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十三年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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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十三年维权情况总结

发布: 2011-7-08 19:17 | 作者: 布衣山人AA

我受李树林同志的委托，向大家作“十三年来维权情况总结”。

同志们：从1999年9月，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抒宾提出的“让老百姓有状可告、有冤可申，”“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精兵强将清理申诉积案”的指示；根据已解密的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的精神，开展维权以来，至今已有13年了。2011年5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省政法委出台了云组通（2011）14号文件，对“两案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见。根据大家的要求，对13年来维权活动，应该总结。我代表李树林同志作总结发言。

一、为什么走上维权路？

云南揭批查运动，是云南既得利益集团派性和权力相结合，继文革中利用一派，削灭一派的一贯方针，在揭批查运动中，继续利用一派整一派，将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从省级机关到基层的工厂、农村的150多万人受到审查、批斗；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等处理；5万多人被捕判刑入狱；判处死刑2人；打死、逼死1000多人。特别是农村揭批查，除了捆绑吊打，就是拳打脚踢，致死、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云南揭批查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

我们真的有罪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无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是有中共中央《5.16通知》，有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们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按十六条规定，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官僚主义，目的是反修防修，使党和国家政权永远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使党不变质，国不变色。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合法的，应该肯定的。我们坚守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是正确的，有功的。对党、对国、对人民，我们无愧。我们能跟着毛主席做了第二件大事，我们感到无尚光荣，无比自豪，无怨无悔。

云南是文革的重灾区，云南以闫红彦赵健民为代表的走资派，文革初期就把云南中、上层干部组成“推资兵团”，他们成了“造反派”，为了保自己，钻进一派群众组织，他们是操纵、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指挥武斗、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这种中、上层干部的“造反兵团”，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武装占领军管会生产指挥中心，武装攻打、占领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抢走武器、物资，将革命造反派、干部、群众赶出去，使之四处逃难。大搞“关仓停粮”，工厂、矿山设备遭到破坏，造成停工、停产……这些灾难是走资派一手制造的。

毛主席逝世后，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走资派官复原职，领导云南的揭批查运动，动用专政工具，大搞阶级报复，云南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干部、群众及大批农民才遭如此残酷的镇压。

李启明同志，是云南省委副书记，揭批查运动期间调来云南的，亲眼看到云南“派性和权力相结合”的揭批查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是1983年，当时的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将中共云南省委领导召到北京，批评云南揭批查搞了一派，要求中共云南省委自己纠正错误。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回昆明后，召开了省委扩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检讨，正要着手解决问题时，“有的高级干部，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甚至陷了进去，不能自拔。”（李启明语）他们违反组织纪律，将会议简报、有关同志的揭发材料，从会议上偷出去，叫邓小平的堂弟送到北京邓小平家说：“不好了，云南揭批查要翻烧饼了”，邓小平说：“事要解决，但不能翻烧饼”。陷入派性的领导干部们，抓住“不能翻烧饼”一句话，40多天的省委扩大会，不了了之。云南揭批查运动的错误，未能得到纠正。反而在省委扩大会上揭发了问题的省委领导同志，遭到不再安排工作的迫害。

李启明书记看得云南省委领导班子如此严重的派性，在1984年《红旗》杂志第22期发表了题为《要敢于解决领导班子中的派性问题》。文章指出：“‘派性和权力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危害了党的团结统一，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得到认真贯彻。严重的派性表现有以下几种：

对于中央的决定，或经过请示中央得到了同意的事情，只要不合乎他的派性口味，就可以阳奉阴违，顶着不办，或另搞一套；

对于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事情，只要不合乎他的派性利益，就可以擅自推翻，拒不执行，甚或反其道而行之；

亲一部分人，疏一部分人，实际上还是在“以人划线”，“以派划线”，直到现在还为他那个派争“一贯正确”；

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为同派、同观点的“派友”安排职务，或者超级安排人员，超级筹组某个部门搞“清一色”······

