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江：安康“文革”派性集中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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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外的“渣滓洞”——安康“文革”派性集中营纪实

石江

2010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1968年5月15日，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是永难忘怀的一天。

　　安康，这座陕南重镇，恰恰和它的名字相反，历来是个多灾多难之地。1967年8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年多的乱批乱斗，似乎还不过瘾，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进入两派互相残杀的大规模武斗阶段。短短几个月，两派由拳打脚踢到砖头瓦块，由棍棒锄头到大刀长矛，由落后的“三八式”到先进的“半自动”，把人类几千年战争史重演了一遍。在工厂农村停工停产、无辜群众死伤无数后，陕西省军区派来解放军282部队一个营，才基本结束混战局面。然而，由于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几个月后，从1968年4月4日开始，两派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斗。这一次，攻城的“红三司”动用了更先进的武器螺旋炮和飞行炸药包，不到一个月，就将大半个老城打的断垣残壁，城内的“六总司”和居民数万人龟缩在东城一角，随便一发炮弹都能撂倒好几个。

　　我的不幸在于身属六总司一派，却还和几十个本派同学住在红三司控制区的新城安康中学校园内。这样，危险就时时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4月29日夜，本校红三司派一个姓冯的小头目就带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打碎我们的门窗玻璃，将我们抓到校门口，狠狠训斥一通。此后，恐惧心理就一直压抑着我们，生怕他们什么时候又会对我们施以更厉害的迫害。眼看小麦快黄了，我和同宿舍的老乡吴占才商量，乘他们还没有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回恒口家中去，在队里劳动，可能比呆在学校安全些。因为我们只是六总里面的普通成员，既非头头，又不是干将，不会引人注目。于是，我们乘下了几天雨刚晴，就在5月15日这天动身步行回家。本来是为了脱离险境，谁知道竟是一步步走进了深渊。

　　大约一点钟左右，我们走到五里镇街前三百多米时，从西边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本校高我们一级的，叫洪庆赞，他家就住在五里镇附近，是对方组织红三司的成员。虽然不是很熟，但大概情况还是了解。见面后随便聊了几句，他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说呆在学校没什么事，急得慌，回家去割麦子，随后就分了手。我们走到街口，像往常一样到路边的小餐馆去歇伙，每人买一碗哨子面充饥。谁知，面刚吃到一半，外面就进来几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简单问了几句后，带到街上的红三司二兵团团部。

　　团部的头头将我们盘问了一通，见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派人把我们押送到设在恒口一兵团的集中营。我们随他走到门外，上了大街，看到那儿停着一辆拖拉机，上面已经站着四个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头头让几个手下把我们掀上拖拉机，对那四个看守交代几句，驾驶员就把车开上公路，往恒口驶去。

　　我们本以为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会好一些，谁知这种幼稚的想法很快在现实面前碰了钉子。其实，人生的大多数烦恼、痛苦、难堪，恰恰就是你的亲人、朋友、同学等等关系密切的人给你带来的，有时甚至是故意制造的。

　　拖拉机把我们拉到恒口后，天已经黑定了。过了恒河桥，再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我的母校恒口中学附近。拖拉机停在路边几间平房前，二兵团的头头大概已经和一兵团通了电话，车一到，就有几个人从屋里走出来。看守把我们推下车，向等在那儿的人交代了几句，就返回五里。拖拉机的突突声还未消失，一兵团的几个家伙就扑上来狠狠打了我们两个耳光，边打边骂道：“六总司的瞎熊，这下跑不脱了，有你们的好果子吃。”然后，推推搡搡地把我们往中学押去。快到恒中大门时，一个家伙突然抡起木棒在我的肩头、后背打了两棒，我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就在这同时，我听到身后传来吴占财的“哎吆”声，显然，这几个凶狠的家伙对他也下了毒手。真不理解，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为什么平白无故就能狠下心来对我们这样大打出手。好在我们都还穿着棉袄，因而伤的不重。

　　走进恒中的大门，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只是四周寂静无声,西边教学区过去那一排排灯光明亮的教室现在漆黑一片，正中的办公楼上还有点点灯火。我们跟着领路的武斗队员，顺着东边已经坑凹不平的的石子路直往后走，进了东北角的女生院。奇怪的是，这儿的两排宿舍里都亮着若明若暗的灯光，不知里面住着什么人。押送者把我们带到北边的第一间房子，进屋后只见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淡黄色皮肤、留着大背头、戴副深色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大办公桌后面，像是领导；另一个年轻些，留小分头、皮肤比较白，坐在侧面一张小点的两屉桌后，手上拿着钢笔，桌上放有一厚沓白纸，看样子像是记录员，这间房子大概就是审讯室了。我们进去后，大办公桌后面那个审判官摸样的人示意让我们站到他的对面，接受审问。

　　这个审判官看起来长相不凶，但问问题刁钻古怪。他按惯例问了我们各自的姓名、职业、家庭地址、何时加入六总、担任过什么职务后，停了两分钟，用眼睛直盯得我们手足无措后，突然加重语气厉声问道：

