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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 第一部 沦陷
[blockquote](2010-07-20 20:54:09)[/blockquote]
序
人们爬山，登上了峰顶，下一步便是归途了。漫步下山，禁不住要回味此行的意义，去体会、去咀嚼其中的感受：或不虚此行，细细玩味那种满足；或觉辛苦艰难之旅程终于结束而长嘘一口气；或觉有所失漏而惋惜；或觉有所感悟而忍不住一吐积愫······
同样，一个人生活了七十年，且已退休，标志着其社会义务已经尽过，真正有了闲暇，此时用一定的标准检验和回顾过去，对自己走过的路一定会有几多感慨，几多醒悟，几多透彻。
人生之旅是不可逆的，生活过得如何是无可改变地过去了，得和失都不能更改了，但用现在的思想推敲过去，以耄耋之年睿智的目光去判断和审视过去，确也不失为一件乐事。总可以略微弥补一下某些遗憾。对于错误则会发现当年自己幼稚在什么地方，况且总还有更多值得留恋、值得怀念的生活，那么我再去体验一下过去发生的种种，重温一下最最难得的骨肉亲情和温馨，这的确是珍重生命的极好办法，文字可以保留嘛！
我自幼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六十年代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兵工厂度过了七年，接着又到太行深山、又是八年。当十七年后我重返北京时，人已中年。接着干了我极不喜欢的工作，又是二十年。此时的我已变成六十岁的老翁了。每当我回忆自己的过去时，真是沉重有余，轻盈不足。我所记住的事是由时光、情感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可知的因素构成的。我是怀着对挚爱过我的人，深深悼念的心情写我的记忆的。人的记忆很神秘。既然记住了，总有记住它的理由，这就是刻骨铭心与淡然忘却的区别。
现在退休了，可以冷静地回忆前半生了。年龄淡化了世俗，人也会变得格外公允、格外豁达。因为生命的尽头已经隐约可见，于是就有了一种置身物外的超然与智慧。如果此时一件往事，依然刻骨铭心的记忆着、顽强地、不依不饶地在心中呈现，那必然是一个人生命中的支点。所谓的“死不瞑目”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记忆这东西对我虽重如泰山、痛入骨髓，对别人会轻如鸿毛。于是我写的只能是给自己看的了。准确的写出自己的经历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严肃的作人的态度。因此写的过程决不能违心，也决不修饰，更犯不上迎合。回忆贵在真实。虽然真实有时是简陋得可怕。我想冷静地看自己的人生是必要的。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摆出来，进行自我审视，用我心中的上帝裁判它，进而升华和净化自己的灵魂。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呢？古人无解。我所表露的心态可否谓之？是以为序。
第一部 沦陷
一、让时光倒流
为了便于叙述，首先介绍故事发生的环境。我先请你们到故事的发生地，七十年前生我的那个地方去看看。
我生在北京东城弓弦胡同十八号。这条东西方向的街，现在已被中国美术馆拦腰斩断。我的家离胡同西口很近，再往西就是河沿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里有一条河；水从什刹海来，经火药局由北向南流。河西岸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就是现在的沙滩。这条河现在早已变成一条繁华的马路了（现在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那时河西侧有一排古老的柳树，东岸有一座日本人开的被服厂。弓弦胡同西口是个丁字路口，往北沿东皇城根街走就到了亮果厂，中法大学就在那里。胡同口有个“井窝子”，再北是个小饭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小饭铺就关张了。倒是应该对井窝子多说几句：我们当时吃的水都是这里的。井窝子门口停着一辆辆木独轮车。这种车现在早已绝迹。车的两侧各跨一个腰子型的大木桶。挑水的师傅用小木桶从大大的水池子里舀水倒入独轮车。水车灌满后便吱吱扭扭地推走。水池的水是从高台子上流下来的。高台上有一架水车，有两个人交替的踩，水哗哗不断地流。
我家大门东邻是个烧饼铺。姓任。内掌柜是个哆嗦，右手不停地抖。我们都叫她哆嗦大妈。再往东，双辇胡同拐角有个小门，是灯市口育英中学陆老师的宅子。他有三个儿子：大陆、二陆、小三，都是我幼年的伙伴。我家对门偏东是卖油盐酱醋的杂货店。掌柜的姓李。对门是个大宅门；再往东是‘库司胡同。把口靠东是油漆匠杨家。他儿子是我小学同学。再往东依次是猪肉杠、鸣声医院、牛排子胡同、黄米胡同、郑河先大夫寓所。郑河先是德国留学的医学博士，说起来和我们家也算有着密切交往的。
这样就走到了胡同东口了。东口路北第一个门是我育英中学的语文的龚老师的家。龚的外貌极像高尔基，也常持一只大烟斗，大烟斗从不离身；路北第二个门是戴笠的公馆，解放后成了傅连璋的住宅。
长长的胡同是我童年游戏的场所。天一黑下来一大群孩子就出现了，疯跑个不停。弓弦胡同在我记忆之初是条土路，自来水和柏油路都是后来日本时期修的。印象最深的是修路时用的蒸汽压路机。我小时极爱看它复杂的机构、飞轮、曲柄；它一开动，我便跟在后面跑。我在家里一听到汽碾子声，就飞奔出来。
每天傍晚总有一辆卖白薯的独轮车从家门口经过，于是要了钱去买，卖者用小尖刀挑着喷香的白薯放在白菜叶上递给你。若是夏天就改成煮老玉米了。
还有卖炸丸子的，也是下午出现。那是个担子：一头有炉灶和锅，周圈摆着调料；用一个极小的浅碗盛着几个灰色的素丸子，是用粉丝头与面捏成的，汤上浮了几片香菜叶。那时候真是一种美味佳肴啊！
路灯亮了，一辆点着的乙炔灯，随着两盅小铜碗的撞击声出现了的冷饮车过来了，卖得是果子羹、刨冰和糖葫芦。
还有提大挎盒抽签赌烧鸡的；卖半空的等等。
这些现在统统不存在了。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舞台。
我家是胡同西口路南的大门。门外的东墙上写着极大的黑字：“森记木厂承包中外土木工程”；“电话东局二三七四”。大门用极粗糙的木栅作成，涂上砖红色。透过破旧的门板隐约可以看见院内。里面迎面的影壁正中，挂着黑色金字的木匾“森记木厂”，木匾两边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向东拐过影壁就进了前院。
