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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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

董国强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文革”后期非常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性质和影响的专题研究还十分有限。国内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章都侧重于北京的精英政治的层面，其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猜忌和不满，打着“批孔”和“批儒”的幌子，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老干部群体进行打击迫害，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道路。最后由于毛泽东的明察和干预，这场运动不得不黯然收场。　　

　　撇开叙述话语中的政治偏见不谈，上述解释体系的结构性缺憾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其对精英政治层面的考察论述还不够全面。出于对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力倡导批判林彪极“左”路线的不满，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江青等人的批周活动。然而另一方面，从１９７３年底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到１９７４年初指使江青到军队“点火烧荒”，再到同年２月批评江青等人“三箭齐发”，再到同年８、９月指使王洪文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显然反映出毛泽东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削弱军方权力、恢复地方党政秩序的战略意图。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批周进行干预。其次，上述解释体系仅限于探讨中央的决策动机与过程，没有涉及社会各界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反应，以及这场运动在各地展开的实际形态和政治后果。因而，其作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复杂性、多重性没有得到彰显。

　　国外学界对此问题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Ｋｅｉｔｈ　Ｆｏｒｓｔｅｒ关于浙江个案的分析。其基本观点是：“大联合”以后被边缘化的浙江／杭州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江青集团的支持下，利用“双批”运动对当时掌权的省市领导干部发难，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地方领导权。因而，这场运动的本质是中央和地方上的“文革”激进派联手，再一次向以老干部群体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夺权”，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笔者认为，“大联合”时掌握浙江大权的军队干部南萍、熊应堂在“九一三事件”后遭到清洗，当地权力落入地方老干部谭启龙等人之手，使得浙江在“双批”期间的矛盾冲突与其他很多省份有所不同。因而Ｆｏｒｓｔｅｒ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通行的范式，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本文试图从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具体考察江苏／南京“批孔批孔”运动的动力、性质和结果。笔者希望这样的围观实证研究，有助于揭示“双批”运动现实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拓展我们对这场运动的现有认知。

　　本文所涉及的地方政治势力包括：（１）以吴大胜、蒋科　为代表的军队干部群体。他们在“文革”初期介入地方“支左”工作，后来在“大联合”时在省革委会中担任重要职务。１９７３年底许世友调离江苏后，他们依然控制着当地的党政军大权。（２）以彭冲、许家屯　为代表的旧省委干部。他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大联合”时作为“革命干部”被结合进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后来又被结合进省委领导班子，但没有实权。（３）以曾邦元、周锡禄　、徐松林　为代表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因“文革”初期的地位和影响，在“大联合”时被结合进省市领导班子，但很快被“军管”当局边缘化，而后又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洗。（４）“清队”期间被“军管”当局以各种借口遣送到农村的“下放人员”群体（江苏全省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间共下放城镇人口３５万人，其中南京市下放１３万人　）。

　　本文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叙述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３年间军方领导人推行的各项政策，以及他们与中央领导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揭示江苏／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多重内在动力。第二部分叙述１９７４年初至１９７５年初当地“双批”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主要涉及上述各种势力对中央“批林批孔”运动指示（包括中共中央１９７４年１号、２号、３号文件和１９７０年初的“两报一刊”社论）的最初反应，以及后来各方对中央１２号文件、１４号文件、１７号文件、２１号文件、２６号文件（这些文件与江苏问题直接有关）的应对策略，揭示“反军”联合阵线形成的过程。第三部分分析论述这场运动的结果，主要涉及当地党政领导权在军队干部和旧省委干部之间的转移，以及彭冲、许家屯掌权后如何收缩群众运动的情况。

　　本文论述所依据的史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地方史资料，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资料，“双批”运动期间流传的大字报和传单，当时省市委印发的一些会议记录和批判发言，以及笔者采集的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此外，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了许多相关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施兆祥　先生向笔者提供的１０本１９７４年的个人工作笔记，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双批”期间省委和省级机关许多重要会议的情况，并保存了若干内部传达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件。

　　一、江苏“军管”及其政治后果

　　从大的方面看，“文革”前期江苏的情况与很多其他省份十分相似。在１９６７年初的“夺权”斗争中，当地造反派分裂为“好派”和“屁派”两大联盟。双方争持不下，造成过渡性权力机构的难产。为了稳定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秩序，中央于１９６７年３月决定对江苏实施“军管”。其后经过一系列波折（主要是１９６７年夏天的“倒许”运动），在中央的强力撮合下，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宣告成立。“军管”当局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确认。然而此后军方推行的各项政策，使得原有的一些矛盾不断激化，同时新的矛盾层出不穷。

　　ａ．干部政策

　　毛泽东提出“大联合”，显然有意缓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然而既然“军管”实践的实质内容是军人专政，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少数人的“一言堂”有赖于“清一色”干部路线的保障。许世友曾毫不隐晦地说过：“毛主席关于接班人标准有五条，林副主席有三条，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听话，一条是肯干”。对许世友而言，最“听话”、最“肯干”的，当然是自己属下的军队干部。

　　军方对各种异己势力的打击和排挤，首先表现为对旧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处理。１９６７年“一二六夺权”前后，旧省委主要领导纷纷遭到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批斗和监禁。同年３月“军管”以后，这批干部被移交到军队手里（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因得到中央的保护，于２月份飞赴北京，幸免于难）。军方对这些人的严厉政策比造反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先后被集中囚禁在南京警备区司令部、江苏省公安学校和南京郊区“句容少年犯管教所”。据一些知情者透露，许世友的既定方针是将这批人囚禁到死。　为了给这些干部定罪，军方先是大力揭批江渭清的“资反路线”。这个企图遭到中央否定后，军方又试图把江渭清打成江苏“五一六”的总后台。　

　　其次，许多厅局级干部和大批省级机关中下层干部、一般工作人员，也被军方视为“旧人员”，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其具体做法包括：（一）以各种名义将其下放基层单位担任行政副职；（二）利用“上山下乡”运动将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三）以各种名义（如“清队”、清查“五一六”等）送进“学习班”长期审查。根据原省级机关军代表袁刚　的回忆录，１９６８年春“大联合”以后不久，有近７０００名省级机关干部被集体下放至金坛农村“劳动”。１９６９年初，他们当中的近１０００人获得“解放”，被安置到新组建的“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省煤炭指挥部”和省革委会各组、局任闲职（其中很多人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又被隔离审查）。对于那些没有获得“解放”的机关干部，军管当局则以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在南京周边建立了六个“五七干校”，让他们继续劳动改造。后来省里又陆续送了数千干部进干校审查，使干校“学员”总数超过１００００人。这个数字是当时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一半。