　　“说，这次六总派你们回来有什么目的、任务？”

　　“我们是自己想回家割麦子，不是谁派的。”吴占财回答。

　　“老实点，别骗人！你们安中的'十·一八'战斗队是六总的骨干，现在正是两派决战的生死关头，你们怎么会回家割麦子？鬼才相信！”

　　旁边有个押我们进来的家伙见头儿生了气，也逼近我们身旁大声呵斥道：“老实交代，不老实小心老子揍死你们！”边说边在我们背上狠狠揍了一拳，并示威似地扬起了手里的木棒。

　　“我问你们，”头儿摆了摆手，示意那家伙退下，接着问道：“六总是不是派你们回来刺探我们一兵团的情报？只要你们如实交代了，就放你们回家。”

　　“我们确实不是骨干，只是一般学生成员，否则早进城里边去了，怎么会还呆在城外的校园里？”吴向他解释。见他将信将疑，我又补充说：“我们连六总的头头见都没见过，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们，怎么会派我们来刺探情报？”

　　见确实问不出什么，也抓不住我们的什么破绽，审判官罗嗦了一些诸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所谓政策，让我们好好反省以后再交代的话，然后让那个助手把我们分别安排到两个屋里关押，就背着手出去了。助手翻开一个小本子，查了查，让那几个武斗队员把吴占财押到北边第三间，我在南边第五间。此后，我们除过吃饭时偶尔遇见互相点点头，就再也没机会说过话。

　　女生院只有南北两排宿舍，门对着开，东头是厕所，与外面隔断；西头有一道门，通往校内，因而比较安全。正因此，便成了红三司的临时监狱，或者叫集中营。进了南五号后，发现女生宿舍和我们过去住的男宿舍一样大，也是两间房。不同的是我们过去睡的床板，而现在全是地铺，也是南北各睡一排，在地上铺了一些稻草，也没有被褥枕头等，“犯人”们都穿着衣服睡。我进去后，见南边已睡满了人，大约有十多个；北边一排靠里只睡了六七个人，外边还有空，我就挨近外边那个人躺下。

　　从解放前一年降生到这次落难，我在将近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中，还是第一次和这么多陌生人同住一室，又处在这麽个吉凶未卜、时时都有危险的环境里，心理不免充满了恐慌。另外，刚才挨打的肩头有些隐隐作痛，加上肚子很饿，躺下后便思来想去，辗转难以入睡。我旁边的那位室友见我睡不着，就侧转身面向我，轻轻问道：“是不是身上疼？进来前是不是挨打了？”我“诶”了一声，扭头望了他一眼，见到的是一副慈祥、关切的面孔，心里便感到几分安慰。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椭圆脸，眼睛大而有神，但额头、眼角都已布满了皱纹，胡子大概也好久没刮了，乱糟糟的。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遭难的经过，他叹口气说：“唉--真是作孽哩！既然进来了，就别胡思乱想，先安心睡觉。”可我这时肚子饿的慌，就问他：“叔，这里一天吃几顿饭？”“还几顿？有时两顿，有时一顿，没个准。你是不是肚子很饿，睡不着？”我点了点头。他犹豫了一下，从头边的布包里摸出几块饼干，递给我说：“这是我进来前买的，有时实在饿的不行了才吃几块，已不多了，你把这几块吃了救个急，慢慢入睡吧，明天早上九点左右就会吃早饭。我姓文，你以后就叫我文叔好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对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来说，这些饼干是多么珍贵啊！但实在饿不过，就接过来，庆幸自己遭难后遇到了这个大好人。在随后的闲聊中，我才知道文叔是个很有学问的人，1957年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半月前因为对武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就被抓进集中营。

　　这天晚上我前半夜睡的很沉，后半夜醒来感到又饿又渴，但此时不仅找不到任何东西吃，想喝水也根本不可能，只好忍耐着等天明。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的思绪此时此刻却难以平静下来，由这次落难想到“文革”以来的一系列厄运……

　　从天亮到吃早饭，是我入狱后度过的一段难熬时光。晚上虽然饿，但毕竟在睡着，时而清醒，时而朦朦胧胧，饿的感觉不那么强烈持久；白天就不一样了，坐着直吐清水、头晕乏力想躺下，躺到那儿又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好不容易熬到十点多，吃饭的哨子响了。我和文叔走出南五号，见其它监房的人也纷纷来到两栋宿舍中间的小院。院子中间放了一个大木梢，里面的稀饭冒着热气。稍等了一会儿，看守又抬来两只大箩筐，里面堆着饭碗、筷子。大家“哄”一下挤上去抢碗，我跟着文叔挤到箩筐前，取了一个碗、一双筷子，然后疾步走到饭桶前，待旁边的人舀满后，接过勺子，盛了满满一碗，端到空处吃起来。