这里原是个煤场，东屋里还有一口井。祖父在世时在内务部街开了森记木厂，1935年搬到这里。为了便于堆放木料，选了这个大院子。院内地面很低，比大门外的路面还低；雨水流不出去，一下雨院内一片泥泞。房子多是平顶的，质量极差，漏雨。住户多是工人。西边靠南头，有两间平房，是森记木厂的柜房，住着我祖父的徒弟李明山，我们称他李先生。
祖父去世后因为父亲年纪小，不能主事，李先生被留了下来，代为经营森记木厂。他吃、睡都在柜房。
柜房北边有半间厨房，当年有厨子做饭。那时只剩下一个大搪瓷水火灶，已经坏了，摆在院子里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在上面摆了块皇城的金砖当桌面，夏天的晚上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放茶具用。
靠大门的东房租给两家日本人。一家叫“花田光正”，是日本太平洋海上保险株式会社的负责人。他有妻、儿，男孩叫邓南江，比我大两岁。
东房还住了一户木匠，我们叫他朱大爷，老两口，没孩子，很穷。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朱大妈是老北京，在旗的，讲究礼儿，从不向人诉苦。当揭不开锅时，朱大妈就躺下睡觉。
与朱大妈住隔壁的是姓杨的木匠，我祖父的徒弟。也非常穷，有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弟弟。弟弟是我负疚终身的童年伙伴，一次打架，我咬了他的耳朵。
最南端靠近男厕所的两间东屋住着玻璃匠李庆立夫妇；还有张长寿，另一个叫黑刘的。共同开了个“三聚成玻璃铺”。李先生脾气极好，屋里常年养着美丽的热带鱼。
前院南面是人字脊的大瓦房，门窗破烂，没法住人，是木匠们做活的地方，到处是木料、工作案子和刨花。
大瓦房有个穿堂门，进去又是一个小院。有六间南房，是铁铺。掌柜的叫陈祖德，儿子陈敬忠，陈敬忠是我小时的好朋友。后来留苏，学原子能，在伊宁某厂当总工程师。陈掌柜的家眷在里边的小院，称“里院”。从前院拐进西南的小夹道就到了里院。那是个不标准的四合院：东房原地逆时针转了90度，门窗朝了南。日本投降后这里住过一家旗人，有个女儿叫大风。后面我专门叙述那个悲惨故事。大瓦房后房檐与前院柜房南山墙之间形成个过道。晚上这里很黑，说是闹鬼，我很怕这个地方。
陈掌柜是山东人，住北房的西头；东头是铁匠谭大爷，有三个孩子，住一间北屋。西屋北边是铁匠，姓胡；南边住的是表奶奶。
我家住里院的南房，一排五间。一年到头不见阳光。养过秋海棠和星星草，后来都死了。
我家的堂屋是南房最西的第二间。按传统中式格局对称布置。一进屋，正中硬木八仙桌一边一把雕花椅；条案摆着座钟、胆瓶、玻璃罩的盆景。后面墙上一面极大的镜子，两边有对联：
春风煦日恩育万物；
泰山纳壌沧海容流。
字体遒劲险峻，是齐燮元写的。右墙上有祖父祖母的照片。
满堂生辉，非常气派。东墙是一人高的护墙板，顶上摆着银盾，那时二姐满月是亲友送的。还有许多古玩。
西边是卧室，与堂屋用槅扇分开，挂着帷帐。卧室整个是炕。我常常幻想那是舞台，我们在上面玩耍、演戏。孩子们同祖母都睡在这个大炕上。西墙有护墙板，上面摆着三个七彩磁人，是景德镇的天官赐福。炕上铺着蓝色地毯。南墙码着四个樟木箱，炕边有个小沙发，它后面是小柜子，墙上挂一幅钟馗像。这是个昏暗的角落，画像显得狰狞可怕。祖母说它辟邪，宝剑是点了朱砂的。
东里间是佛堂，总挂着门帘。门上有个镜框，是手工艺品，两只鸟站在枝头。佛堂的南墙有两张八仙桌连在一起当供桌；三个大香炉阴森森的终日香烟缭绕。靠窗一架木床，硬梨花木的镶了许多骨质花饰，我就生在这只床上，我生母死在这个床上。我很不喜欢这间屋子。
从佛堂往东，穿过堆放杂物的储藏室就到我父亲的卧室了。卧室有一个极大的红木写字台，绿绒布上盖着大玻璃板；衣柜顶的书橱装满了书。还有一个大书架，是日本人赠的，全是商务印书馆的精装书；如本草纲目、史记、大唐西域记、白香山全集、旧小说、莎士比亚集、堂吉诃德、神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可惜现在都流失了。由于镜子、玻璃、书籍，使这间屋子光亮华丽，文墨气息很浓。
我童年活动的场所已经描述一遍了，现在开始我的回忆吧！
二、母亲的死
我三岁那年，天快黑了。突然一群日本宪兵从前院气势汹汹地冲到后院，一个说中国话的翻译双手叉腰和祖母交涉。母亲抱着我想凑上去帮助祖母说话，祖母急忙转过头，向母亲摆手，示意不要过来。母亲抱着我退到西屋门口站下。天很快黑了，我不记得什么了。后来听说祖母被日本宪兵抓走。这是我对生母唯一的记忆。后来的记忆就清楚多了。一个夜晚，堂屋的大镜子已被单子盖上，条案前八仙桌和太师椅搬走了，支了张床。母亲躺在上面，盖着黄陀罗经被，头朝东脸上有块布。祖母坐在炕沿痛哭。哭一会就站起来走到灵床揭开布看。母亲闭着眼，我以为她睡觉，祖母看着母亲的脸继续哭，然后盖上布，回到炕边坐下继续哭。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不知道难过，只觉得所有的人对我都格外温和。没人告诉我母亲死了。邻居谭大妈一直抱着我，哄我，在她家架子上找什么东西哄我，她太穷，什么也没找出来。那天晚上谭大妈对我非常和蔼，写到这心实在不安，后来我长大些常和她女儿大兰打架······
半夜时分谭大妈抱着我,我看见院里群人紧张地向里院抬敞着盖的棺材，是赶在午夜十二点入殓。我问“这是什么？”人们七嘴八舌对我喊：“这是大船”。
母亲的棺材停在里间佛堂窗外的院子中。第二天晚上父亲领着我走到隆福寺西街路南的裱糊铺，买回一个大花圈。回到家，把花圈立在棺材前。我走回里间跪在床上，胳臂支在窗台看院子的棺材。记不清是谁领我出去在花圈上摘了一朵紫色大纸花，花梗是竹签子，景桓大姐帮我插在窗旁的壁上。
我一直趴在窗前，我看着和尚们唸经。他们围坐在棺材前的方桌旁。有一种乐器，是多面一样的小铜锣，吊在木框上，用小锤来回敲，发出不同的声音。
然后是接三，表大伯张绪论抱着我，我举着“幡”跟在一群吹打乐器的和尚后面，向弓弦胡同东口走。我奇怪许多人看着我落泪，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注意和尚中有两只笙，一应一合地吹，好像互相说话。队伍走到胡同东口，纸人纸马的冲天大火还没有熄，我就被表大伯抱回了家。
然后是出殡。棺材抬到大门外的杠架上，只盖了块绣着海水江崖的棺布。我坐上马车跟在后面，与我同坐一辆马车的是个不相识的老太太，是内务部街的老邻居。马车里有一面椭圆形镜子，可以转动。我很好奇，扭来扭去，被那个老太太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当着祖母面这个和气的老太太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却是这么凶，使我第一次尝到了人间虚伪。