　　第三，对于少数被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旧省委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军管”当局也不断寻找机会加以打击、排挤和清洗。例如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期间，许世友曾指示省革委会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江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汇报材料，对江苏地方干部队伍状况作出了如下估价：“原省、专、市领导班子中有大批坏人。省一级干部中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占７２％，部委厅局领导干部中有重大问题的占２８％，十五个专市级干部中有重大问题的占４０．９％，原省、专、市第一把手有重大问题的占６９％”。清查“五一六”运动兴起后，吴大胜在一次研究省级机关干部情况的会议上说：省革委会各部、局的地方干部中属于“五一六”分子和“检举揭发较多、嫌疑较大”的人占３３．４％，其中组、局以上负责干部中占５５．５％，科室负责人中占４２％，一般工作人员中占３０％。截止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原省级机关干部上了“大名单”的高达２４００多人（省级机关干部总数大约为２００００人）。另一份材料显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高潮期间，“大联合”时经中央批准的２８个省革委会常委中，被打成“五一六”的有２１人，占百分之７５％。其中地方干部８人或者被隔离，或者背靠背审查，或者上大名单，比例高达１００％；群众代表１２人，除来自基层的３名工农代表外，全部被隔离和背靠背审查。由于众多委员、常委不断被清洗，省革委会在１９７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３年底没有开过一次全委会。　

　　与此同时，许世友等人在军队内部也积极推行“以人划线”的干部路线。卷入１９６７年夏天“倒许”风潮的南京军区领导干部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杜方平等人，省军区领导干部赵俊、陈茂辉等人，以及南京空军领导干部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等人，在“大联合”以后都受到许世友的打击报复。另有资料显示，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南京军区政委、副司令中，有１０人被整了材料。１９６７年３月成立的省“军管会”中，军以上干部全部整了材料。　　

　　伴随上述打击、排挤和清洗而来的，是一批受到许世友信任的军队干部得到提拔、重用。江苏境内各级党政军大权迅速集中到许世友及其少数亲信手中。表面看来，许世友个人和军管当局的权威得到空前强化，实际上则给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严重削弱了“军管”政权的社会基础。

　　ｂ．社会政策

“大联合”以后，军管当局为了强化社会控制，利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大搞所谓“城市卫生”，使许多无辜的人沦为牺牲品。有资料显示，在１９６９年的“清队”运动中，江苏全省因所谓“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等问题受到审查和迫害的人大约有近１００万。１９７０年，全省至少又有８万多人遭到同样命运。在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间，江苏全省有３５万多城镇居民被以各种名义下放到苏北农村，其中南京市下放人员多达１３万多人。　　

　　１９７０年以后兴起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在江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从中央的战略部署看，这场运动原本旨在惩治少数造反派头头，彻底瓦解各派群众组织。然而在江苏各地具体实践中，这场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变成各级“军管”人员任意清洗各种异己势力、维护军人专制的借口。根据“文革”后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在持续３年的“清查”运动中，江苏全省共有１３万多人受到审查、迫害，其中被折磨致死致残的有６０００多人。而据一些参与过清查、复查工作的人士透露，实际波及数量和死亡数量至少两倍以上。在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清查”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例如在南京华东电子管厂，全厂３８００名职工当中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达到２７００多人，最后被正式定为“五一六”分子的有１２２６人，占职工总数的３２％，其中有７人被残害致死。在南京市市政建设公司，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有８９４人，上了怀疑名单的有１２００多人，占职工总数的５９％。南京大学在１９７０年春夏的“清查”高潮期间，全校２０００多教职员工中有１５６０人受到运动波及，有１１５４人上了清查“大名单”，有１０８人受到关押，有２１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上述这些错误政策造成巨大社会震动，同时孕育着的强大政治反弹。

　　ｃ．江苏军管当局与中央的关系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个人效忠，和毛泽东对许世友的高度信任，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这种特殊关系也使得许世友骄傲自大，忘乎所以，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在许世友主政时期，江苏“军管”当局与中央各部委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以下是几个典型事例。

　　如前所述，“大联合”以后江苏的党政军大权迅速集中到军队干部手里。到１９７０年初各级地方党委重建时，全省１４个地、市委“一把手”中没有一个地方干部；６８个县、市“一把手”中，地方干部仅占８席。“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地方各级权力格局。１９７２年中央３２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级地方党委的成员要作适当调整”，要“更多地挑选换一些熟悉全面工作和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安排他们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是江苏没有传达这个文件。许世友、吴大胜等人还私下议论，“把看老虎的都撤走，怎么行呢？”有些“支左”干部从其他省市听到消息，向吴大胜等人询问。吴大胜答复没有此事，甚至还布置“追查谣言”。因而截止到１９７３年年底，江苏全省依然有２０００多名军队干部在地方上“支左”，１５个地市的“一把手”仍然全都是军队干部，６８个县市的“一把手”也还有３９人是军队干部，占５７％。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罕见的。

　　再例如，中央在１９７２年发布过一个２８号文件，要求军队归还其在“文革”期间占用的地方单位的房子、土地、物资。但是这个文件也遭到江苏“军管”当局的抵制。其中尤以地处紫金山麓的南京中山植物研究所的情况最具代表性。该植物研究所始建于１９２９年，到“文革”前已经积累了植物标本四十多万份，与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然而由于该研究所与许世友的寓所毗邻，“军管”当局便以“保卫首长安全”的名义，从１９６９年起长期占用该研究所，纵容一些军队干部家属在里面养鸡、养鸭、种水稻，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无法估价。１９７３年，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先后在一封“群众来信”上作出明确批示，要求“军管”当局尽快将中山植物研究所复原。但是许世友、吴大胜等人对此置之不理。到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吴大胜被中央停职时为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再例如，苏北盐城地区是“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之一。有关资料显示，盐城地区原地委常委１３人中，有６人被打成“五一六”，４人挂上“大名单”，约占７７％；中层干部８４人中，有４３人被打成“五一六”，占５１％。地区“公检法”机关５００余干警中，有３２７人被打成“５１６”，占６５％。地区下属的滨海县死亡１８人，伤残６０多人。因而当地到北京上访、申诉的干部群众人数也特别多。为此，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１９７２年８月先后３次打来电话，要求江苏省委提供盐城地区“清查”情况的报告。当工作人员向吴大胜汇报时，吴大胜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不要理他！”最终，中央信访处没有得到有关材料。　

　　再例如，许世友、吴大胜等军方人员根本不懂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但是他们为了替个人树碑立传，擅自搞了许多规模很大的基建工程。这些项目即不请示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也不进行调查研究，结果造成许多重大事故和巨大的资源耗费。　这样的做法当然使中央主管部门的官员大为恼火。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在一次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有的地方不是在搞基本建设，而是在吃基本建设，几千人没事干，地质情况没查清，设计没有做出来，就硬要上马。这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吃社会主义。”

