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怀念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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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年3月16日 作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


萌萌过早地离开了，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感情与思念的黑洞，各种思绪都指向一点，似乎不能逃脱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她平时的音容笑貌，她的精神气质，她身上与生俱来的诗意和忧郁，都清晰地、毫无减损地存留在我的心中。在各种印象、记忆和情绪的背后，是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命运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把我们的朋友带到另一个世界？我们还有那么多话要说，那么多事要做，还有那么长的路要一起走！
　　
萌萌是海南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个我说不清楚的学术职务，其实，这个职务到底是什么，我一点也不关心。甚至，萌萌最近编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我也不太关心。虽然，萌萌在学界很活跃、有影响，广结人缘，而且我们曾经联手经办过一些学术活动，但我没有把她当成一般学术界的同人，我一直把萌萌当成自己的私人朋友，就像那些与自己共同经历过1966年到1968年的不平常岁月，一道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艰苦日子的老同学和战友一样。
　　
“战友”可能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词，在我们多年流行的意识中，它带有鲜红的色彩，代表一段光荣的经历，一般不在革命队伍中的人，是不宜用这个词的。我也不想用，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在萌萌身上令我特别看重的东西，我们作为真挚朋友彼此看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经历，以及在这种经历中惊人一致的思考、探索，相同的追求与价值判断，以及类似的磨难。
　　
记得是在1982年夏天，因为周国平、赵越胜的关系认识萌萌的。我们一帮人去八大处玩，回来的路上，走得很分散，一段时间碰巧就我和萌萌走在一起。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是硕士生刚毕业，就问她的专业和兴趣，她说她研究西方文学，我想当然地认为那么她一定精通英语，可以读莎士比亚的原著，就和她大谈英语和莎士比亚。萌萌坦诚地告诉我，她并不懂英语，最能表达她的思想的论文，是一篇论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的文章。
　　
谈到易卜生和《培尔·金特》，萌萌一下子来了劲，滔滔不绝，讲得动情和忘情。我很快就把握了她的思路，她做论文，完全不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做文章，她是把自己对生活的体悟、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和文学上某个合适的范例结合起来，借助于这个形象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来展开自己的追问与思考。尽管没有谈莎士比亚，我还是感到哈姆莱特王子的灵魂与我们的谈话纠缠在一起。可以想见，萌萌是有过大悲大苦的，和哈姆莱特从个人的悲剧升华到对人间普遍苦难产生悲悯从而发出“整个丹麦是一座大监狱”的悲叹一样，萌萌从个体的遭遇上升到人间的不幸，她既要得到个体的超脱，又要寻求普遍的解放。
　　
从谈话中，我知道萌萌的经历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从孩童时代就体会到的天生不平等，把灵魂的得救寄托于被革命队伍承认和跻身于革命队伍，1966年的狂热，以及随之而来的幻灭、思考和受到打击。
　　
萌萌从北京回武汉时，我们好多人都去车站送行，萌萌似乎经受不起与朋友离别，她声音发抖，眼中噙泪。她在无法表达时给大家念了一首自己的诗，我依稀记得第一段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一段回流／哪一场暴风雨里／我失却了我的清绿／变得浑黄”。诗句使我震撼，我感觉到，这既包含对生活和自我缺失的巨大之痛，也包含对生命超越性的执著。这是一个经历过苦难，不以单纯自豪的女人；这同时是一个没有被磨难击垮，在复杂中坚守单纯信念的不屈的女人。
　　