到了墓地。坑已挖好，棺材也放下去了，父亲把花圈放到棺盖上，这时一大群当地的
穷孩子一窝蜂地涌上去抢纸花，那花是用金银纸作的，很好看。这时马车上的老太太偝着我朝着这群孩子大吼一通，吓得他们纷纷逃走。
人们叫我抓了第一把土抛在棺盖上，接着一阵抛土声。就这样，在一个黄尘扑面的大风天送走了我的母亲，地点是北京崇文门外文昌宫南岗子地方——现在的光明大街。
祖母常和我讲过去的事。说我母亲生妹妹，产后虚弱，日本抓人时受了惊吓，病中又抓错了药，一副下去人就不行了。据说人白天还好好的，吃过中药，夜里出虚汗，越出越多，就不行了。当时全家惊慌失措，失去主心骨，父亲太年轻，才二十一岁，把邻居陈掌柜请过来，一看就说人不行了，快穿衣裳吧。她死时才二十三岁，留下一岁、三岁、五岁三个孩子。
如果当时有条件抢救，决不会是这个结果。一个家庭如果不能栖身于主流社会，虽有些钱，也很难逃脱这类天灾人祸！
三、娶新妈妈
第二年早春的一天，很早我就被叫醒了。我和效桓姐都换上了新衣服，是阴丹士林蓝竹布大褂。祖母带我们去了隆福寺“福全馆”饭庄。走前祖母打发我们俩在大门口等。马车还没来。我们俩笑眯眯地在门口玩。效桓双手背在身后靠着墙问我知道不知道今天干什么去？她接着告诉我“是娶新妈妈了。”
几天前祖母就问过我：“过几天给你们娶个新妈来好不好？”我说：“不要。”，“为什么？”，“新妈不疼！”
祖母又痛哭了一场。其实，在我思想里也还是大人塑造的。儿歌里反复哼唱的小白菜，大人的言论不知不觉在我内心早就打上了烙印。
娶继母那天我极不高兴。主要是我看见许多人欺负爸爸。在福全馆后院大戏楼里筵席中间，父亲被祝贺的人群包围、追逐着向他头上抛彩纸屑。有的人使劲的摔。父亲双手举起紧抱着头，弯着腰，左躲右闪，我真想跑过去把父亲救走，我心疼父亲。我哭丧着脸，大人们轮流抱着我，不到中午就把我送回了家。
午睡醒来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了，憋在心里的不痛快一下子暴发了。我哭着喊着找妈妈。祖母含着泪哄我。我恸哭失声，哭声一直不断，持续了几个钟头没有停止的意思。祖母实在没办法了，抱起我说：“好，带你去找妈妈！”来到猪市大街东北拐角的一个理发馆，（今民航大楼处）见到父亲。父亲正和新妈妈在那里理发。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正烫发。祖母指着她说：“这就是你妈妈。”，她冷冷的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不喜欢她。周围都是陌生的人，我很害羞，不哭了，蹒跚地走出理发馆，站在路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祖母跟在我的后面。这样，总算暂时止住了祖母被伤害了的心。这样，在我母亲去世不到三个月，我们有了新妈妈。
母亲的死加重了祖母的迷信，母亲是不到五年家里连续死的第三人。几年前一天祖父突然说不舒服，随后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行了。送到协和医院，说是脑溢血。父亲才十八岁，全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乱成一团。祖父生前欠了不少债除夕债主坐满一屋子，祖母戴孝，领着父亲依次磕头，请他们高抬贵手。事隔两年，母亲又突然去世，接二连三的灾祸使祖母对佛更虔诚，佛堂供桌上点着长明灯，整日香烟缭绕。
一天晚饭后我很睏，睡着了。祖母为了不打搅我，把我轻轻放在正屋右边的太师椅上，用另一把椅子对成一张小床，我头朝外躺在里面。
平时我非常怕黑，到了晚上，凡是黑暗的地方都怕，包括正屋的八仙桌后的条案下。我被大人的疑神疑鬼吓怕了。这次睡在太师椅上实在太疲乏了，腿舒舒服服伸直，从椅背的窟窿伸到条案下。当我醒来，已是半夜。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腿伸进我最害怕的黑暗角落时，立时厉声尖叫起来，哭的声音业已失常，两眼直勾勾盯住条案下，并用手指那里，像是看见了什么。祖母一把把我从椅子里抱起搂在怀中，慌慌张张走回大炕。景桓大姐的脸色都变了。
事后祖母不止一次向别人叙述这件事的经过，说那天夜里我死去的妈回来了，要抱我走；儿童的眼睛净，能看见死去的亲人。景桓大姐也说那天晚上在条案下看见了个黑影子。那时有好长一段时间家里笼罩着浓厚的恐怖气氛。祖母变得对佛无比虔诚。
母亲的早逝，使我得到更多的爱抚，那爱抚来自三个人：祖母、景桓大姐和二姐。
四、父亲为我们作出的牺牲
祖母常对人说不是不想给父亲找个文化般配的为妻，主要因为有三个孩子。父亲在这方面做出了牺牲。
父亲1935年北京大同中学高中毕业，本来可以上大学，那年祖父去世不得已工作。在猪市大街路西的“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当职员。那里不乏年龄和知识都相当的女性。祖母说过，人家一听前妻留下三个孩子就都不同意了。
我父亲1919年生。他10岁时不知什么原因从北京回河间，在城里省第三中学读了一年书。我老家是城西陆家村。学校在城关阁南街的东头，父亲的外祖父离阁南街很近。父亲的姨住新市街。这一年他常在这两家串门。我外祖父住河间富贵街，新市街、富贵街、阁南街相距很近，加上父亲的姨与韩家交往密切，父亲与母亲那时就认识了。后来父亲回北京读书、与母亲结婚，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羡慕的，在当时也算文化层次很高的了，（我母亲是河间初级师范的学生）又是自由结合的。母亲的同学、好友白淑萍，我们都叫她白大姨，在母亲去世后来过北京看我父亲，祖母对白大姨的态度非常冷淡，不仅冷淡，简直很不客气因为白大姨是回民。异族联姻当时风气是不允许的，白大姨很可怜我们姐弟三人她或许有意作我们的继母。但不管怎样父亲与白一直保持联系直到父亲去世。我舅妈高雁容常常感慨地说：“当初如果不是你奶奶阻止，白大姨当了你们的妈，你们也决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父亲很孝顺祖父突然去世、世态炎凉，孤儿寡母的遭遇使父亲下决心一切都要使祖母满意，婚姻上既然祖母不同意白大姨，那就一切听祖母安排吧。
