午广州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去惠阳专区，是新成立的地委和专署，没有商量的余地，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调到惠阳地委之后再说，否则以开除党籍、公职相威胁。

　　1963年6月25日
　　 到市委组织部办理离市手续（组织关系、户口）。

　　1963年7月2日
　　 上午9时半离开市委党校，搭午12时船去惠州，当晚1时到达惠州码头。

　　 注：地委党校和专署干校两个单位的人堆在一起，还都没有落实校址。来后先参加三级干部会议，“五反”运动仍在进行，给地委、专区的领导提意见，平时天天跑校址（都是新成立的单位），五反运动拖拖拉拉，搞到10月份暂告一段落，跟着又进入“检举揭发”阶段。到了12月份进入五反第四阶段，“回忆对比”、新旧社会对比。有人说，在干部中搞回忆对比是否有作用，在广州社教（城市居民中搞回忆对比），是同1943年大旱大灾之年对比，总之，三年困难时期那么困难，总比1943年好。

　　1963年12月18日
　　 我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今天下午3时搭地委的大汽车到惠阳县平潭公社房坑大队，当晚住在大队部，由支部书记简单介绍大队情况。
　　 平潭公社的房坑大队、独石大队、田布大队为这个公社的三个重点大队，算是一个单元，也就是社教运动第一批试点。工作组由新从各地调来惠阳专署干校还没有校址的部分同志组成，我负责资料工作，搞向总团的汇报资料。据说试点搞到1964年4月份。

　　 几天都是了解队的各方面情况，召开各类人的座谈会、家访，据七、八天时间了解，这个单元总的情况是情况复杂，敌情严重，生产、生活十分困难。是受灾区。
　　 从1963年12月28日至1964年1月5日，三个大队（单元）党员、干部、根子（和土改时扎根串连的根子一样，是穷得一无所有，又有斗争精神的贫下中农）集中起来召开动员大会，宣讲学习“双十条”，通过个别谈、小会、大会诉苦、挖根、查阴谋、报上当，气氛很紧张，总团每天电话催汇报材料，没有问题不行，没有上报材料不行，有些甚至要下边编造材料也要报。农村基层干部很多受到冲击，人人自危。如何搞公社、大队集体生产，田地荒芜，干巴巴，无人管。

　　1964年1月17日
　　 去惠阳地委四清总团送汇报“综合材料”，正赶上地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赵紫阳的报告：认清形势，迎接1964年生产高潮的问题。特别惠阳地区是灾区，老百姓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不抓生产实在不行啊！让人看起来寒心。农田水利很简陋，下大雨就涝，不下雨就旱。缺水，少肥。老百姓（农民）大多数缺乏过冬所需的粮，房坑大队的农民每天青一色的吃“流质”——稀粥，有一点蕃薯，主要劳力也是如此，哪里有力气，更无心机开会。烧柴也困难，山都是光秃秃的，没有几棵树，草也很疏，稀稀落落，一天也割不了一担（男人不割草，全是女人的事）。

