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政情法意何处寻？——《苍苍者天茫茫水》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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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红按：这是一本在扉页上写了“献给母校法大六十华诞”字样的拙作，本意是为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算不上完美，但也算心血之作。来荷兰之前，“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了不少资料，包括在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尘封的档案中泡了近两个月。出国后，差不多有四五个月时间，停掉博士论文，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写这本书，以便能够在校庆六十周年之前出版。大约春节前后杀青交稿。原以为这本书快出来了，去信询问，才被告知由于一些原因，这本书暂时不予出版，至于能否出版、何时出版亦遥遥无期。颇感失望与愤怒。现将自序贴在这里，算是为这本“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拙作悼亡吧！】 　　政情法意何处寻？——《苍苍者天茫茫水：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初期的教授群像》自序 　　【个人史，文明史】 　　写这样一本以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的政法先贤的书，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我诚挚地把这本书作为献给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0周年华诞的贺礼。 　　学者是学问的载体，是一间大学的灵魂所系。正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个道理自不需赘言。遗憾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及中国政法大学建校近六十年来，但却还从未有一本书专门聚焦于其学人群体的学术与志业。拙著躬逢建校六十华诞之盛，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学者，正如陈寅恪给王国维的悼词所写，“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管书中所列这些人学问如何，命运如何，他们已经内化成为法大的魂魄。法大可以没大楼，可以没大院，但不可无大师。站在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六十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回头追寻法大的高贵血统，自然难以忽视这个优秀的学术团队。也正是因为有数十位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政法学者的加盟，北京政法学院才有可能奠定坚实的基础，并让法大的未来更加绚烂多姿。 　　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其说是每个学者个人的历史，毋宁说是法大的历史；与其说是法大的历史，毋宁说是近百年一部中国法治史；与其说是中国法治史，毋宁说是中国国史。与其说是中国国史，毋宁说是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浪花一朵。许章润教授在拙编《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序言中写道：“法政学者因为治学对象关系，这世道人心遂常常牵扯到政道和治道，字里行间便多了一份不忍之心。政道无他，一时代一民族打理公共生活的原理和原则，关于政治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攘让取舍之道；治道有常，将政道落实为体制化安排，就今日人间秩序而言，一般即为一种法权安排。政道不彰，天人淆乱，原是人世常态；治道雍蔽，贪渎横行，更且无日无之。几番风雨，一派萧瑟，终至人头滚滚，于是不得不另起炉灶，好一顿折腾。因而，法学家下笔惊心，情怀难抑，法意苍茫，凡心肠还在，怎能不充盈不忍呢？！”诚哉斯言！ 　　【他们是谁？】 　　1952年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系等，被剥离出各自的母体，而在原北大法学院旧址沙滩红楼的土地上成立北京政法学院。院系调整政策终结了璀璨的民国法学教育，理当惋惜；但是，院系调整政策赋予北京政法学院生命，作为法大人，我们应当欢呼。我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历史的发展，毕竟总是按照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在往前走…… 　　由于建校初期人事变动频繁，究竟有哪些学者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的名单出现在档案中，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未报到；有些学者确实来北京政法学院报到，但他们在这所新生的法学院滞留的时间很短便匆匆离开，有一些甚至连两年都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确定一份建校之初的师资名单注定是冒险。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在“馆藏展示?档案里的法大记忆”之六《我校建校之初的师生员工》一文中提供的信息，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之初，来自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四大学的教师队伍详情如下： 　　北京大学——教授10人：钱端升、张奚若、费青、芮沐、楼邦彦、龚祥瑞、吴恩裕、吴之椿、黄觉非、张志让；副教授3人：汪暄、阴法鲁、王利器；讲师4人：潘汉典、朱奇武、程筱鹤、杨翼骧；助教12人：李由义、罗典荣、周仁、宁汉林、张国华、余叔通、张鑫、欧阳本先、陈光中、潘华仿、张文镇、林道濂。 　　清华大学——教授4人：于振鹏、曾炳钧、赵德洁、邵循恪；讲师1人：杜汝楫。 　　燕京大学——教授5人：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徐敦璋、张雁深；助教2人：夏吉生、赵宗乾。 　　辅仁大学——教授3人：李景汉、戴克光、洪鼎钟。 　　