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 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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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叶维丽

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校学生，我对1966年8月5号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致死的一案（“八五事件”）的关注和调查，从2001/02年开始，断断续续有十来年了。主要的研究结果，是2006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学术性文章，该文在网上有经我授权的中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www.edubridge.com （二闲堂）“来稿存真”档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大量注释）。中英文文章的影响均有限。去年以来，《记忆》杂志提供平台，为围绕卞校长之死一案的女附中文革做了几期专辑，我在《记忆》第4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短文，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关于“八五事件”的两个不同叙述或“版本”。按说，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下面这十条，有些是重复说过的观点，觉得不妨再说一遍，有些是多年来憋着没说的话，有些则是最近看到有关讨论（纸媒和网上的）而新生的感触。拉拉杂杂，没有系统，写着写着，就成了“十全大补”；因为是杂感，表达上也不严谨。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想法的背后，确是一个当年16岁、如今60岁的人，对少年时代身历的一段国家往事的不敢遗忘，是对能有此不易之机会与读者再次交流的珍惜，也是表达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特立独行、勇于直面历史的《记忆》杂志由衷的感激和支持。
在正文之前，我想就自己的“双重身份”讲几句不应算做多余的话。做历史、特别是审视本人亲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回避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调查写作“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1966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是广义上“学生斗老师”（王友琴女士语 ）那代人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下面的话：“作为女附中学生，我感到有罪”。面对王先生，我恍如见到多年前遇难的卞校长，这时，我就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背负着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这样一种逐步获得的自觉帮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和分析与“八五事件”有关的问题。

一．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

做史，切忌做事后诸葛亮，但这又往往是最难避免的。身在历史现场中的人，是无法预知事件会如何发展的。历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而是尽可能将你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发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这里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建构当年的场景和语境）。文革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和今天已经隔了几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容易，持有“历史感”难。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所谓“历史感”，其实是当年我们每个人生存须知的常识。
文革中我虽是少年，但也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抓叛徒”、“揪特务”、“揭[历史]老底”风潮。我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抗日前线山西参加抗战，那时阎锡山领导的二战区，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但阎锡山后来成了“反动派”，我父母的这段历史就成了被审查的重点。文革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在每个有点经历的人身上，因为“历史问题”而挨整、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到后来都“一风吹”平反了事。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所谓的“清查历史问题”，其实是在和历史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外调”人员的提问常常令历史当事者啼笑皆非，“清查历史”完全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文革后虽然有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背后的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的思维方式，并未得到认真反思，而似乎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痼疾。
最近有人指责文革一开始时女附中给校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说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最终导致卞校长被打致死。此说令我瞠目结舌。如此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好似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挣脱地球引力，只能将文革研究引向一条通往天方夜谭之路。说到底，无论是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除了北大聂元梓七人之外其他机关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规定动作”，张三不写，李四也会写，和后来发生的暴力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张三”或“李四”，一般来讲是当年的革命积极分子。

二．文革的再次发动和暴力在其中的地位

我自认为本人在卞校长之死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由最上峰直接发动的“十级政治地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最关注的人物是最高领袖，我关注的是他无人可以取代的、决定性的地位。
1966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在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 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数。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经过“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 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为什么伴随着“文革再次发动”，首都北京会出现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红色恐怖”？放纵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可否应用在这里？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血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
我以为，虽然卞仲耘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从文革宏观图景来看，她和她之后一大批受难的基层干部教师以及“地富反坏右”并不是此一波（也是第一波）文革暴力的真正威慑对象，威慑她/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没有意义，她们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借她们的生命来制造一种震慑的氛围。文革这样一场前所未闻、最高领袖自毁执政基础的超大规模政治运动，需要强悍有力的“开场锣鼓”，需要以shock and awe （震慑）来开道。
当年给北京民众留下极端恐怖印象的“红卫兵小将”，是文革第一波暴力的卖力执行者。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说这些青少年是“天桥打场子的”， 为文革在中国大地的推进清出了“场子”，造出了声势。过去在北京天桥，一些街头艺人在演出之前，得用一根绳子拴上一块铁块来回抡，吓得人们纷纷闪开，一块场地就被腾了出来，这就叫“打场子”。天桥打场子的艺人们并无意伤害他人，这是与“红卫兵小将”的重要区别。