后来由祖父的朋友，我家的世交吴松亭介绍，从河北饶阳西刘庄娶来了我们的继母。继母来到我家从不多说一句话。不久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了。病势凶险，查不出是什么病，一天比一天重，眼看人不行了，祖母指着我对邻居说：“死了妈，我还能给他们娶后妈，死了爹我可没法办了”。邻居有个刘老头，是我祖父徒弟康印谱的岳父，进屋看了看我父亲说可能是“羊毛疔！”不妨用荞麦面团在前后胸搓，如果搓出细白毛，就一定是！把毛搓出来病就会好。祖母急忙合了荞麦面去搓，果然搓出不少白毛。就这样连续搓了好几天。父亲病一天比一天好，转危为安。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继母娶进门，父亲心里堵得慌，郁闷在心才生的病。父亲不忍心拂祖母的主意，为了我们姐弟三个，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我始终对父亲抱有同情和负疚的感情，是他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其实祖母何尝不知道这个婚姻对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段时间祖母常常对人叙述我生母长得如何如何好，躺在灵床上戴着绣着莲花的帽子，皮肤白白红红的，好看极了，等等。还有一次来了一位客人，祖母当着继母的面，指着继母不停地说：“这个丑媳妇！这个丑媳妇！”
五、生小弟弟
继母知道祖母钟爱我，也知道祖母对后娘早有警惕，平时从不多说一句话，总是默默地在祖母指挥下作着家务。
大家都说继母不识字，她自己也这么说，但后来我确实见她看过小说——《儿女英雄传》。她口才很好，叙述的故事非常生动，她对十三妹和张玉凤这些人物非常熟悉。继母自己也有一个继母，从小养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要强、自尊而又事事想作得圆满；面面俱到而又力不从心。
半夜醒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仍在睡，别人都起来了。窗外一片漆黑，正是半夜，不知为甚麽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自己穿好衣服，和二姐面对面趴在八仙桌两边，跪在太师椅上，互相看着对方，像是等待什么。大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顾不上我们，在这样一个深夜，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又都极其兴奋，这对我们，平时是没有过的，我当时似乎非常高兴，二姐也是同样。家里人们进进出出，不一会父亲的房间传来了清脆的婴儿哭声，祖母快步走出，大声说：“是个男的！”二姐笑着对我说：“我又有一个小弟弟啦! ”
这个婴儿就是克强。不一会，接生的护士出来了，她是我们的西邻，是协和医院产科的。她文雅、娴静，又非常漂亮。祖母说协和医院的大夫、护士个个都那么好看。这时祖母忙着说些感谢的话，大家拥丛着，送助产士回家。祖母说，这孩子太小啦，简直像个小渣子，干脆就叫渣子吧！
那一夜是我童年记忆中颇具神秘色彩的一夜。那一夜我和二姐不自觉地那么高兴，一点也不睏！小弟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生与死，不到两年我都经历了；缘分，亲情使然？还是命运！再我心中实在是个解不开的谜。
克强的出生带给全家无比的快乐和忙碌。祖母忙的不可开交。景桓大姐是慈爱的，真心实意地爱护我们。她喜欢孩子，整天不是背着妹妹就是抱着妹妹，现在有了克强，更是特别喜欢，总是抢着抱弟弟，常常一动不动地盯着看小弟弟睡觉时的脸······。不久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
生下克强后不到一百天，春节临近了，不知为甚麽摆在堂屋大炕边的沙发挪到了里间的供桌前。那几天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格外忙。小弟弟很乖，吃饱了，也不哭；傍晚继母喂饱了克强，看他有要睡的意思，原想放回床上。因为克强被抱惯了，放下就醒，只好趁他半醒未醒的时候轻轻斜依立在沙发上，用枕头一左一右夹持好，襁褓外面又盖了一床棉被，露出小脑袋。因为天冷，怕冻着，头上又戴了一顶大绒球的毛线帽子。看看孩子已经睡着，继母就干其它事情去了。走前怕别人惊醒小弟弟，把屋里的灯也熄了。
晚上八点多，忽然景桓大姐在里间大声喊：“奶奶，您看孩子怎么了？”祖母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里间，只见沙发上的棉被已经掀开，克强口吐白沫，两眼上翻，用手摸鼻孔，已经感觉不到呼吸了。祖母顾不上说话，赶紧把克强抱起来，一看孩子已经拉了屎。祖母立时解下了腰带，把小弟弟放进了她的勔腰大棉裤中，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继母自知创下了大祸，一声也不敢吭。祖母已经顾不上埋怨谁了，她用自己的体温，肉贴肉地直接温暖弟弟的身体，到了夜里一点多钟，克强的呼吸才正常起来，足足有四个多钟头，体温也恢复过来。写到这里，我很不平静，我深深感到景桓大姐从小就心地善良、忠厚；也深深怀念我的祖母！她对儿孙们赤诚的爱，使我永难忘怀！
原来，克强醒了坐在沙发里动来动去，越动越向下滑，棉被堵住了嘴和鼻，憋死过去，幸亏大姐及时发现，被祖母抢救过来。那年景桓大姐十三岁。
通过这件事，继母与大姐的感情增进了一步。继母对大姐非常感激；大姐对继母在尊敬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亲近。景桓大姐不能不把这位新六婶与我死去的生母进行比较：我母亲在外祖父家是长女，从小娇生惯养，又是知识女性，属于新派。她和我父亲结婚后凡事照习惯据理力争，并不多考虑辈分小的不可冒犯长者的古训，而祖母性格刚强，晚辈在祖母面前只能百依百顺，因此婆媳间摩擦是少不了的。我母亲过门时景桓大姐才六岁，我生母对这个侄女确实有失宽厚，这是她脾气、性格所致，是可以想见的。祖母不止一次说过，我母亲死前拉着祖母的手忏悔：“这回如果我病好了，再也不叫您生气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出这种话，实在是一种不好的征兆。童年的记忆是深刻的，特别是不幸的童年，那些受到的委屈和屈辱就是到了老年也是不会忘记的，想必我生母作的事过于伤害过大姐的心。
六、相依为命