　　这里不是监狱，但管理上也像监狱相似，吃罢饭有一会儿“放风”时间。只是院子太小，没有多大的活动范围，一两百人三个一团，五个一堆拉闲话。正在这时，从大门口进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昨天晚上审问我们的小头目，另一个胖墩墩的不知是什么身份。他们走到北边的房檐坎上站定后，小头目大声喊道：“大家安静一下，今天兵团的王团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给大家讲讲当前的形势。”说罢，他退到旁边，王团长用双手往下按了按，示意小声议论的人安静，然后清清嗓子道：“各位--”他摆出领导讲话的惯用套路开了头后，一时不知怎么称呼听众们，叫同志、朋友、犯人似乎都不妥，只好顿了顿免去称呼道：“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一派大好，越来越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安康地区，也像全国一样，形势非常好。我红三司革命造反派组织，已经占领了安康城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黑六总只剩下老城东关巴掌大一块，我们一发炮弹就能撂倒他好几十，他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所以，你们这些家伙都要放老实些，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如果乱说乱动，就不会有好果子吃。看着谁不顺眼，要他的小命比杀只鸡还容易。老百姓杀鸡还要先杀那不叫鸣的、不下蛋的，你们的命连那鸡都不如。不信你们就试试看。”王团长讲完后，集中营陈看守长又说了几点注意事项，如吃饭不要抢，要排队等。饭后半小时放风，让两个头头的训话占去了一大半。大家在院子里活动了十多分钟，哨子就响了，只好极不情愿蔫头褡脑地回到各自的号子里。

　　进入5月下旬，集中营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看守们不象过去那样轻狂，常常板平着脸，好象心事很重的样子。我们这些“犯人”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对我们是喜还是忧，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焦虑。

　　这天已经到了下午6点多，早过了平常吃下午饭的时间，却还没见到开饭的迹象。傍晚时，集中营的陈看守长突然宣布今天要调整监舍，让大家服从命令、听从安排，谁要乱说乱动，不服从分配，没他的好果子吃。然后，要大家回原来监舍去等着，叫谁谁出来。随后，我们监舍的文叔和一个地主成份的被叫了出去，关到南一号，而我和一个老党员则被集中到南二号，其他人也都打乱重新编排。

　　调整号子带来的紧张、忙乱结束后，肚子就感到特别饿。加上不知道调整后到底要干什么，心中就感到恐慌。可是，眼看开饭的时间已过去了，却还没见开饭的迹象，这种反常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饥饿感、恐慌感。

　　九点多钟时，西边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伸头望外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从外面走来一队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进院子后在看守的指引下，每个号子门口站了一个。这下，我们号子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家用猜测的眼光互相打量着，但由于不熟悉，没有人轻易发表看法。接着，南一号的人被唤出监舍，押出大门。不知道往哪里去，看来是凶多吉少。

　　快到半夜，我们突然被外面轰隆轰隆的汽车声吵醒。睁开眼一看，屋里的人都从铺上爬起来，走到门口张望，我也急忙站起来往外看，只见两辆大卡车已停在了院子外面。一队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在陈看守长的带领下，正气势汹汹地往进走。待他们在院子周围站定后，看守长站到院子中间大声说道：“大家都听着，由于情况发生了紧急变化，上级决定把你们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希望你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后果自负。现在，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南边屋子里的人上第一辆车，北边屋子的上第二辆车。”

　　由于我们离大门近，所以很快走到第一辆卡车前，只见车上还有四个荷枪实弹的看守，一人站在车的一角。看到我们走近，车后边的一个看守说：“赶快上，别挤，年龄大的先上，站到前面。”

　　这时，其它屋里的人也都纷纷来到车旁，为了抢时间，看守让大家从几面车厢都往上攀。这一来，秩序就有些乱，年轻劲大的都先挤上了车，眼看车上人已经装满了，下面却还有十多个人没上来。看守着急了，让车上的人尽量往中间靠紧，腾出边上的地方让下面的人都攀上来，边说边用枪托把边上的人往中间赶。乱了一会儿，下面的人终于全部挤上了车。人挨人，人挤人，像地里的高粱一样满满栽了一车人。

　　待后面的车把北边屋子的人也全部装上后，陈看守长带了几个人出来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命令车上的人都蹲下。这可难坏了大家，平时只能装三四十个人的卡车，现在已经装了七八十，站着都已经挤的没有一点缝隙，怎么可能蹲得下呢？于是纷纷嚷道无法往下蹲。但看守长毫不让步，可能是害怕站着容易跳车逃跑，厉声命令大家必须蹲下。见大家仍然没有动（实际上是无法动），就命令身边的武斗队员攀上车厢板，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往车上人的头上扫。在明晃晃的刺刀面前，车上人只得拼命往下倒，免得被刺上。这样，原来站着的人都一个压一个地半蹲半躺在车里，腿或脚被压疼的“唉吆”声不绝于耳。看守长不管这些，和几个小头目坐进前面一辆破旧的小吉普车，命令司机开车。在茫茫的夜色中，车队驶出校门，开上汉白公路，往东急驶而去。