大家公认萌萌的诗是写得很好的。萌萌的父亲曾卓是老一代优秀诗人，他的诗我没有怎么读过，只记得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之后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悬崖边的树》，其中有“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这是一个极其令人难忘的意象：狂风暴雨使大树成了风的形状。这父女两代诗人，他们的诗意和苦难总是交相辉映。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萌萌来北京，要去拜望她父亲的老朋友，也是“胡风案”的难友绿原、牛汉等前辈。我陪她去了绿原家，这次探访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诗人、翻译家绿原和夫人是一见面、一交谈就会感到极其善良的人。虽然冤案早已平反，虽然进入“新时期”已经十多年，但劫后余生的惊悸、不见天日的冤屈和无止境的苦难的余波似乎还充塞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角落。从绿原和萌萌的交谈中我得知，“胡风集团”许多成员都遭到家破人亡之灾，其子女中死亡、精神失常的也不在少数。绿原还悲愤地告诉我们，前不久在一个聚会上，当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得知他面前的老人就是绿原时，竟冲口而出：“啊，我知道，就是那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老人说：“你们看，都平反快10年了，年轻人还把我们当反革命！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些人都死光了，没有人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了，后代怎么看待我们啊？”
　　
出了绿原先生的家门，我向萌萌大大地发了一通感慨，我说，虽然党中央已经正式为“胡风集团”平了反，但和当年那种铺天盖地的批判与声讨相比，与不计其数的书籍、文章中的喧嚣相比，这改正的声音是太微小了，以至于不少人只听说了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凶恶和狰狞，而不知道那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不知道那么多优秀知识分子的冤屈、苦难及其家属受到的连累。我还说，虽然李辉、万同林等人为“胡风集团”冤案写了书，但还不够，如果有更多的蒙冤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出来说话，讲述事件的细节和伤口的深度，那会有助于后人了解历史的真实。我对萌萌说，她也有责任。
　　
冲动之下，我和萌萌商量决定，今后我们要把她的父辈的经历和遭遇当成一个课题或项目来做，包括他们年轻时的理想，他们在文学上的探索与成就。萌萌是“集团分子”子女中少有的可以为所有人接受的后辈，我们要趁“集团分子”大部分人还健在，把他们的记忆抢救下来，把他们的痛苦、遭遇，把那一段不应该被遗忘、被曲解的历史抢救下来。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计划没有实施，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有一阵，我听说耿占春和萌萌已经讲好，要做类似的事，占春的兴趣不在历史而在文学，他们想主要梳理“七月诗派”的来龙去脉。我听到这个消息由衷地高兴，事情只要有人做就好。不过，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做，我想，遗憾和惋惜应该不止是我一个人的，说得夸张一点，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对此，我的耿耿于怀长时间难于消失。
　　
前几年，当我在网络上读到一本反映右派群体的书的各个篇章，当我认识了作者，当她赠我此书香港版时，我的感慨又一次泛起。有可能，当后人只能凭借书籍和文献材料来理解历史时，章伯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在九泉之下，会为自己的子女的著述而略感安慰。萌萌可能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子女中惟一读了研究生的人，她走得实在是太早了，她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做不成了！可能我最知道萌萌离去而造成的遗憾。
　　
萌萌是有历史感和历史责任感的。1993年我从英国归来，应邀到海南去开会，会后和萌萌、志扬、家琪以及萌萌的夫君肖帆谈到了1966年的经历，大家的精神都亢奋起来，说得比会场上热闹得多。我们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做这方面的事情。分别时，萌萌还交给我一笔钱，由我负责在北京收集和购买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她在自己家中开辟一个地方收藏这些资料。
　　