继母来我家从不多说一句话，很少有笑容，给人的印象是不言不语。甚至在生病时也不大声呻吟。这样，就在家人，亲朋好友，里里外外博得了贤惠的好名声。但是我与继母总有隔膜，无法沟通。在感情上最亲密的仍然是祖母。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与效桓二姐的感情与日俱增。祖母平时常常带着我和二姐出去玩，我们俩坐在一个藤车里，一边一个，祖母经常推着我们去胡同西口河沿柳荫下乘凉，或去菜市场。
我和二姐总在一起，祖母怜悯我，二姐疼爱我，我习惯依赖她们，因为我小，坐藤车也一定叫我先上。我和二姐的感情比与妹妹玉桓的感情深得多，那时玉桓总是被景桓大姐背着，抱着，她俩的感情更是格外深厚。童年建立的感情，尤其是患难的童年所建立的感情，是不那么容易被磨灭的。
一天清早，祖母推着我们俩去东四牌楼东边的朝内大街赶早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北平，那儿每天早晨都有像现在早市那样热闹的临时菜市场。祖母买了半袋白面，放在小车上夹在我和二姐中间，嘱咐我们照看好，不要被别人偷去，然后又到人行道上买别的东西。菜市场的路挤满了人。突然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慢慢走到我们的小藤车前，双手一提拽起面袋就跑。二姐立刻大喊：“奶奶！有人抢东西啦！”祖母回身立刻跑上去追。旁边一个卖碱块和干海带的小贩说：“老太太，我给您看着孩子。”不少人帮助喊，帮助追。抢面口袋的人中途丢下白面逃走了。事后，家里人都称赞二姐懂事，说我小，连人家偷自己的东西也不知道喊叫。
一年级的上学路上二姐和我作伴，二姐主动呵护我、陪我玩耍。上小学后也是如此，保护我不被别人欺负。有一天老师在教室里查手帕，我忘记带了，正准备受老师责备。突然教室的门被打开了，二姐冲了进来，她举着自己的手帕送到我的坐位，对老师说：“这是我弟弟的手帕，他忘记放在我这里了。”原来她在教室外等我，听见教室里查手帕，急中生智编出来的故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很小的粉红色，角上印有一个可爱的小娃娃的脸，是二姐特别喜欢的。当然，事后她又要回去了。一直到后来很久，二姐都是我最密切的亲人。六十年代末我在东北工作，生了重病，当时向关里拍了三封电报，其中一封就是给嘉峪关二姐的。有两首小学一年级时二姐教我唱的歌，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的家庭真可爱
父亲母亲都健康
我的家庭真快乐
兄弟姐妹都健康
虽然没有大厅堂
月季凤仙多安详
可爱的家啊！
我不能离开你
一切安慰比天长。
另一首歌是：
晴天高，远树稀，
西风起兮，燕南飞。
排成一字一行齐
飞来飞去不分离
好像我，姐姐弟弟
相亲相爱不分离。
我们大了，有了各自的家庭，作人的准则也各不相同，“可爱的家”有了新的含意。人是变化的，义和利的冲突最终还是使我们姐姐和弟弟永远有了隔漠。
这些不能不使人相信：冥冥之中的缘分，缘尽缘散！
七、贫与病
生克强后（1940年）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唯一的一点白面留给小弟弟吃，因为继母没奶。祖母为此急得不得了，埋怨继母的母亲不懂事：为甚麽女孩子生下来不立即挤奶头？以至继母有奶也流不出来。祖母把白面蒸熟了平摊在盖帘上晾干。喂小弟弟时用开水冲熟面粉，调成浆糊状，用手指一口一口往婴儿嘴里抹。后来日本人在北平实行粮食配给，根本买不到细粮，配给的全是高粱面和像土一样的混合面。大姐说吃了肚子下不去，胀。幸亏祖母事先有所准备，存下了两袋汽船牌的洋面，藏在父亲卧室的大玻璃柜里，面袋外盖了衣服，那个年月私存面粉是犯法的。
祖母对我格外照顾。有时到街上小铺买几块牛奶糖，买个“炸盒”，一种类似油条的面食给我吃。还有一回给我买了一盒鱼罐头，是椭圆形的铁盒，至今我还怀念不已。我是唯一允许吃白面的。一次烙好一张白面饼放在桌子上，我拿起就吃，妹妹玉桓在一旁看着，祖母对妹妹说你也吃一块吧！妹妹愣愣的不敢去拿。想起过去的事就一阵心酸。
由于营养不良，我骨瘦如柴。祖母带着我去捏瘠、去打蛔虫，吃鱼肝油丸。后来又到胡同东头的“鸣声医院”看病；结论是“肺热”。医生要我每天上午十点以后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那正是三伏天，这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治疗。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效果。每天到了规定的时间，我就要和祖母挣扎一番。后来祖母拗不过我的反抗就不再坚持了。
不久我们兄弟姐妹先后生了疥疮。据说是别人传染给我们的，也没什么好办法去治，又不知道上医院治，主要是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太贵了。后来祖母带我到王府井八面槽附近椿树胡同的天主教堂，让外国修女给我涂一种叫“杜安士”的硫磺软膏，不花钱，是义诊；上药后我必须向修女道谢，叫一声“谢谢姑奶奶！”
疥疮反反复复，又演变成黄水疮；黄水流到哪，疮就长到哪。被子上，衣服上沾满了瘢壳。后来，我的头上也长了许多疮，去教堂涂药也不管事。祖母用烤糊了的锅巴研成面，用香油调成膏状，黑乎乎的，像沥青一样涂在头上。上课时同学不愿和我坐同一个座位。想起这些心中真不是滋味。
后来我又得了中耳炎。祖母称“闹耳朵底子”，从耳孔里往外流黄水。祖母到中药店买了一种中药面，叫“红棉散”的，往耳朵里倒，当然止住了流水。
接着我们兄弟姐妹轮流闹眼病，所谓“害眼”。一个个的眼又红又肿，最难受的是清晨醒来分泌物把眼皮粘紧睁不开眼，于是我就急得哭，只好穿上衣服用热水先洗眼。祖母用一盆水轮流给大家洗眼。日本统治时期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想像一下吧！抗战胜利后祖母说：“现在有大米了，给孩子们熬点粥吧。”当时我喝粥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其美味，多少年之后，我一见到花体罗马数字的“1”，我立刻联想到煮的开了花的大米粒！
更可怕的是还在后头：
这一年北平流行霍乱，日本人称之为“火力拉”，只要在市民中发现有人得了这种病，日本人就把病人弄到城外，丢到石灰水池子里烧死活埋。这个地区也相应强制隔离起来，不许出入。正好这时里院西屋牛大妈的小女儿，叫小丫头的得了感冒，发烧了。牛大妈担心坏人报告日本人或者有人无意透露出消息把小丫头弄走。牛大妈吓得直哭。祖母劝她别着急，嘱咐她别出大门，发现生人来，抱上孩子就往女厕所跑。女厕所在里院我家南房的最西头，是个很隐秘的地方，人们出入都必须从我家屋门经过。生人来了祖母就可以出面阻拦，那理由就很充足，不许随便什么人进女厕所。
