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懋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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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为悼念周总理，清明节首都人民纷纷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敬献花圈、诗词，表达哀思，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人帮”粉碎后两年被平反，宣布是“革命行动”。我是天安门事件的一个亲历者，36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



1976年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堆满了花圈



这首诗曾被“四人帮”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刊登了吴忠将军的口述记录《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一文，读后受到了不少启示，也从中知道了当时中央上层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以及吴忠将军对“四人帮”的抵制和苦衷，同时知道了他在天安门事件中所处的地位。

　　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我是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百万群众中的一个，我曾几次去天安门，也曾参加了部分清查工作。我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人和事，和将军“口述”的不一致。将军是官方、上层，是镇压的一方；我所知来自群众、下层，属被镇压的一方，有差异不足为怪。将军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但天安门事件过去10年、平反8年后，将军所说与当时群众的感受、与事实并不一致，让人难以理解。下面主要谈我的所知，兼谈和将军“口述”的分歧。

　　1．事件的起因

　　将军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事实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

　　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不仅太小，也太低，不符合总理丧事的规格，对周总理大不敬，人民很不满。上面下令不准戴白花、不准戴黑纱、不准单位开小型追悼会，人民更加不满。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删去了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不满。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上街贴标语，谴责《文汇报》，并去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各地群众纷纷而起。一列火车路过南京，工人和学生用油漆在车厢上刷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随着列车的运行，消息迅速传向四方，也传到了北京。当时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医科院属卫生部领导，下有三个医院、五个研究所、一个出版社，职工数千人），我们单位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并谴责《文汇报》。“四人帮”将“南京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人民更加义愤！“南京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前奏！

　　2．事件的经过，即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

　　清明节是我国人民祭奠亲人的传统节日，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很正常的事。1976年的清明，是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因而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事实不是吴忠将军所说的去“劝阻”，而是禁止、镇压、打成“反革命”！

　　3月19日，北京的一群小学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花圈。以后陆续有人去献花圈。

　　30日凌晨，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的同志到天安门献了两个花圈。军人起来了！“四人帮”恨之入骨，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第一炮”，100多人受到审查。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炮”！镇压由此开始。

　　当日，北京市总工会的29位工人，把决心同“四人帮”“血战到底”的悼词贴在了纪念碑的下面，表达了首都工人的心声，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打成“第一号反革命事件”，为首的工人被捕入狱，达7个月之久。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

　　31日晚上，有人数了一下，有102个花圈。随着清明的来临，悼念总理的人越来越多，花圈、诗词也越来越多，再也无法数清了。

　　我们医科院及所属单位的同志们没有沉默！31日开始有人去送了花圈。4月1日下班后，大家聚在办公室，连夜赶制花圈。党委第一书记杨纯同志托人做了两朵白花，放在群众的花圈上，表一表对周总理的哀思。次日晨，上面下达紧急禁令，院党委推迟传达，我们赶在禁令下达前，抬起花圈奔赴广场。花圈已经很多，最佳位置很难找到。这里已经发生有人受指使夜间来偷花圈，群众叫他们“偷花鬼”。人们自动组织护花，被称为“护花神”。他们主动来帮助，用他们带来的绳子、铁丝帮我们将花圈固定在纪念碑的栏杆上。眼看许多花圈已被绳子连成了群，以防“偷花”。我们献了花圈，默哀后回到机关。顷刻，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跟“四人帮”很紧）来电话“问罪”，并命令将送去的花圈拿回来。事实并非如吴忠将军所说，“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原来刘湘屏部长派人在天安门广场窥视。大家一致抵制，众口一声：花圈是献给周总理的，谁也不能去拿！我们医科院系统一共送了10个花圈，其中1个花圈上写有一首诗，内容是：“花圈虽小情义深，怀念总理泪浸心。人民继您革命志，防修反修除毒根！”这首诗被刘湘屏宣布是“反革命诗词”，作者受到了重点审查。还有一位技术员在天安门拍了不少照片，被人无意泄露，宿舍被抄，照片被劫，当时本人正出差外地，被骗回京，一下飞机，一副镣铐，被诱捕入狱。事实非将军所说的：“保护群众安全”。