　　1964年2月22日
　　 生产大队一级“四清”基本告一段落，转入生产队的“四清”。这比大队更复杂难搞。面宽了，涉及的人和事更广泛。生产队一级有什么好搞的呢，自58年大跃进以来，始终缓不起劲，翻不过身来，穷得要命，生产队简直是“一贫如洗，四壁皆空”，农民劳动一年所得不足半年口粮，靠稀粥、蕃薯度日，而春荒难度。
　　 注：我住的房坑大队每人每月口粮，成年人是19斤谷子，未成年的10斤谷子，几年都是如此。
　　 我在房坑大队新西生产队一户农民家中“两同”，同吃、同劳动。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空房里，除一副床板，别无他物。这户农民是母女二人，丫头阿娟18岁，他们母女二人住一间大房，另有一间柴草厨房和冲凉棚，屋里家具简陋，黑洞洞，没有存粮，瓦顶和墙头吊着一些蕃薯。我按规定交粮票（省票带油）和伙食费，母女非常高兴，粮票和钱对他们是多么可贵呀。然而我在他们家吃的是很稀很稀的粥，几乎看不到几粒米，蕃薯也不敢多吃，因为他们度春荒的粮食还没有着落呢。
　　 基层干部和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艰难处境，对社教运动并不是真心赞成，不论大队、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基本上是走过场，晚上七点钟开会，八点钟到会的人还不到一半，八点半后仍有人陆续来，先到的已开始陆续退场，哪管你宣讲“后十条”还是“二十三条”。“挖两面政权”，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回忆对比、诉苦、查阴谋、报上当，弄得头都大了。有一次大队召开诉苦大会，事先安排了几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根子”、“苦主”，上台诉苦。本来稿子是由工作队同志帮助起草，排练多次才上台，所以多数上台哭完，下来之后又有说有笑。但有一妇女特别，上得台去先是诉旧社会的苦，顿足捶胸，越哭越痛心，后来没有按事先排练哭完下台，后来干脆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大哭不止，都宣布散会了，仍不肯起身。工作队同志上前把她拉起来说：“散会啦，人家都回家了，你还哭什么？”她说：“我想起旧社会受苦，现在是新社会仍然受苦，上有老，下有小，少吃缺穿，穷日子要捱到什么年月啊！”
　　 新西、新东两个生产队合挖一口鱼塘，大约有一亩多，蓄水养鱼，浇自留菜地，农民积极性很高，这对他们切身利益有关，我参加了几次挖土方，肚子总饿得咕噜咕噜响，腰腿无力，出虚汗，那些农民可能饿惯了，天天吃“流质”也干得挺欢。后来我同一班妇女上山割草，以为是轻劳动，岂不知附近的山都是光秃秃，58年大跃进已经把树砍光，三年困难时期饿得半死，谁会上山种树？水土流失，草生得“矮、细、疏”，割了大半天只有几十斤，还不够熬一锅粥用（这里割草是妇女的事，男人割草会被人耻笑）。
　　 大米是十分稀罕的东西，农户还不是希望吃上干饭，而是希望春荒时能有粥吃，蕃薯是吃不到春天了，也有个别人家有一点存粮，偶然全家煮一顿饭吃，也要等夜深人静，关上门吃，不敢当众“露富”。我一个住在生产队的空房子里，有一天夜两点有人拍门，原来是新西生产队的一个干部端着一碗麦豆饭给我吃，并且要我不要声张出去。
　　 不少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和我私下谈心时都显得很委屈，从58年以来，年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年年有新题目搞运动，生产、生活问题无法解决，政府是“抓革命、误生产”。当干部费力不讨好，还要挨斗（前段把基层干部批斗得寒了心，未被批斗的，也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当干部），他们说农民是靠劳动吃饭，今后谁选我当干部也不干，并且“教育子孙后代永不要当干部”。

　　（2月下旬）
　　 近日气温总在4廾5之间，大风，阴雨，很冷，吃不饱，又要劳动，实在难挨。我看见挖鱼塘的人，冻得发抖，口唇青紫，像阿娟那样的年轻人还挺得住，但脸和手已冻得通红。我曾问他们母女，为什么天天吃粥还有些年轻人面色红润？他们压低声音说：年青人挑皮，经常夜里到公社蔗地偷蔗吃。我也笑起来说，难怪公家地里的蔗稀稀拉拉的。同农民熟了，无所不谈，他们说这个地区连年灾荒，有的饿死，有的去外地讨饭，沿海有的生产队副业是帮人偷渡去香港。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难解决。比如有一次同农民谈话，他偶尔说走了嘴：“咱们中华民国……”我说你弄错了，咱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就是两个字不同，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解决吃穿问题。还有一次民兵抓到几个偷渡青年，教育他们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应该热爱祖国，偷渡是错误的。”那几个青年说：“我们知道香港是人剥削人，我们去那里给他们剥削后还能有饭吃，咱们社会主义无人剥削，还是没有饭吃，所以我们宁愿去受剥削。”当时民兵不知如何答对，因为那些民兵生活也不好过。

　　1964年3月5日
　　 今接通知，参加地委四清调查组到各县了解情况，一早从平潭公社骑自行车到房坑大队新西生产队，收拾好行李，带上文件资料，绑在单车尾。注：房坑距惠阳30公里。返惠州。

　　1964年3月10日
　　 我参加去河源的调查组，分两班，我和另外三人去河源义和公社，距河源县城30多公里，乘公共汽车先到热水，约20公里，车票7角，然后步行13公里，尽是山间小路，傍晚到达公社，张书记接待并简单介绍了四清运动情况。
　　第二天我同陈、欧阳二人去抚州大队，距公社8公里，也是山路，潘大队长接待，当晚开大队干部座谈会，谈不出什么，天又夜了，准备个别谈。
　　 义和公社和抚州大队四清工作的情况，经过六天的了解，有关文件都传达学习过，大会、小会都开过，做法一般，效果一般，没有突出的经验，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大问题，我们的印象这里是山高皇帝远，运动是应付，走过场。我们觉得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农民大部分每天至少有一顿麦豆饭吃，他们不少人的习惯是上午10时吃一顿麦豆饭，下午4时余时吃上午剩下的，家里存放的蕃薯不少。调查组的任务是回去之后如实汇报。

　　3月16日
　　 上午9时开始从义和公社步行经热水返河源汇报，一路走山，直到下午3时才到河源县城，人已经饿得发慌，肚子痛，在街上每人买了三个鸡蛋大的小包点，一层薄皮包着十几粒麦豆，每个一角钱，味道十分奇怪。