　　再例如，淮河是长江与黄河之间一个重要的水系，对沿岸各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１９７１年，水电部要在江苏境内建一个十万千瓦水电机组。吴大胜竟当面对水电部部长说：“水电部要在谏壁装十万千瓦机组，这是违反战备原则的，你们装了我也要拆掉。”１９７２年，国家计委下达文件，要求各省将发电厂、供电局的管理权集中起来，加强管理，统一调度。江苏省水电局根据该文件精神向省委提交报告，建议将淮海盐电网和南通、徐州两地区电业单位收归省里直接管理。吴大胜对此的答复是：“我看你们还是不要管。”结果国家计委的指示在江苏被打进冷宫。　

　　在军队系统内部，许世友与中央和周边各省的关系也很紧张。据他的亲信后来揭发，许世友曾经整了２９４名军队干部的材料，其中军以上干部８４名，涉及总政、总参、总后和其他军区的高级干部。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可能是吴大胜亲自整理的“关于谢富治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对江苏军管当局最不利的一个因素，无疑是许世友与“上海帮”的紧张关系。现有资料表明，许世友与张春桥的龃龉最早发生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许世友加入吴法宪等人反对张春桥的斗争，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提出“犯了错误的人不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要下放到基层去”。此后许世友多次告诫他的下属“不要东张西望”，其核心内涵是“不要东张”——即不要学习“上海经验”、不要巴结“上海帮”。他还多次说过：“不是什么人说的话都代表中央，哪来的这么多中央？只有毛主席批的文件才代表中央，不要随便吹。”许世友还编了一首丑化张春桥的打油诗，当时流传很广：“戴眼镜，夹皮包；写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曾转发了经毛泽东批示的上海市《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级党委仿效上海的办法，迅速组建城市民兵指挥部。江苏“军管”当局出于对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反感和对权力分散的担忧，指示下面“不开会传达贯彻，不成立民兵指挥部组织，不搞试点”。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让王洪文选读“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命令”。当王洪文念到许世友的名字时，许世友不但不起立应答，反而惯茶杯向王洪文表示抗拒。　

　　由于以上种种事实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江苏“双批”运动的矛盾冲突中，旧省委干部领导的“反军”联盟会在若干关键时刻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批林批孔”引发政治冲突

　　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央连续发出３个文件。　２月初，“两报一刊”配发了几个社论。　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发轫。

　　２月４日，江苏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宣传、贯彻中央的指示。当时省委的几个主要领导不清楚中央发动“双批”运动的背景，因而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在会议发言中都强调了学习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的重要意义，表示要积极参与和部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和罪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至于“如何联系实际”，大家都没有多谈，只是决定先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搞几个单位试点，摸摸基础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从各单位反馈的情况看，一般干部、群众的内心也充满迷茫、担心、害怕。不过也有人大胆猜测，说这场运动有特殊的背景，目的“是批死的逮活的”。还有人认为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为了推动“双批”运动，同时坚持“正确的”导向，吴大胜在２月中旬先后召集工、青、妇、贫群众团体负责人和省里部、委、办负责人会议，发表如下谈话：“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非常重要。文件指出历代的反动派总是利用孔孟搞复辟，搞倒退。……我们要通过批林批孔同反动思想、反动世界观彻底决裂，使我们得到教育，世界观得到改造。”他还指出，这场运动就是要把林彪宣扬的“克己复礼”，“天才论”，“上智下愚”，“中庸之道”逐条批深批透。他还指出，“有人说‘批林批孔’运动是‘批死的逮活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去猜。”他还强调，对这场运动要加强领导，要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抓革命”和“促生产”的关系。吴大胜的上述谈话，显然是希望把“双批”运动限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以批“孔孟之道”为主。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干部群众在学习、批判中联系到“军管”当局与林彪的关系问题，吴大胜、蒋科等人利用当时《人民日报》对“钟志民事件”和“马振扶事件”的宣传，部署由团省委牵头，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问题展开调查。无锡、苏州两市因发生学生死亡事件，成为调查的重点。　　省委其他领导人——包括彭冲、许家屯——并没有对吴大胜等人的部署提出异议。

　　但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受到吴大胜等人的控制。一些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南京造反派头头开始四处活动，试图利用这场运动为自己平反。３月初，部分南京大学师生率先贴出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大字报，南大党委则对此表示附和。随后《新华日报》部分工作人员又贴出大字报，公布了他们对全省各地“清查五一六”情况的调查材料。为了遏制这股潜流，省委在３月中旬召集了地市委负责人会议。吴大胜在会上一方面承认清查“五一六”存在扩大化问题，另一方面则强调“当年的清查运动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大方向正确”。他要求大家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善于引导群众，打击阶级敌人，要警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他还指出，当前运动需要联系的实际，是工、农、文、教、卫各条战线上的复辟回潮问题。　

　　４月２日，省总工会系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吴大胜到会讲话。他按照当时的主流舆论宣传，大谈了一通狠批林彪罪行的伟大意义，顺便提到叶群等人树立的先进典型太仓县洪泾大队的问题。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讲话（以及此前提出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问题）立即引发了另一个冲突。

　　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苏州在“文革”期间虽然也实施了“军管”，但是一些主要的造反派头头（或曰“新干部”）并没有受到清洗，始终留在市革委会和市委领导班子内部。在党政军要害部门由军队干部垄断的情况下，文化、教育、卫生这样一些不重要的部门是由他们分管的。在他们看来，吴大胜等人揪住苏州不放，揪住文教卫战线不放，无非是想转嫁责任，转移斗争矛头。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在两天后的大会上，华林森等人开始揭发林彪在苏州的活动，斗争矛头实际指向苏州市委负责人、军队干部曲言斌　。而对曲言斌的揭发批判，又必然涉及到南京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及其妻子田普与林彪、叶群的交往。还有人提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的林彪专案组曾派人到苏州调查林彪在当地的罪行，并责成苏州市委暨江苏省委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吴大胜在审查这个报告时，有意删去了田普给林彪、叶群送螃蟹等情节。还有人提到，现任省委常委、许世友亲信蒋科与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１年间的“选妃子”活动有牵连。　