三．“死了就死了”

我最近常常想，对生命的漠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相当普遍。这漠视不仅表现在八五当天暴力的肆意横行，也表现在卞仲耘倒下后，屎尿失禁，生命垂危，被像弃物一样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很长时间无人理睬，尽管医院离学校近在咫尺。而卞死后一些学生的反应也表露了冷血和漠视。在医院里，有人要求医生解剖尸体，以证明卞本来就有病，死因与暴力折磨无关。第二天，卞死亡的消息由一位党员学生向全校通告。在我看来，这个死亡通告的关键，是“死了就死了”五个字，它为卞之死定了调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市级领导，是对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死于非命恶性事件的官方表态，这个表态后面有文革再次发动的大背景。
“死了就死了”也正是卞身后的遭遇。听到卞死的广播通告后，女附中没有一个班级或个人公开表示哀悼，有的学生居然鼓掌。只有一位教师给卞家属写了悼念信，但她既不敢署名，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笔迹。此后，有学生造访卞仲耘家，但她们不是去慰问，而是去向卞丈夫了解女附中情况，以便深入开展文革。1966年八月上中旬北京中学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卞仲耘的死亡很快就被其他事件遮盖过去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城区的风起云涌。这时，有谁还想着刚刚惨死的卞校长？有谁还关心另外几位也遭到严重摧残的校领导？其中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下地。当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时，他们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王晶垚先生说，他哀伤的心情和四周亢奋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他终生难忘。
八月五日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那天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
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的背后有深层的原因，渊远流长。省思，是大家的事情。

四．软弱无力的“政策派”

我对“八五事件” 的研究重心，围绕着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等问题， 而对1966年6月初工作组进校以来形成的、包括宋彬彬在内、我称之为“骨干学生群体”的若干人，并未多费笔墨。 理由很简单，她们既不是“八五事件”的发起者，也没有参与暴力。（但在对生命漠视这点上，她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当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会承认的。
但我注意到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文化等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公众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宋彬彬个人身上，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诸如“宋彬彬打没打人，她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坦白地讲，如果纯粹从历史事实出发，我可以不理睬这个“公众热点”。但一个人“热”了四十几年，在我们这代人中，大概算是绝无仅有了，这个现象就颇值得琢磨了。
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下面简称《好故事》）一文中，我谈到宋彬彬在文革初期、包括“八五事件”的女附中运动中并没有引人瞩目的个人行为，她是“骨干学生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常常和刘进连在一起，而且是在刘进之后（刘为工作组进校后成立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及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第一把手）。宋的“爆得大名”是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因此而成为尽人皆知的“首席”红卫兵，并因“宋要武”一名而被符号化、妖魔化。接着就有人把她说成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而因此要对“八五事件”负责。我在《好故事》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个叙述逻辑犯了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八•五)的错误，这是做历史的人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分析刘进、宋彬彬等人当时的思想脉络，觉得她们属于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制定的中央“八条”影响下的“政策派”，这一派主张“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文革。七月下旬后，派遣工作组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突变的形势使得中央和北京市一级的“老革命”都不知所措了，遑论刘、宋这样的青年学生。八月初的她们，既困惑，又要努力跟上“革命”；而做为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她们的身份尴尬，已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工作组撤离后的“革命”，已不兴讲“领导”、讲“秩序”了，兴的是“自己解放自己”。八月五号暴力在校园爆发，她们在进行劝阻时说，“斗黑帮可以，不要打人”。这样说，是符合她们的思想逻辑的。这个逻辑，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大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讲政策”，特别是在最高领袖明令抛开政策（毛在恰恰在八月五号那天废除了讲政策的中发“第九号”文件）时还讲什么政策 ，只能是软弱的，无力的，无效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中死于非命的很多事件后面，都存在这么一个“政策瘫痪”的背景。彼时，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在当代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有“政策派”这么一路。好好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遭遇起伏，是很有意思的。
再补充一点，要让刘进、宋彬彬这样具有相当“正统”思想的人，在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率先成立红卫兵，是不符合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的。邓小平在1966年七月初接见包括她们两人在内的女附中文革班子时，明确反对成立红卫兵一类的学生造反组织，要求尽快恢复党团活动，这对她们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红卫兵的态度有很大影响。近年来，有关宋彬彬是女附中成立于7月31号的红卫兵之首领的说法，广为流行，而此说奠定了宋彬彬应对八五事件负责的前提。 这个前提，既没有外在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刘、宋等人的内在思想。