在这之前，即萌萌、志扬、家琪还没有调到海南的1992年9月，我到全国一些地方去作专题采访，在武汉时，萌萌家成了我的工作基地，她划出整整一周的时间对我全程陪同，动用她在武汉的全部关系为我联系采访当年的活跃分子、风云人物。没有她，不会有一个人接待我，人们普遍忌讳谈论那一段往事———其实到今天还是如此。武汉的那些人物跟萌萌的关系不是一般地深，对她的信任也非同一般，只有靠她的关系、她的面子，人们才破例地接待我。
　　
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鲁礼安，这是当年呼风唤雨、威震四方的人物，他在一家外企工作，正要出差，早已买好了中午的机票，萌萌硬是请求他在上午和我晤谈。鲁礼安把收拾好的行装随身带着，在一个茶社匆忙地、也是耐心地和我谈了两个多钟头，时间一到，立即赶赴机场。
　　
萌萌还陪我去另一个当年的大人物冯天艾家，等待我们的，除了冯，还有另一个当年的活跃人物，他们开始是警惕的、试探的。在发现我非常理解他们之后，再加上萌萌不失时机、恰到好处的插话和调节气氛，我们的谈话相当顺畅，以至于非常投机。我们谈了一下午，最后冯天艾还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回萌萌家路比较远，还要渡江，萌萌和我站在渡轮的甲板上任由江风吹拂，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发现我们当年想的问题、读的书竟是那么相似。
　　
我自然也采访了萌萌。她找了一个非常清静的下午，非常清静的地方，让我打开录音机，她用心地倾谈。她是这样开头的：“我的身份特殊，一方面我母亲是校长，另一方面我是曾卓的女儿。我从小就我行我素，是班上惟一没有写入团申请书的人……”谈话中间她告诉我：“我当时有四大罪名，其一就是替父亲曾卓翻案。其实并无翻案的行为，只是任何人问起，我都否认父亲是反革命。”
　　
萌萌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读不完的书。我的经历和她很相似，但她冲得更猛，受的苦、遭的罪也大得多。正是经历过磨难，见过各种世面，当以后出现巨大的动荡和考验时，萌萌才能显示出一般同行或同龄人所没有的镇静与勇气。当我和她在这方面共鸣时，我们都感到有一种豪气充塞于胸间，这是“我们”之间最相契的地方。当然，萌萌还有我所没有的经验，她在上世纪60年代就经历了“革命时期的爱情”，不过，那不仅是罗曼蒂克的故事，更多的是类似血与火，或者生离死别的场景。我由此知道了萌萌和她的夫君、当年的男朋友肖帆的事，这是令我肃然起敬的故事，虽然我知之不详。
　　
2005年，在鲁礼安的港版自转《仰天长啸》出版前夕，我读到了它的打字稿，从侧面对萌萌和肖帆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作为武汉地区群众组织的思想领袖，作为大学生的鲁礼安，在与肖帆和萌萌交流思想时，立刻感到对方的力度、深度为自己所不及，他对萌萌居然产生了由敬重到倾慕，由倾慕到暗恋的感情，虽然他对萌萌和肖帆的关系说了一点轻佻和无理的话引起我的反感，但我总的还是感到自豪，为萌萌，也为肖帆自豪。我为肖帆能得到萌萌感到高兴，也理解鲁礼安的倾慕和失落。我把出版《仰天长啸》一事和其中的有关内容用长途电话告诉了萌萌。
　　
我记得，当我在邵敏的支持下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时，肖帆写了一篇没有交出因而也就没有发表的文章，其中写了他和萌萌的当年，这可能是出乎学界朋友想象的：“我们好像看见两个自认以天下为己任的年青人，面对几本马列著作和红宝书，在油灯下热烈紧张地讨论，互相激励着奋笔疾书……当晚便贴在中山大道武汉工艺大楼的橱窗上。干完这件事后我和萌萌感到轻松和得意，手牵着手步行走过长江大桥。我觉得自己像梅林描写的青年马克思一样，一路拣着石子投掷街灯。”“月光下萌萌定定地看着我说：稿子已经烧掉了，你放心吧。我吃了一惊，忍不住埋怨起来。萌萌仍然定定地看着我，不做解释。一个月后当我在‘警司学习班’里彻底绝望时，曾暗自庆幸稿子烧掉；但那时《四月革命》已经被铅印成了小册子。”
　　
作为学者，萌萌留下了不少文字。但对我而言，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她没有说出，或者没有来得及说出的东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她的经历多半没有转化成文字。
　　
我曾和萌萌谈到过，有过我们这样经历的人后来变成职业性的学者，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做学问有可能使苦难换来的体验升华，成为他人可以共享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财富；但也可能成为躲避的理由。我们的一些朋友从当了副教授起，甚至更早，就对自己1960和1970年代的经历讳莫如深，萌萌不是这样，她谈起来坦然和自豪。
　　
最后，我要冒昧地说，我自信无愧为萌萌的朋友或战友，因为除了当一个够格的学者，我还一直致力于萌萌和我共同看重的事，萌萌想做但没有做，或者来不及做的事。我理解我生命的意义，以及与萌萌的友谊的意义，就在于执著地做这些事，这些价值高于学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