一天，前院果真来了日本人查疫情。牛大妈抱起孩子就跑进女厕所，我清清楚楚看见牛大妈吓得变了形的脸，当时只觉得牛大妈的脸十分可笑，今天觉得非常可悲······幸而查疫情的没进到里院来。
八、父亲被捕
自从我记事，知道父亲在猪市大街路西日本人办的“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现为中科院图书馆，考古所等）当会计，待遇很低。一九四三年由朋友介绍到安定门附近一个叫“双合荣”的机制煤球厂当记账员。这个厂子的煤都是从安定门火车站运来的。我父亲在货场上班。
有一天有人向祖母报信，说父亲在货场被一群日本宪兵队绑走了。祖母一下子昏了过去，缓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只好去图书馆找日本馆长石仓。
石仓是父亲在图书馆工作时认识的一位日本朋友。我母亲去世前祖母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就是托石仓的人情把人放出来的。
祖母怎样为营救父亲而奔走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那几天家里气氛很凄惨，祖母会突然在屋里放声大哭。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一天上午，我正在前院玩，忽然看见父亲推着自行车从外面走进来。
父亲面孔黧黑，全身只剩下骨头架子了，但动作依然很灵活，双手扶着车把，我注意到父亲的裤腿有两个磨穿的洞，露出的膝盖轻轻地抖，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情绪激动，还是受了伤；嘴里不停地对祖母说：“娘！一点罪也没受，娘，我一点罪也没受！”
父亲、祖母一边和邻居们打招呼，一边走进了屋。
一进屋，祖母放声大哭。邻居们、我父亲的师兄弟们都劝祖母：“人放了，平平安安的就是万幸，就别哭啦！
后来慢慢知道，在宪兵队里父亲既挨过打，也被灌过凉水，而且是辣椒水！后来父亲叙述了经过：灌辣椒水时，人先被捆在长凳上，头朝下把长凳竖起来，一个汉奸拿一个拖布堵住父亲的嘴，另一个用壶往嘴里浇，大部分的辣椒水没灌进嘴里，父亲说那个汉奸还有良心，故意用拖布嘟嘴，是给日本人看的。
原来，安定门火车站的货场常常有中国人“偷煤”，于是日本人预先布下罗网，恰好那天父亲在场，一起被抓。
人是放出来了，是因为日本馆长石仓先生的担保。日本人中有石仓那样的朋友，也有从小就以中国为敌的豺狼！
九、日本小孩在中国种下的仇恨
我家前院，靠近大门住了两户日本侨民，其中一户叫“花田光正”。他有个儿子叫邓南江（音），比我大两岁，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现在如果还活着今年（1998年）也该62岁了。因为流利的中国话，或许现今也跑到中国发挥其擅长吧。
这个日本孩子经常跟中国孩子玩。一次邓南江拿来一个比鹌鹑蛋略小的灰白色的卵形物，送到我眼前，叫我猜是什么。我看不出所以然。他神秘地告诉我：这是你们中国人的睾丸！我心一惊，难以相信。他说得很认真，说这是他的一个亲戚，一个日本兵割开一个中国男孩的阴囊取出的。我看着那个可怕的东西，仿佛觉得有人割我的似的，我觉得我的脊背发凉。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这件事就像昨天发生的。我觉得这日本孩子就是个魔鬼，没人性。那东西无论是真是假，他们从小竟接受这样野蛮的教育，日本民族太可悲了。此事发生在1943年。
这一年夏，一场大雨后，院子里一片泥泞。邻居谭大妈的女儿大兰、马大妈的女儿小平，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院中玩耍。日本孩子邓南江用糖作诱饵远远地招呼她们，当大兰和小平踏过水洼，走过泥泞，来到邓南江面前时，邓南江马上改变了面孔，不给糖了。孩子们回到自己屋门前时邓南江又用糖引诱她们，这样反复好几次，始终没给她们什么。我站在一边，明知邓南江是恶意戏弄，但我麻木不仁地毫无反应，任凭这个魔鬼肆意地侮辱自己的同胞。
一个亡了国的人民，他们的精英可以挺直腰，大义凛然地面对异族，但他们无法抵御亡国奴的教育，这种奴化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压到一切的；他们无法挽救自己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不遭到亡国灭种！一次在前院影壁前的日本垃圾堆中，我和二姐在里面发现有许多丢弃物很好玩，便蹲在那里检了好多，一边检我俩一边议论日本的富强。实际上我的精神也沦落了，不久这种沦落的精神又遇到更大的挑战。
十、上小学
一九四三年夏季。一天，父亲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效桓姐出门。这是很少有的事，因为印象中父亲是极少向我们表示亲密的。经验中只有在淘气、犯了错误，祖母会用“等会儿告诉你爸爸！”来警告我们时才涉及父亲，平时我们都很怕他。父亲穿的是长袍；大病初愈，人很瘦，手很凉。
我们步行，出门向西，过了沙滩，到了北池子大街，走进路东的“北池子小学”的大门。
小学是庙改建的，红墙绿瓦，院子里静悄悄地，正是暑假期间。父亲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大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小桌后看报。桌上有个纸牌写着几个字。父亲领着我们走到小桌前恭恭敬敬地问那个男人：“我们是来报名的。”男人非常傲慢，大模大样耷拉着眼皮扫了我们一眼，“几岁了？”父亲指着效桓姐说：
“八岁。”
“不行！太大了。”父亲指了指我，又问：
“这个男孩子行不行？”
“几岁？”
“六岁。”
“不行！太小了。”
父亲又问：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那男子不说话，低头继续看他的报纸。父亲的手用劲攥住我的手，我感到手都疼了。父亲不再说话，领着我和效桓姐默默地离开了北池子小学。
祖母知道这件事后安慰父亲说：“公立的不收，咱们去上私立的吧。北池子离家也远，就上大佛寺西街的四存小学吧。”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我在景桓大姐的陪伴下考上了四存小学。
入学考试前父亲给我起了学名叫康克继，意思是叫我继承父志；继的笔画太多，考试过程中老师叫我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不上来。祖母为此还埋怨父亲。