五．血统论、“干部子弟”和“官二代”

在《好故事》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宋彬彬/宋要武”是如何成为文革“神话”（myth）的，我认为该神话的长盛不衰，其实是反映了多年来人们持续的心理需要。
关于“宋要武”神话，我最近又有一点新想法。我感到这个神话背后的重要支撑，除了“宋要武”具有的强大符号象征力量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但往往口中所无的中国社会等级现实。如果宋彬彬没有高干子女的家庭背景，纵使她在八•一八给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公众对她的兴趣还会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更加深刻的。1966年7月底横空出世的“对联”及其背后的血统论，虽经包括遇罗克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但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北京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体是“干部子弟”。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写到：“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做我的反躬自问。
1949年后由主张社会平等的政党建构的等级社会，到了今天有变本加厉的演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子弟中还有一些人以艰苦朴素为荣，今天“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为家庭背景，宋彬彬怕是承受着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我以为，“宋要武神话”生命力的一部分即由此而来，舆论对宋彬彬本人缺乏同情也与之有关，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政治原因。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我有关“八五事件”分析的反应，也往往不注意我自己看重的观点，而一言以蔽之曰“为宋彬彬辩护”、“为红卫兵鸣冤”。我满心想再说一遍，“请认真读一下我署名白芳的文章，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　但又一想，如何解读“八五事件”，在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要太书生气了；“当下绑架历史”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因此，我虽然恪守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厘清应该厘清的事实，却对“宋要武神话”的消弭不抱幻想。我想它会成为一个文革传说而流传下去。毕竟，它是一个如此饱满的好故事。

六．宋彬彬和“宋要武”

我因为调查“八五事件”，通过刘进认识了宋彬彬，并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在一次有关活动结束后，宋彬彬骑上自行车在寒风中离去。我身旁一位同学说，街上行人有谁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老妇人，就是当年很多人谈虎色变的“宋要武”啊。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宋彬彬”。
一个是那个骑车远去的宋彬彬，我对她已有所了解。她性情温和，不善言辞，在人群中不抢话、不冒尖，遇事也不是总有主张，平凡得几乎令人失望。在几次访谈中，我感到她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对我讲（关于她1966年秋天的武汉之行，她就是一点点地讲出来的）。不讲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是为了保护他人和维护老一辈的正面形象，尽管她自己因为“不讲”而受到多年的曲解和栽赃。我并不认同她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但从她的做法中，我还是看到了她为人的厚道。
另一个宋彬彬，更确切地说，“宋要武”，是个符号，不是真人。在一些人的笔下，她欠着六、七条人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像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不相信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领袖赐名，是何等的荣光，受宠若惊还来不及，谁会那么不识抬举？
但经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查证，我接受了宋彬彬本人的说法：她从来没有叫过“宋要武”。“宋要武”的名字是《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紧接着八•一八领袖一句“要武嘛”之后造出来的，它的出现那么合乎那个时代的情理，立即被几乎是宋彬彬之外的所有国人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伟大领袖，而是全国人民给宋彬彬改了名，其中不排除许多人与有荣焉的心理。
八•一八后，我们学校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写给宋要武的信件，因为长期没人拆看，都在传达室里堆着。一位同学出于好奇，打开了其中的一些来看。多年后她回忆，说来信不外两个内容，一是向“宋要武”致敬，二是向“宋要武”汇报当地文革情况。这些人需要“宋要武”的存在，他们也参与了“宋要武”的制造。
几乎就在人造的“宋要武”出现的同时，红色恐怖席卷北京城，“要武”在霎时间化为成千上万臂戴红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八•一八是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个令很多人想起仍然心悸的日子，是大规模“红色恐怖”的开幕式。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宋要武”——“红卫兵”——“暴力”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逻辑链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从心底不能原谅“宋要武”，不能原谅“她的”红卫兵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用我听到过的一个的说法，宋彬彬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作为一个符号，“宋要武”有着太强大的象征力量，真实的宋彬彬在它的面前苍白无力。
湖北省委在1966年9月初请宋彬彬去武汉。他们请的是“宋要武”，不是宋彬彬。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无视宋彬彬本人的意愿，坚持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保湖北省委的公开信。“宋要武”成了一根省委打压他人的棍子。
很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反对湖北省委的一派开始制造宋要武打死多人的谣言，以此来抹黑对方。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大串联的途中在武汉或者长沙看到这样一份传单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谣造得太离谱。但不管怎样，在反对派的眼里，“宋要武”名字本身即授人以柄。叫的是“要武”，她不杀人谁杀人？
北京制造的“宋要武”，转了一圈从外地回京后，已经成了血债累累、人人喊打的凶手。可以写一篇“宋要武诞生记”，会是绝佳的黑色幽默，或者写一篇“四十余年来宋要武对宋彬彬的骚扰”。
只有宋彬彬本人知道这个骚扰是什么滋味。
具体的真实无法抗衡象征的强大，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荒诞的现实。“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个文学家可能比一个历史学者更能应付现实的荒诞。
但我还是要问：具体的、真实的、活一岁老一岁的宋彬彬和“宋要武”是什么关系？她应当对人造的、她本人从未接受过的“宋要武” 及以“宋要武”名义造成的恶劣后果承担责任吗？这些问题，文学家可以不问，但做历史的不能不问。

