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开震：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

tuffy05

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

薛开震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几篇记述“不宜录取”政策与事件的文章,披露了颇为重要而又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许多读者在叹息之余往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宜录取”政策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
　　
　　反右、不宜录取与文化大革命
　　
　　紧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不宜录取”事件是遍及中国大陆的高考乃至中考政策。不过,有的省用的是“不予录取”,虽有一字之差,但实质是一样的,只要是高考政审表上被盖上“不宜录取”或“不予录取”印章的考生,尽管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优秀、优异,甚至是当年省文科、理科“状元”,其结果必然是“名落孙山”,连两年制的大学专科也不能上。
　　除了被划为“不宜(予)录取”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当然是可以录取的,但是也严格地被划定为不同的等级:在“可录取机密专业”之外,又分为3个等级,即“可录取一类学校”(指重点大学);“可录取二类学校”(指一般本科院校);“可录取三类学校”(指三年制、两年制的大专,乃至中等专业学校)。被划为三类的考生,即使考分再高,也只能上个专科;被划为二类的考生,即使考分再高也只能上个一般的本科;而被划为一类的,即使平常学习成绩很差,尽得2分,被同学戏称为“鸭子队长”,高考总分很低,实在上不了一类、二类学校,也可以上个大专。1959年高考中,开封育才中学文科班有几位高材生,其中江雪被划为“不宜录取”,尽管他高考总分全省第一,却什么学校也不能上;另有几位由于被划为三类,最后只能被两年制的开封师专录取,而且改换为“数学专业”。其中一位入校后偶然接触到他的考生档案,上面就盖着“可录取三类学校”的印章;同时他还发现,与他同班的一位外地考生,其高考数学成绩竟然是“0”分!此事让他十分吃惊、哭笑不得,记忆犹新、至今不忘:这样成绩的学生怎么能当数学老师呢?为什么校友中那些在数学竞赛、物理竞赛中屡屡获奖者却连个二年制的数学、物理专科也不能上呢?
　　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宽严程度各个省市各个中学并不一样。然而,在大张旗鼓反右派、紧锣密鼓反右倾的极左氛围中,宁左勿右则是一种潮流。在执行“不宜录取”政策很严厉的学校,其“不宜录取”的比例相当高。据开封育才中学一位1958年高三毕业生统计。当年该校两个高中毕业班“不宜录取”的比例达30%以上。另据开封某重点高中一位1958年高三毕业生统计,他当时所在的一班,有三类学生被“不宜录取”,加起来超过全班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一、该班出身不好的只有一人被一般本科录取;二、出身是小业主、小土地出租、自由职业者等的考生,也有不少被“不宜录取”;三、出身虽好,但在整团交心、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的,也被“不宜录取”或被划入第三类的学生。河南省新乡市某高中1959年毕业班一位学生,其父是老红军,他本人学习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是共青团员,还当过班长。该班另一个小学弟平素有点调皮、不大守纪律、好和老师顶个牛,在反右倾运动中竟被学校开除并送去劳动教养。这位班长出于爱心、宽容,为这位被开除的学弟说几句公道话:“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为啥非这样处理呢?”结果被校方批判为“同情右倾分子”,给予团内警告处分,随后校方又将其划为“不宜录取”。1959年高考,这位老红军的儿子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却什么学校也不能上,由此让他一生艰辛。
　　大批遭受“不宜录取”的学生的身心受此摧残,一生坎坷艰辛。比起家在城市的“不宜录取”者,家在农村的处境就更惨了,因为在农村,“五类分子”子女更受歧视(有些地方,“地主”的“帽子”要让其子、孙继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在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后就成了“地主”,还要参加五类分子会议)。有的还能去中小学当个代课教师,有的只能当农民当一辈子了。开封该高中一位1958年毕业生,被“不宜录取”回到家乡东明县农村,备受歧视,想不开,不久就上吊自杀身亡。
　　反右斗争是极左政策的体现,紧随反右的“不宜录取”与之一脉相承,这两者像两根巨大的大棒、大棍,让众多优秀的人才与人才苗子遭遇了“打闷棍”的陷害,同时更搅乱乃至破坏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人才培育的正常运转。
　　反右斗争公开地打击、迫害了众多的老中青知识分子与在校大学生,“不宜录取”则是隐秘的打击、迫害了众多的初中、高中学生(其中大多是未成年人)。可以说,“不宜录取”政策是反右斗争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延续与扩大化,这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摧残,也可谓是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先声与铺垫!
　　
　　“不宜录取”政策的由来
　　
　　目前,人们尚无法得知“不宜录取”政策出台的详细缘由与具体过程。但是,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资讯,经过分析研究,可以肯定地说:文革前“不宜录取”政策来自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旨意与结论。
　　笔者查阅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该书中有两段指示、结论,显然是“不宜录取”政策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其一,是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该书第195—217页),该结论中特意指出:“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该书第212页)