　　1964年3月24日
　　 我们在河源等车返惠州，地委正在开三级干部大会。河源到惠阳的长途汽车都包给开会的干部，地委、专署领导机关就是召集各种会议。“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是公认的，县里的干部去地委参加开会似乎是一种荣誉，参加各种不同的会议，也表示享受各种不同的政治待遇，所以有些人争着参加会议，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参加的会越多，就表示政治地位越高，不管老百姓是喝粥还是喝西北风。3月25日回到惠阳汇报。

　　1964年3月31日
　　 清早乌云密布，大风雨就快到来，为了赶去房坑大队新西生产队结清账目、清理文件资料，冒着大风雨骑自行车先到平潭公社，好在仅约15公里路程，我一进新西村，那些农民见了非常高兴，问长问短，高声高气的说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似的，尤其是那班一起挖过鱼塘、割过草的中年妇女，尖声怪叫，一窝蜂似的拉我去看已经挖好了的那口鱼塘，几天下雨已蓄满了水，农民高兴极了，说年底就可以有鱼吃，浇自留菜地用水也方便了。
　　第二天我同陈达文同志一起向新西生产队干部和农民告别，我看到阿娟母女在人群中落泪。

　　1964年5月
　　 5月18日四清工作组会议结束，22日随四清工作组再赴河源。组长是专署王部长和干校石书记，途中几次大暴雨，这次是到灯塔公社“蹲点”。
　　 25日灯塔公社开诉苦大会，有200多人参加，上台诉苦的共四个人，其中三个当地人，我们听不懂，只看表情，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最后一个诉苦的竟是一个河北省人，是公社干部，他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但当地人就不知道他讲什么，这个人在旧社会是个讨饭的，全家九口，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下，家破人亡，他讲得虽然激动，但天色已晚，他还没讲完，人也走得差不多了。
　　 5月31日，地、县“双十条”宣讲队十多个人也和我们同车来到灯塔公社，我住在昂塘生产队，这个小村庄只有17户，其中两户中农，1户雇农，其余为贫下中农，没有地主富农。这个队住在山区，平时上级管不到，他们对宣传“双十条”毫无兴趣，他们不懂广州话和普通话，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话，工作十分困难，幸好来了一位姓古的同志是本地人，又懂广州话，才方便了许多。

　　6月3日
　　 灯塔公社上午9时召开支委、单元（片）长会议，布置工作，开得很长，直到下午4时才散会，真是疲劳轰炸。当晚我们在昂塘开第一次队长和根子会议，因为研究的内容是关于积肥、水利的准备工作，以及农忙期间生活安排问题，所以讨论得很热烈，最后是动员社员参加听“双十条”宣读大会。

　　1964年6月13日
　　 接通知，准备夏收前，河源公社四清工作暂停，但中心仍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具体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

　　1964年6月15日～20日
　　 接连几天大暴雨，山洪下来了，小河水也猛涨，灯塔四清工作组长会议停开，全部出动抗洪。河源县城也被水浸了，据说水已上了新华书店二楼，惠阳也告急，因为河源河水退去两天就冲到惠州，比59年的水还要大。昂塘队社员阿海的房子被大雨和洪水冲塌了，我帮助他抢修了一天。灯塔公社出山的公路交通断绝。
　　 灯塔至河源，河源至惠阳、广州的公路、桥梁被水冲毁，至20日断绝交通已有五天，还要几天才能修复。雨还没有停。阿海的房子墙已砌好，上顶我就不帮了。

　　6月30日
　　 返回惠阳。

　　 1964年9月9日到惠阳地委四清总团办公室报到，10月6日才正式再到总团上班，在总团后勤组工作。至12月下旬又调到通讯组。在此之前我去过多祝公社、安墩公社、高潭公社等等。我还到过南澳岛，了解四清情况。为了组织“四清通讯”的稿件，我上了这个孤岛，东南海域，四面环水，夜里海风甚大，虽是6月天气，也有些冷。这里主要靠打鱼和晒盐，没有农业，当地人文化很低，知识贫乏，解放已经15年，居然还有人不知自己属于哪个国家，工作队初上岛有人问：“你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吗？”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北京首都，也有人没有看见过报纸。

　　1965年1月15日
　　 惠阳专区各县、各公社正在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三级干部会议，预25日结束，总结前段四清工作及安排春节前后工作。
　　 2月27日，在四清总团已经好几天都在学习“二十三条”，几天来学习、讨论，我一言未发。第一批四清试点7月22日结束放假，第二批8月2日开始。我在通讯组干到8月11日，正式返干校，准备开班。

　　1965年9月
　　 广州又搞战备疏散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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