四存小学是一个叫四存学会办的。“四存”是清哲学家颜习斋及其弟子李恕谷的著作名称。颜习斋是河北人，直系军阀齐燮元与他是同乡，大总统徐世昌，他们都是四存学会的人，于是在北京办了四存小学，在府右街办了四存中学。在一年级教室的墙上挂着徐世昌的照片；大门影壁上有“尚时学、尚时习、尚时行”的校训。校长是齐夑元的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奸。平时总穿一身绿日本军服，着长筒皮靴、马刺和日本洋刀。教导主任是校长的老婆，姓王，张口闭口中日友好。我们在四存小学念书，我父亲一次也没去过那里。
十一、老师您怎么能这样！
上学后我被编到一年级乙班。班主任是国语老师赵炎。和我同班有一个叫朱传棣，一个白白胖胖，很随和的小同学。平时，灰校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都泛白了。住在炒豆胡同，是书香门第的大家族，家教极好，喜欢画马。每天书包里总带一个烤得焦黄焦黄的白馒头，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朱传棣报告赵炎老师：他的烤馒头不见了。赵老师大发雷霆，认为班上发生了这样不光彩的事是极大的耻辱，立刻追查。全班闹得天翻地覆，毫无结果。后来老师改变了严厉态度，宣布只要有人承认拿了馒头，老师决不深究，不告诉任何人。
快到中午放学的时候，一个女同学承认把馒头吃了。可怜的女同学！她太相信成年人了，相信老师会原谅她、饶恕她。然而一个镜头永远刻在了我的脑中：赵老师一把从座位中把她揪起来，不、提起来，一直拖出教室，拖向办公室。全班同学静静地听着她撕心裂肺的哭声、求饶声远去······
我直到现在也不能原谅赵炎老师明目张胆的背信弃义！我尊敬的老师，您怎能这样做！
······
人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高尚与低下，伟大与卑鄙，往往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这位赵炎老师又给了我极崇高而又伟大的影响。
十二、人生的第一课
上小学，从弓弦胡同西口，进入黄米胡同，向北，出口就是大佛寺西街。短短的二三里要经过三户日本侨民住宅，都养着狼狗。路过那里要跑步冲过去，因为狼狗咬人。女孩子更困难了，常常被吓哭了。那时上、下学真是提心吊胆。在那个日子，日本小学生排着队去上学，他们昂首阔步、目中无人，举着小太阳旗，背着统一的双肩背皮书包，雄赳赳地走在街上。我当时真羡慕他们。我与二姐搭伴上学，她上小学二年级。教她们日语的姓黄，她打人狠毒是出名的。上课时日语的假名背不熟，黄老师就用细藤子棍打手，被打过的手立刻肿的像馒头。虽然生活这样艰难，同学们仍然觉得日本比中国好，因为日本强盛，中国是一盘散沙！每天放学时齐校长一身军装，挎一口日本大洋刀站在门口，目睹小学生们放学。这些，使我们深知四存小学与众不同，荣与辱形成了可怕的颠倒。
一年级开学不久，朝会刚散，赵炎老师突然向坐在位子上等上课的我们发问：
“同学们，你们说中国好还是日本好？”
大家没准备，没人回答。赵老师接着又问：“认为日本好的举手！”
这时全班五十多名同学，无一例外都举起了手。我犹疑了一下也举起了手。我虽深知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种种事情，但日本的强盛压到了一切，从众的心理使我也举起了手。我轻视自己的祖国。
我们满以为会得到老师的赞许，满意的夸奖，但是出乎意料，赵炎老师哭了。低低的哭泣声使全班同学惊呆了，大家愣住了，害怕了。教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静静的，压抑的空气使我们透不过气来。哽咽了半天的赵炎老师说出了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呀，应该爱中国！”这句话像刀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
这件事的印象太深了，我记不得后来的气氛是怎么转过来的，事情是怎样结束的，我只记得那天我离开学校时热血沸腾，回到弓弦胡同西口，看见日本邻居屋前的木板棚上插着的日本小国旗，那是日本小学生上学时举的那个：精致的细竹竿，圆旗头，白绸子上一块红膏药，我看看周围没人，，立刻拔下来丢到附近的垃圾堆中，并在上面吐了一大堆唾沫。
“我是中国人，应该爱自己的祖国。”这句话刻在了我的心中，使我永生不能忘记。后来我决心学军事工业，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时，我想到了这句话，后来入党时想起了这句话，五十年的时过境迁，这件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相信今生今世我无论到了那里，也不会忘记“我是中国人，应该爱自己的祖国。”
十三、防空演习
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盟军已经开始反攻，铁铺的陈掌柜当上了里长，通知各户买黑布遮挡窗户，说最近要全市防空演习。到时候不能有一点灯光露出来。为了防止炸弹震碎的玻璃飞溅，所有的玻璃窗都要糊上白纸条。陈祖德还强调：只要一听见景山山顶的电喇叭一响，就必须把窗户遮盖好。喇叭的声音用长、短和间断次数表示规定的信号：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警报解除等等。
祖母觉得这又是一笔花费，于是自己动手，根据窗户的大小，用废报纸糊好一块块的纸窗帘，从隆福寺街的颜料店买回一种叫黑烟子的颜料，倒在小桶中，兑上点胶水调成汁，刷在纸窗帘上。干了刷、刷了干，最后用桨杆（高粱杆）和细线绳绷在窗户上。平时卷上去，防空演习时放下来，非常巧妙。
祖母又用旧报纸裁成两指宽的纸条糊在玻璃上，邻居们都向祖母讨教方法。
隔了几天，陈掌柜又通知祖母，说玻璃上的纸条不合格，不应该是米字形，米字影射是英国国旗，那时的英美已经对日作战了。祖母只好用湿布泡、竹片刮，重新贴成方格子形。
不久又通知各家献铜铁支援圣战。祖母卧室窗台有一个饼干桶，里面装着平时收集的废铁。这时派上了用场。祖母说不能一下子都捐出去，要一点一点的捐，谁知道什么是个头呢！
这一年陈掌柜从上面派下来的事挺多。一次陈掌柜拿来两张大宣传画，一张像是战争形势图，日本国的四个岛都涂上红颜色的；另一张是八达岭的照片，长城上站了一群日本兵，高举太阳旗，两腿叉开站在城头。这两张画都贴在我家大门外的东墙上。