　　3．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与反镇压、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

　　人民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很多花圈上写着“请保留到4月6日”。“四人帮”迫不及待，提前行动。

　　4月4日，广场上空升起了两束气球，挂着“悼念总理”、“革命到底”的挽联，这是人民发出的最后誓言。深夜，卡车、吊车一二百辆，民兵数千，花圈、诗词被洗劫一空，一些人被抓走。

　　5日晨，不见了花圈和诗词，不见了人，广场一片凄惨！“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践踏诗文、侵犯人权，人民岂能容！在一片“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愤怒声中，人们烧了镇压群众的指挥小楼和指挥汽车……“四人帮”镇压，当场一些人被捕，被投入监狱。这是一场反镇压、反迫害、争民主、争人权的正义斗争，吴忠将军却说是“一伙人闹事”、“引发”了“冲突”。

　　4月4日当晚我值夜班，一个家住长安街的同志来电话说，形势紧张，一队队人，手持木棍、手铐正向天安门聚集，一辆黑色小轿车在长安街上转来转去……夜深，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等近十万大军包围了天安门，未及离去的人被抓、遭毒打、罚跪、双手被上背铐，而后投进监狱。一个熟人是民兵，目睹了一切，含泪告诉我们，他不愿当帮凶，装病逃脱。

　　5日晨，我借故去广场，不敢步行去，乘公交车路过，目睹了劫后的天安门，一片凄惨，没有了人，没有了花和诗，满地是水，残留有片片浅红色的血迹……抬头一望，一个花圈迎着寒风矗立在纪念碑的高处。车上不多的乘客同时向纪念碑行注目礼！返回时，这个花圈不见了。这天又有人送去花圈，上面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公开镇压和内部清查相结合，追查诗词、照片，追查去天安门的人，追动机、追后台。听说，立案追查的有1984件，拘捕388人，被作为罪证撕下的诗词原件583件，收缴的诗词抄件和照片等10万8千多件。

　　“四五”运动，在江青等左右下，被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同志被定为“总后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追查叶剑英、邓颖超、胡耀邦，等等。医科院是刘湘屏追查的重点。突然传来，住在首都医院（现协和医院，医科院下属单位）的胡耀邦同志，在病房里背着手踱来踱去对人说：不让悼念总理，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嘛！意指耀邦同志鼓动群众去天安门。又传来医科院及所属首都医院，清明节突然挂出了许多幅周总理的遗像。意即与天安门事件相呼应。确实许多办公室、诊室挂着周总理的像。挂周总理的像何罪之有？说明人民大众和周总理的感情之深！果然，刘湘屏派人来明察暗访，大家团结一致应对，未能得逞！

　　从4月2日起，上面每天要我们汇报去天安门的人数和送花圈的数量，即“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受命办理。医科院下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同志，挺身而出，她对我说，医院的青年送花圈，是她同意和支持的，一切责任由她承担。我汇报的口径（领导默许）是：群众自发，出于对周总理的悼念，不牵涉领导和其他任何人。去天安门的人数只汇报每天上下班和因工作路过的人数。刘湘屏不满，嫌我们报少了。

　　上面几次下清查令，提出要“追根”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看到了北京市公安局6月1日下发的通知，其中影印有“○○一号、○○三号……一四三号案件”的11首诗的笔迹，下令要把作者“挖出来”。

　　在那一片白色恐怖下，保护诗词、照片，留下历史见证，人民和“四人帮”展开了新的战斗。诗词、照片被隐藏起来，埋在了土里，封在了蜡里，转移到香山顶上，送往外地乡村，不少人默默背诵，记在了心里……

　　1976年10月6日，天安门事件半年后，“四人帮”垮台了。在陈云同志的提议下，1978年11月，“四人帮”粉碎两年后，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北京市公安局释放并宣布被捕的388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只有3人犯有偷盗等罪行）。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而吴忠将军在天安门事件平反8年后的1986年，却强调天安门事件是“极个别”的“攻击毛主席”，“是少数人”“起哄”、“胡闹”，是“一伙人闹事”，这与民众的亲身经历、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论、与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均不一致，这令人费解。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