从中央要求云南省委自己纠正错误，从李启明书记的文章，充分说明云南揭批查的错误是严重的。

我们无罪，就要审冤，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依法申诉，受到法律保护，但云南省高院的ⅹⅹ领导干部，公开宣布“对揭批查案子‘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甚至说‘错了也不纠正’”。如此亵渎宪法、法律的傲慢、霸道，就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吗？老百姓到哪里去寻找公平、正义？

一次冤判，终身受罚，不给就业、不给生活出路。30年来，把我们逼上了上访、申诉的维权之路，这就是云南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维权的原因。

二、漫漫维权路，艰难险阻，一路洒满泪与血。

1999年开始维权，2000年李树林、黄传华代表大家两次进京上访，2001年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出台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将依法申诉维权定性为“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为‘四人帮’翻案，”“聚众闹事，”省委11号文件采取“四打一挖”措施即：打击挑头扛旗的帮派骨干分子，打掉他们的组织，打断他的的联系，打破他们妄图翻案的企图，挖出幕后策划者……我们被公安派出所传唤，审问，强迫在派出所照相，按手印建立监控档案，列入抓捕名单。由于中央政法委罗干同志对云南问题及时批示，“不准抓人，不再整材料，”我们才幸免入狱。

再次进京上访，在火车上、飞机上被截下来，被关押的李树林同志，受尽磨难

寒冬腊月，陈ⅹⅹ穿一条破烂的单裤，光脚穿一双破胶鞋，浑身冻得发抖，向政法委反映自己的冤情和生活的困难，接待的领导听到、看到的，使之动情，自己掏出200元钱给陈ⅹⅹ，叫他赶快去买点衣服裤子穿上······陈坚决不要，他说“我不是来要钱的，我要求解决问题”，他的精神、志气令人敬佩，可怜他高血压中风了，生活、医疗无助，贫病交加去世了。陆文龙等一批同志，轮流不断到组织部信访科反映情况，重点是解决生活出路问题。在2003年，组织部、政法委出台了，云组通（2003）3号文件，内容是“确有困难，参照低保，酌情处理”。陆文龙同志没有享受到低保，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武装镇压维权。2006年3月21日，我们要求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要求撤销云办发（2001）11号文件，上访者被武警强行拖上、丢上警车，拉到昆明市体育馆，致使郭继忠同志受伤送医院，王伟同志受伤，膀胱癌病情加刷，尿血不止，因无钱治疗死亡。上访者被关在昆明市体育馆一天没有吃喝。这就是维权史上的“3.21事件”。

2007年1月11日上访，要求解决生活出路问题，省委派武警抓捕在信访大厅，等待接访的上访者，同志们手挽手，唱着《国际歌》，面对警察的抓捕，场面之壮烈，引来行人围观。这种情景，只有在电影上看到国民党抓捕共产党时才有的，被抓走的同志，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是共产党员赴刑场的悲壮场面。几位同志被抓到西山区国保中队，不准打电话，不给饭吃，郭继忠同志冲破国保阻拦，给被抓的同志送来饺子，阶级情深啊！

2007年8月，昆明，楚雄的十多位同志进京上访，在成都被堵回后，五位同志遭行留拘所15天的处罚……十三年的维权所受的苦难一言难尽。漫漫维权路，一路洒满泪与血！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

三、十三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情况汇报。

三十年的冤情，十三年的维权，我们所做的工作向大家汇报，有经验要总结，也有教训要吸取。

（一）云南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的维权，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的，受冤者自觉走到一起，共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深刻认识了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必要性，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着手解决马恩没有遇到的、列宁、斯大林没解决的共产党执政后，怎样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信仰，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错，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更没有错，走资派叛徒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了，现实社会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社会的丑恶百态，就是最好的验证，从而使我们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侵权容易，维权难”，是十三年来的切身体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十三年来，我们不为某人的一句“好话”而欢呼雀跃，也不为威胁恐吓而垂头丧气。只有这样，维权活动才能持久，没有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是维权的根本。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长大的，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工作，战斗的干部、战士、工人、农民，我们热爱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时代，虽然毛主席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十五年了，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决定：每逢毛主席的生日，忌日，我们都要召开纪念会，座谈会，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当反毛、反共的茅于轼、辛子陵，污蔑、攻击毛主席，我们气愤了，我们签名成立“云南公诉团”，将反毛反共分子告上法庭，绳之以法，我们是毫不含糊的。