不久在中山公园日本人举办了一个展览会，胡家二姑娘和景桓大姐带了我去那里玩。我糊里糊涂从中午十二点坐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那时音乐堂是露天的，我们坐在用砖头砌的座位上等待晚上的开演。太阳高高地照着，，从中午晒到下午，景桓大姐怕把我晒坏了，和胡家二姐轮流用扇子给我遮阳光。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开始演出。
这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组织的一次演出，是配合展览会的。一个警察制服的人致开幕词，台下的观众乱哄哄的，说话的嗡嗡声几次使他讲不下去。由于我们入场极早。占的座位很靠台前，清清楚楚地看见台上的表演。舞台的两端坐了许多来宾。演出节目大部分是京剧清唱、大鼓和相声。镁光灯闪来闪去，居然一下子爆出的火花把台上的来宾眼睛崩伤了。引起台上台下一片混乱。晚上很晚我们才步行回到家。祖母和父亲都没有睡，等着我们。祖母和父亲狠狠地训了景桓大姐一顿，父亲对大姐说：“现在外边这么乱，你这么大了，也不是不知道！”
这次去中山公园，我看见有半个日本飞机的翅膀的实物，顶天立地的树立在地上。我觉得日本的飞机太大了，真了不起。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日本在灭亡前向中国人鼓吹他们不可战胜的一次宣传战。
十四、天火
那时弓弦胡同西口的河沿东岸，一直到亮果厂西口一带，日本人在那里修了一座军用被服厂。厂房是南北方向，沿东皇城根的二层红砖楼。工厂的大门正对着晓教胡同西口。工厂开工后，运输棉花的大马车就络绎不绝地从家门口经过。于是一大群中国孩子跟跑在大车的后边，从满载的棉花包中向下撕扯棉花。赶马车的是中国人，明明知道车后有人偷棉花也不干涉，装作不知道。有时还撕一些棉花扔给孩子们，本来嘛，这是运去给日本人作军衣的。
那是一九四四年清明节前不久的一天。凌晨两点多钟，我还在梦中，突然祖母大声喊父亲的名字：“家珍、家珍、快起，着火了！”父亲的卧室在东头。父亲一下子连鞋都没穿就跑了过来。祖母忙说：“不要慌，不是咱家，是西口的被服厂！”这时，窗外黑洞洞的，呼呼地刮着风。天空中飘满了移动的火团。那是正在燃烧的棉花，从西边的天空中往东飞。我们都穿好了衣服站在院子里。被服厂上方的天都映红了，燃烧的棉絮在火的蒸腾下，一团团、一片片向上冲，呼呼地飞上去，一片片边飞边燃烧，火星飘舞，散落在房顶上，院子中。街上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我在大门口向西看：清楚地瞧见被服厂南端的房顶已经被烧穿，黄白色的火苗突破了顶板，人字形的木框架露了出来，随着轰的一声，一大团火伴着浓烟窜了上去。每塌下一块顶板，火势就增强一分。火苗冲向天空，发出惊心动魄的声音，夹着浓烟，浓烟又变成大火。带着火星的棉团，黑乎乎散发着焦糊味，纷纷落在院中的木板垛上、柴堆上。祖母忙嘱咐父亲赶紧叫人上房，用沾湿了的拖布随时扑灭尚未熄灭的火星。只见院中、房上、胡同里，到处是人。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说话，静静地看着大火燃烧。
消防车也开来了，但并不积极的救火，人们都说火太大了，没法救！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去救火，都在平静地观火。人们知道火是漫延不到别处的，因为被服厂四周都被街道和河流隔开。人们的心情有一种奇怪的平静，都知道工厂这时没人上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彼此面面相观，似乎在感叹：这下够小日本儿受的。只是祖母一再督促大家加紧查看，小心火星引发自家火灾。
事后传说工厂有个做饭的夜里解手，在院子里看见天上有一个大火球落在被服厂的屋顶上，于是大火就烧了起来。人们纷纷传播这个传说：是天火。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失火真正的原因，人们心照不宣，显而易见，闭口不谈。只是事后我父亲和祖母闲谈，猜测可能有人放火。
不久有人传出看见了工厂的厂长，是个日本小老头，着火那天在火场急得跳着脚哭。火实在太大了，这个军用被服厂再也无法恢复原状了。后来草草地改成一层的平房。不久日本投降，被服厂彻底不存在了。
十五、天亮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的开头是这样：
第一课 天亮了
第二课 弟弟妹妹快起来
第三课 姐姐说，太阳红，太阳亮，我爱太阳的光。
现在回忆，课本编得实在不错，寓意极深。是的，天马上就亮了，日本人马上就要垮台了。八年抗战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看见光明了。果然这一年日本战败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并没有引起北平的巨大震动。只是日本人一下子变得格外和气起来，对中国人毕恭毕敬的。邓南江也收敛多了，我不再怕他。可是他特别怕我们打他。但是祖母不允许我欺负人。因为邓南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北京人不知底细的都把他当作中国小孩，所以他没遇到过什么危险。不久传来了消息，猪市大街，东四牌楼发生了拉洋车的打日本人的事件。祖母听了叹息道，过去日本人也太欺负人了，动不动就打拉洋车的，现在是报应啊。
前院日本人花田光正的妻子，也就是邓南江的母亲送给祖母一尊镀金的铜佛。是千手千眼的观世音像。有半尺高，制作得非常精致。祖母把它供奉在里间的供桌上。第二天早晨，祖母说她夜间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婆婆由前院来到里院，对祖母说，如果愿意留她住，她就住下；不愿留，他就走，再到别人家去。祖母说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托梦来点化她的，祖母拜佛更加虔诚了。
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我已经升入小学二年级，而过去从二年级就要学习日语了，现在日本投降，我们再也不必学日语了，那个打人出奇狠的黄老师，我们也见不到了，因为天真的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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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1 23:48:25