七．“偶然”与“必然”，“规定”与“自选”

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是她在历史上的“定格”。在短暂的风光后，八•一八成为当时只有19岁的宋彬彬挥之不去、笼罩了她一辈子的阴影，成为她四十几年来背负的一座无形的十字架，成为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刻痕。
而这一切在开始时，却似乎充满“偶然”。
现在我们知道，八•一八那天把“革命小将”请上天安门城楼，是“上面”临时做出的决定。 据刘进回忆，女附中有40个名额（当时不知道是上天安门城楼），她决定自己不去，让宋彬彬带队去。当时的刘进，是学校筹委会的“一把手”，也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应该算是刘进的“左膀右臂”。
如果我的看法不错，女附中“红卫兵”（不包括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卫兵组织）对“红卫兵运动”最大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窄窄的红布条上描上“红卫兵”几个字，字是从不同的地方收集的毛泽东手迹。从8。18当天的纪录片上看，当时各校红卫兵戴袖章的并不普遍，上面有字的就更少。袖章上带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字样，很可能是女附中的发明。（自从宋彬彬给毛戴上袖章，带字袖章即广为流行。）有女附中同学回忆在八•一八之前赶制带字袖章，说做出来的数量有限。宋彬彬说，她临上天安门前，有人特地把带字的袖章换给她戴上。点明这一细节，是因为袖章这个“道具”对宋彬彬很重要，而这个道具的存在有偶然性，就像刘进本来可以决定由她自己带队去天安门，而让宋彬彬留守广场一样带有偶然性。
不只一个人回忆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有多乱，“小将们”在党政军领导人中间串来串去，场面相当失控。据宋彬彬回忆，其他中央领导大多已经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但谁去给伟大领袖戴袖章却要更加慎重，连小将们也知道这个问题需要请示。人群中有个男生推了宋彬彬一把，说，“你上”。这个男生还说了一句：你的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给毛主席献上？
请示的对象——一位中央部门的负责人，恰恰对宋彬彬的家庭背景知根知底——他认识这个孩子。这里，是宋彬彬而不是随便某一个在场的红卫兵给毛主席戴袖章就不能全说是偶然的了。“政治审查”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能少，而这时“脸熟”很重要。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在亢奋、混乱的氛围中。城楼下，是一片喧嚣的红色海洋和无数只挥动着的手臂，数十万人含着热泪高呼领袖万岁，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白热化，没人能说清此时此刻中国首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政治集会还是宗教盛典。在这一特定的场景中，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袖章。据宋彬彬说，戴袖章时她很有些紧张，生怕别针扎了伟大领袖。毛泽东那天穿的是军装，这是他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之举，也是他文革“再次发动”以来一系列戏剧性举动之一。给高调支持红卫兵的“红司令”戴上红卫兵袖章是那个时刻的应有之义，是那个历史场景中的“规定动作”，而非任何个人的“自选动作”。这个动作由宋彬彬而不是别人来完成，说来颇为偶然，不知多少人对她羡慕死也。
宋彬彬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宋彬彬因此而成为红卫兵的“脸”。
其实风头本该由北大附中彭小蒙出的。被“江青阿姨”视为“小太阳”的是她，八•一八那天被指定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她。结果大家把发言的人忘得一干二净， 只记住了给领袖戴袖章的，这对彭小蒙不够公平。无论讲“造反”的经历，还是讲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这个潮流包括语言、行为、“做派”、服装、发式等等），北大附中“红旗”的领袖彭小蒙都远远比宋彬彬更有资格代表当时的红卫兵。让既无突出个人表现又讲不清楚自己哪天成了红卫兵的宋彬彬代表红卫兵，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自从有了“宋要武”，宋彬彬不代表红卫兵，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历史不但充满偶然，也不断制造误会。