　　这个时候，彭冲和许家屯等人开始对如何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４月６日，省委召集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吴大胜在会上提出：“为了把革命和生产搞好，省委各机关和工青妇贫负责人要坚守岗位，党的核心组要加强领导”，“各级领导不要遇到困难、问题就回避，该坚持的就坚持，该说服的就说服，该支持的就支持”，“省委分工的同志要多汇报，多请示”。这显然是试图用“组织纪律”和“生产任务”来抵制群众的揭发批判，保护自己的权威。彭冲、许家屯等人不以为然。许家屯在会上提出，“批林批孔”运动要进一步深入，清查林彪死党活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说“革命小将反潮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潮流？”彭冲则提出，当前需要关注的四个问题是：一、深入揭批林彪死党在江苏的罪行。二、清查“五一六”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对待“文革”，如何对待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如何对待新干部的问题。三，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选妃子”是一个重要问题。四，修正主义复辟回潮问题。他还提出要成立调查组，分口调查三个问题：（１）林彪死党活动，（２）“选妃子”问题，（３）“九一三”以来省委是如何领导清查运动的。　

　　省委领导层的分歧对群众性的揭批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与此同时，中央在４月１０日发出第１２号文件。该文件第三条提到：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
该文件还指出：

“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在那些对吴大胜不满的人看来，这段话就是针对吴大胜的。于是南京各种类型的揭批大会连续不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４月８日由省工青妇贫组织共同发起的“批林批孔”大会，４月１０日南大和省级机关联合批判蒋科大会，４月１５日省委宣传部批判大会，４月２０日省五七干校批判会等。　

　　在各方的压力下，省委在４月１１日至１４日再次召集地市委负责人碰头会。吴大胜在会上承认江苏的清查工作存在问题，而且承认责任主要在省委。他同意释放因“五一六”问题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文凤来，朱开地，鲁学智，曾邦元等人。同意对苏州负责人曲言斌和无锡负责人王妟　隔离审查。同意尽快召开“两委会”（指“党委会”和“革委会”。召开“两委会”的实际意义，在于可以将“大联合”时被结合进“革委会”、但在“整党建党”后没能进入“党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全部吸纳进来），进一步揭露批判林彪死党的罪行和清查“五一六”存在的问题。他还表示，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与他都有牵连，错误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心情十分沉重。蒋科在这次会上就“选妃子”问题做了简短的检讨。但他强调这个问题涉及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后勤部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同时也涉及到吴大胜。许家屯针对吴大胜和蒋科的发言，提出解决领导机关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４月２１日，彭冲出面召集部委办负责人开会，提出“加强”省委办公室（相当于“文革”前的省委办公厅）的意见，并提出省委办公室应该置于常委集体领导之下。这实际上是将这个要害部门从吴大胜、蒋科等人手里夺了过来。随后，彭冲、许家屯又改组了办公室下属的“林彪问题调查组”（该调查组成立于１９７３年３月，过去一直受吴大胜等人的控制，从未认真开展工作）。改组后的调查组分为（１）内勤组、（２）选妃组、（３）清查五一六组、（４）各地与林彪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组。彭冲赋予调查组的首要任务是“抓林彪死党活动”。其中围绕苏州问题所开列的调查清单包含３０多条内容。至此，江苏“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开始转移到彭冲等人手中，清查的重点是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

　　４月底和５月初，省委“林彪问题调查组”在各地活动，揭发出更多不利于吴大胜、蒋科的情况。例如有人揭发，吴大胜、蒋科等人曾经在南京师范学院找人帮叶群出假证明，证明她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活动，是通过党组织介绍去延安的。还有人揭发，田普为了讨好林彪，指示王妟在无锡为林彪建一个行宫，吴大胜对此表示支持。还有人揭发，１９７３年３月，吴大胜在苏州市委提交的调查材料中划去田普的名字，还告诫曲言斌今后不要乱说。还有人说，“批林批孔”运动起来后，吴大胜曾经派蒋科去武汉军区摸风向、对口径（武汉军区政委王六生原为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与“选妃子”事件有牵连）。还有人揭发，吴大胜等人在群众揭批运动起来后，曾散布一些错误言论，说这场运动是“地方整军队”，是“彭、许斗吴、蒋”。吴大胜还在幕后活动，鼓动别人批判许家屯在４月商业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因为这个讲话包含对许世友和军方人员的指责。　

　　５月７－１０日，省委召集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会上由省委调查组汇报了情况。吴大胜随即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并承认与苏州、无锡问题，“选妃子”问题，清查“五一六”问题等都有牵连。不过他最后强调，自己的错误根源在于骄傲自满，没有很好改造世界观，脱离群众。很显然，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吴大胜的策略是承认一些事实，但是在问题性质上守住底限。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另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向他袭来。

　　三、“倒吴”运动的升级

　　前面提到过，在１９６９到１９７０年间，江苏“军管”当局曾将３５万城镇居民下放苏北农村，其中南京地区下放１３万多人。这个政策酿成不少社会问题。１９７４年春节前后，数千下放人员涌入南京城内，要求省市委解决其返城、复工、复职问题。省市委负责人在与下放人员的接触中承认当初的政策是不对的，但是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态度含糊。僵持到４月２８日，失去耐心的下放人员开始在南京车站拦截火车，扬言要去北京请愿，造成京沪铁路中断５０多小时。

　　中央于２９日和３０日两次打电话给吴大胜等人，表示“不同意下放人员赴京上访”。中央还要求省市委派人说服下放人员“不要阻拦火车通行”，“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面”，“有什么问题统统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然而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下放人员不可能仅凭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就被打发。无奈之下，吴大胜在４月３０日与下放人员初步达成８条协议，５月２日正式签字生效。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由下放人员原所在单位负责安排下放人员生活，政府对下放人员每月发放八元钱、二十五斤粮、半斤食油，煤按居民标准供应。

　　５月６日，吴大胜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发出电报，汇报了处理情况。他没有想到的两个后果是：第一，这个消息传出后，返回南京的下放人员一下子增加到５万多人。由于省市财政不堪重负，那些后来者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在南京闹事和赴北京上访的人潮依然无法阻遏。当局不让乘火车，下放人员就拦截汽车。

　　第二，中央在５月９日发出１４号文件，并连夜派专机送到南京。

　　中央１４号文件是对江苏省委６日电报的批复，其中指出：
“江苏省委——主要是吴大胜同志——在处理南京下放人员问题上，完全违背了中央两次电话指示，不坚持将这个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不像广大下放人员宣传中央１２号文件和中央有关指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是大搞经济主义，煽动下放人员回到城市，扭转了批林批孔的斗争大方向。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该文件还说：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江苏省委少数领导同志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江苏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捂盖子，保自己。广大干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开始揭发省委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吴大胜同志在下放人员身上大做文章，大搞经济主义，转移斗争目标，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批林批孔，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该文件最后又重申了处理下放人员的原则，要求江苏省委采取措施刹住“经济主义妖风”，同时想办法把下放人员送回去，以免干扰“批林批孔”这个首要任务。　