　　这是我平生最痛苦、恐惧、难熬的一段路程。上车后，我的腿和脚不知被谁压在屁股下，开始是疼，疼的直冒汗，想挪动一下，根本不可能，反而带来一阵更加剧烈的疼，于是只好死了心任别人压去吧。不久，我的腿脚就被压麻木了，没了知觉，好象已经没了下半身。这倒也好，不象刚开始那么疼了。好比一个死了的人，任你怎么宰割，他也不会感到痛苦的。遗憾的是，下肢虽然失去了知觉，大脑却还很清醒；正因为清醒，所以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就强烈的啮咬着我的心。不知道车队要开向何方，是红三司真的想把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呢，还是整到一个荒僻的地方杀人灭口？或者，他们前线吃紧，狗急跳墙，要灭绝人性地把我们押到前线去挡枪子、当炮灰？这时，前面的人挪动了一下屁股，我的腿脚恢复了血液流通，猛然又疼起来，疼的钻心。唉，不论是死是活，都快点把我们运到目的地吧！哪怕是直接运到汉江边，把我们一下都沉到水里淹死，也被这样受活罪强啊！

　　就在我真的感到生不如死的时候，车突然停下了。四周一片漆黑，这是在什么地方呢？我睁开眼睛向周围望了望，发现车停在汉白公路上。是临时停车还是已经到了地方？正在疑虑中，前面小吉普里坐的看守长等人已下车来到卡车前，大声命令道：“地方到了，赶快下车！”说罢，我们车上后边的两个看守已跳下车，打开后车厢板，让大家下车。紧挨车后厢的人，好容易把腿从别人身下抽出来，往车下跳，但落地后却站不起来。看守为了让他们赶快腾出地方，后边好接着下车，就上去把他们扶起来走了几步，血脉流通了才站稳。后面的人下了车，车厢内松动了一些，大家逐次往车下趴。尽管已经松动了几分钟，我趴下车后，腿仍然伸不直，站不起来；我用手撑着身子挪到公路边，四下望了望，凭着对恒口到安康这段公路的十分熟悉，我发现停车的地方在五里镇东边，往五里中学去的路口。

　　五里中学离公路大约一公里，下车后大约走了二十来分钟就到了校门前。红三司总部显然提前已经做好了安排，校门是开着的，我们刚走到门口，从收发室里就出来了两个持枪的人。陈看守长上前与他们耳语几句，其中的一个人就在前面带路，把我们领到了女生院内。又是女生院！我们从恒口中学女生院被转移到了五里中学女生院！男女有别，这是人类进化了多少年才形成的规范，也正因此，学校的女生院才建的比较封闭安全，想不到“文革”动乱使学生中断了学业，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女生院如今竟成了帮派分子们肆意践踏法纪、滥施淫威，关押无辜者的集中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

　　五里中学女生院没有恒口中学的大，房间也少一些，南北各三间。我们第一辆车上的人住北边三间，每个屋子平均要住二十多个人，很是拥挤。由于十分困乏，这一觉就睡的很沉，第二天直到太阳升的老高才醒来。

　　快到中午了，大家都感到饿的慌，但看外面却丝毫也没有开饭的样子。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我们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实在饥渴难忍。这时，我记起恒口中学女生院的厕所里安的有水龙头，供洗手、冲厕所用。这五里中学的女生院有没有水龙头呢，如果有，喝点凉水也可暂时对付一下饥渴呀！于是，我从地铺上爬起来，走到门口，对看守说要上厕所。看守是个面目还算和善的中年农民，他望了我一眼，点点头，指了指西边山墙边的一间小房子。我进去一看，非常失望，没有水池和龙头。希望的破灭，使饥渴感更加强烈，一下竟有些头晕眼花，好象连屋子都走不回去了。带着极端失望的情绪勉强鼓劲走出厕所，眼前突然一亮，我看到墙根附近的泥土中长着一些小草，上面还有晶莹的露珠，急忙蹲下轻轻拔起来，拿到嘴边，吮那上面的水珠。遗憾的是水珠太小了，刚进嘴还有点清凉的感觉，但不等往喉咙里去，就被干的冒烟的舌头、口腔全部吸收了。这时我认出来，小时拔猪草，就拔过这种草，证明它无毒，只是记不得名字了。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既然猪能吃，人就能吃，我把草伸进嘴里嚼，味道有点涩，但不苦，能下口。于是，我就蹲在墙跟下，拔一把草把叶子吃掉，再拔一把草塞进嘴里。我正嚼得起劲，那看守把脸从门口迈过来，看到了我的举动，就喊道：“解完手赶快回屋，还在那里磨蹭什么？”于是，我只得十分遗憾地离开那片小草，怏怏回到屋里。