八．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这里的“红卫兵”，特指1966年初夏开始在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青少年团体。八月初，他们由伟大领袖引领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而非自己“登上”的舞台）。到了这年冬天，他们成为风光不再的“老红卫兵”。
我在做“八五事件”调查时，对女附中红卫兵历史做了一些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女附中曾出现过的两个红卫兵群体，对其中被简单称作“红卫兵”（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基本历史，当事者语焉不详。比如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 ，有无纲领，成员加入有无程序，等等，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女附中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我本人当过“红卫兵”，是个“小萝卜头儿”。从我以为能说清这些问题的当年红卫兵负责人那里得不到答案，我只好反过来问自己：我是怎么当上红卫兵的？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认为自己能当，也没人质疑，我就是了。有个组织吗？好像没有，就是有时和班上一些也自认为是红卫兵的同学呆在一起。但不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去学校，也没人管。谁是我们的“头儿”？班上有几个比较“厉害”的人物，但她们是头儿吗？好像也不明确。问问其他一些人，感受也很近似。
有一天我恍然，原来女附中的“红卫兵”是在得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之后的某一天“一轰而起”的。听起来是个“组织”，但因为是在领袖已经开口支持、大家急忙赶风潮的“大拨轰”形势下出现的，已经没人记得它出现的时间，也没有成立的仪式。和最早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同，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北京城区学校红卫兵并非自发，也毫无风险。当时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能否当上红卫兵，全凭家庭，和本人表现无关。这也不同于初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一起的，并不特以家庭出身划分人，成员中包括少数“非红五类”同学。
在我心目中，学校里红卫兵的“头头”是刘进、宋彬彬等人，但多年后得知，刘、宋二位早在八月十九号就不再担任学校文革领导职务，而我一无所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松散的情况。因为种种原因，我比较早就不想在红卫兵里混了，但“加入”没个程序，“退出”也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心里想着我不是[红卫兵]了，我就不是了。人们往往忘记，对相当多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个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没人管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这个阶段各个学校的红卫兵有着严密的组织，不如说它往往是由一伙伙“革干子弟”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八一八林彪亲自号令“破四旧”之后，杀向社会，上下直接联手，搅得周天寒彻，使北京一度成为一座在最高当局认可之下的血腥恐怖之城。这个现象，在中外历史上怕不多见，后人很难想象。
回到女附中“红卫兵”：在那样一个大形势下，它一笔糊涂账的状况并不奇怪。但从清华附中“红卫兵”5月底成立，到“西纠”8月下旬、9月份的一系列“通令”，到“老红卫兵”阶段的“联动”，这中间值得探究、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还很多。据我所知，近年来当事者们已经开始写回忆，但扑朔迷离的地方仍有不少。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中“糊涂账”比比皆是。一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其实对历史的态度十分马虎、非常实用。
我在此呼吁红卫兵历史的当事人都来写写回忆录，我们这代人已经到了写回忆录的年纪。我猜测，很多人不说或不写与红卫兵被彻底妖魔化有关。今天，红卫兵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暴力。我本人也认为，血统论与暴力是这一阶段红卫兵最重要的两大特征。但深入去想，我认为可以对这一阶段红卫兵做进一步分析，至少可以大致区分出“精英红卫兵”与“普通红卫兵”、“ 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与“鲁莽暴力”型 红卫兵几类；此外，城区（西城、东城）红卫兵和郊区（海淀区）红卫兵也有所不同。
早在“红八月”开始之初，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发过紧急呼吁书，反对暴力和过激行为，这些人应属于“精英”加“政策策略”型红卫兵。同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发布了一系列通令的“西纠上层”，他们在“红色恐怖”最猖獗的八月下旬（此时公安警察已被明令不许干预“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企图“以兵制兵”，遏制住暴力的狂潮。一度，偌大的京城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一批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维持秩序的。对这段离奇的历史，尚无学者做认真探究。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造反有理”的最早鼓吹者，而一旦人们起来“造反”，便没人能控制它表现的方式了，这恐怕令反对暴力的精英们感到尴尬。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1966年八月下旬成立的西纠，则带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蛮横霸道之气，与反动腐朽的血统论有不解之缘。西纠虽然在若干个“通令”中呼吁反对暴力，但自己并没有严格执行。我本人对西纠在“遣返黑五类”中的作为，就有很多疑问。加之以西纠名义活动的人品很杂，其中有因施暴而恶名昭彰的。这些都使得全盘否定西纠十分容易，很得人心。
但红卫兵不是铁板一块。在当年那种非常时期站出来反对和企图制止暴力的红卫兵，和手抡皮带草菅人命的红卫兵还是不能等同，不应放进一口锅里煮，虽然即使是“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再进一步说，当年的历史，上层和下层交织，纷纭诡异复杂，“水”不但浑而且深，很多事情还不那么清晰。所谓“糊涂账”，也包含这一层意思。
四十多年过去了，要区分不同种类的红卫兵有什么意义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仅只有黑白两色。在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有说服力，才是严肃认真负责任的态度。
提出对红卫兵要有所区分，是件担风险的事。我深知以我的“家庭出身”，极易被人攻讦，我这是将自己送到喜爱贴标签扣帽子的朋友们门上了。但这些年来做“八五事件”的经历让我明白，在当代中国做信史，就得准备挨骂。对我来说，这是历练。