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留在北平的最优秀的政法学者。他们的优秀与卓越，建立在两个坚实的基点上：其一、一流的学术训练。他们大都在国外的著名学府接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无论美国的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加州大学，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日本的中央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均为世界大学之翘楚，而他们大都在这些真正世界一流的高校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其二、一流的学术生涯。他们回国后，要么直接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民国教育史上最好的四朵奇葩中执教，要么先后辗转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执教，最后转入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 　　正是因为这样一份灿烂的名单，将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之初称为法大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毫不为过。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常以“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自许，事实上，就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成立后的政法专业师资力量来说，放眼全国能出其右者真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北京政法学院是当时中国政法教育的最高学府，倒也实至名归。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支耀眼的师资队伍，使得北京政法学院从“一出生便不同凡响”。在此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理当为这些先贤树碑立传，使中国政法大学接上民国时期的政法学界最高贵的血脉与传统。 　　您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钱端升、严景耀、雷洁琼、费青、吴恩裕、曾炳钧、戴克光、黄觉非、于振鹏、徐敦璋等十个名字。对于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初期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的庞大学术群体来说，这十位学者确实是这个群体中最熠熠生辉的名字。但试图用缅怀的方式追溯法大的学术传统，仅仅这十位学者在列，确实不无遗珠之憾。 　　事实上，我可以写更多的人，让更多被遗忘的先贤重新回到这珍贵的人间。只是，鉴于本书的篇幅所限，必须有所选择。几经征求各方意见后，我不得不将写作范围及取舍标准确定为如下几点：第一，来北京政法学院之前，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即已经是教授；第二，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确实报到，并实际上在北京政法学院乃至中国政法大学待过较长时间；第三，相关资料和档案相对充沛，不至于使行文为“无米之炊”。我深知，这三条标准，对于那个黄金般耀眼的学术群体来说，难免挂一漏万，缺漏在所难免。 　　无尽的遗憾，只能在未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但无论如何，您可以看到，这本书以个人的生命沉浮为主线，骨子里却洋溢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无论如何，无论那些尊贵的名字是否在这里中出现，这本书都是向这个群星璀璨的学术群体致敬之作！ 　　【殊途同归】 　　他们的优秀与卓越自不待言。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他们一波三折的命运，也确实令人扼腕叹息。 　　这些先贤1949年之前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可以说，在他们的青少年乃至中年时代，中国大多数时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枪炮作响法无声，接二连三的战争状态导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最现实的政治哲学。但即便在这种环境里，他们选择政法专业，在国内外受过一流的法律教育后，荣归祖国，试图通政情法意的学者，为海晏河清之后的中国的政法事业贡献力量。他们是法治和宪政的追梦人。 　　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状态。这些先贤的命运，与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些政治事件促生北京政法学院，也使得这些先贤的个人命运在这些政治风波中浮浮沉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似乎比激烈的炮火更折磨个人的命运，这些先贤无一例外地在政治运动中低头、认罪、忏悔，甚至昧着良心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十位先贤中，能够坚持活到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者已不多见，大好的学术年华便在政治运动中灰飞烟灭；更惨烈者，便葬身于政治运动之幽谷，彻底被世人遗忘。 　　在泛政治化的集体主义年代，谁也不可能够明哲保身，离群索居，在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岿然不动。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没有谁是安全的；在一段幽暗的政法史中，也不大可能有谁是完全清白的。稍有区别的是，在诸多政治事件中，个人性格不同，个人应对策略不同，个人的结局也就稍有差异、大同小异了。 　　本书写作的基本态度，是以“同情并理解”之客观态度去梳理历史，接续政法的传统。但不可避免，必然涉及对历史事件中每个人物言行的重述。需要向读者尤其是当事人及后人交代的是，笔者无意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历史事件及人物予以简单臧否与月旦，更无意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予以窥视与铺陈；甚至可以说，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对于纯属个人隐私的细节一般略过不提，对于非常年代这些学者的非常表现，亦尽可能客观而简略地陈述。