我进屋在铺上躺下一会儿，外面大门口突然传来杂沓的脚步声。离屋门口近的一个难友说：“哎，这该是送饭的来了吧！”听了这话，一个性子急的人就起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向外一望，一下愣住了，赶快缩回头，走到自己铺上躺下。这时，外面已传来大吼大叫的声音：“王年长，你狗日的在哪里？快滚出来！别让老子们到处找！”话没落音，已有一个满脸横肉、手里提着木棒的家伙来到我们门口，眼睛向屋里四处搜索。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人与人撕扯扭打的声音，看来是从别的屋里搜到了王年长。我们门口的那家伙折转身到了院子里，抡起木棒就向王年长头上打去，那姓王的头一偏，木棒打在肩上，疼得他“哎吆”叫了一声。这时，院里的看守上前干涉道：“哎，你们是哪里的，咋这样胡整，把人打坏了咋办？”

　　“老子们是二兵团的，这是在我们五里的地界，你管不着！打坏不打坏，不与你求闲干！”满脸横肉的家伙蛮不讲理地说。

　　看守见惹不过这些地头蛇，就让步说：“那你们把人带出去打，出了问题与我无干。”那些家伙听他这样说，几个人连推带拖，把王年长弄到了门外，你一拳，我一脚，狠揍起来。开始还能听到王的哀号，一会儿就再也没有半点声音了，难道这帮家伙真地把人活活打死了？反正，从此再没见到王的身影。从屋里熟悉情况的人口中，我们才知道这王年长原来是恒口区月河南边长胜公社的武装部长（实为干事，群众习惯这么叫），人比较实在，遇事爱较真，不简单盲从。和孙老革命一样，他其实并不是六总的人。“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很积极的，后来分成两大派，他却哪一派也没参加。六总的人大多政治背景不好，职业习惯使他不可能亲近他们；在感情上他和红三司比较接近，但慢慢对他们的很多做法产生了怀疑，比如把农民组织起来搞运动，却照样让生产队给他们记工分，再比如强迫公社信用社“借”钱给他们作经费等，他认为这不是变相侵占了其他坚持生产的农民的利益吗？而且，信用社的钱，都是附近职工和农民的存款，搞运动用了将来谁给还？特别是武斗开始后，他更是反对。大家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毛主席明明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都不听？所以，在不少公社的武装干事都或明或暗地让红三司武斗队把枪支拿去做武器时，他坚持原则，坚决不同意交出枪支弹药。于是就被抓起来，关进集中营。想不到竟然在这里被活活打死！

　　刚才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王年长的命运上，饥饿暂时被忘却了，现在王年长事件告一段落，这个问题一下又突显出来。时间已是午后，我们从昨天十点到现在已经近三十个小时水米没搭牙，却还没见开饭的迹象，饿的人阵阵吐酸水，实在难受。

　　天已经黑了好一阵了，大家对吃饭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这时，大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难道这时候会出人意料的给我们开饭？大家正在猜测，院子里已传来陈看守长的声音：“大家静一静，我有重要事情宣布。由于转移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家已经饿了快两天了，我们也很着急。今天下午我们已作好了准备，本来计划在天黑前让大家吃上饭，但鉴于今天上午发生的严重打人事件，为了替大家的安全负责，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你们转移到更僻静一些的地方。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已经选好了地方，并且把下午准备好的粮菜炊具等生活用品都雇人背了过去，那里不通公路，所以大家要辛苦一下，现在马上出来整好队，准备出发。”

　　听了这段话，大家一时愣住了，不知该庆幸还是怀疑，赞成还是反对。这时，我们隔壁屋里有个人说道：“肚子都饿得贴住脊梁了，哪还有力气走路？”这话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好几个人跟着呼应，要求吃点东西再走。看守长耐着性子解释说：“大家的意见我们可以理解，但现在吃饭的要求无法满足。希望你们也能体谅我们的困难，这么多人，开个伙确实不容易，而且，东西都运走了，怎么做饭？再说，转移也确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呀！是生命重要还是一顿饭重要？这个分量我想大家是分的清的。这样吧，愿意走的，就到门口去集合站队，十人一排；不愿走的，我也不勉强，留在这儿，明天交给二兵团管理。”说罢，他就转身朝门外走去。

　　看守长这几句话还真厉害，虽然肚子饿，但谁愿意留在这里等死？所以不得不从各自屋里出来，到外面排队。大概是害怕晚上走路有人会偷跑，队站好后，看守们上来，每十人用一根绳子将右臂串起来（转移到五里后，因为没开过饭，每人原来被捆在背后的手臂还未解开）。这招真绝！这样一串，谁就是有胆量也没法在半路上偷跑了。队伍整好后，我们就在茫茫夜色中，沿着五里中学东墙外的小路，蹒跚着向北走去，不知道命运又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汉白公路北边，属于秦岭南麓的丘陵地带，坡不高，但地势却起伏不平。往北去的路，没有一条宽阔平坦点的正道，都是顺坡势、地势自然形成的土便道，东拐西绕，坑坑洼洼的，夜晚十分难走。但是，我们这些没有自由的人，在武装看守们的押送、驱赶下，不得不一步步艰难地向北走。由于精神高度紧张、集中，肚子的饥饿似乎暂时被忘却了，尽管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但现在却还在一步步往前走，并没有谁昏厥、掉队，不能不感叹我们中国人对饥饿、苦难的承受力。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路渐渐宽了，地势渐渐平坦起来，夜色中看到路两边的房屋也逐渐多起来，像是走进了一个大点的村庄。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个操场，顺操场往前再走一两百米，来到一座二层的小木楼前，队伍停了下来。这时，提前赶到的陈看守长从楼上下来，走到队伍中间站下高声叫道：“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转移的新地方，叫八里庙小学，条件比原来两所中学都要好，也比较安全。现在大家按原来在五里中学住的房间顺序上楼，一间间住满，再往下排。大家都走累了，现在是半夜两点，都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按时开饭，一切转入正规。”说罢，他退到一旁，让看守给我们解开连在一起的绳子，指挥队伍按顺序上楼。