九 教育者的责任

在最近关于当年打过人的红卫兵给老师道歉的讨论中，有人提到教育者的责任，这是我多年来欲说还休的问题，今天索性将它和盘托出。
首先要说明的是，教育者们，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领导，都是当年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而非始作俑者，审视他们的责任，应该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之下，这是需要十分强调的。
回到1966年女附中“八五”事件的现场：斗争校领导的动议，是高一年级某班一些干部子女最先提出的，当时革命是要有“出身”做资格的。而文革前，这些学生曾经和全校其他干部子弟坐在一道，在礼堂听校领导告诉她们：你们的担子比一般人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是一次专门为干部子弟召开的大会，我也在场。
换句话说，八五那天斗争校领导最活跃的一批人，是曾经被校领导视作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责任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校领导，社会的四面八方都对出身“干部家庭”的革命“骄子”们表达了同样的期许。这是文革前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受到“革命文化”熏陶的，不只是出身“红色家庭”的人，而是全体学生。据目击者说，八五那天参与暴力行动、上手打人的不仅有干部子弟，也有少数非“红五类”出身的。一时间，“你一下，我一下”，是个“群情激愤”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
眼前的悲剧所以悲，不仅在于它导致了卞校长的最终死亡和给其他四位校领导带来终生的肉体和心理创伤，而且在于它充满了讽刺和悖论：这些女学生相信她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我的记忆里，从1964年以来，在“阶级斗争”之弦越拧越紧的大形势下，学校政治教育的基调是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是校领导，还是班主任老师，都是按照这个基调教导学生的。这使得文革开始后出现的“学生打老师”具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在我看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具有相当程度的“表演”性质（performance）。文革提供了“舞台”，但对我们“角色”的培养，并非自文革始。
我后来得知，女附中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卞仲耘和胡志涛，因为八月四号下午挨了莫名毒打而上告无门，八五那天离家去学校时，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说是去赴死也可以。平时衣着极为朴素的她俩，那天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漂亮。
但不是死在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手里，死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而是死在自己学生手里？！卞校长，您当时想到这有多荒唐吗？
据在场的同学回忆，卞校长那天穿的是一件绸质短衫。那件衣服后来浸透了鲜血，皱成一团。
胡校长穿的一条做工精致的黑色长裙，被从下摆一直撕到胯部；她穿的浅色短袖衣，被拨满了墨汁，变成黑色。
卞校长去世后，胡校长成了学校“头号走资派”，我不只一次看到她在校园里受到一些低年级学生的围攻辱骂。她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大气凛然。我们很多人都暗中钦佩她。多年后我才知道，自从八五挨打后，她的腰必须靠金属支架来支撑。
胡校长于1995年去世。据王友琴同学说，胡校长生前接到一封学生的道歉信，对八五那天她参与打人道歉。她是多年来唯一向胡校长道歉的人，她的信没有署名。胡校长表示，她原谅所有打过她的学生。
最近，读到《读书》杂志创始人范用先生的遗嘱。范用先生和胡校长同属一代人。遗嘱写到，“我……一生……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讳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历史的嘲弄”几个字引起我的注意。
对教育者的责任问题多年来我欲说还休，因为实在不忍。文革爆发后，她/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我现在想，以胡校长的通透睿智，以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贞不二，以她一生坎坷的老革命经历，她一定也反复问过自己，当年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革命”出了什么毛病？