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个别细节与叙述依然不利于传主的正面形象，尤其不符合家属及后人们心目中的传主，还请你们多多包涵。 　　事实上，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与个别学者的后人已有一定沟通，甚至发生过因后人因父辈的形象不够正面而迁怒于笔者，进而迫使部分章节从书中抽出。如果说历史的真相是一笔债务的话，人在做，天在看，这笔债务是一定要还的，否则，那些被害者与施害者九泉之下如何安生？ 　　【追寻消失的传统】 　　我抵达马城的时候，刚好赶上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建校35周年庆祝系列活动的尾声。这所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都极其年轻的大学，在短短时间内却获得了极好的办学声誉，连续多年在美国、英国主流的大学排行棒上居于110名左右的高位。我一直在思考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成功之谜：为什么她能够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就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在这里的每一天，我亦时不时地处处在细节上将其与中国政法大学对比。 　　套用一句俗话：优秀的大学是相似的，糟糕的大学各有各的糟糕。至少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尤其是其法学院，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学者们的敬业、自由的学术氛围、平等而真诚的学术交流……似乎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真正体验到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整个学术群体都以追求知识与学问为其主业。而在这种表象背后，则是学术从业者体面的收入、便捷的服务等等各种制度保障。如何办好一所大学，需要方方面面的细节设计，而主导这种设计的基础理念便是自由和自治。 　　但反过来看，遥想中国政法大学的命运，从北京政法学院诞生之初，我们便牢牢地打上行政主导、官本位主导的烙印。我们常说，国家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法大兴，法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运中只是一个被层层党委领导和行政审批而管控的螺丝钉。我们理当追求用我们的学术研究引领共和国的法治事业，但实际情况却常常是我们以附庸于共和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理念，甚至我们乐于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做课题、赚大钱，至于共和国的法治事业，听上面的吧！ 　　每逢校庆的话题，我总是想起胡适之校长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的苦头。他是‘戊戌新政’的产儿，但他还没生下地，那百日的新政早已短命死了，他就成了‘新政’遗腹子。他还不满两周岁，就遇着义和拳的大乱，牺牲了两年的生命。辛亥革命起来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民国成立的初期，他也受了政治波浪的影响，换了许多次校长。直到蔡元培、蒋梦麟两位先生相继主持北大的三十年之中，北大才开始养成一点持续性，才开始造成一个继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可是在这三十年之中，北大也经过不少的灾难。北大的三十周年（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纪念时，他也变成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了。他的四十周年（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纪念是在昆明流离时期举行的。” 　　为什么要引用胡适之的这段话？我想说两点：第一，北京政法学院在其成立之初，未能继承北大自由、民主、崇尚科学的传统，但在命运多舛这一点上，其六十年却与北大五十年却别无二致；第二，当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喊出“五四的先驱们，我们走来了”时，我深信这一代的法大人有志气也有实力继承北大的传统和衣钵，只是生不逢时，我们只能骄傲地潜伏下来，秉持后来江平先生提出的“只想真理低头”的精神，扛起自由、民主、科学的风骨默默地前行。 　　站在法大建校六十周年的节点上，我们不光要向先贤致敬，更需对现实反思：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么一大批卓越的学术群体，却没有产生与他们的学术背景相应的学术贡献？为什么他们在北京政法学院及至中国政法大学，其经历其遭遇其命运却让人击节叹息？作为一所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我们在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术体制的构建方面，究竟有哪些工作没有做甚至做错了？……这样的反思表面上看与欢天喜地的校庆气氛不相一致，但我深信，只有这样严肃的反思，才能够为法大的未来插上腾飞的翅膀。 　　从这本书开始构思起，我一直在想着为它取一个合适的书名。只是一个好的书名似乎比写一本书还不容易，即便到快截稿时，推敲书名的工作依然在进行。百思不得其解，向学弟楚望台请教。他推荐我读聂绀弩悼念胡风的诗作：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千万文字万首诗，能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上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好一个“苍苍者天茫茫水”！1985年胡风去世时，海内外一篇沉寂，唯有聂绀弩的这首诗公开发表，成为悼亡胡风的先驱与绝响，也成为中国诗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 　　就是它了。 　　2012年2月5日于马城无忧壁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425583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