当走资派卖国集团自己吃“特供”，却强行推广美国转基因主粮在中国商业化种植，我们疾书批判，揭露美帝国主发动的“消灭垃圾人口”、要我中华亡国灭种的生物战的罪恶阴谋，提高爱国热情。反对投降卖国。

当走资复辟派，将孔老二的僵尸立在天安门广场时，全国再次掀起批孔、反复辟的斗争高潮，我们签名上网。强烈要求将孔老二铜像撤出天安门。2011年4月20日，孔老二被赶出天安门去了，由我们大家一份力量。

在十三年的维权活动中，我们随时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学习党中央重要会议的内容。紧跟发展变化的形势。2010年中信联发2号文件出台，通过认真学习，了解党中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作出了八大问题22条规定，“全力推进事要解决，全力推进已有政策落实到位，决不允许敷衍搪塞、推诿扯皮等等”。我们依据文件精神，立即向省委，省政府写报告，要求彻底执行，但报告如石沉大海，为此，我们组织了“6.22请愿活动。三天的请愿，省委不理，导致进京上访，因受阻未成。

省委领导三天不出来接我们的请愿书，但立即召开紧急会，各地、各单位派相关部门人员来劝访，派警察、国保现场劝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表态，这次请愿是维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们的“请愿”文章上网，引来无数的支持跟贴，特别是离休老干部陈时秋的四个跟贴。提供了三个相关文件，对我们的支持、鼓励、确实难能可贵。今天我们以大会的名义，向陈时秋老干部致敬，感谢！

在学习中央领导讲话中，有的同志提出质疑说：“党中央领导的讲话，好啊！好得使我们感激涕淋。到云南，却毫无动静，学它何用？理它作甚？”的急躁埋怨情绪产生了，怎么办？我们说：有一首《共产党好》的歌曲，唱词是“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

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央说的、公布是真的，我们学习认真，大力宣传中央领导的讲话，向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写报告，要求贯彻落实。但所有的报告、诉求，请求领导接访等等，无一批复，无人理睬，暴露了他们对外“韬光养晦”，对内“说的不做，做的不说”，愚弄欺骗人民的实质，提高了识别真假共产党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在学习讨论中，我们有一场精彩的争论，有的人说：“对省委讲道理、讲政策，他们塞耳不听，说了也白说！不如不说。”

另有一部分人反对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们不说我们要说，不失党性原则，不说白不说！”。

又驳：“说了也白说！”。

再反驳：“白说也要说！还要经常说，反复说，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十三年来，我们就是这样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政策的权威性，严肃性、连续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维权的指导思想。

四、坚持原则，注意策略，既要维权，又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党中央、宪法、法律保护着我们，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们的维权，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对象，稍不留神，专政工具就会用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明确给自己规定：凡是全国人大、政协召开的“两会”期间，党代会，中央全委会期间，国家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等等，一律不搞进京上访，因此避免了不少麻烦和维权风险。十三年的实践证明，大家自觉遵守自己的规定是正确的。

我们利用“两会”及党的重要会议，用特快专递继续提出我们的诉申、报告，反映云南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合法的，给党和政府反映情况，问题，诉求是宪法、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听不听，理不理，做不做是执政者的权力。十三年来从未间断。我们光明磊落，没有任何邪念恶行。在当今社会，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维权，又要使维权者不受伤害，是很艰难的啊！

五、都是受冤者，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互相关爱，凝聚力量一致维权，紧紧把握维权大方向。

云南揭批查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是云南有史以来受冤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受冤时间最长的一场灾难。毛主席逝世后，中央作出的《决议》，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倒、处理的，及地、富、反、坏、右，全部平反摘帽了，唯独揭批查运动的冤假错案不搞甄别，平反，是“中国特色”。