　　５月１０日，省委召集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１４号文件。吴大胜宣读过中央文件后，许家屯首先发言，提出要根据中央１４号文件的指示，在群众中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发动、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在五台山召开群众大会，并拉线到全省各地农村的生产队。吴大胜随后对照１４号文件的条文，检查了自己自２月以来领导“批林批孔”运动中捂盖子、划框框、顶条条的错误，如抵制省总工会“四二大会”、工青妇贫“四八大会”的错误和处理下放人员问题上的经济主义错误等。同时，他又对下放人员问题的处理过程作了详细说明，旨在强调省委领导的集体责任。

　　针对吴大胜的发言，彭冲、许家屯在随后的发言中都表示，自己在参与处理下放人员问题时也存在严重错误，没有坚持原则，违背了中央两次电话指示精神，愿意承担责任。但是他们随即指出，作为省委主要领导，吴大胜无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他们指责吴大胜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还声称吴大胜刚才的的检查很不像样，没有触及本质。接着彭冲提出四个问题要吴大胜回答：第一，清查“五一六”是什么指导思想，什么精神状态？为什么对大批新干部、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为什么“批林批孔”那么不起劲，而批“五一六”那么起劲？第三，清查“五一六”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原因？第四，当前如何广泛、深入地贯彻落实中央文件？应该先解决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许家屯则质问吴大胜：“为什么批极左联系实际，批极右不让联系实际？你究竟有没有搞中央领导同志谢富治的材料？有没有整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杜平的材料？”

　　显然是在彭、许等人的暗中策动下，《新华日报》在５月１１日报道了工青妇贫“四八大会”和４月１０日南京大学批判蒋科大会的消息，同时配发了一篇题为《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大方向，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的社论。虽然“五一一”社论和两篇新闻稿没有公开点名，但是联系里面列举的大量具体指控，读者不难发现斗争矛头是指向吴大胜、蒋科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彭冲、许家屯等人借助这些社论和文章，直接将吴、蒋等人定为“林彪死党”。　

　　此后，从５月中旬到６月下旬，省委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和数十名“群众代表”几乎每天下午都在中山东路３０７招待所举行“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揭发批判吴大胜、蒋科等人的罪行。那些“群众代表”绝大部分是过去的造反派，其中有很多人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到牵连。他们除了参加大会的揭发批判活动，还以个人或集体名义散发了大量的批判传单，其中流传下来的包括《坚决捍卫中共中央十四号文件，彻底粉碎吴大胜等人的猖狂反扑》和《严正抗议！强烈要求！》。彭冲、许家屯除了经常参加３０７会议，还多次单独召集工青妇贫负责人和部委办局负责人开会，掌握３０７会议动态，控制会议进程。　此外，他们还与一些没有资格参加３０７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暗中接触，通过他们动员社会力量，制造社会舆论，给吴大胜等人施加压力。　

“双批”运动走势的变化，还促使一些参加“支左”的部队干部也开始揭发吴大胜等人的问题。有人提到，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前后，省委在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时，吴大胜等人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提议，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还有人揭发，在“九大”、“十大”中央委员选举时，吴大胜在江苏代表团里进行部署，操控对一些中央老同志的选票。还有人揭发，在吴大胜等人的主使下，江苏曾大量印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和《林彪军事论文选》等书籍，大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大办《井冈山展览》和《洪泾展览》。还有人揭发，在“批林批孔”运动起来之后，吴大胜、蒋科曾指示公安机关掌握“反潮流战士”的动态。还有人揭发，吴大胜对中央１４号文件非常不满，说“搞经济主义，不是我吴大胜一个人嘛！”——暗示彭、许等人见风使舵、兴风作浪。还有人揭发，吴大胜对别人说过：“现在中央还没有撤我的职，我还要领导。”还有人说，现在有些地方不向省里送材料、汇报工作，显然是在当地掌权的军队干部受到吴大胜的怂恿。　

　　吴大胜在此期间至少做过６次公开检查，承认了群众揭发的很多问题，但是对有些问题进行了辩解，持保留态度。他还反复强调自己的各种错误根源是思想认识问题，错误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彭冲、许家屯则对群众性的批判揭发表示大力支持。他们赞成群众提出的“多开大会”的要求，并说如果会场不够大，可以采用拉线广播的方式扩大听众。他们还指示３０７会务组将许多批判发言和吴大胜、蒋科的检查大量印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播放各场批判大会的录音。他们还对省委常委参加３０７会议的分组情况作出了调整，规定吴大胜参加工青妇贫群众团体组，许家屯参加省委办公室组，彭冲参加省公安局组，蒋科参加省委宣传部组，曾玉扬参加组织部组。这种安排实际上瓦解了吴大胜等人对办公室、组织部、公安局等要害部门的控制，而群众团体组和省委宣传部组则是“倒吴”火力最强的战场。他们还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大家的揭发批判要紧扣１４号文件，要集中力量揭批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要进一步批判吴大胜“三破坏”的实质，要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他们还说，江苏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重点在省委和省级机关，而省委的重点在吴大胜等人。许家屯还至少在两次谈话中提到：“１４号文件第一条讲错误，第二条讲实质，第三条讲不是一个人，而是‘等人’。这个‘等人’，可以‘等’到我们几个常委之内，也可以‘等’到几个常委之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斗争矛头指向已经调离的许世友。　

　　因为中央１４号文件原本是由下放人员问题引起的，因而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另一方面，中央在５月１８号又下发了一个１７号文件。该文件强调，“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两个９５％，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该文件还指出：

“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１９７１〕５７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该文件还说：
“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吴大胜等人立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向彭、许等人发起反击。吴大胜在省委传达贯彻１７号文件的会议上，强调这个文件指出了运动的重点和政策。并表示自己要振作精神，担负起抓革命、促生产的责任。　

　　对于吴大胜的反击，彭、许等人作出以下几项应对：第一，他们强调下放人员问题的处理很重要，省委应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加以妥善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处理决不能干扰“批林批孔”这个首要任务。第二，他们强调１７号文件的重点是“两个完全必要”。他们还指出，在中央讲到的“两个希望”中，吴大胜等人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第三，他们反复强调，学习、宣传１７号文件要和学习、宣传１４号文件紧密结合起来，要警惕有人借“生产”来压“革命”，借“加强党的领导”来打压群众运动。第四，他们在６月２０日的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对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各部委要分专题研究。省公安局和省“二办”集中研究“五一六”问题，文化教育系统和省委宣传部集中搞“选妃子”问题。要多做工作促进知情人的转化，使“揭、批、查”运动更加深入。第五，他们强调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一批“老造反”获得平反释放后，回到各自的工厂和学校，各单位领导应考虑如何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揭批吴大胜等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斗争双方对１７号文件的反应，可以看出激进话语策略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由“倒吴”到“倒许”