　　转移到八里庙小学后，集中营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每天两顿饭基本上都能按时开。但是，到第四天危险就来了。原来，“四、四”大规模武斗开始后，攻城的红三司武斗队员伤亡越来越多，他们就把原来的五里镇医院强行征用，作为伤兵医院。那些伤兵（包括所有原是工人、农民的武斗队员），和我们学生一样，也是些被人利用的工具。有少数单纯的人是真的相信了一系列欺骗宣传，怀着赤诚之心“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与“黑六总”的反革命血战到底；大多数农民则是看中了当武斗队员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每天的工分生产队照记，伙食也比农民、甚至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干部、工人家庭好的多：白米干饭、白面馒头、豆腐粉条尽饱吃，每天还有一顿荤。如果打仗，每人每天补助五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或公社书记三天的工资），受伤住进医院，仍然享受打仗的经济待遇，阵亡的则按烈士对待（这些“烈士”的称号及待遇后来自然被取消，成了可悲的牺牲品）。有些伤兵在前线受了伤，就把仇记在所有“六总”人员的身上，一有机会就想在他们身上出气。躲在城里的“六总”，他们够不上，我们这些失去自由的“六总”，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听说在五里中学女生院打死王年长的，就是几个从伤兵医院去的轻伤员。正因为这样，红三司的头头们才决定把我们转移到八里庙小学的。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我们一两百人突然转移到这儿，八里庙离五里镇又只有八里路，消息自然很快传了出去。有些伤兵就寻到这儿来打人出气。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楼下突然传来嚷嚷声，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静静地听。正在这时，从木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人上楼来了。我们的屋子在楼上第一间，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只见一个身高体壮、满脸凶相的人已来到门口，他的左臂还缠着绷带，但右手却握着一个手榴弹，拉弦就套在指头上，靠着门框，两眼往屋里扫视，显然是在搜寻目标。我们见到这阵势，都紧张害怕极了，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屋里面有这家伙的什么仇人，他把手榴弹一下扔进来，我们岂不都要见阎王？所幸的是，这家伙的眼睛在我们屋里逡巡一周后，没有发现他要找的目标，就转身往别的屋子里去了。

　　危险仍然存在着。因为伤兵们既然知道了这个地方，就会不断来骚扰，谁敢保证哪个屋子不会出现一个他们要找的仇人，那么满屋的人岂不都跟着遭殃？或者是哪个没理智的家伙把任何一个六总的成员都当作仇人，随便把手榴弹一扔，那我们就会不死即伤。所幸的是，负责看守我们的红三四八里庙分团长比较正派，派出武斗队员在四周巡逻，不准闲人接近我们住的小楼，才没有再次发生打死王年长那样的恶性事件。到“三夏”大忙时，我们这些“犯人”在武装看守的监督下，被分到各生产队割麦子。虽然劳累，但比整天关在屋里多了些自由，伙食也好多了。

　　六月初，由于安康武斗越来越激烈，红三司即将攻下六总在老城东关的最后阵地，那是双方死伤将更加惨重；为了防止这样的恶性后果，省军区请示中央军委采取管段措施，由8163部队魏副师长带领一个团开赴安康，平息武斗。

　　部队进城后，领头的指挥车上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声称奉兰州军区命令，来安康制止武斗，要求两派立即无条件停火，听候安排。随后，部队即在城中央的制高点土西门修起工事，作为两派的临时分界线，谁敢再开枪，即视为对解放军的侵犯，部队将坚决还击。

　　由于8163部队态度强硬，红三司武斗队不得不停止向六总固守的东关进攻，等待形势的变化。这时，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武斗都已停息，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而地处陕南一隅的安康居然还打的这么厉害，自然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派出正规部队一个团来强行平息武斗战火。这一举措挽救了正在危亡关头挣扎的六总残部，挽救了处在战火荼毒中的东关老百姓，同样也挽救了多少红三司武斗队员的无辜生命。要不是部队及时开进安康，红三司指挥部很快就会向东关发起最后进攻，而六总司也必然拼命进行抵挡，这样，双方的伤亡肯定不少。纵观人类历史，战争虽然是极少数贪婪的野心家、阴谋家、独裁者们出于一己私利挑动起来的，但真正的受害者却总是无辜的老百姓。听说武斗最厉害时，东关的回民们不解地对天发问：毛主席呀，你说叫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斗来斗去咋斗到我们老百姓自己头上来了呢？可惜，毛主席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解放军8163部队到安康不几天，我们就离开了花园公社八里小学，但不是获得自由，而是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位于恒口与五里之间的地区蚕种场。不知道集中营和总部的头头们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作出这种决策的。虽然在解放军来了后，我们就猜测境遇会发生某种变化，但没想到是这个结局。