　　在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中,高小毕业、初中毕业的地富出身的青年顶多只能当个教农民识字(扫盲)的文化教员,能不能当尚可研究商量;但是绝对不能当社里、队里的会计,这是不容研究商量的,这是结论!在这个结论的笼罩下,“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还能上高中、上大学吗?当然不能!否则,他们如果上了高中则很可能还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学了相关专业,毕业后他们是要去当中学乃至大学教员以及到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当会计、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或者更重要的职务的,按照毛泽东的结论与逻辑,那岂不是更加危险的事情了吗?!
　　其二,是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作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该书第333页)这种情况如何改变?该篇讲话中没有指明。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在中考、高考中制定并贯彻执行“不宜录取”政策了。
　　试想,有了毛泽东1955年10月以及1957年1月在那么高级别会议上的这两段最高指示,再加上1957年夏天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而且在大学生中也揪出许多右派的反右运动,有关部门怎么能不积极响应、紧密配合、迅速出台、抓紧落实相关的“不宜录取”政策呢?中国当时的许多极左行为与政策,正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下边只敢搞扩大化,决无创造政策的胆量。
　　
　　“不宜录取”政策的延续与终结
　　
　　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不宜录取”者已经被所在各个学校于暗箱操作中划定,但是由于“文革”爆发,当年的高考招生停止,而且1966—1970年这五年间大学没有招收新生。我们全体老三届统统成了“不宜录取”者!后来能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时能有幸考入大学的老三届只是少数人。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以1962年高考时最为宽松。这是由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全国上下对极左路线都非常不满,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极左路线及其危害有一定程度的批评、揭露,毛泽东在会上也做检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脱帽加冕”。与之相对应的是,教育界对极左的“不宜录取”政策也有所松动与改变,当年提出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于是,1960年、1961年被划为”不宜录取”的一些往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当年高考,有的还考取了北大、清华的如意专业。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是,品学兼优的遇罗克(1942—1970)却没有这么幸运,身在北京的他于1960年高考遭遇“不宜录取”之后,1962年的二次高考时又重蹈覆辙。正是这双重打击,促进遇罗克更加努力自学并独立思考地研读马列原著以及有关文史哲书籍。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之际,他写出了轰动一时并将彪炳史册的《出身论》,遇罗克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勇士。《出身论》实际上否定了“不宜录取”的合理性、合法性,本质上是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相忤逆的。结果,遇罗克由“不宜录取”升级到“不宜存活”,被抓捕并处以极刑。遇罗克可谓遭受“不宜录取”迫害最为惨重的第一人。
　　“不宜录取”有松动,仅仅是1962年一年而已。1962年下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重提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更加强调、升级,直至提升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页)的巅峰极限,“不宜录取”就更加有了理论依据,就只能一直延续下去,乃至更加变本加厉!
　　1971年至1976年这六年中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实际上“不宜录取”仍在延续并扩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了,不仅对原来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视,当然不能被推荐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诸多考生因为“不宜录取”政策仍在延续而落榜,尽管他(她)们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比如,开封市有一位孙女士,她与妹妹自学成才在1977年分别报考河南大学(当时为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和美术系,二人成绩都很优秀,其妹妹还通过了复试,但是最终却因其父仍背着“特务”等罪名而双双落榜。等到1980年其父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姐妹俩的大好时机已错过了!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特例。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7年高考时就因刘少奇冤案当时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准予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1页)。又据著名记者陆铿回忆录中记述,其子在恢复高考后在四川省报考医学类研究生受阻,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陆铿不顾一些朋友的劝阻,大胆地上书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批示后该问题才顺利解决。

《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