　　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很大社会震动，引起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严重滑坡。毛泽东在６月份得知这个情况后，找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谈话，指示他们要注意全国稳定和解决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央于７月１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２１号文件）。

　　该文件提到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过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一个是煤，一个是铁路运输。在煤炭生产方面，点了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在铁路额运输方面，点了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区段。该文件指出：

“有些省、市、区和城市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的减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和批判。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运动一来，有少数领导干部又不是积极的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好批林批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许多人有错不认错，使矛盾激化。有少数领导害怕群众，不打自倒，一轰就跑；擅离职守，放弃领导；甚至躺倒不干，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违反党的政策，随意表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群众的团结。还有少数的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团结不起来，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和捣乱。”

　　以上内容，显然是将各种问题归咎于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不力。然而接下来，该文件又对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提出批评：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原则。什么是正确的潮流，什么是错误的潮流，要作阶级分析。……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违背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三号文件的规定，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给予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该文件还指出：
“经济主义是腐蚀无产阶级队伍，破坏批林批孔的修正主义思潮。各级领导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觉，坚持原则，坚决煞住经济主义妖风。中央重申：当前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批林批孔，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

　　上述文件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其对“革命”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对各种错误现象的分析归纳，对问题成因的解释，以及提到的改进工作的措施，都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存在着许多含混不清之处，甚至自相矛盾，很容易引发理解上的歧义。

　　７月５日，２１号文件到达江苏。省委于当天下午组织传达。７月７日，省委召开部委办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执行这个文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会议主持人，吴大胜以他的第七次检查作为开场白。彭冲随后发言，套用２１号文件的原话，指出江苏生产没有搞好，关键在于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批，党的政策不落实，领导不检讨，群众不满意。他还说１４号文件指出吴大胜“三破坏”罪行，这次点得更深刻，更具体了，但是吴大胜的立场感情根本没有转变过来，几次检查一次不如一次。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彭冲一共谈了四条，但他强调的是前面两条：第一，对２１号文件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做大家喻户晓。但不能以２１号文件部分东西片面地去压群众。不能以任何借口压群众。其次，建议地市县党委召集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今年以来所有文件，特别是１４号文件，继续把重点放在揭批吴大胜的错误，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２１号文件来了就放弃１４号文件。许家屯的发言完全附和彭冲的论调，强调２１号文件批评的几种情况江苏都有。生产搞不好的原因在于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他还说现在省委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缓和，而是日趋激烈。吴大胜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实际，捂盖子，保自己，成为运动的主要阻力。因此，省委一方面要组织力量下去贯彻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另一方面要坚持开展省级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重点还是搞清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　

　　在随后几周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彭、许继续宣传他们对２１号文件的诠释，坚持把省级机关作为当前运动的重点。他们还对省委办公室及其下属的“林彪问题调查组”进行进一步改组，将这些机构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们还提出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把他们的“批林批孔”主张贯彻到基层。针对会议上听到的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议论，他们要求与会者认真学习中央１２号，１４号，１７号，２１号文件，加深对“双批”运动意义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强调对江苏的运动，要用中央文件的精神来统一认识。

　　吴大胜对彭、许的进攻毫无办法。他不得不对群众的揭发批判表示欢迎，多次承认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自己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很好的学习，解决好学习、批判和联系实际的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依然是他的防守底限。

　　他的这个论调，显然得到军方“支左”人员的广泛呼应。在８月中下旬和９月，省委先后召集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和省级机关部委办负责人会议。这两次会议也基本上处于到彭、许的控制之下。

　　在８月１５日地市委负责人会议上，吴大胜做了他的第八次检查，承认自己在清查林彪死党罪行这个问题上思想右倾，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承认对无锡为林彪建行宫事有所了解；承认与胡敏有过两次接触，与她谈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情况；承认许世友曾暗示他去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争取林彪的信任；承认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按照许世友的指示整江苏干部的黑材料，并在会上鼓噪设国家主席；承认１９７３年在苏州市委的报告中删去了田普的名字，目的在于保护许世友。

　　８月２１日和２２日，蒋科在会议上进一步交代了“选妃子”问题。他提到胡敏曾为此６次到南京，南京方面送了５人去北京面试，最后选中２人。

　　吴、蒋对一些问题的坦白交代不但没有平息与会者的情绪，反而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和质疑。因为他们这次检查表明他们以前在这些问题上撒了谎。另外，他们的检查较多地涉及到许世友，从而将批判火力引向许本人。有人质疑，吴大胜向胡敏汇报省委工作，说明什么问题？还有人揭发，吴大胜在主持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曾公然对负责南大清查工作的人说过，他不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怕犯错误，不怕被指责为镇压造反派，这其实反映了许世友的一贯态度。还有人提到，田普曾经命令扬州玉器厂制作了５个南京长江大桥的玉雕，准备送给林彪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人提出，毛泽东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关于各大军区干部的５次谈话，还没有很好地展开讨论。

　　在８月底地市委书记会议结束时，彭冲在讲话中提到，这次会议是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与会者们严肃、尖锐、诚恳地揭发批判了吴大胜、蒋科的错误，对其他常委也有批判，这是党的优良传统，有助于大家改造世界观。彭冲还提到，这次会议对清查“五一六”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处理“五一六”问题的六条政策，　各地要逐步加以落实。彭冲还提到许世友是原省委负责人，有错误可以批判，应该批判。各地的揭发材料可以送省委，也可以直接送中央。省委接到这方面的材料，也会报送中央。　

　　９月份的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主旨是为了进一步部署省级机关的揭批运动。因当时彭冲带领省委工作组去徐州“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由许家屯主持。许家屯在这次会议上首先指出，８月份地市委书记会议开得好，原因是学习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掌握了武器，提到了觉悟，统一了认识，许多大是大非得到了澄清。接着他要求各部委办局负责人认真贯彻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要在行动上落实，要掀起一个学习的高潮，一个揭批的高潮。他还针对一部分与会者的担心，策略地指出这次揭发批判不是搞“人人过关”，而是根据毛泽东的５次谈话和中央文件解决吴大胜等少数人的问题。他还指出要搞好运动，各级党的核心小组要加强领导。有些单位领导不得力的，出于瘫痪状态的，各部委办要分析一下，要进行“帮助”——实际上是暗示要撤换这些领导。在此后几周的会议上，许家屯又多次阐释了毛泽东的５次谈话，要求大家认真攻读，认真研究，认真思考，认真联系，认真批判吴大胜等人　。

　　不过，在这两次会议上彭、许也遇到一些微弱的抵抗。这一部分是由于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引发了理解上的歧义，一部分是由于在各地“支左”的军队干部明白俱荣俱损、唇亡齿寒的道理，因而对批判吴大胜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