　　搬到蚕种场大约一星期后,逐渐有人获得自由,离开集中营。解放军8163部队进驻安康后,红三司看到了他们结束武斗的强硬态度,不得不打消吃掉六总,将来一派掌权的野心。听说在省革委会通知两派代表到西安商谈大联合事宜时,红三司封锁了渡口,不让六总代表过江。部队派两栖装甲车护送六总代表过江时,红三司封锁渡口的一支武斗队伍竟敢开着趸船上去拦截,想把六总代表劫持。部队在鸣枪警告无效后,将强行往装甲车上扑的一个姓张的小头目一枪击毙,这才镇住了其他亡命之徒。这一事件使红三司高层决策者认识到他们已无法阻挡部队推进两派大联合的意图,再僵持下去,惹脑了军方,不会有好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集中营采取逐步疏散的策略,不想把这个包袱再继续背下去。对六总一般成员,只要能在红三司里找到担保人,都可以获释。过了几天，我父母不知从那儿听到消息，请我在恒口医院工作的表兄郑兆齐将我保回了家。我终于在6月13日这天获得了自由,结束了三十天牢狱之灾。又过了半个多月,我们村另外两个被关的人(我和他们只见过一面)也回了家,说集中营已经解散。

　　1968年8月,安康两派在8163部队的主持下,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大联合协议。随后不久,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率领部队来安制止武斗的魏副师长担任革委会主任,两名“解放”(指被打倒后又恢复工作)较早的原地区领导担任副主任,红三司和六总的头头也有几名当上了副主任。“文革”开始后第一年的乱批乱斗乱抄,第二年的乱抓乱杀乱烧终于得到抑制。

　　大乱结束后,公检法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开始清查“文革”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了文叔的下落,他已和往五里转移前第一批被单独押送出去的十三名难友们被活埋在了恒口中学的操场下!集中营如此目无法纪、残无人道的行径,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中外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所见不多!

　　古往今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集中营管理者(当然也包括上级决策者)如此践踏人间最起码的准则、法理,自然要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革委会政法组将发掘出的埋人坑进行了公开展示。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恒口中学操场。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空气清爽的秋日,太阳非常明丽,像是要把这骇人听闻的罪恶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埋人坑的位置在操场西北角,我们去的时候,周围已围满了人;等了一会儿,前面的人退出来,我们才走到坑跟前。经过了一个盛夏,尸体早已腐烂,坑里只留下了骨骼,大概是为了消毒和遮盖气味,上面还撒上了厚厚的一层石灰粉。我望着那些隐隐约约、横七竖八的骨架,眼前不由浮现出几个月前从恒口集中营转移时,被提前押出去的那十几个难友高高矮矮的身型,模模糊糊的面影,禁不住悲从中来。十几条汉子,十几个鲜活的生命啊,就这样被残无人道的刽子手们永远地夺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尤其是这里面还有我敬爱的文叔啊!哪一具骨架是他的遗骸?他的音容笑貌可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的感情、我的心灵深处的呀!一个多么可敬可亲的长辈,多么有思想、有头脑的知识精英,就这样在他人生的盛年被活埋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了眼眶。

　　在离坑几米外的东校墙边,竖立着几块木板,上面贴着这次活埋人的前因后果与具体经过,我们细细看了一遍,联系到我当时身临其境的某些见闻,这才对当时的转移及活埋人事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了解。

　　原来,进入五月下旬后,红三司攻势日猛,六总越来越招架不住,就向汉阴、石泉、西安支持自己的一派发出了紧急呼吁。西安六总派不能坐视安康六总被吃掉,一方面向刚成立不久的省革委会反映情况,一方面迅速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实施紧急救援计划。这支部队乘汽车翻过秦岭后,在宁陕江口遇到了红三司的阻击,但他们以凶猛的进攻,不到一小时就突破防线,直逼安康。失守江口的红三司指挥官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向总部夸大汇报了这支增援部队的人数、装备,总部赶快调整部署,从安康攻城部队中抽调精锐力量,在铁岭关布防,封锁汉白公路,阻挡增援部队东进。

　　在这种背景下,离铁岭关仅仅三十华里的恒口集中营如何处置,红三司高层可是作了大难。既不想背这个包袱,又不愿把这些人都释放,到底咋办好呢?总部派到恒口一兵团的一位副司令主持召开了有兵团头头、集中营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措施。经过反复讨论,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情况紧急,增援部队冲过了铁岭关防线,集中营来不及撤退,就将关押人员全部处死,在女生院两排房屋的后墙边安置炸药包,于看守人员撤退前引爆;二是将里面的共产党员和学生(时称为“革命小将”)集中起来,随看守人员坐一辆车撤退,其余的人炸房埋葬;三是情况比较缓和,有较充裕的时间,又找到了合适的转移地点,则只把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且年龄偏大的人处死,其他的全部转移。