三十年来，我们受尽苦难，申诉无门，生活无着……但我们自信、自尊、自重、自爱，尊重自己、尊重受冤的同志，这是阶级深情。不少同志为了维权，积极工作，互相帮助，无私奉献。王福生同志81岁了，身体有病，为大家学习，提供方便，不辞劳苦，烧水沏茶，打扫卫生，从无怨言。张金、贺聪、马首良、王海全、王兴武、胡海泉等同志，多年来每月10日，风雨无阻，张金同志负责半夜排队挂号，到市信访局上访，反映大家的诉求。叶宝平同志的笔，写了无数个通迅地址的信封，将中央政策文件、学习资料，及时寄到维权同志的手上。十三年来，成吨计的报告，诉求，学习资料，在贺聪及其夫人夏美玉、王海泉、王福生、胡海泉等同志的手上提过、肩上扛过······十三年来，他们辛苦了，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对那些为了维权，受到监控、拘押、行政拘留的同志，我们写报告、写文章上网声援他们，我们组织去探监、慰问。他们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向法院起诉，我们大家出庭支持，陈发贵同志还出庭为杨谦辩护。我们的诉求一致，互相支持是应该的，更是可贵的，应倍加珍惜。

凡是对维权作过工作的，他们病了，我们组织去看望、慰问。他们贫病交加，含冤去世后，我们到他们的单位，并请求相关部门协调，争取得到最后的救助，例如骆文心、洪玉龙、王伟、周载祥、张奎林、赵志勇等等。凡是死者家属允许的，我们都要给死者送輓联，参加遗体告别，以慰逝者的英灵，以寄生者的哀思。

2008年清明节，我们组织了一次十多人的扫墓活动，身体不好，柱着拐棍的艾文斌都参加了，我们上山为戈原同志、乔庄同志、金奕旦同志，胡恒铿等等同志扫墓、献花、致词告慰逝者，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在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维权，我们困难重重，我们得到不少老同志的真诚支持。马继孔同志不仅向中共云南省代表大会提交书面发言，要求纠正揭批查的错误，还向党中央写了几十次的报告，我们深深感谢他。

高风亮节的许多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向齐培文为组长的中央巡视组反映了云南揭批查存在的严重问题。

老红军郑加平致中共中央的报告，揭露云南揭批查运动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震动世界，美国、英国的各大报纸转载，魏巍同志跟帖《红军哥哥回来了》······

我们的维权，不是孤立的，十三年来，我们把党中央的文件，政策向省委高级领导报告，向各地各级中层领导、基层领导宣传，说明我们维权是依法、按政策的维权，不是无理取闹，更不是胡搅蛮缠，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诉说冤情，得到了中层，基础领导干部的理解和同情，ⅹⅹ地区，一位领导干部说：“我抽查了你们的一百多份案卷，一个都够不上判刑，但是，上级上不说话，我们不好办。”这些都是十三年来维权的经验值得总结。

众人拾柴火焰高，十三年来的维权的经费，全靠大家捐助，大型活动还有不少老干部赞助，今天来不及公布账目，择日书面公布捐款、收支清单，请监督审查。

六、应吸取的教训

在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中，没有根本的利害冲击。因为我们一无所有，受了冤，要维权，是自觉的行为，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努力，在维权活动中，多做一点工作，献出一点爱心，相互之间多一点支持、鼓励，少一点指责、埋怨。坚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现在虽然有了云组通（2011）14号文件，但真正贯彻落实好，还有不少具体问题，我们的维权，任重道远，袖手旁观，等待时机的思想是不可取的。

最后我建议：向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真诚关心我们维权的，已经故去向老革命老干部，马继孔、任希文，里学勤，戈原、乔庄、安振明，李铎、谭子文等，以及和我们并肩维权的，已故去的战友：张奎林，叶宝平、胡恒铿、金奕旦、陆文龙、洪玉龙、刘荣光、孟玉才，吕凤美、罗尚斌、孔德昌、王伟、王云仙、邱秉苍、洪国培、李清明、李顺雍、赵志勇、张乃贤、曹子孝、李海洋、张毅、张家福等同志默哀，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默哀毕。

我代表李树林的总结发言完了，请批评补充。

201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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