　　例如在８月份地市委书记会议期间，省委宣传部长戴维然奉命传达中央法家著作注释出版会议的情况。

　　据戴维然说，王洪文在那次会上提到江西、浙江、江苏、山东等省领导层在“吵架”，并指示戴维然带话给吴大胜，告诉他“现在要稳定”。与会者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提出疑问：中央领导托人带话给吴大胜，是意味着吴大胜要对“吵架”负责？还是意味着吴大胜的“一把手”地位依然得到中央承认？还有人提出，对“现在要稳定”如何理解？是不是意味着“批林批孔”运动的结束？还有人说，现在有些部门有人在传，说毛主席讲的，１４号文件点吴大胜名，点重了。

　　而主持徐州地委工作的军代表在地市委书记会议第一天就提出一系列质疑：省委有个文件讲“省委没有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还了得？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徐海地区是否占主导地位？江苏的八年文化大革命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吴大胜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省里几个领导同志的发言一直发到农村大队，这是什么意思？他还断言，现在要吴大胜等人检查，一无标准，二无权威，三不是时候，四无基础。　

　　在９月的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上，有人反映在不少基层单位内部，“双批”运动办公室、政工组、党支部这三个系统存在着三种不同认识，工作部署也不一致，各人搞各人的，结果引发了群众思想混乱。还有人说，死死揪住吴大胜不放，是省委常委中有人搞名堂。还有人说，正是因为过去的运动过火了，所以现在中央强调政策了。还有人说，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六条政策，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还有人反映，盐城地区负责人（军代表）说了，我们盐城地区除了吴大胜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都不算数，因为他们不能代表省委。该地区下属的响水县委书记（军代表）说，我们响水工作如果有成绩，那是因为听了地委（书记）万玉华、省委（书记）吴大胜的话。盐城地区团小组还报告，他们那里开会学了中央其他文件，就是不让学１４号文件。会议形成的文件，只字不提１４号文件，不提吴大胜。　

　　上述这些微弱地抵抗在１０月中旬以后彻底瓦解。１０月６日至１４日，中央召集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许家屯代表江苏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领导人谷牧、李先念、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们的谈话提到在运动中要注意掌握政策，要团结两个９５％等问题，不过重点却是批评一些地方领导人抗拒中央指示。其中李先念对徐州少数领导干部卷入派性问题的批评，显然隐含对省委领导人吴大胜的批评。　会议期间，中央于１０月１１日发出２６号文件。１０月１４日，王洪文、张春桥到会传达、宣讲毛泽东的指示和２６号文件。王洪文在谈话中强调，要正确理解２６号文件提到的“安定团结”问题。他说：

“为什么主席讲这些？因为有不安定，才讲安定。有不团结，才讲团结。安定、团结要通过斗争。……少数地方和单位路线没有解决，政策没有落实，怎么能安定得了呢？所以少数地方还在闹，主要是领导路线没有解决。有的地方抓‘五一六’，十几万几十万，政策问题没有落实，安定是安定不了的。要经过斗争才能安定，才能团结。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要强调团结安定就忘了斗争。少数同志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王洪文关于“五一六”问题的批评，肯定与江苏的清查运动有关。他关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的解释，得到李先念、纪登奎等人的支持。　

　　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结束后，许家屯返回南京。省委立即召集地市委、部委办、工青妇贫、省军区、江苏省建设兵团、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会议进行传达。该会议一直持续到１０月底，其实是对吴大胜、许世友展开新一轮批判。

　　许家屯在向与会者传达时，特别强调了王洪文、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对“安定团结”大前提的解释。他还说，“过去我们对主席思想和中央文件的理解是不够的，各有各的理解。……省级机关的认识也有各种各样。问题是怎么引导？前提还是把革命搞好，把批林批孔搞好。对省里和个别地区出现的问题要回答。如清查运动有什么说法？盖子揭开了没有？面上的运动怎么搞法？有没有重点？”他还说：“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文件。领导层同志要统一认识，深刻理解。否则讲安定团结，只能事与愿违。”
　　针对有人提出的“安定团结”是不是意味着要结束运动了？上次地市委书记会议的部署是否还作数？党委内部要开展斗争，怎么掌握方向？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怎样才算搞清了等疑问，彭冲在两次发言中说：“这些提问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次会议通过你们贯彻，你们有责任对２６号文件全面理解。……现在的重点还是解决批林批孔问题。要在这个前提下部署工作。最重要的是运动怎么普及、深入、持久。”他还说：“要实现安定团结，关键在路线，在领导。要分清路线，分清是非。”他还反复强调，江苏的问题重点在省委，省委的重点在吴大胜。１４号文件提出的问题，吴大胜必须回答。这次会议要力争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１０月２３日，吴大胜向与会者作了他的第九次检查。他首先就２６号文件内容表态，承认过去大家对自己的批判大方向是正确的，保证不打击报复，不搞秋后算账。然后他按照过去历次会议的揭发，对自己“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保自己”等问题，列举了具体事实５条。对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列举了具体事实８条。这些检查交代，更多地涉及到许世友的责任。　

　　在２４日会议上，省委办公室负责人、长期受到许世友、吴大胜信任的军代表钱永清揭发了许世友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大联合”以后对造反派和大军区、省军区的大清洗问题，整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黑材料”问题，对田普连升三级问题（田普原为省级机关一个处长，“大联合”以后被提拔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怂恿某些地市负责人大搞“独立王国”问题，做打油诗攻击中央领导人张春桥的问题等。　

　　在２５日会议上，省委老干部代表刘伯英做了长篇批判发言。他提到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许世友带头起哄，还写信给毛主席、林彪，是针对张春桥的。但在后来追查时，他又谎称那封信是针对陈伯达的。刘伯英还提到，许世友等人在清查“五一六”时以“反许”划线，整了２９４名军队干部的材料，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谢富治的材料。他还提到许世友对林彪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９日的“丘八管秀才”讲话十分推崇，曾组织军区团以上干部学习三天。在具体工作中，许也一贯排斥地方上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大搞军队干部“清一色”。他还提到清查“五一六”时，许世友到处污蔑造反派：“什么老造反？是老反革命！那些造反派有几个是好的？有人想捞稻草，结果捞到一把屎！我倒是捞到两根（指政治局委员和江苏省一把手）。”他还提到，许世友、吴大胜在１９７１年春清查高潮中，亲自审讯一批高级干部，搞逼供信，亲自动手打人。他还提到，１９７３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吴大胜、许世友曾指示下面不要全文传达毛泽东的５次谈话，说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他还提到，许世友曾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初写信给曲言斌和王妟，对他们表示关怀。而许的秘书在同时寄去的另一封信中告诫曲、王，要“搞好首长的安全，不给首长帮倒忙。”——实际上是要这两个人封口，捂住许世友问题的盖子。　