　　这就是转移前那天下午,集中营突然重新调整犯人住处的原因。所幸的是那天西线增援部队在铁岭关遇到了红三司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人员死伤不少。指挥员见无法突破正面防线,就改变策略,向当地老乡问明路径,弃车登山,率领剩余人员从侧翼向恒口镇进发。谁知,他们在黑夜迷失了方向,本应顺北边丘陵地带前进,就可直扑恒口镇西北角丝绸厂后边的黄土梁,那时居高临下,恒口镇就唾手可得;可他们却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汉白公路月河南,那边是比较险峻的高山,走的很慢,好容易到了月河边,又因几天前下大雨河里涨水,浊浪滚滚,他们不明水情,不敢贸然下水,只好望河兴叹,第二天无功而返。

　　世界上的事,好与坏有时很难说得清,正如古人所说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六总增援部队的失败,看起来对六总是坏事,其实对大多数人却是好事。因为他们没有打进恒口,使得我们一百多人没有被活活炸死;尤其是避免了两方面更多武斗队员(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无辜群众)的流血牺牲,避免了红三司对老城东关的狂轰滥炸;而且,更重要的是让省上看到了安康问题的严重复杂,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派出强大的部队来平息武斗,结束战乱。

　　六总增援部队的失利,虽然使我们大多数“犯人”幸免于难,但文兄他们十三个被隔离出去的人却仍然没有逃脱被活埋的命运。那天傍晚,他们被押出去后,每人的嘴里都被强行用皮纸塞住,从大门出去,顺围墙往东走,拐过墙角后再往北走进操场。此时,操场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到了那个已经挖好的大坑前,见坑周围站满了手持大棒、铁铲的人,他们看出了自己即将被活埋的命运,有人返身想往回跑,然而刚迈步,就被木棒打倒,推进坑中。那些早就做好了准备的武斗队员们一哄而上,用木棒、铁铲把将他们一个个打进坑里,然后迅速铲土掩埋。在夜幕的掩盖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迅速落下了帷幕。

　　恒口集中营活人坑的展示,激起了安康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不仅是六总司和没参加两派的人士，而且包括不少具有基本做人良知的红三司成员，都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迅速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因为在安康迄今有据可查的几千年历史上，这样灭绝人性的集体屠杀事件还是绝无仅有；也因为这些被残酷杀害的人，既非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也不是双手沾有别人鲜血的战场俘虏（即使战场的俘虏，也没有随便杀害的），而都是本已处在社会底层的无辜者,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或者旧社会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青洪帮、一贯道等组织，或者1957年响应共产党的整风号召提了意见却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就遭到这样残酷的杀害呢？

　　鉴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法组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调查这件凶案的始末。由于事情刚刚过去不久，专案组很快查清了有关涉案人员，将作出活埋十三人决定的策划者、决策者、具体执行者一一逮捕归案。

　　那时,大规模武斗虽然已经结束,但两派中的少数顽固分子因为自己没有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捞到原来期望的位子，心怀不满，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原来的党委被“砸烂”了，新的党委还未建立起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文革”以来证据确凿的杀人案件从重从快处置，经省革委会政法组批准，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安康及各县宣判了二百多名罪犯，其中五十多人公判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

时令虽然已经进入冬天，但由于秦岭的阻隔，安康的气候还是暖融融的。这天，我们学校许多同学都去安康县体育场参加了公判大会，我更是早早地就来到会场，希望能看到那些杀人魔王的下场。九点左右，公判大会开始，身穿军装的革委会魏主任首先讲了这次严惩“文革”中乱抢乱杀的违法犯罪分子的重要意义，然后由政法组长宣读判决书。其中恒口集中营活埋人一案，涉及案犯三十多人，被判决死刑五人，死缓七人，无期徒刑九人，有期徒刑十四人。宣判结束后，案犯们被押上汽车，在城区游行示众，随后，死刑犯将被押到西关外机砖厂前面的汉江河边执行枪决。我和几个同学没有随着人流看游行，而是抄近路先跑到刑场，等着看这些家伙的下场。

　　我们刚到河边不久，游行的刑车也已开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将囚犯们押到刑场，让他们面向汉江跪下。我们虽然离警戒线最近，但距囚犯们跪的地方也有六七十米，而且只能看到侧面，几十个人中，依稀认出耷拉着脑袋的集中营看守长陈世理和那个大个子看守。随着执行军官的一声号令，每个犯人后面的解放军战士的半自动步枪射出的正义的子弹，立即打中罪犯的后脑，一个倒栽葱倒向前面。我在心中默默地向文叔、向十三位被活埋的难友们祷告：安息吧，文叔！安息吧，难友们！残害你们的家伙们已经得到了正义的审判，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愿你们在九泉之下永远安息！愿你们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

来源:《炎黄春秋》刊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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