十．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最近因为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向老师道歉，引起人们对当年打过人的学生对老师道歉的关注。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听说一些道歉的事情，包括对曾经被伤害的同学道歉，可见与文革有关的道歉并不是一件刚刚开始做的事。但学生向老师道歉的消息仍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打老师”并非个别现象，连小学生都有干的，而今天公开出面道歉的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
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上手打人、动嘴骂人的，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也不只涉及一、二个班级。但至今我们知道的、因当天参与暴力活动（包括语言暴力）而道歉的，只有不知姓名的一个人。
由于卞仲耘之死已成为恶名昭著的文革暴力案例，有人出于义愤，把女附中文革开始时所有在校生的名单贴在网上，指出“凶手”就在里面，借此形成舆论压力。
这个做法并没奏效，没有人因此而站出来。
有个叫哈里斯的美国人，据说是学法律出身的前检察官，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办案”，企图找到“杀害卞仲耘的凶手”。看来他效仿的是战后西方人士四处捉拿纳粹罪犯归案的榜样。但到最后不了了之。
即使如此，要找出杀害卞仲耘“真凶”的呼声至今未断。
所有这些的背后有个假设，即存在一个或几个不仅有杀人动机、而且在行为上直接导致卞仲耘死亡的凶犯。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八五”事件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罪责明确的凶手。
在《好故事》一文中，我曾针对哈里斯先生说：“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
在“红色恐怖”猖獗的1966年8月，多所北京中学出现学生打死校长和教师的事件。到今天，没听说哪所学校有人站出来承认参与过此类恶性暴力，更不要说承担打死人的责任。“凶手”阙如是个普遍现象，不只女附中一家。因为普遍，所以值得问一个为什么。
仅仅从道德的角度不能解释这个令人悲哀和失望的状况，它后面有更深层的原因。简而言之，怎能轻描淡写地放过最上峰在暴力问题上怂恿放纵的责任，而一味责难受到鼓励教唆去“砸烂旧世界”的青少年呢？更何况这些青少年在文革开始前受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暴力革命的教育。
如此，我们面临一个历史的难题：在没有厘清上层责任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完全不谈个人应当承当的责任？
这实在是一个困扰了我们这代人几十年的问题。或清晰，或含混，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不同的人在议论。一个伤害过他人的人如是说，我那时才16岁，是响应号召……
原北京外语学校那些曾经打骂过老师的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选择了向老师道歉。他们的行为，令受过伤害的老师们深感欣慰，也得到了社会上普遍的赞许。
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语境去看，涉及诸多层面。要让当年的青少年担起全部的历史责任，对他/她们是不能承受之重。“推诿”的做法有它的道理，甚至“有情可原”。
但毕竟，即使在那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做什么，怎么做，还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心灵和大脑。有人下得去手，有人下不去手，有人呐喊助威，有人悄然离去，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每个人的“心性”。在八月五号的女附中，“心性”的微妙差别没有改变卞校长最终死亡的命运。但“心性”可以全不算数吗？
勇于道歉的人，承担的是个人良知的责任。我一直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于道德，但在这里，感动我们的确实关乎道德，关乎人之为人的羞耻之心、向善之心。唯其稀少，尤足珍贵。
作为“学生斗老师”那代人中的一员，我为同辈人的道歉所感动；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会因此而放弃对文革始作俑者的追究。

2011年6月修改


转自 《记忆》第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