　　在２８日会议上，苏州代表华林森发言，提出许世友的问题至少应该在地市党委领导成员中传达。他还说吴大胜的检查涉及许世友问题，显然是政治形势所迫，而不是他自己敢于主动触及这个问题。而吴大胜对自己问题的交代，还不够认真，根本没有触及思想。　

　　在此后三天的会议上，许世友、吴大胜等人的问题最终被归纳为６条：一、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二、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搞以人划线，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五、搞独立王国，破坏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六、批林批孔以来，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江苏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捂盖子，保自己，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批林批孔。有错不认错，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影响安定团结。许家屯在２９日大会讨论中发言，再次追问“吴大胜、许世友的错误是什么错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许世友、吴大胜是不是代表复辟势力？”这些看法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这次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是：一、这次大会的所有简报可以传达到普通工人。二、中央负责同志“抓革命、促生产”讲话逐步传到下面去。三、许世友同志的问题暂不传达，等中央的决定。　

　　五、江苏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和军队“支左”干部撤离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领导人丁盛、　彭冲、吴大胜、杨广立、　许家屯赴京。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他们，宣布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一、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二、吴大胜、蒋科停止工作，继续接受群众批判。王洪文、张春桥在随后的谈话中提到，这次江苏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王、张还和叶剑英、纪登奎一道，对吴大胜、许世友等人多次抵制中央指示、搞独立王国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还要求彭冲等人处理好下放人员问题和清查“五一六”问题。

　　中央领导人对江苏问题的看法，显然与１０月底江苏省委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有关。

　　从北京回来后，省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和部委办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最新指示。几个常委都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吴大胜说：“政治局负责同志对我的错误提出严肃批评，这是再次对我的教育、挽救。我一定在短时期内向党和人民交代和检讨我的错误和罪行。……我坚决拥护中央对彭冲同志工作的决定，接受彭冲同志的领导……。”蒋科也做了类似的表态。彭、许一方面对吴蒋的态度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指出，吴大胜现在的检查还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另外在有些地方的干部中也还存在抵触情绪。因而斗争是长期的，工作是艰巨的。　

　　１１月２５日和２６日，省委又召集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彭、许在讲话中除了强调继续批判吴大胜等人的错误的重要性外，还提到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他们要求各部委办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集体领导。他们还说这几年来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无论如何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和毛主席指示。有些部门有些事没有把握，要加强请示汇报。他们还说，联系江苏实际批判林彪修正主义军事路线，就是要批判枪指挥党，批判“丘八管秀才”。　

　　１２月３０日，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军区做出决定：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陆续离开地方回部队。　　次年２月，所有军队“支左”人员撤离完毕。与此同时，一大批地方老干部被派到各地担任地市委书记职务。以彭冲、许家屯为核心的旧省委干部在反对军队干部的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

　　结 论

　　由本文叙述可以看出，１９７４年江苏／南京的“批林批孔”运动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包含着多重的矛盾纠葛。在这场运动中，中央政策导向和地方运动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高层的派性分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ｅｉｗｅｓ和孙万国所谓“文革幸存者”、“文革受益者”、“文革激进派”）并未影响到他们对江苏问题的一致看法，同时地方各种势力与中央各派之间，也不存在Ｋｅｉｔｈ　Ｆｏｒｓｔｅｒ在浙江个案中发现的清晰的“点对点”、“线对线”的关系。因而，而无论从精英政治的层面还是从群众运动的层面看，这场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都无法用简单的“好人”／“坏人”解释模式加以解释。这些矛盾冲突，部分源于此前运动遗留下来的派性问题，部分源于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必然产物。

　　从地方性因素分析，这场运动其实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头头和城市下放人员之间的多方博弈。本文提供的大量事实表明，他们当中没有人真正关心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和这场运动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他们所关心的，都是那些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换言之，北京发出的号召之所以能够在南京当地引起广泛的呼应，不是因为这种号召真的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一致的利益和心声，而是因为各种势力试图借助这场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军方领导人试图借助这场运动维系摇摇欲坠的“军管”权威；旧省委干部试图借助这场运动从军队干部手中夺回权力；造反派头头当时关心的，首先是摘掉“军管”时期横加于他们的“五一六”帽子，其次是重新获得他们在“大联合”时取得的政治地位（尽管这种政治地位其实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下放人员当时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脱离农村、重返城市。之所以有人将这样一场运动错误地理解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乃是因为冲突各方都不约而同地、且非常巧妙地采用了激进的话语策略。而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军管”期间受到压制的各种社会势力联合起来推翻军方在江苏的统治。

　　从最后的结果看，这场斗争的最大输家是军队干部群体，最大赢家是地方老干部群体。这种结局首先基于“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收缩军方权力的意向，其次基于“军管”时期孕育的各种矛盾。换言之，江苏“军管”当局的垮台，是军地之间、干群之间、军队内部、地方和中央之间各种矛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次集中爆发。

　　既然各方在运动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在“倒吴”成功以后，又必然地会发生新矛盾和冲突。彭、许在“双批”运动初期为了争取遭到军方清洗的造反派头头，曾积极主张追究吴大胜、许世友等人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的责任，积极支持造反派头头们参加“两委会”联席会议。然而１９７４年底政权交替完成后，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他们继续主张对所谓“五一六”人员平反；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五一六”涉案人员提出的经济补偿要求和恢复原工作、原职务的要求是错误的，各级领导应加以拒绝。　　这实际上意味着拒绝造反派头头重返政坛、分享权力。这为１９７６年春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孕育了社会动力。

　　南京下放人员的抗议示威活动，导致中央１４号文件的出台。该文件是江苏“倒吴”的起点，也是彭、许等人最有力的斗争武器之一。然而下放人员最终没有在这场斗争中获益。数万南京下放人员在“双批”运动后全部返回农村，不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是因为彭、许等人借助中央权威采取了高压手段。有资料显示，为了完成遣返下放人员的任务，仅淮阴地区就动员了１８００多名农村干部。因而在１９７６年春夏的“南京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下放人员的身影。一直到１９８０年以后，这些下放人员才凭借自己的努力陆续返回南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双批”运动期间江苏几种政治势力对中央“文革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的态度，以及这几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与１９７６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的情况形成一个鲜明对照。在后一个运动中，已经下台的军方干部（如吴大胜、蒋科等人）和受到排斥的造反派头头（如曾邦元等人）结成联盟，依附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为代表的中央激进势力，反对掌权的彭冲、许家屯等地方老干部。这再一次说明，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并不存在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人们在不同时期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他们当时的处境。　
（注释从略）

原载启之、何蜀主编《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记忆与思考》，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４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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